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参见本课题《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第二章。.4

[2] 参见本课题《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第二章。.4

事实上，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全都是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转向“双方交易”、亦即由证券私有化转为“货币私有化”之后形成的。形成的途径并不是什么私有化证券的买卖与集中，而是在民主政治转为“新权威主义”的背景下，有人利用国家权力把那些当局不愿“分”给老百姓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的。其具体形式有：

1、全权委托银行制，即国家中央银行把预算拨款、税款“委托”权贵公司管理，受委托者便利用国家款项“空手套白狼”，进行投机与放贷。这种制度开始于1994年，当年5月24日联邦政府与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签订委托协议，政府授权该银行作为政府办事机构，从事服务于集中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有关业务。如开设财政部外汇帐户并进行外汇结算、为出口商开设专用帐户、执行外贸中的国际结算，用国家的钱在国际外汇与信贷市场、有价证券市场开展业务，以保证有效使用国家的外汇资金为集中的外汇业务服务。类似的全权委托，是几乎每个寡头都有的特权，他们依靠这种特权从事的实际上是中央银行的金融业务，中央银行以低利率从国家预算中拨款给他们去经营，而他们则按商业银行的高利率贷出这些资金。仅此一项便可无风险地获得100%乃至更高的利润。据说这些寡头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炒作的“自有资金”90％都是以上述方式来自预算的无偿赠与。仅1996年一年，受俄联邦财政部委托通过全权委托银行发放的各类预算贷款就达50多亿美元，在紧缩银根、资本极度稀缺的状况下有了这等特权，寡头们怎能不“暴发”呢？

2、抵押拍卖，私有化进程改“分”为“卖”后，俄政府接受波塔宁（后来的七寡头之一）建议，以抵押拍卖形式处理大型企业。其方法为：寡头银行贷款给政府以弥补预算赤字，而政府以国企控股权作抵押，3年后政府还贷，即可收回控股权，否则这些股权即归贷款者。由于这是一种“内部人交易”，外资与民间（包括民间基金会）不能竞争，再加上抵押价低于拍卖价，因而这种做法等于半卖半送，成为寡头们占有国有资本的捷径。最大的几家寡头都是以此崛起的。如1995年12月，别列佐夫斯基的“罗卡瓦斯”银行与斯摩林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购买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51%控股权，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以1.7亿美元之价获得了西方商人估价为40亿美元的“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89%的股权，全俄储量最大的“辛丹卡”石油控股公司51%的股权也落入他的手里，其他如霍多尔夫斯基的“梅纳捷普”银行控股“尤卡斯”石油公司78%的股权，古辛斯基的“桥”银行控制国家联合通讯体系“通讯投资—俄罗斯电视网”25%股权，斯摩林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收购国家农工银行52%的股份等等，也是这种背景下成交的。

3、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抵押拍卖不仅使国有资产在抵押期满后廉价易主，而且在抵押期间经营权也控制在国家特许的“自己人”手里。除了抵押制以外，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与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股也普遍以类似承包制的方式委托私人（通常也是“自己人”）经营。于是借国家之鸡下私人之蛋、甚至杀国家之鸡取私人之蛋这种典型的“承包综合症”也蔓延开来，并成为寡头资本成长途径之一。

显然，以上几种途径都与“证券私有化”没有什麽逻辑联系，倒是与权力集中、难以监督的旧传统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证券私有化”阶段而是早在1992年就开展这种“货币私有化”，寡头的崛起只会更快。事实上，抵押拍卖是改“分”为“卖”的结果，而全权委托银行与国有股委托经营都是一种承包制，它不是“大众私有化”的结果（正如我国没搞证券分配，但同样都有发达的承包制一样），而恰恰是不搞大众私有化的结果。俄罗斯的寡头们根本不是把已经“分”给了大众的国有资产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运用权力径自把没有“分”下去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如果说对于“分”到手的私有化证券老百姓还有权把它“换了酒喝”，那麽对于那没有“分”而直接被寡头控制的资产他们就连这点权利也没有。当然，通过经济手段（如以“换酒喝”这样的廉价收购）集中被“分”掉的资产的过程，那时也在进行，但这样形成的资本恰恰是受到寡头压抑的。正如1996初年俄国有资产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科赫所称：实行抵押拍卖制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从‘红色经理’手中夺取他们在证券私有化阶段确立的对企业的控制权”。 [34]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证券私有化（由于没有造成资产责任人）无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的批评与“寡头资本垄断造成社会不公”的批评会同时存在。——如果分散的“证券”集中成了“寡头”，前一批评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证券资本仍然是分散的，后一批评就不可能存在。无论哪种情况下，这两种批评都自相矛盾。只有在国有资本主体根本未曾以证券分配方式、而是以其他方式被私有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同时出现这两种批评。

