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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他兴致勃勃地把张云溪说的那“一条明路”指引给了夫人谭秀英和岳父谭小培。父女叶跟着动心。谭小培决定立即行动——亲自出面拜谒了负责领导这方面工作的田汉和马彦祥。他们当即表示欢迎，但又说要看看叶盛长的戏。叶盛长心里明白：共产党这是要考核自己的业务了。

考他的人是田汉。怪了，田汉不叫他演应工老生戏，也不让唱经常兼演的武生戏，偏偏叫他演一出小生戏。原来那时的田汉就有意叫剧团排演自己改编的《金钵记》（后改名《白蛇传》）。按传统的演法，剧中的许仙是小生行当应工。但田汉不喜欢小生行当那种真假声相间、大小嗓并用的演唱方法。更怕将来出国演出，听惯西洋歌剧的外国人接受不了。所以，他刚当局长就主张一律改用本嗓演唱。

事情说定后，便在华乐戏院给叶盛长安排了两出折子戏。一出是《悦来店》，一出是《穆柯寨》，戏中旦角是已先期加入国家剧团的云燕铭。叶盛长在这两出戏里，虽说都用的是大嗓，可身段、台步、做派都是小生行当的戏路子。因为全才的叶盛长从前演过小生。再说，人家四哥（叶盛兰）是谁呀，素日给四哥配戏，四哥也给他说戏，站着看也修成正果了。演下来，考官很满意。

1950年8月1日，叶盛长办理了加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的手续。他不但演了《金钵记》，接着还演了《三打祝家庄》和《江汉渔歌》。进了国家剧院就接了几个“活儿”，深感受到重视。所以，他说：“这个日子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这一天开始，我彻底结束了旧艺人在私人班社卖艺生涯，而正式成为一名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了。”继他之后，四哥叶盛兰、三哥叶盛章，不惜抛弃挑班头牌名角儿的高薪厚“份儿”，也毅然参加了这个国家剧院。

【新生活】

他开始了新生活。什么是“新”？排演新剧目是“新”，而更重要的“新”，是他的生活常和政治、政府、政权相联系了。刚进剧院不久，便突然接到上级紧急指令，要抽调部分演员随中央首长去执行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

那时西北地区有的省份还没有归入中央政权，为了促进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央赴西北访问团”代表中央去和当地各阶层人士做广泛接触。团内除了知名的政界人士以外，便是文艺演出团体。从前一个唱戏的，顶多是给达官显贵唱个堂会，什么时候以神圣的名义参与上层政治？多么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呀！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叶盛长自然报名，批准后，他兴奋极了，觉得自己是直接参与革命了。

他和同志们到达的第一站是西安，受到常胜将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的接见和宴请。宴请时，有个武生演员不识相的坐到了中央首长席。这哪儿是艺人坐的位子？叶盛长为此可急坏了，赶紧请工作人员把那“不识相”的武生给招呼下来。

第二站是兰州，热诚接待他们的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非中共党员的邓宝珊提议剧团和当时也在兰州的程砚秋合作演出两场义务戏，用演出所得购置棉衣，赈济穷人。义演完毕，邓宝珊设宴招待。邓宝珊特别喜欢京剧，在剧团离开兰州前夕，他又特别邀请了几个主要演员到家里吃他自己独创特制的“翡翠面”，即用煮烂的鲜菠菜泥与菜汁儿和面，擀出来的面条碧绿有光，悦目又鲜美。叶盛长发现邓家花园竟有几座坟墓。经人说明始知系邓宝珊夫人、儿女之墓。他们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艺人们自动伫立墓前，脱帽致哀。

这次长途跋涉最重要的使命食道拉卜楞寺，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会见在这里的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把毛主席送他的礼物——一辆小卧车转交给他。沈钧儒代表中央希望班禅为和平解放西藏出一把力。班禅慨然允诺。剧团演了好几场戏，那里的藏民可喜欢看了。艺人们也许不知道在轻歌曼舞中完成了高级统战任务，但叶盛长分明觉得自己已从戏子上升到文艺战士。

