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偷偷对他说:“您来得正好,先生(指俞振飞)实在吃不消了。”
连言慧珠的保姆也附和上一句:“您住在这儿就太平了。”
显然,正副两位校长之间,有了点麻烦。原来,男校长是天天睡不醒,女校长是夜夜睡不着。睡不着的,就到隔壁找睡不醒的,一夜一夜地聊个没完。弄得正校长苦不堪言,苦不堪“言”。这不,来了替死鬼。还能轻易放过?
回到上海,俞振飞几次见到许思言,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一九六○年,言慧珠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月后,许思言接到俞振飞(黄蔓耘已病逝)电话,说:“市委领导同意我同言慧珠结婚。明天在锦江饭店订婚,慧珠要我请你来。”
“我的天!”许思言大吃一惊,刚要开口,便觉不对。忙说:“恭喜,恭喜!”
婚宴当晚,酒阑席散,许思言踏月而归,他边走边想:“这可真像一台戏,不知结局是喜还是悲?也不知这对‘欢喜冤家’能够相聚到几时?”
在这桩如意又不如意的婚姻里,言慧珠是主动的。她一到了戏校,就渐渐有了这个念头。一方面,她想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为晚年伴侣;一方面,她是借重俞振飞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身价。这是爱情与功利的双重考虑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直接来自言慧珠独特又复杂的性格。她对俞振飞百依百顺,俞振飞觉得她娇艳可爱。
婚前,在华园。俞振飞索性对言慧珠说:“看样子,你对我很有意思,想要和我结婚了,是不是?”
言慧珠大喜,说:“你猜透我的心思啦?直到今天,我总算听到你的心里话。”
“那我们的性格合得来吗?你好胜要强,我淡泊宁静,一软一硬,恐怕捏不到一起呢!”
“一软一硬,正好取长补短,和好相处。要是两人都硬,就非吵不可;都软呢,粘粘糊糊的,也没意思。”以后,听许思言说,他俩关系并不怎么好,经常吵架。看来,软硬搭配也非最佳夫妻组合。
【墙头马上】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的前一个晚上,言慧珠和俞振飞在北京演出了昆曲《墙头马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而演,这是她舞台表演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凡参加排练的人,无不为她的严肃认真、细致周到、精益求精的作风所感动。即使是她的冤家对头,也表示“值得学习”。她根据元代杂剧大家白朴提供的文学剧本,反复琢磨设计人物造型和身段,还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配置了不同的服装、头面(旦角头上各种化装饰物的总称)。自己亲自到专门的绸缎店去挑衣料,自己重新设计点翠头面(头面中的一种硬头面,旦角头上饰物。即用翠鸟羽毛剪贴于金属底版上制成,富丽堂皇),并拿出自己的金条将点翠头面镀上黄金,这样,在灯光下更光彩夺目。又把自己的家藏的首饰,都拿出来使用。言慧珠喜欢钱,也能挣钱。我前面讲了,她对“公私合营”不感兴趣,主要是觉得私人戏班能为自己多挣钱,人也自由。但她毕竟是个艺术家,爱艺术胜过爱金银,爱舞台超过爱钱财。为了唱好一出戏,言慧珠啥都舍得。
一九五九年十月,已划为右派分子的父亲收到了《墙头马上》的戏票,一看演出地点是在中央统战部礼堂,便犹豫了——他想看台上的戏,不想看台下的人。但经不住我再三请求,父亲还是带我去了。事先,他对我说:“小愚儿,爸爸不打招呼的人,你不要去招呼。”
父亲特意去得早些,挑了个靠边儿的座位坐下。他闭目养神,我则东张西望。一会儿,礼堂掀起一阵骚动,我站起来,跑到过道看究竟。然后,兴奋地对父亲说:“赵丹来了。”再一会儿,礼堂又一阵掀起骚动,我又站起来,再跑到过道看究竟。返回座位后,对父亲兴奋地说:“爸,夏梦来了。”
“谁是夏梦?”父亲问。
“香港电影演员。穿着红大衣,戴着金耳环,可漂亮啦!”
礼堂里,相继来了许多高官。他们没引起观众的任何反应。我得意地对父亲说:“爸,怎么样,搞政治的比不了搞艺术的吧?连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进场都没人搭理,就更别提你了。”
父亲听了,居然很高兴。
一九六三年《墙头马上》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艺术片。拍摄期间长春温度在零下三十度。清晨,所有的演员都钻在被子里养神,惟独她一个人在场外练功,天天如此。
想看言慧珠吗?现在的人,只能看这部电影了。瞬息风华,留此见证。而这个戏的镀金头面与各色行头,都在“文革”的一把大火中烧光。
【阿庆嫂第二】
一九六四年,正是江青亲自挂帅,击响了京剧大演现代戏的锣鼓。夏季,北京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上海参加的剧目有大戏《智取威虎山》,小戏有李玉茹的《审椅子》,童芷苓的《送肥记》。没言慧珠的戏,也没她的事儿,是观摩者,一个看客。内心的烦闷可想而知。她对别人说:“观摩观摩,专观专摩。”言外之意,我言慧珠现在只有看戏的义务,没有唱戏的资格了。她不安,更不服。
岁尾年初的时候,许思言收到言慧珠寄来的两张戏票,还附了一封短信。她说:“过去演旧戏多,现在很想彻底改造自己,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演阿庆嫂(即《沙家浜》女主角)是我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表现,希望得到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其实,她哪里是想彻底改造自己,还是在闹“我要演戏”!
