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页

这一时期只有共产党人反对歧视阿族。1928年南共德列斯登“四大”、1940年萨格勒布“五大”都曾发表声明，要求允许阿族人回到科索沃与其他阿族区。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南斯拉夫，德意入侵并瓜分南王国。意大利宣称保护阿族，把科索沃与马其顿、黑山的阿族区合并于成为它的保护国的阿尔巴尼亚，受南压迫的一部分阿族人以为实现了“大阿尔巴尼亚”之梦，成立了“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与墨索里尼合作，造成科索沃人“通敌”问题。到战争末期，铁托领导的南共武装在解放国土时便遭到这些科索沃人抵抗。南军的镇压从1944年冬延续到1945年春，使新南斯拉夫的这一部分土地长期处于戒严状态。当时对阿族的镇压严重扩大化。据说仅在马其顿西部住有十多万阿族的泰托沃地区就抓了一万人，其中1200人被杀。其他地区也发生屠杀阿族人事件，甚至一批由科索沃远至黑山的南军中阿族后备役人员也在巴尔港被杀。1945年5月塞尔维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在科索沃事件中犯了镇压过火的“严重错误”。铁托、兰科维奇与德热拉斯等领导人都批评了南军对阿族人的滥杀。据兰科维奇称，一次南军中一位卫兵挑衅，被一阿族战士杀死。司令员便下令枪杀40名阿族人以报复，阿族战士反对这“不合理决定”，塞尔维亚人便开枪镇压，打死300多人。又称在另一事件中，130名阿族人被用毒气毒死。兰科维奇后来在南共党内斗争中被指责为“大塞尔维亚主义”而倒台。连他也觉得镇压阿族过份，可见事情之严重了。

当然，科索沃阿族也有共产党人，这些人在南、阿两党关系中处境微妙。从种种迹象看，身为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一直十分警惕的铁托本人曾经考虑过科索沃回归问题。1946年7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曾提到：战时铁托曾告诉他，“科索沃与其他阿族地区应归属阿尔巴尼亚，我们会交还给你的，但不是现在，因为大塞尔维亚反动派不能接受此举。”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来的劳动党）是1941年11月由南共帮助成立的，在战时一直接受南共指导。但对科索沃的未来，当时两党均无明确态度。南共驻阿共中央代表米拉丁·波波维奇曾提议科索沃党组织受阿共领导，结果被南共中央否决。但另一方面，南共承认阿尔巴尼亚人自治，战时南共的科索沃支部与游击队都不归塞尔维亚党、军组织管，而是直属南共中央。在阿尔巴尼亚方面，1943年8月阿共曾与阿尔巴尼亚国内的民族主义组织国民阵线签订协定支持科索沃合并于阿。当时在阿的南共中央委员泰波坚决反对，迫使阿共取消此协定。1943年底南共中央曾致函阿共中央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应该有科索沃问题，未来的新南斯拉夫不会对少数民族阿人进行民族压迫。

铁托还曾经考虑过用“巴尔干联邦”的形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问题，根据这一设想，科索沃可与共产党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合并，然后阿、南与保加利亚（或者再加上罗马尼亚）再合并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这样南、阿成了一家，科索沃自然就不是问题，南、保成了一家，也就无所谓马其顿问题了，如此等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保加利亚领袖季米特洛夫对这一设想很感兴趣，曾与南方进行过具体商议。但斯大林却认为铁托想扩大势力，以“巴联”与“苏联”分庭抗礼，因而不仅制止了这一计划，而且这事还成了南斯拉夫不久便被国际共运革除教门的最重要动因。

南、阿既成不了一家，地盘问题便难以相让。早在战争期间两党在共同对敌的同时就不断为此发生磨擦。1943年12月31日，阿党主导下的第一次科索沃临时人民会议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布延召开，号召科索沃与阿合并。但南共中央则于1944年3月28日拒绝阿共武装在科索沃成立指挥机构。不久南共中央代表泰波致信科索沃党组织称：南阿之间兄弟般的协议与合作，要根据民族自决权来解决。至于边界，则取决于南、阿政治形势的演变，目前不作决定。以后两党两军跨边界合作日益扩大。由于南境内阿族受“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影响深，南共力量不易发展，因此希望借助阿共，让阿共派干部到科索沃与马其顿阿族区工作。1944年9月南民族解放军总部又请阿共武装两个师进入科索沃，阿党哈奇·列希指挥该部解放迪巴尔，召开民族解放会议。而泰波却赶来下令阿军退回，交出迪巴尔，并宣称南为此不惜动武。结果在激烈争吵后阿军撤走。

