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3
不过，金庸已足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了。在他所选择的那条路上，他已经做得最辉煌、最伟大，确实也没有第二个文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了。
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吴思
王子爱上了灰姑娘，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这类童话之所以流行不衰，是因为灰姑娘和丑小鸭们喜欢读，读了愉快，读着上瘾，她们需要这样的白日梦。有了这样的需求，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便冒出了许多灰姑娘童话的变体，譬如《简·爱》，就很像灰姑娘故事的英国近代版。
早就有人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些年，金庸编织的成人童话风靡汉语世界，2001年又大举进军影视，席卷了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那么，金庸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席卷中国的白日梦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如此上瘾地读金庸，显露出我们内心和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
金庸对武侠的想象色彩缤纷，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当然，有能力伤害别人，并不一定就要使用这种能力。真正的武侠，可以称为侠的人，一定要有武德，要遵守天道，不仅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害人，还要保护弱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侠就是凭一己之力匡扶正义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我们愿意当这样的人吗？如果需要算计一下再做回答，那好，请留意以下几项条件。
第一，当这样的人门槛很低。无须特别的家庭背景和超人的资质，我辈寻常人就可以入选。入选后，也无须吃特别多的辛苦，莫名其妙的几次奇遇就能使你获得常人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积累起来的功夫。保持这种功夫，还无须戒酒肉，更无须远女色。
第二，一旦成为这样的人，便会有美女——通常还不止一个——芳心暗许，闹得你的生活充满月影花香，情趣盎然。
第三，你的大名在江湖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敬。凭着这个名头，走哪儿吃哪儿，华服美屋，还动辄有几百两银子的进项（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二十两），无须当牛做马为稻粱谋，永远不必为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操心。
第四，法律管不着你。哪怕杀人如麻，大侠们也没有通缉逃亡之苦。没有查夜，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住店也不用登记姓名。
其实，不用这么充分的条件，只要有一两条就足够我满意的了。孔圣人说，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即使执鞭之类的事我也做。如果不可求，那我就干自己喜欢的事了（《论语·述而》）。金庸笔下的大侠既富且贵，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正义的事，受人感激的事，但愿这等十全十美的好事能让我撞上。
我们当然知道，维护正义是很麻烦的。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检查官、律师和法官们，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麻烦，勉勉强强还未必能维持一个大概的。指望一个武术高手在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不过神话恰恰是既省事又省心的故事。我们特别怕麻烦，怕费心，怕受约束，还怕合作，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怕走复杂的组织程序，怕背诵复杂的法律条文，我们幻想舍弃这一切麻烦，不支付任何代价，像呼唤神灵一般地把正义从空中呼唤出来。
原来，我们的白日梦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懒汉的富贵幻想。
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拥有匡扶正义的地位，凭借暴力获得立法和执法权威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想象了一个比皇上还幸福的角色，也就是大侠。
皇帝还有许多不自由，还有上早朝的义务，处理公文的义务，不能睡懒觉，不能自由出入民间，被迫忍受许多约束。明朝的正德皇帝就因此深感痛苦，与文官们闹了一生。武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自由权利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总之，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
我得承认，金庸对帝制颇为反感。在他笔下，凡是有一统天下的野心的人，几乎都是大号的反面角色。但是，设身处地替皇上想一想，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一统天下正是追求社稷安全的合乎逻辑的行为。大侠凭着独步天下的武功不受任何威胁，皇上只有剪除异己才能不受任何威胁。在寻求绝对安全的意义上，追求绝顶武功的人，与追求天下一统的人，实属一丘之貉。
