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看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民改的必要和发动的重要性是否理解，只看能否出现一批各式各样的积极份子，就以为群众发动彻底；（2）不看积极份子的质量而看数量；……（4）把一部份积极份子的思想和行动看成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
他谴责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有“六爱”──“爱热闹，爱草率从事，爱奉承，爱找岔子，爱制造麻烦，爱乱打击……干部仅以设法搞出一批不顾利害真假而仅以勇于进行尖锐和恐怖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数量方面可以向别人炫耀为主，乃对群众中有这种指望的人诱以分到较多的财务等经济利益来发动”。他对中共在所谓“贫苦喇嘛”中发展积极分子做了这样的评述：
如果对寺庙和活佛僧众不管有无根据就危言耸听地加以指责和批评，表现出一付大力反对的姿态，那么就会显著地得到干部的表扬，欢迎和照顾……只要当时接受干部指使，不看任何利弊而瞎撞蛮干者，就作为合格的积极分子，因而是喇嘛中不明事理、而以违反教律和恣意行事为乐者，以对别人财物贪婪之心企图通过斗争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者，想以完成工作队或干部的意图而取得青睐之徒，站在了民主改革斗争的前列，而其中能对和平利他、圣洁至真的佛教进行疯狼般反对之徒，被委任为主要的积极分子，使其在工作中起主要作用。
班禅强烈地告诫中共，寺庙里的贫苦喇嘛“也有一些是由于从前有贪酒好赌等坏行为而变穷的，他们是自讨苦吃，无冤可诉，也不是我们同情的对象。但是这些行为放荡的人，只善于投机取巧、甜言奉承和伪装积极，我们不应该依靠这些人。他们颠倒真假，扰乱人心，只能制造满屋子的麻烦，难以制造满屋子的好事”。他举例说，中共在寺庙选用贫苦喇嘛建立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其“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并公然无忌地在寺内结恋妇女，宿发改装等等，极为不轨行为，不仅自己做了，并动员僧众们也要那样做，致使作风颠倒无伦，因此搞得提起现在的喇嘛的作风，人们就摇头发呕。”班禅喇嘛所谈肯定有很多是事实。中共内部文件对此也有间接反映。如1960年2月4日的《中共西藏工委关于土改复查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
必须爱护民主改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保护他们的积极性……民主改革中涌现出来的这批积极分子和农会干部．是我们党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是建设新西藏的新生力量。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应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不应当因发生一点问题就采取“一脚踢开”的办法。农会干部的积极分子多占一点斗争果实。干部用了一点没收物资，应进行教育。不要轻易给戴上贪污帽子。今后对农会干部的处理。除个别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以外。一般不得随意撤职……
以中共的工作特点，凡需要发文件专门强调和纠正的情况，一定已经是比较普遍发生的了。积极分子多拿多占，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道德水准，以及其之所以“积极”的潜在动机。非人道的行为也有所发生。我听一位参加过民主改革的西藏农民讲，当年“斗争”上层人士的时候，经常发生打人之事，有的遭群众“斗争”者耳朵都被生生拧掉。后来中共的上层机构出面进行了制止。类似情况在中国内地进行“土地改革”时也有出现，大量农村中被视为地痞、无赖和“破鞋”（性关系放荡的女性）成了“积极分子”，站在阶级斗争最前列，带头斗地主，分田财。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真正的农民大都老实厚道，安分守己，让他们去拿人家的财产，开别人的斗争会是不容易的，至少在开始阶段难以被发动起来。而那些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的人最无所顾忌，热衷混水摸鱼。他们也属于穷人行列，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所以往往是这样的人成为中共最初的群众基础。再往远追溯一下，其实相当多的革命在初期阶段都有这个特点。毛泽东二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专门为被有些人称为“痞子运动”的农村革命进行辩护 。凡儒雅而有教养之人，很难看得惯那些具有痞气的“积极分子”，心态有洁癖者更是会心生厌恶。