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参见本课题《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第二章。.6

[2] 参见本课题《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第二章。.6

有种流行观点认为腐败是转轨的“代价”。但转轨最快的捷克，腐败程度却是所有转轨国家中最轻的。“世界反腐败组织”与世界银行在1997年对50个国家（地区）按法制透明度、制度规范、民间流传的证据及许可证制度、市场进入政策、司法效率、官僚、财政、税务、海关的状况加权统计，以0——10给出各国的“腐败透视指数”（0为最腐败，10为完全无腐败），捷克在6个转轨国家中得分5.20，高于匈（5.18）、波（5.08）、罗（3.44）、俄（2.27），而成为这类国家中相对最廉洁的一个。 [12] 又据1997年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与世界银行的“民主化指数”，以1为最好，7为最差。在25个转轨国家中共计算8项指标，捷克有5项位居第一，分别是“媒介独立”、“政治过程”、“法治规则”、“经济状况”、“私有化成分占GDP比重”，有一项居第二位：“私有化”次于匈牙利，两项居第三位：“社会民主”与“政府和公共行政管理”均次于匈、波两国。 [13]

二、“休克中的福利国家”

有趣的是，号称搞了极端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的东欧剧变后最典型的“右派”政权之一的捷克克劳斯政府，一方面私有化大刀阔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与“福利国家”的政策却超过东欧大多数“左派”执政的国家。在“大众私有化”时期捷克的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1993年的3.5%、1994年的3.2%降至1995年的2.9%，不仅为东欧最低，在全欧也为就业最充分的国家。而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这一时期失业率均明显上升，斯洛伐克已如前所述，波兰失业率从1991年的12.2%，升至1993年的16.4%，1995年仍达14.9%。匈牙利从1991年的7.8%，升至1992年的13.2%,到1995年还有10.4%。这一时期，捷克以实际平均工资与人民消费均高达43%左右的增长在东欧拔了头筹（而GDP增长更快的波兰平均工资几乎无增长，ＧＤＰ增长缓慢的匈牙利平均工资反而减少了近两成），而且是东欧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所谓“替代率”）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而同期匈牙利由47.3%降至41.4%，波兰由76.8%降至61.3%，斯洛伐克由44%降至42%。在1996年，捷克的这项指标实际上仅次于波兰（61.3%）而居于转轨国家最高之列。 [14] 同年捷克退休保障体系依赖率（领退休金者与正常上班者之比）由1990年的42%上升到61%，在22个转轨国家中名列第6，但由于捷克失业率低，即正常上班者更多，因此实际上捷克的社会保障程度比前五个国家更高。

于是，捷克一方面以“平均分配，还资于民”的方式实行“激进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政策。以至于1995年哈佛教授、东欧自由主义改革的理论顾问萨克斯与东欧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践者克劳斯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萨克斯建议克劳斯学习“亚洲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并以国家资本主义促使经济起飞。而号称是“激进改革家”、“撒切尔夫人学生”的克劳斯则断然拒绝这种“亚洲思想”，声称对那种想用“大规模国家干预追求超常的经济成就”的企图他只能说“不！”他还认为社会党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15] 他反对使尚未私有化的国企破产，尽管这要使国家预算每年多支付几亿美元的资金，又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这却体现了“欧洲价值”，为许多人保证了就业机会。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此外，该年预算还把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科研、提高教师工资和住房建设列为优先关注的领域，这与匈牙利1995年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形成明显的对比。从1994-1997年这四年间，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捷、波、匈、斯四国中，后三国的失业率都在两位数（波兰、斯洛伐克平均为15%，匈牙利平均为10%），只有捷克始终维持在4%以下。因此捷克公民对克劳斯政府的信任率在199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50%以上。

而研究转轨经济的东欧左派著名理论家、曾任波兰社会民主党政府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的科沃德克则这样评价“右派”治下的捷克与“左派”治下的斯洛伐克：捷克的社会保障政策“允许部门过度就业，从而过分扩大了雇员人数；而斯洛伐克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战略，允许高失业率的增大”，然而另一方面享有退休金的斯洛伐克人又远不如捷克人多。于是由于高就业率其退休金依赖率本应更低的捷克，其实际依赖率反而比斯洛伐克要高得多！看来，在这位波兰的“左派”副总理眼里，捷克的“右派”政府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太“左”了！ [16]