其实，做改良的皇帝梦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很喜欢做。皇帝梦中的许多东西，也是人类普遍的幻想和渴望。譬如公正，强大，受人尊敬，衣食不愁，美女如云，安全，有成就，匡扶正义，偷懒，不受管束和约束，不干没有意思的苦工，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来，这些幻想不仅简单幼稚，而且自相矛盾。但我们愿意梦想的恰恰是这种简单幼稚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愿意不愿意，而在于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譬如皇上享受的一夫多妻制度，扣到女性头上显然不公道，当代男人也不敢再拿这种制度当真，于是金庸笔下就飘出了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的爱情气息。与几百年前的《水浒》和《三侠五义》比起来，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西方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出现了。经过这些调整，金庸编织的梦境就更对当代人的胃口，更容易通过具有当代口味的良知或超我的审查。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中国人从自己的悠久历史中发现了核心秘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财富、出尊敬、出美女、出成就、出一切。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枪杆子的幻想，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先例。孙悟空，梁山好汉，都是超强暴力的拥有者。他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即使那些大魔头，由于武功高强，也成为人们羡慕尊敬的对象。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假如换一个社会和时代，幻想的对象大概就不再是武侠，而是亿万富翁，似乎那才是西方男人的幻想中心。体现这些幻想的作品有《百万英镑》、《基督山恩仇记》，还有那些畅销的关于巨富的传记。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那么肆无忌惮所向披靡。这就是说，对加害能力和自卫能力的热切幻想，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切幻想，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缺陷。中国的合法暴力控制者长期失职，因此公正问题格外严重。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的社会有病，所以我们特别馋这些东西，在幻想中大口吞食这些东西。
在金庸笔下，男主人公最后总是赢了，清除了对自身和江湖的重大威胁，挟神仙美眷飘然而去。不过在我看来，更普通因此也更深刻的问题此时刚刚出现：大侠赢了以后怎么办？大侠在逃避了追杀，赢得了美人心，清除了各种威胁之后，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就好像我们大多数人如今每天面对的问题一样，那时候，他怎么过？如何养家糊口供房子？当保镖？当武术教练？他不觉得口中寡淡吗？如果这种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不到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民族还不成熟？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懒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
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
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钱理群
我对金庸毫无研究，仅仅是他的作品的爱好者；因此，我今天的发言，无法进入金庸作品本体，仅能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谈一点看法。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谈谈我个人对金庸的接受过程。说起来我对金庸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我正在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却又不免有些怀疑：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但后来有一个时刻我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这时候，我想起了学生的热情推荐，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没料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一天，读《倚天屠龙记》，当看到“生亦何欢，死亦何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时，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这不正是此刻我的心声吗？于是将它抄了下来，并信笔加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了我的一位研究生。几天后，收到回信，并竟呆住了：几乎同一时刻，这位学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这四句话，并且也抄录下来贴在墙上，“一切忧虑与焦灼都得以缓解……”这种心灵的感应，我相信不仅发生在我和这位学生之间，发生在我们与作者金庸之间，而且是发生在所有的读者之间：正是金庸的小说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摒弃在外吗？
