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2

我留意观察了一下，无论是古董店还是古玩地摊，基本上是以瓷器为主，瓷器当中又基本上以景德镇的“明清官窑”瓷器为主。可以这么说，展出的拍品有什么，古玩市场就卖什么。比方说，纳高展出的清代雍正款青花尊、苏富比展出的明初青花大盘、佳士得展出的乾隆粉彩瓶，在地摊上全都找得着，其中不乏造得精细的“高仿品”，由景德镇高级工艺师制作的器型、用扫描底样复制的纹饰和底款、通过化学分析配方的胎土和釉料、用物理手段做旧的皮壳……与拍卖品长得一模一样，假若把两者混在一起，恐怕神仙都难分辨出真伪。当然，摊儿上大多数都是低劣的仿品，只能蒙骗一些看完展览后来此赶热闹、“捡漏儿”的新手——北京古玩市场上管这些人叫做“棒槌”。价格差距很大，一般说来，高仿品的价格是预展拍品估价的5%-10%；中低仿品的价格大概是预展拍品估价的。就以佳士得展出的清乾隆朝官窑粉彩万花纹葫芦瓶为例，真品的估价300万人民币，市场上的高仿品则可以卖到15万左右，低仿品则只能卖到一两千块钱。

展会期间，到地摊上赶场子的摊贩主要来自江西、福建、安徽三省，我碰上的两位景德镇人此前都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做生意。他们告诉我，早在数月前，三家拍卖公司的图录刚出，景德镇一些窑厂就按图仿制。他们还说，一般来讲，像这样大规模的展会结束后，当地的文物市场就要火上大半年，所以，他们打算暂时扎根上海，等过完春节以后再回北京。

香港夜宴：拍卖帝国的集合交易

2004年10月30日晚，香港万豪酒店灯火辉煌， 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们聚集一堂，出席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举行的盛大招待宴会。

尽管这样的宴会几乎成为拍卖公司每年的常规举动，但是今年却引来了中国大陆媒体的格外关注，因为在来宾当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数众多的中国企业界精英。尤其是阵营强大的浙江富豪团队最受媒体的追捧，为首的有：浙江金轮集团董事长陆汉振、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这两位现在已经是两家世界拍卖业航母的座上宾，一连数年，他们多次现身海外拍场，斥巨资买回多件天价中国古代文物，用两家拍卖行高级主管们私下的话来讲：“有他们到场，我们的拍卖会就成功了一半！”

晚宴开始，苏富比拍卖行亚太主席司徒河伟（Henry Howard-Sneyd）先生、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主席林华田先生先后举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台下，50多桌客人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从两位拍卖帝国的新人脸上，已全然看不到三年前那场危机的阴影。

此情此景，引发不少到场的欧美记者的好奇心，纷纷探究：自2001年兵败纽约、在曼哈顿法院受到审判后，这两家拍卖公司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特别是总部设在纽约的苏富比公司更是惨不忍睹——董事长被判刑、CEO被监视居住，巨额罚款几乎使他们丧失了经营能力，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来维持日常开支。短短的三四年时间，这两家拍卖公司是怎样摆脱困境、重拾生机的呢？

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苏富比的东山再起，归功于现任首席执行官比尔?鲁普雷希特（Bill Ruprecht）的卧薪尝胆，有一家中国刊物甚至牵强附会地把鲁普雷希特饲养宠物鸡的爱好描绘成“闻鸡起舞”；也有西方媒体将此归功于两家拍卖公司“无人取代的对全世界艺术品市场的渗透力”；美国的《芝加哥日报》则认为是“航母效应”拯救了苏富比和佳士得——“一两颗常规炮弹是无法击沉超级航空母舰的！”

当然，最知道个中究竟的还是他们自己。在招待会上，苏富比欧洲及亚洲区总裁热情洋溢地说：“中国经济的强大，也为世界艺术品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去年苏富比在香港的营业额增长了41％。从这次香港拍卖的空前规模，就可以看出我们公司的战略性转移，我们的着眼点就是中国内地市场！”

佳士得亚洲区的一位负责人在酒会上告诉记者：1999-2004年，中国藏家到海外市场竞买中国艺术品的增长幅度已超过200%，海外市场上的中国艺术品所占比例高达70%，完全取代了日本。近年来中国内地到香港参拍的人数以每年50%左右的幅度增长……2003年，中国收藏家在佳士得纽约和伦敦秋季拍卖会上，分别购买了占全部拍品13%和18%的中国艺术品。2004年的春季拍卖会，比例上升到25%以上……

佳士得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多尔曼在回答《纽约时报》的记者提问时更为直白地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重要的是要让那里的人们知道我们来了！”他的随从还告诉记者：“我们老板对每一位喜欢收藏的中国富豪都感兴趣，我们所发出的请柬上的客人名字，他基本上都熟悉！”

