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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文集　

无论中西“文化”之异还是左右“主义”之别，都必须以基本的人道为基础，以基本的人权为底线。在“中西”与“左右”之上，有个更为重要的人道与反人道之别。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秦晖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秦晖简介　　　　　　　　　　　　　　　　　　　　

秦晖，1953年12月生。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研究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他还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化中的农民群体研究”。

近年来，秦晖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并提出了以“契约转换”为核心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他既反对以“交易成本最小化”来解释改革的新制度学派观点，也反对以批判“货币主义陷阱”和“市场万能论”为特色的“后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的解释。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东欧改革的“失败”既不能归因于姓“社”姓“资”，也不能归于渐进、激进，更不能归因于“以强权压制公共选择来减小交易成本”。他主张区分改革前的两种“非市场经济”类型，即工业文明时代以最优化数理方法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科学计划”经济，和农业文明时代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浪漫主义“命令经济”，以及区分改革前的两种社会体制，即保护—束缚功能对称的“和谐共同体”，和功能不对称的“不和谐共同体”。对改革的目的，无论是效率改进还是公平改进而言，脱离上述两种类型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脱离“科学计划”要付出效率损失，而脱离“命令经济”无须付出此种损失。脱离“和谐共同体”的过程要实现帕累托改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脱离“不和谐共同体”则只是一个放弃“负帕累托改进”的简单问题。但这种不同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有时效性，因此中国与东欧转轨的成败还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而改革模式的选择仍是个尖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对农村改革、国企改革、股份制和证券私有化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案例调查。他认为经济转轨的实质是契约转换，其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的公正分配而不是“交易成本”的减小，是公共领域的改革而不是私人领域的改革。这里不存在效率与公正的悖论，而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才是真正的选择所在。

作为历史学者，秦晖的研究历程始于1978年，当年他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方向是“土地制度与农民战争史”，关注的时代则在明清。此后二十多年来他的视野不断拓展，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关中、云南等）、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

目前研究的重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业-土地-农民问题，前工业社会的不同模式、农民社会现代化的不同模式。

在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与清华大学）开设过的课程有：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农民学、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中国古代史等。

曾获：中国高校教师霍英东奖（1991年）、陕西省社会科学成果奖（1990年）、五次获陕西师大科研成果综合奖（1987年、1988年、1991年、1993年、1994年）、陕西师大青年优秀论文奖(1989年)等。个人承担并完成了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田园诗与狂想曲》；参加国家六.五——七.五规划的历史学科重点项目多卷本《清代全史》与《清史人物传稿》，以及陕西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十卷本《陕西通史》等。

主要著作：

1、《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3、《天平集》，1997年，新华出版社。

4、《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1998年，广东教育出版社。

5、《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199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6、《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

7、《学问中国》（合著），199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

8、《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

9、《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五四新论》（合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

11、《陕西通史·明清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陕西通史·宋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3、《陕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合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南非之魂：曼德拉》（编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

参与撰写的集体著作：

1、 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二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秦晖撰写第二章）。

2、 清史编写委员会：《清史人物撰稿》中华书局，1986年（秦晖撰写《高氏传》等部分栏目）。

3、 郭琦主编：《陕西五千年》陕西师大出版社，1989年（秦晖撰写宋元明清部分约19万字）。

4、 赵文润主编：《中国古代史新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高等师范学院教材，秦晖撰写清代部分9万字）。

5、 史念海等编：《可爱的陕西》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秦晖撰写宋元明清、历代农民战争、思想文化部分）。

古籍整理、点校：（明）吴珄：《柴庵疏集》、《记忆》（二种合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

他主编的《农民学丛书》除上述第一、二两书外，还包括：

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肖正洪译，秦晖序。

J·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李玉琪译，秦晖序。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户经济研究》。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史》。

　　　　　目录

随笔与时评

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事件

“良心”与“常识”基础上的“学问”

《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

“形式主义”，还是腐败之一种？

“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

反对把素质教育与考试对立起来

拒绝“原始积累”

国有资产如何公平“减持”？

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

产权改革与民主

从“义务”到“志愿”

“长沙案例”的联想

谈“‘出口’新娘保证‘质量’”

彼基金与此基金

被拐卖者的“责任”问题

缠足、隆乳与“文化”比较

怀念慎之先生

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纪念9·11一周年

反恐必须反对原教旨主义

思想文论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与苏俄之比较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社会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的对话