抗美援朝期间，一些主要演员抽调去参加赴朝慰问团，他们甩下的活儿，领导上让叶盛长接替。“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一些有问题的人被“集中”了，舞台腾出了空隙。叶盛长演戏的机会更多了。对这几年的生活，叶盛长的感受是：“我切切实实地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是无比光荣和自豪的。”同时，“也更加认识了自己。”

什么才是自己？

1956年，他参加了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为减少语言障碍，剧院更多地排练了武打戏和舞蹈戏。毛泽东、周恩来看了演出后，勉励他们说：“要以最完美的艺术为祖国争光。”

他们先去波兰、莫斯科，后又去北欧五国。就像惊叹中国京剧何以能用虚拟动作表现行船和水浪一样，瑞典皇家剧院总导演也惊讶叶盛兰何以能用很低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回国时，大使馆的同志们热情欢送。他们说：“你们用艺术帮助我们取得了许多用通常的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

原来今天的艺术，不再是过去的玩意儿，而是国家的宣传工具了。

【右派窝子】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57年，在我母亲（李健生）的动员下，叶盛长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春季，他回应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义不容辞地帮助中共整风。动机单纯、热情高涨。常陪着张伯驹参加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鸣放会，并在会上畅抒己见。他又一次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的光荣和自豪。但这次的政治行动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一夜之间，他被清除出革命队伍，沦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仅他是，四哥是，三哥也是个内定中右。好端端的梨园世家，一下子变成了右派窝子。

【啥叫“教养”？】

到了1958年，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他终于熬到了接受处分的那一天。领导依据政策，给叶盛长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啥叫“教养”？他这辈子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处分？从前只知是父母教养，现在才晓得还有党“教养”。但二者都是“直见性命”。

遥望将来，“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叶盛长饱含着恐惧、凄惶、抛下一家妻儿老小，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北京城，踏上这条“改过自新”的“教养”之路。被押送到三百里以外的茶淀。那里有个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专门改造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清河农场。据说之所以取名为“清河”，是包含着让犯罪分子在这条清水河里把身上污垢洗净的寓意。他睁大了眼睛，四周却是一片黑暗——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黑暗。自己已坠入了深渊，而且没有一根绳索能拉他走出这个黑暗了。

听说在清河的日子是每天挖土方、抬大筐，完不成定额要挨整。叶盛长37岁，正是年富力强，自幼还有练就的武功底子，可这样的活儿，从来没干过，自己行吗？挺得住吗？

【继续唱戏】

没承想，大队人马到了清河农场，唯独把他一人用小吉普车送到农场场部附近的一处整洁的长形院落。一进门，叶盛长便听到了熟悉的锣鼓声、胡琴声和吊嗓子声，还有人在练功。这是剧团吗？他还真个猜对了。这儿正是剧团，它的全称是“清河农场文教队业余京剧团”。说是业余，其实是全脱产的专业剧团。于是，他没有干任何农活，在这里继续唱戏了。

他的幸运，并非源于政策，而是遇到了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就是清河农场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梁处长。此人比较开明，又喜京剧，便一手创办了这么个剧团。他把叶盛长叫到家里，拿出好烟好茶招待。说：“你是梨园世家，来了正好有用武之地。我希望你多出点子，多卖力气，把这个剧团的水平搞上去。你今后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困难，不必顾虑，可以直接找我。”

剧团的政治指导员也对他说：“我们考虑到你的专业，没有把你放到劳动单位去，而仍然让你干你的专业。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照顾。希望你在彻底改造反动世界观的同时，为剧团做贡献。我们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叶盛长很受感动，当即表示：“请放心，我一定努力干，以赎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

在那样一个环境，却遇到这样的好人，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能在劳教农场继续唱戏，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这个大幸也是自己得来的——因为他是叶盛长。