看后,许思言非常感动,觉得言慧珠演这个戏,大概没比《墙头马上》少费心,少使劲。大幕落下,忙去后台向言慧珠祝贺:“好哇,精彩!你的阿庆嫂,全国第二。”
“第一是谁?”言慧珠立即追问。
“丁是娥呀!(沪剧《芦荡火种》里的阿庆嫂的扮演者,京剧《沙家浜》由沪剧移植过来)”
她高兴地笑了。这么好的一出现代戏,照理很值得宣传。谁知在当时的报纸上,连一个广告也没找到。
春节的时候,许思言到华园去拜年。他问俞振飞:“你看慧珠的阿庆嫂怎么样?”
俞振飞说:“真好!丁是娥的戏,我没有看过。别人可都不及她。在阿庆嫂身上,她花的气力真不小,动机也好——通过演戏改造自己。可是人家还是在攻击她,真是不讲道理了。”
从演梅派经典,到唱昆曲《墙头马上》,再到现代京剧《沙家浜》——她像一张满弓,但凡使出一把气力,送出箭来都铮然有声,且直射靶心。这些艺术创作是言慧珠的生命表现。而艺术创作又决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它是个神出鬼没的东西,与心智相通,与传统相接。若无一点艺术灵感和悟性,任你雄心万丈,最后也是徒劳和妄想。想想她,再看看我们自己,两厢对照,差异惊人:我们的生命很长,用很长的生命去等待。她的生命很短,用很短的生命去创造。
一九六五年,言慧珠得到了一个歌剧本,叫《松骨峰》,描写的是一个朝鲜女英雄。她不禁联想起曾经演过的《春香传》。不安分的她又跃跃欲试了。人家就是那么有本事,没过多久,她还真的就在上海戏曲学校的舞台上演了现代戏《松骨峰》。没人叫好,自己也吃力。“一分是流水,二分是尘土,不觉得春将暮。”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累了,力气也没有了。舞台不属于我了。”纵有欲望挣扎,已然力不从心。谁知这句感叹的话,在“文革”中即被视为反党的有力“证据”。
江青听说言慧珠排演现代戏,叫什么《松骨峰》。随即放出话来:“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沾边!”
一句话,把她踹出了三界外。
【可萌绿,亦可枯黄】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个国家开始了权力与暴民相结合的恐怖统治。上了年岁的中国人大多“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但谁也没有经历过举世无双的“文革”。六日早上,俞、言夫妇照常去戏校上班。一进校门,气氛就万分紧张,心头一片惊惧:校长室成了造反派办公室,排练场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所有的墙壁贴满了大字报,俞振飞和言慧珠的名字都被打上血红色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发出怒吼,命令这个,勒令那个。每天上午,都是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度过。几天前还是文弱的学生,瞬间都成了凶残的魔鬼。她和丈夫浑身上下刷满糨糊,前胸后背全都贴着标语和大字报。二人垂眉低首,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俩还要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便有人悄悄帮忙。别人帮忙的时候,他只需在门口“望风”。对言慧珠则大不相同。她平时待人刻薄,出语尖利。本来对她有好感的,就没几个。现在见她扫厕所,可有人高兴了。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夫妻性格不同,待人接物各异,竟能生出相反的境遇来。
这些学生在批斗的时候那么粗暴,可在抄家的时候又很是精细,把言慧珠塞在灯管里的、藏在瓷砖里的、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十八斤)、存折(六万元)都掏了出来,整整抄了一天一夜,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的首饰是有名的好。对此,文怀沙先生曾说:“言慧珠的首饰,不要说别的,单是一件就都不得了!”这一件是个啥物件?一只白金手镯,上镶八颗钻石,每颗一样大小。重多少?一颗七克拉,一共五十六克拉。而今价值几何?行家一算便知。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天仙般的女人,这次真的是从莲花宝座上跌落,滑过人间,直坠地狱了。
言慧珠一生惜财如命,顷刻间却化为乌有。她坐在地上,大喊:“天理,天理何在啊!”
九月初的一天,许思言凌晨从单位回家。下了公共汽车,摸出钥匙刚要开门。忽然,从旁边小路口,闪出一个女人的身影:“老许同志……”
“慧珠,你怎么在这里?”