是的，金庸的小说的出现，对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研究，讨论，作出回答。或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一个比喻：在台球比赛中，一球击去，就会打乱了原有的“球阵”，出现新的组合；金庸的小说也是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结构“打乱了”，并引发出一系列的新的问题。
现有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一直是以“新、旧文学”的截然对立作为前提的，而且是将“旧文学”（包括被称为“旧小说”的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以及“旧戏曲”）排斥在外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现代文学史”也就是“新文学史”。应该客观地说，“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这种近乎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并不是今天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新文学的提倡者（如鲁迅、胡适等人）的“过于偏激”，“割断历史”造成的；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旧文学”，他们对刚刚诞生的新文学是采取“不承认主义”、“不相容”态度的，因此，“新文学”以与“旧文学”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对之进行激烈的批判，都带有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意味。而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新文学不但没有像某些旧文人预言的那样，如“春鸟秋虫”“自鸣自止”，而且逐渐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史叙述（即“新文学史”）体系，进而成为唯一的“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体系，其中是没有“旧文学”的地位的。于是，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在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中，“旧文学（体式）”——无论是通俗小说、诗词， 还是传统戏曲的创作潮流尽管有起有伏，却从未停息过，事实上成为与“新文学”——新小说、新诗、话剧创作相并行的另一条线索，但却不能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要为“旧文学（体式）”争取自己的文学史上的存在权利。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两个不同的时代（20年代与90年代）所提出的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五四”时期“旧文学”对“新文学”的压制，而否认今天“旧文学”争取自己的文学史地位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而反过来否认当年“新文学”对“旧文学”统治地位的反抗的合理性。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步：为什么当年尚处幼年时期的“新文学”能够迅速地取代“旧文学”在文坛上的主导地位？有一个事实恐怕是不能回避的：尽管中国的“旧文学（体式）”有着深厚、博大的传统，但发展到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已经出现了逐渐僵化的趋势，不能适应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出现的“现代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新的思想、感情、心理的需要，并且不能满足他们的新的审美企求。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要求；中国的传统文学发展到20世纪，必须有一个新的变革，变而后有新生。——我曾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言”里提出：“抱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文学对传统文学所进行的革新、改造正是为传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新机的，其生命力也在于此。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变革”固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但“采取什么方式变”却是可以有（而且事实上也是存在着）不同的选择的。也就是说，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变革方式并不是唯一（或唯一正确）的。这个问题也许今天回过头来进行总结，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事实上，从“五四”（或者可以上推到19世纪末）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变革方式的不同选择。新文学采取的是一种“激变”的方式，即以“形式”的变革作为突破口，而且是以激进的姿态，不惜将传统形式搁置一边，另起炉灶，直接从国外引入新的形式，自身有了立足之地，再来强调对传统形式的利用与吸取，逐渐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激变的方式的，无疑是新诗与话剧。——当然，这里所作的概括不免是对历史的一种简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即使是早期白话诗的创作，也仍然有着旧体诗词的某些痕迹，不可能彻底割断，所谓“另起炉灶”是指对传统诗词格律总体上的摈弃。