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7

“这些数字你是怎么弄到的？你们老板就如此信任你？这不等于把自己的命都交给你了吗？”

“刚开始他非常信任我，他自己到全国各地去跑货，留我在店里守摊子。他还说要把在美国读大学的女儿嫁给我，那女子长得可漂亮呢！就是个子矮一点、皮肤黑一点，刚开始我还信以为真！”

“就为这个你就给他卖命了？”

“年轻人还图个什么呢？不就求个财、爱个色！”

“林老板走私了那么多东西，就没有翻过船？”我迅速把话题转到我感兴趣的方面。

“基本上没翻过船，要不人家怎么当‘水兵司令’？”

“能跟我说说他使的什么高招吗？”

“我就给您说几招吧！这第一招啊，叫‘新瓶装老酒’，主要对付玉器和字画。老玉件儿配上新座儿，或者把几件老东西摆成新的造型一起镶进带油漆味儿的木框子里面，用不上检查，闻一鼻子就知道是新东西。老字画装新轴或重裱，也是一个道理；这第二招是武林秘籍中的‘移魂*’，适用范围比较广，各类文物都好用。办法是事先购买一件符合出口规定的文物送检，获得《文物出境许可证》后，在海关实际申报时将珍贵文物调包出境；第三招是跟孙悟空学的‘障眼法’，将小件文物装入大件常见物品里面，蒙混报关！”

“真新鲜！这万一败露了怎么办呢？”我又问。

“万一出了点小岔子再装装糊涂也没事，比方说，有一回，林老板手下一个‘水兵’乘飞机去英国，在机场被扣下一只宋代钧瓷小香炉，后来文物缉私队查到店里来，老板说是自己看走了眼，当假货送给了那位朋友。他还主动告诉缉私队，说这样的东西自己买了一批，非常便宜，都是当作仿古艺术品买进的。然后请他们到后面仓库里察看存货，还果真有几十件东西没卖。但是经过缉私队鉴定，剩下的东西全部都是假货，结果被罚了点款，息事儿了！他的鉴定水平您是知道的，收东西能打眼吗？告诉您，他在北京郊区租了好几个仓库，有些我知道，有些我都没到过。这个单子上记下的东西是我经手出库的，还有许多他自己办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假定你这单子上所写的，还有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事实，那么林老板走私的物件还不止5千件，他来大陆才几年时间？怎么能搞到这么多贵重的文物？再说，平常在店里看到的也没那么多好东西呀！”我对小汤的说法，依旧表示质疑。

“他那些最值钱的宝贝别说外人看不到，我也看不到，鬼知道藏在哪里。有一回，她女儿放假过来，亲口告诉我，他爸爸快递过去的一件青铜盉，在纽约拍了120万美元，可是我连那件青铜盉的面都没见过。还有些在福建那边买的海捞瓷器，他干脆直接在海上交易，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水兵’（水上走私者）用渔船偷运去台湾。在海上偷运的活儿我帮他干过几次，一般接货的都是台湾渔船，挺大，有时候一雇就是几条船，甲板底下有两层，上面一层堆鱼，下面一层密密麻麻摆满了瓷器，一次每条船可以运走一两千件出水瓷，中间也会夹带一些从外地运来的古董。他经常独自去福建，到底从海上运走了多少东西谁都说不清楚！”

“你不是还兼着帮老板管账吗？”

“您以为他有那么傻？我管的那本收支账是明面上的，专门为政府部门检查所用。我感觉他在美国、英国、台湾到处都开了账户。哦，您刚才问我他怎么搞得到那么多好东西是吧？我告诉您吧，大部分关系是他来大陆之前就挂上钩了的，以往都是那些搞墓的下线将出土物件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弄出去，最近两年有时候海关查得紧点，那些搞墓的人不敢直接往外运，他才亲自来到大陆。开古玩店是幌子，真正的业务还是把东西运到国外去拍卖，人家是挣大钱的，才不在乎这一间小小门面的租金。可以说，这明面上的生意，他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主要由我打理。最后，他妈的给老子来这么一下，人财两空！”

“就因为这个你才约我出来？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问。

“我……”事情有时候的确很凑巧，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小汤的手机响了，我就听他在电话里喊了一句“老板”，接着就去门外接电话，等了好一阵子才回到座位上，匆匆忙忙地对我说：“吴老师，也没什么，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心里郁闷，刚才讲的事也就是随便说说，您别当真，只当听一故事……”说完去吧台付咖啡钱。不一会儿，我隔着窗户看见他急匆匆地上三环坐车去了。