她畏畏缩缩,低声道:“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许先生。”
先叫“同志”,后改“先生”,许思言不知该如何做答,遂问:“这里没有人,你不要紧张。俞老最近可好?”
“怎么会好呢?已经戴了一次高帽子,家里的东西都抄走了……”
沉默,彼此沉默。
大难已至,谁与凭依?言慧珠满含泪水,半晌又问:“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该怎么办?看见人家戴高帽子游街,就浑身发抖,我无论无何受不了……”是的,前有千古远,后有几万年,可是如何打发眼前?言慧珠无法超脱,她非哲人;言慧珠无法苟且,她非草民。
许思言握住她的手说:“你自己要珍重,不要忘了清卿这孩子。”
她也紧紧抓住他的手,说:“请你多关心!”说完,掉转身,快步隐没在黑暗之中。
为了小清卿,她曾偷偷拿出两、三千元的现金,给几位要好的朋友,请他们替自己今后照顾好孩子。但这些朋友,为保全身家性命把钱都如数上缴了。这样一来,罪行越搞越严重。言慧珠眼前没有一丝的光明,心中没有一丝的暖意。
当艺人金素雯、胡梯维夫妇自杀的消息传来,言慧珠便萌生了和俞振飞一起自杀的念头,遂叫保姆买了熟菜和两瓶酒。她不哭了,也不愁了,满脸微笑地喝酒吃菜。夫妇二人一再碰杯之后,她开了口:“真是对不住,连累你了。我们结婚多年,性格两样,可也不好不坏。等运动过去,好来好散,我们就离婚吧。”
这话言慧珠讲过多次,俞振飞也不觉奇怪,安慰道:“说些什么呀!难得这样聚聚,该多好!这运动还不定哪天结束呢。”
再喝一杯后,言慧珠亮出了自己的想法:“金素雯夫妇双双上吊去了。我们怎么办?一起死吧,一了百了。你肯吗?”
因为言慧珠一生说过无数次的“死”,自己也“死”过多少次。俞振飞听了,尽管一惊,可没放在心上。遂好言劝解:“我不死,你也不要死。好端端的人,为什么要死?我们又没有做亏心事,干嘛要死!”
“我俩都是文艺界出了名的人,这次运动不会饶过我们。”言慧珠已完全绝望了。
人生可怜,无计相留。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吃过晚饭后,言慧珠拉着儿子的手,来到自己的卧室(已与俞振飞分居)。很严肃,很庄重地看着十一岁的小清卿,之后突然说:“妈妈要到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以后你要听‘好爸’(即俞振飞)的。”说完,拉着儿子的手,又来到俞振飞的卧室。言慧珠先跪在丈夫面前,然后一定也要小清卿跟着跪下去。孩子并不愿意,但看到母亲的神情,也就跪下了。她还要小清卿连喊几声“好爸”,孩子也顺从地喊了。俞振飞忙扶他们起来。
起身的言慧珠郑重道:“请你一定把他(指言青卿)抚养成人!”
俞振飞当场回答:“只要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我喝粥,他就喝粥。”
托付完毕,母子二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言慧珠给了小清卿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并对他说:“明天是星期天,你好好到公园玩一玩吧。”
据保姆王菊英说,当晚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言慧珠曾下楼到孩子的房间,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望着……只要托付好孩子,她一了百了。
第二天,华园十一号里还是一片寂静。保姆像往常一样准备好早餐后,推开二楼卫生间的门——
“啊!”一声惊叫。
一代红伶,去了。她穿着睡衣,素面赤脚,直直地把自己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冰冷而凛然。再检查,房内桌上,放着一叠钞票,五千元。上面写着,谁抚养孩子,钱就给谁。另有信三封。一给领导,一给丈夫,一给孩子。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做了自我批评,对丈夫表示歉意,叮嘱清卿好好做人。据说还有一封写给孩子生父薛浩伟的信。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生是循环不已的厄运,到了走投无路的一刻,只有消失自己。她脸色苍白,一双眼睛,似开似合。开合之间,流泻出二十世纪中国艺人内心永难排解的疑惑、悲苦与不平。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消息传出,谁都钦佩她的决绝,钦佩她以无比的决绝保持尊严,拒绝受辱。是的,如果愿意,人的生命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有关方面还要召开“现场批斗会。”没有人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到处都是人类可哀的怯懦。我不知道该怎样认识国民,他们期待仁慈,却习惯于残忍。言慧珠,自杀身亡。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三次自杀,庆幸的是,她成功了!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一样,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也不一样,口袋里没装着手书“毛主席万岁”字条。
当时官方的结论,是有力的一句:“自绝于人民”;后来官方的说法,也是有力的一句:“含冤而死。”生死与好歹,依旧握在权力的手中。