尽管今天我们可以对这种变革方式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性的分析，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忽视的：即使是新诗与话剧这类从国外引入的文学新形式，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被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所接受，成为中国新的文学传统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如果没有先驱者们当年那样的绝决态度，恐怕传统形式的一统天下至今也没有打破。但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变革方式，即“渐变”的方式。记得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家曾主张传统京剧（也包括其他传统剧种）的改革要采取“移步换形”的方式。他主演《宇宙锋》、《贵妃醉酒》，几乎每一次演出，都有新的变化，但只移动一步，变得都很小，让已经稳定化的观众（即所谓“老戏迷”）都不易察觉；但集小变为大变，变到一定阶段，就显示出一种新的面貌，也即是“换形”了。通俗小说的变革（“现代化”）也是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五四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尽管已经采用了白话文，但在小说观念与形式上都与传统小说相类似，当时的新文学者将其视为“旧小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到了30年代，经过一段积累，终于出现了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的“大家”，其对传统社会言情小说的“换形”已昭然可见；同时期出现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等的武侠小说也传递出变革的信息。到了40年代，就不但出现了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刘云若、予且这一批名家，对传统武侠、社会言情小说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为金庸等人的出现作了准备，而且出现了被文学史家称之为出入于“雅”、“俗”之间的张爱玲、徐讠于、无名氏这样的小说艺术家，这都标志着传统通俗小说向着“现代化”的历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样，五六十年代，金庸这样的集大成的通俗小说（武侠小说）大家的出现，不仅是顺理成章，而且自然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比较：新文学由于采取的是“激变”的变革方式，一方面很容易出现因对外来形式的生搬硬套或传统底气不足而造成的幼稚病，却并不妨碍一些艺术巨人的超前出现：鲁迅正是凭着他深厚、博大的传统与世界文化（文学）修养，他与中国现代民族生活的深刻联系，以及个人的非凡的天赋，自觉的反叛、创造精神，在新文学诞生时期就创造出了足以与中国传统小说及世界小说的经典作品并肩而立成熟的中国现代小说；可以说正是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同时期其他杰出的作家（如小说方面的郁达夫，诗歌方面的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散文方面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戏剧方面的田汉、丁西林）的创作实绩，才使得新文学能够在短时间内，不但争得了生存权，而且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扎下了根（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及大学文学史课程）。而通俗小说的渐变方式，则决定了它的艺术大家不可能超前出现，必得要随着整体现代化过程的相对成熟，才能脱颖而出。但通俗小说的最终立足，却要仰赖这样的大师级作家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金庸——有了他所创造的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有了他的作品的巨大影响（包括金庸小说对大、中学生的吸引，对大学文学教育与学术的冲击），才使得今天有可能来讨论通俗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进而重新认识与结构本世纪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我们的这种讨论，并无意于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及其经典作家鲁迅与金庸之间作价值评判，而是要强调二者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有着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特点。除了已经说过的“激变”与“渐变”的区别外，这里不妨再说一点：新文学的现代化的推动力是双向的，既包含了文学市场的需求，也有思想启蒙的历史要求；而通俗小说则基本上在文学市场的驱动下，不断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尝试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未充分展开，我们这里仅是把“问题”提出而已。