比苏富比和佳士得感触更多的还是21世纪初这一场“中国旋风”的最早受益者——德国纳高拍卖行。这家拍卖行的掌门人罗宾先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都不应当忽视中国的买家……纳高拍卖的中国艺术品，买家大多来自中国，约占50%左右，平均每40位客户中就有一位来自中国，而欧洲客户占40%，美国客户仅占10%。在许多艺术品拍卖中，中国富豪的报价甚至比美国人还要高出30%以上！因此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的拍卖市场……”

比较第二天两场拍卖盛宴的辉煌战果，第一天的招待酒会就不得不降格为一次豪华的公关游戏了——在2004年秋季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收关时，佳士得猎获拍品成交总额亿港元，打破了该公司亚洲艺术品拍卖的世界记录；苏富比则猎获拍品总成交额亿港元，打破该项拍品24年以来的成交记录；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领先一步的德国纳高，2004年秋拍总成交额也达到510万欧元，尽管成交总数落后于两家龙头老大，但是他们在经营中国古陶瓷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与人气，却是苏富比和佳士得近不能及。

有人发财了，就必定有人掏钱买单。据知情人士透露：2004年秋这场香港盛宴，有70%以上的买单者均为中国人。是啊，咱中国人实在，喝了别人的酒就不能不买别人的东西。在苏富比和佳士得秋拍的中国瓷器和书画专场，购买超过千万元的近１０件拍品中，大陆买家就占了七成。来自浙江的富豪们更是表现出色，仅中国徐龙食品集团董事长徐其明一人就斩获两件百万以上的拍品：一件是清雍正粉彩过墙枝蟠桃纹碗，成交价450万港币。另一件是元代青花龙纹罐，成交价400万港币。加上之前伦敦和纽约拍卖会上的竞拍，这个身家数亿的浙商，仅2004年就一共为这两家拍卖行贡献了3 000多万元人民币。

在几家外国拍卖行此起彼伏的秋季小槌击打声中，热热闹闹的2004年总算过去了。尽管接下来的那个冬天还是像往年一样——上海下小雪、北京下大雪，但是对于许多中国收藏者来说，心里头像是添了一把火，热着！上海的“一楼一城一条街”（古玩市场）、北京的“一园一城两寺”（潘家园、古玩城、报国寺和大钟寺古玩市场），仍旧淘客盈门、交易红火……

也许应该感谢纳高、苏富比、佳士得，他们不仅点燃了几千万中国收藏者炽热的心火，同时也给圈外人送来了久已失去的豪情。正如诸多媒体在年终发稿时都忘不了带上的那一笔——“国外著名拍卖公司纷纷来华举办拍卖预展、中国古代艺术品在海外连创拍卖价新高，说明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在国内久负盛名、曾一度以文化先锋派著称的上海《文汇报》，更是热情洋溢地发文写到：“欧洲的大型艺术品拍卖会过去只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举办预展，如今，面对中国内地极富潜力的市场诱惑，它们也不得不纡尊降贵、打破惯例……”

自打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一直到民国，我们的外交史上就只留下卑躬屈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记载，虽然后经独立自主、闭关锁国，也只能是“独立寒秋”、固步自封。今日，能让西方商人“纡尊降贵”，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吧？尽管让洋人“纡尊降贵”是要付出代价的！

又是一年冬天到了，国内一家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更加高调地发表一篇热气腾腾的调查报告：“……2005年，胡润富豪榜上的400位中国富豪总财富达6 000亿元，其中前100名富豪的财富增速高达40%，数倍于同期美林“全球财富报告”中百万富翁的财富总值增速……大国在崛起，首富们也在崛起，其速度甚至比国家更快。老百姓排队买房，卖房者排队上市，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同年圣诞节，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预言：“中国新生代的商界领袖们，正在成为推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一拍士”海外夺宝记（1）

2010年03月04日18:02

2000年夏，英国伦敦。

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国男子在一位年轻翻译的陪同下乘车来到大罗素广场，徒步走向大英博物馆。

在全世界博物馆大家族中，无论从自身的历史标签还是馆藏物的文化含量，大英博物馆都是首屈一指的。虽说曾经漫溢欧亚的英伦风尚早已随着昔日绅士们的没落而溃退国际时潮，但是恰恰在这座今天看起来有些老气横秋的大英博物馆里，却仍然延续着当年日不落帝国的霸气和雄风，盛藏了19世纪大英帝国征服大半个地球的“战利品”——那些来自古罗马、古希腊、古印度和秦汉帝国的霸主遗物。

对于大部分第一次来到大英博物馆的游客而言，还没进大门，就会感觉到一种发自幽古的震慑——正门以及两侧，耸立着20几根又大又高的罗马圆柱，每根圆柱的上端连着一个巨大的三角顶，上面雕刻着古代人物浮雕。猛一抬头，整个建筑环顾四周、拔地而起、直扑眼帘。

