实，甜甜地睡了一夜。然后他又开始投入新的题目的写作。
不久的一天下午，瞿秋白在伏案写作。忽然，楼梯传来一阵急促的脚
步声。脚步走近，声音越来越大。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瞿秋白急忙收起桌
上的书籍、文稿。杨之华回头看已收拾妥贴，然后镇静地去开门。
啊！原来是鲁迅来了。
鲁迅站在房门口，那么高兴，笑呵呵的对杨之华说：“你不是听惯了我
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没有？”“大先生的脚步这次走得特别有力，还
以为是警察呢！”“我是故意走得重些给你猜不出的。”说完哈哈大笑。连站
在他身后的女房东也听得笑了。
鲁迅坐在椅中安详地吸烟。瞿秋白笑吟吟地又很恭敬地把一束文稿交
给鲁迅。鲁迅边看边陷入沉思，这样持续了很久。《序言》中每一句话，都
在激励和抚慰着他的心。
他的眼睛环视着这小小斗室内的一桌一床，看到摆在地下的药罐，然
后把目光移向杨之华和瞿秋白。他脸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
鲁迅面对文稿，啧啧称赞不已，他又沉思起来。他似乎在倾听战友的
鼓励，又象是在思索着同志的批评。他思索着，微笑着，一切都使他非常满
意。这时，他指间的香烟已经快烧到指头。他把烟蒂捺到了烟缸中，然后回
过头来，感慨万端地说：“你的写作条件太苦了。”瞿秋白坚毅而乐观地说：
“只要拿着笔在写，再苦些也觉得乐在其中。”接着，又真挚地说：“和先生
在一起，时时感到共同战斗的欣悦。”鲁迅爱怜地看着瞿秋白苍白清癯的脸，
有多少话要说。他指着那一束文稿，恳切地说：“这，只觉得写我写的太好
了，应该对坏的地方再多提些。”
这一天，瞿秋白和鲁迅谈得很久很多。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对
于那些帮闲文人，鲁迅愤恨地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
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对鲁迅暗下毒手。
瞿秋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请他注意防范，并希望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写中
国文学史。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很重
要，但由于当前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去作。到苏联，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
备去，他激昂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
也无法搬走。”编写文学史而无书，怎么也是办不到的。鲁迅恳切地劝瞿秋
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还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因为瞿
秋白从不向别人谈到那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内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倾心于
党的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威信了。
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
不久，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 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
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
月10 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
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
住了一个短时期。鲁迅日记1933 年7 月10 日记载说：“晴，热。午后大雷
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
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瞿秋白夫妇逃难到此，鲁迅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
送来《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这笔二百元的编辑费和分付杨之华的二十元，
都是支援的性质。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作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
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 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
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
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
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
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暗夜中看到后门站的是一位女人，
片刻，他说：“样子象之华。”他又走向前窗俯视：“哦，是秋白，快开门。”
静谧的书房里，鲁迅请瞿秋白夫妇入座，赞佩地说：“你俩和猎狗们周旋，
险些把景宋弄糊涂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几乎同声歉意地说：“真对不住，惊
扰了你们！”许广平端着托盘，送上两碗夜宵。似乎不是这热气腾腾的夜宵，
而是鲁迅夫妇的热诚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杨之华今夜感到异常的温暖。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 年1 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
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
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
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
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
上回家。
1 月4 日晚，他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
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
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
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
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
“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
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
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1 月9 日，鲁迅收到
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 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
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
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
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
十三重返文学园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瞿秋白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以后，凭着他对人民大众的忠诚，不顾
屈辱和病痛，自觉的主动的为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工作。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
深厚造诣和杰出才能，就使他立即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向他长久以来梦寐以
求的文学园地，奋力耕耘了。
1931 年2 月7 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一个月，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
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
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似乎是双关的意思，“病”是真的，而“休息”
同时意味着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
本》，并带着歉意地说：“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他
在信中谈了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
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以及旧的文学，小说，
以及杂志”。过了一个多月，3 月12 日，瞿秋白再次写信给郭质生，告诉他
说：“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文艺复兴’，但几乎还
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有马路文学或用上
海话来说，四马路文学。”因此，请求经常寄一些俄文的书籍来。尤其马上
希望寄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A·托尔斯泰的《西姊妹》、《一九一八》和
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经在为他重返文学园地的耕耘，积极地准备条件了。
1931 年到1933 年，短短三年里，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和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
直接的、系统的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提出并
且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反击了形形
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具体的、科学的进行了文艺批评，给予了革命
文学以实际的指导。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
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