我崇拜这样的女人:活得美丽,死得漂亮。一片叶,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绿,亦可在秋季枯黄。前者是生命,后者也是生命。
言慧珠死后,许思言曾问过俞振飞,为什么当晚没有察觉妻子的死?他说:言慧珠认为自己的问题严重,怕被红卫兵造反派抓起来。而丈夫一向人缘不错,大概可以过关,所以,一再关照俞振飞——万一自己出了问题,要好好照顾这个家,要好好抚养孩子!所以,这个举动,被他误认为是言慧珠在做坐牢的准备,而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自决。加之,双耳失聪的俞振飞也服用了安眠药,故隔壁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是浑然不觉。
言慧珠临终前留下的书信和现金,事后由上海戏曲学校当局交给了公安部门。粉碎“四人帮”后,小清卿曾去问过。竟然是片纸无存,五千现金也没了踪影。
【小清卿】
本文初稿完成,即发送给约稿的香港《明报》月刊。杂志的编辑看后,对我说:“《明报》的编辑都很想知道小清卿后来的情况。”
我马上给上海京剧院的一位副院长打电话,询问言清卿的下落,并想从他们的艺术档案里借用几张言慧珠的照片。对方非常遗憾地说:“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现在的上海京剧院根本不知道言清卿,也没有言慧珠的一张照片。”
梅兰芳儿媳屠珍女士闻讯后,主动帮助我寻找线索,毕竟不是公家是梅家!终于有了消息。原来言清卿在生母被迫害致死的二十年里,挣扎求生。一九七○年,十六岁的言清卿提出索要母亲的骨灰。谁知非但没有回复,反而遭到学校当局的批判,检讨书写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灰心,自己到处打听。经过许多周折,小清卿得知母亲骨灰寄存在上海县北桥公墓。又幸遇一位善良热心的老工人,在其细心寻找下,于一九七四年清明前夕,终于找到言慧珠的骨灰。他一把将母亲遗骸搂在怀里,失声痛哭。
一九八六年十月,他下定决心,挥泪告别上海故居,携母亲遗骨,定居深圳。他在自己的寓所设立了言慧珠纪念堂,晨昏请安。纪念室正面的墙壁悬挂着母亲遗像,遗像是言慧珠生前最喜欢的那幀:身着绛红底色的花格旗袍,满脸含笑。它曾摆放在上海华山路华园十一号言宅的客厅。照片下面的红木条案,也是言慧珠亲手所置。条案正中的木盒内是一代红伶的骨骸,令人入目心酸。骨灰盒两侧放着生者的六册像簿——琼林玉树,蕙质兰姿,它记录着一个中国女艺人的生命和情感。前面放着一只女式手表,还有一只英雄牌一○○型金笔。
二○○六年,是言慧珠逝世四十周年。花之晨,月之夕,如泣如诉的弱者与如火如荼的强者,都已随水成尘。“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伊人的背影远了,淡了。但她在我的心中分外高洁、清晰。这文章写完,拿给朋友过目。无缘观赏言慧珠表演的朋友,羡慕我的眼福。
我说:“现在的剧坛还能看吗?不是背靠官,就是倒向商,或者既背靠官又倒向商。说句不客气的话,所有批判传统的人,都没能超过传统。所有批判言慧珠的人,也都没能超过言慧珠。”
这话引出朋友的感慨:“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没有言慧珠?”
我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恶声大喊:“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配产生言慧珠!”
对方惊问:“那配产生什么?”
“什么都不配产生!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
……
2005年6月-2006年3月于守愚斋
「征引书目、篇目」
〖言慧珠《我要演戏》,1957年5月9日《文汇报》
言慧珠《给亲爱的观众的一封信》,1957年5月28日《文汇报》
言慧珠《批判陈仁炳》,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沈和秦《平剧皇后言慧珠一生》(上、下),1990年6月,7月,香港《大成》第199期,第200期
许寅《记一代红伶言慧珠之死》,1988年6月,香港《大成》第175期
许寅《且喜言慧珠有后》,1989年4月,香港《大成》第185期
吴祖光《三年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
黄宗江《戏痴说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刘枋《台湾“梅兰芳”——顾正秋》,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梁谷音《雨丝风片》,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杨宝忠往事
前不久,国字号电视台举办了一次模特大奖赛。因首次有男模参加,我便有一搭、无一搭地看了。小伙子的体形、五官及做派都还可以,惟独考察到“才艺、素质”的时候,这些或有大学学历,或有白领经历的男人,仿佛一齐掉进了幼儿园:怎么能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样一句很不高明的广告语,说成是自己信奉的人生座右铭呢?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一个尘封已久的京剧伶人——先演员后琴师的杨宝忠。
如果他活到今日,如果他参赛,当是怎样的光景?