随着阿、南各自建国，特别是斯大林“开除”铁托后南阿关系急剧恶化，科索沃与阿国的联系再次中断，而南境内的塞、阿冲突又在新的条件下延续。

联邦中的恩怨

在铁托领导下的南联邦中，塞、阿冲突虽时起时伏，却并未失去控制。这除了与旧体制有掩盖民族矛盾之效外，也与南、阿双方不同于战前的内部条件有关。

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的领导力量共产党不仅其意识形态排斥民族主义，其领袖铁托是克罗地亚人，而且其建国初期的最高领导层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内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这样的领导结构有利于抑制“大塞尔维亚主义”。整个铁托时代南党内斗争中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尤其是1966年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有效地缓和了民族关系。同时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相当于今之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之总），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相当今之塞、马之总减去伏伊伏丁那）。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自治省”。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与柏林会议确定的1878年塞国独立之初的版图相仿了。

对此塞民族主义者是极不满的。他们认为同种同文同语只是不同教的“穆斯林”居然不算塞尔维亚人，同教（东正教）同文（基里尔字母）而语相近的马其顿人也不算塞尔维亚人，这已够不象话了；还要在剩下的塞尔维亚中划出两个“国中之国”，这不是欺负人吗？其实平心论来，这种忽而以教、忽而以语划“族”的做法的确有“双重标准”之嫌，而“穆斯林”与马其顿人当初的“族属自觉”也并没有强烈到坚决否认自己为塞族的程度。但对铁托们而言舍此别无选择，塞族强权在历史上给他族造成的伤害太大，不如此不足以遏其势，这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民族学问题。而这种做法的确也给联邦带来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但铁托们始料不及的是：族属自觉的发展宛如所罗门魔瓶中的巨人，是不可逆转的。如今塞尔维亚人仍咽不下当初那口气，很难平等地对待作为另一民族的“穆斯林”或马其顿人，但穆、马人的民族自觉如今已空前发达，再不可能认同塞尔维亚了。于是铁托的神威一旦逝去，联邦一旦解体，塞族与穆、马人的关系反而比历史时期更难相处。如果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相互仇杀有历史传统的话，像波黑战争中表现的塞族与“穆族”间空前疯狂的仇杀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无疑与当年划分民族时的远虑不周有关。

话又说回来，对于异种、异文、异语、又异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本不存在什么人为划分的问题，他们在历史上就受够塞族强权之欺，如今邻边又有一个本民族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民族自觉是当然的。联邦对塞族强权的抑制有助于减轻其受压感。而阿族的分离倾向在铁托时代之受抑制，除了铁托同样要打击塞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外，还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南阿两国交恶后，南联邦的体制总的说来远比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斯大林主义体制更有吸引力。铁托的南斯拉夫不仅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更繁荣更富裕，而且也更自由更人道。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也党争不断，清除过德热拉斯、兰科维奇、尼克希奇、库采尔等“集团”，但一般不杀人捕人，对失势者尚能待之以礼。而霍查时代阿尔巴尼亚连接不断的大清洗则杀人如麻，株连蔓抄，血腥异常，从科齐、佐治、雅科瓦、贝利绍娃、恩德雷乌、巴卢库、凯莱齐直到谢胡，死于非命者比比。铁托时代的科索沃虽为南联邦最贫困地区，比起阿尔巴尼亚来就似天堂。因此那时科索沃人虽也不满，真想归属阿尔巴尼亚的却几乎没有。科索沃与阿国的边境上那时不乏由阿逃南的避难者，相反的却很少。