“不错，真气派！往后我如果要建博物馆，就照这样子盖！”中年男子操着浓重的中国南方口音对翻译说，并掏出照相机，站在不同的角度，请翻译帮他拍了一组照片。

中厅两侧，宽大的楼梯台阶上坐着几十个外地游客，有的在欣赏演唱，有的仰着脖子在数头顶上成千上万块形状各异、色彩缤纷的小玻璃块。

“博物馆怎么搞得这么喧闹？”显然，中年男子不适应这里的参观环境，他嘀咕了一句，便离开中厅，让翻译领着他直奔中国展厅。

他叫路金龙（化名），来自中国浙江，身份是浙江晶宁集团（化名）董事长。看着他西装革履地站在饮誉全球的大英博物馆门前照相，你可别以为他是什么学富五车的东方文化使者，他的履历表上明白无误地填写着：原有学历，高小。拿现在的标准，差不多就是“半文盲”。路董事长有一个老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谈生意，都会利用星期天或休息日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巴黎卢浮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他都有过光顾。当然，去那些地方参观，路金龙是有目标的，那就是观看陈放在那些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按照中国人的流行说法，路金龙自小就是一名古董收藏爱好者。他的老家浙江慈溪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越窑瓷器重要产地之一，合着有缘，他从小就对父母亲在开荒挖地时偶然带回家的一些破碗破罐情有独钟。十几岁高小毕业后，贫困的父母再也没有能力供路金龙继续求学，便凑钱给他买了一台爆米机，让他以卖爆米花谋生。路金龙利用走街串巷的机会，经常用爆米花向乡亲们换回一些破破烂烂的古代瓷器，晚上一个人躲在房里摆摆弄弄，爱不释手。后来，这位卖爆米花的少年用挣到的2 500元钱成立了一家塑料厂，依靠非凡的吃苦精神和过人的智商，让自己的小工厂一跃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塑料厂。

如今，身价数十亿的路董事长早已扔下了当年走街串巷扛在肩膀上的爆米机，脱下了脏兮兮的棉手套，但是有一样爱好却没能丢掉——那就是对中国古瓷器的贪恋。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展厅很大，一进主厅的大门，就能远远看到对面墙壁上的敦煌壁画，走近细看，壁画上还残留着当年那些所谓的“西方探险家”盗割壁画时留下的痕迹。

这一回，对于文物爱好者路金龙来说，算是大开了眼界。这里聚集了2万余件中国历代稀世珍宝，分布在几个面积颇大的展厅里。这些展品大部分都是路金龙在国内博物馆无缘一见的文物瑰宝——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玉器、彩陶，到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战国和汉代的漆器、北朝造像、唐宋元明清的名瓷，还有晋代以来的名士字画、珍贵的敦煌经卷……

“妈的，差不多把我们的家当底子都给搬来了！”路金龙在心里骂着。每每在国外看到这些精妙绝伦的*，他心里总有一股难以理清的愤懑。那种愤懑既不是政治家挂在嘴上的民族情结，也不是一些自由派文化人念叨的国民意识，那只是一种简单的农民式的愤怒，用路金龙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家的东西，凭什么让你拿来显摆？”

拐了一个弯儿，当路金龙看到一棵来自中国的杜鹃树时，不免又浮生出一种中式宽容。那是一棵十几米高的杜鹃王，翻译告诉他，70年前，这棵杜鹃王被一名英国探险家在云南原始丛林中找到，那个英国人雇工将树从根部锯断，并运回英国，后来也被收藏到大英博物馆。

“这个国家太小了，连一棵树都要千里迢迢地偷运过来！”路金龙用带有几分蔑视的口吻说。

翻译笑着回答他：“在19世纪殖民阶段，英国领土为3 000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全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地球上24个时区都有大英帝国的领土；那时候，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

“有那么大？好像我们中国才有960万平方公里……”路金龙极力记忆着。

“我说的是他们开始拥有全世界这些文物的时候。”翻译解释说。

“噢，怪不得小时候听历史课老师管英国人叫英国佬！”说完这句话，路金龙愤懑的情绪似乎得到了部分释放。

路金龙继续在中国厅里走来走去，想寻找他最熟悉的古代越窑瓷器。但是很遗憾，没找着。翻译告诉他，越窑瓷器在欧美国家没什么影响，他们更偏重收藏中国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战国到汉代的玉器、南北朝时期的石雕，以及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器、历代宫廷收藏的字画和瓷器。

路金龙听了翻译的介绍，似乎有些失落，因为他自幼摸着越窑的瓷器长大，他的收藏品主要也是当地出土的一些古代民用古瓷，对于其他门类的文物他一窍不通。

从大英博物馆出来后，路金龙和翻译随意走到不远处的牛津街，后来又不经意路过两处虽前生与他无缘，可今世却从此要与他纠葛缠绵的地方。用中国话来说，那是两家单位，门前张贴着宣传画，宣传画上标榜着两件中国古代青铜器和一件青花瓷器。

