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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途【完本】 】

[作者名] 歆冉 [类别] 历史穿越 [最后更新时间] 2009-02-28 21:35:12.0

一、幸福的童年

幸福的童年　[本章字数：10082　最新更新时间：2008-11-04 16:4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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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金色的童年、幸福的童年、梦幻般的童年。因为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我的母亲，一位是如母亲般待我的大娘。两位母亲都是无微不至的关爱我，疼我。特别是大娘更是对我疼爱有佳，无论走到哪里都把我背到背上走，一直到四五岁时还仍然背着。有病时农村卫生所离家很远，都是大娘和母亲俩背来背去看病。母亲是小脚，走路不大方便，大多数的路程都是大娘背的我。

小时候记事很早，六七岁就记事了（农村说的都是虚岁）。听母亲说，在我四岁那年就把我过继给大爷了（大爷就是大伯）。大爷一生娶了三房，只有第一个大娘生了个不太精明的堂姐，第二个大娘和过继我的这个大娘都没有生育，前俩个大娘都没见过面就过早地去世了。听母亲说，我过继的事还有一段争论，当初我父亲和母亲都不同意就连我大哥也不同意，因为大爷性格不好，对老人也不孝顺，还经常和大娘打架，有时候半夜三更就和大娘吵起来，所以他们担心把我过继过去会把我吓着，最后还是爷爷做主完成此事。

那么我们兄弟四个为什么把我过继出去呢？当时大哥和二哥都已长大，四弟文岁还没出生。听母亲说，我小时候长得白白胖胖的，很招人喜欢，吃奶到三岁，长的虎头虎脑的，更招人喜欢的是从不闹人，所以大爷大娘就把我要过去了。过继过去后到我记事从没有改口，一直叫大爷大娘，从没有叫过爸妈。吃住两面都吃两面都住，哪面有好吃的就到哪面吃。

那时常听家里大人们说，大份、二份、三份。因为爷爷生了四个儿子，除了四叔过世早，三大份称呼的就是大爷，我父亲和三叔。大爷很爱收拾死猫烂狗的，我也很爱吃，有时刚生下来的小牛犊子没几天就死了，大爷就把它弄回家收拾干净美餐一顿，那时候什么牛头肉啊，牛蹄，驴肉，马肉等常吃，同时也把我吃谗了。小时候这种吃法造成了我长大后到现在从不吃死猫烂狗什么的。

大娘的名字叫石凤兰，比我大爷小十九岁，大娘家很富裕，父母都在抚顺城里，俩位老人都见过，他们每次到大娘家，大娘都做好吃的，也都少不了我，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多。大娘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长相很富态，穿着很华丽整洁，手上还戴着翡翠戒指和手表。在五十年代有这样装束的人是很少见的，特别在农村就更少见了。大娘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长得很精干，说话很和气，脸上少了半拉耳朵，听说是旧社会土匪绑票时用刀子割的，因为他们家有钱。二位老人每次来时都给我买点小玩意和好吃的，比如小孩玩的扑克。（这种扑克只有大人玩的一半大，有四个王，两个大王是绿色的，是北京祈年殿图案，两个小王是灰色的。）还有糖果麻花和火烧什么的。

大爷家那位堂姐没见过，她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一个姓钟的铁匠。这位姓钟的堂姐夫也没见过。他去世后石姥姥把堂姐介绍到抚顺去嫁给了一个姓陈的专业残疾军人。听说是立过功的。这位堂姐夫我见过，人很好有修养。堂姐有三个女儿，是哪个堂姐夫生的我不知道，这三个外甥女我都见过。老大和老二长得漂亮，个子也高，人也精明，老三长得不漂亮个子不高，人也不精明，可能随根吧。

我爷爷弟兄四个排行老二，其他三个爷爷我没见过，三个奶奶也没见过。爷爷有两个妹妹就是我两个姑奶奶。大姑奶奶我没见到，小姑奶奶见到了，长相和爷爷相似活了九十多岁。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不在身边，另一个儿子的媳妇年轻时就双眼失明了，是个睁眼瞎子。小姑奶奶八十多岁还做饭，一个孙子和孙媳妇都是农村小学教师，他们另过。我的两位姑姑都见过，大姑一生没有生育，是大姑父嫂子的一个女儿过继给了大姑的，这位表姐对老人特别孝顺和亲生女儿没有两样，对待我们这些亲戚也特别的亲，经常走动，大姑和大姑父都在七十年代去世了，都活了七十多岁。大姑父一生很少干农活，他会放蚕，开办代销点，还拉一手好胡琴，家里生活很富裕。二姑和二姑父都是在五十年代去世的，只活了五十多岁。他们生了六个儿子，这六个表兄弟只有老二不经常走动，因为他在丹东工作不常回来。其他的经常到我们家走动，那时我们家没有劳动力，他们每次来都能主动帮助干些农活。比如：帮助种自留地，搂草砍柴等一些农活。

我母亲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三叔家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二大份和三大份子人丁兴旺，四叔只活了二十二岁，属于少亡。听母亲说，四叔快结婚时的前一个月去世的，是伤寒。四叔没能进入祖坟，埋在祖坟侧面，每次去坟地烧纸时都给他烧点纸。