「杨宝忠(1899-1968) 男 汉族 安徽合肥人 京剧琴师」
【半条街都姓杨】
这是弟兄二人:哥哥叫杨宝忠,是有名的琴师;弟弟杨宝森是有名的京剧老生。他俩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杨桂云(字朵仙)是有名的花旦,且善理财。父亲杨小朵也是有名的花旦,且善操琴。当时北平前门外百顺胡同大半条街的房子,均为杨家的产业。故有人云:“愿为小朵门前狗,不作江西七品官。”
【祖父的死】
本文专说杨宝忠。他生下来就是个大少爷,未受“坐科”之苦。家里请人给他说戏,又有姑丈王瑶卿(京剧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大名旦”皆出其门下,人称通天教主)倾囊相授,他11岁便以“小小朵”艺名登台演出于北京、天津,颇受欢迎。二十一岁,拜著名老生余叔岩为师。他的感觉灵敏,能将玻璃、陶器、瓷器,聚集一处,按顺序敲击,即发出高低不同却和谐悦耳的音乐旋律来。
据说,祖父的死与他密切相关。一天,杨桂云带着长孙杨宝忠到天津唱戏。回程途中,火车停在丰台。北方冬季风大,把孙儿的帽子刮掉。因下车拾帽而误了上车,祖孙遂顶着风寒徒步回家。连累带冻,到家即病倒。数日后撒手人寰。
【精通西乐】
杨宝忠十七岁变声,家居休养的他开始研究胡琴、钢琴、小提琴和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他还与许多音乐名家交往,如老志诚、柯政和、刘天华。他拉的一手小提琴,每个音符都好似一条优美的弧线,或出于幽谷,或腾入云端,余韵不绝。
杨宝忠常在天主教堂给唱诗班伴奏圣歌。只要他去,便有人(如京剧名票南铁生)也跪在圣众席后排祈祷,为的是听他的演奏。很难想象:世俗世界的一个伶人能进入那样圣洁不尘的心境。他的耳音和乐感,让人倾慕,而反应的灵敏,思维的深度又非一般人所及。虽说胡琴与小提琴都是弦乐,但胡琴声音偏于激越,不够柔美;小提琴则婉转柔媚,但有时显得气势不足。文化乃人生中的一种智慧。一个人能兼善这样的两种乐器,其心智与胸襟绝然不凡。
一次,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举办音乐会,其中有老志诚的钢琴独奏,也有他的小提琴独奏。杨宝忠用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乐曲《梅花三弄》,令听客与同行惊叹不已。“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中国古人的乐思被他的西洋技法演绎得细腻流畅,并放射出异样光泽。杨氏“三弄”像春风吹遍了京城。很快,这支曲子由美国胜利唱片公司以优厚的酬金请他灌制成两面一张的唱片,一上市即畅销全国。
尚小云与他合作演出的新戏《摩登伽女》里,最后一场叫“斩断情丝”。尚小云以西洋踢踏舞蹈场面作为结尾。他特请杨宝忠小提琴伴奏。而当杨宝忠手握提琴,身着西服,风度翩翩地走上舞台,频频向观众躬身致意时,那个热烈轰动的场景,是现在靠着一句“掌声有请”才有掌声的歌星大腕所万万不及的。
【击鼓骂曹】
其实,杨宝忠的戏是唱得不错的,惟一的问题就出在扮相上。他要生在今天就好了,身材修长,宽膀细腰,两条长腿,满头黄发,高鼻梁,赭石色的眼珠儿,整个一副西服架子,是个标准男模和武打明星。他平素看上去就是三分洋人,走在街上常被人们误认为是西洋观光客。所以,他的外号叫“洋人儿”。
《击鼓骂曹》是他的拿手戏,也最受欢迎。戏中的鼓艺,可谓登峰造极。鼓点子不同凡响,每擂一通,观众皆报以掌声。可惜吾生也晚,无缘得见。1984年,天津市京剧团来北京演出,剧团以该团老生演员杨乃彭的《击鼓骂曹》作为打炮戏(即首演剧目)。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观众,都是冲着“骂曹”来的。因为谁都知道杨乃彭的这出戏,为杨宝忠亲授。有的观众,从一开场手里就举着录音机。当剧中的祢衡将鼓槌举起,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在等候,等候一个沉埋数十载的灵魂随着鼓声归来。“夜深沉”曲牌奏响了,大气磅礴中充满柔美与激情的旋律,烘托着敲金击玉般的铮铮鼓声。人们悲欣交集,很多老观众流出了热泪,他们在为杨宝忠的英灵而祈祷,而哭泣。
以后,电视台若放送京剧“骂曹”一折,不管谁演,我必看。不为看舞台表演,只为听那“夜深沉”,听那敲击心扉的鼓声……
人的生命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为艺术才能长存。
【都是朋友】
天津著名京韵大鼓演员小彩舞(骆玉笙),曾演唱过一个新曲目《击鼓骂曹》。她在这个段子里仿照京剧“骂曹”,也有“夜深沉”曲牌,也有双手击鼓,用的也是南堂鼓。那年,她带这个曲目来北京演出,首演在广德楼剧场。演出前几天,广告登出:“特请杨宝忠胡琴伴奏”。这一条宣传,使得门票被争抢一空。
演出那天,人们苦苦等候杨宝忠的出场。等到了最后,也没见他的影子。观众大失所望,有的离席而去,有的嘟嘟囔囔,场内秩序一度混乱。其实,那晚的节目挺精彩,人称“金嗓歌王”的小彩舞自有号召力,仅由于宣传失真而影响不好。事后,有人问杨宝忠,他笑而不答,追问再三,也只说一句:“都是朋友。”
