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转内销”的商代青铜器
2009年6月，记者在南方某省拜访一位富豪收藏家时，看到一组3件套中国早期青铜器，一只斝、两只爵，品相完美，从器型、材质和制作工艺上看，最晚也能到商代。青铜斝与青铜爵并行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那一时期的青铜器胎质薄，而且工艺简单粗糙，除开少量乳丁纹外，多无花纹。从器型上讲，目前能见到的斝要比爵少得多，外加这只青铜斝除开有乳丁纹和几道玄纹外，还有几个圆型装饰图案，非常稀少，所以越发有收藏价值。
“好东西，这铜锈、土锈、结晶斑、包浆、气味、手感全都到位，大开门的老货！”记者看着眼馋：“花了多少钱？”
“咳，别谈了，亏死了！”公司的艺术品顾问小舟（化名）一脸的悔色与怨气。
“花了多少钱？”我又追问了一句。
“3件东西一共花了280万！”小舟好像对这个价码挺不甘心。
“就花这么点钱值得你唉声叹气的？按价值论，这3件东西哪一件不比‘鬼谷子下山’值钱？”我觉得奇怪，这小舟今日怎么了，往常帮他老板去国外拍卖会买东西，哪一次不得花上个几百上千万？更何况这么好的东西，还“3件套”。
“您不知道，这3件东西本来已经谈妥只花不到30万块钱就可以买下来，后来老板愣是不相信我，听北京专家的！”小舟愤愤地说。
这档子事情，我当然不愿放过。经过一番打探，小舟才说出个中原委。
“那还是2006年的事。一个河南人，听说我们老板舍得出大价钱买古董，就拎着1只蛇皮袋，装了3样东西来到这间办公室。他磨磨蹭蹭地把东西放在这张桌上，我一看，嗨，这不天上掉下3个林妹妹吗？对不起，你们北方人喜欢天上掉馅儿饼，我们南方人更喜欢多掉几个林妹妹。我让那个河南人开价，他先是伸出5个指头，我一看，500万？心想，按照主动上门的买卖规矩，砍下一半再打个6折，顶多花上100万就可以一窝端了。于是，我伸出1个手指，准备给他再往上抬一点，120万左右成交。谁知道那人憋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10万块钱太少了，最少得30万’——好家伙，我把他的报价多加了一个0，幸亏我们用的是手指头，而不是嘴巴！”
“捡大漏儿了！”我说。
小舟不紧不慢地说：“我又向下压了两万，那人说，给钱吧！”
“是呵，快掏钱吧！”我听着着急。
“可钱不是我的呀！老板一听，怎么这么便宜？就给北京一位熟悉的专家打电话，专家一听马上就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一个问号：‘国宝呵，怎么那么便宜？一准有问题。’于是，老板要我领着那人带着东西当天下午就飞往北京，请北京的专家过目。
“到了北京，专家只朝这些东西看一眼，手都不用上，说：‘仿品。铜锈是沾上去的，包浆是用熬制的草药煮出来的……这几件东西要对，得值多少钱呀？那年纽约苏富比上拍了一只商早期的青铜爵，还是素面的，成交价就达到80多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就是600多万哪！’”
“后来呢？”我急切想知道这几只快煮熟的鸭子是怎样飞走的。
“您听我说呀，后来，那个河南人一听专家说一只青铜爵在外国就卖了600多万块钱，眼睛瞪得有灯泡那么大，说了声：‘哎呀俺的娘啊，这东西那么值钱呵？俺还不知道呢！专家，您能帮俺拿到外国去卖了不？卖了钱俺们分成，您一半，俺一半！’看样子那小子是个新手，自己刚刨出来的货。专家不屑一顾地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见过多少东西？更别说你这样的低仿品，哪一天不帮人看上几十件？’”
“后来呢？”我又问。
“哪还有后来哟，那河南人立马将东西用卫生纸缠上，重新塞进蛇皮袋子里，走人了！”讲到这，小舟仍然为当年的事气愤不平。
“那后来你们又从哪里把这3件东西买回来啦？”我接着问。
“还能从哪里？出口转内销呗！2008年，我去美国帮老板买东西，又在拍卖行碰上了这‘3件套’。我跟拍卖行的人说，‘你们上当了，这3件东西我在国内见过，是赝品。’人家不高兴了，拿出3个国家认账的鉴定单位开出的科技测试报告单，还有两家权威鉴定机构给出的专家鉴定报告，结论完全相同，跟我当初的结论一模一样——商早期的青铜礼器。他们换了一样说法，‘公元前1775-1885年’。我打电话请示老板，但没告诉他就是一年前看到的那几件东西。买了。因为是一次性捆绑买了十几件东西，拍卖行帮忙从中撮合了一下，场外议价成交，大概便宜了百分之二十吧。
“东西买回来以后，老板一打量：‘这几件东西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我说：‘在电视上看过呗！’最绝的是后来，那位北京的专家来我们这里开会，到公司看到这几件东西，连声称赞：‘好东西、好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国宝呵’……”
“有没有这种可能，这3件东西并不是你当年放弃的那3件？仿品仿品，不都是照着真品做的吗？”我说。
小舟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拿起那只青铜斝，点出一处指甲印让我看：“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我抠下来的，试验土锈是否用强力胶沾上去的……”