化“边缘人群”为稳定因素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自由是主义之母——记住两个托马斯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思无涯，行有制

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评摄影集《麦客》

论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序

小城镇的优点与广阔天地的作为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

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

坎坷而执着的十年转轨

“城市的空气”

“边缘人第二代”，还是公民的时代?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从法治角度看舆论监督

公正之神为改革护航

关于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

学术论文

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论匈牙利转轨（之一）

“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论匈牙利转轨（之二）

告别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过程回顾

“分”之罪？不“分”之罪？——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

产权改革与工人参与——波兰特大国企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改造的案例分析

起点平等的产权改革模式——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一

持续五年的“新布拉格之春”——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二

从“捷克奇迹”到“捷克陷阱”——捷克经济转轨述评之三

捷克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四

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

“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

论“警察民粹主义”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文化传统和中国改革

谁，面向哪个东方？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

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外贸顺差逆差与“经济中心”

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

反思大跃进

否定的自由：高调还是低调？——读哈耶克有感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关于“新蛮族征服论”与拯救文明之路——与盛洪先生商榷

“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

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

村治与民主：从大共同体本位向公民社会转型中的乡村组织演变

附录

秦晖教授与网友交流录

随笔与时评　　　　　　　　　　　　　　　　　　　　　　　　　

　　　“良心”与“常识”基础上的“学问”

吴敬琏先生去年关于“基金黑幕”的谈话和今年初对股市泡沫的批评，引出五位经济学家联合在媒体上激烈的反弹。连同由“庄股跳水”引发的大跌市，形成了蛇年新春一桩广受关注的热点新闻。

这次争论在我国经济学界可以说前所未有。这不仅在于大众传媒广泛介入、官民雅俗普遍关心，而且更在于：这次争论有明显的社会利益分化背景。用我的话说，它不是“分不分家”之争，而是典型的“如何分家”之争。

过去我国思想界的争论多基于“左”与“右”、“改革”与“保守”、“渐进”与“激进”的歧异，在经济学领域则是对市场自由和国家统制之间各种程度的偏好之争。然而，这次争论的双方我们却很难用上述逻辑来评价。指责吴先生的五位学者固然都摆出一副“捍卫市场经济”的姿态，娴熟地运用几十年来我们很熟习的“主流—支流”分析法来为股市这个“婴儿”做保姆。而吴先生也在国内外久有“吴市场”的盛名，他不仅不是计划经济的辩护者，也不是（就我对其著作的理解而言）对市场持保留态度的凯恩斯主义者，我甚至没有听到他批评所谓“激进市场改革”——尽管即便市场化的拥护者中如今这种“渐进派的批评”也很时髦。他对市场经济改革，包括对产权改革、对健康的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支持，可以说并不亚于他这次面对的批评者。

然而在同样赞成市场经济、而且也很难说谁更“激进”的双方之间何以会发生这种尖锐分歧、甚至国外的凯恩斯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这经济学两大“主义”之争也很少以这种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说怪也不怪，笔者曾以生活中的常识说明这一点：一个危机中的大家庭不太可能为是否分家的争论而打架，却很可能为分家不公而打架或打官司。东欧转轨成功的典型如波兰，挫折的典型如俄罗斯，据说都搞了“休克疗法”，不仅谈不上分不分家之别，就连分得多少快慢之别也难说，那悬殊的结果不就是公正与否造成的吗？我国以平分土地为起点的农村改革，和很大程度上具有“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的某些国企改革，成效之别不也明摆着吗？其实，在转轨时期“如何分家”之争比分不分家之争更尖锐，这本是人之常情、史之常事。

