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而又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也是最容易被
无产阶级革命所突破的环节的理论，敏锐地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矛
盾的集中点，“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
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②瞿秋白的这一观点，科学地预见了
中国革命将首先突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的历史必然性。瞿秋白所阐述的中国
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命题，和十几年后即1940 年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完善了的同一论断完全吻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
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关系的这种科学的认识，说明接受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比以往任何阶级的思想家都要高明。①
《上海大学周刊》，1924 年5 月4 日。
②《瞿秋白选集》第313 页，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呈现着各种社会因素迅速分化、形成和重新
组合的迷离复杂的状态，如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瞿秋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首先从经济领域，即从帝国主义侵略制
造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入手，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社会。他指出中国的资
本主义主要不是原来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资本
主义的发展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不适应中国的经济生活，但资本主义在中
国的发展，客观上势必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
特异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出卖中国独立和主权，造成官
僚军阀割据局面，破坏民族经济的发展，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既受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制束缚，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而有
革命性，又有妥协动摇性。这就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没有前
途的。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无产阶级承担了。
瞿秋白把握了时代特点，把握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异性，在
1923 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未
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
白最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个问题。1923 年2 月，他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
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
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①无产阶级应当以自己为主
体，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
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
—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的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中，
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②随后，在他所起草的三
大党纲、《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中，又进一
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
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
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
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
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③。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25 日。
③《新青年》季刊第2 期，1923 年12 月20 日。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和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
状况的研究分不开的。他指出，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
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尤其是
佃农，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主筹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
也吃不饱了，妻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①。他们
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于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农民问
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
早在1922 年3 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
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②回国以后，他明确指出，
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③。
但是，“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
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④只有在无
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
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⑤。①《向导》第35 期，1923 年8 月8
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4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版。
③三大党纲草案（1923 年8 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 页。
④⑤《向导》第35 期，1923 年8 月8 日。
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为帝
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
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元以后，各派军阀的上台
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
争，都是封建的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
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据对中国社会
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
的，中国必须革命。
到1923 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
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
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①在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②，“参加并
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③。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
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
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④“于
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
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
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
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⑤.. ①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2 期，1923
年12 月20 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
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
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
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
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
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
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
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
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
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①..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16 页。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
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
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
年3 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
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①；“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②，中国的“军阀制度，
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
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诸侯更可怕”③。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
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
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
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④“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⑤，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
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
‘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⑥。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同样采取公开的野蛮政策。
①②③《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
④⑤⑥《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
“1922 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
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
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
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①瞿秋白
辩证地历史地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由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
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
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
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
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②..
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
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
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
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
子手”。③“等到私有制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
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
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
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
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④..
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
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⑤.. ①《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
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
同年11 月8 日，瞿秋白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批
判东方文化派。
文章开头即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
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
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哴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
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①人类有工具而营共
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似
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文明并无末日，被统治阶级以文明为武器
而创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统治阶级末日的到来。可见，文明本身始终是人类
所必需，只有垂死的统治阶级，才觉得文明的进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统治，
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中国的老子，西方的基督，卢梭
和托尔斯泰，都是“向后转”派的代表者。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
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
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卢梭则认为，随着科学艺术的进步心灵
将日益堕落，只有无知无识的乐园，才是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托尔斯泰根
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
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
然而，不论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农村，还是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里的农
村，至少要用锄和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是
幸福的乐园，也无法在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它的方法。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
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
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当农民举行暴
动，大杀贪官污吏时，口号叫“‘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
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净、礼教或‘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
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②。瞿秋白用辛辣的笔，戳穿了那些高唱“精
神文明”的伪君子们：“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
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
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穿洋布等..反对最
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③。东方文化派所
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殊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科
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④人
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就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全新的文
明世界。
结论是：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
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
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
且还是真美的世界！⑤①《东方杂志》第21 卷第1 号，1924 年1 月10 日。
②③④⑤《东方杂志》第21 卷第1 号，1924 年1 月10 日。
1923 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
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2 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
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
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
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
糊涂帐。4 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
“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着“科
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
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
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
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
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
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 年11 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
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
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①人的一
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
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②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的
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
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③。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
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
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
④无产阶级革命，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
“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
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⑤.. ①②③④..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宣传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使不少青年被它牵着
鼻子走。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公开向马克
思主义挑战，李大钊等人及时地予以反击，鲜明地提出了一定要传播马克思
主义。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和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谬误，1924 年夏，
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实验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瞿
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
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
论的真实性，只看重实用，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
些‘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
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
便怎样做；可是它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
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
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
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
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①就是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资产
阶级思潮，在中国尽管对于封建主义而言，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其主要是作
为同封建主义的思想结盟而出现的。瞿秋白指出，实验主义在欧美，是“纯
粹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②。它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
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
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利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
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
“可是决不可以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
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
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
改良派”，③是“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④.. ①②..