前面已经说过，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是自有缘由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把这种对立绝对化，就不免出现了偏颇。金庸的出现，与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更引发出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注意到二者的对立（区别）同时存在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补充。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许多现代文学的名著在90年代都被改编为电视或电影，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的改编都引发出各种争论，最近《雷雨》电视剧更在《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应该说，原小说（戏剧）与改编后的电视剧（电影）属于不同的文类，前者是我们说的“新文学（新小说、话剧）”，后者则属于“通俗文学”，它们有不同的文学功能，不同的价值标准，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因而也无须在二者间比较高低，但却可以在各自的艺术体系内去讨论其艺术的得失，并作出相应的评价。比如说，曹禺的《雷雨》，按作者自己的说法，原本是“一首诗”，剧中的氛围、人物，都具有一种象征性：主人公繁漪就是作者所说的“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雷雨式’性格”的化身，因此她在剧中的言行都是极端的，或者说是被剧作者极度强化了的，追求的是心理的真实与震撼力，而非具体情节、细节的真实；而电视剧《雷雨》是一部通俗的社会言情剧，改编者首先面临的是要使繁漪的性格、言行为观众所理解与接受，就必得对繁漪与周萍、周朴园父子感情纠葛的发展过程作细致的交待与刻划，自然也要考虑市民为主体的观众的欣赏趣味，从而增添了许多原著所没有的情节与细节；我们只能根据通俗剧的艺术要求去讨论其增添的得失，而绝不能以“不像原著”为理由否定改编者的创造。这里强调的是“原著”与“改编”不同，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二者的联系：上述新文学代表作能够被改编成通俗剧，这个事实至少说明，这些“新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了“通俗文学”的某些因素（因子）。像《雷雨》里的情节原素，诸如“少爷与丫环”、“姨太太与大少爷”之间的偷情，“父亲与私生子”之间的冲突，失散多年后“父（母）与子”、“夫与妻”的相认等等，都是通俗言情作品的基本情节模式，电视剧作者看中了《雷雨》，自是显示了一种眼光的。这种眼光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联系：尽管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通俗小说”（当时称为“旧文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但这种对立并不妨碍通俗小说因素向新小说的渗透与影响（反过来也一样）。即使是像茅盾这样的当年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将，现在人们也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言情”因素，并据此而改编成社会言情剧：如果我们不固守“新旧文学水火不相容”的观念，就不应当把这类改编看作是对新文学的亵渎，并通过这类新的文化现象，不断调整与加深我们对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的认识。最近我读到了一篇博士论文，谈到了“《庄子》和上古神话的想象力传统”的问题；作者认为，这一传统的未被充分认识与继承，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遗憾，因此，鲁迅的《故事新编》里，对庄子与神话想象方式的继承，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强化与消解，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参看郑家健：《神话·〈庄子〉和想象力传统》， 载《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我基本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 并引起了这样的联想：如果说“《庄子》和上古神话的想象力传统”只为鲁迅等少数新小说家继承；那么，或许可以说在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中，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讨鲁迅的《故事新编》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某些内在联系呢？——其实，《故事新编》里的《铸剑》中的“黑色人”就是古代的“侠”。提出这样的“设想”，并不是一定要将金庸与鲁迅拉在一起，而是要通过这类具体的研究，寻求所谓“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内在联系，以打破将二者截然对立的观念。
由金庸的出现引发出的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的上述思考，也还可以引申出更广泛的问题，例如“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等等。在这些领域，同样存在着将“新（话剧，诗）”、“旧（诗词，戏曲）”截然对立，而将后者排斥在现代诗史、戏剧史叙述之外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这样的“结果”是有历史的原因的；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就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要提出的问题是“重新检讨我们的历史叙事。我们怎样成为‘现代’的？我们如何通过‘现代的历史叙事’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历史？这个重新组织的后果是什么——强调了什么，排斥了什么，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对现代性的处理，在哪些方面能够提供我们反思现代性的资源？”（参看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1期）这就涉及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等一系列的新的问题。