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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确果敢有为，但“有为”并不一定就有进步意义。某种变化是否能看作进步，取决于一定的价值立场。从一个立场看来是进步的事情，在另一个立场看来就可能是“反动”。

从全球论，雍正的时代英、荷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酝酿中；从中国论，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所谓“启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提出以“众治”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而雍正那种连传统儒家规范他都嫌专制得不够、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言行，在这样一个历史进步的背景下，就显得非常刺目。

同样是在一个世界范围的历史背景中，雍正重农抑商和统制经济倾向，也不具有进步性。在农业政策上雍正只重粮食，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毁掉已种的经济作物令农民改种粮，致使因失农时而绝收。雍正使政府干预强行进入传统时代一般不进入的农户经营中，导致了破坏性结果。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雍正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五月初四），他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朱批谕旨·孔毓、焦祈年奏折》这样摧残工商、禁锢市场、统制农业的强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属最保守的，而且效果也极坏。而电视剧对雍正的这些作为是避而不谈的。

总之，《雍正王朝》为了塑造一个有为皇帝的高大形象，在对待史料上缺乏严肃性，在历史观和价值取向上更缺乏进步性。这样一部戏在学术进步、思想进步的今天居然创造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令人感到愕然！

无疑，《雍正王朝》的收视是相当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声势、频道、时段上的优势外，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人们已经厌烦了泛滥已久的“戏说”式宫廷剧，因而对于风格迥异的“正剧”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部片子也的确拍得很精心，可看性强，有相当的艺术水平。

其次，经历20年后我们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利益调整剧烈，公正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了某种期待：有人能以铁腕扫清积弊，赐予社会以公平与安宁。而电视剧迎合了有些人的这种心理。仅就这一点而论，“雍正现象”便令人担忧：人们难道真能指望一个雍正式的人物吗？

随笔与时评　　　　　　　　　　　　　　　　　　　　　　　　　

　　　“形式主义”，还是腐败之一种？ 　　　　　　　　　　　　　　　　　　　

山西运城“假渗灌”闹剧在人们心中记忆犹新，传媒上又报道了邻近的绛县“科技大跃进”的荒唐事:当地一些热心于“逼民致富”的官员借中国农科院确定该县为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县之机，发动大建“示范园区”的运动。他们弄虚作假，强迫命令，不仅让各行各业机关单位都搞起劳民伤财的“园区”，而且迫令农民毁麦种瓜、违法圈地、废除合同、赶走承包农，剥夺农民经营自主权，瞎指挥的“调产”给农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导致“科技”名声扫地，农民都得了“恐科症”。

然而这是“科学”么？我想谁都会说：不是！科学最重要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爱智求真。而绛县、运城的闹剧则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当年苏联出了个李森科，他就是这样以“科学”的名义弄权作威，指鹿为马，害死了大批不会巴结权势的真正科学家，使苏联的遗传学等重要科学领域遭到灭顶之灾。如今李森科遗臭万年，他宣扬的“米丘林主义”也声名狼藉了。其实米丘林本人在育种学上还是有成就的，但“科学”一旦依仗权势而政治化、“运动”化，也就异化为伪科学了。

不是科学，那是什么？是一种浪漫的激情？过去我们常常以“空想”与“科学”对举，把那种“只有革命热情”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说成是空想家。然而绛县、运城某些官员的做法却很难说有什么“革命热情”，他们劳民伤财，作“科技秀”只是为了讨好“上面”，损害百姓利益而给自己铺设官场之阶。“理论（“科学”）联系实惠（可惜并非农民的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这句民间谚语在这场闹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是科学也不是浪漫，于是今人造了个名词，谓之“形式主义”。这就如同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成是“自由主义”一样，实在有滥用名词之嫌。按“形式主义”一词本是文学、美术与数学等领域的术语。作为文学主张，形式主义重视文词雕琢和写作技巧而轻视思想内容，作为美术流派，形式主义喜用抽象几何构图，而不注重自然写实，作为数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即所谓希尔伯特主义，它强调数学符号是脱离意义的抽象思维对象。所有这一切都与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毫不相干。“形式主义”因此也是个中性词，本来并无贬义。