一周后，我再给小汤去电话，想通过他联系上林老板本人，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可是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我去他原来待过的古玩城打听，有熟人告诉我，小汤去台湾继续帮林老板打理古董店了。我又去了林老板隔壁的几家店，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文物走私的情况，但是老板们似乎对此都讳莫如深。后来还是一位刚来此开店不久的甘肃小伙子对我说：“只要是老北京人或者老港（香港人）、老台（台湾人）开的古玩店，多半都有一些外国客户，韩国人和日本人最多，偶尔也有美国人和英国人。而且，那些外国人还都是回头客居多，基本上是固定客户。所以生意再不好，他们都能挺得住……”

“水兵司令”林老板撤退了，估计是嗅出了什么对他不利的气味，古玩城内有传言说国家安全部门找他谈过话。小汤也失踪了，不过我琢磨以后没准儿还会碰得上他，因为林老板再次雇用他，无非还是割舍不下大陆这边的货源，利用他来回跑跑。

中国官员收藏热（1）

2010年03月04日18:02

“我不是和珅！”

在古玩圈内泡了几年，结识了不少朋友，在北京古玩城开店的祝老板就是其中一个。原来只知道祝老板店里的古董地道，价格也奇贵，比别人店里的东西要贵很多。后来听人说，祝老板的经商之道主要是走“官货”，每年都可以出几件“大东西”，所以店里压了货他也不会降价。所谓“官货”，指的是官员收藏品，所谓“大东西”，一般指的是价格在10万元以上的古董。

我没事经常会去祝老板的店里坐坐，看看古董聊聊天，慢慢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告诉我：其实跟他打交道的客户一般并不直接是政府官员，多是一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角色。那些人对古董似懂非懂，找东西非常挑剔，要求品相完美，还要“到代、保真”。

后来，我在祝老板的古董店里见过几次这样的客人，他们多半不喜欢说话，看中了什么东西就掏出手机拍照，然后简单地问问价格，不管店主把价格开得多高，他的“临别赠言”永远只有一句话：“回头再谈！”下次真的回头来了，他再跟你玩真格的，把价格往死里还。但是，讨价还价结束后，即便成交价在开口价的基础上被砍杀过半，他们还会要求店主按照略低于拍卖会的价格给开具发票，一件10万块钱成交的东西，开出几十百八万的发票不算新鲜事，不过开发票所需交纳的税钱一般还是由客户自负。这样的客人很难知根知底，更别说找他套近乎聊些什么，问他买这么贵的古董干什么，他回答你的也永远只有两个字：“喜欢！”尽管这些人如此诡谲，还是躲不过开了几十年古董店的祝老板的“鹰眼”，他告诉我：“这些人只是些掏钱的主，并不是真正的藏家！”

为了见到这部分客人身后的“真正藏家”，我取得祝老板的同意，决定“下钩钓鱼”——将一块大尺寸的汉代蒲纹九龙玉璧交给祝老板代卖。大约两个月后，临近春节了，祝老板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人看上您那块大玉璧了，您自己来谈价吧！”自己谈价是我交代祝老板的。他在电话里还悄悄告诉我：“客人前天来过，拍过照片，我当时开的价是120万……”

到了店里，一位穿戴旧军装的中年男子正在跟祝老板聊天，见我来了，他要求留下部分押金，先将玉璧带回去给朋友看看，然后再谈交易。我告诉他这个玉璧很贵重，只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可以让朋友上店里来看。拿出去可以，但未付清全款之前，玉璧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合情合理，老古玩行里的人告诉过我，这也是游戏规则之一。对方说这样做不方便，下次再联系。

第二天，我又接到祝老板的电话，说对方答应了我的要求，但要我答应去了他朋友家不要乱说话。我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在出租车上，那人让我喊他老顾，再一次叮嘱我不要讲话，等他朋友看过以后，我们俩再回店里单谈价格。

老顾的朋友住在城西一幢别墅里，别墅外表很一般，里面的装修也未显豪华。保姆将我们迎进客厅落座后，通告说：“先生用完早餐后就会出来。”

我趁闲环顾四周，客厅里摆了一组线条简单的木沙发，尽管木料上等，但由于上面垫了海绵垫和布扶手，看上去也就跟普通的木工板沙发没什么区别，遮掩了几分奢华。其他还有四只花几，面上各摆了一只成色不错的紫砂盆，种了四株名贵的兰花。四壁墙上挂有四幅古画、两幅现代名家书法挂屏。潜意识告诉我：这栋别墅的主人是一位有着非凡文化素养的人，应当是学者或老艺术家之类。

“你朋友的品位很高哇！”我试探着问老顾。

“那当然。”看样子，我说些拍马屁的话，还是不在老顾禁止范围内的。趁着主人未出台，我决定先声夺人、引鱼上钩：“明代‘出头官帽椅’两对、茶几两只……”