目前，这类的讨论在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才刚刚开始，出现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应该更充分地展开，同时也要提倡进行新的研究的实验与探讨。例如从两种体式——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传统戏曲，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相互对立与渗透、制约、影响中，去重新考虑与研究本世纪中国诗歌、戏剧与小说的历史发展——这不仅是研究范围的量的扩展，而且在“彼此关系”的考察这一新的视角中，将会获得对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某些质的认识。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进行这类实验性的研究，必须谨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避免出现新的片面性。我这也是有感而发的。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合作，选编了一本《20世纪诗词选》，试图用选本的形式对本世纪的旧体诗词的创作，做一个初步的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以确立其文学史的地位，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的这一尝试得到了旧体诗词作者的支持，收到了许多来信，使我们更坚信这一工作的意义。但有些来信在对旧体诗词长期不被重视表示了正当的不满的同时，却将其“归罪”于五四新诗运动的发动者，进而对新诗作了全盘的否定，这些观点不仅是不能同意的，而且使我们产生了新的忧虑：这不仅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不免使人联想起当年（五四时期）对新诗的抹煞。我们今天对历史的重新审视绝不能退回到历史的起点上。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与周作人有关新文学运动的一些思考与意见。周作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文学发展）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文艺上的宽容》，文收《自己的园地》）他因此认为，“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即新文学者——引者注）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但在白话文已经取得主导地位，古文“已经逊位列为齐民，如还不承认他的华语文学的一分子……这就未免有些错误了”。他据此而提出了“将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的主张（《国语文学谈》，文收《艺术与生活》）。——不难看出，我们今天提出要给诗词、通俗文学及戏曲创作以文学史的地位，与周作人的思路颇有接近之处。但鲁迅却另有一番考虑：他始终坚持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立场（包括对“欧化文法”的借鉴），而对“文言的保护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在他看来，“开倒车”是随时可能的（参看《答曹聚仁先生信》、《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今天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一地步：无论是新小说，还是新诗，话剧，都建立起了稳固的地位，不再可能发生全面的“开倒车”，即重新恢复旧文体的一统天下，但在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却不能走到否定五四新文体的极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警惕仍是值得注意的。正如周作人所说，“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虽然也无足怪，然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文艺的宽容》）；我们所强调的“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在相互矛盾、对立、制约与渗透、影响中的发展”，这既是尊重本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符合文学多元、自由的（而非独断的）发展的历史要求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与评价有关作家、作品——无论是小说、新诗、话剧，还是通俗小说、诗词、戏曲，都要实事求是，掌握分寸：必须看到，在各种“新”、“旧”文体中，都有大量的平庸的作家、作品，真正的“名家”、“大家”是并不多的，而且又都是存在着自己的缺陷与不足的。鉴于长期对通俗小说、诗词与戏曲创作的忽视，我们今天的研究，对这些领域的成就，作比较充分的肯定与强调是必要的，但也要掌握好“度”，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文学史的严格的评价尺度——当然不是以新小说（新诗，话剧）的尺度去评价通俗小说（诗词，戏曲），或是相反；而是要建立起、并且坚持各种体式自己的价值尺度，这自然是要在长期艺术实践与理论总结中逐渐形成的。不过一定要有“尺度”，而且要严格掌握，不能搞“无高低，无等级”的绝对的“相对主义”，那是会真正导致文学史研究，以至文学创作整体水准的降低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也很复杂的问题，以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
孔庆东
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会觉得惊讶，说金庸，那不是写武侠小说的吗？借助武侠小说来谈爱情，这合适吗？在很多朋友看来，武侠小说不就是写那些英雄豪杰们没日没夜地打架、杀人、喝酒，不就写这些的故事吗？从这些故事里边要探讨爱情，是不是好像是让李逵来绣花，让张飞来画画，让窦尔敦唱小曲，是不是不合时宜？其实我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张飞他还真会画画，而且专画美人，张飞是以画美人见长的。在杀场上能够浴血奋战，给人一个非常粗豪这样形象的人，他同时也可以非常秀雅，非常文雅。
