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试点工作，确实让张继军感到了压力。按照目前的时髦说法，就是“医疗产业化”，这似乎已成了医药卫生改革的指挥棒。在这一指挥棒的驱使下，大江南北忽地鼓噪出一个又一个的医改“模式”，有“公立医院个体化”的、有“企业‘托管制’”的、有“私人承包”的、有“分割拍卖”的……所有这些模式都像没有授粉的谎花，尽管绚丽多姿，让人眼花缭乱，却都是只开花，不结果，更不能大面积推而广之。
医院要在改革试点中创造一种“惠宝模式”，会不会是一种乌托帮式的幻想呢？
张继军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事业能否发展，百姓能否受益。目前，“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改革就应该解决这种不正常的现状。可是，在“医疗产业化”的理念下，医院只能沿着“趋利性”的轨道快马加鞭，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诉求和渴望，一方面是医院自身发展的物质需要，医院在这个夹缝里，很难做出正确的抉择。
张继军当然清楚，市人民医院体制上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也近乎于自负盈亏，自从他当院长以来，财政拨付的经费额度就没有增加过。当然，他也能理解政府的困难，处在社会飞速进步的转型期，各行各业都在加快发展，那一块不在等着用钱呢？城市建设、水利设施、农业开发、教育拨付、科技投入、安居工程、下岗工人安置……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地级市，任谁当家也不容易啊！他不会也不愿去质疑政府的决策。但令他困惑的却是，按照某些学者的思路，医药卫生改革的目的似乎不是首先改变老百姓寻医问药的实际困难，而是要为此寻找一块*布，要为把包袱甩给社会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恰恰是张继军不能接受的。在他的血管里，流着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流着为民族解放而舍生忘死的革命军人的血，几十年来他一直告诫着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泯灭做人的良知，都不能背叛革命的信仰。他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神圣的职业，就践行着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就是自己终生的使命和责任，他要让自己辛劳的付出换取千千万万生命的延续。他所期望的改革，就是真正能让人民的医院回归到公益性的正确轨道，切实解决并满足老百姓对医疗健康保障的基本需求。
张继军当然也清楚这一改革的艰难。医院本来就是国家所建立的救死扶伤的公益性场所，可在“医疗产业化”的幌子下，有的医院却逐渐演变成了盈利的工具。既然角色已经变得模糊了，形象还怎么能树起来？作为一院之长，他不但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而且还要背负由此产生的社会和内部的双重压力。再者，医院只是享受财政的定额补贴，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可是，医院要发展、要建设、要设备，医务人员要吃饭、要福利……目前都要靠创收来解决。就连自己坐驾的汽油费，都要由患者的口袋里掏。他曾经听人说起过社会上流行的“三大公害”的说法，版本之一是“黑蛇、白蛇、眼镜蛇”，黑蛇和眼镜蛇指的是警察和教师，白蛇则指医务人员。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和爱心，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崇高和令人敬仰！可是，医生竟然被人骂成咬人的毒蛇，这难道不是医务人员的悲哀吗？而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张继军经常在思考这些问题，他也因此在良心与现实的挤压下倍受煎熬。
张继军在一篇报道中看到，某市一个严重烫伤的三岁幼童，因为交不起住院押金，被四家医院拒之门外，最后惨死在母亲怀里，他当时感到特别愤慨。为此，还在全院大会上三令五申：不得因没有住院押金而拒收病人！然而，因为经常为贫困患者垫付医药费，医院已挂了二千多万元的空帐，真是不堪重负。但对此他从不抱怨也不后悔，因为在这垫付的巨款当中，他们挽救了一百多条濒临死亡的生命。因此，每当他听到社会上的传言，说是有的患者家属因为无钱，不敢送病人上医院时，他会很痛苦。那是柔软的同情心被冰冷的现实刺伤后的疼痛，那是面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和良知受到自责的矛盾带来的心灵的蹂躏。毕竟生命无价啊！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党的干部，作为一个与患者休戚与共的人民医生，他是多么地渴望着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早日建立啊！他也完全相信，假以时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因为这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也是我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