过去方向相反的另一次“转轨经济学论战”很能给人以启示：

20世纪20年代，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轨”的苏联曾经产生过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等名著，这些著作的论证重点都不是计划经济如何优越，要不要（与如今的“分家”相反）“归大家”，而是讲的如何“归大家”之问题，布哈林的“无产阶级超经济强制”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都是直奔这个主题的。后来苏联发生了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转轨经济学论战：布哈林（这时他已放弃了“超经济强制”主张）的“和平长入”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论。布哈林主张相对公平地对待农民，以经济利益吸引他们自愿“归大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主张把农民当成“殖民地”而“剥削”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计划经济本身，两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分歧，布哈林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他甚至始终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可以存在货币和工资，更不承认“价值规律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不是“共产狂”，他甚至不主张搞农业集体化！可见在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上，布哈林并非更“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非更“左”，他们对计划经济本身认识的分歧比“古典自由”和“凯恩斯”对市场经济本身认识的分歧还要小，但当时那场“转轨经济学论战”的实质意义与尖锐程度绝不亚于今日，原因就在于转轨经济学本身并不突出要不要“分家”（或者要不要“归大家”）的问题，它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分家”（或“归大家”）。在已经建成了计划经济的时代，“市场社会主义”与教条社会主义的区别很重要，正如在已经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地方，凯恩斯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很重要一样，但在转轨进程中，这两种区别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无论“分家”（“归大家”也一样）是分到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五十，都有一个分得是否公平的问题，这才是公众最关注的。布哈林后来因为他对农民的同情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后人怀念他，不少人尊他为当代改革的理论先驱。其实如上所述，他的理论还是很正统的，未见得与“市场社会主义”有多少关系。他得罪于当道，与其说是因为其理论，不如说是因为其良心。（有一本写布哈林等人的名著，就叫《革命的良心》）而斯大林在那场“转轨经济学”之争中本来是赞成布哈林的，后来他在利用布哈林击败普氏所属的“左翼反对派”后接着便收拾了布哈林，并以比普氏严酷得多的方式“解决”了农民问题。“既然割下了脑袋，就不必怜惜头发了”，对他的这一名言，说什么左啊右啊的已经毫无必要。显然，主张市场经济但谴责“基金黑幕”，与主张计划经济但反对虐待农民一样并不需要涉及太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它们出自人的良心！

学者也是人，当然要讲良心。不过只有良心是成不了学者的。学者还要讲“可行性”。不过有些事情的“可行”与否，似乎也不是非常深奥。我们搞改革图什么？无非是图更多的公平、更高的效率，同时在追求这二者的过程中又希望尽可能保持社会稳定。那就让我们从公正“分家”走向公平竞争吧！公平竞争出效率，公正“分家”保和谐，这不也是常识么？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公平的“分家”可以形成“亲兄弟，明算账”的局面，不仅保持了和谐，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即提高效率。相反，“分家”不公不但可能导致“兄弟”反目成仇，引起严重冲突，那不明不白的资产也很难进入“明算帐”的理性交易程序，从而加大交易成本，造成效率损失。前者一举而三得，后者一误而三失，何者“可行”何者否，道理不是明明白白的吗？由此观之，是坚持公正而揭露“黑幕”还是捂住“黑幕”任意“圈钱”更有利于保护股市这个“婴儿”，不也很清楚吗？如今很多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其实也简单。只要心中有良知，脑中有常识，有些问题其实不难弄清楚。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是不能光凭良心与常识就能解决的，这就体现了学问的重要。至少在人文领域，我们需要在良心与常识的基础上发展学问，如果破坏了这一基础，那“学问”至少就有些可疑了。

随笔与时评　　　　　　　　　　　　　　　　　　　　　　　　　

　　　《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

我并不认同“文革”对“帝王将相文艺”的“左”倾讨伐，但如果“帝王戏”越过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荣”，恐怕也不正常。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从80年代起，史学界与文艺界都一反民国以来对“满清”的贬斥，竞相掀起歌颂清代帝王的浪潮。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尔衮、孝庄文皇后，个个雄才大略，人人奋发有为，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这种全盘否定远古传统与极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潮并存现象很耐人寻味。90年代后，“大清颂”的调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现“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或七个慈禧等等）闹荧屏”的景观。这里除了市场经济中娱乐文艺自然繁荣的成份外，因回避现实的遁世自娱式“说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戏说乾隆”式帝王剧在大陆出现了青胜于蓝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近来帝王剧出现了新景观，这就是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资、高档次、权威参与、“大片”派头、舆论宣传加上市场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热”。面对这个满口现代话语的有为之君大红大紫，一些史学家乃至爱新觉罗后人纷纷作证说雍正的“政绩与人品”的确伟大，该剧从“大的氛围”、“历史事件”直到“器物层面”的细节都很“真实”云云。倒是据说改编所自的小说原作者二月河委婉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高大全” 的雍正难以认同，对电视剧“把雍正塑成无私无畏的、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颇有微词。

