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席张闻天签署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第一章《总纲》便明确规定：“第
一条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
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①杨之华：《回忆
秋白》。
第二条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又
如《列宁小学校学生组织大纲》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必须在斗争中劳动中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离开了斗争劳动与实践，专拿书本
来读，是说不上共产主义教育的。”
尽管如此，这些法规条例还是力求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具体的教学实践
结合起来，使之落到实处，而不使其成为空洞的高超的口号。在法规条例中，
强调改善教学方法，正确安排课程，力求教给学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
学知识。以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课程设置为例：
国语——“初级小学国语课，应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
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
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的三学年中教授儿童以最简易的叙述文的作法，使初级
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简单语句的短文。”“高级小学的国语，仍应包含
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的二年中
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高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
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函、路条、短篇议论文等）。”①..
算术——“初级小学的算术应教完整数加减乘除四法及诸等数、因数
以及小数的最初阶段。”“高级小学的算术至少应学完百分数，小数，分数，
开方及比例，并给以最浅显的几何学知识，且必须教授簿记（记账）、会计
等实用科目的简单方法。”②.. ①②《小学课程教则大纲》。
社会与科学常识——“高级小学添设社会常识及科学常识两种科目：
（一）社会知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关系的常识，
从社会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时代及地域的普通概念，以及社会经济和阶
级关系等的观念。（二）科学常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理化、生物、
生理卫生的常识，从具体的自然界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最浅显的科学公
律的概念。”①..
应该说，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要求，是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为此，瞿秋白主持下
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苏维
埃教育法规》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
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三个月
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
列宁小学教员进修。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
“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
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①。
①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 年9 月29 日。
建设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师队伍，就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在五十万敌军压境，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
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
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
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
收纳“①的错误作法。他质问道：“我们有这些精力和财力来栽培干部，为
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知识的富农地主！”②..
另一方面，瞿秋白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错误。他明确地说：
“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
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③又说：“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
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
们积极的工作。”④在各类学校的章程中，几乎都这样明确地规定了对于知
识分子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②③④《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
部为任务的。
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
年4 月1 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
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
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
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
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
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①..
苏维埃大学在7 月间併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
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
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
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
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
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
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1934 年3 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
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
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
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
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③
①《红色中华》第170 期，1934 年4 月3 日。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 323
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 年9 月29 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
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
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
兼主编。①①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1934 年初去苏联疗养。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 年12 月11 日，初为周刊，是苏维埃临时中
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
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
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
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 年7 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
心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 期。文中
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
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
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
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
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
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
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
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
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
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
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
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
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
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
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
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
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
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
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
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
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
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
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
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
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好，他
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
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
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
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
的宣传报道，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
剿”战争。因此，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
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
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
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
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
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
要宣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
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
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
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
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
《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
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
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
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
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
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
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
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村养病，不来上班，后来在敌人大
搜查时被捕叛变。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每周出
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
行，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
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的同志，鼓励他们经常
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 年1 月中央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
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
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他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①①本
节参考许焕隆著《瞿秋白》一文（《新闻界人物》二，第54— 65 页），并借
用了其中的一些成文。
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苏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起居
室和办公室，设在一个狭小的土房里。房中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
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文件和书籍。
瞿秋白到达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难。据老同志回忆，
