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战，终于使中国的老百姓发现了在“爱国夺宝”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无奈，流失海外的那些宝贝儿，除开少数几件碰上外国主子们心情好，或者是有事要和中国政府商量而被幸运遣返之外，没多少是可以“夺”得回来的，只能花费巨款“买”回来。而真要把那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都给买回来，保守地给一个算式：1 000万（件）× 100万（美元）=？自己算去吧！
算来算去，许多人最后都会像我一样，算得精神狂躁、信心全无，感觉自己原来是掉进了别人精心设计好的一个陷阱，成为一场场闹剧中让人取笑的悲剧性“丑角儿”。
倘若真的是这样，这个“陷阱”是谁挖的？一场场令人心碎的“兽首连续剧”又是由谁出任导演？
2009年巴黎佳士得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以后，国内众多民众和媒体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中国台北的一家名号为“寒舍艺术品中心”（以下简称“寒舍”）的古董经纪商身上。这家公司的老掌柜姓蔡名辰洋，是原台湾岛内最大的信用社“第十信用合作社”理事会主席蔡万春先生之子。蔡辰洋先生早年只是一名古董爱好者，1986年，随着中国古董市场的全面复苏，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便开办了这家艺术品收藏、经纪公司，亲任寒舍集团董事长。2004年后，由原任集团业务经理的王定乾先生接任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之职。
王定乾出任寒舍新掌门人后，以他在几次有影响的拍卖会上的个性表现，很快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最早一次是2005年7月，王定乾受美国仙妮蕾德老板的委托，在伦敦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以1 000万英镑的出价竞买那只举世闻名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虽然最终落败，但王定乾以最高出价的华人购买者身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世界拍坛一夜成名。
但是，要论起王定乾和他的寒舍集团的真正起步与知名，却远在“鬼谷子下山”之前。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更多中国人，是在若干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圆明园流失文物、特别是12生肖铜像的拍卖事件中知道了这家公司和王定乾先生本人。
据台湾传媒报道，1987年，当时在寒舍集团担任业务经理的王定乾通过电话竞标，从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买到猴首。两年后，他又秉承老董事长蔡辰洋的旨意，亲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以平均20万美元的价格，拿下了虎、马、牛3尊铜像，至此，蔡家一共掌控了圆明园12生肖铜像中的三分之一。
同年10月，寒舍集团在台湾举行“圆明园国宝暨明清青铜器特展”，第一次以公开展览的形式向海内外宣布：圆明园12生肖铜像中的4尊已经回归中国领土，并且首开圆明园兽首“国宝”桂冠之先河。只可惜当时中国大陆的古董市场还刚刚起步数年，涉足收藏的人数还不太多，所以，除开少数圈内人从几家媒体上知道这件事外，大多数老百姓闻所未闻，就是偶尔得知，也绝不会意识到此“国宝”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阵喧闹过后，这4尊“国宝”便重新销声匿迹，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一直到10年后的2000年，才突然以另外一种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0年，原被寒舍集团从国外买回的4尊铜像中的3尊——猴、牛、虎——突然被分别列入了香港佳士得与苏富比拍卖行的春季拍卖图录，这个消息之所以让人意外，是因为在此之前，台湾寒舍集团的新老董事长王定乾、蔡辰洋曾多次公开声称绝不会将这几件“国宝”卖给外国人，而像这样的公开拍卖，谁又能够保证挺到最后的受买人一定会是中国人呢？
到佳士得开拍的那一天，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王定乾先生竟然出现在现场竞买者的行列之中，而且屡屡开出高价，与众所周知的大陆国企保利集团的代表易苏昊先生展开了激烈争夺，最后虽然落败，但也让保利多掏了几百万港币。
在两天后苏富比那场拍卖中，王定乾先生更是表现不俗，除开在虎首的竞买中力拼保利之外，在与北京市文物公司争夺乾隆六方套瓶的过程中，更是不依不饶、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关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听听北京两家国企代表的当场感受。