路金龙一步跨上台阶，想进门去里面看看，一个门卫粗鲁地挡住了他，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了句什么，听上去很不友好。

“不就是古董商店吗？我要进去买东西！怎么，还‘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呢！”路金龙发火了，继续往里走。翻译告诉他，这是一家叫佳士得的英国拍卖公司，刚才走过了的地方叫苏富比，这两家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拍卖行。

“最大的拍卖行又怎么了？老子还偏偏要到这里来买东西！”

“今天是星期天，人家不上班！”翻译解释道。

“那就改日再来，我还就不相信进不了这个门！”路金龙一面下台阶，一面回头看着英国保卫愤愤地说。

那英国小伙子听不懂路金龙说些什么，但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这个亚洲人很愤怒。小伙子蔑视地将目光从对视中抽走，不予理睬。

这个年轻的佳士得雇员万万没想到：这个无奈地承受了他不礼貌的言语和目光的中国人，数月后还果真杀回伦敦，成为冲上西方拍卖帝国战车的中国第一“拍手”，更为离奇的是，此人两年后竟还成为苏富比、佳士得两家拍卖行的座上宾……

2000年秋，浙江晶宁集团总部。

上午，晶宁集团艺术部顾问小刘急匆匆来到老板办公室。

“路总，您喊我？”

“对，你明天去一趟伦敦佳士得，给我把那只元青花玉壶春买回来！”

原来，上次从伦敦回来后，路金龙一直对在佳士得公司门前吃了闭门羹耿耿于怀，回国不久后，他打听到佳士得拍卖前在香港举行三天预展，他便请了一位国内有名的陶瓷专家一起专程去了趟香港，对佳士得拍卖宣传画上的那只青花瓶子进行了实物鉴定。专家说那是元代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玉壶春瓶，同类产品包括其他器型在内，目前全世界遗存极少，总共只有300件，很有收藏价值，也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5天后，小刘出现在伦敦佳士得秋季拍卖现场，目标当然是那只元青花玉壶春瓶。身负老板复仇似的重托，面对众多白脸黄面的竞争者，初上拍场的小刘显得有些惴惴不安。

“老板，开始了……20万英镑！”

“跟！”电话里传来老板明确的指示。

拍卖开始后，路金龙和他的专家顾问团就一直守在慈溪总部，用越洋电话遥控现场，指挥委托人参与竞价。

40万英镑……60万英镑……随着现场一轮轮举牌，那只元青花玉壶春瓶的价格一路飙升到接近100万英镑。这时候，场上与小刘抗衡的只剩下一个香港人。很快，价格高出100万，小刘有些胆怯了，因为已经比老板事先拟定的目标价位高出近一倍。

浙江晶宁集团总部，路金龙接到报告后，准备通知小刘一拼到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那只让他受过委屈的元青花瓶子买到手。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电话线路出问题了，越洋电话中断。路金龙急得满头冒汗，手下人也手忙脚乱地用各种方法重新连线，可是，等到线路重新接通的时候，在伦敦拍卖现场的小刘由于没能及时得到老板的指示而停止了叫价，拍卖师已经一锤定音。短短几秒钟时间的电讯中断，使得路金龙第一次进军国际拍场出师不利、兵败伦敦。

“当时说不出有多恼火，快到手的宝贝被别人抢去了！后来，我听说那只瓶子的买主是香港人，就找到香港去跟他商量转让，人家不肯，可是去一趟也不能白跑啊，我就在他家另外选了几样东西买回来！”事后，路金龙这样告诉记者。

21世纪初的路金龙，还是个事业初成、血气方刚的年轻汉子，做事不服输，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几个月后，他亲自带着翻译和艺术顾问重回伦敦拍场，打了一场挽回面子的漂亮仗。

那是路金龙第一次亲临国外拍卖现场，而且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欧洲绅士们面前亮相。当时，好事的英国媒体纷纷对那场拍卖会作出绘声绘色的报道，有一家伦敦当地的报纸这样写道：

“……在2001年伦敦苏富比中国工艺品专场拍卖会上，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富豪出手阔绰、令人惊讶！他戴着一只硕大的玉指环和一只镶满了钻石的手镯，就像一个走进现代卖场上的阿里巴巴。他显然不懂英语，在竞买一件以80万英镑起拍的中国古代官窑瓷器时，由于随从无法保持同步语译，他不停地上下挥舞着手里的号牌，一直举到对手们全部傻眼。当拍卖师宣布以他160万英镑的最后报价成交时，他还没意识到这场‘战事’已经结束，再一次举起了手里的号牌，引起哄堂大笑。直到翻译告诉他，‘我们胜利了！’他才满面红光地站起来，高举起双臂向全场人致意，那神情一定与古代战场上打了胜仗的中国将军毫无二致……看起来，中国的暴发户的确有钱了，他们不加掩饰地在世人面前显摆自己的财富，在拍场上一掷千金，让日益捉襟见肘的欧洲绅士们自惭形秽……”