中国历朝革命皆必有歌舞，戏曲又是以歌舞演故事，所以，他的“大幸”也不完全在于遇到一个戏迷型的劳教干部。

【不弱！】

到了剧团，他发现剧团的阵容不弱呀！里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和受过名家指点的北京名票。比如主要青衣演员就是梅派青衣赵慧娟，扮相、嗓子、做派都好。花脸连振东，就得过侯喜瑞的指点。武生兼武净郭世华是中国戏曲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几位老生、小生及武戏演员，则分别出科于“荣春社”和“鸣春社”。另有部分票友也各有宗法，具有相当的水平。他们经常演出不少老戏、本戏。他看了几场以后，觉得戏路子是比较正规的。

不久，与他同一个单位、同样性质的丑角演员方荣慈也送到了清河农场劳动。叶盛长打听到情况，向梁处长提出建议，把方荣慈调到剧团来，以充实阵容。听了有关业务介绍，当晚梁处长派人把方荣慈接到了场部小礼堂。叶盛长和他演了一出《问樵》。领导看后满意，方荣慈就留下了。此后，又有一些北京的京剧演员因为各种情况而被送来。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马连良之婿、著名武生演员黄元庆了。

据我所知，四川劳改局所属的川剧团的阵容也不弱，缺个净行，他们还真把个好花脸弄了进来。我在四川监狱待了十年，其中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中国，只要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也藏龙卧虎。

【立功赎罪】

他只想立功赎罪，到了剧团后就一门心思用在演出上，自己争取多演，还担任了导演。这多亏“富连成”科班的严格教育，使叶盛长具备全面的功底，也掌握大量的剧目。他先是排自己拿手的剧目，后排演其他的剧目。每排出一个戏来，立即在总场和下属各分场巡回演出。出戏的速度很快，演出的活动也频繁。北京在大演现代戏了，他们也跟着学演。特别是农场领导让他这个右派分子扮演杨子荣英雄形象，叶盛长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从剧本分析、唱腔设计到舞台调度，他算得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唱腔上融合俏丽多姿、节奏明快的马（连良）派，形体动作上则更多地从武生表演方法中提炼出新的程式。开打和某些念白他还揉进了武丑的技巧。结果，他的杨子荣大受欢迎，一连演了几十场。这回，叶盛长真挑大梁挂头牌了。但走到哪儿，广告只写“国营清河农场业余京剧团”，演员的名字一个没有。

继而，在叶盛长的建议下，还排演了《三打祝家庄》、《柳荫记》、《猎虎记》、《赵氏孤儿》以及《杜鹃山》。后来，《赵氏孤儿》还带到北京给公安部做汇报演出。他和黄元庆请马连良、裘盛戎光临指导。他们都去了，又光临又指导，把剧团的人高兴坏了。

一位看过他在清河农场演出的北大右派学生对我说：“叶盛长的做功，实在是太好了。他在《戚继光斩子》里，饰演戚继光。”斩子“的时候，他站在帅案前面，背向观众，但通过背部、肩部、双臂的动作，把人物内心激烈的痛苦都表达出来了。”

在演出、排练之余，叶盛长还接受了培养青少年演员的任务，一下子招收了三十多名学生。由他和其他演员负责孩子们的练功和教学工作。他每天工作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在中国京剧院当演员。犯人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太慢。因为排戏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叶盛长却觉得自己在清河的日子过得非常快。

农场在风景优美的葡萄园内建有几栋造型漂亮、设备考究的别墅，经常有中央首长或北京市领导干部来此休假或养病。每遇首长莅临，必看演出。叶盛长为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等人演过专场。演毕，中央首长上台接见时总说：“好好改造思想，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可今晚，他们在为谁服务？

【白面饺子】

大概是在1960年，清河剧团到新建的塘沽戏院演出，这个戏院也是塘沽京剧团所在地。剧团里有个郭仲林先生，他先学谭派，后给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操琴。郭先生在后台见到叶盛长，眼里噙着泪、紧紧握着手说：“老五，你的戏下来以后，到我家坐坐。”