本来,“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愿望条件下的一种私有化起动方式,虽有其缺点(股权过于分散,形不成资产责任),但在许多东欧国家(如捷克)还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国由于货币急剧贬值,资产估价严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某些利益集团对证券私有化的抵制：财政上要求改分为卖，“内部人”要求关门分肥，寡头们更是要求以权力直接攫取公共资产，而不想通过什么私有化证券的交易与集中这类费时费力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这一切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实际上流产了。因此俄罗斯的私有化从总体上讲并不是证券私有化，而是“内部人”私有化，不是“大众私有化”，而是寡头私有化。这是造成俄国今日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

然而俄罗斯的困境却给左右两翼的一些人都提供了借反对“大众私有化”说事的理由，前者从反对“私有化”引申出反对一切产权改革，而后者则认为私有化不能考虑什么“大众”，实际上是为寡头私有化辩护。这就需要我们作一个澄清。当然，大众私有化本身也确实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问题，我们将以捷克为案例，在另一篇文章中作出说明。

[1] Joseph E. Stiglitz, Whither Reform ?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D.C.,1999.

[2] 金雁：《捷克模式：公平与效率的协奏曲》，载《新饿乡纪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54—163页。

[3] David Ell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oucher Privatization, World Bank,1999. David Ellerman, Voucher Privatization with Investment Funds: A Reappraisal. World Bank,1997. 艾勒曼：《民主的公司制》，新华出版社1997年。

[4] 张春霖：《大众私有化以后的公司治理问题及投资基金的作用》、《改革》1999年第4期。

[5] E.Wright, Coupon Socialism and Socialist Value. in New Left Review,1995:3-4.

[6] 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122页。

[7] 《管子·轻重甲》

[8] 奥列克·波戈莫罗夫等：《东欧的教训》（俄）《独立报》，1993年2月9日。

[9] J.R.Blasi, M.Kroumova and D.Kruse, Kremlin Capitalism: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Russian Economy. Cornel University, 1997. p212.

[10] J.J.Coffe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Transitional Economy: Lessons from the Czech Experience, in Frydman, Gray and Rapaczynski(e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Vol.1, Budapest: CEU Press. 1996, pp132-133.

[11] A.科赫事后为当时的操作辩护时也承认，原定期限内出手的只是“毫不足道的资产”，但却为此用掉了全部私有化证券的一半。（A.科赫：《出卖苏维埃帝国》，新华出版社，2000年，10—11页）而据表一所记逐月进度，该期限内实际只用了全部证券的三分之一。

[12] A.科赫：《出卖苏维埃帝国》，新华出版社，2000年，12页。

[13] 同上，31页。

[14] J.R.Blasi, M.Kroumova and D.Kruse, Kremlin Capitalism: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Russian Economy. Cornel University, 1997.

[15] 海闻主编：《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年，51-53页。

[16] J.R.Blasi, M.Kroumova and D.Kruse, Kremlin Capitalism: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Russian Economy. Cornel University, 1997. Pp.213-214

[17] 张春霖：《大众私有化以后的公司治理问题及投资基金的作用》、《改革》1999年第4期。

[18] A.科赫：《出卖苏维埃帝国》，新华出版社，2000年，12页。

[19] [俄]《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说：前苏联官员出身者在总统班子占75%，政府中占74、3%，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其中，前苏联经济官员在政府中占42、3%，经济精英中占37、7%。

[20] 董晓阳：《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6期，23页。

[21] 伊·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金融工业集团：幻想与现实》，[俄]《经济问题》1996年第7期。

[22] [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6年第7期。

[23] 《新总理赞成改革，但要对改革作出重大修改》，[俄]《消息报》1992年12月16日。

[24] 阿甘别吉扬：《以增加投资来摆脱危机》，[俄]《实业界报》，1994年5月16-22日；参见马乌：《经济与政权》，莫斯科1995年，50-54页。

[25] 什梅廖夫：《困境与前途—俄罗斯改革阶段预示着什么？》[俄]《独立报》1997年7月24日。

[26] 黄立弗：《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与金融工业集团》，《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38-39页。