北京市文物公司代表刘先生事后如此描述：“……在电话委托停止后，台下又出现一个竞拍对手，是台湾寒舍经理王定乾。寒舍集团是台湾的一家古玩公司，据说他是为美国的仙妮蕾德代买，事前我还与他进行过商议，说我们下决心要让这件国宝回到祖国，希望他不要与我们争，但他执意要买，一直拼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又在互争的基础上多出了*百万。最后幸亏有人在会场高喊：‘不要拍卖国宝，拍卖国宝可耻！’当时场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可能是受这个口号的影响，他们退缩了，我们才以1900万敲定……”
保利集团的代表、文物专家易苏昊也说：“事先跟王定乾有过接触，当时王含糊表示可让出来，但到竞投时，双方一左一右坐在头排，王定乾突然竞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做得挺伤害我们的情感……”对王定乾在事后表示不认识当日竞投乾隆六方套瓶的北京市文物公司代表，“否则亦会放弃”的说辞，易苏昊更气愤。他说：“当天代表北京市文物公司举手的人就是瀚海拍卖行顾问刘岩，而王定乾在台湾帮助瀚海公司，是其台湾代销商，他怎么会不认识刘岩呢？这不是个笑话吗？”
时隔多年，每提及那一次香港竞买，生性直率的易苏昊仍然愤愤不平：“很不友善，王定乾让北京文物公司多花了900万，因为最后只有他在争，抬价抬了900万！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在民族利益上，不要把钱看得比民族利益还要重，我觉得他们不如香港人，太不如，特别是王定乾，他比香港老百姓差远了，他只认钱！”
对于同行们的指责，王定乾先生先后作过如下解释：
1． 这两次拍卖的兽首权属人不是寒舍集团，因为在10年前，寒舍集团就将买回来的这几个兽首都“割爱让给了朋友”。王先生还多次向媒体表白：有一个外国汽车行当的大老板出价千万我们都没卖给他，因为“好不容易让这些国宝回到了中国，就要确保它们是留在中国人的手里，挣钱多少对我们来说是次要的！”
2． 既然已经将兽首倒卖了，为什么这次又要参加竞买？王先生说是因为自己对于这些国宝有某种“情结”，至于这种情结是什么？外界一些人揣摩为“金钱情结”，笔者打死都不信！那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一定还是王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爱国情结”、“国宝情结”！
寒舍集团第三次公开介入铜兽首买卖事件是在2007年。香港苏富比要拍卖同样由寒舍集团从国外买回来的圆明园马首铜像，遭到中国政府的谴责和拒买，有些骑虎难下，因为万一中国人真的不买，兽首别说难拍出天价，就连能不能顺利卖出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苏富比一面忸怩作态——由公司媒介负责人容灵芝女士在媒体上放言恫吓：“拍卖行毕竟是在做生意，一旦马首上拍，我们不能保证一定不会被国外买家买走！”另一方面，苏富比亚太区总裁程寿康与寒舍集团董事长王定乾先生尽力配合，前者负责游说前面已经买下铜猪首捐送保利的澳门富豪何鸿燊先生，动员他继续散财布施、爱国捐宝。后者王定乾先生则负责以“民族大义”游说不知名的台湾“卖主”，提前议价卖出马首，“防止国宝重新落入外国人之手！”真可谓拳拳赤子、用心良苦。
由于买卖双方在价格上存在差异，王定乾先生配合苏富比来回奔跑、煞费苦心，最终还是撮合成交。何鸿燊先生实在想促成生肖铜像整套归国，不得不在卖方的顽固坚持下支付自己觉得过高的天价，而卖家在王定乾先生“一次次登门劝说下”，最后也答应以高出估价800万港币的基础上场外成交。即便如此，何鸿燊先生还是付出6 910万港币才买到马首（其中包括苏富比拍卖行佣金110万），后将其捐献保利博物馆存放。
至此，圆明园12生肖铜像，有5尊回归中国大陆，它们分别是牛、虎、马、猴、猪。其中牛、虎、马、猴均由寒舍集团以共计约630万港币首次从国外购回，后由保利集团和何鸿燊先生以共计9640万港币拍得；花费最低的是自始至终与寒舍集团毫无关联的猪首，由何鸿燊先生以600万港币的价格从美国直接买回捐赠。
2009年，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王定乾先生再一次被卷入了两尊圆明园生肖兽首“拍卖门”。法国佳士得拍卖兔首和鼠首，要说这一次巴黎拍卖，本来与寒舍集团毫无干系，可是王定乾先生却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动跳进了福建人蔡铭超先生的“爱国门”内。
自打蔡铭超先生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自己的买主身份，并且表示绝不会向佳士得付款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向灯向火的人都有，支持者称道此举是“爱国义举”，“以不良之举还治不良之道”；反对者则称此举是“痞子”行为，“有辱国格”。此时，王定乾先生以蔡铭超先生的朋友和“台湾著名艺术品经纪人”的身份，频频登陆北京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公开表明自己在拍卖前已知晓蔡铭超打算竞拍。并打保票说：“蔡铭超很热爱文物，他这么做真的是出于他的爱国心。他动机单纯，不是来出风头，不是来炒作，不是做生意……”
