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席张闻天签署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第一章《总纲》便明确规定：“第.2
壳枪，他据此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当晚，钟绍葵亲自刑
讯瞿秋白，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所供。
上杭县狱
钟绍葵回到水口镇的第二天，瞿秋白由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押解，
沿汀江下行，于第三天中午过后到达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一连
几天，钟绍葵等用尽了酷刑逼供。瞿秋白仍然不为所动。3 月9 日，他在狱
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分，迷惑敌人。
李玉看过这篇供词，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要瞿秋
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与共产党向无
关系，即可予以开释云云。瞿秋白为了脱身，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
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4 月间，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的周建人收到了瞿秋白的来
信，是通过周建人转致杨之华的。信封背面盖了一个兰色长方形的印章，说
明已经过监狱的检查。瞿秋白在信中说到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大意谓：狱中
到夜间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天天挨饿受冻；听监狱的人说，如果有
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
周建人写了一个短柬通知当时在工厂作工的杨之华同志：有要信，请
差人来取。第二天，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来到商务印书馆，将信取去。
不久，一位穿着入时，相貌秀丽，仪态大方的女郎走进商务印书馆。她对门
房说，要找周建人先生。她是杨之华派来找周建人的。她对周建人转达了下
述意见，说：瞿秋白的信已经交给党，党在设法营救。可是，没有找到现成
的铺保。目前考虑开设一家新铺，把人保出后再关闭。但新铺登记，势将招
致敌特机关的注意，恐狱中的瞿秋白未保出，外边的同志反而可能被捕，终
究不是万全之策。
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上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
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
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
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
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
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①.. ①杨之华：
《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 期。
鲁迅以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深知暴君蒋介石不会放过瞿秋白；而
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瞿秋白，也决不会向蒋介石屈服。他现在既然落
入魔掌，必将英勇牺牲。
但在瞿秋白身份尚未暴露以前，还有营救出狱的一线希望。所以，鲁
迅在得悉瞿秋白被捕以后，还是多方设法营救。他曾经打算与陈望道等发起
公开营救运动，未能实现。他还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力争保留
瞿秋白的生命，也未成功。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当时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后
来告诉鲁迅：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
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但是，蔡元培的意见遭到蒋介石等人的否
定。
鲁迅把瞿秋白来信转给了杨之华，并且交给杨之华五十元钱。杨之华
亲手为瞿秋白做了两条裤子，连同这五十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同时，杨之
华在杜延庆、秦化人等协助下，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并托一位
工友帮助另租一处房屋住进，准备瞿秋白保释回沪时秘密居住。岂料，几天
后，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
悬赏缉拿①的“共党首领”瞿秋白！
这样，一切营救计划就都成了泡影。鲁迅在5 月14 日的信中说：“闻
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②5 月17 日的信说：“那消息是
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
③5 月22 日信中又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
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④到6 月11 日，鲁迅在信中十分沉痛地说：
“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⑤.. ①1931 年9 月，国
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瞿秋白、周恩来等七人，旋
经“国民政府”批转各地执行。内称：“查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
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七人系共党中央委员，指挥国内各地赤匪
扰乱治安，图谋危害民国，逆迹显著，兹拟一律悬赏通缉，获案严办，并拟
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其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
罗登贤、秦邦宪等五人各一万元”。
②《鲁迅书信集》第963 号函《致曹靖华》。它兄即秋白同志。
③同上书，第965 号函《致胡风》。
④同上书，第968 号函《致曹靖华》。
⑤同上书，第985 号函《致曹靖华》。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狱中的瞿秋白，对这一切——党组织、鲁
迅先生、战友和爱人杨之华的积极营救活动——是一概不知道的。
上杭狱中的待遇极坏，刑讯之后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糟。自云：本来
“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
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
势将庾毙”。①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敌人的囚笼，瞿秋白在
4 月15 日向钟绍葵写了一纸“呈文”。文中重叙先前编排的假情况，要求钟
绍葵准予开释出狱，或资遣回江苏原籍，或在上杭担任教员、文书等项职务，
决不私自遁走，保证随传随到②。①瞿秋白化名林琪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
五日的所写“呈文”。
②瞿秋白化名林琪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所写“呈文”。
这当然是书生之见，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他出狱的。这篇“呈文”里，
自然少不得要说上几句当时流行的“反共”自污之词，但那是在特殊条件下
不得不采取的掩护自己、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这与攻击革命、叛党投敌的
行径，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谁也没有理由、而且不允许把林琪祥的这篇“呈
文”当作“污蔑”我党，向敌人“乞活告饶”的“罪证”。
周月林、张亮两人的境况如何呢？
周月林，浙江省宁波人，二十八岁。李玉说她身材适中，“性似温柔，
表像温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此周月林被俘伊始，李玉就
打她的主意。到上杭第三天，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要被俘的女护士陈秀英
（按即周月林）到家中服侍其妻为理由，征得钟绍葵同意，将周月林（按周
未入上杭监狱，由李玉安排在营房另住）接回家中当了“媬姆”。
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三十岁，人长的很肥大。她怀有身孕，已临
近分娩期，所以不久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林鸿昌（又名林晴光）
保出，纳为姨太太。
周月林、张亮两人各得其所，对敌人自然是感激涕零了。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新的不利的情况。
4 月10 日，伪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
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名不详），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
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将万妻所供情况，电告国民党
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电称：“据万匪永诚之妻供称，矛秋白（按‘矛’
字当为‘瞿’字之误）、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灌田（按‘灌’字当系‘濯’
字之误）被我军俘获。”①蒋鼎文随即电令驻防在长汀地区的第三十六师（师
长宋希濂）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②（司令李默庵）紧急进行查报。这
时，三十六师所俘获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供出瞿秋白等先已被俘。随后，
保安第十四团根据三十六师和第二绥靖区的电令，先后于4 月25 日左右，