其实说穿了，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不就是一种腐败么？当年“大跃进”时一些人为升官邀宠而草菅人命，“放卫星”害死多少人。后来在“整风整社”时把这些人称为“坏分子”，当时中共中央批转的“信阳事件”处理报告中甚至有“去年是阴天，遍地是豺狼”之语。这些被称为“烂掉了”的“豺狼”们既不是“科学”精神过剩，更不是“浪漫空想”太多，而就是在那种只对上负责、权力无制约、强制无限度的体制下钻营出来的一类奸佞小人，他们大放“卫星”以邀宠的做法和过去封建王朝那些竞报“符瑞”以求倖进的官员有何区别？据说“符瑞”是迷信，而“卫星”则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个流行的报道称：当时领袖本不相信亩产几万、十几万的卫星，但有科学家说，植物光合作用能量转换率只有百分之几，若能提高至几十，则产量百倍增加亦属可能，于是领袖便相信了。据此如今有人评论说：当时的错误，科学家要负很大责任。

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的确，当时科学界是有不少人在诱迫交加之下说了假话违心话的。但像光合作用能量转换率为百分之几这些说法，相信并非假话，到如今它也还是有科学根据的。正如今天绛县“科技大跃进”中所称引的“无籽西瓜”等物也确有科学成果可考一样。 但问题在于：从光合作用理论上的能量转换率可以有多少提高余地这一点就能证明现在已经提高到多少了吗？这等于说，理论上讲物体的极限速度是光速，我们就可以据此相信如今已经造出了“光速汽车”并为此放“卫星”了？

这还不要紧，应当说，无论科学家还是伟大领袖都非神仙，他们是有可能判断错误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判断一做出就会形成如此大的压力，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其实，不要说光合作用转化率的数字的确有根据，就是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大话，在一个正常的体制下说说，也就如同民谚“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样，表示一种气概而已。只要不是被逼着，没有人会为这两句话而真的去累死累活把铁棒磨成绣花针的。而如果一句“铁棒磨成针”的话就可以迫使人们不顾死活地去磨铁棒，这就不是谚语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体制出了问题了！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唯心主义”，这不假。但“唯心主义”（我们知道，“唯心主义”在英文中与“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词）就得把人逼死么？传统时代的人们有几个是“唯物主义”者？那时难道就得天天有“放卫星”的悲剧了？！可见，“光合作用转化率”的“科学”数据也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浪漫空想也好，本身与“人祸”悲剧并没有必然联系。而那种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弊病，才是产生这种名为逼民致富，实为“哗上取宠”之恶行的原因。这种行为侵犯农民权利、损害农民利益、违反法治与国家政策以谋仕途之私，因此它与以权谋私的其他形式一样是一种腐败现象。

如今毕竟改革20年了，像运城“假渗灌”、绛县“科技大跃进”这样的事很快能在舆论监督下被爆光，不致发展成当年“大跃进”那样的“人祸”，这不能不说是改革的一大成果。而这种事今天仍然发生，又说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未有穷期。同时这也说明如今的许多腐败现象有其改革前旧体制的根源，不能归咎于市场经济、现代性、全球化等等（市场经济等等当然也有毛病，那是另外的问题）。这正如“科技大跃进”的荒唐不能归咎于“科技”一样。我们相信，在吸取了教训之后，绛县的农业科技事业仍然会健康地发展的。

随笔与时评　　　　　　　　　　　　　　　　　　　　　　　　　

　　　“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

最近全国人大有关委员会审议《种子法》，一些委员对该法草案中允许农户在一定条件下在市场出售自繁种子的条款提出异议并公诸传媒。这些意见认为近年来农作物种子市场秩序不佳，假冒伪劣种子时有所见，由此造成坑农害农事件的不乏其例。说者认为：这些弊端都是因对农户自繁自售种子控制不严所造成的，因而他们要求取消允许农户自繁自售种子的条文。有些人更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在种子生产、供应方面都已实行专业化公司规模经营，小农户的种子生产和销售都已成为不经济的、落后的“小生产”而被淘汰出局。因此我国的种子法也不能“给小农经济思想开绿灯”，而应当禁止这种“小农经济”的种子生产与经营方式。