像小舟他们所遇到的那种由于鉴定失误而导致文物外流的事件绝非个案，而且，更多的文物跨出国门后就再也难觅踪影，永远消失在异国他乡。一位“老海关”曾向记者透露：“这些年由于鉴定失误混出海关的文物不是小数字，你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海关的战绩，查扣了多少多少走私文物，其实那些数字只是挂一漏十，你可以去算算。我们经常会遇上这样的尴尬，有些重要文物流散到国外被曝光，后来一查，它就是以现代艺术品的名目大摇大摆出海关的。大家看了报、看了电视，只会大骂我们海关无能、*，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往往也是代人受过！”
“老海关”给我举了个事例：“前两年，有个香港人用集装箱装了十几个石头佛像，接到报告后我陪同一位外请专家去鉴定，我虽然不是专家，但在海关搞的时间长了，对一些东西多少有些感觉。我提醒专家说这些石佛像看上去老气，专家轻蔑地瞧我一眼，说：‘老什么老？你都看得出来还要我们这些专家干什么？这种东西潘家园西面院子里一搬几大车，都是从河北、山西那边拉过来的！’后来，我在网上看到，那些石佛在纽约拍卖行被拍卖了，成交价好几百万呢！领导说，你别没事找事，兴许那些东西跟你看到的不是一回事。专家鉴定还不如你？”
由于鉴定失误，小舟的老板冤枉多掏了几百万元钱，海关“捉放曹”让国家多流失了一批珍贵文物，这些事不大也不小。近年来在打击文物犯罪方面出现一些鉴定环节导致的法律尴尬，更加让人心惊肉跳。如：2003年发生在北京的广西农民李广球“汝瓷诈骗案”，由于专家和鉴定机构对交易品真伪的意见相左，导致涉案农民无罪被拘，几乎家破人亡；2005年发生在北方某地的农民走私国家一级文物获罪，但因赃物真假有争议，当事人被关了4年最后无法定罪；还有2006年发生在湖北的国际快运“网上走私国家重要文物”案，当事人因文物真假莫辨而在生死线上荡秋千……
文物鉴定的失察，还直接威胁到我国文物业的基础。在记者调查各级博物馆时，发现很多博物馆都有误藏赝品的记录。一位博物馆的领导向记者披露：不完全统计，目前不少公立博物馆的藏品中，赝品比例要占５％以上。还有知情人危言耸听，说馆藏赝品的真实比例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记者在调查中还得知，有许多博物馆由于患有“赝品恐惧症”，甚至干脆拒绝接受所有来自民间的捐赠文物，导致这些文物转落市场，迅速流失。凡此种种，给我国的文物保护、甚至是国家文化资源安全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从“只有 × × 件”看中国文物鉴定界的不作为
中国鉴定界存在着两种通病：一是世界观上的崇洋媚外，按照洋拍卖行的成交价评估文物价值，这种现象人尽皆知，本文不多做评述；二是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只有 × × 件”的理论就是这种逻辑诟病的集中体现。“汝窑瓷器只有78件”、“宋代钧瓷只有200件”、“红山古玉只有200件”、“元青花只有300件”，等等。我们不妨来剖析其中一种类型的真实情况，看看中国的文物鉴定家们是怎样走火入魔的。
还是以知名度最高的元青花为例来说事儿吧。自打2005年佳士得整出一只天价“鬼谷子下山”大罐以后，此前对元代青花瓷毫无研究的中国陶瓷专家们，立即弃我民族数千年文明之辉煌于不顾，唯洋人之马首是瞻，将元青花奉为至高无上的“国宝”，万千恩宠于一身。为了配合佳士得等拍卖公司的圈钱运动，他们放弃一大堆该干的事不干、该研究的课题不去研究，不辞劳苦，又是著书立说，又是游说四方，将元青花的物质垄断权毫不吝啬地拱手相让——数量上锁定“只有300件”，分布地域主要锁定在“中国之外”，图画原料锁定苏麻离青（进口颜料），工艺特征锁定*文化……如此种种，荒诞不经。
最坏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些荒唐的理论被以“权威”的方式发布后，受到国内收藏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追捧与滥用，于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公式诞生了——“理论权威”+“收藏大家”=“绝对真理”。在这个公式的误导下，元青花的300件指标早已被洋人和国内少数博物馆以及“收藏大家”们瓜分，民间一有出现，必然会遭到“统统地——枪毙！”。
事实究竟如何？记者曾就元青花的若干问题认真做过调查研究。
1. 元青花的数量问题。实际上，只要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个著名的“300件”理论，因为它显然是一个脱离实际、在真空中编织的笑话。但是，为了用事实说话，记者还是多次赴景德镇做专题调查，翻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元人蒋祈在《陶纪略》中记载：“景德镇，有窑300余座。”毫无疑问，这些窑场都是用来烧造瓷器的；数量如何呢？没查到具体数字，但我们可以从另一条渠道去估算。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景德镇的瓷场每年纳税“3337贯950文”。另据《元典章校补》卷九记载：浮梁县景德镇课税处所每年收税“500锭以上”。按元代钱币换算方法，1贯等于1两，50两等于一锭。那也就是说，景德镇一年要上缴国家的税额至少在万贯以上，比宋代瓷业税收高出七倍以上；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窑场烧制的主打瓷器品种是什么呢？许多到过景德镇考察的人都知道，从出土窑场堆积物残片看，当时窑场生产量最大的便是青花瓷器，道理极为简单：青花瓷是朝廷推崇的主流新品种。假若有人说：“现代中国人吃饭用的碗以陶器为主！”会有人相信吗？