“木器你也懂？”老顾问。

“买卖古董，什么东西都得略知一二吧？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现代仿品！”

“你别瞎说！跟你讲过的！”老顾紧张了，马上记起事前跟我有过“不乱说话”的君子协定。

“你别急，话没说完呢！别看这两套官帽椅是仿品，但是怎么也要值两三百万，这用料可全都是货真价实的上等海南黄花梨呀！”听我这一说，老顾才松了一口气。什么朋友，看来他与这家主人的地位相差悬殊。就在此时，我听见客厅里间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听见我们的谈话后止步。

看来“鱼”已靠近，我越发提高音调，一吐为快：“这四角一组紫檀花几看上去不起眼，却真正是地地道道的明代中期作品，每一只花几的拍卖价都在50万元上下；此外，你可别小看花几上的这几盆兰花，每一盆的卖价都在这四只明代花几的总价之上！”

看来老顾对此道一窍不通，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我接着卖弄，目的当然不是吹给他听，而是藏在里间的那位呼之欲出的主角儿。

“老顾你看啊，东面那一盆叫莲瓣兰，单株最高成交记录244万元人民币；南面这一盆叫感恩荷，最高成交记录80万元一苗，盆里种有3苗；西面那一盆叫天逸荷，最高成交记录180万元一苗，盆中种有2苗；北面那一株叫绿云，你看它叶似碧波、青翠欲滴，粉中点紫的两蕊并生，若碧波中一对金童*、亭亭玉立。这种兰花本来就是花中*，这一株造型高雅，富于奇趣，看上去还像是原生种，这价格无法评估，文人雅士若能得此一株，倾家荡产也不算冤枉！”

经我这一番吹嘘，老顾似乎暂时“梦里不知身是客”了。他情绪亢奋起来：“墙上那几幅字画还要更加值钱吧？”

我故意压低嗓门：“我告诉你啊……”

“是民国画匠仿宋人之作，对吧？”冷不丁，主人边说边走进客厅。此人看上去长我十几岁，大约古稀过半，但身材高大、胸挺腰直、精神矍铄，一派军中儒将气质。

“老首长！”老顾起身谦卑地打招呼。

老首长摆了个让他落座的手势：“看来你今天给我引见的是一位高手哇！”

老顾不知说什么好，我起身作答：“老首长过奖了，哪里呀，我只是一个喜欢收藏的退休教师。您才是高手！一进您这客厅，我就大饱眼福……”

“对对，老张一进门就是这么说的！”老顾顺着我继续拍马屁。这“老张”是我在古董圈内用得最多的姓氏，张三李四，让人好记。

“我不是什么老首长，行伍出身，原来在南方工作，现在也跟你一样，退休了，没事在家里喜欢搞搞收藏！”

“你那只玉璧拿出来给首长看看吧！”老顾显然不想让我在此多待，迅速切入主题。我从包里取出玉璧，摆放在茶几上。

老首长用放大镜看了大约一两分钟，明确地说：“好东西啊，正面九只‘过壁龙’，这一只是王，这一只是王后，旁边都是文臣武将、嫔妃人等。反面为五只花龙，两面合计则是‘九五之尊’！应当是汉代王侯的陪葬品，尽管裂痕大了一些，但是这么大尺寸的玉璧被泥土重压近两千年，没有破裂的痕迹谁敢认它？再看这破裂之处，朱砂沁色老旧，非常开门，极为难得！市场上这种仿品很多，真家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告诉我，你是从哪里买到这只玉璧的吗？当然，不方便说就别说，这一行的规矩我懂！”

看起来，我今天也是遇上“真人”了。我一时兴起，立即进入角色、假戏真唱起来：“都是藏友，没什么不好说的，前几年在古玩城的古董店里‘淘’到的！看起来老首长的眼力比市场上那些鉴定专家还更厉害，一定藏了不少宝贝吧？”