[27] G.亚夫林斯基：《俄罗斯虚假的资本主义》，[美]《外交》1998年5-6月号

[28] 参见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123—125页。

[29] [俄]《消息报》，1997年11月18日。

[31] 王立新：《俄罗斯股份制改革评析》，《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5期，42页。

[32] 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6年，53页。

[33] 左长青：《俄罗斯证券市场的发展》，《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4期，17页。

[34] 李建民：《俄罗斯金融寡头暨官僚资本主义探源》，《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5期，50页。

学术论文　　　　　　　　　　　　　　　　　　　　　　　　　

　　　产权改革与工人参与——波兰特大国企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改造的案例分析 　　　　　　

一、重建“新钢城”

位于波兰东南部的该国第三大城市克拉科夫是座风景如画的历史古都。它在10世纪成为波兰主教区首府，1320年矮子弗瓦迪斯瓦夫统一波兰后即定都于此，直至1609年西格蒙德三世迁都华沙为止，它作为古老的波兰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时达300余年。城内古堡巍然，教堂林立，13世纪的雷涅克格罗尼广场、故宫瓦维尔堡与古老的圣玛利亚大教堂，游人如织，而1364年建校的中欧最古老大学——雅盖隆大学至今仍是波兰学术中心之一。

然而自50年代起，克拉科夫作为古都、文化名城的名声，已经被它作为工业重镇、东欧“四大钢都”之一的地位所掩盖。古城东郊崛起了庞大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和以它为中心的诺瓦胡塔（波语“新钢城”）新城。它是波兰最有影响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之一，在70年代末年产钢最高达680万吨，雇员达4万人，它拥有从炼焦化工、烧结、炼钢、冷轧、热轧直到热电中心等设备在内的全流程冶金生产系统，为它服务的诺瓦胡塔社区人口达25万人，占克拉科夫近百万人口的1/4。70年代时，它不仅是波兰最大的冶金基地，而且在东欧四大钢都（克拉科夫与捷克的俄斯特拉法、罗马尼亚的加拉茨与匈牙利的米什科尔茨）中也居前列。70年代后期波兰开始建设规模更大的卡托维兹钢铁基地，但该项目后来成了“胡子工程”，直到“剧变”时尚未全部完成，所以克拉科夫冶金联合企业在波兰的钢都地位并未动摇。

从某种意义上说，诺瓦胡塔是波兰现代工业的象征，同时也是计划经济旧体制的典型。进入90年代后，它成了经济转轨中最令人头痛的“大型国企困境”的一个缩影。面临着技术过时、市场萎缩、产量下降、亏损剧增的严峻形势，经受着体制转轨和“夕阳产业”重建的双重震荡，诺瓦胡塔在慢性积弊与急性“休克”的夹击下一时处境艰难。

但在当局、职工和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五年改革，诺瓦胡塔成功地“脱胎换骨”：粗放式生产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如今已变成精干型的新一代经济实体“森吉米拉冶金公司”，进入了发达国家当代钢铁产业的主流。在体制上，该企业基本完成了波兰人所说的“私有化”（即产权明晰化），在技术上它也实现了更新换代，初步达到了“重建新钢城”的目标。

诺瓦胡塔案例不仅为“前计划经济国家”解决转轨中最为艰难的大型国企问题提供了经验，尤其为像波兰这样一个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提供了工人参与改革的成功典型。尽管如今的诺瓦胡塔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她给人们以启示：“权贵私有化”的原始积累道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新钢城”老了

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变革前的诺瓦胡塔似乎还应当算是相当先进的钢铁企业：它在70年代末达到的4万雇员年产钢680万吨的水平，恰恰与我国80年代末最先进的冶金企业上海宝钢几乎相同。但以欧洲市场的眼光看，这却是一个典型的“低效”、“绩差”企业，到80年代后期，它的“架子虽然没有倒，内蠹却已尽上来了”。旧体制的长期束缚已使她危机重重：