二是与阿民族的内部状况有关。原来阿尔巴尼亚人历史上形成了语言、文化有异的南北两支：南支托斯克人与北支盖格人，各有自己的方言与书面语。托斯克人是低地农民，宗教上除伊斯兰教逊尼派外，还有半数属比克特西教派；盖格人是传统山民，几乎全为逊尼派。科索沃阿族属盖格人，起源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民族运动，从普里兹伦同盟直到两次大战间的阿尔巴尼亚国家，也由盖格人主导，二战前阿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也是以盖格方言为基础的。而二战后掌权的阿国领导层，从霍查以下几乎全是南方托斯克人，官方语文也改以托斯克方言为基础，“托斯克人歧视盖格人”曾数次成为阿国党内斗争的起因。阿党建国初期的盖格人领导，如屠克·雅科瓦、金·马库与拉马丹·齐塔库等人都无例外地很早被清洗，从科索沃回阿工作的盖格人干部更难幸免，阿党掌权不久发生的轰动国内外的米尔迪塔山民暴动，也与盖格人反抗有关。所有这一切，都使身为盖格人的科索沃阿族对二战后的阿国不像从前那样认同。南联邦当局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南把盖格语而不是托斯克语定为法定阿族语言，并把科索沃阿族称为siptari人，即阿尔巴尼亚人传统自称shqiperi（斯奇皮黑人，意为山鹰之子）的塞语拼法，而把阿国人称为Albanci（阿尔巴尼亚人，这是从罗马时代以来其他民族对阿人的称呼），以暗示两者并非一个民族。南的舆论还宣传在自治社会主义土壤上“斯奇皮里人”已发展出“新的民族意识”。这种说法现在已被斥为搞分化与同化，但当时，科索沃人与阿国人的确较疏远。

尽管如此，铁托时代的科索沃问题仍然存在。铁托的抑塞政策虽然降低了塞族对克罗地亚等族的优势，但对更弱小的阿族而言这种优势还绰绰有余。何况缩小塞共和国版图也不等于削弱塞尔维亚人在联邦中的特权。例如在军权方面，塞尔维亚连同历来依附于塞的黑山人总共占1972年联邦总人口的42%，但当年南军军官却有69%来自这两族。相反阿尔巴尼亚族当年占总人口的6.4%，但在军官中仅占2%。在政权方面，南共联盟政治学校是全国领导干部的摇篮，在1979年其学员中有71%是塞族与黑山族，仅有0.7%是阿族。在经济方面，塞尔维亚虽非联邦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但却控制着联邦经济命脉与金融。1972年联邦经济总量最大的共和国克罗地亚创联邦总产值的27%，工业生产的30%，创造外汇的36%，但却仅掌握全联邦银行资本的17%，而前三项指标低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却控制了63%的银行资本。

因此隶属塞尔维亚的科索沃阿族受压是可以理解的。但压迫的程度则时有不同。在兰科维奇“大塞尔维亚主义”时代（1966年前），科索沃阿族受压最甚。当时按塞族叫法称科斯梅特（科索沃棗梅托西亚）的这一“自治省”明显地比塞另一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地位低，除没有伏省所有的自治议会与最高法院外，伏省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可派6名代表，而科斯梅特只可派4名（40年代末分别为20名与15名）。由于历史上的所谓“通敌”和当时的南阿交恶，阿族被视为不可靠，阿族区的执政者多是塞尔维亚，马其顿或黑山人，不许有阿族的标志与民族纪念日，教学中不许讲阿的历史、传统、文学甚至民歌。兰科维奇还对阿族大搞特务恐怖统治，在他倒台时，南报刊曾揭露他滥用“党之剑”即国家安全部门进行“有种族偏见的虐待行为”，在科斯梅特“使用其他地方已普遍取消了20年的残暴手段”。秘密档案中受监视的阿族人达12万名，占人口的12%。1956年兰科维奇发动“搜查武器”斗争，用暴力与恐怖手段侵犯公民。当年7月以秘密审判把一批阿族知名人士以“反人民反国家罪”判刑2-12年，后查明全属冤案，是特工用伪证人、刑讯逼供、假证据、匿名信等违法手段罗织人罪。兰科维奇还驱逐阿族，1953-1957年间共有19.5万科索沃与马其顿的阿族人被赶出农园。到1966年被迫离开南斯拉夫的阿族人达23万。当时外论评说：在共产党国家“如此大规模公开安全警察的暴行”是空前的。象苏联也只是指责“贝利亚一伙”，而南却指责了整个安全机构，“这虽是党争的手法（兰科维奇是安全部门首脑），却也反映了科索沃的实情”。因为据报刊说，象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地就好得多，那里的安全部门曾有效抵制了“兰科维奇派的渗透，避免了不光采的清洗”。