“走，我带你看看去……”尽管老顾心存芥蒂，连连对我暗使眼色，但老首长此刻却兴致所至，毫无顾忌地把我带进楼上的书房。

记者认识不少大小藏家，也见识过不少私家宝库，有珍品满架的私人博物馆，也有赝品遍地的“国宝庄园”。毫不夸张地说，像老首长这样的书房还真仅此一见：一壁线装古书，其中不乏珍、精、孤本，尽藏纳于两架明代紫檀书橱之内；一壁名人字画，垂于素色纱帷之中，有宋代《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所作的《西湖烟云图》、有唐人张旭的狂草《古诗二首》，这两幅字画都堪称*。更为珍贵的是，书柜里还藏有一本宋代名人雅士的小品画册，内收集了苏东坡等8位书画诗家的精品书画。据我所知，像这样的小册子在拍卖会上拍出过上千万元的天价；窗户底下立着一张雕龙刻凤的清代红木条案，上面摆放着一只硕大的明代“八仙过海”紫檀笔架，笔架上悬挂着几支明清两代的和田玉杆毛笔，还有历代古砚台数方；另一壁是一排博古架，架上的古董寥寥数件，远不及我在别处看到的那么海量，但其中不乏珍品重器。我能辨认的几件是：战国龙虎纹漆面白玉六棱出戟尊一件，高约40公分余、战国乳丁纹羊脂白玉尊一对、汉代凤纹白玉梳一把；新石器时期彩陶若干件、汉代水波凤纹青釉罐一对、南宋官窑青瓷尊一件、宋代龙泉凤耳瓶一对、明洪武青花凤纹双耳瓶一只……

“老首长，您这儿可是方寸之间藏天下呀！”回到客厅，我由衷地发表观后感。

“没那么夸张吧？我可不是和珅噢！有些是孩子们从海外买回来孝敬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多年的淘换，还有一些是朋友之间的赠送……”谈到酣畅，老首长留我一起喝了一壶碧螺春。茶话间，我大概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些个人信息，大多在我意料之外：学生兵、高级将领、离休老干部。他有十几个子孙，半数在国外，还有些在国内政府部门从事不同级别的领导工作。

两天后，老顾给我打电话，愿意出30万买下我那只大玉璧，我坚持说120万一分也不少。老顾不知道要高价只是我设下的局，在电话里愤愤地说：“哪有你这样卖东西的？你以为你是在拍卖呀？在古玩城买东西最多给一半价！你把我给坑苦了，人家还等着我办事……”

最终还是祝老板出面解围，他给老顾出了个主意，让他告诉老首长，我那块玉璧送国家博物馆做了仪器测试，结论是仿品。老顾在他的店里另外挑了一件30多万块钱的古董，临了还在祝老板面前痛骂我不够哥们、太抠门！祝老板向我透露，老顾原来是老首长的部下，转业后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任公关顾问。祝老板最后还提醒我：“别忘了我们的约法三章！”我说：“当然！”

我事先与祝老板的“约法三章”是：不曝光所有当事者的真实姓名、职业和社会关系；不影响所有受访者的社会声誉和利益。

中国“雅贪”集锦

2003年11月13日，河北省唐山看守所。

早上7时，两名狱警拎着一只大饭盒走进一间重刑单人牢房。

“吃饭吧！”狱警对犯人说。

脸色苍白的犯人朝狱警惨淡一笑，将目光移向刚搬进来的小饭桌，上面摆着几样他平常爱吃的饭菜，外加一瓶酒。他尽量保持外表上的平静，若无其事地吃了几口饭，搁下筷子，从床上拿出一张字条：“可不可以替我递给我的家人？”

狱警接过字条，上面简单地写着两行字：“昨日忘了交代，两幅清代楹联退还 × × ×，他的事未能帮上忙……”

狱警离开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名法官进来，向犯人宣读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依法核准河北高院判处其死刑的裁定和死刑执行命令。

上午8时17分，面无人色的死囚犯身披刑具被几名武警押出牢房。门外，几名武警和一辆大车守候在那里。犯人最后匆匆看了一眼天空，在两名武警的帮扶下，木讷地登上刑车。

车上有一张小床，还有一些用于固定四肢的设施。死囚犯被蒙上眼睛带上那张床。不一会儿，四位身着白大褂、面戴大口罩的护士先后上了刑车，轮流将早已准备好的四支注*先后注入一个通电注射容器。护士们离开后，观察室里的行刑人员按动通电注射器的按钮，将里面的液体推进死囚犯的血管里。据说，四位护士小姐手里的注射器，有三支灌装的是葡萄糖，只有一支灌装的是能使人在最短时间内走向死亡的致命毒液。当然，这四支注射器究竟哪一支灌的是葡萄糖、哪一支灌的是毒液，护士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行刑程序，可以减小行刑者的内心压力。

大约过了20秒钟，一阵短暂的痉挛过后，年轻的死囚彻底撇下了他的官位、他的财富、他的珍宝、他的亲人，用自己选择的注射行刑方式结束了昙花一现的生命，独自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他叫李真，罪名是贪污受贿巨额金钱财物。李真入狱前曾是河北省红透半边天的政治明星——28岁升任省委第一秘书，34岁调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政厅级干部。同时，听说他还是一位隐形文物收藏家，很多古董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家藏珍宝，但一直到他行刑前，很少有人亲眼看过他究竟藏了一些什么。