好在当日叶盛长的戏排在前面。演完了，他去郭先生的小屋小坐。一进门，就惊呆了：原来老俩口正为自己包饺子呐。时值三年饥荒，有两个窝头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餐了。深受感动的叶盛长说：“干嘛这么破费，我们的伙食还可以，这饺子您留着自己吃吧！”这也是实话，那时剧团的人吃的是农场干部食堂，细粮多，粗粮少，演戏归来，还加一顿夜宵。黄元庆是回民，一场武戏下来，体力消耗大，领导有时还特意犒劳他涮羊肉呢。

郭先生却嗔怪起来：“老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给你预备的。想你从小就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是帮不上的，这么多年不见，总该让你吃上一顿可口的饭吧。”

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叶盛长端着热腾腾的白面饺子，一时哽咽难言。重回首，往事难嗟！

【她是江山】

叶盛长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前一天，把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擦了又擦。他走后，谭秀英用布把那辆自行车裹得严严实实，放在顶柜上。对孩子们说：“你们谁也不许动，这是你们爸爸最喜欢的东西了。”

叶盛长原来是每月二百二十多元工资，劳动教养后，就没了工资，只有三十元的生活费，仅够他自己用的。在叶盛长劳教的四年时间里，家中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一个女人带着八个孩子这可怎么过？他们唯一的儿子叶金援告诉我：那时给自己最深的印象，就是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发愣。

儿子问：“妈，您又在想什么啦？”

谭秀英答：“我在想今儿咱们吃什么？明儿咱们卖什么？”

吃饭的时候，能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电扇。”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这是把电扇卖了。

过些日子，又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耳环。”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把自己的首饰卖了。

能卖的都卖了，连陪嫁都典当光了。实在没法子了，她跑到娘家，请求帮助。

每次，哥哥谭富英都没让妹妹空手回去，一边偷偷塞钱，一边悄悄叮嘱：“这钱，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这儿也不跟家里讲。”叶盛长在外多少年，谭富英就接济了多少年。

丈夫获罪，子女受苦，谭秀英没有丝毫的离恨之心。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为了等丈夫、养孩子，找到街道工厂，当了一名采购员。

1960年，叶盛长因演出劳累和心情郁闷而突发心脏间歇症。农场领导通知了他的妻子。谭秀英接到电报，即匆匆上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弱妇女，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独自行走。路长，夜长，她深一脚，浅一脚，一盏路灯也看不到。

夫妻相见，泪水涟涟，俩人半晌说不出话来。叶盛长见妻子带来那么多的滋补食品和营养品，遂惊问：“咱们哪儿还有钱？买这么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谭秀英扭脸不答。

叶盛长追问再三，她才开口：“自你离家，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卖着吃，所有能换的东西都换了钱。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叶盛长说：“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也不能动，比如咱老父亲传下来的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你把它卖了。”

“不卖，我拿什么给你买东西？”

……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四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花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像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妆，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扔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叨说叨。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多好的一个演员哪，怎么成了在空中飘荡的风筝，决定命运的线团被革命政权攥得紧紧的。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禀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得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

1979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贴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

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二十四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算是退赔。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绾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

〖一世忠贞出名门，秀洁冰清，甘做贤妻良母。

半生坎坷临逆境，英姿依旧，堪赞劳苦功高。〗

这是梨园行写的一副挽联，也是对她的概括和评价。我注意到：上、下联分别嵌入了“秀”、“英”二字。

因为写叶盛长往事，我和叶盛长之子、颇有成就的京剧武生演员叶金援成了朋友。一次聚会，我问他：“你父亲可真是漂亮呀。有很多女人跟他要好吧？”

他笑了，点点头。

我说：“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问到这里，清秀的叶金援突然激动起来。说：“我妈可不简单了，绝非一般女人。她不但知道，还把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认了回来。母亲说都是叶家人哪！现在每年到父亲的忌日，我们都去。”我知道，在这个“我们”里包括了外面生的叶家儿女。

说到谭鑫培一家的事迹，便是人人称颂的“谭门七代”。所谓“谭门七代”指的是谭家人一连七代都唱戏，而且七代都唱谭派老生。这固然不易，但谭秀英也不易：隐忍了一辈子，可在这个“忍”字里，包含着担当、胸襟、勇气和牺牲。所以，谭秀英的一生丝毫不弱于她的父辈和兄长登台唱戏，原以为大侠才能有的义烈，她这个民间寻常女子却能平淡而行。

