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事件及达赖喇嘛的出走使得中共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弃它在《十七条协议》中对西藏所做的承诺，并可以以此为契机，把总是产生麻烦的“一国两制”一举改变为得以按自己意图彻底控制西藏的“一国一制”。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从政教合一的西藏传统社会一步跨入实行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共产社会──当然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不过，由中国输入西藏的这场革命，本质是被强行纳入主权体系的古老中国在二十世纪做出的反弹，中共自己标榜的“解放百万农奴”，只是披在外面的意识形态之皮──至少初始阶段是这样。对这一点，阿沛·阿旺晋美也看穿了，他对叛乱藏人做过这样的批评：“1956年，中央已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针，如果认真执行这条方针，不搞叛乱，到文化大革命时，整个西藏可能还没有全部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整个西藏也就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条件，那么西藏寺院以及其他方面遭到的破坏也就无从而来。” 阿沛·阿旺晋美这样讲的根据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凡是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地区都明令不搞运动，从而得以避免受到文革的破坏（西藏至今还存在一部分“未改区”）。如果当时整个或大部分西藏都没有搞“民主改革”，西藏也就不会搞文化大革命，那么文革结束后中共改换了邓小平的开明路线，西藏的传统制度和高度自治就有可能一直延续至今了。阿沛·阿旺晋美今天只能以“如果”来表达一种遗憾，他认为一步走错，西藏被中国出于稳定主权的目的纳入了革命轨道，就只有在随后过程中被疯狂的中国一块卷着走了。他的“如果”是否能成立，暂且不谈，不过在1959年以前，尽管中共已经带进西藏不少新事物，但对大多数西藏人而言，对其仅仅是以猜疑和好奇的眼光旁观而已，变化很少直接进入普通藏人的生活。然而拉萨事件后中共在西藏推行的革命则不然，那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个藏人的，彻底改变了全体藏人的生存状态。西藏民族自此从千年宁静被投进连绵不断、接近毁灭的大震荡。
1、建立红色政权
对于在西藏确立中国的主权，没有什么会比由中国人自己来掌握西藏政权更为可靠和更令他们放心的了。某种意义上，主权正是通过政权才能体现，掌握政权因此是确立主权的保证。西藏是一个与中国缺乏历史和民间纽带联系的社会，这样一个“异质”社会如果由一个自成一体的本民族政权领导，对中国保持离心力是必然的。所以中国一旦有下手之机，第一件事就是要以自己的政权取代西藏原有的政权。拉萨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机会。1959年3月23日，达赖喇嘛出走拉萨的第六天，西藏军区宣布撤消原属噶厦政府管辖的拉萨市政府，成立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拉萨市区的政治、军事、民政等事宜。几天之后（3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发布国务院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中共控制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藏被划分为72个县，7个专区和一个市（拉萨），解散西藏原有各级政府机构。在城镇，建立了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在乡村，成立了农民协会，临时行使基层政权的职能。新政权的建立最初主要由中国军队完成。继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建立之后，西藏其他地区也相继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队派出五千七百多名军人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农村和牧场去“发动群众”，废除旧政权和组织新政权，还输送了八百八十多名军官去担任新建政权的官员。中共从中国内地紧急抽调了三千多名汉人干部进藏。在此之前被中共送到中国内地去培养的四千多名西藏学员和干部，也随即被派遣回藏，成为解放军和汉人干部的助手与翻译。尽管中共内部的强硬派抱怨对西藏实行“一国两制”等于浪费了八年时间，然而正是那八年使中共在西藏扎下了根，它才能在1959年如此迅速地控制西藏和接管政权。从拉萨事件后中共在西藏的紧密日程，可以看出八年时间让它做好了充分准备。