2004年4月，记者听河北的朋友说有一场“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将在石家庄举行，届时会有一批李真的收藏品集中亮相。于是，几天后记者即时赶往拍卖现场。

“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在石家庄市“东方龙大酒店”四楼拍卖厅举行，此次拍卖共有李真收藏的619件古董和现代珍贵工艺品，吸引了不少收藏界人士的眼球。据举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3天预展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者达到1万多人，其中不少参观者表达了强烈的竞买意向。

听河北的一位同行说，他曾经到李真家看过他的部分藏品，实际上还远不止展出的这些，李真亲口对他说，他收藏的许多文物精品连省博物馆都没有。那位同行还告诉我，比起别的贪官，李真收受文物贿赂的手段“很仗义”，收藏品位也很高，他有几不收：事情没办好的不收、求助者个人掏钱的不收、不具备文物价值的古董不收。给李真送文物的大多是两类人：一是在他担任省委书记程维高的一秘时，一些巴结省委书记想升迁的官员；二是他出任国税局局长后，一些想偷税漏税、减免税收的企业主。前者送古董花的钱可以巧立名目公款报销，后者送出去10万元古董，可以为自己的企业省去几十上百万元税收。所以受贿者“心安理得”，行贿者也能“乐得所图”，皆大欢喜。

4月14日上午10时，拍卖会正式开始。拍卖师刚走上拍台，一位工作人员突然疾步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字条。拍卖师看过字条以后宣布：“刚刚接到此次拍卖的委托方——河北省检察院的通知，在619件拍卖物品中，有60多件拍品属于国家级文物，予以撤拍。撤拍物品包括古代瓷质钵盂1件、清代窑变釉天球瓶1件、清代花鸟瓷匾1块、恐龙蛋化石1个、明代青瓷花瓶2只、白瓷花瓶2只、李大范墨梅图轴1件、刘墉十三行真迹1本、古代玉器48件……”

尽管部分文物撤拍对竞买者的热情不无影响，但剩下的拍品最终还是全部成交。这次李真受贿物品的拍卖，开创了中国贪官受贿文物专场拍卖的先河，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官员收藏文物现象的高度关注。

李真文物受贿案公开曝光后，有人给中国贪官的*形式添加了一个新品种，叫“雅贪”。其实要认真考究起来，这“雅贪”与“雅贿”的事儿真还算不上李真的首创，这词儿也算不上网友们的新创。中国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因而以文物古玩行贿，早就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了。往远里说，那只脍炙人口的贡品“和氏璧”，距离我们就有2600年左右了；再说“雅贿”这词儿，它就是算不上“高古词”，至少也算得上是“古词”。太远古的不说，也说说“明朝那些事儿”。据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一书中揭露，明代奸臣、大贪官严嵩以爱好收藏闻名于世，引来百官争相效仿，一面收受属下行贿的古物，一面又用那些东西转送严嵩以作升迁的敲门砖。沈德符在书中记载：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直至想要贪占名画《清明上河图》。”这位文学家据此评判道：严嵩“贪残中，又带雅趣。”沈德符以后，这“雅贪”、“雅贿”之词就开始流传了。

传至清末，“雅贿”、“雅贪”现象在官场上被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官员们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来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到了民国，又有一人将“雅贿”和“雅贪”之勾当发挥到登峰造极，此人就是东陵大盗——北洋军阀孙殿英。此人虽出身行伍，却深得发“雅财”之道，1928年7月，孙殿英花费7天7夜的时间，率兵盗掘了皇陵地宫，盗取了无数稀世珍宝。这以后为了压制国人众怒，他将盗得的两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与何应钦、将乾隆脖子上的108颗宝珠送给了戴笠、将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将慈禧嘴里含着的一颗名贵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

新中国成立后，这“雅贿”和“雅贪”一词曾经销声匿迹，可是到了“*”期间，一伙祸国殃民之徒一面仿效秦始皇焚书坑儒、做尽毁灭中华文化之恶行，一面却私下疯狂索取“雅贿”，大量贪占国家文物。据*反革命集团窃夺文物的清单记录：在“*”中，*、叶群贪占国家文物字画1 858件，图书5 077册；陈伯达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名，从北海调来2 800多方铜印子和砚台，拿走了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其中有徐悲鸿的画46幅。字帖301册，古书5 355册；黄永胜贪占国家文物342件，古书5 702册；吴法宪贪占国家文物151件，古书620册；李作鹏贪占国家文物579件，古书1 494册；邱会作贪占国家文物188件，古书1 161册……