将林琪祥解送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
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
①《福建民报》，1935 年4 月20 日第二版。
②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下辖四个绥靖区，分别驻在福州、建瓯、漳
州、龙岩，统归蒋鼎文节制。
张亮、周月林两人由钟绍葵带同副官张友民押送，有轿子供她们乘坐。
第二天中午抵达丰年桥。午饭时，张亮无耻地对钟绍葵说：“我怀孕不能走，
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
我现在报告你们：那个医生林琪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周月林
附和张亮所供，同时供出何叔衡在小迳村被打死，邓子恢已经突围等情况。
“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这个意外的情况使钟绍葵狂喜不止。他到达
龙岩立即向李默庵报告，并请求李即刻发电给长汀三十六师师部查问林琪祥
是否已经解到，等到长汀回电答覆说林琪祥已解到，他才放心。原来，钟绍
葵心里盘算：瞿秋白如果真的被俘获，他钟某便可捞得一笔重赏。不久，当
瞿秋白的身份证实以后，钟绍葵即于5 月14 日向南京发了一通邀功请奖电
报①。“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 月25 日批文：“覆电嘉奖，并交军
政部查案给奖”。据说，给钟部的这笔奖金共十万银元，但被福建省政府扣
下绝大部分，只发给钟部三万元了事。①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
长汪、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职团于上月有日（按指4 月25 日，实为2 月
24 日）派队游击长汀属之水口尚潭，俘获赤匪伪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之妻
名张亮、伪中央执委兼妇女部长周月林（即伪中委梁柏台妻）、伪中委总书
记兼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等要匪三名。俘获时曾经鞑讯，乃张亮伪供
周莲玉，周月林初则伪称陈秀英，一再研讯又伪供黄秀英，瞿秋白化名为林
琪祥。嗣经俘获匪兵指认，确系张亮、周月林、瞿秋白后，该匪始无词狡辩，
供认不讳。共供同行之伪中央委员何叔衡一名，亦于是役被我军击中要害毙
命等供在案。查该匪等前经钧部明令悬缉有案，除瞿秋白一名奉驻汀三十六
师宋师长希濂电令解长汀研讯；其张亮、周月林二名奉驻闽第二绥靖区李司
令默庵电令解龙岩研讯外，理合将俘获匪首情形电报钧部察核备案，并乞查
案给赏，借资鼓励。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长钟绍葵，寒叩。
周月林、张亮屈膝投敌，出卖瞿秋白等，公开发表“反共悔过书”后，
深得敌人赏识。李默庵说她们“年幼识浅，被诱惑而入共党。厥后既各与匪
首缔婚，则其行动，自不能不与之一致。究之彼辈妇女心理，其主旨之定见，
信仰之坚决，当不能与匪首瞿秋白等相提并论。”①1935 年9 月20 日，第
二绥靖区判处周、张各有期徒刑十年。1937 年10 月2 日，驻闽绥靖公署即
以周、张“在狱谨守规章，行状善良，且体弱多病”②为由，将这两个女人
提前释放了。
①李默庵致蒋鼎文的呈文，时间当在一九三五年九月。
②驻闽绥靖公署代主任陈×的批文。
长汀狱中斗争
钟绍葵派了几名部下协助三十六师的一支部队押送瞿秋白北行，前往
长汀。
从上杭到官庄再到迴龙，走的是水路，沿汀江溯流而上。这一段水路
约需二、三天。
从迴龙改搭长杭船到河田，也是水路，需时三至五天。抵河田后，还
有几十里陆路，一直步行到长汀。整个行程约需十天到十五天。春末夏初的
闽西，青山处处，然而，昔日欢乐的苏区，已是山河易色，笼罩着一片肃杀
恐怖的气氛。一路上天气变幻莫测，风风雨雨，长途颠簸，是很辛苦的。瞿
秋白身体病弱，走的很慢，直到5 月9 日才抵达长汀。
瞿秋白被拘押在设于长汀中学里的第三十六师师部。
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在瞿
秋白解抵长汀以前，早已策划了一个狡毒的阴谋。瞿秋白到达的翌日——5
月10 日，他们就组织了一次所谓军法审判。审判开始，吴淞涛发问，瞿秋
白作答。“你的年龄，籍贯”？“三十六岁，上海”。“你何时被俘，同时被
俘的有几人？”“被俘有一个多月，同时被俘的还有两个女眷”。
这时，吴淞涛霍地站了起来，狡黠地诈问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
祥。我在（民国）十六年时曾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要冒混吧！”瞿秋白
镇定地答道：“我确不是瞿秋白！”
吴淞涛随即将先已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①招进屋内。郑曾在苏区教
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认识瞿秋白。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他坦然一笑，对洋洋得意的吴淞涛等人说：
“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
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②。
①一说为“陈姓青年”，又一说为“林大头”。
②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附录《审讯记》。《逸经》，民国二十
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与众不同，带兵官是清一色的黄
埔系，师旅长更是蒋介石亲自培养的黄埔一二期生。师长宋希濂，是湖南人，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
“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
仰慕瞿秋白的学问。但在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宋希濂
已经成为蒋介石麾下积极从事“剿共军事”行动的健将。长汀被该师攻陷，
他就把师部设在长汀中学。蒋介石将中共“党魁”瞿秋白交给三十六师看押，
足以说明宋希濂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赖。这时，他在瞿秋白面前口称“瞿
先生”，并且给予生活的优待，大抵有两个原因：一则瞿秋白身患重病，倘
因生活上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没法向蒋介石交待；二则是企图软化瞿秋
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现实的阶级利害，使敌我之间的界限这样分明。在特定的环境中，残
酷的阶级斗争，有时在迷人笑脸的掩盖下，尽管显得有些隐晦，却依然是针
锋相对的。这，确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①宋希濂以
下大小军官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面临的正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斗争。
对着心地阴险狡诈，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客客气气面孔的敌人，瞿秋白则示
之以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
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
印。那些军官们胸无点墨，又附庸风雅，求诗者不多，但对印章却是求之不
迭的。瞿秋白身系囹圄，坚持革命信念，向看守他的一些军官士兵宣传革命
道理；同时，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一概来者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
命理想情操的一面，也有抒发悒结消沉的一面。因为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情
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敌人煞费苦心妄
图从他口中套取我党我军的机密，他却始终没有使他们有半点满意。①据
宋希濂1956 年4 月2 日所写的材料：“瞿秋白住的房间约有一丈见方，有地
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木床，一张书桌，二、三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
食是照师部工作人员一样，按那时的物价来推算，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十八
元到二十元一个月。另外有时还加几两酒。”笔者于1979 年6 月到长汀专门
去看了瞿秋白的被囚地。房屋依旧，屋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微长些的天井，
原来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瞿秋白平时“放风”就在这小小的
天井里散步。
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对敌人说了一个假情况，他说：“在2 月初
有过一度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
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雩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
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去了，至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
条“兵分三路”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瞿秋白“出卖我军秘密”的“罪
证”，大肆宣扬。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
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2 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击活
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
“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事实恰恰证明：瞿秋白虚构“兵分三路”，目
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至于口供中提到项英、陈毅的名
字，则是敌人早已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
5 月13 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
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
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