笔者对《种子法》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但却对这些说法感到不安。诚然，我们知道近来种子市场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劣种坑农之弊。但从传媒报道的案例看，绝大多数却是官营的各级种子公司所为，因农户自繁自售种子造成的坑农事件反而鲜有所闻，因而“小农经济”究竟应当为此种弊端负多大责任，实在难说。在没有可信统计资料证明劣种坑农主要由“小农”造成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假定传媒中的那些报道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掩盖了“小农”制售种子之害：第一，“小农”自繁自售的种子分散、量小，每一宗劣种事件波及面不大，不象种子公司劣种案一旦发生便波及一大片以致酿成新闻，但无数分散小案的总和仍然可能积成大弊。第二，如今的种子公司有许多并不从事生产，只是个购销中介，种子公司的劣种仍有可能是“小农”生产出来而由种子公司收购上去的。

即便这两个假设成立（这是有疑问的），我们仍然不能断言“小农经济”是造成假冒伪劣种子泛滥的主因。特别是在第二个假设中，如果官营种子公司从事购销经营可以如此不负责任，购假售假，那又凭什么假定这种公司如果从事制种生产就会负起责任，而不会制假呢？凭什么假定它会比“小农”有更好的表现呢？

一般地说，如果没有“公司加农户”这种产业化框架，单纯的农户自繁自售种子大致只能就近销售，其质量虽难以保证是最优水平，但在交易半径很小、容易查访而且交易双方谈判地位对等、不象官营公司作为“衙门”那么有势力、出了事容易追究的情况下，完全的假劣种子发生率不会特别高。同时这种种子价格一般也较低，在农户对“良种”质量及质价比不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宁可用较低价格购买并非最优但还过得去的种子，也是一种选择。市场经济中原则上应当允许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低质低价的不同选择存在。虽然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们应当尽量推广最好的良种，但这只能通过实际效益的对比使农民认可良种的质量价格比来实现，而不能用强制取消其他选择的办法。笔者当年插队务农时亲身经历过“学大寨”运动中使用行政命令方式强行推广农民并不喜欢的“良种”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事，在２０年改革之后不应还有这样的做法。

至于对那些存心制售假劣种子坑农的案例，那当然应当严格查处，我们过去那些执法不严、对坑农者（尤其是有权势的坑农者）制裁不力的教训实在太多了，借《种子法》的东风力纠此弊，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个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个推行法治的问题，而不是提倡或压制哪种生产方式的问题。制假售假者无论是“官”是民，是大是小，都应一视同仁，一律严禁，为什么要单挑出“小农”来说事呢？现代农业中的种子产供销领域的确有规模效益问题，有公司化集中生产的趋势，但大田农作不也同样有规模效益问题吗？我国农户如今的耕种面积普遍远低于理论上计算出来的“最适宜经营规模”，但这不能成为取消家庭经营农户制、再搞“二度集体化”的理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优经营规模应当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对各种经济要素的配置，在当事者自愿的交易行为中实现，而不是通过强制并“小”为“大”。大田农业是如此，种子生产虽有特殊性，这个大原则还是适用的。

但这些尚属次要，这场讨论中存在的一种关于“小农经济”或“小农经济思想”的陈旧观念，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评论的，因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如何规范种子市场的范围。

什么叫“小农经济”？过去许多人把它定义为传统农业不同于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它被理解为“一小二私”的小规模家庭农场，或者还兼有“自给自足”的意思，因而被视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有时它又被理解“小商品生产者”或曰“小资产阶级”，在这一意义上它又被视为“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改革时代人们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人们对上述两种“小农”也从一律贬斥为“封资修”余孽，而改为一贬一褒。这就是８０年代出现的“两种小生产”论。按这种说法，“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或自给自足的小农是封建社会的东西，而“商品经济的小生产”例如改革后的农户，则是向无论姓资姓社的“社会化大生产”过渡的中间形态，具有历史合理性。当然，这种合理性只能是“历史的”即暂时的，因为“商品经济小生产”迟早还会向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大生产过渡。

