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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十二日父亲脖子上的砍头疮还没好又转移成了尿不下来尿，病情急剧恶化，在这危急时刻，生产队派了四个强壮的劳动力把父亲抬到远离我们家四十多里地的哨子河乡卫生院去治疗，父亲是躺在一扇门板上抬走的。哨子河不是本县而是邻近县岫岩县的一个乡，从我们家到岫岩县的哨子河乡路是非常难走的，得翻过一座大山，上山和下山都是山间羊肠小毛道，平时只能走一个人还是走的东倒西歪的，别说四人抬着病人同行了更是难上加难。一路上石头瓦块的艰难地往前移动着，这种毛道就是羊和放羊的人走的毛道。下了山再渡河（这条河就是大洋河的上游）。再走上十几里的山路，才能到哨子河乡卫生院。父亲抬走离家时，母亲给他们四个人五斤粮票拾元钱。据文发回忆说：到了哨子河天已经黑了，卫生院已经下班了没住进医院，他们一行五人就住在旅店里准备第二天看病。吃完晚饭后大伙就睡下了，他们四人走了一天的路太累了躺下就都睡着了。由于还是低标准定量，在旅店吃的包米粥特别稀，天还没亮文发起来上厕所顺便看一下我父亲，怎么叫也不应声，这时才发现我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死了。这时文发立即叫醒他们三人，文发背起父亲放到门扇上面，他们抬起父亲就离开了旅店。文发背父亲时父亲把他的后背都尿湿了一大片，可能父亲的膀胱憋爆了。当时也不知是什么病，现在想可能是砍头疮引起的尿毒症。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在旅店结帐抬起父亲的遗体就匆忙离去呢？这还得从住旅店说起。到哨子河天色已晚，医院的大夫们都已经下班没能住进医院只好去住旅店。当他们把父亲抬进旅店时，旅店的负责人看到父亲是个很重的病人说什么也不留宿，他们四人说了很多小话才勉强收留住一晚上，当旅店负责人所担心的事（父亲去世一事）发生时，他们几个人不得不把父亲的遗体马上抬起离开旅店。如果被旅店发现病人死在旅店那麻烦事可就多了，因为旅店是有讲究的，也是忌讳的，所以他们采取了一走了之。（文发是同宗的一个哥哥）

农历五月十三日晌午，我和文水二堂哥俩在松木岗山上砍柴时，听到母亲哭。东子你爸可能死了，文水二堂哥说。我们俩扛起柴火就往家里跑，到了家里看到父亲的尸体停放在院外躺在一扇门板上。因为父亲是死在外面的不能进院，更不能进家停放，农村是有讲究的。当天中午天上就下了几滴小雨，民间传说：农历五月十三是关老爷（关公）磨刀的日子。农历五月十三死的是有罪的人。因为父亲在饭店做饭时把剩菜剩饭能吃的好东西都倒掉污水缸里去了，农村吃不饱还挨饿，说我父亲浪费粮食有罪。

父亲突然去世使全家人一片茫然，母亲哭的死去活来，几天不吃不喝。爷爷更是伤心地在落泪，但是爷爷只有一天没吃饭，从第二天开始带头吃饭并且劝全家人吃饭不要把身子哭坏了。当时全家人只有文岁不哭，但是也知道爸爸死了。那时他才六岁，长的小体质弱，三岁前还不会走路，从两岁开始是爷爷每天拉住他的手在小圆桌旁边转圈，转了两年多，不知转了多少圈，到四岁多才会走路。

坎坷的少年（中）　[本章字数：6013　最新更新时间：2009-02-19 22:2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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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过后东北的天气已经进如盛夏非常炎热。父亲遗体上脸部已经有蛆在爬，得赶紧着手做棺材埋葬。因为挨饿木匠都干不动活没劲做棺材。所以父亲也和大爷一样装在一口大木柜子里脚都伸不开，弯曲着腿躺在里面。第三天出殡时是二哥打的幡儿，因为我已经被过继出去再不能给父亲打幡儿。葬完父亲后母亲伤心地说：临终时五个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连那么多的侄女侄子也一个没在身边，一辈子只活了五十一岁真是没有福气啊！唉！

母亲说，她和父亲一生没有打过架也没有红过脸。刚结婚时在安东住了八年，（传说安东是薜仁贵征东时而得名）安东在1965年改为丹东。我大哥二哥都是在安东出生的，那是一家四口住的是楼房，母亲不用做饭，有时到饭店吃，有是父亲回来就把饭菜带回来。父亲所在的饭店在旧社会里是安东最大的饭店，叫安东满州饭店，解放后改为鸭绿江饭店，也是这座城市最大的饭店。母亲说：父亲念了六年书没干过农活，十七岁到安东学徒，三年出徒。在旧社会学徒期间是很苦的，师傅对待徒弟是特别的严格和刻薄，有时父亲气的跑到路边抱着电线杆子哭。俗话说的好：严师出高徒。父亲出徒后手艺特别好，他主要的绝活是面点类，以摔面为特长，这种工艺在中国已经失传了。1993年我大哥的挑担从北京来时我提起父亲的手艺，他说：在北京都已见不到摔面这种手艺了。他退休前在北京卫戍区任过秘书长，见过很多世面。母亲说：父亲一生遇到两次大难。一次是到戏院去看戏，中途有事由徒弟叫回饭店。他走出戏院后戏院起了火，把在戏院里看戏的人全都烧死了，因为旧社会戏院的门是朝里面开的，一着火戏院里的人都涌向门口往外跑，可是门开不开了就无法逃生了。这一难父亲是躲过去了，第二次大难父亲没能躲过去，生命从此在人间消失。