王定乾此言一出，立刻受到了国内明白人士的坚决否定。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要求个人不要参与竞购被劫掠的文物，认定这是赃物，你去参拍赃物，与国家不保持一致，何谈爱国？国家不希望把这一本来价值并不算高的文物炒高，希望以外交或法律的途径索回，你跑过去哄抬价格，形成价格炒高到1400万欧元的既成事实，何谈爱国？你要是钱真是太多，你也希望这兽首回国，那你买回来就让它们回国得了，但它们最后回国了吗？你的搅局根本没起任何作用，何谈爱国？众所周知，这两件文物是当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的，谁买下了这两件兽首，就等于为当年的强盗销赃……”
与谢辰生先生持相同意见的中国文物界人士大有人在，中国文物学会会长、85岁高龄的罗哲文先生针对所有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一针见血地指出：“佳士得可鄙，不只是违背相关国际公约，还在于用罪证做交易，用罪恶牟暴利！倒卖圆明园文物，中国奸商也有份！”
早在巴黎兽首拍卖前，笔者曾于《谁在收藏中国》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近年来，从清宫官窑瓷器的天价回流，到圆明园‘十二生肖’的部分回归，这些带着国耻的‘国宝’，哪一件没有耗费国家或爱国华人的巨额赎金？更为可叹的是，其中有些珍宝，竟为某些华人当年在‘爱国’的旗帜下低价买进，经过一番新的‘爱国’包装后，又以数十倍于原价的报价卖出，自己牟取暴利，却让那些真正要献宝归国的仁人志士去高价爱国。如此种种，令人不齿！”
后来，繁体版《谁在收藏中国》在台湾出版时，笔者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又进一步指出：“圆明园文物的高价炒作，无疑是国内奸商勾结国际资本合演的一出阴谋戏。他们沆瀣一气，利用中国人的爱国情绪，先将欲炒之物包装成‘国宝’，然后通过拍卖，有谋略地逐步抬高物价……这些铜兽首算不上什么‘国宝’，真正的国宝文物只能是具有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审美价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过只有200多年历史，自身没负载多少历史信息，也没什么科研价值，它们之所以能够称作‘文物’，只是因为在它们身上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少数商人自始至终充当了不那么光彩的角色，打着爱国的旗号，把价格推上去，然后让别人掏更多的钱去接棒，为他们赚取高额利润。赚钱是商人的本分，可是也没必要玩弄国人的感情。这种人无异于发国难财的小人！”
对于笔者的“阴谋论”一说，谢辰生老人通过《新华日报》记者表达了强烈支持。他在接受记者面访的时候愤慨地说：“打着爱国的招牌，尽干些对民族有害的事儿，这种人就应该揭露！”
对于上述观点，显然王定乾先生极不认同，他先后通过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多次予以反驳：一是重申圆明园兽首就是难得的“国宝”，就应该拍到那么高的价格；二是批评国内反对恶炒圆明园兽首的“非国宝论”者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有趣的是，此前曾多次承认事先就知道蔡铭超要参加巴黎竞拍的王先生，在国内开始出现批评蔡的诈拍行为后，竟又在媒体上公开声明自己事先“并不知道”蔡要参拍，想要择清自己与蔡铭超的关系。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让更多人对此事存疑：蔡铭超此举难道真有幕后策划人？假若此次兽首拍卖没有引发国人对此前盲目抢购“国宝”行为的反思，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爱国回购”，“王先生”们是否会如此低调改口呢？答案当然是不会。
巴黎两兽首拍卖刚刚宣布成交，在事先已经明知蔡铭超不会照章付款的前提下，王定乾先生在台湾《联合报》刊文，为蔡铭超虚开的天价欢欣鼓舞。文中说：“在全球金融海啸席卷之际，流失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能创造如此高价，受到举世之青睐与推崇，未经此事件，大家或许可能还不知今天中国文物之艺术价值与价格，在国际市场如此仰之弥高……”
2009年4月上旬前后，《南方周末》在采取笔者有关观点后接着采访了王定乾先生，王先生高调陈词：“一千万欧元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国际上一千万欧元的当代艺术品有多少啊？凭什么说这个东西不值钱？我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是你自己整个中国的艺术品都太便宜了。如果你认为不值这个钱，那蔡铭超前面有两个人在举，人家那两个人算什么呢？人家都没有眼光？跟蔡铭超抢的还有两个人呢！”
也许是采访记者重复了笔者的“阴谋论”，王定乾先生显然更加生气，回答说：“人家卖方没有来哄抬啊，是我们国内自己去弄的。外国没有来哄抬你，人家没有跟你来闹这个事情，还是有人买嘛，还不是有人买？这个事情不是持有者炒的，也不是拍卖行炒的，这个事情反而是跟我们不相干的人自己在媒体上炒出来的……”