面对国外媒体的歧视性报道，这位浙江老板付之一笑。他心里有数：别看那些老外装得人模狗样，华丽的西装领带底下，一样窝藏着强烈的嫉妒心！一样有着仇富的花花肠子！咱们穷得光屁股的时候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咱们发达了又笑话我们是“暴发户”，老子就是“暴发户”，就是愿意花大钱买回祖宗的遗产，你们能怎么着啊？干瞪眼！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路金龙自此“一拍”而不可收——

2001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0万元港币购得明代永乐年缠枝纹青花梅瓶、70万购得明代成化年“高士下棋”纹青花罐、70万购得明代宣德年莲子碗。

2001年10月香港苏富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元釉里红玉壶春瓶。

2001年10月香港佳士得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元青花鱼藻纹罐。

2003年10月香港苏富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明嘉靖鱼藻纹罐。

2004年在香港佳士得以300多万元港币拍得清代乾隆官窑粉彩九桃云蝠暗八仙花口盆。

2005年在香港以400万元港币购得元代“锦香亭”纹青花大罐……

路金龙，这个身价近百亿的浙江富豪的确“玩”上瘾了。他每年都带着他的采购团队，携资数千万，来往穿梭于全世界各大拍卖行之间，竞购他所喜欢的中国文物。在记者采访他时，他经常不无自得地说：“我是第一个操着宁波腔到国外竞买国宝的人！”

2003年，在苏富比的一次拍卖会上，路金龙又一次上演了一场疯狂的“竞拍秀”——花费150万美元，用高于起拍价10倍的价格买下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再次成为国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有些国内媒体也随之把路金龙描绘成一个没有文化、只有钱的暴发户。他们除开引用美、英、法等国同行对路金龙的侮辱性描述外，还津津有味地大讲起他在国内拍场上的笑话。如一家北京的报纸，就如此报道路金龙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一次竞买：

“……那是清代王石谷一幅名为《溪山行旅图》的手卷，不少藏家对这件拍品的真伪存疑，开拍前有人听说路金龙已经看中了这幅画卷，原因只是上面有一个图章与晶宁集团的印章很相似，便放出风来，说这幅赝品画就是特地为路金龙和他的晶宁集团制作的。路金龙不管不顾，声称这幅画与自己有缘，并指令手下‘无论什么价都不能放过’。最终，这幅画被路金龙的委托人以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买下，创下了王石谷作品的市场新记录……”

对于国内媒体一些类似报道，路金龙仍旧付之一笑，“东西叫咱们买回来了，还不许别人说几句坏话发泄发泄呀？”他还要求手下人尽量不要信口开河，避免以讹传讹。其实，在富豪收藏者的圈子内，路金龙属于头脑比较冷静的那类人。他起步早，买的东西相对便宜一些，而且他能抓住机会及时出货。就拿这幅《溪山行旅图》来说，媒体的嘲笑声未了，仅仅3年后，他就以1 8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脱手，足足赚了3倍。

几年后，记者在路金龙的私人博物馆里看到了他首战伦敦时拍回的战利品，它们被安放在明亮的玻璃框内，与其他上千件被主人从海外买回来的珍贵文物一起，享受着故里的恬静与安宁。在采访中，记者还进一步了解到，其实后来在拍卖界名声大了，为了避免别人盯着他抢拍品、出高价，路金龙亲自出席拍卖会的次数越来越少，很多时候都是委托手下人按照他的“旨意”去现场竞价。

回忆起伦敦那一战，路金龙至今仍心绪难平：“那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像在别人家看到自家的好东西，心里特别难受……身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展台上都是多年前流失的‘传家宝’，这时候你就只有一个念头，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它们买回家！那个时候，只恨自己挣的钱实在太少了……”

与国外媒体褒少贬多的现象相对应的是，国外各大拍卖行却理所当然地将路金龙等江浙富豪奉为座上宾。2002年以来，苏富比、佳士得、纳高等世界一流的拍卖行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发送邀请函，并尽量为他们参拍提供全方位周到细致的服务。例如：他们对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不放心，拍卖行就帮他们推荐外国洋专家、提前半年就帮他们邮寄拍品的详细资料。他们工作繁忙抽不开身，就将拍卖会的预展直接搬到杭州举行……