1956年我六岁，在记忆中是影影忽忽的。父亲那时在沈阳军区后勤部食堂工作（长大后才知道），不常回来。记得有次回来，一天吃完午饭领我去大洋河洗澡，我们那里的人一到夏天中午都爱到大洋河洗澡。六月下旬的天气特别热，光脚走在沙滩上烫脚，沙滩上的空气中热浪像雾气一样，我便快跑入水，清澈的河水是温的，河底的细沙粒像小米粒那么大，脚踩上去特别柔软，舒坦极了，河里有小鱼在岸边浅水处群游，时不时的叮着我的脚心和小腿，好痒痒呀，还有小虾和蛤蜊什么的。大洋河中午洗澡的人特别多，有男的，有女的，男的在上水流洗澡，女的在下水流洗澡。有老的，有少的，整个大洋河特别热闹。大洋河长有二百公里，宽：洪水期一公里，平时有五十米，最深处有四五米，从源头流入黄海。洗完澡往回走时人很多，其中文福小哥问我有没有爹，我说没有。问我有没有爸，我说有。这句话在我一生中印象很深。文福小哥是同宗远方堂哥，没出五辈。

1957年我七岁。农村从各户单干转入低级社和互助组到高级社，土地由个人所有到集体所有。单干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因为没有分家，大爷，父亲和三叔都在一起过，人口最多时二十多口人，良田十二亩，有山林可以养蚕，土地改革后我们家划为贫农。那时毛主席号召向“三条驴腿”“王国潘”穷棒子精神闹革命，从低级社到高级社学习。我们那里也和全国一样走集体化道路，所有农田，山林，车马农用工具等等都由集体所有，农民叫做社员，劳动挣工分，一个村子的集体叫生产队，全村有五十六户人家，因为过去单干时都是大户人家，现在都分成小户人家了，户数也就多了，全队有300多口人。我们同时代的小孩也特别多，每家都有几个小孩，夏天小孩在小河玩时，看到了大人们的抗旱场面。地里的苞米都干黄了，劳动力用水桶挑水往地垅沟里浇水，还有驴拉的水车往渠里灌水，水流进苞米地里缓解旱情。（驴拉的水车就是拉的水磨形式，从高处到小河水里一周铁链，每节铁链中间夹的圆形胶皮，驴拉的水磨使铁链上下循环，由胶皮把河里的水提上来流到水渠里。就像黄河水车一样形式提水。）当时是很先进的提水方法，比劳动力挑水抗旱效率高。

秋天，生产队在大洋河的上游水潜流急的地方用柳条拦河筑成的辆车（辆车是在栅栏中间编制的大筐），使上游往下游的鱼都冲进了辆车里。各种鱼都有，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鱼要数梭鱼了，它肉鲜味美。一次我们家分了两条，约四斤多重。（每天早上生产队在辆车收获的鱼一部分是卖了，一部分是分给各户。）母亲做鱼那天我和小伙伴大双子，花芸在炕上玩小孩扑克，一面玩扑克一面还唱着“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从小没了爹和娘呀”的小孩歌曲。（小孩扑克上的大小王的图案是北京祈年殿，小时候以为那就是楼，多年后到城市里看到楼奇怪怎么不是圆的呢？后来到北京天坛看到了祈年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玩了一会扑克母亲把鱼做好了，两个小伙伴也在我家一块吃鱼。大双子长的胖胖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大双子，花芸都是同宗，比我小一辈，我当时小名叫冬子。她们都比我大一岁，长的也比我大，闹着玩的时候，男的一伙，女的一伙，她俩打我一个我打不过，有时其中一个我也打不过。她们两个都特别活泼，一时也不闲着，是两个假小子。有一次在疯的过程中，大双子脸上的小酒窝被我的指甲划出血了，多年后长成大人了，她的小酒窝还有一条小印。花芸除了活泼像个假小子外，特别有趣的是她长了一个牛舌头，她的舌头伸出来能伸到两个鼻孔里，也可以伸到鼻子尖上去，我一看到她展示绝活时就忍不住大笑。小时候我们三个小伙伴玩的特别高兴，多年后我还常常想起那童年的美好回忆。

那时爷爷经常带着我和文和三哥到大洋河去打鱼。文和三哥是我堂哥，他带着撬杠（撬杠是一根两米多长的硬木头，有小饭碗口那么粗。）和鱼叉，爷爷背着鱼网，我背着鱼篓一起来到河边，爷爷趟到齐腰水深时把鱼网先撒到水下一个大块石头上面，网脚落入河底（网脚是用铅做成的坠子使网往下沉）把石头包围起来，然后文和用撬杠撬活动大块石头，河底石头下面藏着的鲶鱼、蟮鱼、鳌蚝鱼（现在的桂鱼）、螃蟹等都出来了，可是又跑不了，因为有网在石头周围网着，这样文和就用鱼叉把鱼叉上水面装入鱼篓里。选择河底石头不是随便选择的，常打鱼的人都知道哪块石头底下有鱼，哪块石头底下没有鱼。大的石头有半吨重，文和已十五六岁了，正是有劲的时候。爷爷那时已七十多岁了，用的鱼网是用猪血染红的棉绳鱼网，下水速度慢，等网沉入水底时，快速鱼早已跑远，只能是空网提到水面或是网上几条速度慢的鱼。那时每隔三五天就去大洋河打一次鱼，每次少的时候三五斤，多的时候能打七八斤鱼，什么时候想吃鱼什么时候就去河里打，每次都能满足吃鱼的愿望。那时上河鱼下河鱼有二十多种，上河鱼是不往海口处去的，下河鱼是大洋河和黄海交接处生活的鱼，它能适应淡水和咸水。洪水期下河鱼就从海河交界处往上河游，寻找食物，等上河枯水期时下河鱼就再游回到原处。河水没有污染，捕鱼的方式用网捞，用鱼钩钓，用鱼叉叉，丝挂子挂都是一些古老的捕鱼方式。