父亲的手工艺，面点类也做的很好。做花鸟动物活灵活现的，会做月饼、饼干等面点，刀功也很好，同时能切三个土豆（东北的土豆很小），手工又快又好，包饺子时母亲包一个饺子，父亲能包三、五个饺子。父亲还带了二十几个徒弟，有些徒弟还是父亲给他们介绍对象成家立业的。1954年母亲到安东去治疗腿病就住在徒弟家。父亲在安东满州饭店时，末代皇帝溥仪在满州国时期到过安东。当时安东是辽东省会，到满州饭店时父亲也是为他主厨的厨师之一，因为满州饭店当时是安东最大的饭店，也是最好的饭店，而父亲又是这个饭店有名的厨师。父亲的厨艺除了绝活摔面外还会办制不少种类的名席。听母亲说的三套碗席、八套碗席的等等是什么样的席，到今天我也不得而知。1987年母亲从老家到我这里来，先后吃了几次婚礼席。按理说农村的老太太能吃上城里的席也是开眼界见世面了，可我母亲说：这叫什么席啊！这时我才想起母亲在城市住过，又在大饭店见过世面，所以她说这句话就不奇怪了。1959年父亲是人民大会堂全国厨师大赛候选人之一。

父亲的手艺高超给自己一生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荣耀，同时也使自己高傲起来，从不把农村的干部们放在眼里。因为爷爷还在乡下，在安东住些年后又回到了乡下，先后在大队食堂、乡食堂都做过饭，后来又到沈阳军区后勤部做饭。特别是在沈阳军区后勤部食堂，他服务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军官。到那里工作是二姨夫介绍去的，二姨夫是这个食堂的厨师也是个排级干部，他的手艺不如父亲。因为二姨夫介绍父亲的绝活是摔面，第一顿饭就是摔面。主管后勤的军官就要看看父亲的手艺如何再决定去留，对父亲说：上午机关开会有一百多人，中午十二点准时吃饭。父亲一个人要供一百多人吃摔面谈何容易？上午十点没有做饭，主管军官有些着急，十点半也没有做饭。十一点开始做起饭来，手头特别麻利。一个小时摔了两袋子面，一百多个军官每个人一大碗摔面加上三鲜肉帽卤子，父亲的绝活一炮打响，在场的军官都叫好，从此给父亲起了个雅号“老朱”。从此穿的和军官一样，就是没有肩章和官衔，军官换装时也给父亲换装，四季都有军装。此时军队要把我们全家迁到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居住，因部队的驻地在此，这个地方是沈阳最好的地段，没有工业区。当时父亲对迁户口不太在乎，他因为自己手艺好到哪里工作都行，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城市生活的机遇。与此同时农村的干部还三天两头给父亲的工作单位发涵催促父亲回农村劳动。部队领导说，不回农村是可以的，想挽留父亲。可是父亲谢绝了部队领导的好意，回到了家乡务农。父亲一生性格刚强倔强，导致了他过早地去世，连累了二哥因为这个家失去了在安东电业部门工作的机会，也使我和文岁没有机会把书念完整。父亲过早地去世可惜了他一身高超的手艺，也可惜了他一生的为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任何环境下当厨师，所有家乡的人去到他那里都是热情的免费招待，他和周围人的人际关系也很好；父亲过早地去世给家里带来了不幸、给母亲带来了后半生的痛苦、给子女带来了一生命运的坎坷，使爷爷失去了一个最孝顺的好儿子，所以父亲的早逝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父亲去世后很快就烧一七了，母亲到坟地烧纸时哭个没完。有时哭着哭着就背过气了，还好随行的人很多。烧完一七后每七都烧，每七母亲都会哭的死去活来的，平时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到父亲坟前去哭。那时我在想什么时候能把七烧完呢？什么时候能把三个周年烧完呢？母亲就再不用上坟地去哭了么？现在想起来那时我想的太天真了。

父亲去世后姥爷来看望母亲，劝说母亲再找一个人来帮助家里。因为母亲那时还年轻。有句俗话说的好，满堂儿女笑嘻嘻，不如半路的老夫妻。可是母亲没有这样做，再找人改嫁对不起儿女，母亲说。当时一家五口人，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母亲又是小脚，我才十一岁，金荣八岁，文岁才六岁。一家人没有劳动能力，只有我能干点少量的农活，如砍柴，上山搂草等。挑水还是用小水桶，大水桶只能挑半桶水，从井里往上拔水我很害怕。特别是到了冬天井沿上有冰，很滑。井水深不见底，并且井筒子也深，从水面到井沿有五，六尺深，用扁担上一端的铁环钩子往上拔水是很费劲的，只要往上拔水就得用全身的力气，不然的话满桶水就会把我坠到井里。每次挑水母亲都为我担心。这样艰难的情况全村人都看在了眼里，有些人说爷爷可以到三叔家里去让三叔抚养，能减轻一下困难。当时三叔家劳动力多，生活不成问题，可是爷爷不去。再穷再困难也不离开这个家，爷爷说。因为三叔的性格和脾气都不好，对待老人也不孝顺。在没有办法时大哥从青海回来了，到安东电厂和厂长谈了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要求二哥从厂里辞职回家务农。当时二哥已经三年学徒期满定为一级工了，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辞职回家太可惜了。二哥一生再也没有在安东生活和工作的机会了。打倒四人帮后，全国平反昭雪时，二哥到原单位找过复职一事，单位答复是：个人自动辞职，不是平反范围之内。二哥最后一次希望也因此变成了绝望。