这样，当捷克经济在1997年以前十分风光的时候，它得到了“左”“右”两边的国际舆论的一致赞扬。它被誉为“中欧之星”、“波希米亚虎”，奉行新自由主义和效率至上原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称赞克劳斯政府的改革是中东欧国家的榜样，而西欧一些左派也开始称赞克劳斯，有人甚至说克劳斯是“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17] ！

显然，克劳斯也罢，当时的捷克政权也罢，实际上都并不信仰社会民主主义。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和左派传统的捷克在激进的大众私有化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下出现了东欧最稳定、执政时间最长的“右派”政府这一事实，却表明新自由主义者的效率追求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平追求在那时的捷克至少是共存的。

三、大众私有化的社会反映

到了1997年以后，这样一种亦“左”亦“右”政策的局限性变得日益明显了，然而人们不能因此无视1990-1997年间这样的转轨在道义上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捷克国内外、左中右的媒体与民意调查机构的许多资料十分耐人寻味：

据民意调查机构1991年6月和1996年1月对捷克人的调查：1991年有21%的受访者对自己就业的预期良好（加上“也许好”则为55%），1996年这个比率上升到了37%（加上“也许好”则上升到74%），而同期间对自己就业的预期悲观者则由20.3%降至6%（加上“也许”不好者，则从45%降至26%）。

还是上述这两个时段的调查，对本人工作的企业发展前景持肯定乐观者占受访者比重从15.%升至32%（加上“也许”乐观则从41.7%升至79.8%）；而对企业前景肯定悲观者则从24%降至4%（加上“也许”悲观，则从58.3%降至20.2%） [18] 。

显然，“民主私有化”对转轨时期公众信心与良好预期的建立作用不小。这一转轨方式还有效降低了利益格局变动带来的社会紧张：

1992年大众私有化高潮期间，据一个跨国组织对捷、匈、波、斯四国就“社会冲突水平”做的民意调查，有6%的捷克人认为转轨引起了强烈的贫富冲突，而这样认为的斯洛伐克人有8%，波兰人15%，匈牙利27.5%；加上认为引起“比较明显”冲突的人，则捷克有28.5%，斯洛伐克36%，波兰56%，匈牙利70%。相反，有18%的捷克人认为不会引起这种冲突，而这样想的斯洛伐克人有18.9%，波兰有9%，匈牙利有3.5%；加上认为“有冲突但不明显”者，则占捷克人的71.5%，斯洛伐克人的64%，波兰人的44%，匈牙利人的30%。

把上述问题换成“企业与雇员的冲突”，则只有7%的捷克人（11.3%的斯洛伐克人、8.8%的波兰人、20.1%的匈牙利人）认为这种冲突会很强烈，加上认为冲突会“比较明显”的，则有47%的捷克人、56%的斯洛伐克人、45.5%的波兰人和64%的匈牙利人。相反，有7%的捷克人、6%的斯洛伐克人、8.9%的波兰人和5%的匈牙利人相信不会有这种冲突，加上认为“有也不明显”者，则有53%的捷克人、44%的斯洛伐克人、54.5%的波兰人与36%的匈牙利人。 [19]

可见捷克社会在私有化时期的相对和谐程度是四国中最高的。

另一项在捷克进行的关于“贫困化”的民意调查，从1991年到1996年间给出了如下变化：

关于贫困化（回答者的%） [20]