这话,当如何解释?谁也不明白。多少年以后,一位曲坛名票(李石如)对这四个字做了分析。他说:“小彩舞去北京演出请杨宝忠伴奏,是临时帮忙。帮了这个忙,皆大欢喜。可今后怎么办?回到天津再演,又该怎么办?没有杨宝忠伴奏,岂不是让小彩舞的这个段子减色吗?凡事上去容易,下来就难了。宝忠够意思。”
正因为是朋友,也正因为替朋友想,他才未去,任别人误解。
【老胡琴】
但凡好东西,大多来之不易。这里不单是个有无财力的问题。比如张伯驹、潘素夫妇为了那些国宝,除了典当黄金、首饰、房产以外,还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几乎把老命搭上。杨宝忠也有件宝,就是他手里那把用来伴奏的老胡琴。它也算得来之不易。而这个不易,则在于它的偶然性。
早年北京王府井的东安市场里,有两家“清音桌”(即京剧清唱茶楼)。一个叫舫兴茶楼,一个叫德昌茶楼,每日下午两点开锣,一直唱到日落时分。茶楼门前的海报用正楷写着“特请五城弟子随意消遣”。啥叫“五城”?那时的北京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故叫五城。所谓“弟子”,就是指票友。每逢周六、周日,这里就热闹非常,座无虚席。在这两座茶楼之外,还有一家清茶馆,它坐落在“润明楼饭庄”对面的一座小楼上。楼上,阳光充足,窗明几净,桌椅一律是竹藤编制,室内备有当日报纸杂志和各色棋类,壁上挂着几把胡琴和月琴。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里时尚而温馨。京城的文人墨客,票界名宿和棋界高手,多来此一抒雅兴。虽非“群贤毕至”,也称得上“风流云集”。
一天,有两位先生(张振华、白宝华)发现这里的一把老胡琴的音色颇好,宽亮又圆润,遂决定请杨宝忠来看看。翌日下午,3人来到茶馆。杨宝忠未待泡茶,就走过去摘下那把老胡琴,仔细查看一番后,立即坐下来,拉了段“小开门”(京剧胡琴曲牌)。他喜形于色,悄悄对白先生说:“您问问老掌柜,能不能让给咱们?”
茶楼主人五十来岁,精明干练。他一听,忙说:“这几把胡琴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挂在这里,专为诸位先生消遣,不能出手。”
白先生对他说:“我这位朋友(指杨宝忠)喜欢这把旧胡琴,您让给他再买把新的。”
见掌柜面露难色,白先生又道:“我这位朋友,您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他就是杨宝忠杨老板。”
掌柜听了,忙说自己实在“眼拙”。他三步两步走到杨宝忠跟前客气一番,双手拿着那把胡琴,说:“既是您喜爱这把胡琴,就送给您了。别提什么,您留着玩吧!”颇有古人“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的气概。
杨宝忠接过胡琴也客气几句,俩人都十分高兴。接着,杨宝忠拿出二十元钱对掌柜说:“一点小意思,收下吧!”掌柜连连摆手,执意不肯。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的二十元可不是个小数,三十多元就够买一两金子了,何况那时的胡琴不贵。
白先生说:“这不是胡琴的钱,是杨老板的一点谢意,你就收下吧!”
掌柜略加沉思,抱拳道:“那我就谢谢杨老板了。”
老胡琴经过杨宝忠的一番加工,成为他日后得心应手的伴奏工具。没过多久,白先生得到一把杨宝忠请当时最高明的胡琴工匠制作的胡琴。工艺精致,担子上刻着“宝华先生雅玩杨宝忠敬赠”的题款。还是他亲自登门送琴,说:“一是表达谢意,二是留个纪念。”
这样的伶人旧事,怎不叫人感叹——京畿之地,帝辇之下,故都优雅如许。人气最厚,人情也浓,难怪它能如此长久地维系着中国古典艺术的脉缘。
【“阿马蒂”】
梅兰芳中年对西洋音乐也热衷过一个时期,为此还购置了钢琴、小提琴、西洋音乐书籍和乐谱。后来,几位朋友劝梅兰芳别在洋玩意儿上瞎费功夫,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京剧本行。于是,把钢琴送给了齐如山的小女儿,西洋乐谱及唱片给了儿子(梅)葆玖,自己只保留了那把意大利小提琴“阿马蒂”。这琴被经常上门做客的杨宝忠看上了,竟爱不释手。又因梅兰芳不再练小提琴,他便多次提出用自己那把德国仿制的“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交换,梅兰芳同意了。
杨宝忠跟一位意大利音乐教师学习提琴,练了许多乐曲,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把萨拉沙泰(Sarasate)那首弓法较难的《吉卜赛之歌》(Ziqeunerweisen)演奏得十分动听。抗战胜利后,他每次到上海必带“阿马蒂”,带上“阿马蒂”必去梅宅,演奏几段给梅兰芳夫妇和在座的其他朋友听。演奏前,他还拱拱手,谦虚地说:“这次再请诸位听听我有没有长进。”一个有月色的夏夜,杨宝忠在梅家阳台上奏起《吉卜赛之歌》,听得梅公子(绍武)入迷又动心,并表示自己也要跟学小提琴了。
一九五○年代末,杨宝忠还通过梅兰芳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借出一件藏品——梅雨田(梅兰芳伯父)的胡琴,到梅宅演奏。杨宝忠用它给梅葆繫(梅兰芳之女,老生演员)伴奏了一段《文昭关》。杨宝忠弓法娴熟,速度极快,琴音铿锵悦耳。好琴加好手,一曲下来,令人终生难忘。
梅绍武问他:“您的演奏为什么与众不同?”