元青花的数量之多，我们还可以从国家认账的发掘记录上领教：记者在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看到，单从一座元代晚期的窖藏里，就出土了24件质量上乘的元青花、釉里红瓷器，其中不乏体积硕大、制作精美的梅瓶、盖罐，比较国外同类藏品，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自从“元青花”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在江西、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内蒙、云南等地，都有精美的元青花器物出土，地域之广涉及东西南北中。以上还仅仅是考古发现，至于民间盗墓、偶得之物有多少？地底下还有多少？我们不妨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推算，至少不会是“只有300件、主要在国外”吧？可见此理论毫无疑问是吃里扒外的无稽之谈。
2． 元青花的工艺界定。虽然专家们从数量上将元青花锁定在“只有300件”，而且大部分在国外，但是，纵然在资料匮乏、数据缺失的恶劣条件下，他们仍然给元青花的鉴定编造出若干“要领秘诀”，不得不令人望洋兴叹。记者将元青花专家们的这些“秘诀”归纳起来，大致为：胎必露麻仓土、料必是苏麻离青（进口颜料）、色必见翠兰外加铁斑和晕散，此外还有型必大、纹必洋……
对于这一套已被炒作为元青花“鉴宝*”的理论，假若记者从正面攻击，难免也会落入形而上学、盲人摸象的误区，因为很显然，我们缺少大量的元青花标本或实验数据。我们不妨从侧面进攻，用反证法来推断这些理论的以偏概全，这样，获胜的可能就变得轻而易举了。首先，假定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元代除开景德镇之外，还有很多区域，比如云南、河南、河北、内蒙等地都大量烧制青花瓷器，他们都得去景德镇挖取麻仓土吗？显然得不偿失；其次，苏麻离青为进口颜料，价格昂贵，包括景德镇在内的一般窑场，他们有足够的本钱去进口苏麻离青料吗？还有，当朝那些生产国产青料的作坊都停产了吗？再其次，元青花使用量最大的怎么说也应当是当朝老百姓吧？中国幅员广大，有多少人会向游牧民族那般捧着一只直径50多公分的大盘子装菜、拎着一只40多公分高的酒壶盛酒？
如此说来，符合专家鉴定标准的元青花恐怕还真“只有300件”。怪不得在中国民间收藏的元青花全都是“假货赝品”、怪不得中国富豪收藏家只有远渡重洋花费天价竞买元青花！只是这样一来，可就苦了当朝百姓，恐怕当年那些成吉思汗的子民们不得不使用宋代古董碗吃饭、赊明代宣德壶冲茶饮酒……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 × × 件”差不多成为文物圈内的笑柄，专家们似乎也不怎么再去钻那个牛角尖儿了。但是尽管如此，中国文物鉴定界失察于“形而上”的“鉴定*”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善，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形而上”的鉴定模式始终占据着国家文物鉴定界的主流地位。不管是什么门类，专家们的鉴定秘诀不外乎把所谓的形、纹、工、材放在首要位置上，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很少有人会去理会在那些精美古物的“形之外”，原创者们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原始动力和情境中个性化的审美趣味，从而在比较中识别仿造者于急功近利心态下所留下的怯痕，更不谈在光影线条之间去体会和感受今人无法模仿的古老中国艺术哲学，以及在这种哲学影响下所抽象出来的各类艺术作品之“神”，进而识辨当今那些所谓高仿品的“丢魂落魄”之作。
从记者暗访过的文物高仿基地来看，对付目前眼学所依据的所谓形、纹、工、材，已经不是什么难题，用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扫描、绘图、配料、复制，早已将“形而上”的眼学鉴定法蜕变成为市场游戏中一个个黑色幽默式的喜剧情节，就在专家们振振有词地开具文物鉴定证书的同时，那些腰缠万贯的文物造假者，在密室里兴高采烈地交换着专家们“打眼”的笑话。即便是我国最权威的眼学鉴定机构，也正在受到高科技制假业的严重挑战。
一位曾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工作过的领导曾讲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为了对一件文物做年代鉴定，有关单位同时请了3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到场，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别给出鉴定结果。第一位专家看过物件后，得出结论：从器型上看应该是“明代作品”；半小时后，第二位专家到场，仔细看了看颜料、雕工、人物服饰等特征，然后签写鉴定结论：“……系清代一般文物”；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位专家来到现场，看完后哈哈一乐：“这是什么文物？赝品！潘家园遍地都是……”请注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全都是“国家级”。