秋天收割庄稼时，二姑病故，我们全家人都到二道沟二姑家去参加丧礼。二姑是肺结核病故的，我就哭着闹着不去，二哥背着我也不去。不知那时怎么这么驴，后来家里人都去了，二哥被我闹的没去参加丧礼。

冬天时我病了，母亲和大娘背着我到沙里寨去看病，大洋河已冻了厚厚的冰，从冰上过河往沙里寨赶路。母亲是小脚走起路来不方便，多数时间是大娘背着我。到沙里寨有八里路，农村说的八里路是大约数，实际上有十几里路，那时农村卫生条件特别差，小队，大队都没有卫生所，只有乡一级的行政地方才有卫生所，沙里寨不是我们县乡，它是凤城县管辖的乡，只是离家近些。我们是东沟县黑沟乡，我们生产队是和凤城县，东沟县，岫岩县三县交界的地方，非常偏僻。如果不过河去沙里寨就医，到黑沟就医那就更远了，差不多有三十里地。沙里寨卫生所诊断我是胃病，实际多年后才知道应当是胆病，打了屁股针拿了一些汤药就回来了。听母亲说，在我四岁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做年货，有一种年货叫粘火烧的食品，是红高粱米面和红小豆馅包成的饼子，再用锅烙成。我当时在院子里边跑边吃粘火烧而得的胃病。

这年冬天特别冷，老杨家风玉在我家里睡觉，因为他家人多睡不下，我和爷爷，风玉睡在一个炕上，早晨起来窗户上冻的厚厚的冰花，有像树的，有像花的，还有像动物的，各种各样的都有，我和风玉在窗户上乱划，在划的时候风玉把我的名字写上了“东”字，而不是“冬”字，因为我生在冬月，小时候都叫冬子，风玉写的东字在我八岁上学报名时确定了。风玉比我大四岁，已上小学三年级了。风玉的父母我叫杨家姥爷和杨家姥姥，是三婶娘家人，辈分也大，是三婶叔叔辈。

1958年我八岁，秋天快开学时，父亲从沈阳回来了，给我买的小孩胶鞋，背心，短裤，书包等，还给爷爷带回来了几桶咖啡和一些点心。当时我不知道那几桶是咖啡，只知道好喝。那时在当地人们的眼里我们家是富裕的，在小孩们的心灵里我是幸福的。因为别人家的生活不富裕，花钱也困难。那时的我一年四季的衣服都不缺，每个季节都有换季的衣服和鞋，把我穿得像一个小公子，走起路来就好象是个小大人。

开学了，上学的第一天是我堂姐冬梅（三叔家的大女儿）领我去的学校，学校是邻近村的羊山小学，离家有二里地。报完名后发了两本书，一本是语文，一本是算术，其他的学习文具都自己买。上学的第一天没学习什么，在班级里点名造册，排一下坐位，同学们互相认识了一下。第一学期学习的文化课程是：语文。主要是拼音认识生字，算术是加法和减法。

这年秋天一个晚上，邻近村达拉腰子生产队放电影，达拉腰子是以山型而得名的。就像我们朱堡子一样是姓朱的多而得名。全生产队的人大多数都去观看露天电影，影片放的是黑白色的《天仙配》，把我看的眼花缭乱的。那些从天上下来的仙女像真人真事一样，特别是七仙女长的真漂亮，唱得也好听。还有董永虽然家境贫寒可他那憨厚勤劳的特征被七仙女看中，成了一对恩爱善良的夫妻。可恨天兵天将不做美，硬是把他们拆散，很不理解。农村放映机是柴油发动机带动的，一会一换片子，两个放映员，男的姓罗，女的姓王。这里放完电影，第二天由下一个放映的生产队派马车或是牛车来拉放映设备。那时的放映员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每到一地放映不但吃香喝辣的，还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接送。那时四五个乡才有这一个放映队，看一次电影得等一两个月才能看到。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

这年秋天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实行一平二调和大跃进的政策。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生产队和达拉腰子生产队合并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长是由达拉腰子生产队长担任的。是大队任命的。那时实行几个生产队合并一个生产队，几个大队合并成一个大队，几个乡合并成一个乡，我们朝阳大队和响哨大队合并成一个大队，我们黑沟乡和小甸子乡，达营乡三个乡合并成一个乡。这样一来我们朱堡子生产队原有的土地近2000多亩，通过一平二调和全国一盘棋的做法，把土地都划给了邻近生产队。到三年自然灾害后，又调整了农村政策，把合并的生产队，大队，乡这三级行政建制又调整到了原先的生产队，大队，乡三级行政建制。但是土地拨出去的再也拨不回来了。这时我们朱堡子生产队的土地只剩下1000多亩了。