之一。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的阶段，急需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因此，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
作品，在瞿秋白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
1932 年，瞿秋白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
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
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
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瞿秋白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
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
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
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在《后记》中指出：这一本
论文集，是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上的资料编
译的。他说：恩格斯论巴尔札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都是最近发见的，这里包
含着很宝贵的指示，可以看见恩格斯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现象的观
察方法，并且说明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
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
艺应当怎么样”。这些评论文章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因而武装了左翼
文艺阵营，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
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
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
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中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
在介绍和评述现实主义时，瞿秋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
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标，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现实
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的结合，既要有理想和热
情，有倾向和目标，又要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和造作。瞿秋白指出，马
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
心”。这种虚浮的“有倾向性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
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瞿秋白指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是
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一些革命作家出于良好的愿望，力图表现自己的无产
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往往以概念化的说教，简单化的编造，代替文学
创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的问题，他们不赞成席勒化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因为席勒晚
年的作品中的“英雄”，只不过是主观的抽象的“思想”的号筒。
席勒只是希望开明的君主来做从上而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他看
不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
“伦理”方面找寻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恶，勇敢和懦弱，公德
和自私等等，来支配他作品里的英雄。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现
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不
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喜欢莎士比亚、巴
尔扎克。他们所说的“客观的现实主义”，就是象巴尔扎克那样违背自己的
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而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落后的反
动的保皇主义者，但他敢于正视本阶级的没落，揭示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
命运。他的《人间喜剧》，（瞿秋白译作《人间滑稽戏》）提供了一部法国“社
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瞿秋白引用了马克思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评述，然后指出
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描写，显示了巨大的认识能力。
其“真实描写”的特征和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是无论哪个时代的现实
主义作品都应当具备的。瞿秋白说：“无产阶级作家应当采取巴尔扎克等等
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
这一时期，瞿秋白对于一些作品的评论，充分体现了上述理论的精神，
把真实性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他称赞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一
书，说：“事实的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宣传。任何故意宣传鼓动的小说诗歌，
都没有这种真实的平心静气的纪事本末来得响亮，来得雄壮，——这是革命
的凯旋歌。绥拉菲摩维支只不过说：哪！我们是怎么奋斗过来的。这就够了
——这就可以了解：历史往那一方面走着”。①左翼作家要表现自己的革命
意图，不能靠空洞的说教来代替真实的描写；如果不是按照实际生活的规律，
写出人物性格的必然逻辑来，文学就不能影响生活，产生革命教育意义。在
评论《毁灭》时，瞿秋白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创作要写新人、新的英雄
的问题。他说，这种新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出现。他明确指出：“这种
新人，克服一切旧社会给他的遗传。自己和自己奋斗，严厉的肃清各种各色
的颓废，消沉，留恋，自私，虚荣，麻木..谁领导着这种奋斗？是矿工，
是雇农，尤其是大工业的工厂工人。是的，劳动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去改造世界，去消灭敌人，这种巨大的战斗之中，他们同时改造着自己。”
②1932 年3 月，瞿秋白读过茅盾的《三人行》，认为作者仅仅有革命的政治
立场是不够的。它所写的事件脱离着现实的事变，人物的成长和转变，都是
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茅盾后
来同意了瞿秋白的批评，认为《三人行》“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瞿秋
白也以“真实”这个标准来评论作家。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
所列鲁迅的精神有四点，第一点便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四点则是反虚伪
的精神。瞿秋白说：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
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真实”，主要
是指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的人生态度，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但两者是相通的。③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333 页。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②同上书，第327 页。
③王铁仙：《瞿秋白论稿》。本章多处引用王著的研究成果，在作不出
更确切的表述时，还借用了王著中的成文。
对于什么是真实，瞿秋白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实际存在的生活现象和
一般的事实当作真实。艺术的真实，应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指出，巴尔
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秘书”，但并不是只记录一点事实，巴尔扎克在事
实之外，在所谓“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之外，还能够揭开内幕，暴露社会
生活的机械体。这是说，应从表面的生活现象深入下去，反映出社会的内部
矛盾。除了学习批判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这一优
点，还要超越它，即要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更
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使无产阶级的文学成为更
真实的、更有力量的文学。
瞿秋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文学理论，评论中国革命作家的文学作
品的文章，特别是写于1932 年4 月以前的某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
联的“拉普”①派的某些影响。
但是，对这个问题应作具体分析。1932 年4 月，瞿秋白为华汉（阳翰
笙）的小说《地泉》所写的序文《革命的浪漫谛克》②，开头便以拉普派成
员法捷耶夫《打倒席勒》一文中的文字为依据，批评《地泉》，得出了浪漫
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我们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的结
论。他在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时，也将浪漫主义说成是