无语呵！对于王定乾先生的如此一番调侃和揶揄，我们的媒体只好保持沉默。因为王先生之言虽然有对内地媒体“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之虞，但却没有歪曲事实。从寒舍集团海外买宝，到后来接二连三的“国宝”倒卖，我们的媒体确实是鞍前马后、不遗余力地免费为他人吹鼓抬轿，做嫁衣、当伴娘，最终统统成了“熊的服务”！别怪商人无情、谁谁无义，被人涮了一把没关系，就怕不长记性。
纵观圆明园12生肖铜像拍卖的全过程，这一场多集“国宝大戏”的内幕渐渐清晰入目，始作俑者是台湾寒舍集团，总编导就是该集团的现任董事长王定乾先生。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商业炒作，幕后操纵者们巧妙运用了清朝晚期那一段人尽皆知的历史资源，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大陆媒体的浮躁与短视，充分调动了改革开放后国人近乎偏执的爱国热情，从而完美地猎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很明显，与站在王定乾先生身后的两大拍卖行相比，台湾寒舍集团的收益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从一场又一场的拍卖纠纷中获取最大利益者，当然非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家拍卖行莫属。其实若能冷眼旁观不难发现：这两家拍卖行的伎俩并没有什么新鲜过人之处，无非是通过制造事端、引爆新闻点，然后挑动口水战、“金钱械斗”，进而坐享“渔翁之利”。将两家拍卖行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日本和中国进行的两次“战役”进行比照，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段几无二致，近乎整版复制，只不过在情绪*的说法上小有调整而已。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政治上声誉扫地，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一贯有着“小国大民”心态的日本人虽然从表面上不得不依从美国，但是他们却凭借坚忍的民族耐力，背负历史判决的重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经济腾飞。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泡沫经济的出现，热钱泛滥，此时，佳士得和苏富比迅速抓住时机，在日本企业家的眼前上演一幕幕艺术品拍卖大戏，看得人家眼花缭乱、趋之若鹜。于是乎，投资艺术品领域很快就成为日本富豪的新选择。同时，通过公开竞价拍卖的形式，他们屡屡挫败西方买家，有效地宣泄了二战以来被压抑的民族自尊心，花上几十亿日元从伦敦买回一张毕加索的画，竟然能使大和民族集体狂欢数日，而且，投资者经常会被国民当作“民族英雄”来崇拜。
在中国，“*”结束后，接踵而来的30年改革开放，让中国老百姓普遍受惠，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迅速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以江浙、广东、山西为中心的新富豪阶层。这个新的富豪阶层，从整体而言，仍以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企业家和市井财富精英为主体，往往被人称作“暴发户”。这一人群财富控制量巨大，对多变的国家政策极为敏感，而且有着超乎知识精英们之上的个人自尊心，在投资问题上往往急功近利，不管干什么都离不开一个“炒”字，炒钢材、炒房地产、炒古董……这部分人尽管他们不缺少传统商战经验，但却缺少现代战略眼光，极易受到舆论影响。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佳士得、苏富比很快便把亚洲艺术品市场的重点转向中国。他们一方面竖起几只天价文物标杆，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等，让中国富豪们迷醉于艺术品投资的非常暴利，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抛售西方列强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抢掠去的中国文物，利用其间的激情故事，激发中国富豪们的“爱国热情”，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富豪们的艺术品投资资本。
拍卖圆明园，是西方人的狂欢节！佳士得、苏富比成功地绑架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圈去了中国人的巨额血汗钱。更令人悲哀的是：明里暗里，还有少数始作俑者的国人在帮他们做掮客、充当点钞机，只为分得半杯羹。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声明：理顺圆明园12生肖铜像拍卖事件的经纬，并非要跟谁算总账，只是想做一次亡羊补牢式的反省，让这件事清楚明了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12生肖铜像还有7尊尚未“横空出世”，倘若又有被掠“国宝”重现江湖，政府或许已经知道怎么做，我们媒体和老百姓也就不要再跟着人瞎起哄，免得自讨没趣。当然，很有可能下一个“龙首”、“狗首”、或别的什么东西，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比方说：瞅着中国人不犯傻了，他们就让几个老外当托儿哄抢一番，然后再让人振臂高呼：“国宝被外国人买走是国耻！”或“抢救国宝”之类，假若“兽首连续剧”果真这样上演了，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国宝”＝“烫手山芋”？（1）