*集团如此，“四人帮”集团也不例外。记者在采访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博物馆顾问孙学海老人时得知，他在“*”期间曾担任过国家文物保管工作，经常亲自接洽“四人帮”反党集团骨干江青、康生之流派来索要国家珍贵文物的人。那些人打着借用的幌子，一不打收条、二不打借条，空口白话，仅凭“军管会”的军代表一句话，或点点头，或象征性地交几块钱，就强行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据为己有。

如果说在“*”当中，有能力做“雅贪”侵占国家文物、索取“雅贿”的贪官仅限于少数上层权贵，那么，在“*”结束、文物市场放开后，贪官收受“雅贿”的现象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有人戏称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开始跑火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受贿案就是典型事例，听当地同仁们介绍，此贪官平日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近女色，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在马继国落马受审后，检察人员在他家里查获了整整5箱的名人字画、古瓷古玉等赃物，价值昂贵。

在李真、马继国身前身后，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有“雅贿”罪嫌的贪官。

2002年，与李真同在一省为官的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因犯受贿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和无期徒刑，在两位贪官被依法没收的财产中，都发现有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仅薄绍铨一人，就接受“雅贿”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等等。

2001年，原沈阳市市长、大贪官慕绥新因贪污罪被判处死缓。此人嗜古董字画如命，按照古董的价值高低回报“雅贿”者不同级别的官职。据办案人员介绍，当他们进入“慕府”后，“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从金银饰品到玉器珠宝、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十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清理了三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文物和工艺品近400件。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都是有求于他而送上门来的……”慕绥新获刑后，他的第二批赃物在沈阳拍卖，16幅名家字画成为现场买家的竞买热门。

被称作“慕马案”的另外一位主角——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南京被注射执行死刑后，他那至死未能说明来源的价值1 068万元的巨额财产被拍卖，其中就有他“收藏”的大量名人字画、珍贵文物和奢侈工艺品。

“双规”前夕突然失踪，后来经查证叛逃到美国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据称先后向美国转移的文物价值亿元以上。此人将“收藏”名贵的寿山田黄石作为活储蓄，凡来求官办事者，只要送上田黄石即可如愿以偿。福建一位寿山石收藏家向记者透露，近30年来福州出土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落入周金伙手上。该收藏家曾亲眼见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石，每块价值都在200万元之上。

原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王天义，案发之前在当地也是一位“著名收藏家”。案发后经查实，此人在职期间，曾先后收受他人赠送的文物达数百件，家中陈列的古董和字画之多堪称“私人博物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王天义受贿的财物主要由这些价值高昂的“礼物”构成。在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中，收藏品的最低评估价值总计高达600万元。这些收藏品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 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动物四条屏、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价值18万元的*邮票全套和红特邮票全套等。

已被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副市长李乘龙，经查实先后收受他人行贿的文物近千件，其中有106件经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专管文物，后被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物馆收藏。

原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邹建新曾被人戏称“藏宝局长”。这位“藏宝局长”被批捕后，办案人员在他的秘密仓库里搜查出大量古董，有高档青田石雕、古瓷、古玉、名画等。为了避免招来外界猜疑，邹建新还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专门用来存放这些藏品。后经专案组查证：邹建新的藏品绝大部分均为收受他人贿赂所得……

尽管上面所列举的接受“雅贿”的贪官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一时半刻还难以根除这种密室里的“隐形收藏”现象，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还会经常不绝于耳。如：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一位在字画拍卖环节的“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如果送2 000元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有的人都不抬眼看一下，送多点钱吧人家又不敢要。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纷纷告诉记者，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一面在拍卖获罪贪官的赃物，一面依旧有人将这些赃物古董重新买回去，继续用于另一场“雅贿”。一批“雅贪”倒下去，另一批“雅贪”跟上来，接过“前辈”的藏品，前赴后继，誓将这一场“另类收藏”进行到底。

其实，中国官员收藏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雅贿”代替了头些年的送酒送烟、送美女、送脑白金，几乎已成为屡见不鲜的事了。只不过现在行贿者的社会身份与过去那些送礼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过去送礼的人绝大部分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他们送礼的目的多半为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如：子女升学、就业，本人调动工作、加薪等等；而现在搞“雅贿”的人则大部分都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他们将这种贿赂视作一项基本投资，打进成本核算，诸如：批项目、批土地、批贷款、谋猎权重。一句话，通过这种变相的钱权交易，达到牟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1）

2010年03月04日18:02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上一种奇怪的现象，当一群人围绕着一个大命题有滋有味的讨论、纷争，甚至是深陷迷宫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失去了前提！”呵呵！于是，所有参与讨论者立刻陷入了茫然：向后看，一切原有的逻辑化为乌有，一切原有的推理陷入悖论；向前看，前提是那么虚幻、立论是那么遥远……