1966年兰科维奇倒台，科索沃塞族秘密警察解散，铁托在南共联盟九大上公开批评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政策。阿族便乘机起来要求民族权利。1967-1968年，阿族发动争取科索沃升为联邦第七个共和国、脱离塞尔维亚的运动。1968年4月塞尔维亚社盟会议上，科索沃著名反法西斯战斗英雄穆罕默德·霍查质问：“为什么37万黑山人有自己的共和国，而120万阿族人连完整的自治权都没有？”9月共盟科索沃省委开会，阿族知识分子代表也提出同样要求，获得省检查官里札克·沙拉的支持。会后全省各地爆发大游行，遭联邦政府镇压，许多阿族人被捕、判刑。1969年2月南共联盟十二中全会拒绝了科索沃离塞升格的要求，认为这会导致普遍要求重划边界，引起民族纷争。但据研究者认为，铁托本是同意科省升格的，只是因塞尔维亚反对而取消。

升格虽未成，但科索沃自治权扩大了。1969年科斯梅特之名废除，改依阿语称科索沃社会主义自治省，同年在普里什蒂纳成立阿族大学，建立省最高法院与议会，实现了与伏伊伏丁那同等的自治权、在联邦各机构与南共联盟中央机构与伏省有同样的席位。1974年联邦宪法更确立了科省联邦主体的地位。规定阿语与塞克语平等，阿族有权使用民族标帜，包括山鹰旗，增加阿族干部在政治、经济、文化机构中的职位。同一时期，由于华约入侵捷克使南、阿同感受到威胁，两国关系改善，科索沃阿族与阿国的文化交流活跃起来。地拉那大学与普里什蒂纳大学互换教师、学者互访、书籍、广播、电视用阿语激增。1968年南斯拉夫阿族侵用盖格语文，改用与阿国接轨的托斯克阿尔巴尼亚语，更促进了这一潮流。

这样就出现了1968-1974年间的民族关系缓和时期。然而科索沃升格实现，阿族的权利平等也尚未落实。在社会经济方面，科索沃不但依然是联邦内最不发达的地区，而且在省内的塞族与阿族之间也远无平等可言。1971年科索沃阿族人口占全省3/4，塞族与黑山人仅共占20.9%。然而全省公务员中阿族与塞、黑却几乎同样多，而且越是上层职务塞、黑族就越占优势。1971年科索沃白领工人中54%为塞、黑族而阿族仅占40.1%，而重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却几乎都是阿族。塞族人比阿族人普遍职务高、报酬高、生活好。另外，南阿交恶时期地处边界的科索沃很少得到投资，导致科索沃在全联邦中的经济落后状况越来越甚。1947-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增长率，科省比全联邦平均值低一半以上。1947年科索沃人均产值为南平均值的49.3%，1978年却降至30%以下。1979年科索沃人均年收入795美元，而全南平均为2635美元。由于投资少，就业难，科省失业率一直为全国最高，80年代南出现持续经济危机后更严重。据报刊透露，1981年科索沃的160多万人口中就有20万失业者。

因此阿族的抗议并未因1974年宪法的公布而停止，而塞尔维亚人却以为对阿族的让步已经太多。于是从这年起，镇压力度两次加大。1974年普里什蒂纳大示威后，省内出现大逮捕，1975年2月19位阿族人被判15年苦役，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德马齐。据南联邦内政部公布，1974-1981年间安全部门共拘留618名阿族民族主义者，89人被判刑，各县法庭还判另外503名阿族人有罪，同期发现了13个“非法组织”。