在关于种子产销的讨论中，出售种子的农户当然不是“自给自足”的，因而针对他们的“小农经济”之说显然是指“商品经济小生产”而言。但即使是这种承认其“历史合理性”的说法，现在看来也是完全过时之论。

现代农民学研究与经济史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以下两点共识：第一，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也仍然以农户或家庭农场、而不是以“工厂式大农场”为主体，农业现代化当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却并不一定要通过由家庭“小生产”变为集中经营的“大生产”来实现。第二，传统经济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只是它的基础并非自由公民间的等价交换，而是人身依附状态下的超经济强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史学家希克斯所说，传统经济的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不如说是个由“习俗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因此，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传统农民（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这一词条中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不是传统农民的本质特点，它的本质特点在于：传统农民“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传统）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权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简而言之，传统农民是“指令经济”中人身依附状态下的臣民，而现代农民（农业者）则是市场经济中享有充分权利的自由公民。这本工具书的这种解释其实是如今国际上左右各派农民理论的共识。而我们对此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因为过去正是在那个把“小农经济”看作最大弊病的年代里，我们以“一大二公”消灭了“一小二私”，从而不是消除、相反却是空前强化了那种通过“外部权势的支配”把农民“整合进更大社会”的机制，而正是在那个连“小农经济”的“尾巴”也被剪得一干二净的年月，我们却蒙受了据说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大泛滥的“十年浩劫”！而我们走出“浩劫”的第一步，却恰恰是以“恢复”农民家庭经营或曰恢复“小”农开始的。

因此，我们如今千万要吸取教训，不能再乱扣“小农经济”或“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了。农业现代化不能靠压迫乃至消灭家庭经营，而只能靠市场经济的社会化背景下充分发挥农民的自由个性来实现。大田农业是如此，作为农业产业链条之一环的种子产销也是如此。整顿种子市场秩序也好，提高种子生产的规模效益也好，都要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健康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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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把素质教育与考试对立起来——杨支柱访谈秦晖　　　　　　　　　　　　　　

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起来不合逻辑

杨支柱：素质教育与减轻学生负担现在正炒得热火朝天，您对此有何看法？

秦晖：我赞成素质教育，也赞成减轻学生负担，但不赞成“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提法。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类因而也就不可比的范畴。素质教育是就教育目的而言的，与它对立的是以培养某种信仰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教育或神学教育、以培养对某人的忠诚为目的的奴性教育、以增加“工具理性”为目的的唯智教育等。应试教育是就教育过程中的成就评估、资源竞争、资格认证的手段而言的，与它对立的是以个人赏识为标准的伯乐相马式教育或推荐保送教育、以出身为标准的“种姓教育”或“成分教育”、以财力为标准的商业化教育等。这两类范畴是完全可以交叉、重叠的，例如重考试的科举制与不考试的九品中正制在教育目的上并无本质区别，与同样重考试的工业时代的唯智教育在教育目的上却完全不同。

创造力是学校培养起来的吗？

杨支柱：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应试教育强调客观标准，束缚学生的创造力。

秦晖：这种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比考试更好的评价方法？素质的高低究竟要不要一个客观的测量标准？如果不要，你凭什么说如今的教育“素质”不行？又凭什么说可能的新式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质？如果要一个客观的测量标准，那么同样会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改客观标准为主观标准如何？“文革”时期改考试制为推荐、评审制的前车之鉴明摆着，更何况现在权钱交易盛行，搞主观标准只怕流恶更甚于那时。

不过这种或那种“客观标准”是否成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教育与考试中的许多“客观标准”与其说是工业时代唯智教育的，不如说是前近代神学教育的，尤其是文科中的那些意识形态标准许多已严重过时。改变这些“标准”实际上是个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问题，它与取消客观标准改变应试教育并不是一回事。

无疑，客观标准只能以存量知识为基础来建立，它的确不一定能促进增量知识或创造力的提高。但“不一定”并非“一定不”，把客观标准与创造力对立起来的论点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要说“一定不”的话，倒可以说没有存量知识是一定不能创造出增量知识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都说过他们是站在前人肩上之类的话。“水变油”、“胡神医”之类的伪创造能够欺世，恰恰是由于人们还缺少存量知识，才上了那些同样无知但却善骗者的当。