3月20日 解放军在拉萨开始“平叛”3月22日 拉萨战斗结束3月23日 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3月28日 国务院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中共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4月5日 班禅从日喀则到拉萨，取代达赖喇嘛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职务4月10日 塔工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4月11日 江孜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4月14日 在拉萨市区成立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4月15日 在拉萨组织了两万多人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拥护“平叛”4月22日 昌都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4月23日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自4月8日南下，先后攻占了三十多个宗，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以北的所有边境要点皆被解放军控制。4月28日 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班禅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大会还授权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将西藏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奠定基础。”5月1日 拉萨举行三万多人的集会游行，庆祝“平叛”胜利5月4日 山南军管会宣布：凡耕种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对上层分子的土地，今年谁种谁收。5月19日 《西藏日报》报道，中共和解放军派出的几十个农贷工作队，已经向各地农民发放了350多万斤无息种子，以保证春耕生产5月20日 已有1100多名在陕西西藏公学学习一年多的藏族学生分批回西藏工作，还有其他的汉藏干部由内地到西藏。5月23日 西藏各级中共组织和军管会派遣工作组陆续赴农村基层5月28日 成都民族学院400多藏族毕业生回西藏6月9日 西藏军区抽调大批官兵到西藏地方干校学藏语6月18日 新华社报道，西藏各地农村成立了几百个“平叛生产委员会”7月5日 成立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7月17日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了“民主改革”的决议，第一步为“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减租减息）8月10日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发布布告，以人民币限期收兑藏币。9月20日至22日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从“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转到第二步——重新分配土地。
随着新政权的逐步成型，由初期临时应急的农民协会，逐步演化出中共在西藏的区、乡两级基层政府。到1960年4月，已经建立二百七十多个区级政权和一千三百多个乡级政权 。为了发挥有效职能和得到巩固，除了以强力威慑作为后盾，新政权还必须争取藏人（至少是一部分藏人）的配合。仅仅靠士兵是无法长期维持统治的，全靠汉人也无法让政权发挥作用（哪怕仅从语言障碍考虑）。1960年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称“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藏族劳动人民出身……实现了西藏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树立了劳动人民的优势。” 当然，新政权中说了算的肯定是都汉人，作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不会提到这一点。但是新政权无疑也吸收了大量藏人，尤其是在基层政权。与执行“统战”路线时把重点放在西藏上层社会不同，中共在新建政权里使用的藏人合作者大都来自传统西藏社会的底层。这种变化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却不仅仅是为了意识形态。在“一国两制”的尝试失败、迫使中共抛弃西藏上层之后，必须在西藏社会找到新的依靠对象和同盟，否则不可能在如此一片遥远、广阔并且异质的土地上建立起坚实的政权和有效的控制。中共选择了西藏底层社会做为新的同盟。那必须首先争取底层藏人对中共的信任和拥护。为了做到这一点，进行社会制度的革命就成了必要前提。擅长发动群众的北京政权十分清楚，获得底层人民支持，必须给他们实际利益，而那种利益只有通过剥夺西藏上层社会，把原本集中于上层手中的财富重新分配才能实现。通过那种剥夺，重新组合西藏社会并使其颠倒，让底层人从此把上层人踩在脚下。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层人民的感恩戴德，使他们成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基础，还可以同时摧垮威胁中国主权的西藏上层社会，消灭其制造反叛的能量。中共搞这一套可谓老本行。1959年，他们已经在中国内地搞了十年同样的事情，轻车熟路。
2、没有阶级斗争的阶级社会