的确，电视剧中的雍正与二月河小说中的形象已判若两人，而与历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万里。应当说这部片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精彩的，要求创作的作品完全真实而不虚构更无必要。问题在于该剧编导打着“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雍正。该剧也确实是按照极鲜明的价值取向来编排的，并非消闲性的“戏说”可比。然而该剧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一远离所体现的取向更属落伍。从“戏说”乾隆到“歪说”雍正，标志着近年来帝王剧景观的一个新发展，而如果说遁世的“戏说”本无害，欺世的“歪说”就更无益了。予以辩正，诚属必要。

雍正是不是无私的“道德皇帝”？

历史上的雍正政绩虽无剧中夸张的那样显赫，但应当说还是个有为之君。传统史观因其残暴而抹杀其政绩的确不公，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一点上是几成共识的。然而在专制的“家天下”，有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奇。如唐太宗的杀兄诛弟、霸占弟媳、逼父夺位，武则天的连杀亲子乃至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明成祖的叔夺侄位、株连“十族”，隋文帝的谋杀小外孙而篡其国，等等，就反映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之恶的规律和专制极权具有的“道德淘汰机制”。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历史观没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国能力与其“得国之正”混为一谈。过去人们以雍正“得国不正”而漠视其治国之绩；如今的电视剧为张扬其治国之绩而把他的“得国”说得高尚无比，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陈腐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观念而在于事实。与历史上的其他“得国” 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点在于他的“得国”不仅在后世常受谴责，而且在他在位时就有“流言”顶着严刑峻法而四处播散。为了平息指责，雍正挖空心思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以自辩，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就是以这本奇书中的雍正自道为基础而进一步拔高的。

根据这种说法，雍正本无心于大宝，只是目睹时艰，“为社稷百姓着想”，又受了父皇嘱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做了这“有国无家”、尝尽“人间万苦”的社会公仆。而他的政敌则个个阴险恶毒，以私害国害民，大搞鬼魅之伎，与他不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线斗争，而且有善与恶、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人品较量。他们不顾雍正的宽宏大量，怙恶不悛，死不改悔，不仅在雍正继位前妄图篡国，而且在整个雍正年间都猖狂作乱，从煽动社会风潮、策划宫廷阴谋直到发动军事政变，为破坏“新政”、谋害雍正而无所不用其极。而雍正在忍无可忍时才发动正义的反击，但依然宽宏待敌，仁至义尽。通过雍正自己粗茶淡饭，却给大逆犯曾静享用丰盛御膳、自己大义灭亲杀爱子，却对主要政敌“阿其那（狗）”不忍加诛等“感人场面”，电视剧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爱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荡皇恩！

这样的歪说也未免太离谱了。封建时代的宫廷阴谋往往成为千古之谜，说法众多难以统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问题上无论怎样众说纷纭，严肃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评价雍正政绩的人在内。因为该书的拙劣编造早在当时就已是欲盖弥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为禁书。正如我国一流清史专家集体编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简史》（多卷本《清代全史》简编本）所说：“由于胤禛与隆科多合谋取得帝位，事出仓猝，密谋不周，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气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义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这样一种连雍正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编造，这部“历史正剧”的编导却不仅全盘接受，还锦上添花，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冯尔康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倡导给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誉雍正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冯先生对雍正伪造历史的劣行也深有体会。中国素有标榜直笔的“史官文化”，虽然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干预修史，造成“实录”不实，但像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涂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冯著：《雍正传》522页）宫中档案尚要改，何况《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种爱好当然不是闲得无聊，实在是他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国”而言，虽然九重之内的许多细节已成千古之谜，民间种种流言也未必可信（如改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之说显然不实），但今天已能确证的事实是：

第一，康熙暴卒于畅春园时，胤禛与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控制着局势，真情如何只有他们二人清楚。而《大义觉迷录》所讲的“八人受谕”（即雍正到畅春园以前康熙已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下达了传位诏谕）之说纯属编造。他为何要编造呢？

第二，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仍存故宫内第一历史档案馆，它之为雍正伪造是铁证如山的，冯尔康先生也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同上书62页）当然，冯先生并不认同雍正“篡位”说，但他没有解释：不篡位为什么要矫诏？

