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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也去买个县官来当一下。”张牧之从会计主任口里得到灵感，忽然异想天开起来。一个江洋大盗居然想要去当县太爷，你们听起来，未免太奇特了吧？你们大张着嘴巴，看着我干什么？

其实我看并不见得有什么奇特。我倒想反问你们一句：为什么一个强盗就不能去当县太爷？我看，县太爷比强盗还不如，比强盗还强盗，还坏十倍百倍哩。不，简直不能比的。你莫看他们穿上衮衮官服，坐在挂着“正大光明”匾的大堂上，神气得很，其实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头顶上长疮，脚板心流脓，坏透了的家伙。有个秀才形容他们是：“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技吹、拍、捧，四维礼、义、廉（无耻）”，一点不差。他们对老百姓就是公开地抢，公开地杀，抓拿骗吃，无恶不作，到头来还硬要老百姓给他们送万民伞，立德政碑。无耻之极！他们有哪一点比强盗好呢？

我在这里不是发牢骚，不过是说了实话。至低限度我碰到过的县太爷，没有一个比张牧之这个江洋大盗好。事实就是这样。

张牧之从来说话算数的，在他那个“王国”里，他说的话就是决定。而且当他和他的兄弟伙一说他的想法，大家也同意了。什么想法？前头我说过了，张牧之平生有一个大仇人，就是住在县城里的外号叫黄天棒的黄大老爷。他一家死尽了，就是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黄天棒干的坏事。他发了誓，死也要进城去报这个仇。兄弟伙听他这么一说，谁不同意呢？而且简直为张牧之这个强盗进城去当县太爷的想法着了迷了。

在他们的脑子里，本来只能想象得出，那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少爷才有资格去当官，才有资格去坐大堂。只要老爷一声令下，两旁凶神恶煞似的差狗子们大声吆喝，跟着就是扁担一样的刑杖，打到他们这些普通农民的屁股上来了。坐在大老爷旁边那个文书师爷已经写好了判辞，无论什么样的判辞，他们只有在那上面画十字或者按手指印的份了。他们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来，就是和他们这些泥巴脚杆一样的张牧之，忽然很威严地坐在县衙门的大堂上，他们这些泥巴脚杆就站在两边厢，也拿着扁担。张牧之忽然一声叫喊：“带黄天棒上来！”他们就一路传话传下去：“带黄天棒上来！”于是他们平常痛恨之至的黄天棒被狠夹着推上大堂来，头也不敢抬地跪在张牧之的公案前。于是也被按在地上，在他屁股上噼噼啪啪地打起板子来，随他鬼哭狼嚎，也不饶他。 哈哈，这是多么叫人痛快的事，多么令人神往的事！现在，他们的头头张牧之说：“我们也去买个县太爷来当一当。”想象不到的痛快事情就要实现了。就是为这个要付出砍头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此他们一致拥护他们的头头的这个勇敢的决定，就这么“一致通过”了。

但是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到县城去买个县太爷的一切开销，是毫无问题的，就把他们刚才从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那里没收来的这笔不义之财中抽出一部分来，也就够了。问题是哪个能去办这个买官的事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钱去买了个县太爷来，可是他们肚子里都没有一点墨水，没有一个能够摇笔杆子的师爷，这怎么行呢？至少要写告示、看状子嘛。这个师爷又到哪里去找呢？

“去给我弄个师爷来！”张牧之又作出决定了。于是下边的兄弟伙就去想方设法，“弄”一个师爷来。怎么弄法？他们派几个兄弟伙化装到县城里去打听，看哪个肚子里有墨水的师爷合适，就把他弄来。他们进县城里打听几天，认定县政府里有个谁也没有把他打在眼里的穷科员合格。这个人也是苦出身，为人自来比较正派，对于县里的各种事情、各种人物都比较熟悉。他们回来向张牧之说起这个人，张牧之说：“好，合适。”他同意了。几个兄弟伙又进城去，想办法把这个科员逗出城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他到山里来了，并硬要他当秘书师爷。这个科员就这么糊里糊涂升了官。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暂时就说他姓陈，以后我们就叫他陈师爷吧！

陈师爷起初不答应，他想哪有这种强迫封官的搞法？张牧之说：“好，你不干，你就先在我们寨子上委屈几天吧。”说的是委屈几天，结果陈师爷在山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他暗地里看，这一伙强盗其实都是穷人出身，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吃酒，公平分钱，打起仗来，勇敢冲杀，拼死相救，像亲兄弟一般。他也有些感动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些好人哩。这哪里是他在城里听说的杀人放火、穷凶极恶的张麻子这股土匪的模样呢？说到对于他，虽说在“弄”他来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很礼貌的举动（听说是用麻袋把他装起来，当做货物绑在马背上，驮上山来的），可是“弄”进来以后，却对他十分尊敬，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没有告诉他就暗地派人送钱到他家里去，好叫他家里安心过日子。而且他听到这个头头终于很直爽地对他说：“陈师爷，你瞧得起我们这些泥巴脚杆，