拉萨的炮火一停，上万名中共人员组成的工作队立刻奔赴西藏各地农村牧场，推行他们所称的“民主改革”。工作队一面受命与西藏穷苦百姓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获得百姓的信任，同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西藏进行了一次囊括全部人口的“划分阶级”。旧西藏的上层社会一概被划为剥削阶级，比例是事先规定好的（百分之五 ）。其余人都属于劳动阶级。在劳动阶级里，根据穷富程度的不同也分了几等，把过去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完全掉了一个个──这回是越穷的地位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干部恨铁不成钢地发现，西藏老百姓的“阶级觉悟”确实太低。据当时工作队的一篇总结报告说，牧民中的一些最穷者明明是在给牧主当雇工，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宁愿说自己是牧主的儿子、女儿、媳妇、爱人等。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牧工”成分──在中共序列中是地位最高的──他们反而不满地反问：“强迫我承认是牧工是什么意思？”西藏传统社会有一个与其他社会颇为独特的不同之处：其社会存在阶级，并且多数人口中阶级分化已达到相当水平，但是就总体来讲，其社会却不存在阶级斗争。连一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共史学家所写的西藏近代历史，都很少找得到阶级之间发生斗争的描述。不难想象，但凡能抓住任何一点阶级斗争的影子，都会被中共史学家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尽可能地放大。他们没有这么做，只能解释为实在找不到象样的材料。在西藏近几百年的历史记载中，通篇充斥的只有上层社会内部的倾轧，以及藏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斗争。西藏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基本态度总是那样谦卑与服从。即使底层百姓知道自己处在受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他们也会认为那是天命，是前世因缘的报应，而不将其归结为现实的不公。他们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来世，只有在今世服从天命，把苦难当成必要的修行，才能获得神的青睐，批准其来世转生为好命，对现实的任何反抗都是对神意的忤逆，将遭神的惩罚，所以他们逆来顺受。西藏人的这种世界观来自于西藏宗教。且不说共产党的无神论与宗教的天然对立，就是出于发动底层群众、分化西藏传统社会的目的，中共也会必然地把西藏宗教视为大敌──“宗教是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中共的结论。在未来统治西藏的岁月里，它注定要和西藏宗教进行争夺西藏人民的不停斗争。因为西藏宗教的旗帜历来是由西藏上层社会所掌握，中共不消灭西藏宗教，就不可能把西藏底层人民从上层社会的精神威慑下解放出来，有敢于做中国人同盟者的勇气，中国的主权也就无法得到在西藏扎根的土壤。这方面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宗教之战”中详细讨论。在中共心目中，传统西藏社会是最黑暗的。毛泽东在1959年这样对他的部下讲：“西藏的老百姓痛苦的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 如果这种话出自街头晒太阳侃大山的汉人老头之口，还有情可原，而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国务会议上这样讲，足以说明中共对西藏无知与偏见的程度。这种对传统西藏近乎谣言式的描述，至今还根植于许多中国人心中。我在西藏的确见过少女腿骨做的号，也见过人头骨做的饮器，但那都不是取自活人，也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当乐器和喝酒，而是出于一种深奥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宗教需要。在那样的层面上，另外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已经没有资格对其进行判断。至于说西藏存在酷刑，那是事实，问题是其他民族一样存在酷刑，甚至更为残酷。例如中国古代的车裂，俗称“五马分尸”，在藏语中就找不到相应的词，尽管西藏的马比中国更常见，却没有那种刑罚。即使以近代的情况进行比较，中国内地施用过的刑罚，种类和残忍程度也不会逊于西藏。难怪一位藏人愤怒地反驳：
（西藏）一些地区抓到盗窃者后，私自将其致残，这种现象不是没有，但很少，所以中共才找了十几年也找不到一个。更重要的这一切都是违法的情况下的私刑，不是国法。这类事每个时代都会有，比起文明的中国人在文革中活埋和宰杀后吃死者的肝，甚至割下生殖器当美餐，枪杀罪行轻微之人，则西藏的对极少数罪犯处理截肢私刑以皮鞭代替子弹，究竟哪一个更文明呢？
西藏是一个以宗教为本、全民信教的社会，连对草木和动物都充满怜悯之心，不可能会有那么多残害人的事。西藏所存在的重典与酷刑，更多地是出于文化和传统的严峻，而非人对人的残暴。西藏宗教不仅使西藏下层人民服从天命，逆来顺受，也对西藏上层社会有一种神谕式的制约，使他们为了来世不致沦落苦命，而在今世就积德行善，慈悲为怀。这使得他们多数对穷人并不残暴，也往往表现得乐善好施。十世班禅喇嘛在他的《七万言书》里指责中共统治下西藏发生饿死人的事情时说：“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以我多次在藏区旅行的经历，对此深有体会。对任何落难之人，西藏人都极为救助，我亦受过他们的恩惠。我亲眼见过一个因家乡发生雪灾出门要饭的老汉，与一家牧民同住了半年。他与那家牧民吃得一样，彼此的态度也不像外人。以至我一直以为他是那家的老父亲。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共工作队遇到的情况，为什么牧工宁愿把自己说成是牧主的家人，而不认为自己是受剥削压迫。