首先，旧体制下的诺瓦胡塔没能赶上新技术革命这班车，它与欧洲西部同行的距离拉大了。70-80年代是钢铁工业“全球重建”的年代，正如冶金经济学家R.哈德逊所说，现在仍把钢铁业看成“烟囱工业”已成为一个错误。 [1] 经过60年代的吹氧炼钢、70年代的连铸技术与80年代电脑与自动化控制的广泛运用，这钢铁业的“三大革命”，已使大型钢厂的概念根本改变。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钢铁原材料的需求日益从数量转移到质量、品种方面，因而西欧钢铁生产的主流已从生产大路货的“胖子”钢厂变成了小型、电炉化、以小批量多规格专用化特殊钢及其制材为方向的“瘦子”钢厂与“迷你钢厂”。这一切导致70年代中期以来，粗钢生产在西欧与北美都显著下降，而在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大幅增长。到8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上30%的钢铁出口能力已经转移到原先的非产钢或钢铁净进口国家。由于技术改进导致的成本降低（仅连铸技术就可使吨钢成本减少20英镑），由于大量消费原钢的传统工业部门逐渐没落而导致需求减少，也由于第三世界廉价钢的竞争和西方保护主义出口补贴政策的影响，使1989-1992年间欧洲市场钢铁价格平均下跌达30%，大型钢厂在严峻的竞争形势下不得不在更专更精的标准化、质量控制、提高设备利用率与降低生产成本中找出路。低附加值钢产品的过剩日趋严重，使得西欧各国不得不对钢铁业实行国家干预下的产业大调整，直至在欧共体一级实行跨国干预。80年代起，欧共体便为各国各大公司规定了产量限额，向超限生产者课征重税并与国家削减生产能力的总指标挂钩。

与此同时，1974年以来欧洲范围内大型钢厂由“胖”而“瘦”的“迷你化”改造已成趋势。在低附加值钢产品降价限产的背景下，高价值特种钢产品在质量品种服务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只生产大路货的企业已无法生存。而钢厂“迷你化”不仅意味着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因此而来的大规模再投资，也意味着生产组织模式的变革与管理革命，从注重产量的“福特式”生产到注重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生产。只是这场钢铁业中的“后福特主义革命”似乎不像我们国内一些论述所描绘的那样充满着“经济民主”的玫瑰色彩，恰恰相反，钢铁业的“迷你化”伴随着成片的老厂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消失，以传统钢铁业为支柱的那些地区也陷于经济萧条状态。正如哈德逊所说：在这一过程中“老工业区”与其说变成了“新工业区”，不如说是变成了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的“边缘化地区”，其居民日益成为多余的与边缘化的人群，成为依靠国家的援助而生存的“过剩”人口的一部分。 [2]

西欧钢铁业在没有经受体制转轨冲击的情况下，尚且为行业本身的结构性调整与“后福特主义革命”付出了如此的代价，承受体制危机与行业危机双重重负、面临经济制度转轨与生产组织模式“后福特化”转轨双重挑战的诺瓦胡塔人，身处形势之严峻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体制的阻隔，波兰钢铁业长期在经互会“大家庭”内分工的框架下生存，与国际钢铁业20年来的发展潮流相隔绝，从东方市场到西方市场的转向谈何容易，而1990年开始的“休克疗法”又给钢城造成了剧烈的“阵痛”。“休克”期间整个经济活动水平下降，而钢铁工业的滑坡则更严重。由于主要的钢铁消费部门，如重型机器设备、工业基本建设及国防等大工业的萎缩，波兰钢铁销售大滑坡，其下降幅度比整个工业产出水平的下降更厉害。

剧变前的波兰钢铁工业设备陈旧，单位能耗及原材料损耗高，效率低下，生铁含杂质高，钢材大路货多，商业信誉问题严重（常常不能如期交货），且布点分散，多数小厂效益很差，而污染却很严重。与西欧同行相比，唯一的重要优势是因工资低而形成的价格竞争力。因此剧变前后，曾有人设想东西欧钢铁业可以在各自“扬长避短”的基础上实现互补性分工：东欧以粗钢和低值钢材占领西欧市场，而西欧则以多品种小批量的优、特钢材满足东欧需求。但这种设想不但与东欧人不甘落后、不愿长期只扮演粗钢供应者角色的愿望相违，而且遇到了西欧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阻碍——为了保护其民族钢铁工业，东欧的钢铁厂更多地被西欧看作是威胁而不是投资机会。东欧粗钢的“倾销”很快引起了欧共体的抵制，1992年订立的《欧共体与中东欧国家经济合作协定》，在推动东西欧开放贸易的同时，却把钢铁业作为“敏感领域”而划为例外，并大谈出口限额与反倾销义务。

内有市场疲软、外有市场壁垒，“体制病”与“行业病”并发，慢性积弊与急性“休克”夹击，诺瓦胡塔的上空一时阴云笼罩，烟囱里排出的烟雾少了，人们心头的迷雾却越发浓厚。1991年笔者访问克拉科夫时听到一位钢城干部叹道：“新钢城已经老了！” 工业结构调整不仅仅是开放市场，东欧的社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的叠加的过渡现象，在经济史上是少有的，没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必须靠自己趟出一条路子来。