你觉得我们干的是劫富济贫的好事，愿意和我们干，你就留下；你觉得不是这样，在这里不自在，我们送路费，你走就是，一点也不勉强。”

这一席倾吐肺腑的话，直把陈师爷说得老泪横流。“我干！”这就是他的回答。

但是当张牧之提出要派他带钱上省里去，到山西钱庄买这个县的县太爷来当的时候，他却有几分怀疑，觉得这码子事未免太稀奇了。

“你说，你凭良心说，我这个张麻子，就是在你们县城城门口贴着告示，悬赏三千块大洋买他脑袋的这个张麻子，可不可以进城去当你们县的县太爷？你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张牧之诚心实意地问。

陈师爷当时没有回答，张牧之也不估倒他马上回答。陈师爷想了一夜，正和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他想通了。张麻子这么一个好人，为什么不能去当县太爷？比他过去见过的所有的县太爷都好得多。至于说他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他更有信心。说到摇笔杆子，他的文字通顺，比那些县太爷带来的狗屁不通的师爷好得多。他还通晓事理，为人耿直，自信比那些专门出“烂条儿”的师爷强。对头！

第二天早晨，他回答了：“可以！”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张牧之更是不用说有多么高兴了。

只要陈师爷思想一通，什么事都好办了。

陈师爷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个未来的县太爷想一个堂皇的官名。他总不能用“县长张麻子”出布告嘛。他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就和“张麻子”这三个字谐声，取名叫“张牧之”吧。古时候县太爷本来就叫做“牧民之官”，叫“张牧之”正好。 我前面摆故事都叫他张牧之，其实他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叫张牧之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叫什么，又不愿学老爷们骂他，叫他“张麻子”，所以提前使用他的这个官号。

陈师爷陪着张牧之带了一大笔钱到省城去了。由于这个县里冒充县太爷的秘书师爷已经潜逃了，正空缺着，他们出的钱又比别人愿意出的多得多，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具体事宜都是陈师爷去经办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一个老在衙门进出办事的人，熟门熟路。至于最后要去拜望一下省民政厅长官，也难不倒张牧之。张牧之打扮一下，看来却真是年轻英俊，一表人才。而且去拜见的时候，也不过是讲些下去以后要奉公守法、勤政爱民的一派官话，陈师爷事先一教，张牧之马上就会说，也就应付过去了。

他们带着上面盖大红官印，赫然写着县长张牧之几个字的委任状，回到县里去了。当然不是坐着轮船、打着旗号到县城去，而是偷偷地回到西山他的老窝里。兄弟伙们接他们回到山寨，都争着来看这张委任状。他们都很奇怪，凭这么一张纸，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到县城里去，把县政府那颗官印拿过来，凭着这颗攥在手里的印把子，就可以出告示，要钱，杀人 这是他们先前万万料不到的。

张牧之和兄弟伙们商量了一下。他们在西山这块地盘，不仅不能丢，而且还要扩大些；他们这支队伍，不仅不能散，而且要乘机壮大，把县上保安队的好枪来他一个“枪换肩”。自然，他要带几个兄弟伙进县城，替他管钱管东西，其余作为保驾的跟班。他带的有徐大个，当他的卫队长，张德行帮他守牢，王万生当勤务兵，还有别的几个兄弟伙，都是真心实意跟他，和他一条心的，又是能跑会飞的好枪把式。

陈师爷真是忙起来了。他要向张牧之介绍这个县里的各种情况，各种当权人物的姓名、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派系和利害关系。还要教张牧之他们进城以后的起居生活习惯，包括各种交际往来的礼节、规矩、仪容以及谈话的方法。他还要为张牧之起草到任后的施政演说稿子。进城以后，只要把几个大的交际应酬和出头露面的场合对付过去了，以后一切事情，都可以由他这个秘书师爷出面来处理，那就好办了。

但是在研究发表施政演说的内容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些人主张张牧之抓到了印把子，就应该替受苦的人说话、办好事。要劫富济贫，整治那些欺压老百姓的恶霸地主和专干坏事的土豪劣绅。他们讲得很清楚：“要不，我们花这么多冤枉钱买个县太爷干什么？去县城里受那份洋罪干什么？还不如我们在山里头一刀一枪地跟他们干痛快一些呢！如果哪个进了城，就去学那些坏老爷模样，腐化堕落，替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去盘剥穷苦人家，不论是哪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这些主张都是很合张牧之的心意的，他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但是这却叫陈师爷作了难。他不是不赞成这些穷苦兄弟伙的主张，要不，他还不愿这么冒着砍脑壳的风险来跟他们干呢。但是他明白，这个县到底还是在反动政府统领之下的，衙门口挂的到底还是青天白日旗，还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天下，还是层层都由地主老爷和老板们掌着实权的。他劝张牧之，还是要表面一套，暗地一套，不要叫他们看出马脚来。只能是以一个清官的样子出现，不能把他当江洋大盗这套拿出来。至于说上任以后发表的施政演说，更不能出了格，露了馅。但是张牧之他们坚决不同意在讲话中显出和他们这些党棍子、恶霸是一鼻孔出气，说的一个格调。这却叫陈师爷费了不少脑筋，才从那些老爷们惯常唱的三民主义的高调中，提取出一些如“勤政爱民”、“救民于水火”以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套陈辞滥调来，写成了演说稿。