当时粮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两到一斤四两；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且职
无高低，人无老幼，大家一样。
有些人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往往会丧失奋斗的勇气，留恋或追求
物质生活的安逸。但是，在苏区的革命者们却充满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
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这集中表现在苏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
苏区的文艺工作，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以红军大学为中心；
一是地方系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导。瞿秋白在苏区期
间，始终把文艺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苏区工农剧社，最初是由
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高级干部发起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
推广到省县区建立分社。1934 年4 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的《工农
剧社简章》明确规定工农剧社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工农剧社是工人、农
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
命斗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工农剧社支社各在所属
俱乐部筹备并举行演戏晚会或表演活报，组织音乐队、唱歌队，以及其他更
简易的化装表演、双簧、说故事等游艺；平时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研究戏剧理
论及剧本，收集当地材料，练习上述各种游艺，并按时将工作情形及所收集
的材料报告分社。”支社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学校、部队、各级苏维埃
机关及革命团体组成，隶属于各该团体机关的俱乐部。在一县范围内，已经
建立了三个以上支社时，可联合组成县工农剧社分社；然后产生省分社和中
央总社。由此可知，工农剧社是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组织。随着工作范围
的扩大，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为此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
学校。戏校原称“蓝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
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
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给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说：“那真正
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①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
员部艺术局长李伯钊担任。戏校任务是“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
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埃运动的人材。”②戏校内设中央苏维埃剧团，“在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举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助理戏剧学校的实
习课目的教授”③。高尔基戏剧学校及中央苏维埃剧团，会同工农剧社中央
总社“编发戏剧运动函授讲义，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领导全苏区工农剧社。”
④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
《人民日报》1950 年6 月18 日。
②《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③《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④《工农剧社简章》。
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业是艰难的。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李伯钊：
“路是走出来的。”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
育吧！不要性急。”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 年
6 月18 日。
戏校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共青团员，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农村
青年男女，但文化参差不齐，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难的是教员
太少，又多兼职，内中钱壮飞、胡底，每周每人竟担任二十四小时课。经党
和瞿秋白同意，决定请被俘白军军官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等专业，
并经过一时期工作考验的人来当戏校教员。学生却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广
东话，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学生们，他说：“广东话听不懂
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
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
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
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
回家，学校关门..你们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
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
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整齐而干脆地答道：
“没有！”他们被瞿秋白说服了①。
在讨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强调指出两点：第一，戏
校要组织剧团（即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平时
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
门造车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第二，戏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
军班和地方班。红军中文娱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
分，瞿秋白认为戏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艺术干部，就失去了创办的重要意义。
他还建议调瑞金、长汀等地及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到戏校，开设地方
班。他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②.. ①②李
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 年6 月18 日。
瞿秋白对中央苏维埃剧团的指导是具体的。有一次，剧团演出了《无
论如何要胜利》一剧，剧中表现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
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这剧每次演出，群众
都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召开了剧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
称赞这剧的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到处去演，解决群众斗争最
尖锐的矛盾，暴露白军的残暴，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
增加边沿区群众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剧本中有些台词生硬，抽象，听
起来不入耳。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
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
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鼓励大家用老百姓中流
行的民歌曲调写歌曲。他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
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
子还好些！”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 年6 月18 日。
②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这时瞿秋
白学会了骑马。
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有时他到梅村的
戏校看演出，或者为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他那深入浅出地讲解，
使听众总是精神集中，不时发出笑声。一走出校门，总有一大群师生围住他，
不让他走。他每次都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哟来”（兴国县青年农妇歌手
刘秀章的绰号）的兴国山歌。一阵如雷的掌声把他送走。剧团中两个最小的
演员丘兰、郭滴海每次都把瞿秋白送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才回来。
有时他骑马跑远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
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王稼祥和其他同志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
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②是的，瞿秋白这时三天两头发高烧，傅连暲医
生天天都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卧床时仍旧要看
文件，处理工作。战友们深知瞿秋白长期带病工作，总设法给他弄来一条鱼
和几只鸡蛋。但煮好后送到他跟前时，他总是问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别人吃
过没有？有时，邓颖超从几里路外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几
张糖饼给他吃，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1934 年秋，主力红军出动长征以后，瞿秋白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
按部队形式编组。石联星、王普青带领火星剧团；施月娥、刘月华带领红旗
剧团；赵品三（这时李伯钊已随军长征，由赵接管工农剧社总社和艺术局的
工作）带领宋发明负责的战号剧团，分成三路独立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
出和创作活动。这时，瞿秋白对剧团的指导更加具体，要求更加严格。他要
工农剧社的全体社员在个人创作的同时，要进行集体创作，以求多写和写好
剧本，提高话剧创作水平。为了诱导大家写作，他写了很多故事，同时要大
家也先写些故事给他看，然后再编成剧本。他说：“先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
好方法之一，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①他要求大家经常与老年农民
作朋友，听取故事。
即使是很短小简单的故事，也应该记录下来。他要大家体验各种生活，
他说：“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丰富
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②根据瞿秋白的意见，剧社的同志
写出很多话剧、歌剧、舞剧和山歌。瞿秋白要求制订剧本的审查和预演制度。
审查时，他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当有的同志说“这个行”、“那个不行”时，
他说：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
才能有好的剧本产生。有些很差的剧本，经过预演、修改，都成了很好的剧
作。几个月过去，由于采取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并重的方针，写成了不少剧
本。
经瞿秋白选编、写序，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
选入《牺牲》、《不要脸》、《李保莲》、《非人生活》、《游击》等五个剧本。油
印出版了三百多本，发到全区。瞿秋白对于优秀的儿童演员，亲自制订培养
计划，经常检查训练情况，先后培养了四个童星，并为他们举行晚会，给他
们戴上红领巾和红花，从而推动了儿童演员艺术水平的提高。①《忆秋白》
第32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②同上书，第329、330 页。
1935 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
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经过几天的行军，剧团来到雩都县小密附近的
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口茶亭前迎接了大家。他非常高兴地拿出剧团寄给他
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经他修改的笔迹。他让大家休息两天，准备会演。彩排
时，他时常来看。会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
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
泽潭、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里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人
们兴致极好，台上台下的情绪交融，晚会高潮迭起。节目演完，天已经快亮
了。
二十七年后，1962 年赵品三写诗怀念这次晚会：“东边唱罢西边和，前
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
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①演出后，瞿秋白参加了评议，
并向演员们发了奖。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剧团的人员一律分到红军中去。瞿秋白要和这
些可爱的文艺战士们分别了。他是在会演后的第三天夜间离开小密的。当天
晚上，赵品三、石联星和剧团的二位同志到住处来看他。这是一间农民的茅
屋，有一个不太大的窗，窗前放了一张小桌，上面堆满了书和文件。小警卫
员在收拾东西，瞿秋白也在灯下整理文件和书。
他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
机会能演出就演出..”。②他谈了许多话，希望他们好好跟着队伍行动，
争取尽可能的机会演出，宣传。
当天夜里，瞿秋白离开小密。苏维埃剧团的文艺战士们，铭记着他的
语重心长的叮嘱，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瞿秋白领导下的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成绩是显著的。
它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
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1939 年5
月的一个月夜，与萧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的牺牲时，不胜惋惜地说：“假如
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③..