这份洋人授予“富豪拍士”的荣耀，加上国内外中国艺术品拍卖记录的不断被刷新，都使得务实的浙商很快就将路金龙奉为楷模。“艺术品投资”，这个早年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汉语新组合”，一夜之间变成了许多当地众多有钱人的时尚资本新游戏。于是，一向在投资领域以嗅觉灵敏、下手快捷著称的浙江商人们，悄悄指令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炒房团”，以高于成本价十几倍的价格出售手里的商品楼，并在6 000点左右的高峰期将手里的股票抛出空仓，然后将这些远离金融风险的资金转移到一个被媒体美化为“爱国”、被国际资本诱惑为“增值”的新领域——艺术品投资。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对记者说：“从2005年到现在，宁波、绍兴一带的有钱人，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涉足过这方面的投资，‘大富’去国外拍场买，‘中富’去北京拍场买，‘小富’到本省拍场买……”

三只中国兽头在国外嬗变（1）

2010年03月04日18:02

背景资料

圆明园海晏堂12生肖兽喷泉时钟成器于清朝乾隆年间，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R. Michel. Benoist）监制、清宫廷匠师制作。

据考证，当年12生肖铜像呈八字形排列在圆明园海晏堂前的一个水池两边。南岸分别为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北岸分别为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鸡、亥猪。池正中是一个高约两米的蛤蜊石雕。这些肖像皆兽首人身，头部为铜质，身躯为石质，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每到正午时分，12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

1860年和1900年，在分别经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洗劫后，圆明园毁于大火，12生肖铜兽首下落不明……

美国南加州棕榈泉市是一个美丽的旅游城市，位于科罗拉多沙漠之内，距离圣地亚哥和洛杉矶大约都只有120英里。这里光照充足，平均每年居民们可以享受350天阳光灿烂的天气。

也许是长时间生活在阳光下的缘故吧，棕榈泉的居民们都有着热情爽朗、透明直率的个性。退休警察威廉?布莱克（Lt. R. S. William P. Blake）先生就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老头，尽管他离开加州警察局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他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自己已经不是警察的想法：身上穿着卸下警察徽章的警服，一张口就是“根据某某法律多少条款”，有时候还要去街头或旅游点，帮助在岗的同伴疏散交通或临时维持秩序。

“没办法，几十年来一直就这么忙忙碌碌地生活惯了，突然停下来，就像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开足了马力的汽车，猛地急刹车——您猜猜会怎样？”退休警察布莱克大叔几乎对每一位光临别墅的客人都做过这样的比喻。

您猜猜会怎样？每一位客人都很同情这位孤独的、曾经为棕榈泉地方治安做过重大贡献的老者，然后免不了坐下来陪他聊聊天，听他讲述自己那点儿辉煌或不辉煌的往事。

布莱克大叔的别墅面积在当地不算大，但是年龄可比他大多了，据说还是在威廉?麦金莱总统遇刺、罗斯福总统继任后第二年建造的，最早的主人是一位退役的老兵。那位退役的老兵也是布莱克大叔经常挂在嘴上的骄傲，“这座别墅最早的主人曾经进过中国人的皇宫，亲屁股坐过中国皇帝的龙椅——这是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那个退伍老兵有个坏习惯，老爱摸孩子们的脑袋，我小时候就不知道被他摸过多少次脑袋。那时候我想，他一准是把我们的脑袋当作中国皇帝的沙发扶手了！”

总而言之，布莱克大叔不放过任何一样能够吸引游客的话题。当地人谁都没嫌弃他的唠唠叨叨，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太寂寞了。

布莱克大叔衣服上的警徽还没给扒下来的时候，他的老伴就因心脏病去世了，三个孩子统统去了外国或外地，别墅里面就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最怕下雨天，没事可干，他不爱看书，平日里除开警局里的几个徒弟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固定朋友可以聊天。好在棕榈泉一年就那么十几个雨天，所以布莱克大叔寂寞的时间不会太多。偶尔碰上了这样的日子，他就在自家别墅的院子里给果树施施肥，给别的植物修修剪剪。总之，不让自己闲着。

“您好，我可以进来跟您聊聊吗？”

那是1985年的事情了，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天下着小雨，布莱克大叔正在前院修剪绿萝，一个陌生人隔着栅栏跟他打招呼。

“当然可以！”布莱克大叔放下手里的大剪刀，过去把院门打开。

“您好，我想您一定就是这座别墅的主人——尊敬的威廉?布莱克先生，镇上人都管您叫布莱克大叔，我也这样称呼您，您不在意吧？”来人约摸40几岁年龄，操着外地口音，有点油嘴滑舌。

“当然，请问怎么称呼……”

“噢，我是查尔斯，来自纽约州……”

“查尔斯？哈哈，好像是一位多情的英国王子！”尽管布莱克大叔不喜欢看书，但是他有关心时事的习惯，每天的电视新闻、电台新闻，他都了如指掌。

“谢谢！您真会开玩笑……”查尔斯一进门就在院子里东张西望，似乎要寻找什么。

“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古陶和石器！”凭多年的职业习惯，布莱克大叔意识到对方的身份。