为了对自己的某种结论作出求证，记者曾多次使用文物“高仿品”做过相关测试，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例如：2007-2008年，记者先后将6件高仿“宋代名瓷”分别送交北京市3家拍卖公司，全部顺利通过专家鉴定，收为拍品（后自主“拍回”或撤回）；2008年，记者将2件“古玉”高仿品送北京“世纪坛”请国内知名文物专家鉴定，结论均为真品。不仅如此，更有制假高手确切向记者指认：前几年在国内外拍行拍出的清代官窑瓷有哪几件是自己亲手制作……如此种种，令收藏者闻之不寒而栗。
一边是质疑不断、威信扫地，一边是自信满满、置若罔闻，中国文物鉴定界怎么了？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被人称为文物专家的大致有3类人。第一类是出身于北京琉璃厂的一批老人，他们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从解放前开始，就在古董店当老板或帮人收货卖货，解放后，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被聘用到国家文物局或下属文博单位、各省市文物局或文物公司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积累了较强的实战经验，在圈内被称作“实战派”，其中也不乏成为国之大家者，如公私合营后进入故宫的陶瓷大师耿宝昌、孙瀛周等人；第二类人为“学院派”，他们大多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大学以上学历，有的还与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专家，如已故的陈万里、冯先铭先生等人有着师承关系。这部分专家大多分布在故宫、国博和各省市文博部门，有的在大学任教；第三类人被称作“考古派”，顾名思义，指的是从事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近年来，市场太火，他们不得不频频被请出“冥界”，来到世间鉴宝凑热闹。
有趣的是，当记者分别采访3类专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时，他们竟然彼此做出这样的评价——
“实战派”说：“他们（学院派）只会搬书看物，不知道作假的人也是按照书本上写的内容去仿造！看来看去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谁比谁高明？那些考古队的人跟普通民工没什么区别，只会跟在盗墓贼的后面捡破烂，能认得出好东西来？”
“学院派”说：“什么实战派，都是一群没文化的店小二，连三皇五帝夏商周都搞不清楚，还能给人识朝断代？看什么什么真！那些考古队的人则看什么什么假，只会认坑！你不相信就把他们自己挖掘出来的东西换个地方放，他去看了同样说是假的！”
“考古派”来得更加干脆，他们说：“什么学院派、实战派，都是一帮赝品推销员！靠开鉴定证书骗钱！”
尽管各界都有“同行是冤家”这一说，但记者倒是觉得他们把该讲的话全都讲尽了。
怎么看待中国的文物鉴定专家？应当划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年以前，当时中国的文物市场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仅有一些国家特批的国营文物公司，经营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当中各地“破四旧”、抄家流散到社会上，被文物部门收购或保管起来的一些无主物品。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实战派”负责收购、保管社会零散文物；“学院派”则负责清理、著录各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同时还负责一些文物期刊的编撰工作；那个时候“考古派”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田野考古和对少数由于各种原因暴露的古墓进行发掘、整理发掘报告。简而言之，在那个阶段，中国文物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保管、解读一些已知的文物，而且那种意义上的解读，多半仅限于制作展览卡片和说明书，所以很少会出错。
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以后，中国的文物市场开了闸，拍卖公司、各种名号的跳蚤市场铺天盖地而来，赚钱效应很快催生了文物制假、盗墓盗捞等行当，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物仿品和赝品充斥各地文物市场。这样，社会上开始出现专职文物鉴定公司，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物专家理所当然地成为抢手货，充当那些社会化文物鉴定机构的骨干力量。刚开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低劣赝品，当然逃不出专家们的法眼。可是到后来，问题出现了：随着造假者的知识化和仿古手段的高科技化，我们的专家越来越气力不支、招架不住，渐渐败下阵来。原因很简单，他们缺少知识创新能力，同时加上受主观或客观条件所限，很难对原有的经验进行更新，审美水平仍然停留在对过去他们所见到过的那部分旧物的浅表认识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出土文物，许多都是他们前所未见未闻的东西，所以只能“形而上”地视之为“赝品”、“假古董”。