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③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他的失误在于把《地泉》
中确实存在的对现实的空想和革命的狂热，把这种没有真实生命的，最肤浅
最浮面的描写，把这种“革命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混淆起来
了。就是说，当他使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个拉普派的用语的时候，并
不意味着他也和拉普派一样无视艺术的特殊规律。相反，他一直强调革命作
家不能为了政治而舍弃艺术，始终反对一些作品中存在的标语口号倾向。他
说：“文艺的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
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
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历史的必然和发展。这就须要深切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④在什么是本
质的问题上，瞿秋白没有把本质仅仅理解为光明面，把本质和主流机械地等
同起来。他反对那种写革命斗争便一定是“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
只有正确”的“团圆主义”，反对“把一切现实生活里的现象都公式化”的
“脸谱主义”⑤。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实际主张，与拉普派否定浪漫主义，
代之以“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观点还是有相当区别的。①拉普，
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25 年。1932 年4 月，根据联共
（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拉普派要求作家按照辩证法
公式进行创作，提出反对浪漫主义的口号，以教条代替文学创作。
②收《乱弹及其他》。上海霞社1938 年5 月版。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101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④同上书，第868 页。
⑤《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70，87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1932 年，瞿秋白突出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苏联文学的
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论文选集》选译了二十三篇政治性的社会论
文；《高尔基创作选集》编选了七个短篇名著。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两篇早
期优秀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重译了讽刺短诗《市侩颂》等。
他还准备介绍高尔基的长篇史诗《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一书，可惜只译
出了开头一部分，而未能完成。
此外，瞿秋白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格拉特柯夫、绥拉菲摩维支等
人的作品和论文。
瞿秋白分别为《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写了长篇的
前言和后记。
在《高尔基论文选集》前言中，瞿秋白继续阐述在创作实践中如何把
握本质的问题。为此，他介绍了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高尔基认为，在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动着的事实，但总的说来，“真实
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
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①从衰亡的“真
实”中生长起来的新的“真实”，这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瞿秋白认为高
尔基的“两种真实”论，体现了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观察现实的精神，因
而他颂扬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②。①《瞿秋
白文集》4 卷本第4 卷，第1721 页，17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4 卷，第17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能否正确反映衰亡和新生这客观存在的“两种真实”，根本取决于作家
的思想感情，这就是瞿秋白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作家的主
观思想感情的统一问题。
瞿秋白指出，“文艺的反映，简单明了的说句‘痛快话’罢，这也包含
着文学家所表示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高尔基自己说：‘艺术家观察着人
的内心世界——心理，——表现给人看他的伟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
他兽性的力量’。这里，他明白的说出来：艺术家首先要有点儿分辨‘伟大’
和‘卑劣’，‘理智’和‘兽性’的能力。这是要从一定的立场——阶级的立
场去分辨的。”①只有庸俗的文学家，才会象“庸俗的新闻记者”那样：“仿
佛只要把现实的事情写下来，或者‘纯粹客观地’分析事实的原因结果，—
—就够了。这其实至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察观主义’，或者还是明知故
犯的假装的客观主义。”②作家要摒弃客观主义，就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
“真实”的本质，融入革命理想，而这一切都需要作家具有正确的立场、观
点。瞿秋白说：“文艺上反映着现实的时候，作家没有可能不表示某种立场
的某种态度。他的每一个字眼里，都会包含着憎恶或是玩赏，冷淡或是热烈
的态度..他是在可惜，是在感动，是在号召，是在责备，总之，他必然的
抱着一种态度。”③这种“憎恶”或“责备”的态度，这种理想和热情的追
求，便是作家的革命倾向性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
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尽管曾把表露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浪漫谛克”与
浪漫主义相混，表明他对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内涵缺乏考察；但他既然
强调作为革命浪漫主义内容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那么，他在实际上是主张把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瞿秋白在介绍和评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时，既肯定了他的贡献，
也指出了他在艺术论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的美学观点有唯心主义的成
份。“他把康德的美学观念和费尔巴赫的美学观念混合在一起：一方面主张
‘无所为而为’的美学，别方面用‘生理的欲望’来解释美的观念的发展。”
④对于拉法格及其文艺批评，瞿秋白正确地指出他在评论左拉的观点上的错
误；指出拉法格在同敌人论战时的过左和过激的情绪，而在文艺批评中，却
机械地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⑤。①②同上书，第1719— 1721 页。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4 卷，第17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④《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1065— 106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⑤曹子西：《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修订本），第78— 79 页。
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作品，在这
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做得这样比较系统而且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
则始于瞿秋白。他的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准确优美的译文，
深得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赞赏。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译作。他称赞瞿秋
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文笔流畅可观”①。他向徐懋庸推荐瞿秋白编
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说：“至于理论，今年有一
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②1935 年，瞿秋白牺牲后，
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
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③。从书稿的收集、
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①鲁迅致杜衡信（1933
年8 月20 日）。
②鲁迅致徐懋庸信（1933 年12 月20 日）。
③《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到，是1936 年10 月2 日的事，距离鲁迅
去世，只差十多天了。
手抚遗文，他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
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
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①他写信对曹白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
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
②《海上述林》编定自费付梓后，鲁迅写《〈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
内云：“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
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