棕榈泉是西半球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早年，许多当地喜欢古董的人都收藏过一万多年前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之类的东西，所以许多好这一口的游客来到这里也喜欢到处寻古探幽，淘一两件古董玩器。

查尔斯先生是个聪明人，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出了狐疑。他非常及时地把话题引到布莱克大叔的光荣历史，然后再把话题转移到这座别墅的建造者身上。

“您就那么相信那位大兵所说的话？”听完布莱克大叔的故事后，查尔斯非常自然地问道。

“跟我来！”布莱克大叔最在意别人对他叙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他扯着查尔斯穿到后院，指着棕榈树下两个安放在水泥墩上的铜质动物头像说：“看看这个，您还会怀疑这栋别墅的建造者、那位勇敢的美国大兵只是在香港电影里看过中国的皇宫吗？”

查尔斯不声不响地绕着两个兽头转动。真精美！在他的意识里，眼前这个虎头和马头只是大力神和狮子王的替身，有非常典型的西方古典造型特征。

尽管布莱克大叔搞不懂这位不速之客在想什么，但是他依然看出：查尔斯已经完全相信了他所讲述的关于那位过世美国大兵的一切。忽然，他又想起什么，招呼查尔斯随他进了一间盥洗室。查尔斯一进门，就发现盥洗室的墙上钉着第三尊铜兽首，是一只造型别致的牛头。可怜的宝贝儿，在这里只能充当一只塑料挂钩，上面挂着一条浴巾。

“是这样，布莱克大叔……我知道您一生都在干同一件事——毫不吝啬地帮助别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查尔斯似乎说话有点不太利索。他结结巴巴、扎扎实实地夸奖了布莱克大叔一通后，提出要把这三件“玩意儿”买回去，“您要知道，我有一位与您年龄相仿的老父亲，在越南战争中失去双腿，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他非常喜欢中国的雕塑艺术，尤其是像这种动物造型的铜器，假如我能把它们买回去，我想他会非常高兴！”

查尔斯有没有那样一位坐轮椅的父亲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他此番到布莱克大叔家却是有备而来。他是一位纽约的古董商，两年前，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展厅里看到了一只铜猪首和一只铜猴首，了解到这两件来自中国皇帝御花园的*，原来是3位东西方艺术家的共同作品，而且它们还有另外10个伙伴也有可能一起流失到美国。作为一名古董商，查尔斯当然毫不例外地对一些有来历、有故事的文物格外在意，从那时候起，他就暗地里在美国一些古董市场进行查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前几天，他在一本旅游杂志里看到一篇带照片的文章，介绍棕榈泉一位退休老警察热情帮助游客的故事，那张照片是在布莱克大叔后院的水池边上拍的，隐约可以看见两只用来作装饰物的兽首状雕塑。查尔斯赶忙取放大镜仔细辨认，果然是两只铜兽首，一只是马头，另一只好像是虎头。就这样，办完手头上的事，查尔斯开车来到了棕榈泉，上警局一问，马上就顺利找到了布莱克大叔。

布莱克大叔犹豫了一阵，他倒不是算计这些中国的老古董能值多少钱，而是从感情上有些舍不得。因为尽管这几样东西是那位过世大兵卖别墅的时候送给他们家的，而且从他父亲开始，家里人谁也没把它们当回事，但是，毕竟跟了他几十年啊！那些个牛头马面的躯壳上，还保留着老兵、他父亲、他自己，还有他孩子们层层叠叠的指纹呢！可是，这一辈子下来，布莱克大叔就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求助，哪怕是跟那些罪犯打交道。更何况，查尔斯是为了他的残疾老父亲开口求助的。

最后，查尔斯以每件1 500美元的价格，买走了布莱克大叔家里的三只中国兽首。善良的老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普普通通的转让，竟为日后一桩纷纷扰扰的国际文物纷争埋下了伏笔。

查尔斯得到三只中国铜兽首后，一直秘而不宣，也没有急于倒卖出去。这一招在古董行里叫“捂宝”，就是买到一件估计有升值空间的宝贝，不马上出手，而是藏在家里捂上若干年，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货。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呢？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等候同类别的藏品被市场热炒，比方说瓷器、字画、青铜器，等等，找到一个合适的高点顺势抛出；第二种是等候同种类的艺术品被市场热炒；第三种是守候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推出特殊的收藏团体疯狂抢购。而如何选择这三种时机，也有另外的说法。比方说，藏品丰富、资金雄厚的可以联合拍卖行主动“制造”时机，打广告、制造新闻、挖掘藏品的传奇故事，等等；而像查尔斯这样不具备资金实力，又没有多大社会影响的藏家，就只好守株待兔、被动的等待时机了。