时间 1991．6 1991．12 1992．6 1993．1 1993．11 1994．11 1996．1

你担忧贫困化吗？ 完全肯定 42.1 39.5 29 36 33.5 30 30.8

完全和比较肯定 81.8 75 66 73 71 68.4 68.4

完全否定 2.2 6 7 6 7 7 7

完全和比较否定 18.2 25 34 27 29 31.6 31.7

你的家庭已经贫困化？ 肯定是 8.2 7 6.7 9 9 6.6 6.5

肯定和或许是 38 33.5 30.5 34.4 39.1 34.1 35

肯定不是 15 16 19.8 20 21.2 19.9 20

肯定和或许不是 62 66.5 69.5 65.6 60.9 65.9 65

自认为经济困难的家庭中 困难大 40.1 — 23.8 — 32.3 30 24

困难大和较大 80.1 — 65.2 — 70.5 68 62

困难小 4 — 9 — 8 9 11

困难小和较小 19.9 — 34.8 — 29.5 32 38

上述调查反映私有化时期捷克人对贫困化的担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199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对于“总的来讲，你认为自己从证券私有化中是否获益？”这一问题，22%回答“肯定是”，38%回答“大概是”，合计共占60%，另外20%回答“肯定否”，20%回答“大概否”，合计共占40%。同年的调查还表明，1/5的被调查家庭自认为从股市中获益，平均获益率达到78%。1996年1月的调查则表明有30%的家庭在这些年的金融操作中获益。 [21] 当然这些来自二级市场的盈利已经完全脱离了证券分配“起点平等”的状态，而呈现出比其他收入大得多的差异。但捷克股市监管严格、法制规范在转轨国家中是一流的，因而社会对此能够认可。

私有化证券发放后不久捷克便成立了布拉格证券交易所（1993年4月开市）与“人民股票交易所”（1993年7月开市），前者主要是职业投资者活动场所，后者主要面向持有私有化证券的公众，使用证券私有化的注册账户进行交易与后续拍卖。但这两个地方的主要交易都是通过统一的“证券中心”结算的，并因此接受统一的监管。1996年的调查表明：公众对股市的参与与关心程度极高，宣称坚持查阅股市报告与上市公司报表的人有15%，23%的人是经常查阅，26%的人不常查阅，而只有36%的人表示他们从不查阅此类信息。

四、抱怨与期望

在所有的转轨国家，当人们从剧变之初的狂热与对改革的浪漫幻想中冷静下来后，面对转轨的艰难和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批判现实、埋怨与怀旧的情绪都会上升。捷克也不例外。但证券私有化的“起点平等”仍然使这种不满得到缓和，这从1995-1996年间斯洛伐克“开倒车”引起的强烈愤怒可以反证。1996年1月当斯政府一宣布把已登记参加第二波证券私有化的斯洛伐克公民手中的投资点作废，并以每张1万克朗（350美元）的国债取而代之，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民意调查表明6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这样做是错误的，只有11.5%的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接受，67%的受访者抗议停止证券私有化，只有19%的人支持这一停止。传媒批评这是“‘人民’资本主义被更有权势的‘政治’资本主义取代了”。甚至连官方人士也说：这种改变“基本是不公正的，可能是腐败的，肯定是政治性的，——但仍然应该执行。” [22]

相比之下，捷克人对证券私有化及相关改革的埋怨就要轻得多。尽管在多元化的舆论中，当时的政府总理克劳斯把它说成是“最伟大的成功”，而最大的反对党——捷克社会民主党主席泽曼则称之为“世纪骗局”，公众的普遍态度是虽然有批评，但比斯、波、匈等同类转轨国家要远为缓和，而认同程度则比这些国家高许多——至于像俄罗斯及巴尔干诸国这类“转轨不成功”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正如捷克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耶日.韦塞尼克所说：今天捷克人对私有化的态度是：“大多数人都宣称自己已经从中获益，但他们仍然更愿意讲新的财富是非法的。” [23]

下面两个表反映了这种差异。

捷克与斯洛伐克：“你对经济改革是否满意”的回答率% [24]

国家

1991年

12月 1992年

6月 1993年

1月 1993年

11月 1994年

11月 1996年

1月

完全满意 捷克 6 12.5 9 7 8 9.5

斯洛伐克 3.1 4.2 2.9 2 1.9 1.7

完全+比

较满意 捷克 40 59 49.9 51.5 50 51.7

斯洛伐克 19.8 33 20 24 12 9.9

上表反映：从“天鹅绒革命”到大众私有化启动前的一年间，公众对改革无成效明显不满。而大众私有化在1991年底全面启动，到次年第一波形成高潮，公众的满意度明显上升。这时捷、斯的民意变化方向是同步的，只是斯洛伐克公众的不满现状总体更突出。到1992年秋捷、斯分家并各自走向完全不同的私有化道路后，民意变化的方向即产生重大差异：捷克人的满意度虽比1992年夏的浪漫时期有所下降，但完全满意与比较满意则基本都维持在半数以上且有缓慢增长之势。其中完全满意者也稳定在接近一成的水平，而斯洛伐克的公众满意度则大幅下降且持续恶化，到1996年初已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满意或比较满意，其中完全满意者只剩下1.7%。

