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1 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
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
严正的批判。
1932 年10 月1 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
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
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
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
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
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
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
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
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
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
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
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
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
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
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
义”。③
①《现代》第1 卷第6 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
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 卷，第28 页。瞿秋白
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
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
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
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
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
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
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
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
‘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
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
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
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
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
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
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
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
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
“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
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
⑤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①②③④⑤《现
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
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
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
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
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
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
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
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
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
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①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
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
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
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
种人’。”②
①《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②《现代》第1 卷第6 期。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
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
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
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
艺理论。1931 年5、6 月间，瞿秋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
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
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
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
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
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
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
“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②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39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1— 2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
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
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
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
这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
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
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①按照实验主义
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
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
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
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长沙
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
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
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
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
《王道诗话》，对于已经堕落为头号文化买办，积极向当局条陈献计的胡适，
给予了严峻的批评和无情的鞭挞。瞿秋白援引了胡适的上述言论，一针见血
地说：“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
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
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③胡适毕竟是博士，他和两千多年前
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
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①④⑤《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422— 423 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3 年版。
②《字林西报》1932 年2 月21 日。
③《鲁迅全集》第5 卷，第47 页。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①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1— 2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四首绝句，构成了一组绝妙的政治讽刺诗。胡适言论的反动本质，
胡适及其学说的虚伪，胡适寡廉鲜耻的行径，无一不在瞿秋白的笔下现出了
原形。唯其是诗，便有诗的艺术力量，艺术魅力，至今读来脍炙人口，令人
拍案叫绝。“可以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挥笔自如，剔肤见骨，当得起
讽刺艺术的佳作。”①..
①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第171— 172 页。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
为鲁迅以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
国所写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
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
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
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 年1 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
—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
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 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
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
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
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 年，他大约写了
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 年到1930 年，
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 年起，被迫
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
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
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
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
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
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
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
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
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
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
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
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
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
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
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
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
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
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
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
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
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
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
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
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
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
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 年的“革命文学”
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 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
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引
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1931
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
题。1931 年5、6 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提出文
学革命的问题。9 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
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
规律。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瞿秋白写《大
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两文，指出：“革
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了。”
①“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②..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94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②同上书，第914 页。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 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
论。这是4 月25 日，瞿秋白在左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
号上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 年10 月写），6 月10 日又在
《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
《论文学的大众化》，对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可能认
为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所以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
盾应邀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以后周起应（周扬）、
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在一年多时间里，《北斗》、
《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文艺
大众化。左翼作家在这时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涉及大
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
动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
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①。①目前
见到的有致新兄、伯新兄、迪兄、岚兄等五封书信手稿。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
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
条理，最为深刻，最富有创造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
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
心问题。他还初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
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
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
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①..
①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06— 107 页。
三十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状况如何？瞿秋白尖锐地指出：“普洛文
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
①瞿秋白认为，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的题材狭小，内容贫乏，始终脱不
开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新文学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只是限于知识分子的
自我描写”②，诸如失恋，家庭冲突，三角恋爱，稿费太少，上海的亭子间
生活，北京的小公寓生活，等等。而对“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
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则很少涉及③。革命文学运动也沿袭老路，
与大众隔离着。一些革命作家眼中的“民众文学”，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
老妈子文学”，只用“浅薄的人道主义”，“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工人，
农民”④。在语言方面，瞿秋白认为，虽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提
倡白话，反对文言，使白话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众
的口语，但并不是大众化的。早在1923 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荒漠里》
一文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
还没有着落”，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⑤。他叹息地问道：“唉，
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
⑥这个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后，即1931 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
《学阀万岁！》等文时，依然没有变化。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
的语言较之文学改良运动的“旧式白话”有所进步，是“新式白话”；少数
优秀作家已在运用真正白话进行写作。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
真正的白话。他说：“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
‘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
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
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
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
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
腔。”⑦瞿秋白挖苦地指责用这种文腔所作的文学，是“骡子文学”。他说，
“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
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
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
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⑧..