谭秀英的为人行事，深深影响了子女，甚至包括儿媳。叶金援夫人小刘，在婆婆患病期间尽心看护，细心伺候。婆婆病逝后，她一个人又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无怨无悔。她说：“在我生活中，婆婆就是我的榜样。”

【梨园一叶】

说到命运，他的结尾比几个哥哥要好些，活到为右派改正的日子，也见到子女的成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因身体不支，他彻底告别了舞台。据说，最后一次的演出是在天津，由他和陈永玲合演《乌龙院》。叶盛长为了遮掩不太灵活的左臂，居然把左边的袖口扎起来表演杀惜的宋江。即使如此，他风采依旧，比四肢健全的演员还漂亮。看戏一向挑剔苛刻的天津观众，给了他许多的掌声。

妻子去世十年后，叶盛长又结了一次婚。婚后却不幸福，随即分局。这第二次婚姻是个劫难，对他的伤害很大，痛苦很深。曾经拥有谭秀英那样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想，盛长先生以后再遇到多美的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的。

“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最后，他拿起了笔，与我的一个朋友陈绍武先生一起合作，撰写回忆录。叶盛长不指望自己做什么大事，只希望能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中的一环，不可缺失的一环。他在北京口述，录音后寄给住在天津的陈绍武。陈绍武记录整理后，再邮寄给他审阅，往返数次才定稿，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六年才完成。

回忆录叫《梨园一叶》，陈绍武——这个也在清河农场劳教的北师大右派学生，在里说：书是“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实际上，叶盛长的讲述是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写出来的是少数，还有一肚子的话没有说呢。有句俗话叫：“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多少本钱下多少注。”叶氏家族是有足够本钱下注的，可他们弟兄二人在人生末端，都是草草收场——不管是右派问题获得改正的叶盛长，还是没来得及改正的叶盛兰。不止他俩，京剧界的许多技艺超群、炉火纯青的艺人都是这样一条早期走红、中年受挫、继而很快收场人生轨迹。

书出来后，叶盛长和我的丈夫（马克郁）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自己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但仍有件心事未了。我和丈夫心里都明白：他的另一件心事是要在2004年隆重地、有规模地举办“富连成”科班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叶盛长常对孩子们说：“我得好好活着，注意身体，先争取活到80岁，再争取活到2004年。”

依据我半辈子的生活经验，在中国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有所期待，其中包括对自己的期待。结果，叶盛长没活到2004年。上个世纪40年代叶氏三雄（叶盛章、叶盛兰、叶盛长）在上海滩演出，戏院的蓝色守旧上绣着三张红叶。现在，最后一张红叶也已凋谢。这不止是生命的终结，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戏曲走完了由盛而衰、由峰而谷的惨淡历程。

我想，叶盛长先生在天堂也不必再惦记纪念“富连成”。“富连成”科班和叶氏家族，还需要举办什么纪念仪式来获得权力的认可和肯定吗？不必了。一段历史伴随着无数冤魂，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已被载入史册。

再者，现在被上边纪念的人和事，以后到底是好是歹都难说呢。

2005年6月－2006年4月于北京守愚斋

「征引书目、篇目」

〖叶盛长、陈绍武《梨园一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京剧资料选编：《立言画刊》，陈志明、王维贤编，2005年〗

空一缕余香在此——奚啸伯往事

为写“奚啸伯往事”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一九五七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一九五七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这岂不怪了？

不过，他还与我的父（章伯钧）母（李健生）有过一面之缘。

「奚啸伯（1910－1977）　男　满族　北京人　京剧老生演员」

【留学生】

奚啸伯是以书香子弟而从事京剧的，后进入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之列，艺术上可与马、谭一争短长。

他是满族正白旗人，出身清廷官宦世家，祖父曾入阁。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一代已靠卖房产度日了。奚啸伯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入私塾，九岁入崇实小学。在六岁的时候看过一次堂会戏，从那一刻起，他爱上了京剧。哪家有堂会，他就想办法去看。为什么爱京剧，当时就说不上来。即使到了成名以后，他还是说不明白。