两年后，时机似乎到了。1987年，圆明园12生肖铜兽首中的猴首和猪首在遭劫后第一次公开在纽约苏富比拍场露面。大概是因为这两件拍品曾被“大都会博物馆”从展厅里撤展的缘故吧，它们的起拍价都不高，仅为几万美元，一直拍到最后，成交价也分别只有万美元和15万美元。

尽管两只铜兽首的成交价不是太高，但若是按照查尔斯那另外三只兽首的进价来计算，却也整整翻了100倍。可令人意外的是，查尔斯并没有借助此场拍卖接着推出自己的藏品，因为他在这场拍卖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中国人进场了，并买走其中一只猴首，另一只猪首则被美国一家私人博物馆收藏。精明的查尔斯似乎从中嗅出了更大的发财机会。

记者经过查阅资料，发现这第一次进场竞买圆明园兽首的中国人名叫蔡辰男，台湾最大的信用社“第十信用合作社”原理事会主席蔡万春先生之长子、台湾艺术品收藏经济机构寒舍集团董事长蔡辰洋先生之兄长。尽管两年前因遭受台湾“十信经济犯罪案”牵连，蔡辰男先生所管辖的企业濒临破产，但是曾经位居世界华人首富的蔡家，经济实力仍然不可小觑，花十几万美元买下圆明园猴首投石问路，只是一笔小小开支而已。

对于另外三只铜兽首的所有人查尔斯说来，可惜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1988年，由于古董店经营上的困难，查尔斯不得不提前将手里的三只兽首，以略低于苏富比第一次拍卖兽首的成交价转让给一个英国古董商，多年后，当圆明园兽首以单件价数百万、千万元人民币在香港成交时，这位第一个想利用铜兽首赚钱的古董商摊开双臂、不无遗憾地说：“也许上帝是公平的，还是让中国人去赚中国人的钱吧！”

1989年6月，由查尔斯转让的三只圆明园兽首，同时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亮相，并分别以牛首万英镑、虎首万英镑、马首万英镑成交。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这三件拍品的买主同出一人，那就是两年前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买走猴首的蔡辰男先生之胞弟——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蔡辰洋先生。至此，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露面的5只圆明园生肖兽首，除开一只猪首以外，其中4只全部归属台湾的蔡氏兄弟所有。

寒舍集团买回兽首后，于同年10月，在台湾举办了一次名为“圆明园国宝暨明清青铜器特展”。也正是在这次展览会上，圆明园生肖铜兽首首次被国人正式抬上了金光灿灿的至圣宝座，完成了从喷水头——浴巾架——国宝的嬗变过程。消息传出，各路媒体纷纷跟风炒作，将蔡氏兄弟的一次艺术品投资行为提升至“爱国”通道。此后，只要出现类似行为，就同样可以享受“爱国者”的荣誉称号。于是，在这些“爱国者”的接力赛中，一些早年碍于有关国际文物公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预，不敢公开亮出非法所得中国文物的外国人，纷纷从地窖里搬出家族窝藏多年的“赃物”，有计划、有预谋地采取树立标杆、借题炒作、充分预展、托买托卖等手段，“满足中国人的爱国愿望，帮助他们买回本属于自己的文物和古董”（英国报纸语）。

由此，在那些八国联军的后裔帮助下，一场起始于商业目的、被炒作成“爱国行动”的圆明园文物回归热形成气候，以12生肖铜兽首为代表的圆明园流散物品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海外拍场，并且身价节节拔高，屡创天价神话。

兽非兽，生肖铜像的情感演绎（1）

2010年03月04日18:02

新闻背景

2000年4月中旬，香港回归中国3周年之际。香港一家报纸刊发消息：“2000年5月2日，香港苏富比将举办《春季圆明园宫廷艺术精品专场拍卖会》，拍卖品是两件圆明园流失文物——乾隆年制造的青铜虎头和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此外，香港佳士得也将在近期拍卖另外两件被抢圆明园珍宝——铜牛头和猴头……”

就是这样一则普通拍卖新闻，刚一见报就突然引发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不但席卷了这个人口密集的海湾城市，而且很快还惊动了北京的上层人士、震撼了内地关注此事的亿万中国人。从4月12日起，香港的各大媒体都刊播了有关这两件拍品的历史资料与照片，并配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此事的反应文章。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纷纷发表社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拍卖行以商业行为来作解释，难以令人接受！”

一连数日，部分香港学生和文化团体公开打出“抗议拍卖掠夺文物”、“归还中国国宝”、“强盗掠夺的文物必须归还祖国”等标语口号，先后来到两家外国拍卖行门前举行抗议示威。

在中国内地，许多知道了这件事的人也纷纷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媒体，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和对两家外国拍卖公司的愤慨。

2000年4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和佳士得拍卖行，要求他们能够明智地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圆明园流失的珍贵文物。国家文物局严正指出：这些文物在法律上的性质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按照有关国际法规定，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