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下面
让我们引述几段文字：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
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
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
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
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
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
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
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
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
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
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
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
税的谷子）也完成了。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
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
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
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
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说，足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
“地上的天堂”。
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
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热情地讴歌了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
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
剿”。
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经为敌人利用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
传。对此，他在“供词”里给予了有力地批驳。
他写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
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惧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
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
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
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
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
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对于王明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了解的。但
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对中央的
路线说了好话。他写道：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
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
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
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
线没有什么错误。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
作，所想的。
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
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
—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
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
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
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①这一
段文字确能说明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
份量的。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
第三十四期。
《多余的话》
从5 月17 日到22 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①。
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
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
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
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
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
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
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
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
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切
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
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
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
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
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
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
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
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
作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①《多余的话》最早刊于中统特务主办的《社
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 年8 月、9 月出版，选载《历史的
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 年3 月5 日至4 月5 日出版的《逸经》
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刊登此文。此后，日本、香港的
几种报刊，亦有转载，均系铅字排印。1954 年以来，经反复查找，海内外
迄今未发现该文手稿。因此，《多余的话》以及其他的“笔供”、“口供”等，
是否为瞿秋白所写，抑或出诸瞿秋白之口，历来有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敌人也不会不予篡改。我认为，《多余的话》
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字、风格等方面加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敌
人伪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写；因为敌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是否篡
改，既可以说必有篡改，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篡改。我们还是等待着未来的事
实的揭示吧。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
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
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
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
义。”当然，他也承认“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瞿秋白在
《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他说“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
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
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对于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必须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赞同。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
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
——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
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
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
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正是因为他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原理产生的极大的兴味，所以，“用