杨支柱：那么您认为在存量知识的基础上怎样才能提高创造力呢？

秦晖：知识的创造机制是个复杂的问题。仅就科学知识的创新而言，就有波普、库恩、拉卡托斯等多家理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谁也不认为创造力是能够在课堂上由老师教得出来的。教存量知识不行，那么专教一门“知识创造法”或“知识力学”如何？我对此不抱希望。背“范文”固然背不出小说家，但抛开“范文”专读《创作技巧》就能读成小说家么？文学创作尚且如此，遑论科学创造。爱因斯坦肯定读过牛顿力学，但大约不会读过“相对论创造学”。埋怨学校不教如何创造知识，这虽是大实话，但是没有什么意义。我倒觉得有许多存量知识是应教而未教的，例如小学没有教关于公民权利的知识。另外，今天所教的某些“存量知识”简直就是“存量谬误”。我们教育中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工业文明”的成分，但更突出的恐怕还是“前工业”的东西。它对技术型人才的重视与其说是基于工业文明，不如说是基于“洋务意识”。在尚未“现代化”之前专倡“后现代”，反易导致“前现代”的沉渣泛起，可不慎哉！

创造力的问题主要不是个教育问题而是个社会体制问题。首先，社会要为创造提供尽可能大的自由空间，如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思想上的自由争鸣。其次，社会要有激励创造和对创造进行理性选择的机制，如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像“大跃进”期间那样的“奉旨创造”同时剥脱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只能产生大量害人的伪创造。

杨支柱：我非常赞成您重视存量知识的观点。与应试教育妨害学生创造力的观点相似的一个提法是所谓高分低能。高分低能的现象确实不少，而且当然也应该减少。但是高分低能的肯定没有低分低能的多，决不能反过来说低分就高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分低能究竟低的是什么“能”，我认为不能排除作假账、说假话、拉关系。走后门的“能”。

秦晖：退一步承认高分低能和低分高能，也得不出否定考试制度的结论，因为这完全可能是教育和考试内容不当引起的。

减负只能靠变孤注一掷的竞争为平缓的过程式竞争

杨支柱：反对应试教育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应试教育使学生负担过重。

秦晖：所谓作业负担、考试负担只是表象，实际上都是竞争负担。教育的结果总要有个标准来衡量。改存量知识的考试为所谓素质测试，只要竞争压力没有减轻，学生同样会为所谓“素质”之试疲于奔命。君不见以减少高考科目为目的的“3加x”试验便立即显出了弊病：许多学生放弃了“3”以外的副科，使原来为“应试”而实行的中学文理分科所造成的学生偏科、眼界狭隘、知识缺陷更严重了。负担未减，学生的知识结构却更畸形了。我国和西方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经过各自的探索都在教育和人才选拔方面发展出了考试制度，这不可能是偶然的。无论如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总比凭门第、出身、关系、财力或凭有权者主观色彩浓厚的举荐来取人要强得多。尤其在一个社会机制不健康、举荐容易流为黑箱操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即使能找到其他某些国家用非考试的办法分配教育资源取得成功的事例，也不能证明这样的办法适用于我国。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背景来谈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来孤立地谈“教改”。