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转轨后公众对“国家变革的总方向是否正确”的判断。

中欧四国公众对“国家变革的总方向是否正确”这一问题的回答：

答“正确”者%—答“不正确”者% [25]

国家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捷克 38 19 22 28 25 23

匈牙利 — -20 -47 -46 -34 -70

波兰 13 -40 -29 -3 -28 5

斯洛伐克 13 -9 -0.5 -33.3 -40 -27

可见，在1990年时四国公众基本都认同变革方向，其中捷克尤为突出：认同者所占比率比否定者高出38个百分点之多。1991年以后进入“休克”阵痛，上述民意开始逆转。但在捷克它只表现为对变革方向的认同程度下降，却并没有发生总体上否定变革方向的情况。而且从1992年后这种认同还有所加强，赞成变革方向者对反对者一直维持着25个百分点左右的明显优势，而另外三国就不同了：那里对变革方向的怀疑乃至否定情绪似乎已经占了上风，尤其是匈亚利1995年（即社会党政府搞“休克补课”之际）否定国家变革方向的人竟然比认同这一方向者高出70%。斯洛伐克、波兰也有类似趋势，只是到1995年随着两国经济复苏，这种否定情绪才明显减弱。

该项调查还有“你对目前国家民主发展程度是否满意”一问，结果如下：

“满意”者%—“不满意”者% [26]

国家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捷克 -16 -25 -19.2 0 -9 -4

匈牙利 -54. -30 -50 -54 -43 -58

波兰 0.1 -20.5 -24.5 -14 -40 -2.7

斯洛伐克 -42.2 -55 -53 -59 -61.5 -40

可见各国公众都有继续发展民主的要求，对当前的民主发展程度不满意。但捷克自大众私有化第一波以后，这种不满明显减弱，匈、斯两国这种不满却有增长的趋势，波兰则大起大落，在捷克大众私有化之前，波兰公众的满意度胜于捷克，大众私有化启动之后，1992-1994年间公众的不满意便大于捷克了。到1995年以后，由于波兰经济改善和1994年大选对“休克”承担责任的政府下台等原因，波兰公众的满意度又再次比捷克略高。

由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在1995年实施的“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调查，在波、捷、匈、斯与前东德各抽样访问1000个家庭。就“目前的统治与以前相比，你认为是更好还是更坏”一问，四国的统计如下：

1995年对当前统治的评价：与以前相比（回答率%） [27]

坏得多 坏得多+

坏一些 一样 好得多+

好一些 好得多

捷克 8.2 23 18.8 58.2 24

匈牙利 26.2 50.1 23.3 26.6 5

波兰 19 39.1 16.9 44 10

斯洛伐克 23.5 50.2 17 32.8 5

换言之，在两波大众私有化完成后的这一年，捷克人对当前统治的评价是四国中最好的：有24%的捷克人认为如今的统治比过去“好得多”（其余三国只有5%、10%、5%），58.2%的捷克人认为比过去好（其余三国只有26.6%、44%、32.8%），而77%的捷克人认为至少不比过去坏（其余三国只有49.9%、60.9%、49.8%）。