而上述我所提出来的这种担忧，其实正是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对武侠小说误解的一种反映。很多人以为武侠小说就是武打小说，我们很多中学老师没收学生的书就说不许看武打小说，所谓武打小说在他们理解起来就是暴力文学，教孩子怎么打架的教科书，就是粗制滥造的低俗文学。而这些朋友不了解，武侠小说也好，通俗小说也好，其实只是我们给文学分的类，只是文学中的某一个类别，这些类别只是说它们有不同的特点，而不是说它们在艺术价值上有高有低，通俗小说不见得它不高雅，不见得不严肃，而那些所谓的非通俗小说，我们想想发表在所谓严肃刊物上的那些小说，它们都是精品吗？它们都高雅吗？不是说你写某一种类别的东西，就决定了你的高下，就好像我们大家从事的工作，当教授就一定高雅吗？在木樨地卖馒头就一定低俗吗？这可不见得。所以类别只是一种特点上的划分，而不能决定它的高下，看文学作品跟看人一样，不能看表面上的名目。比如大家看我今天穿这衣服，不能代表我就会武功，其实我不会打架，我连我的夫人都打不过，我可能只能打过我家那只猫。所以不能只看这个表面现象，武侠小说里面它就不能写出非常精彩的爱情吗？我想读过武侠小说的人，会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是一流的武侠小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会对这个提出疑问。但是，我们不去讲他的武侠，就看金庸小说里边的爱情，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是一流的爱情小说。今天我们可以说金庸写爱情之广，写爱情之深，写爱情之奇，可以跟世间任何言情大师一决高下。所以今天我们《百家讲坛》的这一讲，就来看看金庸笔下爱情的深广性和它的典型性。
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之一：英雄美人式
一般的武侠小说都是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射雕英雄传》也不例外。它的主要人物是男性的，郭靖，这是它所要塑造的成长的一个大侠，周围有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加上江南七怪，还有全真派，一大堆人。但是我们看，从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历程来看的话，郭靖比较笨，主人公比较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智商大概是三四十、五六十，就是他学东西非常慢，人家学一遍、几遍就会，他几十遍都不会，他的好处就是永远地学下去，永远地练下去，直到会。如果不是他后来认识了黄蓉，如果不是靠着黄蓉一路引领他，帮助他，甚至是护导他，郭靖就不可能后来武艺大成，成为一代大侠。作为一个英雄人物，郭靖是远远没有诸葛亮的智慧，岳飞那种胆略，排兵布阵这些方面他都是外行，大事小事都是黄蓉领导着丐帮，或明或暗地指点他，一到紧急时刻都是黄蓉帮他想出一个奇妙的招数，化险为夷。所以说没有黄蓉，郭靖就不能正常地成长。所以说黄蓉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是郭靖的“精神辅导员”、“政治导师”，很像一个班里边，一个学习比较差的男生，这老师给他安排一个学习很好的女生，是班里的学委加团支部书记，所以这个郭靖才能正常地成长，而这种描写是此前的武侠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郭靖与黄蓉两个人的合作是力量与智慧的合作。而力量与智慧哪个重要？智慧当然要比力量更重要，所以郭靖这个人物是在黄蓉的映照下完成的。
我们再从人物语言上进行分析，《射雕英雄传》中女性的语言压倒男性的语言。因为在小说中，哪些人物重要，往往体现在这个人物说的话是否重要上。我们想想你读过的其他小说，重要的人物，他的话一定是重要的，比如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很重要，因为他的话是重要的。而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最会说话的人是黄蓉，她说的话多，她说的话有权力，有优势，有压倒性，而且有艺术含量。而郭靖呢，这个一号英雄，被设置为一个说话不太行的人，很木讷，有时候看上去好像很口吃，结结巴巴，他没有话语权。在和黄蓉相处的过程中，他只是靠自己的一颗纯朴的心，黄蓉是处处占上风。黄蓉不仅跟郭靖这样一个不太会讲话的男性说话的时候占上风，她跟其他那些能言善辩的男子对谈的时候仍然是具有优势，比如说欧阳克，比如说周伯通，都是能言善辩的，但都不是黄蓉的对手。她说话不仅口才好，而且有学问，这一点更是出人意料。一般的小说中可以写这个女的能言善辩，可以写她口齿伶俐，说话不饶人，这可以做到，但是这女的说话很有学问，比男的有学问，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般的小说写男的可以说话少，但他说一句就把女的压倒了，但是这里面黄蓉是压不倒的。小说中有一场就是黄蓉和“渔、樵、耕、读”四大弟子来斗嘴，那么他们在这里面篡改前人的诗句，篡改经典，对对子，人家给她出一个“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黄蓉对“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然后她一句一句，唇枪舌剑，把“渔、樵、耕、读”四大弟子骂了一遍，读者感到非常精彩，没有办法驳倒她。对方只好欺负她是一个女性，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因为看郭靖背着她，说你们怎么“男女授受不亲”，让郭靖背着你，引用孟子的话企图来羞她一下。可是黄蓉断然反唇相讥，说“孟夫子最爱胡说八道”，她一下子就把你们引经据典的那个圣人给推倒了，把儒家心目中的那个圣人推倒。她说他的话怎能信得？然后这个话可不是一时的气愤之言，她是有理有据的。下面就说了四句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这首诗一句一句都是针对孟子之言的。《孟子》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寓言，说有一个乞丐，他有一妻一妾怎么怎么样，黄蓉说既然是一个乞丐，怎么可能有两个妻子呢？饭都吃不上家里还有两个妻子？孟子还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天天到邻居家去偷鸡，黄蓉说邻居家哪来那么多鸡，天天给你去偷？这都是不合理的。还有儒家都是推崇孟子、孔子周游天下，去说服那些政治家，贩卖自己的思想，但是黄蓉敏锐地指出，当时还有周天子啊，周天子还在啊，最高中央领导人还活着呢，你到各个省去游说什么呀？你这不是谋反吗？你这不是要颠覆国家秩序吗？所以她的批判使对方哑口无言，就是使我们这些做学问的读者读来，也觉得，小丫头有两下子，小丫头不错，就是你很难把她驳倒。所以在这些谈话面前，在这些男性面前，她的光彩是那样的鲜艳，光彩四射，使男性都黯然失色。