1980年铁托逝世，南斯拉夫旧体制的积弊在伟人神圣光环消失后暴露出来，而铁托生前竭力压抑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重新抬头，于是塞、阿关系更加紧张。1981年3月，5万科索沃人再次示威要求科省升格，这次官方不再像铁托时代那样寻求妥协，而是拒绝对话，出动坦克，第一次造成大规模街头流血。南官方宣布平民9人死亡，350多人受伤，而传媒宣称死者达千人。随后数千人被捕，约2000人被判罪，300人被处1-15年苦役，其中多是学生及知识分子，有的只有16-17岁。而作家卢斯特米与文学杂志主编哈里提被判刑更激起了国内外的强烈抗议。

随即铁托时代处于被动防御状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开始主动出击。五月间塞政府在宣布科索沃戒严并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条件下全面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其罪名在铁托时代是闻所未闻的：“联邦主义”，即自以为是联邦成员而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由铁托时代大批“民族主义”变成如今大反“联邦主义”，预示着“后铁托时代”南民族关系中塞族的全面反攻。

在“联邦主义”罪名下，科索沃共盟省委主席巴卡尔里、南联邦主席团科索沃代表尼曼尼、科索沃省政府主席奥普西尔，以及5个县委书记和普里什蒂纳大学校长全部被一锅端，撤职查办。随即对阿族知识界展开整肃，科索沃大学被攻击为“阿民族主义堡垒”，大学招生削减39%，对外学术交流中止。

从此直到1988年，科索沃几乎年年闹事，示威、逮捕、撤职、判罪几乎成为一种程序化的“流水作业”。但这时社会秩序还能大致维持，联邦对塞还有一定的制约，塞共和国每次清洗科省领导还用的是“组织程序”，至少给人的印象是“阿族在搞运动而塞族在维持现状”。然而从1988年起，一阵“米洛舍维奇狂飚”把这一切都扫荡无余。它以一场优势民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首先摧毁了地方秩序，继而搞垮了联邦大厦，接着引发了全面内战，遂使麻烦不断的塞、阿冲突演变为空前的民族浩劫，从而为外界的干预造成了口实。

“米洛舍维奇狂飚”

“谁是米洛舍维奇？”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上升伊始的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他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同胞、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他还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这是米洛舍维奇的恩师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斯坦鲍利奇对米氏的评论。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他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塞共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帕夫洛维奇等。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反对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并批评米洛舍维奇而倒台，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等。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到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组织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涉及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制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期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作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说，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血腥，则无疑与“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团。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现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斯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目前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塞尔维亚民族与俄罗斯人类似，都从东正教神乞讨文化中继承了一种“救世情结”，塞族历来以南部斯拉夫各族乃至巴尔干所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他们认为：“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是塞尔维亚人先打土耳其、后打奥匈，从这两个大帝国那里解放了各族的结果；“第二南斯拉夫”（南联邦）同样是塞族打下的天下，而德国支持乌斯塔沙搞克罗地亚独立国、意大利支持“大阿尔巴尼亚”，都使其他民族犯下了原罪。然而联邦却长期控制在以铁托为代表的非塞族人手里，使塞族受尽了气。而80年代以来南每况愈下的经济危机，又积累了巨大的积怨要发泄，民族主义正是个发泄口。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导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前面讲过，铁托时代塞阿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在于联邦政府招待民族平衡政策，面、阿体制的比较有利于南，以及阿国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棗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局面了。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芝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简直“传统”得不能再传统了，他们从来没有独立的念头。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而科索沃的血腥味也越来越浓。1989年2月，塞尔维亚内务部长宣称在镇压示威中22名示威者被打死，2名军人牺牲，而阿族说死之数百。1990年2月，流血冲突再次发生，官方宣布27名示威者被击毙，110人受伤，警察伤83人。而阿族宣称死之千人。以后人们对这类消息逐渐麻木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战争：1997年11月，“科索沃解放军”第一次与塞尔维亚内务部队发生交火。1998年2月，“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游击队发动了野蛮的反攻，在这场冲突中，无数平民和儿童也被杀害”（马胜索：《科索活：是燃的火药桶》，新华出版社1999年4月）。1999年2月，塞尔维亚正规机械化部队大举扫荡科索沃，西方所称的“种族清洗”达到高潮。至4月底，据说已有80万科索沃人被逐驱，数万人死亡。这时舆论的注意力已转向北约对南斯拉夫自3月24日开始的野蛮轰炸，一场疯狂引发了又一场疯狂！