除了宗教对阶级关系有协调作用，西藏牧区的阶级分化程度也比农区差许多。虽然有牧主和头人，普通牧民对他们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经济条件也比较平等。如1959年对藏北安多多玛部落的调查，在中共“民主改革”之前，拥有200只羊、30头牛以上的中等牧户占全部落总户数的80%；黑河宗门堆如瓦部落，即使是贫牧和赤贫牧户，平均每户也有羊217只 。虽然穷富差距已经开始拉大（多玛部落5%的富户超过1000只羊和500头牛，最富的四户有羊3000只、牛800头以上），但绝大部分牧户都有自己的私产（牲畜），且都能保证温饱。牧民的政治权利也比较平等。牧区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部落头人是通过部落成员选举产生的，三年选举一次。选举标准中血缘并不重要，主要看能力，家境要比较富裕。选举结果报当地宗政府批准（多数只是走形式）。西藏政府对牧民的管辖，一般亦通过头人。 部落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基本都一样。中共工作队虽然按其意识形态标准，在牧区划分了牧主和牧工，并把牧主定义为剥削牧工的阶级。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家境贫寒的普通牧民，也普遍存在雇佣牧工的现象。一个对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的调查报告有如下材料：
以黑河赤哇部落为例，牧主户雇的牧工3人，富裕户雇的牧工3人，中牧户雇的牧工20人，贫牧户雇的牧工9人。再以比如宗热西部落为例，该部落没有牧主，牧工分布在富牧、中牧、贫牧三个阶层中。富牧的牧工有17个人，中牧的牧工有5个人，贫牧的牧工有8个人。安多县1959年统计，全县有牧工292人，其中68人是属于20户牧主雇的牧工，其余224人的雇主是劳动人民（包括富牧、中牧、贫牧等阶层）。这就是说，牧区的雇佣关系，不但发生于牧主与牧工之间，而且发生于一般劳动牧民之间。
所以，牧工与雇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牲畜缺劳力的牧民与有劳力缺牲畜的牧民之间结成的一种互补的关系。其中的剥削成分不能说没有，但是正如上述调查报告的结论：“牧主制的经济在藏北牧区生产关系中占次要地位，只有局部性特点。”不过在西藏农区，阶级分化的程度就比较高了。理论上，西藏的土地全部属于“国有”，政府对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但事实上大量土地被封赏给贵族，成为贵族家庭的世袭庄园。还有一部分土地分给寺院，成为寺院固定的“公产”。以山南的琼结县为例，政府占有35.4%的土地，贵族为38.8%，其余25.8%属于寺院。传统西藏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布满着一个个庄园（藏语叫“溪卡”）。庄园大小不一。大的有耕地几千克 ，属民上千户。小的庄园只有耕地数十克，属民几户。庄园格式一般是有一座比较高大的藏式平顶楼房作为主房。主房坐北朝南，底层是庄园仆役的住房，还有牛圈和仓房。二层以上的向阳房间是领主或其代理人的卧室和办事房，其余房间分别作经堂、储藏室和厨房等。庄园周围砌有与正宅连成一体的宅院，盖有各种牲畜的棚圈，靠宅院附近或较远处自成聚落的房屋，是给领主支“差”的庄园属民的住房。庄宅附近，还有水磨、榨油房、林卡、打谷场等等。以拉萨附近的东噶宗有72个庄园、山南的拉加里奚有40个庄园来推算，当时西藏有“宗”、“奚”（行政上相当于县）约百个，故这样的庄园总计当有数千个，分别属于官府、贵族和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庄园领主平时不在庄园（如贵族大部分住在拉萨），庄园由代理人（藏语称“溪堆”）管理。这种庄园除了是经济组织，也是传统西藏政权体系中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琼结县的贵族只占总人口的0.9%，却占有38.8%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60.8%的贫苦农奴，仅租种19.5%的土地（还要交租），阶级差距不可谓不大。政府和寺庙也都通过代理人将它们的土地租给农奴，收取地租和劳役，其中也存在着大量剥削关系。中共对西藏阶级的划分中，三大领主（中上层官员、贵族、高级僧侣）及其管理庄园的代理人，都被划为剥削阶级。广大农民统统被划归农奴。在汉语中，“奴”是一个挺严重的字眼，可以联想到很多残酷的奴役，但是中共在西藏划分的农奴中间，竟有一项“富裕农奴”的成分。这种看上去难以协调的词汇组合，恰恰能反映西藏传统社会某些真实情况。如被称为“朗生”的农奴是贵族庄园的家奴，他们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农奴中是地位最低的。中共把他们划分为受压迫最深的阶层。一份调查报告对琼结县强钦溪卡的朗生状况进行了描述：