一切准备停当，又约好了以后往来联系的办法就出发了。他们先悄悄地动身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里去，在那里置办了行李，穿上了官服，发了即将“到任履新”的电报。然后从那里上了轮船，大模大样地向这个县城进发了。

他们下了轮船，在码头上受到县城机关、法团代表和绅粮地主老爷们的热烈欢迎。他走进披红戴绿的欢迎彩棚里，踏上铺在地上的红色地毯，好不气派。陈师爷按大小先后把张牧之介绍给大家，一一见面寒暄。张牧之和他的跟班们早就听说过这个县里的这些乌龟王八蛋，早就想一个一个地捉来，一刀一刀地砍掉。现在这些家伙就站在眼前，还要和他们又是拱手，又是点头地应酬，也真叫人憋气了。

那些老爷们呢，当然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毕恭毕敬地欢迎的人，这个穿着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颇有点三民主义忠实信徒模样的人，就是他们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的，长着大胡子的张麻子这个江洋大盗。他们一看这个人头发梳得溜光，两眼炯炯有神，生气蓬勃，仪表堂堂，已经有了几分好印象。再一听他在寒暄中随口说出“兄弟才疏学浅，初出茅庐，一切都得仰仗列位大力鼎助，勤政爱民，不负党国重任和全县父老殷望 ”这样一些很得体的话来，就更加敬重了。

在简单的茶叙之后（陈师爷早已交代，切不可和这些老奸巨滑的人深谈），决定到县政府去接事。绅粮一声号令，几乘四人抬的大轿，就送到彩棚外面来。一般随员是骑马，还拉来了几匹高头大马。可是新来的县太爷不赞成坐四人抬的大轿，而要骑上高头大马进城。这一行径，使欢迎的士绅、地主老爷们见到了这位新太爷的新风范，很合乎国民党“革新吏政”的精神，无不肃然起敬。

张牧之骑马走在前头，从河街进城走上大街，直奔县衙门。一路上老百姓都站在街旁看热闹，好不威风。当张牧之进城门口的时候，陈师爷一眼就看到已经贴得发黄的告示，这就是以三千元大洋通缉张麻子的通缉令，还提到这个江洋大盗是长有大胡子，一脸大麻子的特征。陈师爷在张牧之身边暗地指给张牧之看，张牧之望了一下，不禁暗笑起来。

张牧之就是这样走马上任的。他在县衙门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茶会，念了陈师爷煞费苦心才准备好的施政演说，又听了一些官员们、绅粮地主代表们的欢迎和赞颂，就此结束。本来照过去的规矩，还要去赴商会、法团以及绅粮们的一连串宴会，特别是要主动地拜会本县第一块招牌人物黄大老爷，面请指教的。但是新县太爷宣布了：要遵照上级简朴节约的精神，提倡清勤廉明，一切宴会从免。有些老爷们就在暗地里嘀咕：“哼，说不定这是一个才出炉的党棍子，将来怕有些难缠咧。”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县银行的钱经理就凭他过去的经验，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你别看他穿那身标准官服，装模作样，只要用金条子一塞，就全垮架，就要来甘拜下风了。”

最感觉恼火的是黄大老爷。他是本县的第一号人物，什么都是第一。田产最广、收租最多，第一；做的生意买卖最大、钱最多，第一；他在城里的公馆最多，第一；家里人在外面做大小官员的最多，第一；自然，他的姨太太最多，也算第一。所以每一个新上任的县太爷，到了衙门的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送名片到黄公馆，亲自上门拜会黄大老爷，死气白赖地要拜认做门生。这个张牧之竟然不是这样。许多天了，没有去拜会的意思。“这是一个什么不识好歹的后生小子呢？连规矩都不懂了。”

陈师爷出于一番好意，几次劝说张牧之不妨去黄公馆走个过场，以便在县里站住脚。可是张牧之和他带来的几个兄弟伙坚决反对。张牧之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浑蛋，我一见他就想给他脑壳上凿个洞洞，安上一颗 卫生汤圆 ，把他卸成八大块，还不解气哩，要我去给他说好话、赔小心，办不到！”他又对陈师爷说：“你倒要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暗地里整治他，把他弄痛，最后还要把他杀尽做绝，解我心头之恨，这才对头。”