实行集体化，家家户户不做饭统一吃公共食堂。那时还流传一个顺口溜：牵牛花早上开，公共食堂办起来。当时我母亲和其他人一起轮班在食堂做饭，母亲做的饭很好吃，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早晨很早就起来到食堂去做饭，劳动力吃完早饭天还没亮就吹哨到地里劳动，他们走后才轮到学生们吃饭，学生也和大人一样起的很早，一起去食堂，去晚了不是没有饭了就是吃凉饭或者剩饭。吃的是大锅饭和大锅菜。一天三顿饭都在食堂吃，我们一放学就像蜜蜂一样嗡嗡的一群群拥进食堂，特别热闹。每天的伙食很好，一个礼拜改善一次生活，杀猪，宰羊，杀鸡。那时四个大队一个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机具和生活用品，改善生活时食堂可以到合作社去买酒，鱼，虾，海蛰皮等食品。记得有一次改善生活生产队干部们喝醉了，把大米饭往天上一撒说是下雪了，把酒往天上一泼说是下雨了。最有趣的是一个叫于罗锅的老头喝醉了酒躺在炕上，我们这些学生端上一碗凉水给他喝，说是酒，当他喝不是酒时就倒了，我们多次恶作剧，你一碗我一碗端给他，把他惹急了拿着拐杖打我们，追不上也打不着，因为他是个罗锅。于罗锅不知叫什么名字大伙都是这么叫着。他有一个很吃香的手艺，会删猪，就是给猪节育。无论给谁家删猪，除了管一顿饭外还得给他两元钱。他1960年去本溪在大儿子家定居。改善生活的同时还演节目，演的是东北特普及的节目“地蹦子”，也叫二人转。张世忠二胡拉的很好听，经常给演节目的人伴奏。齐老大的大鼓书说的好，特别是《响马传》说的是黄天霸和窦尔敦那段，听起来很有意思。齐老大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听大人门都这么称呼他，他带着三弦背着小鼓到处说书，很难见到。当时还传唱着一首歌，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正如歌声唱的那样，农校办没办。我们生产队办起了农校，也叫夜校。因为是晚上学习课程给不识字的人扫文盲，教书的老师是本生产队有文化的人业余代理的。我们这些小学生常去夜校看热闹。记得一次笑话，老师教的是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提问一个中年学生，学生说，社会主义时间长，没有文化不能上。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久久不能平静。

这年秋天农业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在地里还没收拾干净就秋翻地，深翻土地有一尺多深，把下面的生土都翻上来了，没收拾干净的粮食全部被翻到了地下。有拖拉机翻地，有人工翻地，实行人海战术，工地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农田里人山人海，伴着众人的喧杂声很热闹，就好象农村集市一样。中午不休息，午饭由食堂送到地里吃，这样的劳动一直持续到冬天地冻上挖不动为止。在劳动期间，所有的劳动力不准请假，迟到和早退，如有违反者晚上开大会批斗，不服从者吊起来打，还往脸上泼凉水。那时执行的劳动方法说是执行军事化劳动，还经常举行劳动竞赛。坪场院时因为骡马不够用，用人拉石磙子，竞赛获奖者的奖品是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胜者口里吐血，长年多病，再不能参加劳动了。（场院，打粮食用的场地。）

秋天大哥从青海回家来探亲。在记忆中好象是第一次见到大哥，因为他小学毕业后上中学十三岁就离开家的。中学的学校在离我们家有一百多公里的县城，住校学习，直到长春毕业分配到青海工作。那是第一批支援大西北工作的。同时二哥也到安东发电厂工作了。安东后来改成丹东。听说是和朝鲜友好而改的。把镇江山公园改成锦江山公园。安东和镇江山是唐朝时薛仁贵征东时而起的名称。那时我们家有三个人在外工作，家境可以说很不错的，无后顾之优。

这年秋天孔道同走了。他比我大八岁，平时我们在一起玩的很快乐，从来没红过脸，他的父亲给他说了一个媳妇，比他大两岁，我见过，长得很漂亮，她一来到孔家，孔道同就躲了起来，他见到未婚媳妇头都不敢抬，他虽然已十六岁了，长的小，个子也不高，说起话来很有意思的，也很逗乐。他母亲我叫大姑，是朱姓同宗的一个姑姑。他家和我家是邻居。一天孔道同和大姑在我们家磨上磨了一天苞米楂子，这种现象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也帮他看驴拉磨。磨完了粮食，孔道同把他最爱的打鸟弹弓，还有最喜欢的玻璃溜溜，还有很多 草珠子都给了我。把我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第二天醒来，大姑家人都走了，他们这一走从此杳无音信，我和孔道同再也没见过面。几年之后孔家大姑从边外回来了一躺，在我们家还住了几天。边外是指黑龙江省而言的。

一天南沟洪庆二叔从部队回来了，爷爷领着我去看他。他是从南方回来的，还带了一些香蕉橘子等一些水果来招待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吃香蕉。二叔是朱姓同宗，是解放前参军的，是第四野战军属于林彪部队，他参加了辽沈战役，锦州战役，后随部队南下至今，在部队是个排长，听说立了很多军功有好几块军功章。多年后退伍在1972年我当现金会计时他是队长。