而面对那些形自他们所编著的图录，按照他们撰写的“鉴定方法”去配方、做旧的高科技仿造品，他们反倒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熟识如故，断为文物珍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文物鉴定专家的队伍迅速发生蜕变，一部分人退出市场，四门不出，以著书立说来维系权威与名声。另一部分人则仍旧混迹文物江湖，或成帮界大侠、或为混世魔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京城一家鉴定公司的特聘专家曾经这样对记者说：“真东西也好、假东西也罢，古玩古玩，不就是一个玩字吗？就算我把一件高仿品鉴定为真东西，谁有能耐挑出它哪个地方不符合真品的特点？”
那位朋友说的是真话。我国原有的文物鉴定体系，似乎已经近乎穷途末路。迄今，我们未能建立一门能够解读历史、诠释古代遗产的中国文物学，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文物鉴赏著作都见不到，更谈不到能如同广大收藏者所期望的那样，制定各个门类的文物鉴定标准，倒是大量混淆视听的“鉴宝秘籍”遍地都是，每天都在误导着名利场上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现有能用于文物鉴定的科学测试项目，只是借用相近学科的某些仪器设备和手段，适用范围很狭隘，而且由于许多文物类别都没有建立相对完整的数据库，所以这样的“科技鉴定”基本上与“眼学”相差无几，对于送检文物，只能给出“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仅供参考”等等模棱两可的报告，加上检测者良莠不齐、居心不一，所得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眼学”和“科学”鉴定的同时失灵，不止是贻误市场秩序，还严重阻碍了我国考古学的进步。如今的考古挖掘，只要现场未能保持原状，就会引起各路专家们的口水战，陷入“不可知”的泥潭。而猖獗的盗墓贼们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手下留情，给我们留下多少完整的古墓和遗址。最近河南安阳的“曹操墓”真假之争，就是鲜明一例。只要不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东西，哪怕是同门的师哥学妹所为，也都有“周老虎”假照之嫌！更何况有些实物还是从盗墓贼那里收缴过来的东西，谁敢拍起胸膛打保票呢？
中国文物单位在鉴定方面闹出的笑话层出不穷，已经扬名海外。2008年，在美国洛杉矶5家博物馆因非法收藏中国出土文物而受到联邦调查局搜查的事件发生后，当地一位郭姓华裔收藏爱好者公开向记者披露：“中国某些知名大博物馆，曾经在世界各地回购古文物，有的经由当地官员引荐卖家，高价将一堆赝品当‘国宝’买回内地，丢人现眼。最后为了顾忌国家和博物馆的面子，只得将赝品丢进仓库，吃哑巴亏认赔了事！”这位郭先生还说：“其实，买卖双方都是专家，是真的不知道交易品真伪，还是另有猫腻，只有他们自己与上帝知道。不管是哪种情况，丢脸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也许，对于高科技制假者来说，没有不可复制的物质，只有不可复制的灵魂。而我们中国的文物鉴赏家们，不少人却恰恰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物质时空里，无人能靠近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艺术灵魂。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那些储存着远古人类最高美学境界的抽象物和与天地通灵的千古至尊，而乐此不疲地去为那些毫无生气的近代皇宫奢侈物，以及它们惟妙惟肖的复制品妄估天价、奢封“国宝”。
可悲的是，迄今，我们的民族文化瑰宝还不得不在一种毫无科技含量和非标准化的鉴定机制下被妄断伯仲，我们的“文物国门”仍然不得不由于缺少真知灼见的守护者而上演“空城计”，我们的收藏大众还不得不困顿在庸俗不堪的审美误区里想入非非、浪费金钱！
瓶颈Ⅲ：“槌”下众生（1）
2010年03月04日18:02
这些年，随着西方博物馆中巨量中国珍贵文物的曝光，加上接二连三的圆明园文物拍卖事件，给国人造成一个假象，似乎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全部归罪于西方列强的哄抢。可是，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思考，却不难发现一个会使同胞们脸红心跳的事实，那就是：数千万件漂泊异乡、宿命天涯的中华历代遗珍，原来绝大多数都是经国人之手逐利割脐。
中国最早最大的文物走私者
国人盗卖祖宗遗珍并非始自当朝，最早、最著名的一个国贼当属祖籍浙江、享誉欧美的超级大古董商卢芹斋。
1905年，清廷崩溃在即，一些王宫贵族、八旗子弟生活无着无落，有的从皇宫盗宝、有的搬出祖传文珍，拿到市面上典当换饭吃。一时间，各地古董市场红红火火、生意兴旺，其中尤以上海城隍庙一带最为热闹，商人云集，国宝汇聚，场面胜过了北京琉璃厂和天津、香港的古董场。就在那一年，26岁的卢芹斋，经浙江同乡、孙中山先生的好友张静江点拨，漂洋过海，开始了他的古董生涯。
