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参见本课题《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第二章。.25

[2] 参见本课题《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第二章。.25

秦教授：请问你对中国文化与现在普遍倡导的全球化概念如何看待？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如何来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更进一步地是与美国文化或美元文化相抗衡，甚至可以说是稍稍地领先。(唐汉)

秦晖：我以为所谓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内容与其说是只有一部分中国人讲的，甚至是光讲而不做的某些书籍，不如说是真正代表五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那些民族特点，比如，作为单音节词根语的汉语和作为形声字的汉字所导出的那些思维方式，这些方式在新的世界上也许会有以前未曾发挥出来的活力。简单点说，我认为英语的霸权（这可能是如今名符其实的一种“文化霸权”），在信息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时代会遇到挑战，单位符号信息量更大的汉语是更有希望的。

中国人也许有盲目崇拜麦当劳、肯得基等洋货的心态，这种心态说明中国人的思想很难独立自主。(网友)

秦晖：如果你认为“盲目”（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你可以进行评论或规劝，但不能强制，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对不影响他人自由的某个人的“盲目”选择予以宽容，否则这个社会就只有“英明者”的活路了。

请问秦教授，您是否认为有一条龙身上虽然有很多历史遗留的沉疾，但也不乏灿烂之处呢？如果是，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呢？(燕人楚源)

秦晖：“批判的继承”当然是绝对正确的，问题在于批判什么？继承什么？如果把“文化”理解为某种学派、某种典籍的话，我以为以往我们的遗憾可能不在于批判过多或者继承过多，而在于可能批判了一些不该批判的或者是批判过分，同时又继承了一些不该继承的，具体的说，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以为它的局限性（它的功绩这里就不说了）与其说是过于激进或是过于保守，不如说是：它在反儒这一点上是过于极端了，而在反“法”（法家专制传统）上又远远不够，以至于后来出现了那场“批儒弘法”的灾难。所以，我在文化上还有一个主张，那就是西儒会融，以解“法道互补”（即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互补）。

教授似乎太乐观了，弱势国家和民族既无法拒绝经济繁荣的诱惑，同时又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具体性和个性。(肖晓春)

秦晖：你这个“具体性和个性”说得好，如果我们民族的每个人之“具体性和个性”都能得到宽容和保护，何愁我们民族的“具体性和个性”会受到威胁？但我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们今天只是谈的文化问题，并不是在谈“国家利益”，全球化时代是会有国家利益的冲突的，即使文化相同主义相同，两个国家的利益也不会完全一致，但这与文化冲突是两回事，“文化国粹”的爱好者同时是卖国贼，西学的弘扬者同时是爱国者，这样的例子还用我多举吗。

秦教授：请问您认为中国人该不该去拿诺贝尔文学奖，比如高行健。我认为高的获奖是全体中国人的无上荣光，更是中国文化、华夏文化在经历了百年磨难之后的被世界重视和承认，尤其是西方，他们不承认这个事实——不行！你以为如何？(黄炎)

秦晖：据我所知，对高行健的获奖，不但不同价值观的人有不同的评论，就是同样价值观的人具体到这一件事也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高行健获奖的最大意义在我看来，并不在于高行健本人是否最优（我以为不是），而在于人们对这次获奖所发表的各种自由言论本身。

秦教授：请问你对现在的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有何看法，我的意思是说，从大学校园出来的莘莘学子很难一下子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对企业适应，您认为，校园文化该如何处理，同时，企业文化又该何以发展中国特色？(唐汉)

秦晖：我们现在一般在“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特点”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你讲的“文化”与本次讨论大多数人讲的含义不同，你上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如今我们教育制度的质疑，所谓学校毕业出来无法适应企业，应该就是这种问题，关于教育，我在《问题与主义》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请你指正

对“法道互补”的回应。你说得很正确。可问题是大多数年轻人不能做到。一味崇西贬中，而老年人又正相反。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燕人楚源)

秦晖：我感觉和你不同，我以为“法道互补”之弊在各个年龄段都存在，这一辈不见得比上一辈更清，但是，对于“西儒会融”我还是乐观的，至少不是绝望的。

请问自由主义如何应对多元主义的进攻？(蕞蕞)