张牧之上任后不几天，就碰到审理一个案子。一个本地姓赵的地主告他的佃户刁顽，抗不交够租子。原告被告都传到大堂上来了。照往常规矩，地主进来可以在一旁站着，被告的佃户则应该一进来就下跪的。今天这个佃户上堂还没下跪，地主就作揖说：“禀老爷，叫他跪下，好审这些刁民。”两旁掌刑棍的旧差狗子就照例叫一声：“跪下！”

那个佃户就真的“扑通”一声跪下了：“老爷，冤枉。”

“慢点！”张牧之看了，很不是味道。生气地问那个地主：“为啥子只叫他跪，你不跪？”

赵家地主非常奇怪地望着这位新老爷，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那掌棍的几个大汉也奇怪地望着新老爷。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一旁都为新老爷能够随机应变，暗地笑了。

徐大个去把那个下跪的农民提一下：“站起来。”这个佃户还有些莫名其妙，只好站起来。

“你也站过去，站在下边，好问话。”张牧之对那个站在旁边的赵家地主说。徐大个一伸手把他提到中间，和佃户站成一排。这位地主有些不以为然，把一只脚斜站着，一抖一抖的，满不在乎。徐大个生气地在他腿肚子上踢一脚：“站规矩点！”

这样才开始了问案子。

张牧之听了原告、被告两方的申诉。很明显看出是这个赵家地主不讲理，把当时政府规定的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二五减租”，反倒改成“二五加租”，要农民多交租。张牧之一听，火星直冒，本来想当场发作，要宣判姓赵的地主给佃户按规定倒退二成五租谷的，可是陈师爷却给他递了眼色，低声说了几句。张牧之才忍着气宣布：“退堂！听候宣判。”

姓赵的地主不放心说：“禀老爷，这刁民不押起来，不取保，他跑了，我将来向哪个讨租去？”

张牧之本待发作：“你咋个就晓得一定是他打输官司？”陈师爷却跑在前面代他答了：“退下！本官自有道理。”

下堂以后，姓赵的地主就找到了那个掌刑的政警：“张哥，咋的？ 包袱 塞了不算数？”

那个政警把嘴一撇：“哼，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齿缝缝的。”其实这份“包袱”完全被他独吞了，新太爷一文也没见着。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等到过了三天，县衙门口的布告牌上贴出宣判告示来，是姓赵的地主败诉了。上面说按照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这一下在县城里像揭了盖子的一锅开水，沸腾开了：“哼，这位太爷硬把法令当真哩！”“嘿，这还成哪一家的王法？”有的人也责备姓赵的地主：“他也太心黑了，二五减租，你马马虎虎不减也就是了，偏还要二五倒加租，还要去告状，输了活该！”

这件稀奇事情当然也传到黄公馆里去了。黄大老爷听了，还是一言不发，闷起！

穷苦老百姓一听，却高兴地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传开了：“新来的张老爷硬是要实行二五减租哩。”许多人在盘算：“去年的已经给地主老财刮去了的，就算了。今年眼见要收谷子，这回有人撑腰，要闹他个二五减租了。”

张牧之上任不到两月，来说事情的，许“包袱”的，总是不断。这在别的县太爷看来，就是财源茂盛的意思，巴不得。张牧之却觉得心烦，多靠陈师爷出面去处理。反正张牧之给他定得有一个原则：凡是地主老财们送来的，收，多收。狠狠地刮，刮得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的事情就给他来个软拖，东拉西扯，横竖不落地，理由就是塞的包袱不够，难办事。至于那些穷苦人、正派人，就一律不要。专门替人家办理付款事情的县银行钱经理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太爷，口讲新章程，其实是个 鲢巴郎 嘴巴叉得很。”

这时上边又下来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限期交上去。一个县太爷在任上，只要碰到这么一笔上面下来的什么税，什么捐，就可以把腰包填满了，可以走路了。这种捐口说五万元，县太爷可以不必自己兴师动众地去收，只要按七万元出包给人家去收就行了，收得快，又得利。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些会做官的老爷想出这种妙法。实在方便。至于那些来包税捐的地主老财们，用七万元包了回去，他们爱向谁收，收多少，就不用问了。十万元也由他们去收了。这真是发财的好门路。

这一笔五万元爱国捐的公事一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老财们纷纷出动，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要求包收爱国捐。可是谁也莫想一口独吞，连黄天榜大老爷也不敢使出他的“天棒”，独包了，这是要利益均沾的事，不然你休想以后办事搁得平。你要求包这一个乡，他要求包那一个区，而且是先付包银，倒是可以的。这条件真够优厚的了，可是张牧之偏偏不干，他要研究一个新章程、新办法。