在传媒对轰炸的集中报道中，我们已经不可能相信西方的“造谣”。对科索沃那“正在进行时”的事态，我们只能从忠于职守的我国记者那里窥知一斑：记者在科索沃看到成片的阿族村庄被轰平时曾问南方人员为什么？对方坦诚答道：“是南斯拉夫军队用炮轰的，清剿‘科索沃解放军’不可能没有损失。“阿族武装分子躲在老百姓房子里，不用炮轰他们死也不出来。”这种对“没什么战斗力的几个恐怖分子”（人民日报国际部《环球时报》1999年4月23日）向居民区进行焦土轰击的悲剧，为“黑鸟之乡”的历史写下了血的一笔。

俄罗斯在5月7日之前对科索沃危机所持的反北约立场应当说比我国更强硬。为抗议轰炸他们取消了总理访美，派出了示威舰队，开行了援助列车，甚至还讨论了结成“俄白南联盟”的事，民间还出现了组织志愿军赴南的活动。但他们对南斯拉夫事态的讨论也十分热烈，人们在反对北约行径的同时也不讳言对南科索沃政策的批评。普里马科夫总理明言：“米洛舍维奇推行的是我不能认同的政策”，但这不能成为北约违反国际法的理由，“因为只有联合国才能采取武装行动来打击某个不尊重联合国宪章或人权宪章的成员国。”而北约的非法行为“只能使米洛舍维奇的制度更加巩固。他们甚至做到了米洛舍维奇本人都未能实现的事：制止了米氏的一切政治反对派。”（俄通社一塔斯社巴黎5月2日俄文电）前苏共中央委员、8·19事变后最早起来抗议叶利钦禁共令的著名在派议员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强烈谴责北约的文章中也指出：“没有人会支持种族清洗。但所有人都知道，外来侵略只能使这种清洗变得更加激烈。”俄罗斯也有大量同胞在高加索等地的种族冲突中成为难民，“但没有人认为炮弹是将失去的家园还给这些人的最佳方式。”

学术论文　　　　　　　　　　　　　　　　　　　　　　　　　

　　　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论匈牙利转轨（之一）

一、“匈牙利保守主义”的由来

在东欧的转轨国家中匈牙利的道路一直令人注目，它先是以搞“渐进改革”著称，后来又以左派政府“激进”的“休克补课”叫世人瞠目。在私有化行动中，匈牙利人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方式——国际融资与产权改革合二而一，面向外资全部“卖”光，以此来表示匈愿意主动接受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又一次地显露出它的经济体制转换的独特之处。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比较发达的农业国家，在苏军解放以后，靠苏联扶植起来的拉科西等亲苏派，紧跟苏联的指挥棒转，在匈牙利实行全盘苏化。他们不顾自己自然资源贫乏，基本原材料和能源全部依赖进口的实际情况，大搞“钢铁国家”，实行“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两高一低”（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其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民收入下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工业每年以18%的速度递增，而职工工资却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分别为17.7%、13%和10.3%）。职工人均收入1955年比1949年下降22%，积累率由5-6%一下子跳到30%，投资从原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一下子提高到50-5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从50%下降到30%，农业投资只占总投资的13%。 [1] 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改变现状，变革现有经济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就有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

苏联的坦克把事态镇压下去后，强大压力使拟议中的改革中断。此后几年中，“指令性计划成为不可更改的唯一形式”。但从骨子里匈牙利人一直认为自己的追求更符合本国特点。到1962-1965年，苏联经济学界展开对利别尔曼有关企业放权和经济自由观点的公开讨论，匈牙利抓住这个相对宽松的气候，迅速展开初级市场化试验，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取消国家下达给企业的主要指令性指标，取消物资统包统拨统配，建立社会生产资料市场，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强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经营决策实行厂长负责制等。从1968年起，通过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匈牙利成为东欧最早实行经济改革的国家。在长达20年的改革过程中，在商业、手工业、服务行业和中小企业中普遍实行承包制、租赁制，使人们易于接受市场经济，这为后来的经济转轨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匈牙利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还制定出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法律和法规，使之成为当时东欧国家中与西方法律最接近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熟悉市场经济的专业经济人员，可以说，早年的经济改革为剧变后的私有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60-70年代改革使匈牙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行政干预和过分集中的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模式，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段时间国民收入比50年代翻了4番，工业总产值比50年代增长了7倍，农业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产值名列世界第4位。从开始改革到1981年，居民消费每年平均以5-6%的速度递增。所有国民一律享受劳动保险、免费医疗和8年义务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当时匈牙利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乐园”、“消费者的天堂”。每年旅匈的外国游客达4千万，是匈本国人口的4倍多。