强钦溪卡朗生的劳役主要在溪卡内部，田间农活很少参加，除非是突击性的抢种抢收。溪卡内部的劳动又分两个方面：有28人从事手工业和食品加工，如梳理羊毛、捻线、织氆氇、挤奶、制作酥油、炒青稞、磨糌粑，炒油菜籽、榨清油等；有22人放牧、赶毛驴驮运东西等。两人从事炊事工作，如烧茶、打酥油茶、作菜、作青稞酒等。从事以上劳作的共52人，约占朗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在朗生中，还有少数被主人看中，任命为列久（工头）的有两人。他们已脱离劳动，帮助主人监督和管理农奴，为领主效劳，因此与一般朗生不同。另有主人的心腹佣人两男两女，直接为主人的饮食起居服务，与一般朗生也有差别。这6人，约占朗生总数的10％。朗生自己一无所有，所以在为溪卡劳动时，由溪卡供给他们的生活。强钦溪卡的58名朗生中，有10人是单身的，其余都是两夫妇，溪卡分别将他们安排住在溪卡高楼的最底层，或溪卡高楼外附近的平房内，每家一间，有子女的适当宽一点。这些房屋矮小、阴暗、潮湿，与主人所住的窗明几净、高大宽敞、阳光充足的楼上的房间形成鲜明的对比。溪卡供给朗生吃的以糌粑为主，定量供给，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一天一赤（600克），出外放牧的朗生也是一赤，但量的时候可稍多一点。清茶和酥油茶不限量。不过这里的“酥油茶”不是真正的酥油茶，而是用菜籽油代替酥油打成的“酥油茶”，这种代用品打成的“酥油茶”很不好喝，溪卡给朗生喝这种“酥油茶”的作法，是主人刻薄的一种表现。厨房烧好茶后，朗生自己拿茶壶去倒，每天中午和下午供应两次，算是正餐。正餐还要供给青稞酒，男朗生两餐皆有，女朗生只供应中午一餐。这种酒实际上是解渴去乏的饮料，制作容易，水的比例很大，质量差，由炊事员分给大家，8个人一大坛，一般都能喝够。早、晚还有两次图巴（粗面粉搅成的糊糊汤，一般还加土豆。若用骨汤并加入牛羊肉则成为高级图巴），定量供给，由炊事员分给大家。上山放牧的朗生定量发给茶叶、酥油和酒，带上山自己处理。大部分的时间无菜，每4天左右的一个晚上喝图巴时做一次菜，放少量牛肉或羊肉。穿的方面，在朗生长年所织的氆氇中，拿出一部分，每年每人可得一件藏袍的衣料或成品。妇女可得邦单（围裙）一条。以上供给对单身朗生来说已基本够吃，衣服也勉强够穿。
可以看到，朗生的待遇很低，生活状况也差，但是当时西藏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不能把朗生的状况全归于领主虐待。朗生能被提拔为头人、管家和工头，说明阶级之间的隔绝不是绝对的。所说朗生住的房屋矮小阴湿，难比主人住的房间，这种差别即使在今天雇佣保姆的北京市民（包括中共干部）家里也随处可见。菜籽油打的“酥油茶”味道确实不好，今日西藏的旅游线路上，不少老百姓就把那种酥油茶卖给游客，他们也许就是当年的农奴。而不管酒的怎么质量差，水的比例如何大，当奴隶的一天能喝两次酒，显然与中共宣传的旧西藏之黑暗也有差距。传统西藏的阶级关系不像中共宣称得那样残酷与黑暗，那么是不是像旧西藏的维护者所描绘的如田园诗那般美好呢？一位在二十世纪初走遍了西藏的西方女士描述那时的西藏是一个充满笑容、欢乐、节庆和宴会的地域，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地方，一个充满着传统与异常丰富的灵修的国度。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的笔下，旧西藏的上层社会简直是在受罪，真正幸福的是西藏普通百姓。他以代表西藏百姓的口吻说：
我们大多数人对统治阶层并不羡慕，哪怕是一个领主的事务也不希求，因为这种职位只会带来烦恼、痛苦和极微薄的酬金。贵族和领主的真正享受，就是在完成了特别困难的事项之后的满意心情……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稳定的。我们不是生活在贫困中，我们的家很舒适。我们没有多余的奢侈品，可生活得也很好。能够看到我们并不羡慕贵族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人说贵族制度使我们堕落，但堕落的是贵族他们自己。我们愿意把政治、经济问题让负责这些公事的人去解决，谢天谢地这些公事不是我们的。
这似乎又是另一种神话，十分动听，但也虚伪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宗教意识能使西藏不同阶层的个人之间互施慈悲，至少并非普遍敌对和残暴，却不能断定西藏的社会制度就因此也那么慈祥。阶级之间的压迫有时正是通过制度进行，压迫者可以躲在制度（那同样是被神圣宗教认可的）后面，不必以个人身份实施压迫，从而不必担心宗教惩罚和神意谴责。确实，西藏凡属难以理喻的野蛮和残暴行为，大部分都是在符合宗教逻辑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不管从共产党的角度还是从西方民主社会的角度，以今天的眼光看，传统西藏社会肯定存在阶级压迫和对基本人权标准的违背。西藏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除了因为没有土地或生产资料造成的不得已，其人身自由也受限制。他们可以被主人当礼物赠送或“出租”给别的领主 ；也可以被主人强行拆散家庭，分配到其他人家充当“增差者” ；庄园属民在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之前不允许擅自迁徒；不同属主的农奴婚姻常常受怕自己农奴外流的领主限制；如果不同属主的农奴生了孩子，生男随父，也就是归父亲所属的领主，生女随母，即归母亲所属的领主，孩子成了主人之间的财产分割。身为朗生的农奴更具有奴隶性质，可以被领主买卖，世代为奴，终日劳动而无收入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帮助中共“平叛”而被挖掉双眼的藏北牧民布德，对他当牧工的生活是这样回忆的：
我从8岁开始给牧主放牧，一直干到13岁。小时候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饥饿。牧主叫果娃布鲁，常常是干了一天的活。却不给一点东西吃。夏天，最好的时候是给“拉达水”。是做酸奶滤下的水。冬天，遇上牲口死了，可以吃到死肉。偶尔给一点糌粑，还是用油莱籽榨油剩下的渣滓掺上一点青稞做的。夏天还好，草原上有然巴草籽，还能挖到人参果，都可以充饥。到了冬天可就惨了。一次，果娃布鲁见我饿得站不住了，硬叫我吃大便。还有一次，我因为年纪小，放牧的时候没有把奶牛和小牛犊分开。晚上牧归以后，母牛挤不出奶，牧主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赶出帐蓬。我一个人在山洞里住了8天。当时家里只有母亲，她也给牧主家里放牧，各放各的羊群，很少见面。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是谁。