捷克人对私有化、对经济改革以及对当前统治的这种评价，与以“大众私有化”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较好地做到了改革代价与机会的公平分配、即“交易权利初始配置的平等”显然有关。关于这一时期捷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与社会分层，目前有多种统计。根据捷克科学院社会学所“经济期望与态度调查”的抽样统计，捷克家庭人均收入的吉尼系数1992年为0.23，1996年为0.27，最贫穷的1/10家庭1992年享有总收入的5%，1996年享有4.4%，最富有的1/10家庭1992年享有总收入的20.5%，1996年享有24.5%，亦即最穷的人收入为人均收入的近一半，最富的人收入比人均收入高一倍多。 [28] 如以家庭总收入计，则剧变前1988年吉尼系数为0.29，剧变后、大众私有化前的1992年为0.32，1996年为0.36——这是按粗收入计，经过税收、福利调节后三个时段的净收入吉尼系数为：1988年0.20，1992年0.22,1996年0.26。最穷的20%家庭1988年拥有总收入的11.1%，1992年为11.9%，1996年又恢复为11.1%；最富的20%的家庭拥有总收入的份额为:1988年30.9%，1992年34.0%，1996年37.8%。在剧变前，这个分配状况与“福利国家”的北欧诸国相当，剧变后则与北中欧（德国、荷兰）相当，而比匈、波（吉尼系数均为0.29）都更平均，也比美欧各发达国家分化程度更小。 [29] 另一方面，按曾任波兰左派政府副总理、对“捷克模式”持批评态度的科沃德克选择的资料，从剧变前的1987-1988年到捷克完成两波大众私有化的1993-1995年，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吉尼系数演变为：捷克从0.19升为0.27，波兰从0.26升为0.28,匈牙利从0.21升为0.23，斯洛伐克则从0.20降为0.19。 [30] 按这组统计，捷克转轨后吉尼系数的升幅是四国中最大的，但就绝对值而言，捷克的收入分配如今仍比波兰平均。

当然，重要的是无论按哪组统计，这几个国家都是所有转轨国家中分配不均度最小的，而捷克又小于波兰。比起1994-1995年前后吉尼系数已上升到0.4-0.5水平的中国、俄罗斯等国几不可同日而语。分配不均度小亦即“结果不平等”程度小，而这种本来不大的“结果不平等”中不公平的成份（即用强权占有、欺诈、勒索的成份）又比“自由交易”即至少形式上公正的成份更小，这是捷克人认同变革的最根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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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ecernik, p148.

[2] Vecernik, p148.

[3] 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459、492页。

[4] 同上，503、504页。

[5] 同上，86——87页。

[6] 笔者根据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一书459——461、469——471、492——493、503——505页提供的数字综合而成。

[7] W.科勒德克，前引书，101页。

[8] W.科勒德克，前引书，459——505页。

[9] W.克勒德克，前引书，139页。

[10] 《华尔街日报》1996年12月15日。

[11] 黄振民：《中东欧经济开始回升》见《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29日。

[12] W.科勒德克，前引书，193页。

[13] Boris Shor (ed.),”Nations in Transit 1997.Freedom House Rankings.” Transition. Vol 7,No. 3. Jun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1997.

[14] W.科勒德克，前引书，213页。从统计看来吉尔吉斯与土库曼这两项指标略高于捷克，但正如科勒德克指出，这首先是由于该两国养老保障覆盖率比东欧诸国低的多，而不说明退休金有多高。

[15] Lidove Noviny (Prague), 20/10/1995.

[16] W.科勒德克，前引书，214——215页。

[17] (保)《捷为何成为东欧的佼佼者》《言论报》1994年6月22日。

[18] Vecernik, p29.

[19] Vecernik,p40.

[20] Vecernik,p95、96、104、127.

[21] Vecernik,p159.

[22] Vecernik,p162.

[23] Vecernik,p166.

[24] Vecernik,p219.

[25] Vecernik,p230.

[26] Vecernik,p245.

[27] Vecernik,p246.

[28] Vecernik,p53.

[29] Vecernik,p74、p85.

[30] W.科勒德克，前引书，244——245页。

学术论文　　　　　　　　　　　　　　　　　　　　　　　　　

　　　从“捷克奇迹”到“捷克陷阱”——捷克经济转轨述评之三 　　

一、1997年危机与“捷克模式”的困境

综上所述，1992-1996年期间以“大众私有化”为核心的捷克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无论就经济滑坡“代价”的最小化、恢复增长的成就、宏观经济-财政的改善、社会公正的维护、公众对改革的认同度、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市场化与社会保障的平衡等等方面，捷克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因此得到国际上左、右（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声音的共同肯定。人们认为捷克的转轨是一部“效率与公平的协奏曲”。尤其是与毗邻的匈牙利相比——这个与捷克共有奥匈历史传统、转轨前经济发达程度相当、转轨中实行“渐进道路”与“只卖不分”等与捷克相反的做法、在1991年前后似乎比捷克过得舒坦，而1993-1996年则陷入了严重困境的邻国，成了肯定捷克式“休克疗法”者最常举的反证。