三、“新钢城”复兴方案之争

在“休克疗法”时期，波兰的政府、工会和社会舆论都进行着没完没了的经济问题讨论，调整钢铁业的WHW（生产什么What、如何How生产、在哪里Where生产）问题也是讨论的对象。面对严峻的形势，波兰钢铁业当局首先着手解决布点分散的问题。1989年，波兰的1700多万吨钢分由20个钢铁厂生产，其中许多仍沿用50年代的平炉炼钢。1991-1993年间，绝大多数平炉被关闭，波兰钢铁生产被集中在三大基地——卡托维兹、克拉科夫与华沙。

克拉科夫的诺瓦胡塔于1991年由“列宁钢铁联合企业”改组为“T.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缩写为HTS），当时该厂的设备虽优于国内各平炉厂，但却比卡托维兹与华沙两厂陈旧，与西欧同行更无法相比。变革前，诺瓦胡塔每吨钢平均消耗工时14个，而欧共体各国平均只化4个工时。钢城里设备五花八门，80年代的现代化电焊条厂与50年代的苏联装备比肩而立。据1983年统计，该厂约56%的设备投产于50年代，33%的设备投产于60年代，70年代的设备只占11%，而80年代基本没有进行设备更新。在这里，约27%的操作仍靠工人体力劳动，65%是机械化作业，5.8%的操作实现了部分自动化，只有1.8%是全自动化操作。在旧体制下工厂为追求产量指标而长期超负荷生产，设计能力为年产钢550万吨，而实际年产往往高达650万吨之多。拚设备的结果是隐患四伏，返工率与次品率都很高。生产结构失调，运输能力缺口很大，劳动力与原材料短缺，而经营环节更是一塌糊涂：不仅交货期长，而且经常误期；另一方面在已有订单常常完不成供货的情况下，又有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整个设备的利用率仅在40%-60%之间，换句话说，就是经常只有半个厂子在运转。

同时诺瓦胡塔作为旧体制下的明星企业，工人工资水平在全波兰是最高的。80年代这里是团结工会运动的中心之一，变革后工会仍然力量强大，不经工人同意，就很难把“转轨的代价”强加给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新钢城”往何处去？1991年，受诺瓦胡塔与卡托维兹两大钢厂的联合委托，一个加拿大财团制定了第一个改造方案。这一方案从纯粹“经济理性”出发，鉴于后起的卡托维兹厂设备较新而不配套，主张以卡钢为主、HTS为之配套而实现资产重组和优化要素配置。它建议卡钢减少连铸坯生产而在HTS减少轧钢，直到在卡托维兹新建一套现代化冷热轧联合机组，再着手把钢坯生产也转移到卡托维兹。这一方案意味着诺瓦胡塔钢厂将会几乎完全（虽然是逐渐地）关闭。它引起了各方的批评。而且由于这两厂分属于两个主管部门：HTS属冶金部而卡钢属重工业部，彼此都不愿给对方当“代价”，终于不了了之。而诺瓦胡塔人的强烈反对，则成为该方案最后被放弃的主要原因。

1992年开始执行由波兰专家制定的第二个改造方案。这时HTS成为一个国库独资公司，并且对其实行参股式私有化，同时把这个托拉斯化程度过高的巨人企业进行“迷你化”改造，将其分解为一系列准独立的实体即分离子公司（Spin-offs），它们“独立地”对母公司负责。而过去大企业“办社会”时的各种福利部门，如餐饮系统与宾馆等，也都通过这一途径分出去单独经营。它们不仅要成为自身原有职工的就业基地，还被期待以发展第三产业和其他非钢产业，从而承担从主公司中分流富余人员的重任。

在精简人员与机构并把子公司分离出去后，留在HTS中的冶金生产流程的核心部分变成“瘦子”企业，雇员从40000人减至10000人，与此同时，将通过政府担保而从国内外筹集贷款进行技术改造，新建一条年产能力为205万吨钢坯的连铸流水线，然后对热轧厂进行重建。这些技术改造工作将与以“灵活的专业化假说”为指导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改造相结合，使改造后的企业既能发挥诺瓦胡塔在管材与板材生产方面的传统优势，又具有与西欧同行相当的技术——管理水平。这将大大提高她的出口的竞争力。据认为，随着WTO自由贸易秩序与全欧一体化的进展，以及波兰人加入欧盟的前景，西欧对波兰“钢铁倾销”设置的壁垒将不存在。这样，重建后的新钢城就可以“像灰烬中新生的火凤凰一样”展翅腾飞了。