第三，康熙末年诸皇子在朝臣中声望最高的是皇八子胤祀，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皇十四子胤禵，而胤禛（后来的雍正）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继位大出人们意料。这一背景是明摆着的。

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全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禵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一时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称自己不识隆才，“真正大错了”，说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时“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东华录》雍正五年十月）当年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话从何说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庄而不往，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显然，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的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五十二年（即康熙死前九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同上书48页）。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禛还是胤祀，其治国思想都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是“歪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绘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突然猝死虽史无确证，但包括推崇雍正之治的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内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敌胤祀、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猪、狗，受尽虐待，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由雍正初年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全的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天下读书人”挑衅皇帝之说是否成立？

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宣传而抬高雍正倒也罢了。这部“正剧”的特点恰恰是按鲜明的观念来剪裁、组装的。这一观念就是：“天下读书人”清流误国，结党乱政，而雍正皇帝依靠家奴治国，推行“新政”，为民作主，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新政”始终。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该剧精心编造，把历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据乾隆说也“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清史稿·允传》）的“八王”胤祀说成雍正一朝反对派势力的总首脑，让他猖狂活动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虚构的阴谋兵变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这个臆造出来的总司令麾下，聚集了编者想象得出来的一切恶势力：从贪官污吏、关外满洲八旗守旧贵族直到举着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读书人”。也真亏他想得出来！极端反汉化的关外八旗守旧贵族与代表汉文化正统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团结起来与皇上作对！

片中屡屡出现关于“清流”乃万恶之渊的现代话语，突出表现雍正敢于杀言官、诛谏臣、惩治“科甲朋党”、为得罪“天下读书人”而不惜“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豪举。

应当说历史上的雍正的确有此倾向，他对科举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宁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尤为厌恶。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朱批谕旨·朱纲奏折》）的独夫，雍正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对君主保持某种独立的“海瑞罢官”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洁己沽誉”的“巧宦”比那种唯君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也因此惩处了一大批“操守虽清”而奴性不够的儒臣，如李绂、杨名时等。虽然喜欢奴才而讨厌“海瑞”是历代皇帝的通病，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还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义的。而雍正不但在行为上不能容忍独立人格，在理论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观，公开批判“洁己沽誉”的清流传统，因此他的确有典型性。

今天看来，传统士人的确有诸多劣根性：在意识形态上，道学虚伪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体制上，科举入仕之途造成知识人与官吏身份合一；作为依附于皇权的权贵层，他们不仅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抗衡皇权的贵族精神。而在某种情况下，儒生的迂腐确实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臣任用奴才，对雷厉风行地贯彻其治国主张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当时背景下确也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说，雍正的“反儒”与现代意识对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对的不是“天下读书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对连在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颜直谏的精神都加以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

如今人们常对“宫廷戏”、“辫子戏”充斥荧屏啧有烦言，对清官、忠臣形象满天飞而公民、人权意识萎靡不振多有批评。但老实说，像《雍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

《雍正王朝》在编造“历史”上走得多远，以下可见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总督”是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鄂尔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绩与影响（包括雍正的评价）更胜田、李一筹。但电视剧却突出田、李而隐去鄂氏，为什么？因为鄂是科举入仕，而田只是监生，李更非“读书人”。但李虽读书甚少，却是个大财主，他是康熙末年“入赀（捐钱买官）为员外郎”而进入官场的（《清史稿·李卫传》）。而电视剧为了突出“清流误国、奴才救国”的主题，把这个李员外“变”成了“要饭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为家奴后才苦尽甜来！

田文镜、李卫的确是忠心事君、政绩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极一面。尤其是田文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钱粮超额受表扬，但雍正八年大水灾，田匿灾不报，还谎称“民间家给人足”并严催钱粮，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邻省。邻省告发，雍正查明是实，却为田开脱说：田“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瞒耳”（雍正《上谕内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类似情形发生多次。田后来留下骂名，固然有他为皇上办事敢于得罪地头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骂他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雍正厌“清流”而用奴才是实，但程度没有那么甚，效果更没有那么好。而电视剧在这两点上是夸张得太离谱了。