但从1997年起，捷克经济陷入停滞，增长率剧降，宏观经济指标恶化，捷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失业增加。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一直保持东欧最稳定的捷克政局也随之动荡。1996年大选获胜连任的克劳斯政府被迫在任期内提前辞职下台。1998年提前举行新大选，反对派社会民主党获胜上台执政，东欧各国剧变后历时最久的一个自由派政府结束了。

实际上，捷克经济困境的某些兆头在1996年已经显现，该年经济按当时价格虽增长4.4%，与上年4.8%的增长相差不大， [1] 但按不变价格计算，则只增长3.9%，比上年的6.4%下滑了一大截。而失业率则从上年的2.9%增加到3.5%。 [2] 1996年国家财政赤字仅为15亿克朗，1997年就猛增为130亿克朗。在过去几年中捷克的外债一直是东欧国家中最少的，1995年仅为79亿美元，而1997年已增至220亿美元，大大超过1990年9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另外，稳定了长达7年之久的克朗与1996年开始贬值，从27-28：1贬为32：1，为了制止这种趋势，捷中央银行拿出30亿美元来挽救，担仍无济于事。到1997年，克朗再次下跌至34-36：1，贬值率达20%。面对这些征兆克劳斯虽然表示：按市场经济观点看，人为刺激高增长并不可取，4%左右的增长率是正常的。但到1997年他终于沉不住气，被迫于4月中旬出台了所谓振兴经济措施。其中短期措施包括削减国家预算支出5%，数额达225亿克朗；限制工资增长速度，将国家预算工资增长率由11.9%降至7.3%；以及限制进口。长期措施包括加快由国家控制的大型企业私有化的速度；鼓励和支持出口；进一步规范金融业和股票市场；成立跨部门的专门组织机构；强化同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

然而这些措施并未奏效，1997年GDP只增长了1.8%，离5%的计划目标差得很远。按不变价格计更只增长了1.0%，与上年的3.9%、前年的6.4%相比呈连续滑坡态势。1998年GDP也只增长1.4%，仍陷于停滞，而1999年在新上台的“左派”政府治下甚至还下降了0.2%。1997、1998两年固定资产投资也连续出现负增长，分别下降了4.9%与1.1%。而失业率则继续爬升，从1996年的3.5%升至5.2%和6.7%。通货膨胀上升，1998年年末消费价格指数升至10.8%，时隔五年又一次返回到两位数。吸引外资（直接投资）则从1995年高峰时的25亿美元下降为1996、1997年的14亿与13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从1995年高峰时的140亿美元减到1996年的124亿和1997年的98亿美元。

下表反映出在转轨国家中情况最好的维谢格拉德四国中，捷克自1997年起从“排头兵”掉了下来，尤其在GDP增长方面已经掉到四国之末。而原来状况最差的匈牙利在“休克补课”与“全卖光”式私有化之后则大有起色：

年增长率%（外资、外汇储备为绝对值：亿美元） [3]