按规划，重建后的新钢城将有两层结构：以连铸——热轧流程为核心组成的高度精干和可盈利的核心公司（HTSSA），员工10000人，而它与各分离出来的实体则共同组成“东克拉科夫发展局”（下文简称东克发），作为国有资产托管机构负责开发利用诺瓦胡塔改造过程中“剩余的”设备、资产与土地，并通过把它们重组为一系列中小企业而为分流人员创造就业机会。诺瓦胡塔地区则成为东克发管理下的“经济特区”，实行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东克发的国有资产托管职能将逐渐为类似美国“田纳西河管理局”那样的调控职能所代替。

这一方案迄今已实行八年，整个情况似乎是令人乐观的。1996年，一座同时进行了“市场化改造”与“后福特主义改造”双重变革的新钢铁基地已在萎靡破败的原有基础上初具雏形。西欧钢铁业调整中出现的“老工业区边缘化”困境，波兰人在更为艰难的条件下却得以避免。人们看到：

——技术改造的第一期目标即现代化的连铸生产线已于1996年按期投入生产，热轧厂重建工程前期准备也已完成并于同年正式开工。新钢城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已大大缩小了。

——企业“减肥”卓有成效。短短几年间，HTS的员工与从变革前的40000人减少到1994年的约17000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对富余人员实行任何强制下岗措施。雇员减少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非核心职能部门的分离而实现的”。

——东克发扶植中小企业的工作进展明显，到1996年已建立约20个子公司，从HTS分流出来的人员大多得到了安置。在转轨期间全国失业率高峰的1994年底，诺瓦胡塔地区的失业率仅为8.8%，而全波平均达到15.1%。

——产权结构日趋明晰。在大型重工业资产难于拍卖而全波“大众私有化”证券分配方案又一再流产的情况下，HTS通过工会的合作建立职工持股、核心公司、子公司与东克发交叉持股等方式推进产权改革获得成效。虽然波兰学者多认为雇员所有制（ESOP之类）难以推动管理改革，但对公众来说，它却是转轨过程“起点平等”阶段一种可以接受的模式，尤其是在与工会的合作极为重要的情况下。通过雇员所有制向“管理者-雇员购买股权”（MEBOs）制的过渡，前者的缺陷正在得到克服。

——企业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良性机制已经建立。在整个重建过程中，政府提供的支持主要是在企业筹集贷款时提供担保，基本上没有国家投资。在东克发建立时便被告知它不能指望政府的财政资助，而必须依靠省和克拉科夫市，但首先是靠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效益逐年好转，目前HTS的订单已经排到2005年。从1995年起，外资进入东克拉科夫的势头加快，舆论普遍认为这里在今后几年内将成为波兰经济有希望的新增长点。

四、钢城重建中的工会

波兰剧变主要起因于工潮，工会力量强大是波兰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的特点。人们常常认为工会与“工人民主”坚持“劳动高于资本”、“工人利益至高无上”的工联主义立场，只利于“破旧”而不利于“立新”。波兰转轨头两年经济形势比匈牙利严峻、吸引外资没有匈牙利多的状况似乎证明了这一判断。的确，在波兰的传媒上经常可以听到好斗的工会吓跑了投资者的故事，而工会抵制“不公平的”、“有损于工人利益的”私有化方案的例子更是时有所闻。团结工会的摇篮革但斯克造船厂就是因为工会在“工人总统”瓦文萨庇护下拒绝一切改造方案而坐吃山空，终于在1997年春宣布破产。而波兰钢铁工业重建中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如华沙卢奇尼钢厂就曾因工会反对裁员而在1994年发生了数周的罢工。然而从长远看，工人通常不反对公平的竞争，而工会拥有发言权有利于转轨过程的公平性和消除“权贵私有化”之弊，对转轨的长远效果是利大于弊的。固然，由于团结工会（尤其在她两度执政的时期）作为工联主义色彩浓厚的组织担心失业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钢铁业的私有化步伐在其领导下反而不如左派的社民党政府（1993—1997）时快，欧盟对此非常不满，甚至把改变这种状况作为入盟的条件向波兰政府摊牌。然而即使“左派”上台加快私有化（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在东欧——不仅波兰——几乎是个规律）的条件下，有强大的工会作为“建设性反对派”还是比没有要强得多。从总体看，波兰工会在转型期的工作中心还是从拒绝改造到参与改造、支持改造，转被动为主动并且起了积极作用的。工会力量最强大的波兰，十年来也是中东欧经济复兴最快的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