如果从审美关系上看，《射雕英雄传》中的女性，以黄蓉为代表的女性，她不是简单地成为男性的一个审美对象。我们知道很多小说中写女性，写得女性很美，很可爱，但是这种描写，实际上是把女人看成是男人的一个观赏对象，就是她是好看的。所以我们看小说中写女人的容貌，写女人的身体，往往占了比较多的篇幅，小说中很少去描写男人的容貌，男人的身体，因为女人是要给男人看的，所以这是男女不平等社会的一种现象。而在《射雕英雄传》中，女性总是主动地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比如黄蓉一出场，她是打扮成一个小脏孩儿，一出场不是光彩照人，打扮成一个小脏孩儿，又黑、又丑、又脏，她不让人看见她长得漂亮，她不需要用自己的漂亮来吸引人。她为什么喜欢郭靖呢？因为郭靖爱她不是爱她的美貌，后来她穿上漂亮的衣服了，恢复本来面目，她说“我穿这样的衣服，谁都会对我好，那有什么稀罕？我做小叫化时对我好，那才是真好”。她和郭靖的友谊，是起源于她做小叫化的时候，这种人和人之间真诚的情感，而不是那个欧阳克一看，这个小丫头长得很漂亮，所以他处心积虑地追她。所以她知道郭靖是好人，是真正的好人。所以在这个小说里，作者所表达的不仅是女人的社会需要和自然需要不可忽视，应该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一种理想的两性文化的展望。从《射雕英雄传》中可以看出，只有两性互补的状态，才是人类的理想的状态，男尊女卑固然是不好的，但是你矫枉过正，说一定是女尊男卑，说现在这男人太坏，压迫女人，咱们颠倒过来吧，我们退回到母系社会吧，还是女人做主，男人在外边干活就行了，那样也不是理想的。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不合理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黄二人的爱情受人喜爱，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道理。两个人一个比较木讷，一个比较机敏；一个其貌不扬，很本分，一个很漂亮，但是精灵古怪；一个纯朴少知，一个机变博学；一个豪迈大度，一个活泼俏皮。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正好像手足一样互补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黄蓉的巧慧是郭靖质朴的补充，而郭靖的天拙，有时候又能克制黄蓉的机巧，有时候她这个人太聪明了，全是鬼主意，有时候想使点坏，但是郭靖是非常纯朴的，他有一个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所以这两个人才肝胆相照，生死相依。我们不能说《射雕英雄传》就是弘扬女性主义的作品，但是他的确写出了理想中的一种男女爱情，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也找不到这样的爱情，但是它可能存在，它永远吸引着人们去找，所以这一组爱情受到了最广大的欢迎和羡慕。
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之二：感天动地式
《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可以说是金庸小说中，也可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感人的爱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这个爱情流过多少眼泪。这个爱情首先它是充满了反叛性的，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它写的是爱情与封建礼法的冲突。我们知道《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南宋，南宋是个什么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这个礼法开始加强、开始森严的时代。在那个时候，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是不被理解的，因为在名分上他们是师徒，封建礼教特别讲究名分，不顾实际情况，不管你们两个人之间感情，所以他们一说相爱了，所有人都不能理解，所有人都不能同意，说你这是混账，简直是禽兽的行为。第一，小龙女是杨过的师傅；第二，你管她叫姑姑，你怎么能和你的姑姑结为夫妻呢？没有人会理解他，甚至郭靖这么伟大的一个豪侠，他把手放在杨过的头顶上，说“你再坚持，我就一掌打死你”，但是面对这样的生死威胁，杨过不为所动，他不懂得这些礼法，他知道这个威胁，但是他心中只有一个纯朴的念头，就是我喜欢她，她喜欢我，这有什么错？在这方面，他呈现出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气魄。英雄气魄可以表现在战场上，可以表现在国家大事上，但是在爱情中，在个人爱情中，同样可以表现出一种英雄气魄。死就死了，我认为我没有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号称个性解放了一百多年的今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想想今天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谈恋爱，家长能让吗？校长能让吗？社会上得有多少人来给你做工作呀——孩子，迷途知返吧，你错了，或者说这个男生从小就心术不正，或者说这个女老师心术不正，勾引青少年，他们身上肯定会被泼上很多很多的污水。没有人会去想，他们两个人如果是纯真的相互喜爱，这有什么错？所以考虑到南宋的时代，这个反叛性它具有的这种震撼力就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