杨宝忠答:“这是我平时常练小提琴的好处。你有没有听出我用上了‘斯泰加托’(S taccato,断奏)的弓法?”
没法子,这就是天分了——你没有,我没有,就他才有。
【多姿多彩】
多才多艺的杨宝忠,生活上也是多姿多彩。说学逗唱,哪一门也考不住他。来一段“岔曲”《风雨归舟》,活脱一个荣剑尘(单弦名家);唱几句“鼓词”《大西厢》,直逼鼓王刘宝全。莲花落,十不闲,梅花调,他是件件拾得起。说段单口相声,荤素杂陈,令人捧腹。来个口技,还带表情,活灵活现。
那时环翠阁(北京的有名青楼)的陆素娟,风头最健。每至中山公园,绕场一周,尾随之众,如过江之鲫。陆小姐对不感兴趣的宾客,即使呼三喝四,能一概不理。陆素娟酷好京剧,唱得一口梅派青衣,杨宝忠自是最受欢迎的人了。若饭后到她家,必是进口香烟,四色干果的照例文章。杨宝忠不但能说腔,能托琴,陆素娟唱《凤还巢》,他还能唱两句小生与之搭配。而那时的陆素娟已有下海的念头,到了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她终于成了伶人。
【转折】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北京有位以“雍女士”名义登台唱京戏的德国女人。她天赋很好,又受过名家传授,与她合作的老生演员便是杨宝忠。二人合演的《四郎探母》等剧,都获得好评。一次,他们在北京吉祥戏院演《法门寺》,角色的阵容非常整齐。开演之前,下场门(旧式剧场为四根圆柱支撑的方形舞台,在后面板壁的左右两边,各设一门,系演员上下场所用。右端之门称为上场门,左端之门称为下场门)台口忽然竖起一个启事牌,上面写着“杨宝忠艺员嗓音失润请君原谅”几个大字。观众一时议论纷纷。
该他上场了。虽然第一句要了个碰头好,到了后面,即使已把调门放低,但他唱起来仍显吃力。全剧演得平淡,无精彩可言,而观众很谅解,没一个人喝倒彩。足见,杨宝忠是有人缘的。这出《法门寺》对他来说,震动很大。也引起朋友的关注,一位老票友看罢,即说:“信忱(杨宝忠字)的前景不妙了。”
正是由于嗓音的变化,这位余(叔岩)派正宗老生放弃了演员的行当,走上了琴师道路。有人说:原本他该大红大紫,是烈性白酒的嗜好,终止了他的演艺生涯。杨宝忠自幼就喜音乐,家学渊源,其腕力指音都有过人之处。有了改行的打算,曾与姑丈王瑶卿商量,谁知姑丈一桶冷水浇下来,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当了文场(即京剧伴奏),就永无回头之日。纵便能再回头,恐怕连今天的地位声誉都没有了。”
杨宝忠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气之下拿起一只心爱的鼻烟壶,就地摔了粉碎。这一摔,倒摔出了他改行的决心来。
【“扶风”行】
照行内的规矩:在未拜师以前是不能吃戏饭的。也就是说,你杨宝忠的胡琴再拉得好,没有师傅也不能算文场。在民国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北平“同兴堂饭庄”拜弦子圣手锡子刚为师,杨宝忠从此正式改为琴师。
他第一次正式登场操琴是拜师后的第四天(十二月二十四日),为马连良伴奏《借东风》。马连良多有眼力呀!待杨宝忠刚拜了师,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戏班“扶风社”。马连良处处以礼相待,酬劳极高,不但在广告、报纸和戏单上,加上“特请杨宝忠操琴”的旁注,而且在舞台上设立琴师专座,真是尊宠备至。每次杨宝忠举琴出场,台下必是一片掌声。为表谢意,他总要向前走几步,或点头或鞠躬,然后再退回到琴师的座位。杨宝忠从不反复调弦,定音向来是一手准。应该说,马连良的演唱和杨宝忠的伴奏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彼此配合默契。那时他俩合作灌制的《借东风》、《甘露寺》、《苏武牧羊》等老唱片,现在都是极具欣赏价值和珍藏价值的声腔艺术资料了。
翡翠玉石无其光润,丝绸素绢无其细致。杨宝忠的胡琴实在太好了,常常是胡琴花腔迭出,掌声热烈而长久,以致造成喧宾夺主之势。加上他率性而行,不管谁唱,胡琴从不收敛,像只万花筒似的,令人目眩神迷。有一次,马连良的情绪低落,演唱效果欠佳。一路演来,心中暗自不悦,觉得是杨宝忠的胡琴刮了自己的胡子。也就从那晚起,马老板疏远了颇具威胁力的杨宝忠。杨宝忠也是个心细之人。他不久即发现:马连良演出时,用的是自己;可在吊嗓子的时候,就换了人。杨宝忠私下里对朋友悄声道:“我快要离开马家了!”