这段话，虽然失之过激，但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的缺陷。有一次，茅盾和瞿
秋白相遇，茅盾问他：“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
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
自己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
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
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⑨..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5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②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10— 6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6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⑤⑥《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30、23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⑦《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⑧同上书，第596 页。
⑨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49 年6 月18 日。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
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
来。何大白写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么？不
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①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
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
当的准备。”②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
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③，因此，应当加以
批评。瞿秋白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
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①何大
白：《大众化的核心》。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7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②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
③同上书，第878 页。
他说：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
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
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
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
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
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
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
训大众。①
①同上书，第875 页。
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
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郑伯奇回忆说：记得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
口的一个弄堂里，有一所清静的院落，在那里我会见了瞿秋白。他是比现在
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颀长的中年人。
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他态度很宁静和蔼，细
心地导引着我谈话。
他把我的话用他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
表了较长的谈话。
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当
时我那样混乱的思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
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
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
从这样感觉出发的。①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
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
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教训。”②他指
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
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
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
去感觉。”③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
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
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
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①参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忆秋白》第320 页。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72— 87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出版。
③同上书，第873 页。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
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
话”、“真正的白话”。
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①。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
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
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
演说故事，撰写文章。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46 页。人民
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瞿秋白鉴于沙俄时代，俄国各民族人民反对俄语同化政策，坚决反对
在中国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他指出，“国语”的名称本来是
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是压迫弱小民族，这种含义的“国
语”，应当排斥不用。他坚持只用普通话，不用“国语”一词。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
位的问题，有些分歧。1932 年7 月，茅盾以止敬笔名发表《问题中的大众
文化》一文，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①只有学
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
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学习运用《水浒》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
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
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
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读过茅盾的文章，于9 月间发
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②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条件”论。他申明
他并不是不注重写作技巧，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
首先要有大众文艺，然后再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
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
大运动。茅盾后来说：“对于秋白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
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
不同。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
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
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
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
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
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
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③茅盾侧重于
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
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
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
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 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
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
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④目前限于客观
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
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⑤。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
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 卷第2 号，1932 年7 月。
②《文学月报》第1 卷第3 期，1932 年9 月。
③《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 年
第2 期。
④⑤《大众文艺》第2 卷，第3 期。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
品的写作尝试。
他所住的紫霞路谢寓，离老城隍庙不远。有时，他化装到那里去，观
听民间说唱。同时自己动手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
俗歌谣和故事，即所谓用旧瓶装新酒。其中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
发生前后，写的最多。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
《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
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
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
分通俗易懂。但是有些作品单纯从政治宣传着眼，仓促成篇，往往流于粗糙
概念，缺乏强烈的艺术的魅力，既为知识分子层所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
欣赏。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
汉字改革。
这是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汉字改革，对
于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创新的性质。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指
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
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因而，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
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他最早最切合实际地考虑了创
制拉丁化的新中国文的问题。他提出方案，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
讨论，并且得到了郭质生等的帮助，在1929 年2 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
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
丁化字母》，1930 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 期上发表（署
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
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新文字和汉字的
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
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
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
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
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
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
的。总之，瞿秋白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了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周密
地考虑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使它真正能作为文字来实用的一切方面，也
初步研究了汉字的拼音对应形式（例如声母zh－z，ch－c，sh－s 互相对应
那种便于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设计，通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进汉语拼音
方案），编出了《新中国文拼音表》、《汉字拼音表》。同时探索和研究了同音
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他的区分同音词的意见。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
在1931 年底，写成了《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
同类方案①，它“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②为了写好这部书，瞿秋白邀约可靠的
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请南方人、北方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
听，他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给汉字定音。在工作休息时，他常对参加工作的
朋友说起他对于方块汉字切身的感受。他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
过一番苦乐的呢。
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
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
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
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
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
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
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③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
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夏衍说：“他有了空，往往
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④有
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
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
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③。在中国文字改革事
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
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
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⑤。
①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文字
改革文集》（吴玉章），第139 页。又见郑林曦、周有光论文未刊稿。
②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③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