但好景不长，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能源危机和外贸环境恶化、苏联的干预加大等原因，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滞，国家经济体制又重新回到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上。

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匈原执政党发生分裂并在大选中败北，她的两个后继者，“传统派”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无法进入议会，“改革派”社会党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它联合组阁。于是民主论坛联合独立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右派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中，民主论坛是由“人民—民族传统派”、古典自由主义派和基督教民主派三种力量组成的阵营，其中居于主流的人民—民族传统派属于典型的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其盟友独立小农党更是二战前曾经执政的“历史党”，基督教民主派与另一盟友基民党则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这两支右派基本上决定了政府的姿态。而民主论坛中的自由主义派只是支流。另一方面，这届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盟则属于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主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用西欧的观点看属于中右政党，它与当时已成为中左派的社会党后来渐渐接近。

可见当时的匈牙利政治是一种右(两种保守主义)—中（中左、中右）对峙格局。执政的右派除一般也承认市场化、民主化外，还以民族主义、强国主义与宗教责任这类“欧洲式保守”理念为特色。如所周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可能具有亲左的政治谱系，在东欧则相反，历史上东欧民族主义都与反苏、因而也就是与“右”挂钩，甚至具有激进反苏也就是激进“右派”的特点。但这种情况下的“激进右派”并不是“激进市场派”，他们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其说更多地受当代美国或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受共产党以前（二战以前）匈牙利旧传统影响——这—传统显然与美国式自由市场距离甚大。他们虽然如现今欧洲左中右各派都承认的那样承认市场化的必要，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更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匈牙利本位的市场经济。而在这剧变后第一届政府中，民主论坛是主导，因而形成在当时东欧极为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却不是激进市场改革政府——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了。

匈牙利的“保守疗法”除了与右派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外，还与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乃至反对派的状况有关。匈牙利在剧变前素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著名，1991年时匈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与之相比，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人口比匈牙利多57%，外债总额却只有67亿美元，人均负债仅427美元。波兰外债虽达480亿美元，但人均也只有1250美元左右。 [2] 匈的人均外债在东欧是最多的。这种债台高筑的状况决定了匈牙利在产权改革中必须考虑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的问题，把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全体国民的捷克式做法因而行不通。十年来匈牙利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搞的是“保守”疗法还是激进改制，始终都坚持了“只卖不分”的原则，国家需要私有化收入来还债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匈牙利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乃至归还国债等），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经济学传统与非官方立场的态度也是一个条件。由于剧变前匈与波、南均为“体制内市场取向改革”历有年所的国家，本国的转轨经济学较发达，以科尔奈为代表的匈牙利学派在剧变前居于主流，剧变后仍很有影响。科尔奈本人在剧变后“市场取向”更加发展，不但对原体制彻底否定，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中强调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传统也持否定态度。在所有制方面他不仅一般地主张私有化，而且主张要形成“有血有肉的私有者”、“人格化的私有者”。 [3] 他反对公众持股、法人持股、雇员持股等“人民资本主义”观念，强调私有化就是要把企业交到自然人企业家手中，而不赞成“所有权分享”。这样他自然对捷克式的全民平分资产或波兰式的雇员集体持股不以为然，而主张把企业直接卖给自然人。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又对国有企业的“可改造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不管是卖是分很多企业肯定是搞不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把重点放在存量上，而应当放在增量上，即不是着重于如何把现有国企私有化，而是着重于在体制外培育“新的”私有经济——在实践中这基本上就是指引进外资。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这种主张对右派政府的影响主要是前一方面，即促进了不同于波、捷的“保守疗法”，而它对社会党政府的影响则主要是后一方面（科尔奈本人剧变后未加入政党，但因历史渊源他仍然与社会党关系较深），因而促进了“面向外资全买光”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