父亲刚死时不但母亲难以接受一直以为父亲没死。就连我也想的很幼稚，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我在想，如果唐僧到西天去取经，经书要是不被老乌龟翻到通天河里能把真经取回来，取经成功的话，父亲死时让和尚一念经就活了，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我的幼稚愿望没能实现，也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1962年我12岁，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中央对农村发展制定了有关政策。政策规定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可以允许个人每人种二分地的自留地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自留地种什么农作物由自己选择。在自留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同时还允许个人开垦荒地。

春耕季节二哥每天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解决全家人一年的口粮（不够部分由大哥寄钱回来用钱买剩余的口粮），同时还得种六个人的自留地，还开了一些荒地。我和爷爷在河边开垦了一些荒地种包米，还在罗锅地边的槐树林中开垦了一些荒地种包米。挨饿了三年，没有被饿死的人们如饥似渴的忙着种自留地和开垦荒地。社员们在干好生产队农活的同时，在所有的沟沟帮帮山坡上，草地上开垦荒地，漫山遍野到处都开荒种地。生产队集体农活是正常时间干的，个人的农活是起早贪黑和中午挤出时间干的，都是在生产队上班前和下班后干的自己的农活。有的人天不亮就起来干自己的农活；有的人中午吃完饭不休息就去地里干自家的农活；有的人下午下班后不吃晚饭直接去地里一直干到看不见了才收工回家吃饭；还有的人中午没吃完饭，一面走一面嘴里嚼着干粮就到自留地里干活。

春耕过后庄稼苗长势喜人。无论生产队集体的庄稼，还是个人自留地的庄稼都看到了一片希望。一天我老叔到我们家来了，他下午放学后回家顺道到我们家里的，是父亲的表弟。家住大洋河那边沙里寨长岭子村，当时是羊山小学校长。他对母亲说：三年自然灾害挨饿的年头已经过去了，叫文东上学去吧。不能因干农活而误了文东一生上学的机会，将来没有文化怎么能行呢？就这样母亲答应了让我重新上学。

第二天我又重新背上书包去既熟悉又陌生的羊山小学上学。到校后，老叔正在给二年级上课。我走进教室老叔叫我坐下并且给全班同学介绍了我的情况，从此我就在二年级插班了。老叔教了我们一段时间，在新老师调来的时候就不教我们了，因为他是校长，只有在缺少老师的情况下才代课的。新老师姓梁是个女师范毕业生，家住羊山大队船坞生产队。那时梁老师才二十一岁，胖胖的，有两条油黑的辫子，长的很好看。她教了我二年级和三年级，讲课挺认真的，对学生也好。1968年随丈夫到北京工作了。

在上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候，是租借曲家店生产队一户社员家里的私房作为教室的。因为当时缺少正规教室，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取暖时是学生们自己盘的土炉子，烧的是全校学生到羊山后坡捡拾来的柴火。这样做是为了使上级批下来的取暖费节省下来好给全校学生顶学费。到羊山后坡弄烧柴是很辛苦的，弄柴火的地方离学校很远，得翻越羊山这座大山到山背坡去才能拾到柴火。冬天冰天雪地的，背坡又不见阳光显得格外的阴冷。每个冬季都得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山后去拾柴火，每次每人能拾到一捆柴火。无论男生女生，无论高年级还是低年级都是一人一捆。高年级的同学拾的都是大捆，低年级的同学拾的都是小捆。每次去拾柴火都是由老师和校长带领，从中午一点多出发到下午四点多回来（天已是黄昏），全校二百多名学生每人肩上都扛着一捆大小不等的柴火，从山后翻越到山前到学校柴场，一路上的十几里路都是扛柴火大军，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浩浩荡荡地往学校柴场集结。每次回来都能垛起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经过一个多星期全校师生的勤奋和艰辛劳动，彻底的解决了全校所有班级教室一个冬天取暖的大问题。

学校一年四季喝不上开水，同时也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夏天渴了，下课时就到学校墙外的小河沟里喝凉水；冬天渴了，也到学校墙外的小河沟里吃冰、吃雪或是把冰打开一个窟窿喝冰层下面的水。中午放学一般情况下都不回家吃午饭，因为天气太冷，早晨上学时带上几根地瓜烤在教室里的土炉子上，到中午放学时地瓜就烤熟了，或者带上一两个包米饼子，也放到土炉子上烤热了吃，这就是中午饭了。吃完饭同学们有的到操场上去打篮球，乒乓球；有的跳绳，踢毽子；有的拍拍白色的小皮球或是弹玻璃球球赢草珠子。没有做完课堂作业的同学可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做完作业。

秋收过后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人们能吃饱饭了，在欢庆丰收喜悦的同时，我们生产队娶进来了好几个新媳妇，二哥就是其中一个。人们都说我母亲真行，寡妇事业的还给儿子张罗上了媳妇，真是不容易啊！