雍正年间有过严惩李绂、谢济世、陆生楠“科甲朋党”一案。这其实是个大冤案。李、谢分别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参劾田文镜，据说是因“天下读书人”受压制而不满。陆生楠并未参与劾田，只因是谢的同乡而受株连，三年后又有人告发他有“抗愤不平之语”，遂罹文字狱之难。这三人的确都有“读书人”的牢骚，但只是各自行事，何来“结党”之说？更何况李、谢之劾田文镜也不是没有田的过错。因此后人多称三人之冤，就连今日推崇雍正的史学家如冯尔康等也认为此案“未免冤抑”（冯著《雍正传》219页）。然而到了电视剧里，却变成了三人带领大批“读书人”出身的官员，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发难于朝堂。李、谢相隔数月的各自上疏也变成了三人领衔的大批人一再集体上疏请愿闹事。

循着“天子圣明，为民作主，奴才忠诚，书生可恶”的思路，电视剧几乎把从清初以来的一切坏事乃至作者认为坏而其实未必坏的事，都算到了“读书人自私”的账上。吕留良的反清复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与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争一脉相承，而电视剧却把它说成是一些因“科举不顺”而心怀怨望的自私“读书人”的反社会行为。曾静的反清直接受吕留良影响，也是民族矛盾的体现，而在电视剧里它却成了“读书人”反对“新政”的小丑行径，其原因是“新政”使“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

科举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权操纵下形成的“缙绅”阶层，具有知识分子与专制官僚、“读书人”与皇家奴才的双重身份，也因此享有了皇权赋予的种种特权。在“官民一体当差”与摊丁入亩这类改革中，某些缙绅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扰，但他们正是以专制官僚与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身份这样做的。电视剧对专制皇权大加歌颂，却把一切罪恶归咎于“天下读书人”的清流、清议与知识分子的敢讲真话（当然是相对而言），这不是颠倒黑白么？

雍正的“有为”应该怎么评价？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国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个承前启后的人。就个性而言，他的勤政与果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电视剧为弘扬“雍正思想”而把他神化成千古一帝，甚至以丑化康熙时代来突出雍正之治，则很成问题。实际上雍正的许多治绩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续力，其成就也不那么辉煌。

雍正打击缙绅势力，推行“一体当差”，这实际上是清初顺治时借“奏销案”压抑缙绅并从制度上缩小其特权之举的继续。至于“摊丁入亩”，作为“并税式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只是许多实践中的一次，作为由人丁税向土地税的转变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政策本身而言它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摊丁入亩称为“清代一条鞭法”者。而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只是继康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试行而逐渐推广，其普行于全国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负担问题也并未完全解决，像陕西关中的一些县就仍然是“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更不用说“并税式改革”本身就有一个“鞭（编）外有编”、简而复繁的循环律，雍正的实践并未打破这一循环。

电视剧在雍正“平定西北”问题上大加渲染，而实际上雍正时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边政大失败的时期，冯尔康的《雍正传》曾以《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为标题专节详述，明确指出西北大败“应当归咎于雍正调度乖方”。事实上，清朝对西北用兵起于康熙，毕功于乾隆，雍正一朝虽有青海之捷，总的看来是败多于胜，无足称道的。

雍正设军机处强化皇权，也是电视剧阐释雍正思想的浓重之笔。但姑且不论这种强化在今天看来是否值得歌颂，就算值得，我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边亲信班子来架空“外朝”的动作在历史上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雍正的这一次又算得上什么大手笔？关键在于独夫们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亲信，但亲信地位一高也就转化为新的“外朝”，下一位独夫只好又物色一个新的亲信机构来架空之了。

本剧对雍正的颂扬到剧末出现一个“数字化”高潮：据说康熙末年留下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经雍正大治之后，他留下的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矣！这数字其实是个巧妙的游戏：康熙末年国库存银是800万而非700万两（见《清经世文编》卷26），但这是康熙年间的低潮而非最高数字。而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一说是三千余万，一说有2400 万两（见同上，又见《啸亭杂录》卷一），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的最高额。编导妙笔生花，把康熙年间的最低数字（还有误）与雍正年间的最高数字变成了“康熙末”与“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倍之增扩大成了七倍多！

当然，即使从800万增至2400万，也堪称伟大成就。问题在于“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于盛唐。而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七千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多了。西汉末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七十万斤之多，其数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而明王朝与新莽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按编导的逻辑，崇祯帝与王莽这两个亡国之君不是比雍正更伟大么？雍正时的民间与康熙时相比总体上如何，史无明证，但从前引雍正最欣赏的总督田文镜在河南的“政绩”看，是很难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