初入行时，卢芹斋与北京、上海等古董行的一些大买卖人搭帮结伙、欺行霸市，国内凡有青铜古玉、瓷器字画等稀世古货露面，不管如何周转，最后必定落入他们之手，然后再从上海港发往巴黎、纽约等地贩卖。从1906-1949年，卢芹斋等人的这种交易从未间断。据史料记载，仅1926年，上海港向美国出口文物的关税达778 325海关两（当时1美元合1海关两）。当时经卢芹斋拍卖的一件康熙年黑地素三彩瓷器仅值2 000美元，一件古玉才卖64美元。以此推算，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此人倒卖的中国文物恐怕会在几十万件之上。
很快，卢芹斋以其收藏的众多精美的中国文物，征服了巴黎、伦敦、纽约等地的文博界。当时，提起“巴黎卢芹斋”、“纽约卢芹斋”的名号，欧美一些大收藏家，甚至是国立博物馆人士，几乎无人不知。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以及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馆，还有收藏界大佬弗利尔、梅尔夫妇以及约翰?小洛克菲勒，都曾把卢芹斋奉为座上宾，大量收藏经他倒卖的中国文物珍宝。从当时的欧洲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卢芹斋在居住国的影响之大：“考古学家卢芹斋将大量的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古玉、陶俑、佛像运抵欧洲和美国，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文物……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随即在欧美的银行家、军火商、石油商、不动产商中形成对中国文物的抢购潮……”（摘自美国《纽约时报》）
究竟卢芹斋倒卖了多少国宝，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楚，记者查证后知道下落的有：唐代龙门石狮，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14世纪大型佛教壁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隋代佛教青铜造像、一组汉代画像砖，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数尊真人大小的响堂山雕塑，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代侍女图墓葬石雕，现藏于西雅图市立美术馆……另据资料记载，仅卢芹斋亲自在纽约举办的两次拍卖，就出售中国文物2 800余件，成交价仅10多万美元。在巴黎的一次展销中，他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 000余件。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卢芹斋用于推销而出版的部分画册中略见端倪，那些画册有：《中国石雕展》、《中国艺术人物展》、《中国古代祭祀青铜器展》、《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唐宋元绘画》、《汉代镶嵌铜器图录》，等等。这些展品数量巨大，而且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不乏世界级的珍稀文物，用此国贼自己的话来说：“足可以完整见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全过程……”
在被卢芹斋倒卖的中国文物当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驰名海内外的“唐太宗昭陵六骏”（其中两骏）和宋代《睢阳五老图》。这两样国宝，都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它们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无法估量。这样的国宝，竟被卢芹斋在初入美国时，作为见面礼，以万美元和8万美元的价格分别贱卖给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耶鲁大学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解放后，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曾多次通过美国政府讨索这些国宝，但是终因收藏这些文物的博物馆票据齐全，而且还有当时中国政府开具的通关证明而无果告终。
卢芹斋因倒卖中国文物有功，经法国政府特批，在巴黎闹市建造了一幢五层的红楼，用作收藏古董，被当地人称作“中国卢浮宫”。据美国人著文记载，几乎所有欧美国立博物馆，至今都还藏有从这座“卢浮宫”里倾销的中国文物，他们将卢芹斋视为合作伙伴与功臣。美国亚洲文物收藏大亨、国立亚洲艺术馆创始人弗利尔在给卢芹斋的信中写到：“亲爱的伙伴，美国需要你！欧洲需要你！”