冬天姥爷和姥姥来我们家串门，带了一些冬梨和山核桃，还带了几瓶梨膏（用梨熬成的液体），把它兑水加糖很好喝的。

1959年我9岁，秋天上二年级，发的书有语文，算术，手工图画，还有一本俄语书。当时中国和苏联是友好国家，超前学习俄语。俄语老师是个姓韩的男老师，他教所有班级的俄语，讲的俄语我们也听不懂，因为舌音太重我们转不过弯来，书本上的图案有小刀，铅笔什么的，下面就是俄语句子。学的都是学生文具知识等。一个学期没上几节俄语课程，更谈不上说俄语了，只能记住几个语音。那时在学生中还有一个顺口溜：苏联老大哥挣钱挣的多，买个破手表带着满街跑。

这年夏秋时节，大爷管理甜瓜。甜瓜是当地有名的瓜果，春种开花结果，到了盛夏和秋初成熟。大爷每天清晨带着露水到瓜地去把熟瓜摘下来装到土篮子里拿到生产队去给各户分瓜。（土篮子是当地用腊树条子编成的一种挑土的筐。）因为每天成熟的瓜很有限，所以每天摘下来的瓜很少，只能分几户，如果全生产队家庭都分上一次瓜得等好多天才能满足。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瓜，大爷不让我到瓜地里去，即使去了也不给我摘瓜，想吃瓜又吃不上，就想了一个办法：无论中午还是下午，只要放学回来我和高玉成俩就藏在瓜地旁边的苞米地里等待，等大爷回去吃饭，我们就把背心脱下来，用蒿子扎住一头，进到瓜地挑熟瓜摘，一面摘一面往背心里装，每人摘七八个瓜背心都装满了再钻进苞米地里狼吞虎咽的吃起瓜来，简直是囫囵吞枣。吃饱了就不吃饭了，那时隔三差五就去偷一次瓜。时间长了就被大爷发觉了，因为瓜农今天摘完瓜后明天还有哪些瓜会熟在什么位置就知道明天有多少熟瓜。大爷发觉熟瓜少了又发现我经常不吃饭，问起我来我也不认帐，大爷说我一顿了事。

这年秋天雨水特别多。我们放学回来经常到山里去采蘑菇，因为雨多蘑菇就多。山里有几十种蘑菇，有红盖子、紫盖子、蓝盖子、白盖子、黄盖子、黑盖子、绿盖子、青盖子、灰盖子等蘑菇，因为它的形状像锅盖一样，所以叫盖子蘑菇。还有红辣宛子、黑辣宛子、白辣宛子、青辣宛子、绿辣宛子等蘑菇，凡是辣宛子蘑菇吃前必须用开水炸一下，否则不能吃。因为这种蘑菇生时有白浆汁，这种白浆汁是有毒的，开水炸一下就没毒了，再上锅里炒是很好吃的。山上还有鸡腿蘑菇，因为它的细长的腿而得名；大粗腿蘑菇；还有小黄蘑菇，小黄蘑菇形状很小，颜色很鲜艳闻起来特别香。还有青蘑，这种蘑菇长大之后一朵蘑菇可采一耳筐（耳筐是当地秋收时掰苞米棒子专用筐，形状是圆的，因两边对称有两个抓手而得名，一耳筐能装几十斤东西，是当地特有的籽条编成的筐）。然而这种蘑菇不等长大就被人采下，偶尔不被人发现的幸存者可以长成大蘑菇。这种蘑菇形状一层一层地往上面和四周重叠地长，由很多大小块不等籽蘑菇组成，形成一个团体造型美观，吃起来类似鸡肉，味道特别的鲜美。到山上森林里几乎见不到太阳，树很高也特别密，有时人进去都无法走。树林里有很多的鸟居住在树上生儿育女，如鹊雀、斑鸠、野鸡、鹌鹑（野鸡和鹌鹑不在树上筑窝，它们在草丛中做窝），还有山鸽，乌鸦等。有时有鸟鹰、苍鹰在森林上空盘旋。林中树有：油松、落叶松，冬果树（冬果树冬天长果子，它的果实是青绿的而得名，它的果实形状像鹊雀窝一样，比鹊雀窝大的多，一组冬果树的果实小的有十斤八斤，大的有二三十斤。它的果实又叫“冬青”是很出名的中药材。）、柞树、青杠树，胡棵树、白皮树、桦树、洋槐树、茶叶枝树、柳树、杨树、水曲柳树、腊树、榆树、桑树、椴树等几十个品种。有句俗话说的是：守着山林的人一辈子都叫不出树的名称，形容树种的繁多，叫不出名称的树就叫杂树，把它们伐下变成木材时就叫做杂木。有硬杂木和软杂木之分。守着海边生活一辈子的人都叫不出鱼的名称，也是形容海洋里生活的鱼种太多了。叫不出名称的鱼都叫做杂伴鱼。

走进树林里就好像走进了音响世界，脚步声和说话声都有回音。林里草也高，有杂草、野草、蒿子等都长有人那么高。草丛中蛇也多，有白蛇、野鸡脖子蛇（因为它的脖子是红色的而得名）、还有乌梢蛇、七寸蛇、水蛇等。林中有青蛙、癞蛤蟆、气鼓子（气鼓子也是蛙类，它的气性特别大，用小木棍敲它，肚子很快地就鼓起来了，就像打饱气一样）、还有天老爷的小舅子，也是一种蛙类，经常在树叶上蹲着，以喝露水为生，不知它学名叫什么，当地人都这么称呼它。树上有毛毛虫、各式各样的都有，什么颜色的也都有，小的有一寸长，大的有半尺那么长。特别是贴树皮虫子，有半尺长，比大拇指还粗，和树皮一样颜色，紧紧的贴在树皮上一动也不动，有时一不小心就被碰到或被手抓到，真让人毛骨悚然半天回不过神来。它的毛钻进皮肤里是很痒痒的，一会就红成一大片肿起来，这种虫子毒性很强的。每次进树林子里手脚不敢碰树皮或摸树皮，以防止贴树皮虫子伤害。林中有狼，狐狸，獾，黄鼠狼，狍子，獐子，水獭等野兽，没有大人领着或是学生少时不敢随便进树林子里去的。