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只以传世。”③《海上述林》
出版者署“诸夏怀霜社”，表达了鲁迅和全中国人民对瞿秋白的悼念，对反
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深意。
①鲁迅致肖军信（1935 年9 月1 日）。
②鲁迅致曹白信（1936 年10 月15 日）。
③《鲁迅全集》第4 卷，第465 页。
文艺论战与批判及杂文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反革命的文化
“围剿”中，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公开揭出反共、反苏、反对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最猖狂、最反动的
派别。这个派别的头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长）、王平陵（《中央日
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朱应鹏（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上海
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军官）等，纠集
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务、文痞，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
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
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
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
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
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劳动人
民停止阶级反抗，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
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 年8、9 月间，他
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
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
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
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
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
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
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
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
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
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
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
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
——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
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
义的文学。”①..
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 卷第3 期，
1931 年8 月20 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
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
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
“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
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
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
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
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
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
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 年夏秋到1932 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
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
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
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
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
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
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
‘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 卷第4 期，1931 年9 月13 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 卷第4 期，1931 年9 月13 日。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
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
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
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
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
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 年12 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
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
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
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
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
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
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 年5 月23 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
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
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
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
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
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
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
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 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
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 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
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
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
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
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
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
—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
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
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
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
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
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 年12 月25 日。
②《文艺新闻》第56 期，1932 年5 月23 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 卷第3、4 期合刊，1932 年7 月20 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 期，1932 年6 月6 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
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
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
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
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
“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
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
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
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①《现代》第1 卷第3 期，193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