记者在做文物流失内在原因调查时，就曾遇到过这种“痛失前提”的现象。先期逻辑非常清晰，良性循环：保护国家文物——防止文物外流——打击“三盗”（盗墓、盗捞、盗窃）和走私——堵住源头、收缴赃物——保护国家文物……可是调查到最后，记者却突然发现：我们根本无法接近这一逻辑的前置对象，我们所要保护的文物在哪里？它们的认知标准又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认为记者是在故弄玄虚，因为从地域上讲，我们所要保护的文物无非一部分在国外，一部分在国内。从收藏形态上讲，一部分在各级各类博物馆，一部分流散在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则深藏于未经发掘的原始遗址中。从文物定义及属性上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里都有明确阐述。

继续往下走，我们将会发现难题所在：对于已经非法出境、流散国外的中国文物，现实告诉我们——鞭长莫及。这些年，尽管我们年年“强烈抗议”、奋力追讨，可是收效甚微。虽然也曾有过一些成功追回的案例，但几十年追回的文物总数，往往赶不上海关几天的文物流失量。而且，办这种事还得看当事国的心情好不好，是否有别的事有求于中国，否则哪怕是证据确凿，我们喊破嗓子也徒劳。更何况那些盗墓者、走私者，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记者采访时，就有西方记者嘲笑我们是“贼喊捉贼”。至于花钱去赎买，那更要闹笑话，就算我们愿意忍气吞声找各种借口去洋人的拍卖场上拼杀，要想把数以千万的流散文物都买回来，恐怕最多也只是一个美丽的“爱国梦”而已。

那么，我们可以保护的对象主要就剩下国内这一大块。对于国内博物馆等收藏单位的已知文物，只要给予足够的人力和财力，保护起来并非难事。而对于数量最大、流失危险性最强的那部分文物，因为它们生于非法、流通于黑市，而且还有高仿品如影随形、真假莫辨，使之被掩盖于黑幕之下，阻塞于瓶颈之中，要对它们施加“保护”，我们只有撕破黑幕、打破瓶颈。

撕破黑幕，毫无疑问就是要打击形形色色的文物犯罪分子。而“瓶颈”何在？记者通过数年的专题调查后认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瓶颈”有三个：一是政策瓶颈，二是技术瓶颈，三是国民素质。

虽然说盗墓这个行当古往今来未曾歇业，但是繁荣到今天这种地步恐怕算得上是“登峰造极”。自打中国文物全球跑火以来，盗墓者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先拿下陕西、河南等高古之都，夺取先皇后帝之暗藏，再分兵边陲及远古遗址，掏尽天工造物及塞外奇珍异宝，然后各路兵马汇集北京，争夺元明清诸王御器珍玩，最后“兵分三路”，将大量可以成为国外市场高端商品的文物，借“海陆空”国道走私出境，或成为国外拍行的天价标的，反复被炒卖，或成为外国博物馆和收藏者的藏品；少量无法出境或低价古董则滞留国内市场，混迹古玩摊店或黑市交易，成为没有户籍的“文物私生子”。

记者涉足文物市场多年，亲身参入市场交易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文物收藏家以及他们的藏品也见过很多，可以负责任地下一个结论：我所到过的国内古玩市场，不管它们挂出什么样的招牌，古玩城也好、旧货市场也罢，没有一处不是以真假出土文物为主打卖点的；我所见过的收藏者，没有一个人家里没收藏出土文物的。而现在对于中国文物管理部门来说，的确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依据国家《文物保护法》严格执法，数以万计的古玩市场基本上全军覆没，七八千万收藏者和众多古董经营者恐怕半数以上都得被投进大牢，剩下的一半侥幸者则是得益于眼神不好，耗资费时淘换回来的藏品全部是假货赝品。

管理者处境尴尬，收藏者也一样怨声载道。大家费尽心力、财力淘回来的出土文物，依照法理判定那就是贼赃，属于国家所有。你能卖吗？你能公开展示吗？都不行，违法。碰上不缺钱、而且真正好古识古的主子还好说，将那些“文物私生子”藏于密室谨供自己和家人玩赏。但毕竟绝大多数贪古淘客不说是完全冲着钱搞收藏，可也没多少人有能耐只进不出，一件都不卖，还得“以藏养藏”，赚一点儿钱再买不是？