我到今天还不知道。家里除了母亲。还有一个舅舅，因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小时候，经常挨打，我们那的草原上有一种植物叫“杂马洛”，拉萨地区管它叫“萨包”，上面长着又尖又硬的刺，打在身上又疼又麻，牧主不高兴了，就拿它打我的屈股，还要脱下裤子打。要不，就拿牛皮板子打耳光。那时候，生存条件是很差的，而牧主苛刻地要求我们不准死掉一头牲口，苦难折磨得我皮包着骨头。13岁那年，生活略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宗本土登——也就是县太爷吧，叫我到他家当佣人。年长了一些了，生活经验也就多一些了，但在他家还是非人的待遇。土登这个人非常挑剔，有一回，我在喂马的时候。他挑刺说我给的量不合适，就用皮板子抽我的脸，打了100多下，脸肿得老高，那年我才十五岁。
另一位名叫次仁拉姆的西藏人，过去是贵族庄园的朗生，她这样回忆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父母是放牧的朗生，几乎常年住在山上。我生下来就是领主家的朗生，６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庄园里报到，便开始学做家务。６岁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每天早上醒来，身子底下总尿得湿湿的。我就睡在门背后，铺盖是妈妈给的一块旧牛毛片，夜里常常被冻醒。有时就偎在牛圈、马圈或草垛里，有一回被主人看见了，大声呵斥我：你睡在这，我们家的马要得感冒！刚开始干活的时候经常挨打，地扫不干净、碗刷不干净都要打一顿，那时我还不会数数，为这个也挨过打。主人每天给发两木勺糌耙，哪能吃得饱啊。８岁以后开始上山砍柴火，每天背个筐子。拿个小斧头。山上野果子多极了，摘下来，收起来，带回去和糌粑揉在一起吃。那时，喝不上酥油茶，有一种草叫“波布日甲”，喝这种草熬的茶。经常要想念爸爸妈妈，大一点就明白根本见不上他们，只好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几声。12岁那年领主死了，女主人德庆白珍要搬家，走之前，把爸爸妈妈转卖给当地另外一家领主。记得当时我身上只披着一块破毡片，阿妈心疼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我的身上。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民主改革以后，我才打听到父母已经病死了。妹妹也在７、８岁的时候病死了。桑嘎庄园在雅鲁藏布江北岸，是个挺大的庄园，有１４个朗生，２０多户差巴（佃户），庄园主除了德庆曲珍以外．还有她的妹妹次丹吉宗和妹夫。到那就让我干成人的活儿了，放牛、挤奶、打酥油，而打酥油的最后一道——捞油却是他们自己干，怕我们偷吃。白天从天一亮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夜里要捻毛线，给我们规定细线每天要捻３索，粗线每天要捻５索。晚上捻线的时候，常常是困倦得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不自主地打了一个瞌睡，正在一旁监工的次丹吉宗抄起捻线用的梭子，用力在我下巴上戳了一下，鲜血顿时从戳破的小洞里汨汨地流出来。这不是？留下了疤痕。她们姐妹俩和吉宗的丈夫都经常打我，用鞭子、棍子打，抽耳光，最轻是脱下鞋子打。我在桑嘎给领主干了２１年解放前我生过两个孩子……孩子出生前，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只是在快要生了，肚子疼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手里的活。洛桑索朗生在牛圈里，像他的妈妈一样。白天干活期间，领主不允许回去去喂奶，饿得孩子哭个不停。一次，孩子哭的时候；领主的亲信竟把烂鞋子塞进孩子的嘴里。……那时心里总是不平：为什么老爷不劳动却能够花天酒地？为什么奴隶拼死拼活还不如一条狗？难道这就是命？我曾经想逃跑，也和其他朗生提起这个念头，可听说走到哪儿都是这样，被抓回来还要加倍地惩罚，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今天在西藏旅行，每到一座稍有历史的县城，肯定可以看见一处矗立在山顶已成废墟的建筑群。那就是当年的宗政府。尽管山顶风大寒冷，并不是最舒服的地方，但那是西藏传统中的一部分──地位高的人必定要居于高的位置，所以西藏的官府和大多数重要的寺庙，都必定选择居高临下的地势。这样一种建筑思想使西藏产生了诸如布达拉宫那样伟大辉煌的建筑，成为西藏人文景观一种极有审美价值的特色（即使今天变成了废墟也动人心魄），然而仅为此一象征性的威严，世世代代的西藏老百姓要付出无数艰苦的劳役。山顶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从山下往上背。位于西藏西部边境的普兰县，仅为山顶的宗政府和贤柏林寺背水一项，当年就需要五十多人，长年累月，天天不停。西藏缺氧，爬山是很累的，更不要说背着满满的水桶。普兰的“宗山”（宗政府所在的山）特别高。一个当地藏人跟我说，他的姐姐过去服差役，为贤柏林寺背了七年水，每天八趟，一趟至少一个多小时，头发都被背带磨光了（普兰一带的妇女背东西时把背带顶在额头），背也磨烂了。背水的女人都这样。如果不是共产党在1959年搞了民主改革，他姐姐还得一直背下去，那里的人已经背了世世代代。旧西藏的差役对藏人百姓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一份调查材料统计了当时的差役种类共1892项，还声明是不完全统计 。