从八岁起，奚啸伯就跟着留声机唱片学。那年月，北京又管留声机叫话匣子。他从亲戚家弄到一架破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其中有谭鑫培的《卖马》、《战太平》、《四郎探母》等。天天跟着唱片学，没多久，所有唱片里的唱段他全会了，而且是各派的东西都有。因为是从留声机学得的老生，所以后来有人戏称他为“留学生”。

十一岁的时候，他一再向父亲请求容许他入科班学戏。不久，父亲去世，唱戏的事情被搁置。后恳请于母，母亲亦不允。赶到十二岁那年，他在亲戚家的聚会中清唱了《斩黄袍》里的一段，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赏识。此后，他每日到言家学艺，这样，独树一帜、独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为他的开蒙老师。

十四岁时，因为嗓子倒仓，便又去念书，进的是一所教会中学。他喜欢国文课，每一篇课文，不管老师要求与否，他都背诵下来。他也喜欢历史课，能记住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他还喜欢英文，读得很不错呢！当时就能与英语老师作一般的对话了。数理化是奚啸伯最不爱上的课了，老师在黑板上写公式，他就在下面念叨：“我主爷攻打葭萌关……”

十六岁那年，他的嗓子又回来了，便放弃学业，正式从艺。他一度在张学良海陆空行营总务处当一名上士录事，终日抄写公文赖以糊口，也练就一笔好小楷。到了晚上，便去票房与友人切磋京剧，偶尔也粉墨登场。二十岁那年，以票友下海。正式唱的第一出戏是《捉放曹》，在堂会上唱的。

以后的几年，是最辛苦的日子。他家住北京安定门二条，每日清晨，到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喊嗓子，边走边喊。冬天，赶上下大雪，就带上一把条帚。出了城就边扫边走，边走边喊，一直走出十三个城门垛子。然后，再扫着雪往回走。如此，五年如一日。

后来，奚啸伯红了，挂了头牌。在北京就流传起来一个说法：“奚啸伯能不红吗？安定门外往东第十三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由此说明，他用功极苦。

他曾经跟一位姓吕的先生学戏。因家道窘困，只好徒步往返。来回三十里，一天一趟。去时十五里熟（戏）词，归时十五里熟（戏）腔，从未间断。因为没钱在外面饭铺吃饭，到了午饭时间，他只得从吕家出来，自己找个僻静的地方啃凉窝头。

后来，他还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为师，学了几十出戏。李洪春后来感慨地说：“奚啸伯不像别的学生，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他爱刨根问底，问这个人物的出身、经历、脾气，什么他都想知道。即使成了名，也没有停止过学习琢磨京剧。他成为奚派，可不是靠领导，靠关系，完全凭自己的本事。”

在艺术上奚啸伯常想着自己的短处，曾对朋友说：“我是票友出身，基本功差，个子矮，扮相穷（即苦相），这样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标。”是的，他能成为“四大须生”之一，着实来之不易：一没有马连良的天赋，二没有谭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也不像杨宝森既是梨园子弟、又有哥哥杨宝忠的胡琴保驾。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城墙的砖头喊凹进去”的劲头和苦心。

【给梅兰芳挂二牌】

那时“四大名旦”最红，不管什么演员，只要搭上了他们的戏班，尤其是搭上梅兰芳的戏班，就如登龙门了。机会终于在他二十六岁那年，来了。

梅兰芳最爱他的儿子小九（梅葆玖）。有一次，葆玖染上了伤寒重症，高烧不退。请来的名医都束手无策。病情危急之际，与梅关系密切的银行家冯耿光（中国银行总裁），举荐天津的中医郭眉臣去试诊，以冀万一。不料想这位郭大夫的两服汤药下去，孩子居然退烧，就此挽回一条小命。事后，梅氏对郭眉臣之于其子“恩同再造”，万分感激。郭大夫的亲外甥就是已经下海唱戏的奚啸伯。郭老先生趁此机会向梅老板举荐，而梅剧团其时正缺当家老生。拿当时的奚啸伯比以前几个合作的老生，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这事，在梅只是答谢之意；在奚则是从此得“傍”一代名优，身价陡增。梅氏用奚搭配时间颇长，直到他“留须谢客”。