秦晖：我理解的“自由主义”实质是“自由优先于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多元主义，谈不上应付进攻的问题，但如果所谓多元主义指的是信仰自由与宗教审判并存的话，那当然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我以为，信仰自由终将战胜宗教审判，或者说是可以战胜后者的进攻。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进取型精神，而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则是“无为”型精神，秦晖先生是否同意？进取精神使西方获得了今日的成就，但同时也致使人类生存与生态陷入巨大危机。而中国的无为精神虽然未能使中国象西方那样发达起来，但它却使人类与自然和睦相处。在生态渐渐恶化的今天，中国式的无为精神也很可贵。因此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应该是最理想的。(hhj)

秦晖：这种说法以及同类的说法，在五四的时代十分流行，当时也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但是现在对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我持慎重态度，更确切的说，我以为制度的区别比所谓“文化”的区别更重要。

请秦教授诠释一下“全球化”的含义——在现代竞争社会——兼作方才秦教授“校园”问题的回应！(唐汉)

秦晖：“全球化”的解释据说已经有一百多种，我无法给出一种标准的定义，但是我想，“全球化”应该使我们每一个人更有可能实现“我所喜欢的”目标，包括“乌托邦”目标，只要它不强迫其他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化”的世界将是更将异彩纷呈的世界，其中包括也有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这一“彩”。

在这里澄清一个概念，我所指的文化不是指某些具体的宗教或学派，而是一个民族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理念，文化就是这种理念的积淀。当然，这种理念有时会通过宗教或学派体现出来，但是是理念创造了学派或宗教，而不是反之。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燕人楚源)

秦晖：我觉得谈论“一个民族的理念”需要谨慎，如果说我们汉族人都自认为炎黄子孙这个理念大概是有的，如果说我们比其他民族的人更不重视公民个人权利，这个理念就绝不是“民族理念”，而只是一些人的理念，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理念就是认同孔夫子或其他什么人，那就更成问题了，假如说一个民族要有富于凝聚力的某种共识，那么这种共识只能建立在尊重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权利与尊严的基础上。

秦先生能否给“先进文化”下个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吗？(乌有庄１００号)

秦晖：人们通常把“文化”定义为“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几乎是“民族性”的代名词，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是不能比优劣的，因为这等于说民族有优劣，在这个意义上也就不存在什么“先进文化”，“文化不可比，制度有优劣”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因此，我赞成文化相对主义，但我主张把文化相对主义的命题倒过来讲，即“凡是不可比优劣的那些民族特征就是文化”。如果可以比较优劣，那很可能就是属于制度范畴内的东西了。

文化多元化，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是否会导致社会的“囚徒困境”？(知荣守辱)

秦晖：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群己权界”的问题，公民个人权利与公共领域的边界在那里，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思想流派有争议的问题，但对于我们来说，许多争议可能还都是未来的事，我们现在需要实现的是在那些毫无疑问属于个人权利领域的地方坚持自由原则，而在那些毫无疑问属于公共领域的地方实行民主原则，而不是反过来，对个人领域实行“公共权力”干预，而对公共领域又实行“个人选择”。

我有两句话，一句叫做：“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另一句是：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第一句我很同意，就不多说了。但是第二句只怕有点问题。因为世界上的问题，在不同中有相同之处，在相似中有不同之处。以普世问题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然后再找出区别，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但是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本身就应该存疑，更不要说“弘扬”了。(蝶之仙)

秦晖：“普世问题”当然不是没有，比如有一个小行星撞击地球，那么它当然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所以我只说“慎言”而不是说不言，但现在的确有一种毛病，就是把别人的问题当成我们的问题，我把这叫做“错把杭州作汴州”，就此题目我有一篇文章收在集子里，请指正。

我刚才是说如果人们都是自愿选择“面包”（西方文化）的话当然无可非议，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西方文化的走强是强权政治带来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是无形中变相强迫人们接受，而并非完全因为面包比饺子好。这就值得警醒了。秦教授怎么看？(燕人楚源)

秦晖：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当然是存在的，这就是我前面所谈到的“国家利益”的冲突，道理很简单，任何权力都有越界的可能，关键在于有制约他的机制及民主机制，目前人类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已经找到了建立这种机制的方法，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而在国际领域确实还没有这种机制，所以我们需要捍卫国家利益，但这与在国家的范围内消灭强权政治，实行公民政治，应该是并行不悖的，问题在于恰恰有些人把后者反而说成是什么强权，这就恰好颠到了。

秦晖：谢谢各位网友，我们讨论只是告一段落，希望在其他场合我们可以继续进行深入的交流。祝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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