2010年03月04日18:02
传说在公元193年，当时的罗马皇帝柏提那克斯（Pertinax）被他的近卫军杀害，临死前，老皇帝给那些将要赢得皇位的人立下一道诅咒——“身首异处”。皇帝死后，想趁机大捞一把的近卫军士兵对皇位进行拍卖。许多觊觎皇位的商人不惜血本竞买皇位，最后，一个叫狄第乌斯（Didius）的富翁拍得皇位，并承诺支付每名近卫军士兵25 000塞特策（Sesterces，罗马金钱单位）。巧的是这位赢得皇位的富翁没当几天皇帝，便被从远方赶回的罗马军队赶下了台，并真的得到了老皇帝对“赢者的诅咒”——被砍下头颅，身首异处。
几乎所有人类早期的传说故事，后人读起来都有点儿像一个个缺乏幽默感的童话或寓言。但是，就是那些读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却往往能够在大跨度的时空交替后，显现出它们先知先觉的效应。就拿上面这个故事来讲吧，自从古罗马那个用金钱拍得皇位的倒霉蛋被砍下脑袋以后，“赢者的诅咒”似乎就成为镶嵌在全世界富豪们头顶上的一顶带着毒咒的皇冠……
不幸的是，本世纪初，当计算机“千年虫”袭击地球人的时候，有人预言：“赢者的诅咒”将同时降临中国……
2004年元旦刚过，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收藏界的大事：浙江博物馆举办首届“家有宝藏——2003浙江民间收藏大展”，有280件（组）在国内从未露面的重磅珍品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包括自清代上溯至夏商周各朝的精美青铜器、玉器，从清代上溯至战国时期的陶瓷精品。此次展会的主打展品是60多件元明清三代官窑瓷器，它们大多都是近10年时间由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家花费巨资从海外拍卖市场竞买回藏。
此次展览不仅在展品的规格与数量上让人震撼，出场角色的阵营和名头、身份同样为国内展会之罕见。负责展品评选的各方面专家有：国内陶瓷鉴定顶级权威、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原上海博物馆馆长、国内青铜器鉴定顶级权威马承源，国内古代玉器鉴定顶级权威、故宫专家杨伯达，还有故宫书画专家杨臣彬、杂项专家李久芳，香港书画鉴定专家黄君实等人。难怪国内多家媒体惊报：“别说是一次民间藏品展览会，就是一般官方举办的活动，也难见到如此强大的专家阵营，几乎囊括了目前国内文物界所有行当的顶级权威……”
此次展会的画龙点睛之笔还要数专家们对展品的评介。据在场的浙江省新闻同行告诉我，耿宝昌老先生参观展览时兴奋异常，一连数小时拒绝落座，并且连声说“不累！”看完展品后，这位解放后一直供职于故宫大院，并多次出使海外、阅尽世间陶瓷春色的老专家激动地说：“这些民间藏品，就算跟国家博物馆比，也毫不逊色！”有的专家参加展会后，还将自己惊诧的心情表达于自家的博客之上：“没想到民间还藏有如此多的国宝奇珍，几乎件件是精品，看了让人目瞪口呆……”
主办单位浙江省博物馆的副馆长赵雁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受到惊吓”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他兴奋地说：“民间藏品这么多、质量这么高，没想到，没想到，真是谁也想不到！”
曾经对省内富豪收藏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浙江省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副研究员赵幼强，面对采访则显得比较平和，他告诉记者：“这些展品大部分都是由民营企业家从国外购回，它们只不过是浙江省民间文物收藏的冰山之一角。可以肯定地说，浙江省民间资本收藏的文物，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已经超过我们省博物馆！”
这次震惊全国收藏界的展览结束后，也有许多业内人士纷纷提出歧见。当地一位文博界朋友对记者说：“什么民间收藏？就是少数几个富豪收藏！他们比当地文博部门有钱得多，我们博物馆连人员工资带业务购置，一年的经费还不够他们从国外拍回一件明清官窑瓷器！”还有参观者质疑：“民间收藏素来不被国内专家认可，难道从海外买回来的东西就一定是真品吗？”甚至有网友发帖：“第X号展品原来就在我家，我请专家看过，谁都说是赝品，怎么一卖给富人后，立马摇身一变就成为‘国宝’了？”
在北京，有一位去杭州看过展览的美学专家向记者发问：“为什么人们对元明清瓷器的兴趣如此之大？为什么那些东西动辄就拍上几百上千万的天价？是中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帝王崇拜，还是金钱炫耀？是艺术美学还是市场丑学？”
另一位经济学家则如此作答：“艺术品市场的裁判员从来就不是美学家，而是有钱人的价值取向！”同时他还向记者预测：近年来一些被国内富豪们用天价买回来的“国宝”，十之*会成为富豪们的“烫手山芋”。