记得娶二嫂时是腊月十七，生产队派了一辆驴车去接新媳妇，那时生产队共有八挂车（一挂就是一辆），其中两挂马车，一挂驴车，五挂牛车。因为哪天两挂马车都不在家，牛车走的又慢，所以只能派驴车了。驴车接新媳妇一来不好看，二来不好听，但是速度不比马车慢。赶驴车的人和朱姓连亲，车上坐的除了二哥外还有伴郎和伴娘。这挂驴车是由四头牲口组成的，中间驾辕的是朱文宪家的小骡子。他的这个小骡子可不简单，因为是驴骡子，比马小比驴大，是农村单干时期的产物。集体化时归集体所有，当时已三十多岁了。它勤劳能干会干很多活，除了拉驴车驾辕还会推磨、犁地，平场院时拉石滚子样样活都会干，当时生产队把岁数大一点的既能干活又勤快的男劳动力称呼是：就像朱文宪家的小骡子一样抗劲。1974年我离开家乡时还健在，还为生产队的农活忙碌着，不知它活了多大岁数。驴车拉前套的是三条壮叫驴，驴车的速度很快，顺着大洋河冰面从上而下的一路跑到了二嫂的娘家。她娘家是凤城县蓝旗乡。（因为东北是满族居住地，在我们那有很多地名叫白旗、红旗、黄旗的）距我们家二三十里地，也是靠大洋河边，她们家在对岸，我们家在大洋河的上游，二嫂家是大洋河下游的。驴车一到家门口开始接新娘子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女方家挑起礼来了，说什么用驴车接新娘子不好，又说什么将来的姑爷一定是个驴脾气，性格不会好的。二嫂不上车。这时伴郎和伴娘都劝二嫂和娘家人，（伴娘当时是生产队妇女队长）说：朱文震是我们那里脾气最好的，就像眼皮里扎刺没有个挑呀，在我们那里远近都知道他的好脾气，大伙送给他一个雅号叫“老太太”，性格像老太太一样温和，就这样三说两说把二嫂说上了驴车开始返程。

驴车到了家门口没有进院，直接拉到朱文宪家里，这是当地的一个古老的结婚风俗。因为结婚的日子是腊月十八，而十七是走轿日：就是新娘子离开娘家往婆家走的日子。到了婆家不能进家门，得在别人家借住一个晚上，叫做打下属。等第二天结婚的日子才能过门住进婆家。腊月十八二哥和二嫂正式结婚，从此我们家又多了一口人，又多了一个劳动力。二哥二嫂那年都是二十一岁。

新婚过后，正月初四生产队就正式上班了，劳动力全部都到西大山去砍伐烧柴。西大山是邻近大队的山林，那年特地给我们生产队规划了一片山林让我们生产队砍伐，解决全队家家户户一年的烧材。规划给我们生产队的那片山林是很偏僻的，离家很远，山林又是个阴坡不见太阳。在零下25-3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砍伐烧柴谈何容易？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刚过门的新媳妇　二嫂也加入了砍伐大军的行列。她从始到终一天也没少出勤，和男劳动力一样地干，一样起早到山林去砍柴，中午和大伙一样在砍柴场地就地而坐。吃的是凉干粮，渴了就吃几口雪，晚上贪黑长灯时才回到家里。在砍伐的过程中，劳动力们一边砍伐一边打捆，马车、牛车、驴车一边往家里拉运，一边分给各家各户，形成了一条龙生产。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这片山林终于被全部砍伐完。在这次砍伐中值得一提的是二嫂的出色表现，不但手头麻利，而且柴火捆的也特别标准，一看就是个行家。柴火不是用绳子捆的，而是就地取材用大拇指粗的白皮树条子做为捆柴火的绕子来捆的。没有力气或是手上没劲的人是拧不动白皮树条子的。如果拧不动绕子，柴火就捆不紧就会散花的。因为砍伐下来的柴全部都有胳膊那么粗，两米多高的几十种树，每捆都在七八十斤重以上，用绳子和细树条绕子是捆不紧的，除了用粗白皮树条子当绕子来捆刚伐下来的湿树柴别无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把柴火拿紧，捆的结结实实的。

坎坷的少年（下）　[本章字数：6890　最新更新时间：2009-02-19 22:2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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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13岁。春天小舅结婚，我一个人提前一天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我们这里有三十里地的路程，是个小山沟，居住着几十户人家。快到姥姥家时得翻越一座大山。越往山上走就越少有人家了。当我走到半山腰时，树林很密集，树叶遮住了阳光，树林里一片灰暗。走在小毛道上，脚下踩着厚厚的不知积了多少年的树叶，把羊肠小道遮盖的都看不清楚了，此时的心情有些紧张，更是有些害怕。脚踩树叶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提醒自己要硬着头皮往前闯，一边前行一边给自己打气，不知走了多远一只野鸡突然不知在什么地方飞起，声音回荡在山谷中，瞬间我的魂都被惊飞了。定神前行，好不容易走到了山顶见到了明媚的阳光，心里总算松了口气。站在山顶望见远处的姥姥家，心情一下开朗起来，拔腿就往山下奔跑，一口气就跑到姥姥家。姥姥家的客人非常多，都是从四面八方赶来贺礼的。由于白天的惊吓，当晚便做了噩梦并在睡梦中夜游起来，把姥姥家的人和客人都吓坏了。第二天是小舅结婚的正日，在院子里搭起了锅灶，请来了厨师。与此同时不断地放鞭炮，不断地有乐队吹奏真是热闹非凡。小舅母的个子很高，身体也很好，还是农村生产队妇女队长呢！后因婚后几年没有小孩离婚了。