《新青年》季刊第3 期，1924 年8 月1 日。
③④《新青年》季刊第3 期，1924 年8 月1 日。
瞿秋白还指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认
为，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
看它对于我们是否有益。
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瞿秋白指出，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
“真实”的意义。
一种思想，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才能是有益的。实验主义否认
离开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的客观世界，否认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只能
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所尊重的是科学的真理，并非利益的真理。
某种主张之所以是真理，并不因为它对我们有益，而在于它反映现实世界的
变化趋势（规律），它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说理的批判，尖锐而又公允，足以服人。
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斗争中，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正
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捍卫了中
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卓越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和指导下，从1922 年夏秋开始酝酿的国民党
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1923 年二七惨案的发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血的
教训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由工人
阶级孤军奋战，而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结成广泛
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为代表的国
民党人，也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高潮中，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
级及其先锋队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瞿秋白积极地投入
到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去。4 月25 日，他在《中国
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中写道：“孙中山氏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屡
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平民有罢工罢
市拒纳租税撤回代表之能力’”。
“劳工阶级在知识上或者因为替人家作牛马没功夫求学，比资产阶级的
文化程度差些；然而他在‘社会的意识’上，却比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高得
多呢。”①.. ①《向导》，第23 期。
国共合作的春风，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蓬勃生机。1923 年1 月，《中国国
民党宣言》发表，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它指出：“今日革命，则立
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与
此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这表明国民党
改组工作已有了进展。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孙中山已下了决心，必
须把改组工作付诸施行。
在共产党方面，为了正式讨论和决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等问题，决
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1923 年6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以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
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在大会正式开会前，举行了
预备会议，议决分工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
瞿秋白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大会以共产国际于同年1 月通过的《共
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也正确地估计了将国
民党改造成为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
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决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
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成为三大讨论的中心议题。以张国焘为代
表的“左”倾观点，片面地强调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而低估
了国民党的革命作用，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会导致共产党的腐
化，丧失独立性，因而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瞿秋白、陈独秀、张太雷
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同意张国焘等人的意见，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
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国社会
性质和革命性质。当时全党对反帝问题没有原则的分歧，而对国内阶级结构
的分析上，张国焘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
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
敌友；瞿秋白充分估计了封建制度的统治，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
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
封建主义。第二，关于联合的对象。张国焘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
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又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反。陈独
秀虽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赞成国共合作，但他从“二次革命论”出发，片面夸
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忽视和放弃无
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他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瞿秋白主持起草的三大党纲
草案作了不正确的修改。三年后，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
中回忆说：
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义修改了
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
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
——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
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二）原文“..不得农民参
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
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
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
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
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
且偷安罢了。
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辈长者，一位是后起之秀。1917 年，瞿秋
白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当时已蜚声海内的陈独秀的讲课，同时又是陈主编的《新
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 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
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他的译员。瞿秋白回国后，陈独秀
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很器重。然而，两个人竟是那样的不同：一
个是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以“二次革命论”来指导中国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则是直接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试
图把它运用于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和阶级、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
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两个革命者的革命观，自然会发生分歧。
几乎与“三大”召开的同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联袂问世。瞿
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
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
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
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
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声明：
我们认定国民运动（即国民革命——引者）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
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
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
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
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
两种指导思想。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两种思想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影响
了大革命的前途命运。
1923 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8 月，孙中山派
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代表团中有共产
党张太雷、沈定一（玄庐）等。10 月6 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10
月18 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组织经验，
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10 月25 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
州举行。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国民党
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都由鲍罗廷起草，再由孙中山审定。11 月，国民
党发表改组宣言。12 月，孙中山连续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反复申述改组
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心。但是，在国民党内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右派势力
不小。还有不少人，看到国民党处境困难，希图得到国内外革命势力的支援，
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真正积极拥护和执行孙中山
改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干部，在国民党内是少数，例如廖仲恺、宋
庆龄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积极赞助孙中山实现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决策。
1923 年12 月19 日，瞿秋白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
肯定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的功勋：“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
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
有国民党。”同时指出，国民党过去的活动“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
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现在“国民党已
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全
国人民“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应当积极
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
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①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
约在10 月初，瞿秋白便离开上海赶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①《向
导》，第49 期。
1923 年底，李大钊经由上海会见陈独秀后到达广州，与已先期抵此的
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
共党员。瞿秋白这时住在鲍罗廷在东山春园的公馆，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
译。鲍罗廷经常邀李大钊及其他中共代表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
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
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宣言草案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了讨论。参加上海讨
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罗廷、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和瞿秋白进行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讨论。瞿秋白并
将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草案译为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在广州期
间，瞿秋白应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
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
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1924 年1 月2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和
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促
成了大会的成功。大会通过的宣言，孙中山深感满意。他说：“此次我们通
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①宣言规定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高纲领等方面不同，但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在基本上是
相符的，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
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
线的组织形式，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就成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①
《国父年谱》下册，第1058 页。
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按国民党当时情况，
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广州
上海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因此，有人说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
的“不管部”。
1924 年7 月11 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
中央政治会议），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
委员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原为谭平山，7 月16 日谭即辞
职，由瞿递补）、邵元冲、伍朝枢，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先后出席
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多次会议。8 月6 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
孙中山、胡汉民、瞿秋白、邵元冲、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会议决定设立统
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
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统归训练处管理。训练处由孙
中山任主席，委员有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程潜及鲍罗廷。9
月3 日，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孙中山、瞿秋白、伍朝枢及鲍罗
廷出席。议决：（一）发表北伐宣言，大本营移驻韶关；（二）韶关大本营特
设政治训练团；（三）9 月7 日国民运动大会宣传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北方军阀。本日为反帝运动周的开始。9 月10 日，举行第八次会议，继
续讨论北伐问题，除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外，
还有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白云梯出席。此次北伐，起始于9 月3 日爆
发的江浙战争（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奉
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入关，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企图共同推翻直系军阀
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孙中山因与皖段、奉张两系有反直联盟的关系，加上
广东商团阴谋发动叛乱，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广州形势危急，希望向广
东以外谋求出路，于是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移驻韶关。后
来，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回师弭平商团叛乱，初步稳定了广
东的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外，还以中央候补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