奚啸伯给梅兰芳挂二牌，用功又用心。凡是在梅兰芳需要表演的地方，必充分提供空间。在生、旦唱对口时，奚啸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使梅兰芳在接唱的时候，十分合适。所以，梅兰芳对他一直都十分满意，愿意与他合演。应该说，演员挂二牌也是很难的，难就难在必须揣度和满足头牌的需要，惟如此，方能合作长久。

【儒伶】

社会上不少人称他为“儒伶”，一些朋友还误传他是大学毕业生。虽说奚啸伯读到中学便辍学，可他一生从未放松过学习。常年演出在外，总把厚厚的一部《辞源》以及其他文史类书籍带在身边。书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乐事。

他爱交朋友。每到一处，都要结识一些新朋友，而且还从梨园行扩展到文化界、学术界，和许多教授、学者、画家、医生往来。他认为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为了演好《屈原》，他向文怀沙先生请教。演《宋江》，他和历史学家张守常一起聊《水浒》。排演《范进中举》，他不知把一本《儒林外史》翻阅了多少遍，而且倾听精通京剧的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的高见。唱《空城计》，奚啸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浓的书卷气。为了使墙头抚琴的动作更真实，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

他在书法上下过很大功夫。早年临过《灵飞经》，又练习赵体。奚啸伯和朋友通信，也多用毛笔书写。人们都说读奚啸伯的信是享受。字迹端庄，文辞典雅。晚年，又学郑板桥的书法，而他的表演艺术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精纤雅洁。特别是他的演唱风格醇厚而柔婉，有如洞箫之美。这与他的人生际遇相关，也与他的文化修养相通。

有一年，奚啸伯到上海，见到一位金石家为俞振飞治了一方“江南俞五”的图章。篆法与刀刻都是上乘。他看了啧啧称赞，认为不仅刻得好，更有趣的是“江南俞五”的立意。俞振飞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不是也可以来个‘燕北奚四’吗？”

燕北奚四，江南俞五，真是天然一联，名伶印“对”，雅人雅事了。

【戒毒】

和许多名伶一样，他也有吸毒的嗜好。每夜散戏，吃罢夜宵，便开始吸鸦片，一抽就是一整夜。次日清晨六点，孩子去上学，他才宽衣睡觉。为了这“一口”，奚啸伯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物件卖掉，或送进当铺。儿子奚延宏说：“他离开大烟，就跟死人一样。”到了1947年前后，奚啸伯已处于手背向下，求借于人的穷途。那时，叶盛兰、李少春等人不断给予周济。雪中送炭之情，令他终生难忘。

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政府大力宣传戒毒。奚啸伯住在石家庄，行署专员张东屏登门拜访，动员他戒毒。

奚啸伯说：“我不戒，我走，我不唱了。”

张东屏说：“不唱可以，走也可以，但大烟不戒不行。禁烟戒毒是政府的法令。”

经多次谈话，奚啸伯同意戒毒。当然，也是不得不戒。张东屏找来最好的医生给他配药戒毒。谁知他是不抽不能睡，一夜折腾至天明，痛苦异常。不能抽大烟，就抽纸烟。一天晚上，他服完安眠药以后就躺在床上抽烟，抽着抽着就睡着了。深夜，儿子被烟呛醒，才知道是父亲的被褥给烟头点燃了。连忙把他叫醒，又是泼水，又是脚踩，才算把火扑灭。

三个月后，奚啸伯戒了毒。大家又担心他是否还能开口唱戏，于是，去北京请回他的琴师魏铭先生。一听，不单能唱，且底气也比过去好。

奚啸伯眉开眼笑，说：“戒烟，救了我的灵魂。”