夏天一次杨家姥爷用炸药在大洋河炸死了很多梭鱼，给了我们家两条，有四斤多重。母亲说给姥姥家送去，姥姥家离大洋河很远吃不上梭鱼的。梭鱼生长在海洋和江河交界处，属于咸水和淡水都适应的一种鱼。它的名字是因游水的速度快而得来的。夏季洪水期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游到上河寻找食物，用鱼钩是钓不上来它的，因为不咬钩；用鱼网也是打不着的，因为人的脚步没有它的速度快；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炸（我们叫放炮炸鱼）。把炸药装到酒瓶子里点着导火线扔到梭鱼群里，导火线特别短酒瓶入水就爆炸，这样来不及跑的梭鱼就被炸死了。如果导火线太长，炮入水后鱼都跑光了才响是炸不着鱼的。但是导火线短是有风险的，有时候把瓶子甩出去炮在空中就爆炸了，有时候瓶子没等甩出去炮就响在手里了，被炸死的人大有人在。

秋天的一个下午，天上下起秋雨来。俗话说的好秋雨绵绵不晴天。我上第二节课的时候心口突然痛了起来，连喘气都痛的受不了，就向梁老师请假由同学朱守庆送我回家。一路上都是他背着我的，两公里路把我一气背到家，身上被雨水淋湿透了，那时侯我们既没有雨伞也没有雨衣，下雨只能挨淋。回到家里躺到炕上，痛的满炕打滚。母亲无论用手揉肚子还是用拳头捶后背我都痛的受不了。此时母亲用三根筷子并在一起，把碗装上半碗凉水，再把筷子放到碗里水中立着，说是父亲回来打灾了。如果筷子在水中站不住，证明不是父亲回来打灾，要是三根筷子在水中站立不倒，那就是父亲回来打灾的。母亲许愿给父亲供吃的，烧纸什么的，等筷子立了一会叫我往碗里吐上三口，母亲拿包米楂子往筷子上一撒筷子就倒了。立筷子做完我的心口好象缓和了点，一会儿又痛起来。母亲又拿小苏打和开水让我喝下，疼痛好象减轻了些，但是一会儿又厉害了。特别是晚上病情又加重了，无论母亲怎么弄都痛，害母亲一夜没合眼。因为心口痛起来往上顶着痛，几天下来水米不进，人也渐渐地消瘦。后来把明庆二大爷请来给我治病。叫二哥到沙里寨药房买的巴豆和其他药给我敷在肚脐眼上，说是我凉着了，又用葱须子，姜，和花椒捣成沫子用纱布卷起来再用线缠起来，有大拇指那么粗再抹上豆油送进肛门里一天一夜取出来，也说是着凉了。别说还管用，病情有了好转。后来还给我胸前拔罐子，背后拔走罐，经过一系列的土方法治疗，病总算是好了。

冬天一个晚上我睡到半夜不知觉中就到院子里搬石头，因为是冬天，院子里的石头都冻在地上，怎么也搬不动，光身子赤脚的在院子里转游了半天后，就跑到老杨家炕上睡着了，杨家姥娘说：小东子又猫愣了，第二天醒来自己发现怎么睡在这里。这样事经常发生，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并不知道。我们那里叫这种毛病是“猫愣子”，后来出来工作才知道叫夜游证。

1964年我14岁，二哥先后有了两个孩子，家里已有九口人了，在生产队也算是个大户了。七月大哥把向明送回来了，家里就是十口人了，这时二嫂的身体不如以前那么健康，经常有病不能劳动，全家人就靠二哥一个劳动力挣 工分养家，到了秋天全家人的口粮钱都挣不够。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好的年头是4角钱左右，不好的年头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才是2角4分钱，剩余的口粮由大哥寄钱买回来，生活总算还过的去。这时二嫂的脾气一天不如一天，常说二哥养活一大家人，还经常和母亲吵架，闹着分家单过，经大哥和生产队干部做思想工作才算了事。

向明送回来时才三岁，走路不稳当，摔倒了哎呀一声就爬起来了，他不爱哭，吃苞米粥钣说是沙子钣，不往下咽，吃菜在嘴里嚼个蛋也不往下咽，大哥在家只住了十天，向明整天跟着他爸爸行影不离，大哥走后向明整天哭闹着找爸爸，我爷爷和母亲整天看护着他，哄着他，我们这些姑姑叔叔也哄着他，渐渐地他不哭了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秋天上四年级，教我们的是张吉峰教师，他在旧社会就是教学的老师，听说教学很严格的，对学习不好的同学不是用教鞭打，就是用皮鞋踢。当时农村很少有穿皮鞋的，张老师那时四十左右，个子挺高，每天把皮鞋擦的黑又亮，把头洗的干干净净的，分的整整齐齐的，给人感觉是个干净利索的人。从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起，我都是用心听讲，张老师无论上语文，算术，还是音乐，珠算课程，都是兢兢业业地给我们传授知识。农村学校一至四年级一个班级只有一个教师，什么课都教。那时全校只有一架脚踏风琴，还特别地大。每到上音乐课时就在班级挑四个大个子同学去办公室抬风琴到教师弹奏，全校只有张老师会弹风琴。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由三年级的十七八名到前三名，特别是作文和珠算特别突出。全班上珠算课时打算盘，张老师先提问别人得数多少，如果提问两个或是三个同学一人一个得数，张老师再把我提问起来，按我的得数为准。可惜在四年级短暂的一年不能学习很完整的珠算知识，尽管掌握了这点不完全的珠算知识，对我后来在生产队任记帐员、现金会计和保管员都带来了便利。这年上学期被同学们选为学习委员，我不但学习好，人员也好，每次选班级干部时，同学们在无计名的投票形势下总能投我一票，按得票数多少任班级干部，那时是很民主的。每次班级干部都是学生选出来的，不是老师任命的。后来又选我当副班长兼学习委员。一直到六年级。