①《忆秋白》第34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②《忆秋白》第35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③同上书，第176 页。
十五最后的斗争
濯田被俘
1934 年10 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
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
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
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①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等聚餐。席间，他
举杯祝愿革命胜利。徐特立临行时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
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徐老。第二天，陈毅见到瞿秋
白，问他为什么还不走。看到瞿秋白病弱的身体，陈毅要把自己的马送给他，
劝他赶紧追上队伍。陈毅这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了。①
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
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 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
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
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
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
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
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12 月16 日）吴黎平
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
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同志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
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
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
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 年第5 期）
留守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
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
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
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由顾祝同、蒋鼎文分任
南、东西路总司令，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
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
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以后，形势已是绝对的敌强我弱了。
1934 年11 月底，蒋介石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
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
下，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吃不到一点油盐；
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
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
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 年初，中央分局
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同时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
2 月11 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
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①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当
时属会昌县）。临时又加入了一个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
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与梁柏台分手后，早
于瞿秋白一行先期到达汤屋。①瞿秋白一行到达汤屋的时间，一说在2 月
18 日，一说在2 月21 日。本书取前说。
汤屋一带的形势也极险恶。因此，他们略事停留，经中共福建省委书
记万永诚的安排，在2 月20 日前后就启程上路了。这一行人，化装成香菇
商客和眷属。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
队沿途保护。2 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夜里行路还是相当艰苦的。瞿秋白身
体很弱，艰难地行进在崎岖山路上，有时实在疲乏不堪了，就倚坐在路旁石
头上休息一会儿。何叔衡年纪很大，行动比较缓慢。张亮怀有身孕，又是小
脚，一路上琐事很多，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偏闹着要吃烟。
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他们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渡过汀
江于2 月24 日拂晓，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走累了，
饥肠辘辘，就在这里休息吃饭，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个麻痹大意的行动，
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属于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游击区。该团防区
包括武平全县及上杭西区一带。团长锺绍葵，是福建省臭名昭著的地头蛇，
他在几天前因事由武平经由水口镇前往长汀。水口镇暂由该团第二营驻扎，
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的报告：
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李玉查明情况后，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
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
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一
旦有事是靠不住的。
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转眼就不见了，逃跑了。护送队无人指挥，
也痪散了。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激战一个时辰也没有突出去，敌人越来越
近。何叔衡见无法突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
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边说边跑，
正要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
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
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
他身上搜出了港币五百元。这笔款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领到的交通
费，每人一百元，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走了几
步，又转了回去，举枪把何叔衡杀害，为的是杀人灭口。
瞿秋白经过连续不断地奔跑，这时已经精疲力竭。据邓子恢生前回忆：
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
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
他走，他就是不走。
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
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见到有
几位战士也冲出来，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
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走去。
瞿秋白同志在邓子恢同志突出重围后，被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
金柱、赖忠顺在半山灌木丛中发现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这
时约在中午过后。匪兵们押解着瞿秋白回到水口镇已是下午四点钟。据李玉
交待：瞿秋白病体支离，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匪兵便用枪毙来威吓他，
厉声说“不走就地枪毙！”但瞿秋白“都不置理”。
李玉等对瞿秋白严刑逼供，企图强迫他说出我党我军机密。对于瞿秋
白来说，苦刑是意料中事，算得了什么呢？他虽然身受残酷的折磨，但咬定
牙关，坚不吐实。他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三十六岁，是江苏人，肄业
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
半年。1932 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
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
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 年1 月携款逃离
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
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
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
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瞿秋白在敌人逼供时，巧
妙地掩护了张亮和周月林。
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当日由长汀赶回水口镇。李玉向他报告了战斗
的经过情形，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