他找陈师爷问了一下。陈师爷解释说，如今的国民政府就是捐多税多，所以大家叫“刮民政府万税”。一道捐税下来，就像在穷苦老百姓的脖子上又勒一道绳子。城里乡下，都要搞得鸡飞狗跳，逼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人家鬻妻卖子，多少人寻死上吊呀。可是那些包税的老财们却借机会发大财，呵呵笑，所以乡下人形容说：“地主老财笑哈哈，穷苦百姓泪如麻。”

张牧之和他的几个兄弟伙一听是这么个整法，就冒火了。张牧之叫道：“算了，老子不给他收了。”

陈师爷说：“那咋行？你这个县太爷不想当了？”

王万生说：“为了当这个臭官，要我们去坑害穷人？”

陈师爷笑了一笑说：“刀把子在你手里，你要向哪个开刀，还不是看你的。”

张牧之问：“你说咋个整法才好？”

陈师爷说：“我们不想在这里头取利，不包给老财们，让他们拿去坑人。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要去四乡找有钱人收这笔捐，你就搞一百个人去收它半年，未必收得齐。”

王万生问：“那怎么办？”

陈师爷的点子就是多，他那眼睛眨巴眨巴几下子，脑子一转就出来了：“这么办，随田粮附加。有田有粮的都是富实人家。”

“好，好！”张牧之他们几个都笑起来，“五万元都弄到他们头上去，专门整治他们。”

“不过，”陈师爷说，“这一下要碰到一些本县的硬牌子，本来是他们赚钱的买卖，倒弄得来要他们蚀财，他们要叫喊，要抗捐不交。”

“我们顶住跟他们干，最多砸了县太爷这把交椅。”张牧之说。

深谋远虑的陈师爷说：“你一拿王法整他们，他们会暗地去上边告状。所以要去上边找个说得起话的靠山才好。”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由张牧之和陈师爷赶到省里去一下，公开说的是去要求减少爱国捐数目，其实是去用钱打通门路，拜省上一个最有势力的刘总舵把子的山门。多亏陈师爷的门道多，几下就打通了。这位总舵爷，也乐得收这种县太爷当门生，随时三千五千地得点孝顺钱，也要得。他们还把这笔捐要采取随田粮附加征收的好办法，向省田粮总局打了一个招呼，对方哼呀哈的，没有说什么。

他们回来以后，张牧之本来想召集本县有田有粮的大粮户开会，特别是把黄大老爷请来，宣布上级的指示。陈师爷却劝张牧之先通过“民意”了再办。

“什么民意？”张牧之问。

“就是县参议会，这是民意机关。他们要不通过，你搞起来费力些。”陈师爷说。

“民意机关”，这个词我们大概都熟悉，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当权的国民党忽然想起了他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要提前结束训政时期，不想再把老百姓老这么训来训去了，宣布要“还政于民”了。于是，从上到下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个民意机关就是各级的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参议员要层层选举，说是要把那些代表人民意志的人选举出来。哪个地主豪绅不想去代表一下民意呢？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于是民主政治的好戏上演了。选举的时候，可热闹了。有公然贿赂的，有公开造假票的，有用油大来换票的，有用枪炮来抢票的，争得一塌糊涂，抢得一塌糊涂，还打得一塌糊涂，到底成立了县的民意机关 参议会，而且一致选举黄大老爷当了县参议会的议长。参议员们是些什么人可想而知了。这的确是一个代表地主老财们的有权威的机关，什么事你要通过它一下，就容易行得通。所以陈师爷劝张牧之要通过一下“民意”。

张牧之问：“他们要不通过，怎么办？”

陈师爷笑一笑说：“这也不要紧，国民政府有规定，参议会只是咨询机关，没有权力捆住政府的手脚的。参议会不通过，政府一样干。国民党那个中央政府，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哦，原来还有这一条，国民党“民意”的把戏原来不过如此。谢天谢地，有这一条就好办。在这一点上，张牧之硬是拥护国民政府对于民意机关的权力限制。

于是，张牧之请黄大老爷召开县参议会。他亲自到会宣布上级的征收爱国捐五万元的通知。并且发表堂皇的演说，说这是为了江西打共产党，战事所需，一分钱也不准少，随田粮附加，限期交清，否则以贻误军机论罪。

“好硬气！”大家吓得倒吸了一口气。

“看来这回事情要烫手。他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你就莫奈何。”

“这个后生恐怕有后台吧，不然怎么这么硬。”有的人又担心说。

“说得好听罢了。只要他把钱一装腰包，就会 水 了。”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见钱不抓的县太爷。

“那金子就是火，只要一揣到身上，再硬的心都会软化。”另外一个人支持这种看法。

不管在参议会上怎么偷偷摸摸地议论来议论去，怎么公开地讨论来讨论去，国民政府反正要收这五万块钱。结果好说歹说，还是叫做无异议通过，就是用不着举手表决。

一般老百姓听说这一回的爱国捐是随田粮附加，不包出来了，都举手叫：“阿弥陀佛！”民国以来，算第一回看到过一个清官。不过大家还要看一看。光说大话、不干好事的县太爷，他们过去也见得多。