事实真的像经济学家们所预测的那样吗？那些曾经*国人神经、掀动层层波澜的“海归”文物，究竟是“国宝”还是“烫手山芋”？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后不久，在该公司CEO理查德?富德的太太——全世界前200名大收藏家之一的凯斯琳?富德宣布将数千万收藏品拿出来拍卖之后，记者对此次“国宝大展”的部分参入者进行了跟踪访问。
鲍先生（化名）是南方某民营纺织集团的董事长，原有小学学历。据当地政府有关人员估算，前几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鲍董大约拥有个人资产近百亿。
采访鲍董事长费了老劲，记者先是委托该省电视台一位与他相识的同仁代为联系，但四次都因为他临时有公干而作罢。后来，记者又委托当地一位官员引荐，仍旧吃了闭门羹，那位官员悄悄向我透露：今年世界金融危机，纺织品出口订单多半被退废，假如银行不发放贷款，鲍董的公司现金流就有断链的危险，所以最近几乎所有采访要求，全部被他拒绝。
“他为什么不卖几件古董来解困呢？”记者问那位官员朋友。近年来，我看过很多关于鲍董事长出洋竞拍国宝的报道，其中不少宝贝都是花费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价从海外拍卖会上竞买回来的。
“他也想卖呀，您以为说卖就卖得掉？很多东西都是有价无市！买的时候是国宝，卖的时候就成了稻草！”官员朋友这样对我说。
“说句实话，我最怕见你们记者……”通过省里一位高官，我最终还是跟鲍董见了一面。看起来这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尽管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内心还保留着一份坦诚。
“你看啊，当初去国外参加拍卖会买古董，是因为听人说那些玩意儿的升值空间巨大，买几件回来试试，后来被你们记者一炒——上纲上线了！买回来的东西炒成国宝，人被炒成了‘爱国者导弹’……没办法，箭在弦上，只好继续‘爱国’，继续买、不断地买，只要你们说它是国宝，我们就掏钱。结果买回来一屋子国宝，还得为它们盖博物馆、做特种库房，否则被人偷走了怎么办？”
“除开媒体炒作之外，难道您就没有自己的打算？”我跟问。
“当然有，前几年报纸上不是说外国企业家普遍用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去投资古董收藏吗？可现在金融危机来了，资金链出问题了，大家都惨不忍睹，想变卖几件文物补充现金周转，不灵了！”鲍董说来说去还是埋怨媒体，难怪从一开始他就那么不愿意接受采访。
“为什么？”我问。
鲍董摇摇头，猛抽了几口烟，万般无奈地说：“想拿到国外去卖，出不去，海关有规定，说是从国外买回来的文物，超过两年时限的一律按照国内《文物保护法》办事，1919年以前的文物不准出口……只好送到国内几家大拍卖行，可是卖不上价，大多数买家跟我们一样，只相信佳士得和苏富比，不相信国内能卖出货真价实的好东西！送来送去跑断腿，国内拍行都说我们在国外买贵了，他们给的估价比我在国外的买价还要低得多，怎么出手？我还算运气，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卖了几件东西。”
“噢，卖了什么？”我问。
“一只元青花罐子，我买的时间早，2005年‘鬼谷子下山’之前，只花了300多万，去年800万卖给一个朋友，他刚玩上瘾。我用那个钱还了一笔贷款，他今年想退给我，那怎么行？我哪有钱退货？上个月我又卖了两件乾隆官窑粉彩，几乎就是平着出，利息都没赚回来。”
“可我听说，您还卖了一件东西去境外，赚了不少钱？”
“你怎么知道的？这事儿保密，说不得。我也是没办法呀，银行天天逼债！”
“您去国外竞买这些古董之前，对文物有一些研究吗？”
“没有，一点都不懂。那几年钱赚得多，看到有人出去买也跟着往外跑，我们搞投资多半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别人走。就像当初做纺织业，我哪懂啊？也不懂。只知道政策放开了，买点布做衣服还要凭布票，我就雇上两个人弄了些织布卖，卖好了，也没哪个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用挣的钱办了一个小作坊，然后钱挣得更多了，就干脆请上技术员，办起织布厂。后来更放开了，老外到中国来，喜欢我们的布，就成批下订单。那时候我们人工便宜呀，一年下来只要完成出口订单，就可以赚上几千万！”
“可是这文物买卖……”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是大老粗，没文化，是不是？”鲍董打断我的话，不屑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已经从往日的辉煌中找回了感觉。
“我是没文化，可我手下像你这样的文化人不少于一打！文物我不懂，要懂它干什么？我能用它赚钱就行！我去国外谈生意，别人告诉我，摆在眼前的钱你们不懂得赚，现在中国人有钱了，中国的古董价格太低，价格会大涨。我听进去了，就问别人，买什么古董可以赚钱，他们告诉我，元青花，还有明清官窑瓷器，我就去拍卖会挑便宜的买……就这么简单，人家老外告诉你怎么赚钱！2005年之前我买的东西，就算是没卖，只要拿稳了，估摸着最终也赔不了钱。错就错在2005年以后在香港拍回来的一些东西，上了那些洋鬼子的当，人家赚够了，开始抛货，我们跑去接单……”
说真的，我很佩服鲍董，尽管他不懂什么经济学理论，但是他对商道的直觉和敢为人先的投资勇气，还有那种总结教训时的透彻和敏锐，恐怕比许多理论上头头是道的理论家们要强上百倍。