那时课堂上的作业在课堂上就做完了，回到家里不用做作业。下午放学后到自留地里干活，有时和同伴们到大洋河去玩，经常能碰到河对岸“夹心子”生产队扫地穷捕鱼（扫地穷是我们这些学生给起的一个不光彩的外号），因为这个生产队用的鱼网的网眼太小了，把河里的小鱼都给捕上来了。那时人们不知道什么是保护生态平衡，只顾眼前的利益。这个捕鱼的队伍有十几个人，他们事先在船上把鱼网叠的整整齐齐的，在上游河岸边由两个人拽住网的一端，开始撒网，一个人在船上摇橹向河中心方向进行，木船一面向前进行，一面船上由四个人合作向河里撒网，边走边撒当洒到河中心一段距离后，再往下游岸边往回方向靠拢，一样是边走边撒网一直到下游岸边为止。整个操作工序形成了熟练的流水作业。网撒完后形成了一个半圆型的包围圈形状，整个网有一百多米长，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大玻璃球漂在水面上作为标记很好看。网撒完后船靠岸，十几个人分成两组，抓住网的两端往上拉网，当网快拉到岸边时，网内水深还有半米时，网里的鱼就像开锅一样翻腾起来了。有的鱼跳的高，越过网边就逃跑了，这时我们在岸边观景的同伴们有十几个人就开始下河抢鱼了。趁他们不注意时我们就一起拥进了鱼网，看到网里有鲤鱼、鲶鱼、桂鱼、沙湖鲁子鱼、马口鱼、川丁子鱼、白漂子鱼、红刺鱼等等，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我们就七手八脚的抓起鱼来，网里的鱼在腿上乱串，它的密度可想而知，抓到手里的鱼又跑了，因为鱼太滑了，特别是没有鳞的鱼更滑更不好抓，把抓住的鱼藏在背心里紧贴在肚皮上，也有的把鱼埋在沙子里，等收网后再把鱼拿出来。在我们抓鱼的同时捕鱼队的大人们一看到这样的场面就到处撵我们，就好象现在的动物世界，狮子为了保护战利品到处驱逐那些成群的赖狗一样。他们在这边撵那边的同伴就得手了，他们到那边撵这边的同伴就得手了，使他们这些大人防不胜防。

1965年我15岁，上五年级。那时候我只能上半天课了，因为家里那么多人口，只有二哥一个劳动力，所以每天只能上半天课，半天在家里劳动。上午一般都是讲新课和主要的课程，下午是复习和劳动课。在六十年代时学校种自然田，有包米、土豆、蔬菜还有经济作物，蓖麻之类的农作物。学生每天早上上学时除了背书包外还得带粪筐子，一路上捡到的牲畜粪倒入学校的粪堆里，等到春天种自然田时用。

秋天七八月山上的野果子已经成熟了，有一天我们生产队的大人们，还有我们这些学生几十人到西大山的后坡去采野果子。翻过后坡在蛤蟆老周围开始采集野果子，（蛤蟆老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古老的一块石头，形象像蛤蟆而得名。据说它的周围常出没豹子、狼、蛇等，人少了是不敢去的。）因为那里树多林密，藤类植物到处缠绕，使人移动时举步为坚。这里除了存在野兽危险，同时也有多种多样的野果子可以采。如山核桃、山梨、榛子、还有藤树架上的圆枣子，是一种类似猕猴桃的果子。圆形像枣那么大，外皮是光面没有毛，熟了不用扒皮比猕猴桃好吃，非常甜。在采集野果的过程中，有的人采一种野果子，有的人见什么果子采什么果子，等大伙把所有的袋子都采集满后再清点一下来时的人数一起从后坡爬上山顶再下山回家。

1966年我16岁，上六年级。星期一到星期六下午都是在家里劳动，春天种自留地和荒地，夏天除草，秋天往家里收拾粮食，到了冬天到山上砍柴和搂草，准备下一年的烧柴。星期天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大人们一天挣十二工分，我一天挣十工分，这样能减轻点二哥养家糊口的负担。

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一面上课一面到各地方去把大庙，小庙和山神庙，都统统推倒，砸碎。每个人都要斗私批修，打倒牛鬼蛇神等。那时每个高年级的学生都是少年团团员，每个学生都有用木头杆做成的红缨枪。在学校操场上练习刺杀动作，由大队民兵连请来的退伍军人指教。还好六年级的第一学期的课程已经全部学完。到了1967年春天第二学期，也是毕业的最后半学期时，学生就不发下半学期的书本了，整天也不上课了，叫复课闹革命。学生没有书本不上课的形势已经持续到1969年九大后发完宝书（毛主席著作等）才给学生发书本重新恢复上课。在这两三年不上课的时间里，学生到不到学校没人管，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可以熬下去，而家庭困难又需要劳动力的学生都停止了上学回家务农。我就是其中一个，我的学习生涯也就此宣告结束。总共念了五年半书，还是半读半农歪歪扭扭地艰难地念到六年级的。在这一生中短暂的学习期间，虽然学到了书中的一些精华，但毕竟知识太浅薄了，很多人为我惋惜。当时我也为自己惋惜，为自己不能再读书而痛苦，自己也是很无奈，过早地回家务农。这年农村的乡改为人民公社。