但是，张牧之硬是怎么说，怎么干。这一下不是把乡下的穷苦老百姓整得鸡飞狗跳，而是把有田有粮的财主们整得心痛了。有抗捐不交的，他就去捉来关起，限期交清。张牧之带来的一个跟班，名叫张德行，因为他的鬼点子多，外号叫他“张得行”。张牧之叫他负责监押这些老财，他算是出了大力。他把那些财主押起来，好话他不听，送钱他不要，隔一阵在他们身上出气，狠狠地敲他们一阵。“哼！你们也有今天！整！好好给我启发启发！”“哎呀，哎呀，我服了。”那些财主招架不住了，只好认输，乖乖地交钱了。张德行这一回真是“得行”了。他说：“老子这一辈子没有这么痛快过。”

但是果然还是碰到硬牌子。本县第一块硬招牌黄大老爷的一个管家硬是顶住不交。是不是黄大老爷故意这么布置，来试一试张牧之的“硬度”的，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看硬斗硬的好戏。张牧之一听说是黄大老爷家的，毫不客气：“哼，老子正在找你的缝缝钉钉子呢，好，给我抓起来。”

这个管家不仅被抓了起来，而且张德行给他“特别优待”，要叫他“站笼子”。这可是往死里整的刑法。

陈师爷知道了，说服了张牧之：对黄大老爷要硬碰，也要软烫。于是把这个管家放出来，由陈师爷亲自押着送往黄公馆，交给黄大老爷，说：“虽是违抗国家法令的大罪，还是初犯，请黄大老爷看着办吧！”

黄大老爷没有想到对他来这一手。明摆着的，这是他主持县参议会通过了的，有苦说不出，只好说是管家不懂事，敢犯国家大法，答应叫他马上交钱。黄大老爷一交钱，陈师爷就到处宣传，老财们看黄大老爷都抗不住，又听到衙门里有一个叫张德行的对老财们实在“得行”，不敢拖抗，纷纷交钱。这一下老财们的抵抗阵线被打破了，任务完成得不错。

但是黄大老爷并不心服，他暗地思忖，怎么会派来这么一个死不要钱的县太爷呢？他通知他的在省政府当官的儿子去探访一下。哦，原来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弟子。黄大老爷明白，刘总舵把子不特招呼得了快半个省的袍哥和土匪，而且他的哥哥又是本省有名的军阀，蒋介石把他都莫奈何的。算了，这一回算倒霉，输了这口气吧！

但是张牧之并没有一个完。跟着来的又是“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这事早就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就主张过，但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们历来没有实行过，偏又喜欢年年在口头上这么叫喊：二五减租。大家听得耳朵都起茧茧了，从来没有谁把它当一回事。老百姓呢，能够不二五加租，就算谢天谢地，谁还指望会二五减租？

可是张牧之硬要把它当一回事来干。偏偏这时候，听说国民党的那个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打仗打得不那么顺心，前方吃紧，很害怕他后方的农民起来抽他的底火。于是，正二八经地发了一道告示，说要认真实行二五减租了。

“这一回他们又要 认真 了！”县里的财主们在黄大老爷面前说起这事，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认为这一纸告示不过是一张废纸，因为有油墨，连拿来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

“不要笑得太早了。”黄大老爷放下他的白铜水烟袋，恨恨地说：“我们这个穿中山装的县太爷要不滚蛋，恐怕我们今年还要蚀财。”

不错，黄大老爷比其他财主们是要高明一些。张牧之接到这个告示，不特在全县到处张贴，并且动员学生到处去宣传：“今年要二五减租了，这是政府的法令，谁敢违抗，严惩不贷！”农民们呢？从新来的这位县太爷上任以来办的几件事，在他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印象。现在这个青天大老爷号召他们起来向财主们要求二五减租，也许是有一点希望的吧，一股风就这么吹起来了。有些农民就是不信邪，就是扣下二成五的租不交，看你能把我扭到县衙门里去！有的土老财还是照往年的皇历，硬是把佃户扭到县衙门去。嘿，这世道莫非真是变了？扣下来挨训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抗租不交的佃户。这个消息又传开了。这股减租的风闹得更大了。

这一次损失最大的当然还是黄大老爷，最不服气的也是黄大老爷。他一直在心里琢磨：“这是一个啥子人？刁钻得很，专门找空空和有钱人做对，向着穷鬼们。 啊，莫非他 ”黄大老爷专门请县党部的书记长胡天德来，他们研究了好一阵，不得要领。到底这位新来的县太爷只是一个奉公唯谨、不懂世故的角色呢，还是别有背景？胡天德一点也回答不上来。他名义上是县党部的书记长，是专门负有防止共产党活动的责任的，并且领得有津贴，县党部里还设得有“调查室”这样的机构。可是胡天德一天除开和县里的绅粮们吃喝打牌，到黄大老爷公馆去请安之外，就是睡在自己床上抽鸦片烟。对哪一种烟土最带劲，他倒是有过调查，别的他就从来没有想去调查了。