也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有意，鲍董在当地帮我找到的第二个采访对象，似乎情况比他还要糟糕很多。那也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姓方，一家塑料制品公司的总经理。去见他之前，鲍董嘱咐我要做到三不：不打听有没有赚钱、不说人家的藏品是真是假、不问今后怎么办。“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与方总（化名）见面后，我发现对方并没有鲍董说的那么沮丧。他性格挺开朗，也不怎么忌讳谈自己的失误。他见面就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还有什么好采访的？早就风光不再了，只剩下一个字——赔！企业赔本，负债经营。2007年底地产危机资金续不上，我搞的项目成了烂尾楼，被银行低价收去还贷款，还有十几亿没用的古董丢在库房里……”
“什么叫没用的古董呀？听人说您家是一座小故宫，藏了一大堆国宝！”我说。
“咳，头几年你这么说我爱听，那是夸我！现在这么说那是骂我、挖苦我！是鲍总跟你讲的吧？你别听老鲍吹牛皮！他也有一大批古董砸在手里，比我更惨，他上贼船比我早，买得也比我多，最少有10个亿以上。我们当时都是按照国外一些企业家的投资模式，拿出总资产的三分之一投资古董。老鲍大概跑了一两个亿，赚了个把亿，还有十几个亿在库房里睡觉！前几天他想转让几件东西给我，我哪有钱？全套进去了，我还想往外卖呢！哪卖得掉？”
接着，不用我发问，方总一股脑把自己的情况如实“招供”：“商场如赌场，千真万确。我用前10年做塑料企业赢得的利润打了3个战役，两胜一败。想想啊……6千点逃出股市，2万点逃出楼市，100万点冲进拍场，落槌还是离不开两个字——被套！要说也是上了老鲍的当，看见他买了个罐子，半年赚1 000多万，我想也没想就跟上去了。在2006、2007、2008这三年，我一口气从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回来几个亿的古董，后来还在英国和台湾藏家那里买了几个亿，主要也是明清官窑瓷器和玉器。那玩意儿上瘾你知道吗？平常心里也会想，价位跑得太快，我会不会接下最后一棒？可是只要一上拍场，人就发疯、发狂，一心只想享受打败最后一个竞争对手时的那种*——掌声如雷，记者都围上来套近乎，闪光灯在脸上画花……”
方总说的全是事实，当时那些疯狂又风光的场景，至今都还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
“有时候想想，傻不傻呀？值不值呀？热闹是别人给的，可钞票是我自己用血汗挣的啊！但是等到下一轮拍卖，佳士得、苏富比请柬一发，朋友们会互相打电话问：‘你收到了请柬没有啊？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一起走吧！’鬼使神差，不去也得去，不去没面子啊！怕别人见到外国拍卖行老板，说‘方某怎么没来呀？缺钱呗！’那时候好像钱已经不是钱，是脸面。有时候图方便干脆就保险箱一拧，里面装它个千八百万现金是常事，起身就走，就像我老婆上菜市场买萝卜白菜似的。那些拍卖公司也越来越鬼、越来越精，现在倒好，都把预展搬到你门口来了，馋你、勾引你、搞穷你……”
方总接了个电话后，自己又把话头续上：“刚开始，大家都想得很天真，买了古董，媒体一哄而上，赚了名声，又免费给企业作了广告，在手上捂上几年等价格翻了几番再卖出去，或者碰上企业不景气闹钱荒的时候，卖出去一两件用于救急。不是说艺术品投资最安全吗？股市有起有落、楼盘卖完了可以再盖，古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啊！看起来也不是这么回事，现在闹经济危机了，再好的东西也卖不出好价钱！”
“我怎么看见今年每一次拍卖会都还是有拍品天价成交呵？”我问。
方总摇摇头：“你相信吗？除非是国宝中的国宝！要不就是虚张声势……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年去海外竞买古董的，没有谁不赔钱，所以都不愿意谈这方面的事，愁死了……”
方总的说法在我以后的采访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一些当年因为竞买国宝、风光无限的民营企业家们，似乎一个比一个输得惨，全都被“套”住了。一位在银行部门负责贷款工作的朋友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情：
他的一位客户前几年企业做得好，古董也买得多，被媒体称做“第一古玉收藏家”。当地博物馆还专门为他组织了一次个人藏品专展，几百件呈堂古玉上自新石器时代，下到明清官家摆件，当时引起了收藏界不小的轰动。展出的时候，有几十件古玉大器旁边还存放着国家知名专家的鉴定证书，参加开展典礼的市场专家还向观众讲解：“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好景不长，由于那位民营企业家过度痴迷收藏，买古董投入的资金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盈利，去年金融危机，这家企业债台高筑、资不抵债，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起初对这家破产企业进行资产评估时，大家还对封存的古董藏品抱有希望，既然专家都曾经给过“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的估价，那么几百件玉器的全部价值抵交银行的几个亿贷款，应当不是问题。