那时的税种也是五花八门，不可思议，在野外生火烧茶要收“烧地税”，在家里烧火要收“冒烟税”；民国赴藏专使黄慕松在他写的《使藏纪程》中亦记载了一个奇特税种：“西藏前因购办军械，有所谓‘耳朵税’，凡有耳之动物，如人，如马，月征两藏卡，倘不交纳，则割耳示罚，诚苛杂者中之奇特者矣” ；一年到头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和大小寺庙举行的法会，都要每户按人头摊派钱、粮、酥油、茶叶和烧柴。在普兰县霍尔区，我问招待所的藏族女服务员她在旧西藏的生活怎么样。她的回答直截了当：“要是旧社会我早就没了，连骨头都没了。”那天夜里她在牛粪火炉旁给我讲了很多。她说那时只有一件破烂的藏袍，没有裤子穿，冬天她的小腿总是冻烂的，天冷时从来都是跪着睡觉。她边说边学那姿势，两腿和双臂缩在胸前，把身子蜷成一团──那种姿势可以把散热面积减到最小，烂了的藏袍也能把身上都盖严些。“我那时身上黑黑的，脏东西厚厚的，就跟这个一样！”她说着用手指牛粪炉上烧着的水壶。“头发上的虱子蛋白白的，袍子里面的虱子一抓就一把。”那时我正带着一本黄慕松的使藏日记路上读，当晚看的一段有记述那时西藏迎接贵宾的旅舍，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康藏风俗为贵显设备旅舍，备极辉煌，四壁皆用黄缎帐幔，屋顶悬宝盖，或为黄缎绣龙，或各色花绸，大炕上铺虎豹皮，正中置蓝边黄绸靠垫，或绣龙凤，则为至贵。地板以及门前下舆下马之处，均铺地毯，如此方足以表示尊贵。虽为十足之东方色彩，惟不能脱封建之意义耳。
3、“翻身”
中共最终明白，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帜下的。那两面旗帜都举在西藏上层社会手中，外来的汉人是无论如何抢不到手的。因此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的一体性就被打破。哪个民族都有穷人和富人，都有压迫和剥削。而不分民族，天下穷人应该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乌鸦，宗教则是富人用来麻醉穷苦人民的精神鸦片。一旦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帜，中共就不再仅仅是汉族人的政党，而成为普天下穷人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从而就有了从民族与宗教旗帜下把西藏穷苦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的可能，领导他们去打倒西藏上层社会──同时那也就砍倒了西藏上层所把持的民族与宗教之旗，只剩自己的独树一帜。所以，中共在藏人中间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原本保持和谐状态的西藏阶级关系，挑拨为具有仇恨和斗争的关系，打破西藏底层人民对统治者的传统效忠，让他们把原来的主人视为“阶级敌人”，才能将效忠转移到让他们获得了“翻身”的中国主人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派出的工作队最先着手的就是引导西藏老百姓开展“诉苦”，然后是“挖苦根”，帮他们算帐，到底是“谁养活谁？”，引导他们讨论“为什么农民子子孙孙受苦受穷，而农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来就享福”、“藏政府是保护谁的，是为谁服务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问题 。进行这种“洗脑”的目的，就是要让藏人接受阶级压迫是不合理的观念。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感情培养和阶级观念的灌输，中共工作队首先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他们所称的“积极分子”，再通过积极分子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和动员群众，工作队也以积极分子作为建立基层政权的骨干。由于那些穷苦藏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引起人们的异议。工作队就组织讨论“旧社会谁最有文化”、“谁最了解贫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办事经验，对穷人翻身有好处吗”等事先定了调的话题，把反对意见压下去 。无疑，这样做的结果换取了积极分子的忠心。历史上，大多数底层藏人无怨言地服从上层社会，这是事实，然而那并不意味西藏的传统制度因此就完全合理。前面已经提到，那种服从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宗教“来世”的逆来顺受。出于怕遭报应的心理，西藏的穷人开始可能对中共指引的“翻身”并不热情，甚至跟随主人一起“叛乱”，与前来“解放”他们的中共军队作战，最终还可能与主人一道流亡印度，继续服侍主人。但是无论西藏的传统和宗教如何深入藏人之心，那终究是一种后天的修行和约制，而“趋利避害”则是人的先天本性，是千万年物种进化的结果，本质上应该更强于传统和宗教对人的约束。中共以阶级划分重新分配财产和确定社会地位，给了占人口多数的底层藏人以利益和地位上升，免却了他们原来视为“天命”的痛苦，所以是有压倒传统与宗教的必然力量的，一定会吸引相当数量的底层藏人投向中共一边。例如中共所实行的“废差废债”，穷人欠的债从此可以不还，以往世代承担的差役也全部取消，怎么可能不受到他们欢迎？那些头发被磨光、背被磨烂的背水女人们从此可以对住在高处的上等人说：要吃水，请自己背吧，她们那时的确会有解放了的感觉。1959年6月16日早晨，西藏山南凯墨溪卡和凯松溪卡的农民二百五十多人，敲着锣鼓，喊着口号，游行到各个债主家进行“说理斗争”，要求债主废债，索回债据，勒令债主归还抵押物，当场烧毁契约等。一路上不断有人自发参加游行队伍，最后达到一千五百多人，来自二十多个溪卡 。