【人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奚啸伯挑班的“啸声京剧团”排演了《屈原》，这是一出新戏。为了取得人物和时代的真实感，他提出要重新设计、制作服装。当时剧团是私营的，没人肯为新戏投资。只有自己掏腰包了。他宁肯降低生活费用，少拿戏份，也要保证新戏的质量，决不凑合。奚啸伯的行动感动了所有的配角，大家也都表示支持。结果《屈原》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和收益。

一次在天津新华礼堂演出，他住在裕华宾馆，戏码排得密实，每天都很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突然来了几十名中学生，他们说要见奚啸伯，又说，要请奚啸伯签名留念。陪伴父亲的儿子奚延宏听了很不高兴，不想叫这群学生进来。奚啸伯当即制止，不但和孩子们见了面，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为他们一一签名留念，有的还题了词。

学生高兴地走了。奚啸伯对儿子说：“你为什么要回绝人家呢？”

“一群孩子，懂什么！”

“孩子也是我们的观众，虽说他们现在才十几岁，可再过几年就都长大成人，他们会分配到各地去工作。这不等于为京剧播下种子吗？你今天冷淡了他们，人家就会对你有不好的印象或看法，这无形中就留下了隔阂。”奚啸伯郑重地对儿子说，“没有人缘，就没有戏缘，更谈不上饭缘儿。”

平时，他常和孩子们一起聊天，谈话的内容多与艺术相关，从不在背后讲同行的坏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是他遵守的做人道德。现在的人，没几个能做到。我自己就做不到，爱在背后说长道短。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成名后的奚啸伯，收入大，开支也大。可用“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日常做派。他的一个嗜好，就是“请客吃饭”。平素就极少独酌自饮，总是约上一些朋友聚会，边吃边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去上海演出，住在惠中饭店，每日必请客。又赶上生日，来祝寿的络绎不绝。一共呆了十七天，不但把全月的工资搭进去，还欠了五百元债。

奚啸伯还把许多钱花在亲戚朋友的身上。唱红了以后，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帮”（即借钱）。只要对方张口，无论多少，总要给一两块大洋。一个表弟，每周必来吃两次饭，饭后必抽大烟，临走必拿点钱。奚啸伯对这个表弟从未厌烦过。妻子有七个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给。他认为这是分内之事。奚啸伯对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一度衰败，连顿正经饭菜都吃不上。他组织同行为金爷唱“搭桌戏”（一种不取酬劳的演出。若干演员为救助某一同业而举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赠与该人），以解决生活困难。著名老生高庆奎，晚年生活窘迫。只要他去了后台，就一定叫管事给高先生送个“红包”，里面装上相当二路老生的戏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啸伯对家里人却相当“抠门”。奚延宏说：“想花他几个钱，可太难了。”一九五六年，儿子在北京京剧四团工作，想买辆自行车，求父亲凑点儿钱，可说什么也不行。实在没辙，便向当时的副团长吴素秋求援。吴一口答应，从奚啸伯的工资里扣下二百元。事后，奚啸伯还老大不高兴呢。

奚啸伯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死后，他给儿子留下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

【妻子】

奚啸伯是个孝子，对长辈极其恭顺。挣钱多的时候，别说是置房产，就是给妻子买件新衣服，一要经母亲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买才行。他的妻子张淑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气，又不敢多说一句。久而久之，元气大伤。奚啸伯也为家庭里的各种纠纷耗去许多精力，疲惫又痛苦。一九四九年，妻子病故，那年，他四十岁。

好岁数又唱得正红，续弦还不容易？妻子病逝不久，不少亲戚朋友便登门提亲，却都被奚啸伯婉言谢绝。他深知母亲的脾气和家务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来家庭不幸。一九五四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时，他又怕新媳妇给三个子女带来痛苦。弟子欧阳中石也劝说他续娶，以便有个老伴照顾。他仍不同意，说：“再娶困难很多。一要对方满意，二要孩子满意，三要我本人满意。我不能委屈别人。你想想，对方不满意，这不是叫人家来受委屈？孩子们自幼丧母，若与继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对不住他们九泉下的母亲。与其日后对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对不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