秋季爷爷到边外去了一趟，是到黑龙江省鸡西市朱均庆家。他是爷爷的亲侄子，两岁父亲就去世了，母子俩都靠爷爷养，和我们家一起生活，这位三奶奶从二十二岁守寡，一生没有改嫁。均庆堂叔也和我父亲一样，一直读完六年书。当时他是鸡西市有名的裁缝，爷爷在堂叔家住了半个月后又到尚志县亚布力孙吉谋家去看望外甥。孙吉谋也是两岁没有父亲了，大姑奶奶也是二十几岁守寡，一生没有改嫁，也是爷爷照顾她们娘俩和我们家里的人一起生活并读完了六年书。爷爷在旧社会里能把侄子，外甥和亲生的子女一样看待并且都供他们读完六年书是很不容易的事。那时我们家二三十口人也包括了他们。孙吉谋表叔当时在亚布力粮库工作，生活很好。大姑奶奶的坟墓在我们家后山的一个山坡上，每年清明节烧纸时都给大姑奶奶的坟上烧香烧纸。爷爷抚养他弟媳娘俩和妹妹娘俩的同时对待他们和对待家里的人一样，在远亲近邻都是一段佳话。

这年秋天收成不好，因为是上一年的秋翻地把深层的冷土翻上来了，使农作物长势不好，再加上夏秋季节雨水多，除草不及时，庄稼地里的草比庄稼还高，是草欺害了庄稼，造成了农业粮食欠收。吃饭都成了问题，食堂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出现了吃不饱的现象。有时吃些地瓜，土豆和萝卜白菜来填饱肚子。冬天雪特别多，一场接着一场冰天雪地，天气也特别的冷，滴水成冰。此时我们小学生跟着一些妇女学唱了一首歌叫做一飘风啊，二飘雪呀，抗日联军把家撇呀。当时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歌颂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的。

二、坎坷的少年

坎坷的少年（上）　[本章字数：5864　最新更新时间：2009-02-18 23:2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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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我十岁。这是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挨饿是每个人的生死考验。上半年已经吃不饱了，常用野菜来充饥。春天人们在谷雨过后都到东大山去摘野菜，都是一些妇女和十多岁的小孩去摘。人少时有十几个人同去同回，人多时有几十个人同去同回，我也在其中。大人们拿的是大筐，我每次去都是拿的小筐，到了东大山从山底下开始往山上挖。山上的野菜品种很多，有蕨菜、红广子（也有叫红蕨菜，形状和蕨菜一样，是红色的）、驴夹板、鱼刺菜、呢子菜（它的叶子像呢子一样，厚厚的有短毛）、刺门牙（也叫野椿香，在树上长的牙叶）等几十种大山野菜。它们一种菜一个味，上锅用开水炸一下蘸酱吃，简直就像吃了“中草药”是很下饭的。在摘野菜的同时顺便再拔些酸姜回来{它是拔下来就能吃的一种野生植物，味道酸酸的}，小孩特别的爱吃，就像吃甘蔗一样。庄稼地里的庄稼苗长出来的同时，野菜也跟着长出来了，有苣荬菜（也叫苦菜）、有灰菜、有车轱辘菜（也叫车前），把这些野菜摘回来也是上锅用开水炸一下蘸酱吃来填饱肚子。夏末秋初到了连雨天，雨下个不停，一个多月都不晴天，特别是刚立秋那场几十年罕见的洪水，把1000多亩良田的庄稼淹了大半，被淹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大洋河的水涨势迅猛，全村大半人家都被水淹了，只有几户住在高处没被水淹。雨一直下个不停，空气中雾气蒙蒙，一会儿瓢泼大雨，一会儿又绵绵细雨，就是不晴天。此时的洪水已涨到村子中部，水井被淹没了，院子被淹没了，紧急关头各家各户在撤离前都把猪圈门打开了，驴也放开了，所有的家禽都放生了，人们到耷拉腰子去躲避洪水。因为耷拉腰子户少朱堡子户多，每户接纳两至三户，吃住都非常拥挤。在外躲避两天后水位开始回落，我们避难的人陆续开始回家，远处看去倒塌了很多的房屋，还有的房屋东倒西歪的，不能住人了。根据水位线看，有的家水位涨到了炕上，有的家水位涨到窗户上，有的家水位涨到房檐上。我们家的水位就涨到房檐上，回到家里一看，既惊讶又好笑，惊讶的是屋子里的东西被水漂浮的乱七八糟，好笑的是筐被洪水弄的挂到空中了，连吃饭的桌子也被洪水挂到房屋的梁上的钩子上了。屋内沉积的乱泥厚厚的一层，全家人打扫清理了两三天。洪水退去后，被放的猪、驴和家禽都陆续的回来了。