以班禅的高贵地位和传统立场，他不讨厌犯上作乱的“积极分子”才怪了。况且，以他的地位和活动范围，能与他接触和直接沟通的人，可想多属与他具有同样心态的上层社会和传统人物，对底层翻身天然抱有敌对和挑剔的态度。他的信息来源因此也是有偏见和渲染夸张的。评价一个社会变革或运动，不能仅看其是否“干净”。革命从来都是鱼龙混杂。应该看到，西藏的社会变革除了被一些积极分子当作捞取个人好处的机会，也确实给普通百姓带来了一定利益。他们通过直接受益简单明了地理解了“民主改革”的含义，清晰的阶级原则也不像过去的“统一战线”那样使他们迷惑不解，所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都成为共产党革命的拥护者。除了底层藏人由于利益所得接受了革命，还有一些杰出的藏人是被共产党带进西藏的新生活所吸引。格桑朗杰是一位藏族音乐指挥家，日喀则人，现年五十出头。“民主改革”以前，他在班禅培养僧官的学校（孜洛布扎）念书，那时他经常逃学。
……为什么？孜洛布扎的教师都是喇嘛，每天的学习单调极了，教师还经常拿棍子打我们。我是个好动的人，上课的时候老爱做小动作，跟同学在底下悄悄说话。有一回，我又在走神，不料，班主任就站在我身后。他一鞭子抽过来，鞭子在头上绕了一圈，左眼当时就出血了。为此，我一星期没能上课。不去那上课当然高兴，但心里充满了压抑感，还有一种恐惧感。在那儿心情不舒畅，自然就想逃避。我这人喜欢明快的调子。那时候西藏刚刚和平解放，解放军在日喀则办起一家银行。我每天上学的时候，都见他们银行的人一块出操。我又奇怪又羡慕，怎么这些汉人还挺会玩的？我见他们工作完了又一起吃饭，惊讶得不得了：怎么吃饭还在一起？这么悄悄看了几天，心里便向往起这种生活了。……银行门口贴着一张招生广告，说银行要招15岁到18岁有藏文基础的学生到内地学习，我一看就动心了，和扎西商量好一块去报名。扎西符合年龄条件，我虽然只有12岁，但我的藏文挺好，招生的老师看了我写的藏文非常满意，问我：愿意去内地吗？我说愿意。又问：家里同意吗？我说同意。其实，我俩偷偷商量了，谁也不准告诉家里。报完名，离出发还有三天，我们逃学了。整天躲在麦地里吃岗布，就是青豌豆。想到就要到一个新鲜的地方读书，那份高兴啊！谁知道，就要走的时候，扎西沉不住气了，告诉他爸爸。那时他只有爸爸这一个亲人。这下砸锅了。他爸爸害怕极了，儿子怎么能参加汉人的组织？当时，在老年人看来，内地汉人呆的那种地方是极为恐怖的。照我姥姥的说法，汉人是吃人的。我当然不信，因为我亲眼过银行学校的人在一起是那么团结友爱。但没法说服他们……扎西爸爸把我们报名的事告诉孜洛布扎，这下可不得了了。学校说我们是大逆不道，打了扎西70鞭子，打了我50鞭子。打的时候扒光了衣服，两个人按住腿，一个人抓住手，打完之后都走不了路了。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去那个孜洛布扎。和我家住一个大院的有个藏剧团的演员叫琼普珍，她的丈夫白玛也是演员。1956年他们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去内地演出。1957年他们回到西藏，跟我们家里人讲内地如何如何。听她说起来就像仙境一样，从窗户里伸手就可以吃到又大又甜的苹果，内地学校不打学生，自己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我听得入迷了，这个地方我要能去该多好……那以后，我再没有心思去孜洛布扎上学，经常逃学，一个月也不知能否去四五天。逃学也不再是就近转悠，而是跑得很远很远。我说我要去拉萨，就往去拉萨的方向跑，跑到谢通门，跑到大竹卡渡口，已经不远了，没吃没喝，只得又返回来。过些日子，我又说去印度，朝亚东方向跑，跑到白郎县又折返了。我的心躁动不安，如此反复不已，把家里折腾得够戗。家里几次派人把我抓回去，怕我掉到河里淹死。妈妈焦急地问我：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说：我要上汉族的学校，那种学校有意思，不打人，还有星期天……
不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藏人都曾被“解放”的生活所吸引。他们对当时的进藏汉人也抱有很强的好感。尤其事先听了无数解放军如何可怕的谣言 ，一旦发现解放军守纪律，慷慨好施，平等待人，会使好感加倍。对藏人的这种心态，当年的西方报道也不能不正视。谭·戈伦夫（A. Tom Grunfeld）在他的书中写道：“大多数报道认为，有一些西藏人对汉人的到来表示高兴。彼得·奥弗斯舒特(Peter Aufschneiter)告诉英国驻加德满都的外交官说，普通西藏人喜欢汉人，因为他们诚实，并且把土地分给西藏人。贵族家庭中的年青一代也认为现在有机会进行一些积极的改革了。许多过去在印度英国式学校学习的学生，后来自愿转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对中国最尖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在五十年代里，大部分汉族的士兵和文职人员都起了模范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贵族和以前的官员也承认，与他们相比，西藏官员的行为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位亲身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很久以前──在重大变革发生以前──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在农奴的担架上出生的贵族，当时正在穿越高原的途中。他有着可想而知的娇嫩皮肤，覆盖着温暖的衣物和精巧的珠宝。围着他的农奴们都是赤足，冻得发抖，神情憔悴，衣衫褴褛，这使人想起了被工蜂团团包围的伟大的蜂王。