诺瓦胡塔的重建工作能取得很大成绩，与该厂的三大工会对重建计划的“决定性支持”是分不开的。该厂团结工会是剧变前工潮的主要动力，目前有6500名成员，仍是该厂最大的工会组织。全波工协（OPZZ）是剧变前的“官办工会”，剧变后成为“团结工会政府”的反对派，但在1994年的“左派复兴”中，波兰“前共产党人”在议会、政府、总统选举实现“红三角”后，该工会的地位有又上升。它在HTS的成员有4100人，连退休工人及各分离子公司中的会员则达6500人，与团结工会旗鼓相当。第三个工会组织是“团结工会-80”，它是剧变后认为团结工会已成为官方代表而不再为工人说话的一部分成员退出后另立的山头，标榜继承1980年工潮传统，代表工人利益而对任何厂方都持反对派立场，“团结工会-80”的立场和罗马尼亚日乌河谷地矿工工会“天然反对派”的态度有点想象，所不同的是，“团结工会-80”的灵活性较大，在第二届工会政府执政时期，它已逐渐放弃好战、干涉主义、罢工领导者的角色，而开始成为劳企对话和和解力量的“协调者”、“社会合作的倡导者”。“团结工会-80”在HTS只有500名会员，但据称他们多工作于“战略位置”，他们的态度在整个钢厂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而外，还有约1/3的HTS员工未加入任何工会。

这三大工会原则上都支持重建，并承认在陈旧技术基础上的工厂如不改革将难免破产，而若改革就少不了裁员之类的“代价”。但在具体问题上，三大工会之间以及工会与厂方之间仍有分歧。

团结工会在HTS的组织认为它们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工人转变观念。他们认为，工人不会乐于接受来自经理层的（关于重建的）强硬信息，因为旧体制下工人对工厂没有任何责任，也不关心它，因此现在许多人也不愿正视工厂面临破产威胁的事实。但如果变革的信息来自团结工会，工人会乐于接受，因为这样的重建过程会比来自经理的做法更公平、更公正。因此工会应当积极卷入重建。该工会为其成员办学习班，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请来与班上的工人交流、对话以及“交朋友”，同时与厂方合作为那些希望离开钢厂自办小企业的人们进行培训。团结工会在HTS的发言人宣布：钢厂的工作辛苦，工资也不高，而且重建计划中再减少7000个岗位的规定经过工会审议，是有理由的，因此“如果工人希望自愿地离厂，工会将不持异议”，但工会反对迫使他们离去。工会希望其中的4000人在世纪末前办理提前退休或病退，而对于仍然“过剩”的3000人，工会将致力于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小企业。

HTS的团结工会不反对分离子公司，而且它本身就参与了两个这类公司即“冶金团结”与“共同事业”的建立。事实上，团结工会早在剧变前就有办企业的经验，当时在军管条件下为了帮助因参加工潮而受迫害的会员，也为了筹集活动经费，它承办过一批地下企业而且颇获成功。据说团结工会的一些活动家就是从中得到启示而放弃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治厂”主张，转而赞成私有制的。 [3] HTS团结工会主席认为，子公司不仅对于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对于改变工人对重建的态度都有重要意义。由于工人在新公司中持有股份，就相当于“在所有制上下了赌注”，其态度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那些仍然在岗的工人认识变革的必要性则较为困难。他们不想考虑私有化，一开始也反对吸引外资，虽然这种反对会很快消失,“因为现实表明别无选择”。

全波工协对重建的态度与团结工会类似。它支持重建计划，而且认为自己的作用是使其成员相信重建的必要性。它支持设立子公司并认为工人在其中持股是可取的。与团结工会一样，它也参与建立两个参股公司，以便经营从总厂分离出来的部分资产。但它反对把钢厂原有的福利部门分离出来，宣布一旦分离出去独立经营，工人就会难以得到传统的服务，如供应餐饮之类；即使仍能得到，也会变得很昂贵。但也有人说，全波工协的这一态度主要是因为它在HTS的成员集中于这些社会服务和福利部门（食堂、文化宫、度假中心、商店和疗养院等），他们不愿承担经营风险。但如果分离后后经营确实有利可图，他们会改变反对态度。因此他们的反对实际上只起了这样的作用：即有助于使这些子公司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分离。

