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昆仑明天就要出院了，徐淦棠躲开张继军，独自去探访。他十分清楚这个从师副政委任上转业的西北汉子清廉正直不是伪装的，因此他不敢送礼物，只买了一束康乃馨。他把鲜花插在床头柜上，似乎是漫不经心地与梁昆仑聊起来，慢慢地，话题就扯到了医院的问题上。他也非常清楚，梁昆仑不喜欢听小报告，所以他一直都在说张继军的好处，说张继军在征地拆迁中费了多少脑筋，受了多少委屈。梁昆仑已经看到了有人从门缝下塞到病房里的匿名信，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市人民医院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他不会轻易表态。整个聊天过程，都是徐淦棠在说，梁昆仑在听。
在经过一番精心的铺垫之后，徐淦棠轻描淡写地说：“张院长在征地问题上顾虑太多，过于软弱了。”那天他在现场的精彩表演，梁昆仑都看到了，他给领导的印象应该是立场坚定的，他希望梁昆仑这时能表个态，可是，梁昆仑依然面无表情，更没有说话，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话多了，赶紧起身告辞：“梁局长您休息吧，不打搅您了。”
草儿的父母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找到医院来了。他们跪在张继军面前痛哭流涕，余淑敏拉起他们，抱怨道：“你们办的什么事啊，天下有你们这么狠心的父母吗？”
草儿的母亲哭着，一边数落丈夫，一边断断续续诉说着孩子的不幸。原来，他们都是农民，丈夫没有别的本事，却学会了赌博，往往新收割的稻谷还没有晒干脱壳，就被人家拉走顶了赌债，折腾得家里一贫如洗。草儿出生在农村卫生站，因为营养不良，又是早产，生下来只有三斤多重，脸色青灰、四肢松弛，卫生站的医生也弄不清什么病，只说恐怕养不活。孩子的父亲没钱给孩子治病，一狠心，瞒着妻子把孩子丢到了市人民医院大门口。他对妻子说孩子死了，妻子不相信，哭着要他把孩子的尸体抱来看一眼，他瞒不住，才告诉妻子他把孩子扔了。他丢孩子时心存侥幸，把孩子丢在医院大门口，若有好心人发现了给孩子治疗，孩子或许还有救。他在赌场上混得麻木而狡黠，怕妻子去寻找，没告诉妻子他把孩子丢在了哪里。谁知妻子不依不饶，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处打听孩子的下落，他本想让妻子到市人民医院去打听，又怕孩子如果真在医院治疗，医院找他要医药费，就又瞒了下去。这天，丈夫回家，妻子哭着把一张报纸摔到他脸上：“你这个畜生，这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你看照片，这衣服还是我自己缝的。”报纸是好心的邻居看到关于草儿的报道后送来的，丈夫一看，知道女儿还活着，他羞愧难当，在妻子的哀求下，一起找到了医院。
草儿的父母现身医院，流言不攻自破。
易梓花在徐淦棠的授意下制造了不同版本的谣言，她内心虽然忐忑，却无力控制谣言的传播。她不敢公开承认是自己造谣，又不能堵住别人的嘴巴，只能在自责中盼望着流言能像阵风一样刮过去。她恨自己的舌头，要是自己的长舌能像扫把一样把吐在地面的瓜子皮扫净的话，她宁愿趴在地上舔尽所有的垃圾。可是，病毒一旦流行，就会四处蔓延，而且会衍生出许多变种。尽管没人再相信草儿是张继军和余淑敏的私生女，但关于张继军与余淑敏的绯闻还是越传越厉害，连郝秀莲都听说了。
郝秀莲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她知道丈夫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不可能干鸡鸣狗盗的勾当。理智告诉她，那些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诬陷丈夫的。然而，任何女人在听说了丈夫的绯闻后，内心的感受都是复杂的、痛苦的，疑惑、委屈、酸涩……或者还有说不清的嫉恨与敌视混杂在一起，勾兑成一杯浑浊的苦酒，令人难以下咽。郝秀莲在经过了多日的煎熬之后，决定试探试探张继军。她旁敲侧击地问张继军：“余淑敏进修一年回来，收获很大吧？”
张继军没往别处想，他以欣赏的口气说：“当然收获很大，我看中的人还能有错？将来医院的发展，就靠她这种懂专业、会管理的中年骨干了。”
郝秀莲说：“这种话你在公开场合可千万不能说，会引起别人误会的。”
“你什么意思？你听到了什么？”张继军警觉地追问。
郝秀莲本来不想把话说透的，她怕张继军生气。可是，张继军既然这么问了，她又相信丈夫的清白，就实话实说了：“医院里风言风语已经传得很难听了，你以后注意点。”
“他们说我什么，我注意什么？”张继军突然发火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自己一向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一辈子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他没有做鸡鸣狗盗的事，谁敢在他面前说三道四？他注意什么呢？
郝秀莲也有些生气了，张继军的态度让她感到更加委屈，她也提高了嗓门：“你和我凶什么？你有本事找那些造谣的人啊！哼，你大概是做贼心虚吧！”郝秀莲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时候，她需要的是张继军的解释、宽慰，但是，这个男人一点也不理解女人的心思，他只知道捍卫自己的尊严，他连辩解都不辩解就朝她发火，她能忍受吗？张继军啊张继军，你知道受谣言伤害最深的是谁吗？就是你老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