无疑，这个游行肯定是中共工作队策划与指使的，其宗旨与“欠债要还”的基本道德也是违背的，但它对欠债人的利益是明显的，所以不仅吸引欠债农民积极参加，连当地的喇嘛也有几百人自发参加 。到1959年9月，据山南、塔工、江孜、拉萨、日喀则五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废债数额达到八百五十万克（1.19亿公斤）粮食，一千五百六十万品藏银 。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是挟“平叛”之威搞起来的。刚刚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把更多数量的人抓进监狱，并且数万士兵还正在纵横西藏全境清剿“叛匪”。西藏上层阶级已经被打断了脊梁，流的血产生了足够的震慑力，使他们不敢对穷人“翻身”的要求说“不”字。不少上层人士为了向共产党讨好，主动申请在自己的庄园实行改革。而西藏下层人民也从上层社会的悲惨下场中，对比出共产党的力量远为强大，他们以往所敬畏的官府和贵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他们就有了把老爷踩在脚下的勇气，放心大胆地跟着共产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1959年6月28日，西藏新的最高权力机构──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会时，西藏各阶层600人列席会议，其中有100名是各地“农会”委派的农奴代表。这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无疑，被邀请列席的600人都是摆设，一切都由共产党决定。然而同样被当成摆设，对参加会议的贵族来讲是地位下降，对西藏农奴来讲，跟贵族坐在同一屋顶下讨论西藏前途，却是他们祖祖辈辈做梦也未曾敢想的荣耀。这种变化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西藏全面实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民主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原来被上层社会占有的土地牲畜按平均方式分给人民。当时中共将原属西藏政府和寺庙的土地全部没收，上层人士凡参加“叛乱”的，财产也予没收。按照中共统计，当时西藏共有贵族和大头人634户，其中参加“叛乱”的462户，占73% 。可知被没收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对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中共采取了“赎买”政策，即由北京出钱，把他们的财产买下来分给西藏百姓。中共声称其没收的财产全部分给了西藏百姓。西藏的财产主要有四部分组成，土地、牲畜、房屋，这三部分的确都分了，还有一部分是金银珠宝和贵重首饰。藏人对积攒珍宝首饰有特殊的兴趣，尤其是显贵家庭家家都有，西藏寺庙更是世世代代累积了无数金银珠宝。这一部分财产因为大都属于可以随身携带的细软，不少被流亡者（包括达赖喇嘛）带往国外 。被中共没收的肯定也不少，但没有证据表明这部分财产也分给了百姓。有一种说法是被中共运回中国内地，放进了中国国库 。流亡藏人一直断言中共推动的“民主改革”是遭到西藏人民坚决反对的。然而人民只是一个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那样一个整体。在那个概念下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他们对中共改革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他们被分化成对立的阶级以后。女朗生次仁拉姆这样回忆“民主改革”：
1959年平叛还没结束，工作组就进村了。在群众大会上，我头一次听到“民族政策、废除封建农奴制、奴隶当家做主人”这些新鲜的说法。那天晚上我反复琢磨它们的意思，越想越兴奋，打定主意要跟着共产党。想到这，竟一骨碌爬起来，高兴地唱起歌来，孩子们奇怪我这半夜三更的怎么啦。紧跟着就是发动苦大仇深的奴隶申冤诉苦，分田地、分房、分牲畜，我成了积极分子。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一回，我担心地问工作组的同志：你们还走不走？你们如果走了，我们靠谁呀？工作组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农奴的靠山不仅是工作组，而且是共产党。我放心了。我想，像我这样的翻身郎生，除了跟着共产党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又有一回，我悄悄问工作组的同志：像我这样的能进共产党吗？工作组的同志给我讲了共产党的信仰和宗旨，说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佛。我说：我信了30年的佛，却一直当牛做马，共产党来了就翻身了，我信共产党。1960年，我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我不明白什么大道理，就认一条：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分到了6亩土地、一头犏牛、一头小牛犊、4只绵羊、2只山羊，还分到了领主的衣服和领主家6根柱子的房子。
女朗生次仁拉姆成了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而十世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却处处表现出对积极分子的厌恶。班禅对“民主改革”提出五点批评，其中就有三点与积极分子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