当然，工协方面否认这种说法，它重申自己属于“左翼”，其对重建的态度是由左翼工会的社会民主立场决定的。而这具体表现为它更支持免费的社会服务，这点与团结工会不同。工协的另一个抱怨是自己未能更多地参与重建进程。对于工人，全波工协发言人认为他们目光短浅，没有重视未来的失业威胁（这似乎不难理解，因为迄1996年时HTS并未出现大规模的被迫下岗），而在工协看来这种威胁是明显的，他们警告说，在今后几年内将离开工厂的7000人中，许多人将并非情愿。而工会领袖尚没有告诉工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如何保护自己。

第三个工会“团结工会-80”宣称其他两个工会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工会”：团结工会固然是得了江山忘了本，而全波工协更似乎是“共产党工会的再版”，其唯一的任务是把经理层的意志强加于工人。“团结工会-80”在HTS的发言人甚至说：钢铁厂里有三个主子，官方领导与团结工会、全波工协两家的头头，他们都是与工人对立的老板。“团结工会-80”不反对重建，不反对分离子公司，但反对工会在子公司中持股。它认为全波工协与团结工会都因它们在子公司中所具有的股东地位而受到了腐蚀，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再真正代表工人。“团结工会-80”宣称自己是唯一在财政上不依赖HTS厂方的工会。与此相对，HTS中的团结工会与全波工协都把“团结工会-80”说成是十分狭隘的小团体，两家都表示不与“团结工会-80”合作。

但事实表明这种不合作也不那么绝对。“团结工会-80”在HTS出现于1991年，它很快发起了反对第一方案（即前述由加拿大专家制定的重建方案）的斗争。尽管政府宣布这一方案只是为了克服纯粹经济的危机，但“团结工会-80”却认为该方案出于“纯政治的理由”扶植卡托维兹钢厂并利用它来压制HTS，于是少数“团结工会-80”成员宣布进行绝食以示抗议。1991年圣诞节前两天罢工开始时只有4人参加，但由于得到钢厂其他工人支持和来自全国其他企业的声援，行动很快升级，而当其他两家工会的成员“以个人身份”支持这一行动时，团结工会与全波工协的组织也对此表示了同情，并宣布在“道义”上要提供“非正式的”支持以示团结。由于三家工会实际上的一致反对，加上其他因素，政府终于放弃了这一方案。

自此以后“团结工会-80”的声望上升，它自认是激进的，积极扮演工人代表的角色，而其他工会太缺少面对经理层的意志，尤其是团结工会的领袖在执政后就与全波工协的头头一样成了“宪兵”，它们对自己的仕途比对保卫工会成员的利益更关心。但尽管如此，“团结工会-80”并不想在政治上向政府、厂方或其他两家工会发起挑战，而只满足于作为一个牵制者或监督者。它的发言人称：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工会与其说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运动、一个政党或候补管理者，毋宁说更应该关心工人们日常面对的实际问题，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工会不仅不反对重建，而且原则上也不反对裁员，如果这确实是技术更新所必须的话。分离子公司具有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工会也应支持，但具体操作应该考虑周全。“团结工会-80”就此提出过不少建议，例如它提到：HTS的许多工人来自克拉科夫周围乡村及小城镇中的家庭农场，这些农场太小，不足以供养一个家庭，因此需要亦工亦农，以在HTS中打工的薪水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团结工会-80”对此建议为他们设立资助自愿下岗基金，用于给他们一次性发放20倍于其月工资的补助，专款专用投资于农场，以扩大经营，使他们能够以农为主。这一建议不论可行与否，无疑都是建设性的。

在重建决策中，HTS不仅依靠经理们，而且在分厂一级都设有外国专家组成的“技术性”顾问班子，重大决策都是在经理层、外籍专家与工会三方参与下形成的。因此在整个重建过程中合作的气氛始终占优势，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五、核心公司、子公司与发展局的运作

过渡时期HTS的产权结构安排大致是：整个诺瓦胡塔的国有资产先由东克拉科夫发展局接管，它继承了原联合企业的全部债务与其他法人义务，并且是“迷你化改造”之后的核心公司（HTS SA）与分离出来的各子公司资产的最初所有者。但核心公司与子公司都可以以其赢利向东克发（或者说是向国家）赎买其使用的资产，赎买过程完成后这些企业便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