你要卖，问题就来了。往哪儿卖？回到潘家园，你多少钱买的，也就只能多少钱卖，*不离十，眼力好的赚个功夫钱就不错了。送到拍卖公司去上拍，没门儿！你这是明令禁止交易的出土文物，谁给你拍？接下来，只好兵分两路了：胆子小的，自己去古玩城开个店或委托那里的朋友代卖。胆子大的，一不做二不休，通过各种渠道将宝贝儿走私出境，去国外拍行或古董市场找出路。于是，这部分“文物私生子”就变成了漂泊异乡的“文物流浪儿”。别看这些“流浪儿”在潘家园仨瓜俩枣就可以搞定，可一上异国拍场，可能立马就身价百倍，碰上好心人想要将它们赎回故里，那还得伤筋动骨，花上大笔真金白银才能办到。

世上有些事儿怪就怪在说不清道理，就拿这件认养“文物私生子”的事儿来说吧，那些去国外赎买“文物流浪儿”的养父养母，媒体给他们封了个绰号叫“爱国者”，养子更是贵为“国宝”。而在国内含辛茹苦、沙里淘金的养父养母们可就憋屈得慌，别说自己的收养行为被称作“违法”，就连那些养子们也上不了正当户口，被人贱称“贼赃、黑货”。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就遇到过很多此类令人费解、令法律尴尬的怪现象。

“俞兴伟现象”

古越之地水土好，经常会出一些擅长行为艺术的特殊人才，如绍兴人鲁迅笔下的“多乎哉？不多也”、“窃书不算偷”的孔乙己，还有挨揍以后自娱“儿子打老子”的阿Q，他们都能于无奈的生存环境下，创造出一些超乎常人的举动，给自己残存一份聊以*的精神空间。

前几年，浙江农民俞兴伟先生也秀了一把精神胜利法，但与以上两位仁兄不同的是，他的行为艺术不是用于安慰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钟爱的一样情结。故而由此，在文物界冒出“俞兴伟现象”这一说。

俞兴伟先生的家乡在浙江嘉兴市的一个剪纸之乡，他从小受到乡风熏陶，对古老的乡土文化怀有浓厚兴趣，17岁时，就从师学艺，开了一家仿古陶艺和雕刻作坊，当起了小老板，并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收集流散在当地民间的一些古老石器和陶器。后来通过阅读地方史志，他渐渐对自己陆陆续续收藏的一些出土文物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知道其中不少器物属于距今6 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这以后，俞兴伟多了一份心思，他要以一己之力，大量收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历史遗物，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有朝一日让家乡的马家浜文化像河姆渡文化一样弘扬于世。

从此，嘉兴城南一带的农村，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年轻的“拾荒者”，不分寒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回穿梭于羊肠阡陌之中，收购一些当时被人们得而毁弃的石斧、陶罐之类。

十年过去了，尽管俞兴伟的手工艺收入不算少，但仍旧四壁空空、家境贫寒。他的全部积攒只换回一大堆破铜烂铁、旧石残陶。开始几年家人和邻里都不理解，觉得他神经有问题，后来城市里的古董热悄然兴起，许多文物贩子也纷纷活跃于乡间地头，收购这些东西拿到外地去倒卖。这时候，当地人又开始猜疑俞兴伟有先见之明，肯定指着家里那些古董赚大钱、发大财。的确，在此期间，也有不少文物贩子慕名前来，要高价收购俞兴伟收藏的古董。可是，小伙子仿佛另有所图，毫不为之所动，一件东西也不卖。乡里人越发奇怪了：俞兴伟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也想像别人一样，将那些古董走私到国外去天价拍卖？

外界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渐渐地，俞兴伟还真生出一样野心，不过跟别人猜测的倒卖赚钱完全两回事。那一天，他坐在房间里，一遍遍摆弄自己十年“拾荒”的战利品——数百件历史遗物，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战国、秦汉，直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同一区域出土这么完整的文物，对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区域发展史都有着重要价值。俞兴伟心想，自己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攒了十多年，图的是什么？假若为了几个钱把这些东西卖了，使之流散，往后国家再想重新去系统收集这么多历史信物谈何容易？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泛起：他要创办一家“马家浜文化博物馆”。

有了梦想，俞兴伟越发千方百计地寻找藏品。越到后来，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价格越抬越高，俞兴伟不管不顾，只要有目标，他便找到物主死磨硬泡，宁可少吃几顿饭、少穿几件衣，都要千方百计地把东西搞到手。有趣的是，在外面他找人家泡，回家别人找他磨，要买他的藏品，有些出价高的一件东西就答应给几千上万块钱。有时候俞兴伟也动过心，几百件东西都卖了，那最少也是几十上百万的收入啊！有那么多钱，在农村盖一幢小洋楼完全不是问题。但思来想去，俞兴伟还是选择了坚守自己收藏文物的初衷——只进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