国

家 年份 GDP 私人

消费 固定资产

投资 消费价格

指数 失业率 外资

（直接） 外汇

储备

捷

克 1996 3.9 7.0 8.7 8.6 3.5 14 124

1997 1.0 1.6 -4.9 10.0 5.2 13 98

1998 1.4 -0.5 -1.1 10.8 6.7 — —

匈

牙

利 1996 1.3 -2.1 6.3 19.8 10.7 20 98

1997 4.3 0.1 8.2 18.4 10.4 21 84

1998 5.4 3.0 12 14.2 8.7 21 —

波

兰 1996 6.1 8.7 20.6 18.5 13.6 44 178

1997 6.9 7.0 21.9 13.2 10.5 66 207

1998 6.5 4.9 16.2 10.0 9.6 —

斯洛

伐克 1996 6.9 7.2 33.3 5.4 12.6 2 35

1997 6.5 5.7 10.2 6.4 13.0 2 33

1998 4.0 4.7 -1.2 7.5 13.0 3 —

于是从1998年以来，对“捷克病”的分析便成了转轨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正如1992-1996年间捷克的榜样得到了从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人一致称赞一样，1998年后捷克案例便受到了从“左”到“右”的两个方面的批评：从“左”面除了根本否定一切私有化方式的立场外，还有凯恩斯色彩的“后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把捷克的做法看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在转轨问题上的观点即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失败案例；从“右”的方面，则有以匈牙利的成功反证捷克失败的“分不如卖”论，前者认为大众私有化过分自由主义，后者认为大众私有化过分平民主义。而“后华盛顿共识”的旗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更是从“凯恩斯+哈耶克”的立场对俄、捷的实践进行了左右开弓式的批判。在他看来这种实践既由于过分迷信自发性市场而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控原则，又由于“雅各宾-布尔什维克式”的理想化设计而违背了伯克、波普和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原则 [4] 。

与此类似的是那些捷克人在东欧邻国的同行：他们不喜欢克劳斯的做法，并在转轨的同一方向上与捷克人暗中竞赛，波兰1994-1997年间的转轨设计者科沃德克就是如此。他一方面把捷克与波兰自己都归入所谓没有搞“休克疗法”而取得了“渐进成功”的典型，并以之与他所谓的“渐进式失败”（俄罗斯、乌克兰等）、“激进式失败”（1996-1997年的阿尔巴尼亚）、“激进式成功”（只有前东德）的类型作对比 [5] ，另一方面对捷克也进行了“左右开弓”式的批评：他既指责捷克人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如此强烈地支持激进的私有化与自由化政策”导致不良后果，又批评捷克人过份重视社会保障而导致无效率的“过度就业”和过高的“保障体系依赖率”。 [6]

二、“自由”太多？还是“保障”太多？

显然，这样的批评是咋说咋有理的。为了真正从捷克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到教益，还是应当跳出意识形态框框，先从技术层面分析捷克的失误到底在那里。

捷克“过分的”社会保障、尤其是科沃德克所说的“过度就业”，实即我们俗称的铁饭碗制度，是受批评的东西之一。3%左右的全欧最低失业率是1992-1996年间“捷克奇迹”的一大特征，而同期工资的增长又过快，超过劳动力的增长。1992年底捷斯分家前斯洛伐克的失业率为5.5%，分裂后捷克的失业率不升反降，而这时斯洛伐克的失业率猛升至19.8%，大批的斯洛伐克失业者涌入捷克寻找工作，致使捷不得不出台法律禁止斯公民打工。可以说捷的低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对于转轨经济而言已经“奇”到反常的地步。往好了说它增强了社会稳定与公众认同，往坏了说它确实是使捷克企业效率与竞争力不佳的原因，无怪乎左派学者科沃德克、“右派”顾问萨克斯都一致认为捷克人把自己的饭碗护得太严。

但问题在于：捷克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工会，捷克政府更是由理论上并不欣赏“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所主持，为什么捷克的“铁饭碗”却比工会强大、左派执政的东欧邻国更难打破？尤其到1997年，在GDP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急升22%的波兰尚有10.5%的失业率，而GDP停滞、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的捷克反而保持着“萧条中的高就业”，这的确耐人寻味。

显然，问题不在于工会和政府，那就只能说是企业的毛病。企业对于冗员满不在乎，表明它缺乏改善效率的激励。如前所述，虽然在转轨过程中，捷与波、匈一样制定了“企业破产法”，但没有对任何一家大的亏损严重和经济效益差的国营企业实行实行关停并转，企业拖欠债务高达2500亿克朗。由于缺乏资金，原体制中工业生产结构未得到及时调整，工业设备的更新缓慢，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设备在工业中仍占50-60%，工业中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消耗多的产品仍占很大比重，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欧盟国家的1/3。