倚仗有强大的资金和社会关系作后盾，卢芹斋很快成为美欧市场上的中国文物霸主，有恃无恐地进行市场垄断。有一年，一位中国古董商将河南彰德出土的一批商代青铜兵器运抵美国销售，卢芹斋从国内同伙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前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宴请美国的著名考古学家、鉴赏收藏家和新闻记者。他在宴会上宣布：最近有人要从中国运来一批青铜兵器的仿制品和修补残件，请各位务必注意。那个中国古董商来到美国后，莫名奇妙地受到了当地所有古董商的冷遇，几个月后，他只好把带来的中国文物，全部作价便宜卖给卢芹斋，凑足路费打道回国。两年后，卢芹斋又把这批文物一次性售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卢芹斋设在上海分部的一大批重要文物被收缴，他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伙伴与帮凶，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处决。卢芹斋知道，自己再无可能继续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暴殄天物、为所欲为。他悲哀地向友人倾诉：“中国文物的交易已到尾声，我的乐趣将被全部剥夺！”1950 年，中国史上“最牛”的文物走私者卢芹斋在美国宣布退休，接着将纽约古董分店清仓，由他的同僚弗兰克?加罗接收，法国巴黎古董店和那座大名鼎鼎的“中国卢浮宫”，则由他的小女儿Janine Loo接管，直至2006年被家族拍卖。
1957年，卢芹斋因长期瘫痪在床，患肺炎死于瑞士一家诊所，终年78岁。临死前，这个千夫所指的国贼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却想用自欺欺人的方式解脱自己负罪的灵魂。他在绝笔中写道：“我的确感到非常羞辱，因为我是使这些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但我唯一感到可以欣慰的是：这些文物没有一件不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与其他买家竞标得到的……”
卢芹斋至死还在撒谎，美国艺术期刊《帕纳索斯》曾载文透露：“过去数年中，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墓葬雕板，似乎是那些收藏中国雕塑的人已经把中国大多数地面文物拔光，现在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地下来填补市场。卢芹斋自称，这些东西，都是由他的合作者直接从中国的盗窃者手里购得……”
“卖自己祖宗的东西能有什么错？”
在卢芹斋客死他乡之前，另一个混迹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岳彬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次年，以倒卖国家重要文物罪被绑赴刑场、饮弹身亡。然而，两个害群之马的离场，并没能真正扭转中国文物流失的厄运。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压政策后，随着文物市场的大开放，我国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大的文物资源危机。在这一场危机中，正义失去了准星，法律失去了准绳，囊括方方面面的潜规则成为主宰中国文物市场的隐形利器。由此，在拍卖公司天价木槌的诱惑之下，成千上万个“当家作主”了的卢芹斋和岳彬们，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肆无忌惮地用各种近似疯狂的方式，理所当然地变卖起祖宗遗产。
去年，一位律师朋友曾经给记者讲述了他办理过的一个案件：
安徽某地有一个农户，他们家的祖上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大臣，暮年时因未受到朱元璋的器重而告老还乡，死后埋葬在老家的祖坟山上。前几年，全国各地盗墓成风，这家人祖孙三代一起合计：他们这个家族的所有人都知道老祖宗的墓地里一定有陪葬的金银财宝，迟早会有人打它的主意，与其被别人挖走，还不如自己来一个“先下手为强！”
于是，祖孙三代一齐上阵，辛苦了几个晚上，终于打开了那座合葬墓穴，取走了全部陪葬品，其中有朱皇帝赏赐的青花梅瓶等瓷器10余件、金银首饰和玉器大小共几十件。几天后，他们将所有东西总共作价10万块钱，一股脑全部卖给了邻村的一个下海多年的文物贩子。过了两个月左右，另外一个文物贩子也来找这家人，问他们还有没有古董出手，这家人说没有，那个文物贩子以为他们是不愿意把宝贝卖给他，便告诉这家人说：“你们上次卖给某人的那批东西可吃大亏了！”
这家人赶忙打听是怎么一回事。那人告诉他们：“你们上回卖给他的东西可全都是国宝，那些瓷器叫‘洪武瓷’，跟英国人卖了两个亿人民币的那个元青花罐同样值钱！光是那只洪武梅瓶他卖给一个香港人，就赚了上百万！”
这家人告诉他，不只有梅瓶，大小有几十件东西呢！
那人说：“那，弄得好他最少搞了千八百万，唉，黑呀，他就不给你们奖励点儿？换上我，怎么也得回头给你们补一两百万感谢费！”
这家人一听，全傻了。那人刚走，他们就去邻村找老文物贩子算账，商量了半天，老文物贩子又补给了他们10万块钱。他们不答应：“你都赚了几百上千万，怎么说也得分给我们一半。就这前后一共20万块钱就想打发我们，也太过欺负人了吧！好歹那东西也是咱老祖宗的……”
老文物贩子一听，这现钱难舍呀，干脆脸一板：“你们想讹我呀？门儿都没有！我不是喝稀饭长大的。你们回村里打听打听，我在方圆几百里收过多少东西？别说是你们祖宗的东西，就是那些姓朱的人家，也卖过不少东西给我，带洪武款儿的官窑瓷器我也卖过好几件。说好的价格，出手就了结，别说我还没赚你说的那么多，就算我真的赚了一千万，也不关你们什么事，那是我的本事，有眼力，捡漏儿了！”