这时 我们的家已分开，二哥和二嫂他们另过。我们这面还有爷爷、母亲、妹妹金荣、弟弟文岁和我，还有向明共六口人{向明的户口不在这里}，金荣和文岁继续读书，但是学校也不上课，也学不到知识。我每天在生产队里劳动，男劳动力每天挣十二分，女劳动力每天挣十分，我和女劳动力一样每天挣十分，到年底结算时每十分的工分价值是两角四分钱，当时每斤苞米是七分钱，我挣的工分连五口人的口粮都拿不回来，靠大哥大嫂寄钱回来向生产队交现金才能把剩余的口粮买回来。

刚离开学校到生产队里干活有点不适应，我们这些新下学的劳动力所挣的工分和女劳动力一样，出力的活有时比女劳动力强点，但是手头活不如女劳动力了，比如铲地{就是在苞米地、高梁地、花生地、豆子地等各种庄稼地里用锄头除草}。几十个男女劳动力同时并排铲地，从地垄这头一气铲到地垄那头，无论地垄多长中间都不能休息，也不能直腰站会，更不能停，俗话说得好，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一停下来就会落到别人的后面，这一垄落后了，下一垄就更落后了，永远追不上人家了，东北的地垄短的有几十米长、长的有几百米和上千米长，劳动力们都是一口气从垄这头铲到地垄那头。我们这些新手刚开始参加铲地，铲不了多远腰累的就好像断了一样，就得停下来站会再铲，这样反复地铲了停，停了铲就落到别人的后头了，十六、七大小伙子脸上真无光呀！那么我们这些新手为什么没有人家铲的那样快呢？连女的也追不上。仔细观察发现铲地的这些人，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年青的、还是女的，他{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会双撇子铲地，而且铲的很自如、得心应手，一面铲地还一面唠嗑，一会左撇子铲地，一会又换成右撇子铲地，中间从不休息，看他{她}们铲地就好像是一个杂技团即熟练又潇洒。而我们这些刚下学进行劳动的新手，只会左撇子或是右撇子，只能用单撇铲地，累了一会儿就得直直腰、一会就得停下来休息会再铲，这样铲下去就好像赛跑的运动员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人家，所以就落后了。

在水田里插秧我们这些新手也比不上女劳动力，她们一天俩个人能插一亩多地的稻秧，而我们新手俩个人一天连半亩地的稻秧都插不上{俩个人插秧苗是一对两个方向相向进行的}。她们插起秧来手的速度就好像缝纫机针头一样的快，都看不清手上下协作的个数。而我们把秧苗拿到手里，一下一下地插秧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快呢？所以生产队给我们这些刚下学的新手每天十分就已经是上线了。这样看来我们干趟子活和手头活是不行的。当时生产队有六七十个劳动力，也不在乎我们这些刚下学的新劳动力，就经常安排我们给庄稼苗喂化肥，或是犁地时在前面牵牲口，或是女劳动力在烟地里掰烟叶时，我们从她们手中把烟叶抱出烟地，男劳动力再把烟挑到烟房，通过烟绳把烟叶夹起来，进入烟房烧烤变成黄烟叶，再挑选匝把到供销社出售{烟绳是用稻草纺成的绳子，是专门用来夹烟叶的}。

喂化肥时是由朱文胜领我们干活的{朱文胜是同宗同辈}，他有文化念了十二年书，在大孤山水产学校毕业的，他为人很好，看了很多书，在劳动的同时经常给我们讲家、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西厢记、红楼梦等书籍里面的人物。夏天给庄稼苗喂化肥也是个很苦的活，庄稼苗长高后，上午喂化肥庄稼苗叶子上的露水把每个人的半截身子都湿透了，下午喂化肥天气热不能穿长袖衣服，有时还光着膀子，在苞米地喂化肥时，苞米叶子经常把胳膊划成一道一道的红鳞子，汗水浸上后火辣辣的痛，脸和后背被太阳晒的像非洲人似的，谈笑中露出牙齿简直是黑白分明。朱文胜很理解我们刚参加劳动新人的心情，看到我们累了就让我们休息一会再干，看到我们汗流夹背时就叫我们到大洋河里去洗洗澡再干。他不会游泳，每次去大洋河很少洗澡，只是在河边浅水处洗洗脸抹抹身子，不像我们这些水鸭子，专门到深水里去洗，到急水里去游，水越深游起来越轻松，水越急游起来越痛快。在水里快活一阵子，身体凉下来上岸后，抓紧时间把休息时所耽误的活赶回来。我们那里有句谚语：六月六看谷秀。是指农历六月初六所有的出穗庄稼到了这个时候该出穗了，到了这时候如果不出穗，那么秋收时也不会成熟的。还有处暑不露头到老喂老牛。是指包米到了处暑时还没出棒，节气后出棒的包米到了秋收时也不会成熟，只能喂牲口了。我们每天起早贪黑赶在节气之前把长势不好的庄稼都给喂上化肥，使它们到节气时都能出穗，出棒，好让它们秋收时颗粒饱满增产增收。

庄稼长高了，特别是包米长到人那么高时，赶在雨季之前趟最后一遍地时，得两个强壮的牲口才能拉动铧犁。我们那里拾弄庄稼还有句俗语：铲三趟四　就是在庄稼地里铲三遍，趟四遍才能达到每年一季拾弄庄稼完美过程。每铲除一遍草，紧跟着就得趟一遍地，前三遍都是一样的劳作，等到第四遍时，间隔一段时间不用铲草，把铧犁两边加上夹板加大铧犁的深度，通过铧犁两边的夹板使翻出来的土覆盖在两边地垅上，把地垅覆盖的高高的叫做帽地。把地垅上的草全部帽在土下，把庄稼地垅帽的干干净净没有草。有的牲口不好使唤，调皮不走正道和扶犁的人找别扭，就得有人在前面牵着两个牲口犁地。