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
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在这方面的业绩，文献事实俱在，将永远彪
炳史册。尤其应当指出，瞿秋白直到临危之际，也丝毫没有改变他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二、严格地解剖自己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还未能脱净“没
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即小资产阶级意识，因而说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
物”，存在很多的弱点。
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意识之
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他说：“从我的一生，
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
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
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
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所得到的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坦荡无私的崇高品质。马
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
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
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切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必须遵循的原则。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达到了这样的认识，
正是他思想的光辉之处。他在《多余的话》中告诫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
指的就是不要保留“异己的”思想意识，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做真正
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勇于承担责任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
几乎很少提及。
当着无法回避、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
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是“在全党同志
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
中，反复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
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
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
务。..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 年3 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
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开始低落；..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
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 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
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
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
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
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正确态度。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也从自己
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
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
致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
着立三路线的责任。”瞿秋白的自我批评态度是老老实实，光明磊落的，是
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的。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
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
四、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党和革命事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充满
了阶级感情。
他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
“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
够跟随你们了。”他还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
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比以前更光明了。”他
热爱妻子、女儿，更热爱天下劳苦大众；他眷恋青山，秀水，花朵，果实，
工厂，烟囱，月亮——美丽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爱！
唯其爱同志爱得这样深沉，才能恨敌人恨得那样强烈，才能面对死亡，
镇定从容。
瞿秋白对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一起从事文化斗争所做的重要
贡献，无论在“口供”“笔供”，还是在《多余的话》中，都一字不提，只是
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
三年时间”，他被俘后写给鲁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语，采取了周密的
安全措施；他对国民党的记者谈话，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有意为鲁
迅开脱。苦心孤诣，成功地保护了鲁迅，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同志。
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厢情愿，瞿秋白如果要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换取活
命，他是可以把鲁迅和白区的同志、朋友们轻而易举地送进监狱的。仅这一
点，就可以证明：瞿秋白热爱党，热爱同志，热爱战友；他的高风亮节，足
以传之千古。
五、正确的文艺观点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他反对“雾里看花”
“隔着一层膜”，主张考察“实际生活”。他说：“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
物，领会一切‘现象’。
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
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
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
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
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
了。”
人，对于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学艺术作品要塑造“有血
有肉有个性的人”，而不是用种种现成模式去铸造类似机器零件那样简单化、
公式化的人物。这个在多年来被弄得混乱不堪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早在四
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彻的阐述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
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
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个出乎常规、惊
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
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
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
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
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
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
使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
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
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
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
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
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那些不预备作自
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
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
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
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