黄大老爷对于胡天德回答不出他提出的问题，也不责怪他，只要他肯从鸦片烟床上爬起来认真去做点调查工作就行了，便告诉他：“小老弟呀，共产党无孔不入，睡不得大觉呀！你要找两个靠得住的人，去摸清张牧之他们的根底，要从他带来的几个人的身上下工夫，特别是那个秘书师爷，把他能拉过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胡天德领命去了，而且也认真派他的调查室的人去做调查工作。但是搞了一阵，毫无成效。因为张牧之带来的几个人，都是铁了心似的，随便你用什么办法，想和他们联络感情，交交朋友，总是靠不拢。他们几个都是烟酒不沾，请吃饭不到，更不敢去送钱送礼，怕反而弄得猫抓糍粑，脱不到爪爪。从这一点上看，胡天德越是感觉有点像共产党，他越是紧张，于是决定亲自出马，找机会去联络陈师爷。虽说陈师爷这个人比较随和，交际应酬也还通人情，可是要从陈师爷口里探听张牧之的底细，比叫泥菩萨开口还难。是哟，陈师爷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对于胡天德这样的人是干什么的，难道还不明白吗？胡天德不仅没有摸到一点情况，反倒被陈师爷从他的话里套出来，是谁叫他来打听的。陈师爷马上告诉了张牧之，黄大老爷正在叫胡天德想办法来摸他们的底。这些人绝不会安什么好心肠的，要大家多留点神。

张牧之说：“黄天棒这个浑蛋，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设法除掉他，总不甘心。”

“是啊。”陈师爷说，“擒龙要擒首，打蛇要打七寸，把他除了，这县里的事情才好办。”

于是大家都来想除掉黄大老爷的办法。

胡天德向黄大老爷汇报了情况，黄大老爷更加坚定地相信，张牧之一定有不寻常的来头。你想，他带来的一般下人都那么一滴油也浸不进，是简单的人吗？因此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叫胡天德上省去送到省党部，请那里“调查统计室”派两个高明的“调查专家”来。

等到那两个“调查专家”到来的时候，正是本县的老百姓真心实意要给张牧之送万民伞的时候。张牧之最近又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惩办了两个大家恨得要命的恶霸。这两个家伙横行乡里，杀害农民，逼奸妇女，越来越凶。他接到了许多乡下老百姓的请愿书，就把这两个坏蛋抓起来审问。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把什么国法放在眼里，他们在堂上公然供认真情不假；要他们在口供上按指拇印，他们也满不在乎地按了，心想，这些东西顶个屁用。这下好，张牧之抓到罪证，就请本地机关、法团、学校和参议会的绅粮派出代表来会审，连黄大老爷也不得不派出代表来参加。会审结果，硬是证据确凿，罪不容诛，于是一致公议，明正典刑。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才晓得这一回碰上了硬码子，一下就蔫了，连黄大老爷也不好出面救他们。

杀这两个大恶霸的日子，县城里真是万人空巷，都涌到河边沙坝去看热闹。一看到这两个恶霸被五花大绑，跪在沙上，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大家都不禁鼓掌欢呼起来。从此，“张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大家没有想到几十年来到底还出了这么一个青天大老爷。于是老百姓自发地凑钱要给“张青天”送万民伞。这把万民伞，再不是那些县太爷要卸任了，估倒本县绅粮们送的那种万民伞，在上面签名的寥寥无几，这把万民伞真是万民来签的名，何止万民，二三万都过了。

老百姓真心实意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时候，正是省党部的两个调查专家偷偷地到县里来调查的时候。除了黄大老爷和胡天德，谁也不知道来了这么两个人。他们听了胡天德的并不清楚的汇报和黄大老爷很清楚、很有见地的情况介绍后，对于张牧之干的这些非凡的事，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听到他们介绍原来进行的调查工作都失败了以后，就笑他们“逗错了膀子”了。那个姓李的调查专家（鬼才知道他是不是真姓李，听说这种担负着特别任务的神秘人物都是隐姓埋名的）说：“你们完全逗错膀子了。这样的人，你们以为可以用吃喝、女人、金钱就拉得过来吗？”

另外一个姓王的调查专家下结论说：“这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才行。”