这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七月份三婶病逝，是脑淤血。那天中午吃完午饭天气很热，三婶到大洋河去洗澡，回来后没有什么事，下午吃完晚饭过了两个多小时开始发病不醒人事了。这时文和三哥等人把三婶往沙里寨抬，还没过大洋河三婶就停止呼吸了。从发病到去世还不到两个小时。三婶是个很善良的人，对待老人很孝顺。嫁给三叔一辈子没有享到福，受苦了一辈子。三叔脾气不好，经常打骂三婶。三婶的死是三叔家一大损失，也是我们家一大损失。因为她活着的时候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能端过来送给爷爷吃，对爷爷很孝顺从不惹爷爷生气。和母亲，大娘都处的很好，从没有红过脸，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特别是我，从记事起经常在三婶家吃住。三婶去世时才48岁。

三、奔波的青年

奔波的青年（上）　[本章字数：12547　最新更新时间：2009-02-19 22:3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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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我18岁。生产队推举我当记帐员，劳动强度比过去要轻松的多，责任心要比往日重的多。给生产队社员记工分，不但不能迟到早退，还的早到晚走，要用每个社员挣多少记多少的公平心理来对待工作，把握记帐的准确性。每个月除了全天参加生产劳动外还有两天脱产时间来整理上个月全生产队社员本月的工分，上到两楷纸的帐单上张榜公布于众，以示公平和群众对我的监督。这年我由每天挣十工分调整到十二工分并且每月生产队还给我补贴三十工分。

7月份向明由大哥（他爸爸）接回甘肃。向明三岁来的七岁走的，在乡下生活了四年多。在乡下的日子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细心的呵护使他的身体长的很壮实。六月份时他得了一次病，我背他到沙里寨公社卫生院去看病，诊断为勾端螺旋体病，打几天针就好了。从沙里寨回来的路上经过水稻田，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站满了小燕子。那天是阴天，小燕子不往高处飞，在稻田里低飞捕虫，吃饱了就到电线上休息。当时农村没通电，电线杆上的电线只是电话线。微风吹的电线吱吱的响，向明问我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电话线，因为生产队是没有电话的。快走时经常和他小叔闹着玩，他俩相差六岁。这次由他爸爸接回甘肃去是要上学了。听说接回去后城市的生活环境，语言的沟通都有很大的不适应，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城市生活。

秋天洪水期过后，下河的鱼游上来很多每条都在4-9斤不等，二十多个品种的鱼丰富了大洋河的水域。这几年农村为了提高粮食的产量，把平地都改成了水田种水稻来提高亩产量。沿大洋河建起了不少抽水的厂房，兴修水渠逢山开渠保障水田的灌溉。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拥有了大量的炸药，给爱好打鱼的人们带来了便利。有不少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那么多的炸药，经常到大洋河放炮炸鱼。放炮炸鱼次数最多的有两个人，他们都是河对岸桥家葳子人，一个三十多岁个子挺高全身黑黑的水性很好；一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的老头，光头，会踩水。每次来大洋河打鱼时，把衣服一脱举到头顶上，水在半身处从对岸就踩水过来了，无论水多深水位都在他半身处行走。当地会踩水的人只见过他一个，他的水下工夫也很好，能在十几米深的水下潜上四五分钟。当炮一响把鱼炸死后，无论漂在水面上的鱼还是沉入水底下的鱼，他抓起来都是得心应手速度特别快。只看到老头在水面上左手抓鱼，右手拿着鱼针穿鱼，先穿大的后穿小的，一条接着一条的穿，一会儿就穿了大半串的鱼，水面上的鱼抓的差不多时，立即又潜入水下，到了水下脚不沾水底，全身平衡两脚橹动，也是左手抓鱼，右手穿鱼，所到之处先拣大的穿后拣小的穿，再往返水面抓完为止。（鱼针是连接鱼串绳子的专用针，鱼串有两米多长）我们这些年轻人每次看着他俩过河来炸鱼时，炮没响时都躲起来，等炮一响所有藏起来的人都拥进了河里，我们这些河边长大的青少年也不示弱，水性都不错，在水面上抓鱼的动作也和老头一样虽然没有他的速度快，但是我们人多，漂在水面上的鱼大部分被我们抓到手了。只是沉到河底的鱼在水深五米以内我们还可以抓，再深到五米以上的我们只能看着老头表演了。每次他们来炸鱼只能抓走少部分，大部分被我们抢走了。因为我们人多，少则八、九个人，多则十几个人，后来他俩和我们讲和，我们就用不着藏着了，人少时炮一响大家共同抓鱼共同分鱼，人多时他俩就不敢炸鱼了。为了躲我们，有时天刚亮，有时中午炸鱼的炮就响了，还有时天黑了还放炮炸鱼。那时冻冰渣子放炮，下霜季节也放炮，鱼被炸死后沉入水底，岸上用木柴生起火，再喝上一口酒进入水中下潜到水底抓鱼。当时还有句俗语“鱼头有火”。一猛子扎进去看到水底有鱼，光顾抓鱼就顾不上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