俩人终于分手,马连良改用了李慕良。
【一诺千金】
杨宝忠与马连良分手之后,有段时间很不得意。也是,以他的声望和很高的酬金,当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班社。这时他已从百顺胡同搬到和平门外西河沿西口的一所四合院居住。房子条件很好,原是京剧名票、文物收藏家夏山楼主(韩慎先)的房产。外院是杨宝忠聘请的纪师傅制作胡琴的工作室,里院为自己的住宅。
闲来无事的日子,在客观上给他一个反思的机会。他反复地想:难道自己的人生真的应验了通天教主那句话:“胡琴再好,也是傍角儿(指戏班次要演员、乐师、后台服务人员对主要演员的依存关系,依傍名角而生活),俯仰由人,自己不能做主。”经过这番打击,他决心帮助弟弟——“要让我们老三(即杨宝森)成名!”一定把他雕琢成器,务使其身价地位并驾于马连良。
苍天不负有心人,杨宝森终于有一天,组班挑大梁唱头牌了!凡杨宝森演出,海报上必写“杨宝忠操琴”五个大字,以加大影响力。杨氏昆仲的合作,对杨宝森的表演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其嗓音也越发地好起来,每场演出也都十分卖力,常常贴演“双出”。他真的成了继余叔岩之后、成家立派的老生。杨宝忠用胡琴把弟弟包个风雨不透,杨宝森所有的行腔、吐字、用嗓、气口,都在这位伟大琴师的掌控范围之内。从杨宝森的身上,也找回并再现了杨宝忠自己的舞台青春。难怪有人认为:杨宝森创立的杨派之能够流传,哥哥的胡琴要占一半的功劳。甚至有这样的看法——与其说宝森会唱,毋宁说是宝忠会拉。若无杨宝忠指导唱法并作唱腔设计,《文昭关》、《碰碑》、《击鼓骂曹》等杨派名剧的舒展平和、古朴苍凉的表演风格,也不会如此盛行。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但对杨氏兄弟而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这是《文昭关》里的有名杨派唱段。戏中,杨宝森扮演的伍员(子胥)一夜白了头。可他自己只活了四十九岁(一九○九-一九五八),头发还没来得及白呢!杨宝森生前冷落,红在了死后。而有幸的是,杨宝忠有始有终地为他伴奏,伴奏到他最后一场演出。
一个人的生命力,大多在困境中滋长。弟弟跻身京剧“四大须生”的行列,杨宝忠以全部心血和大半辈子生命实现了“我要帮助老三成名”的诺言。大丈夫轻生死,重然诺。这就叫“一诺千金”。
【制琴】
杨宝忠还有经营之才。他不但能拉胡琴,同时也能制胡琴。从胡琴的取材、选料、泡制担子和筒子,以及蒙皮、刻马儿,在他是无所不能,无一不精。出于兴趣,也出于精明,他在家里开辟一个工作室,聘用姓纪的师傅制琴。所制的胡琴都经过杨宝忠亲自选料,成品也须他亲自检验、试听,合格后才可送出销售。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他的胡琴筒子里贴有“杨宝忠胡琴”的标签,以杜假冒。他的胡琴音质好,制作也精细,故销路很广。他从中获得收益,但更多的是获得乐趣。
他还约请乐器行的名师制琴,择其优者加贴监制之名号。杨宝忠传世的两把胡琴“黄老虎”和“黑老虎”,就出自琉璃厂最具盛名的制琴大家史善明之手。现在这两把琴的身价,当在十万元以上。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一九五二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继而在天津市京剧团担任琴师(杨宝森为团长)。杨宝森去世后,任天津市戏曲学校副校长,国家文艺一级,工资待遇不低。他埋头工作,也深得信任。为人忠厚的杨宝忠,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很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