金融改革滞后是人们常提的又一批评，1992年尽管捷克颁布了“银行法”，要求国家银行彻底转变职能，改变对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但实质上这些银行仍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它们无自主权，与投资基金关系缺乏透明度，投资效率低，正如科沃德克指出：捷克的银行体系由于对大规模私有化的管理不当和缺乏正确制度而濒于危机。银行不是将资金进行商业借贷并关注私有企业的重组和竞争力，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投机性的收购兼并上。这非但没有提高效率、增加产出，反而使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而停滞不前。 [7] 由于这项改革滞后，1997-1998年间导致了金融风波，致使十几家银行倒闭。直到1998年，捷克才出台金融法，开始真正的金融改革，由于金融机构依旧，企业也没有真正的压力。波兰模式要求银行必须对债务人采取或免债、或再贷款、或使其破产的措施。而捷克模式则是将亏损企业置于一特殊的“医院”里，即将其交由专门负责回收坏帐的机构处理。1997年中期捷克发生的货币危机及其造成的经济滑坡证明了波兰模式运作较好。虽然波兰的银行远算不上完美，但它的确已从死亡的边缘复苏了，而在捷克，不仅银行部门，整个资本市场都被拖入危机，“住院”的企业名单在不断加长， [8] 整个经济遂陷入萧条。

然而捷克的金融改革之所以滞后，根源仍在于“大众私有化”时期人们对民间资本或外资控制金融的担忧。克劳斯长期以来坚决反对银行的私有化，尤其是反对外国资本购买捷克银行，认为这样做会对捷克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在第一波私有化过程中，国家保留了对银行的控制权，只对银行所有权实行了部分私有化。例如，捷克最大投资基金的发起人，拥有全国活期存款80%的捷克国民银行在第一波私有化之后保留了40%的国家股份，只有37%的股份参加了私有化。捷克最大的“商业银行”参加第一波私有化的股份为53%，国家保留了44%。在仅次于这两家银行的第三大银行“投资银行”中，国家保留的股份为45%。 [9] 由于被私有化的银行股份为众多股东分散持有，银行的控制权实际上仍然在国家手中。要把银行的控制权私有化，很可能需要外国银行或其他战略性投资者的介入，银行自己设立的投资基金显然是无法担此重任的。泽曼的社会党政府上台对此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他们认为这样的私有化无异于变相国有化，因为银行隶属于国家，银行投资基金收购证券就等于国家收购证券，必须把银行从国家手中彻底剥离出来，实现银行的真正私有化。1999年左派政府已颁布法令实行银行私有化，并允许外国资本购买。目前捷克在步匈牙利的后尘，逐渐向外资敞开大门。

虽然如此，由于银行的部分私有化和企业的私有化是同步进行的，在私有化之后，一些银行的股份有很大部分还是落到了投资基金手中，结果出现了部分银行之间通过投资基金互相持股的现象，有的银行的股份甚至为自己发起的投资基金所掌握。例如，第一波私有化之后，“捷克国民银行”的股份中有29.1%为8家投资基金持有，其中“商业银行投资基金”持有3.9%，“投资银行基金”持有8.8%。“商业银行”的股份有44%为5家投资基金持有，其中“捷克国民银行”持有4.9%，“投资银行基金”持有10.8%，它自己设立的投资基金持有3.4%。第三大银行“投资银行”所设立的多个投资基金共持有该银行17%的股份。 [10] 我国学者张春霖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被容忍，可能是为了遏制哈佛基金对银行的控制，在“捷克国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哈佛基金分别拥有12.9%和17.6%的股份，是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股东。

与匈牙利那种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导致“坦克（指苏军）走了，班克（Bank，指外国银行）来了”的状况相比，捷克的金融政策是相当民族主义的，如在资本流通、国家战略部门、外国投资者在捷购买不动产和建房等方面均有诸多的限制，国外投资者购买捷银行股份或有价证券也不得超过有关固定资产的1/3。但采用保留国家控股和“自持自股”的办法来实现“民族主义取向”的结果，不仅使银行的非商业性质难以改变，而且使银行与投资基金职能混淆，导致二者的职能都无法正常行使。

按捷克转轨设计者的说法，“在起点平等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规则平等基础上找到最终的所有者”。上文已经证明前半句通过证券分配已基本实现，但后半句话的实现就复杂得多。“在规则平等基础上找到最终的所有者”实际上就是通过公正的交易实现产权向“善于经营者”手中适度集中。在存在着投资基金这个“中介所有者“的情况下，这又意味着两个过程：一是最终产权（企业股份与投资基金股份）的相对集中，二是中介产权即投资基金对企业的股权占有相对集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过程在捷克进行得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