一天早上天没亮，母亲带上手电筒到食堂去做早饭。走到老殷家洪水时倒塌的乱房壳对面时，看到了乱房壳里有两只明亮的眼睛向母亲射来，母亲立刻被吓破了胆连呼叫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手电筒也丢掉到了地上昏了过去。文和三哥在别人家住宿早起回家路过这里时看到昏倒在地上的母亲，背到家中，等母亲醒来时说，明亮的两只眼睛可能是一只狼。那次母亲被惊吓后病了好多天才有好转。

这年从庄稼长高后，庄稼地里经常出现狼。一个人都不敢走庄稼地边上的小毛道儿，怕遇到狼群。我们上学和放学回家时都是很多学生一起走，特别是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走才放心。那时候夏天的天气热时，有很多人家晚上睡觉时不关窗户，狼半夜从窗户进屋把睡在炕上的小孩就叼走了。汪家堡子就有一个小孩晚上睡在炕上被狼叼走了，也是他家晚上没关窗户发生了悲剧。这样的悲剧在我们那里发生了好几起。

那时生产队的饲养所养了一百多头猪，有一天晚上只有一个饲养员在饲养所睡觉看护猪所，半夜听到很多猪没命的撕心裂肺地乱叫，饲养员听到猪叫不敢出去因为闹狼灾。第二天早上一看，一百多斤的猪被狼咬死了十几头，有的死在猪圈里，有的被狼叼走了，真是恐怖。根据狼圈外的很多狼蹄印，断定这是一个很多狼组成的狼群。后来听说这些狼是从日本放过来的狼犬，是受过训练的狼，成群结队的狼群危害很大。饲养所本来是两名饲养员，白天喂猪晚上看护。那天因缺少一个人，只剩下一个岁数大的老头怎敢出去打狼呢？这老头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从那以后生产队给饲养所配备了两条火药枪看护着猪所，有时半夜放上两枪警告狼。

庄稼收完后是瞎年头。食堂也停办了，每人每天只供应二两粮食，再出现缺斤少两的分到社员的手里只有一两六钱了。当时称呼1960年是一两六那年。那时要看到地上有个黄豆粒或是包米粒捡起来马上就送到嘴里吃起来，没有感觉到豆腥气而是感觉到特别的好吃。无论大人小孩常在场院包米秸子垛里找包米粒吃，翻出来一个颗粒顺手就送到嘴里吃一个颗粒，翻一个吃一个，把场院这些包米秸子垛，豆秸子垛和花生秧子垛不知翻腾过了多少回，最终再也翻腾不出一粒粮食为止。这时家家户户不但吃不上干粮，连喝的稀糊糊也是清汤寡水的，一个米粒不挨一个米粒，盛到盆里能看到盆底，就这样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刚吃完饭就饿。那时心里就盼着下一顿饭什么时候吃，等啊，时间怎么过的这么慢哪，盼天亮天还不亮，盼到晌午还不到晌午，盼到天黑天还不黑，顿顿盼天天盼，就是盼着下一顿饭，盼着能吃饱一顿饭。

冬天大伙都到河对面的凤城县沙里寨乡夹心子生产队的白菜地里捡干白菜叶子和刨冻在地里的白菜根。回到家里把干白菜叶用手搓碎后放到水里泡好，再用笊篱把漂在水面上的碎菜沫捞出来，对上少量的包米面做成糊糊喝。把冻白菜根洗净在锅里煮着吃或用火烤着吃，这在那个年头是最好吃的，是吃不上的。菜叶和菜根吃光后，人们开始吃树皮了，把榆树皮和椴树皮从树上扒下来，用锅烘干，用磨磨成粉，对上少量的包米面做成糊糊喝，是很好喝的。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因为榆树叶和椴树叶都是能吃的，吃起来很滑润。榆树皮和椴树皮磨成的粉做成的糊糊是和他们的叶子一样的既滑润又顺畅，而且像粘高粱米的糊糊一样黏糊。

山上的榆树皮和椴树皮都被人们扒光了，吃光了，人们再也吃不着它们做成的糊糊了。在饥饿难挨的时候，人们又把包米窝子磨成淀粉，把包米骨子磨成淀粉，把包米秸子磨成淀粉，还把蚕树叶子磨成淀粉（蚕树叶子是柞树叶子）。每一种淀粉对上少量的包米面做成的糊糊或是做成的饼子来充饥度日。那时候过一天比过一年的时间还长，各种淀粉把人吃的从头到脚都浮肿，连大便都拉不出来，就用手指头抠，抠下来的大便就像羊粪蛋儿一样，黑忽忽的一个蛋一个蛋的。那时不仅没粮食，连任何油水和副食都没有，各家各户的鸡鸭鹅狗早已绝迹了，连猫都被吃光了，自己家里养的家禽如果自己家里的人不吃，很快就被别人偷去充饥了。那时一个包米面的小饼子“五元钱”都买不到，凡是能吃的东西都买不到。在学校“高玉成”用他四叔留下来的小人书（就是连环画）和同学换点包米面饼子我们俩吃，换一个饼子一人一半，换两个饼子一人吃一个。刚开始一本小人书换一个小饼子，后来两本小人书才能换上一个小饼子，再后来三本五本小人书才能换一个小饼子，最后把一箱子的小人书都换完了，包米面饼子再也换不来了，我们俩再也吃不上包米面小饼子了。这时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因为挨饿和浮肿都走不动路了，走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下，有的学生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后来就没有人上学了，自动放弃学业，学校也全部停课了。这时生产队已经饿死了不少人，人口没有增长，只有逐渐地下降。