杨支柱：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举荐和考试的关系，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法治自然也有它的毛病，但是它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要求。考试也是这样。另外，正如您所说的，教育的结果总得测量。学校如果不测量，则用人单位或雇主在用人前就必须进行更全面的测量，而这样做的社会成本会大得多。考试对于学生学习的激励作用，也不能抹杀。没有考试，我看许多学生根本就不会读书，学校所发的文凭就会变成对社会的欺骗。只是目前中小学生的竞争压力的确太大，使一些学生不堪负担。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秦晖：考试的激烈竞争源于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如果不改变资源短缺的局面而只是取消或弱化考试，就会出现“非考试的竞争”，如走后面弄特权的竞争，这对多数学生而言岂不是更加残酷吗？因此最重要的是增加教育投入，取消对社会力量与民间办学的限制。在资源制约的条件下，则放低高考门槛，高筑大学毕业门槛，变孤注一掷式的竞争为平缓的过程式竞争，也许是唯一的选择。除了高校的“严进宽出”之外，不合理的考试资格限制也加剧了考试竞争。如禁止职高生参加高考就毫无理由。再加上初中不允许复读，这使得从孤注一掷的高考又衍生出了孤注一掷的中考。你必须一次考上普高，而高中还允许复读，这实际上使得更小的孩子面临着更残酷的竞争，其连带效应甚至使得小学升初中都具有了“一考定终身”的性质。还有一些地方公然规定往届生的录取分数线比应届生高20分（如北京中考，湖南高考），这些限制都是没有理由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加剧竞争。

杨支柱：我倒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佐证往届生减20分的不合理：例如我的本科顶头上司（他睡在我的上铺）是个往届生，考上人民大学的时候才15岁，比班里最小的应届生还小1岁多，好在那时侯往届生不减分。我的一位朋友因为高二提前参加高考没考上，中学居然要收他的复读费，第二年他从我的母校考上了清华；而我的母校那时已改为职高，他赶的正是末班车，好险！我的表妹小学跳了一级，头一次高考上了专科线不想读，结果第二年被减了20分，正好减到本科线下面2分，只好花了1万多块钱读自费。不过我对于高校扩招有两个疑问：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已经不少了，熟练工人似乎更紧缺；二是高校扩招而中学不扩招，似乎不合理。

秦晖：我也主张国家财政投入优先解决初中和高中的教育资源紧缺问题。高校教育资源的紧缺首先要依靠解除对民办教育的限制来解决，民办教育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人才供需平衡。另外，扩招并不意味着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有多少增长，我主张的是宽进严出，把孤注一掷的竞争变为平缓的过程竞争 。

就近入学事实上取消不了重点校

杨支柱：教改中另一个减轻学生负担的做法是取消重点，就近入学。您对此有何看法？

秦晖：重点校在改革时代打破身份壁垒，面向全社会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招生，较之以往是一大进步。如今我们对“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优质优价”收费教育尚且提倡，为什么惟独要苛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呢？就近入学使重点校所在社区的孩子与无重点校的社区的孩子在享受“重点”教育的机会上形成了严重的不平等。重点校所在社区的户口顿成奇货可居的资源，拉关系走后门把孩子户口迁入这类社区的“非考试竞争”愈演愈烈，重点校的教育资源成为“创收”的手段甚至变相贿赂官员的手段，导致重点校的教育质量下降，失去通过考试择校的权利的非重点校的学生则弱化了进取心；而且，用全社会纳税人的钱办的重点校只为特定社区服务，犹如过去只为特定阶层服务一样，是不公平的。鼓励就近入学不能靠剥夺学生选校的权利，而应当改变教育资源的配置。对各学校的资金、设备投入应平等，甚至可以像印度一样，规定公办小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轮换制，以消除资源集中于某些特定学校的现象。没有这样的前提，实际上是不可能作到就近入学的。

（原载《科学时报》200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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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原始积累”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家英先生在一篇批评我的文章中认为：“将官僚资本等同原始积累很容易使人在否定官僚资本之余一并否定原始积累” ，“然而，在批判权力与资本结合之余，我们必须肯定原始积累的成就及方向”。“原始积累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市场化、个体化及法制化程度的增加、资本流动加快、整体社会生产水平提高，民间资本上升等，这些都是原始积累的正面现象，需要积极地予以肯定”。

这种现象在内地比较普遍，当议论起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时，总有人会说：“原始积累时期嘛，免不了的。”的确，从学界到社会上，“原始积累”是个被弄得比较混乱的概念。我曾看到一份地方政府刊物夸耀地说当地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一部电视系列片则把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原始积累过程”！在这里“原始积累”俨然成了褒义词。另一部电视系列片在列举了深圳当时的一些“缺点”，如现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对打工妹的性奴役现象等等之后，话锋一转，大谈起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所谓“羊吃人”现象，说是那时死了“成千上万”人。言下之意是：我们这点“代价” 与之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原始积累”一词被人们认为出自马克思。大家都知道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正被人从两个方面来引用：过去人们为抨击“资本”而痛斥它的“血和肮脏”，而目前更多的则是因向往“资本”而对 “血和肮脏”也见怪不怪了。马克思书中的原始积累被看成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于是我们这里的原始积累也似乎成了“市场经济初期”的理所当然。