到底王、李二位调查专家提供了一些什么“科学的”方法，不是你我懂得了的。总之，这姓王的和姓李的两位专家忽然在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活动中成为特别的积极分子。姓李的一个是在县立中学当训导主任，当然可以代表教育界，那一个姓王的是新开的一个茂华贸易公司的经理，自然可以代表商界。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来歌颂“张青天”的德政，甚至吹到“张青天”一定是党国专门派来推行国民党的新县制的。他们在活动送万民伞的当中和张牧之、陈师爷自然就有了一些接触，从他们的“真诚”的歌颂中，居然给张牧之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他们对于“张青天”惩办了两个恶霸，认为是为民除害，好得很，只是还少了一点。这一点颇引起了徐大个的同感，他在和王经理闲谈时，说出了：“哼，要依我那几年的脾气，不砍他一百，也该砍他五十。”

“好，好。”王经理称赞，他对于这位“张青天”的卫队长的“那几年的脾气”很有兴趣了。不知“张青天”那几年又是什么脾气？又在哪里使出脾气来？

但是混了两个月，两位调查专家的科学方法好像也没有帮助他们调查出张牧之的什么根底来。原来他们的科学方法，对付共产党也许有效，对付张牧之就不行。弄来弄去，实在看不出张牧之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看他们讲义气的江湖习气，说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倒是有几分相像的。看起来他们也“逗错了膀子”了。

要不是张牧之自己在一次冒失的行动中露了馅儿，又加上一个十分偶然的真相败露，他们再怎么灵，也不见得能得手。

怎么一回事，听我慢慢说来。

跟张牧之进城当跟班的几个兄弟伙，每天在衙门里事情不多，也很少上街去游逛：因为一上街就是看到土豪劣绅和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的事，又打不得抱不平，生了一肚子闷气回来，何苦呢？住得久了，难免几个就在一些发起牢骚来：“我们进城这么多天，也没有狠狠整治那些大坏蛋，给穷苦老百姓多办点好事。尽这么下去，不把肚子叫闷气憋破了才怪。”

“我恨不得在街上砍他几个，还是回山里过自在日子。”

“要生个什么法子，暗地里整治他几个害人精才好。”

他们就这么三言两语议论起来。过了几天，还是张德行“得行”，他就生出一个法子来了，而且第一次出马就成功，叫他们高兴了好几天。

张德行想出了一个什么得行的法子呢？

他们平日在街头巷尾，听到哪家老爷，怎么欺侮哪家穷人；哪家绅粮，估倒向老百姓要多少东西。诸如此类不平的事，见天至少也有三五件传到耳朵里来。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公开出面去打抱不平。他们几个就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报复的目标，定出暗地报复的办法。晚上，就乔装打扮起来，上街去走。他们尽量不走大街，尽量不叫那些打更的、巡街的看到了，不过就是那些巡街的、打更的偶尔看到了，都知道他们是县衙门里当差的，大概是出来办什么案子吧，也没有理会。他们轻脚轻手山去，过不多久，就把要办的事办了，轻脚轻手地回来了。比如前几天下午，他们在街上亲眼得见本城的镇长，在光天白日之下，敲诈南街一家老百姓，把钱勒索走了。他们当天晚上就出动，走到镇长的小公馆外墙边，不费什么手脚，就翻墙过去，这些本事本来就是他们拿手的。他们一直摸到镇长睡房里去，把他叫起来：“你把今天下午在南街讹诈别人的财物交出来！”跟着一支手枪就抵到镇长的后脑勺上了。镇长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几个蒙面的强人。他要不认账，一颗“卫生汤圆”就会要他的命，只好乖乖地交出来。他们拿到财物后，把镇长锁在内屋，用刀威胁他，如果叫喊，马上回来杀他。还警告他，今晚的事，以后如果说了出去，马上来取他的脑壳。然后他们几个又悄悄翻墙出来。把这些财物送到南街，敲开那家的门，把东西扔进去，扬长而去，回县衙门了。那个镇长第二天竟然不敢声张出去，害怕什么时候，这些蒙面强人又来光顾他，取他的脑壳。

张德行他们几个干的这件事，无论事前，或者事后，并没有和张牧之通气，更没有告诉陈师爷。他们认为干这样惩办恶人的事，张牧之还会不同意吗？而且不止干一件，还一连干了几件差不多的事。无非是为穷苦老百姓办点好事，惩治那些土豪劣绅。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有动刀动枪，也没有惊动很多的人。因此，除开那吃了苦头的恶霸和暗地得到好处的穷百姓外，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吃了苦头的恶霸都得到了警告，说是把他的脑壳暂时寄存在他的颈上。那也就是说，假如要说出去了，随时有人要来取走他的脑壳的。他哪里生得出第二个脑壳来让他吃饭、说话、打烂条整人呢？只好哑巴吃黄连，算了。

但是事情总不能封得滴水不漏。过不多久，在街头巷尾，就传出一种神奇的神话，说是从天上降下什么神灵，专门惩恶扬善，很办了几件好事。比较肯相信实际的人们，却说是有几个侠客黑夜进了城。和在街坊说书人那里听来的评书里说的一样，添油加醋地说，都是飞檐走壁，来去无踪，专门扶弱济贫，惩治强霸的几个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