话是那么说，这爷孙几个咽不下这口气呀！隔三差五去找老文物贩子吵闹。吵来吵去，后来被他们家族里另外几家人听到消息了，跑到他们家评理算账：“祖宗不是你一家人的，每年清明节供品一样买，祖祠堂立碑大伙儿一样摊钱，凭什么墓里面的东西你们爷孙几个独得，偷偷给卖了而我们连一分钱的好处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没有遗嘱的遗产也得由后人平均分配呀！”
吵到最后，那家人的叔伯兄弟们干脆一纸诉状递上法庭，告这家人私自侵吞共有的祖上遗产，外加盗墓，要求法庭为他们做主，重新分配遗产。这一下可就热闹了，除开这家人祖孙三代之外，还有那个老文物贩子，全都作为非法盗墓、贩卖国家重要文物的嫌犯被公安部门拘捕。接下去一审问，临近几个村子又带出来一大堆同类嫌犯，而且都是大明皇朝王公贵族的嫡亲后裔。
在法庭上，除开老文物贩子以外，其他全部嫌犯众口一词，大叫冤枉：“我们挖掘的那都是祖上的坟墓，我们是那些祖坟的主人，卖自己祖宗的东西能有什么错？国家凭什么判我们有罪？如果是这样，那么多因为国家征收土地去动迁祖坟的人家，也应该全都抓起来判罪！国家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发放动迁费呢？”
“乍一听，好歹也是个理呀！挖的是祖宗的坟，卖的是祖上遗产，凭什么给他们判罪？再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虽然说没把有明确后代的古墓权属列入其中，但是也应当是那个理！”律师朋友开玩笑说。
我们都是“卖国贼”？
我曾经向很多朋友讲过那个安徽农民的故事，大部分朋友只留下一声感叹：“那些农民啊……”也有一些社会学家将追罪的眼睛盯上了另外一个恶因——贫困。很多年了，盗墓、盗捞、盗卖，一切带“盗”字的脏活儿，似乎都是穷人所为，中国人有古训：“贫穷起盗心”嘛！
固然，贫困的确可以成为某些犯罪行为的诱因，但是，记者看到更多的却是衣食无忧者对国家利益的冷漠和追逐财富的疯狂。
“那些搞文物缉查的人，只有能耐对付我们这些小人物，查来查去怎么也不会去查那些有头有脸的有钱人！”记者暗访时，一位跑单帮的文物贩子这样抱怨。他告诉我：某家产亿万的富豪收藏家曾委托他私下收购出土文物数百件，全部混杂在自家公司的出口外贸产品当中，用集装箱运出境外卖掉，然后再从境外通过拍卖行买回一两件东西掩人耳目，让人觉得他们家的东西一是真、二是来路明白，加上报纸、电台一炒作，成了爱国护宝的典型，这样做，有些东西他在国内出手也没有哪个会怀疑来路不正。
另有一位地方博物馆的负责人给记者讲过一件事：他们那个地区有一位富豪收藏家，在国内国外收购了几百件有价值的古代文物。这位馆长上门动员他拿出一两件捐献给博物馆，或专门在博物馆为他开设一个展厅，让更多人能欣赏到他的藏品。那位富豪一听破口大骂：“你他妈的不要到处瞎给老子造舆论，以后我家失窃了找你算账！没错，我家里的东西件件是国宝，比你那个破博物馆强出百倍。但是我的东西跟你们国家有什么关系？拿我自己的血汗钱买的，说什么爱国不爱国那纯粹是你们这些人瞎扯淡！像我这样的人，有谁会将自家的东西送给博物馆？要卖我也只卖给外国人，卖给你，你出得起价吗？”那位馆长无端受辱，只好灰头土脸地出了门。
“是的，我相信，只要外国人肯出钱，他一定会将手里的东西再重新卖出去！我真闹不明白，他又不缺钱花！我们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搞了那么多年，怎么都停留在口头上？”结束采访时，那位馆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那位仁兄怅然若失的神态，记者想起罗曼教授在欧洲采访时，曾听一位经常向博物馆捐献藏品的收藏家所说过的话：“见到自己的藏品能摆在博物馆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会有一种最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相形之下，我们的贪婪与鄙陋，岂是“贫困”二字所能掩饰？
另据记者调查和观察，一些国内私人博物馆实际上与古董商店非但没有多大实质性的区别，而且还在展览过程中进行幕后交易，巧妙地规避了大量国家税收，可谓是名利双收。有几位馆主听说我有购买他们馆藏文物的意向后，都表现得非常友好，不厌其烦地向我推荐他们的“镇馆之宝”，并且滔滔不绝地向我吹嘘自己曾经卖出过多少文物重器。当记者问他们的藏品有没有够档次上国外拍卖的，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有”，接着还会报出一连串成交价不菲的已出售过的文物名单。
收藏大家如此，一般收藏者的心态又如何呢？文物市场扩大开放后，流散于民间的文物存量非常巨大，有人估算这部分文物的总数可能远远超过国家收藏的总和，而且其中不乏珍稀之物。这几年，记者先后对上百位文物收藏者作过面对面的调查。
问题之一：“您为什么收藏文物？”
调查结果丝毫没让记者感到意外——70%以上的收藏者坦率回答：收藏文物的目的是“保值、增值！”25%的藏友回答说：“既满足了爱好，又可以增值！”仅5%的收藏者回答说纯粹就是因为爱好古物。
问题之二：“假若您要转让藏品，会选择什么样的卖场？”
这个问题的答案全部一致：“最好是送拍卖公司，如果拍卖公司不收再上普通卖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
记者又追问：“您觉得哪些拍卖公司会卖得更好？”
答案依旧整齐划一：“佳士得、苏富比。它们的信誉好，成交价格高。其次是国内的嘉德、保利和翰海！”
记者接着问：“假若您要卖的藏品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您还会交给佳士得和苏富比去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