这是个歪曲。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为早期资本主义，他甚至没有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讲的是“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要随积累而增加”、“在积累进行中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以及“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等等。这里并未提到“抢来本钱做买卖”的种种行为。第二十四章是所谓“原始积累”，它开篇即明言“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即亚当·斯密所说的Previous accumulation”。Previous是“在……以前”之意，Pre vious accumulation即“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积累”。我国现行斯密著作中译本多译为“预先积累”，它与“最初的资本主义积累”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以德文写《资本论》时把英文Previous换成德文词ursprüngliche(原始的)，它表达的仍是斯密的意思。因此马克思明白地说，“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资本生出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生出更多的资本”这样一种积累，即它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它产生于尚无所谓“剩余价值”的那个时代，即“资本主义史前”时代。

马克思之后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文献中也没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说。列宁传世著作中提到“原始积累”不下十次，也是沿用的马克思的提法。如早期的《什么是“人民之友” 》中说：“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至少在英国有过……所谓原始积累……。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则……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变(变为资本)，就要采取新的形式。”后期的著作中也强调“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

到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借“红色恐怖”之势实行“余粮收集制 ”，无偿夺取农民粮食来供给苏俄创业所需。为了替这种作法寻找理论依据，著名布尔什维克学者B.M.斯米尔诺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先要有“所谓原始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积累”，他称之为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以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区别。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提法之始。这个“两种原始积累”论很快为当时苏俄理论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不少篇幅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比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的著作，其中也有大量关于两种“原始积累”之比较的论述。该书认为，正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以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方式获得前提条件一样，社会主义苏俄在国营经济能按计划经济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来建立国营经济，这一过程“在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正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由于苏俄国家具有更大的强制与垄断权力，因而其“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能力更大。同时由于苏俄没有可供“剥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对本国农民搞“原始积累”。所以苏俄国家的任务不是从小生产——农民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要比后者“拿得更多”。

显然，从斯米尔诺夫、布哈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讲的“原始积累”与马克思讲的一样，都是在某种生产关系建立之前(而不是建立之初)的强制聚敛，即布哈林讲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它与这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正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过去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积累”，而今天苏俄搞的原始积累是“社会主义积累”之前的事。之所以加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定语只是为了区分两种“原始积累”的用途(是用来做买卖还是用来搞计划)。然而，把“原始积累”这个令人联想起“血和肮脏”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总让人觉得不舒服，于是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以后便不再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术语。到三十年代斯米尔诺夫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作为托派被镇压后，这个术语便在苏俄消失了。然而原先为与它相对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却留了下来，而且为显示资本主义的“血和肮脏”，它被使用得更频繁，以至于取代了马克思用的“所谓原始积累”一词。

而从俄国人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驱者，自一九二０年赴俄的瞿秋白始，便把俄国人创造的这一术语译作“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于是在斯密与马克思那里本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种种野蛮行径，便成了“资本主义中”的东西。延及于今，原为市场经济以前的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一系列恶行，也被理解为市场经济中(至少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总之，所谓资本主义积累就是在市场机制下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所谓原始积累，按马克思的说法，则纯属一些在逻辑上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诸如强迫劳动、圈地运动、猎奴与海盗行为、凭权势强占公产、抢劫黄金等。显然，这两种积累之别是性质之异，而非数量之差。而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并无逻辑联系，但却有经验的联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抢来本钱做买卖”，即用非资本主义的野蛮手段创造资本主义的“史前”基础的事。