可谁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法院组织文物专家小组对这一批玉器进行鉴定、估价时，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一大半是赝品，而且有一部分仿品的材质根本就不是玉……”
傻了！全都傻了——银行傻了、当事者本人更傻了，一夜之间由一位亿万富豪、“第一古玉收藏大家”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不久，那位民营企业家迅速患上了“精神忧郁症”，闲着没事，一个人跑到公园的假山上去寻找玉石、淘换“国宝”……
记者曾就上面几位富豪收藏家的案例，请教过国内从事拍卖业的朋友。他们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人本身缺乏文物方面的基础常识，更不懂得艺术品投资的基本规律和手段，他们还是用过去经营手工业产品的思路，见便宜就买进，见涨价了就卖出，如同买鱼卖虾。正因为他们不懂得商品属性，很多富豪只看到别人挣钱了就盲目跟进，这样很容易接下最后一棒。别说是碰上经济危机，就算是在经济景气的情况下，熟透了的苹果再漂亮最终也逃脱不了从高枝上坠落到地下的命运。
也许，我们可以为中国富豪们从海外买回中国流失文物而鼓掌，也有理由为中国文物日渐高抬的不菲身价而感到自豪。但在这些令人激动的场景背后，记者见到更多的是为此而付出巨额资产者的惴惴不安与切肤之痛。
紫禁城对面的“藏宝密室”（1）
2010年03月04日18:02
燕小姐（化名）是一位举止优雅的漂亮女人，她毕业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文学硕士，现担任山西某集团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据她自己讲，这个办事处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她的秘书，另一个便是她自己。
认识燕小姐纯属偶然，我的一位在国外工作的学生跟她是大学同学，知道她在山西的一些特殊背景后，我请学生配合我做一次闲聊式访问。
燕小姐住在前门附近的一处豪宅里，楼下办公，楼上住人。
“呵，你这儿真是可以‘站在家门口，看见天安门’哪！”记者想起了“*”期间的一句常用语。
“您大概不知道吧，您说的这个非常符合山西富豪们的审美观，‘买房子要看得见天安门，买古董要进去过紫禁城！’几乎大部分山西煤老板都在北京购置了房产，并且基本上都绕着天安门附近打转。他们找中介了解房源，首先就要问：‘那地方看得见天安门吗？’看得见，再贵也买！”看得出，燕小姐的“办事处”平常没什么人来，寂寞见人语。
“买房子看得见天安门，买古董进去过紫禁城？这话我在太原采访时听说过，精辟！燕小姐的老板也收藏古董吗？”我借机切入话题。
“吴老师是个古董迷！”我的学生马上拔刀相助。
“现如今啊，咱中国最可怕的流行病就是‘国宝综合症’，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通通都迷恋起古董，有人迷东西，有人迷财，还有人两样都迷。既然老师也好这一口，我带你们先去个地方看看……”燕小姐给我的第一印象，在她漂亮的外貌、优雅的举止背后，藏着一颗敏感、犀利的心。
燕小姐把我们带上别墅的顶楼，发现忘了带钥匙，转身下楼去取。
“这儿怎么看也不像一家单位呀？”我问学生。
“本来就不是什么单位，这栋别墅是老板送给她的，那个女秘书实际上是替老板看守她的。她这个办事处主任，也就是帮着老板在北京拉拉关系、搞搞公关，做些生意上的铺垫工作。”
“哦……看上去她的素质很好啊，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她老家在陕西一个贫困地区，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认识了这位煤老板，出资帮助她读完硕士研究生，心气儿高，还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她本来想继续读博，可煤老板不乐意。”
“结婚了？”
“结不了婚，也不想跟这种人结婚！”燕小姐拿完钥匙冷不丁出现在我身后。我有些尴尬，但她似乎并不在意我们的背后议论。
门开了，燕小姐打开室内所有灯光，我眼前唰的一亮：“老天爷——”
“怎么了，您？”燕小姐的语调和表情中透出点儿不屑。
“这是哪跟哪？你们开瓷器店哪！”我的学生悠闲地呷了一口茶。
“唉，好这一口的和不在意这一口的反应不一样啊！”燕小姐调侃说。
“全是官窑呵！”我环顾四周，大约有60多平米内空，沿墙一圈儿摆的全都是明清两代景德镇官窑瓷器，有青花、有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各种类别、多种器型。另外还挂了几幅清代的字画。
“官窑怎么了，不是到处都有卖的吗？”学生不以为然，她是个书呆子。
“这一屋子瓷器和几幅字画，就花了两三个亿。”燕小姐平静地说，听上去就如同是在描述一屋子西瓜的价钱。
“噢……”那一位美女呷在嘴里的西湖龙井喷薄而出。
“噢，吓死我了！至于吗？富姐……”燕小姐接过女友手里的茶杯。
看来我们三个人都受惊了。我吃惊怎么不经意之间竟然在这里突然看到一屋子官窑瓷器，学生吃惊这么些个瓷器怎么整出两三个亿，燕小姐则吃惊她的富婆同学怎么会为一个数字喷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