冬月一天大爷在炕上病死了，年仅五十七岁。当时不知是什么病夺走了大爷的生命，后来我想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平时经常咳嗽上不来气，抽烟也挺频的，性格也不好又赶上挨饿年头吃不饱，有病也得不到治疗，使大爷过早地去世。因为大爷死在了炕上，农村有些讲究不能入棺，所以请来了“王二道”念经做法（王二道是个不离庄稼地的土道士，是个半仙儿），他家住朝阳学校旁边，而朝阳学校旧社会时是个大庙，也叫南庙。解放后把这座庙当作学校。“王二道”旧社会时就是这座庙里的道士。在记忆中，“王二道”用几丈白纸从炕上绕到房梁而过到屋外，并且口里念经还往空中撒小豆，来完成烧香念佛事宜。（白纸代替白布过梁）法事做完后开始入棺，因为当时挨饿，木匠都吃不饱没有力气做棺材，实在是干不动活的情况下，大爷的遗体只能装到一口大柜子里。大爷没有儿子，我是过继的儿子，出殡那天我打的幡儿走在最前头，后面十六个人抬的棺材，路上没有休息一气抬到祖墓地（因为有讲究，抬棺材半路不准停下，如果路远就得两班人换着抬），一路上还撒纸钱，到祖墓地即烧香烧纸等事宜后埋葬。大爷去世后没有什么家产，房屋洪水期已经倒塌了，木柜子已被大爷带走，只给我留下一床棉被，还是洪水后社会救济的。大爷去世后大娘才三十八岁，没多久她就去抚顺石姥姥家了，第二年春天回来了一趟没住多久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到大娘。工作后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向南沟“二婶子”打听大娘的下落，她告诉我说：在抚顺扫大街，没有具体地址，我也没有机会去找大娘，也是一生的遗憾。（南沟“二婶子”是大娘的两姨姐妹）大爷一生种过地，放过蚕，种过甜瓜，并且也是个管理甜瓜的行家一辈子生活的很好，只是在1960年无法抗拒自然灾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冬天南沟“运道”二爷死了，装在棺材里没埋，上面盖了很多树枝，停在路边的山坡上。在那里放了一个冬天，听说第二年春天才能入土，我们小孩路过时非常害怕，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运道”二爷是同宗的一个爷爷）

在生活无法过下去时，盼来了年。生产队每人分了二斤粮食和半斤猪肉，吃了一顿饺子和两顿饱饭，艰难的日子还是一直往下延续。

1961年我11岁，由于父亲的户口一直没有迁到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工作单位。军区后勤部把准迁证早已寄到了原地　当地的生产队，大队就是不给迁户口。不但不给迁户口还经常去便函催父亲早日回来劳动，因为父亲往日高傲得罪了一些农村干部，他们处于报复心理才这样做的。春天父亲从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工作单位回来务农，给生产队放牛。因为春天面临春耕生产，每人每天定量由二两粮食增加到五两粮食。父亲回来后起早贪黑到山上砍柴回来挟杖子（杖子就是用木柴把地围起来成为园子），在房前屋后多种点粮食和蔬菜，防止挨饿。有时父亲起早戴着月亮上山砍柴，砍一趟柴回来天还没亮。因为白天放牛没有时间干家务活，家务活只能是晚上或是挤出点业余时间干。由于这些活干的太急噪，使父亲引火上身，脖子后面生疮。开始时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片小颗粒，后来这些小颗粒连成了一片，最后形成了三个大洞眼，每个洞眼有手指那么粗，很多人看见了都说：这疮生的不是地方，这疮叫做“砍头疮”。再后来父亲的病情加重了，农村缺医少药，又吃不饱饭，病情一天一天地恶化。这时二哥所在的单位安东电业在离我们家四十多里地的红旗沟安装电业工程，使二哥有时间和机会回来看望父亲，每隔几天就回来一趟，每趟回来都给父亲带回几个白面卷子（每个白面卷子四两）来补养父亲的身体，使父亲的身体和病情有了好转。

父亲病重期间仍然坚持放牛。一天早上是个下雨天气，父亲和往常一样把牛赶到山上去放，到了中午雨还一直地下着，不见父亲赶牛回来，母亲有些担心，正在心急时二哥从工地赶回来了，到山上去找父亲发现父亲在后草园的山坡上躺着被雨淋，身上爬满了蚂蚁。二哥把父亲背回了家。从此父亲病倒了，再也没起来。躺在炕上时，有时想起来坐会，我和母亲俩才能把父亲从炕上扶起来坐着。卫生所的小王大夫三天两头来给父亲换药，用镊子铗着酒精棉球在脖子上的三个疮眼中搅动，把父亲痛的很难忍受，这样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病情有了好转。

记得有一次父亲给我一块钱叫我到供销社去买糖块，每块糖是一角钱，十块糖在路上被我吃了两块，回到家中父亲发现少了两块糖一气之下揪了我的耳朵。我赌气跑到院外的碾盘上哭睡了，是母亲和老杨家的姥姥把我弄回家的。父亲很伤心，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我发火。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太不懂事了。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无法补救对父亲的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