即使如此，“做买卖”的时代也并非都从“抢来本钱”开始，而“抢来本钱”也并不是都去“做买卖”，用这些本钱搞垄断和统治更顺理成章。 过去许多论述把“原始积累”描述为仿佛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这在理论上与历史上都远非如此。如前所述，马克思明言的“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 这一命题只是一个“假定”。英国经验符合这一“假定”，但马克思并未因此就把它上升为 “规律”——尽管他喜欢用这个词是人所周知的。而列宁也只是说“所谓原始积累”“至少在英国有过”。

不仅如此，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宁经常强调的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原始积累”以强权与暴力剥夺小生产或侵占公产的“普鲁士道路 ”(在一些场合列宁也称为英国道路、意大利道路等)；另一条是摆脱压迫与强权后的自由小资产阶级公平竞争、经济分化的“美国式道路”。据说这后一条道路能使“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力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一般可能的最好的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无论这一说法在史实上能否成立，至少在理论上表明这时的列宁并不认为“抢来本钱”是资本主义起步的“必然规律”。只是到了二十年代，为了强调苏俄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具有历史合理性与道义正确性，“原始积累”才被抬到了“规律”的高度，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们在大讲“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同时也就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规律”化了。

从史实而言更难把“原始积累”说成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阶段”。姑且不论当代新兴工业化地区(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亚洲“小龙”在内)的经济起飞并不是靠的“抢来本钱 ”(某些东亚国家的“专制资本主义”中“权贵资本”起着相当作用，这并非“东亚模式”的光彩之处，但这类资本虽在竞争中可占便宜，毕竟不是以暴力剥夺小私有者或窃占国库为“ 起点”的)，就从历史上讲，如今发达世界中的北欧诸国、瑞士乃至德国都未经过什么原始积累阶段，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却后来居上，比搞过原始积累的诸国更出色。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原始积累比英国搞得更早更疯狂，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两国却是落伍者，难以望英国之项背。南、北美洲本来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对象，而且十七世纪时南美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远优于北美；拉丁移民在南美的原始积累也远比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更厉害。但是新大陆后来的发展却形成了北兴南衰的鲜明对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北美移民的主体是持守勤俭创业、机会均等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农民，而南美移民的主体则是持有拉丁君主特许状的一伙权贵痞子，他们是精于“抢钱”而拙于“做买卖”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之前未必要经过“原始积累”，那么“原始积累”更不一定导向市场经济。事实上，“抢来的本钱”不仅可能用来搞统制经济，而且由于“抢钱”与统制都以强权为基础，这种可能甚至比“抢来本钱做买卖”更自然。如今世人都知道前苏联人在从余粮征集制、劳动军(即强制劳动)、强制不等价交换(所谓“贡税制”)、强制集体化及“消灭富农 ”运动直到古拉格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仅因集体化而造成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大饥荒就导致约八百万人饿死，而这两年苏联为“积累”竟然还廉价出口了二百八十一万吨粮食。一九二六-一九三九年仅乌克兰一地就在和平时期净减少了百分之十的人口！与之相比，英国的“羊吃人”是个文学上的形容，我们的电视剧作者望文生义地说是“死了成千上万人”，实则圈地运动固然野蛮可耻而且给英国工农造成极大苦难，但并无大规模人口损失之事。苏联人(当然不仅是苏联人)为旧体制下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难道不正是为了不再受这种原始积累之苦，人们才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吗？

因此即使原始积累真的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也早已百倍地付过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旧体制通过原始积累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国库”中，如今的某些国库看守人才得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轻松地从事“第二次原始积累”，把财富从国库转入自己的私囊。他们因此无须冒当年西方“原始积累骑士”所冒的风险——后者需要夺取分散于众多传统小私有者手中的财富，因此会面临强烈的反抗。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一过程一方面成为世界史上最快速的原始积累过程，另一方面因其无须面临反抗而得以“和平”进行，使一些人得以誉之为“最高尚的原始积累”！其实这种无风险的掠夺只是使他们比当年西方的“原始积累骑士”更具寄生性。当年这些“骑士”们虽不仁不义，但他们把农业社会分散的传统财富集中为工业社会所需的要素资产，也算是完成一桩历史使命；然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中，这一使命已由“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完成，如今的“第二次原始积累”连这点意义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