那位西方人随之就西藏的社会革命说：“至少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
4、革命的泛滥
1959年的社会革命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从1952年到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农业（包括种植、畜牧、渔猎和林业）产值总共增长0.72%，年均增长率只有0.1%，如果再把进藏中共机关与军队的生产刨除在外，增长率就更是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负增长。而在1960年，农民分得土地的第二年，西藏的粮食总产量就从1959年的3.23亿斤增加到4.11亿斤，增长幅度为27.5%，牲畜存栏量也增长了10%。到1965年，西藏农业生产总值达到3.38亿元，较1959年增长82.7%，年平均增长10.62% 。虽然完全由中共部门提供的数字中可能有水分，但是凭经验的感觉，许多西藏人也承认那是西藏经济增长最快，多数人生活改善十分明显的一段时期，加上翻身的欢欣尚在，自由和传统也没完全被剥夺，因此被称为西藏的“黄金时期”。阿沛·阿旺晋美曾代表藏人说过一句总结性的话：“我们讨厌两端。” 那两端一端是指旧制度，另一端指的是后来在整个中国日趋极端的革命狂潮。处于两端之间的，就是1959年到1965年那段时光。然而，专制状态下的革命，其规律往往是一旦克服了开始阶段的阻力，就必然地产生出巨大惯性甚至是加速性，把意识形态尊为宗教，把革命本身奉为终极，那种加速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难以避免地进入失控状态。如果说中共起初在西藏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一旦革命真正展开，也就卷进了与中国其他部分同步的进程。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教条和毛泽东的奇思异想为准绳的不断革命进程。那个年代的整个中国都被搞得高烧般抽搐不已，而对一步跨越了几个世纪、且革命起点比中国其他地区晚了十年的西藏，就更是被“解放”与革命搞得头晕目眩。不仅西藏的中共人士终于摆脱了达赖与噶厦的掣肘，刚刚可以为所欲为地运用权力，西藏的农牧民也刚从底层翻身，被分财产、当干部、上学校那些前所未闻的变化搞得欢欣鼓舞，忘乎所以。整个西藏就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革命加速器。十世班禅当时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了向中共表示效忠之心，他在1956年就带头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庄园做为改革试点，为西藏全面改革创造经验。“民主改革”开展之后，班禅父亲贡保才旦为了顺应形势，自觉从拉萨去其日喀则领地，为他曾经是农奴主阶级的一员向群众道歉，表示要进行自我改造。可是他的“自觉革命”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使他得免灾难，班禅之父的身份也没能保护他。他照样被群众斗争，并在斗争中遭到殴打 。既然连班禅之父都无法幸免，别人的情景肯定只能更加糟糕。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描写，当时斗争会一般是这样的情景：
斗争一开始、怒吼几下，同时拨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是一种专门用于打架的形如钥匙的钢板制工具──译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中当场丧命。
“民主改革”开展不到一年的时间，西藏工委指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西藏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进行合作化和公社化。1960年7月1日，西藏成立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拉萨“七一”铁木生产合作社；同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西藏已经建成8400多个互助组，十多万农户入组，占完成“民主改革”地区总农户的85%；紧接着，又开始了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被要求加入合作社，不愿意入社的人遭到围攻和批判。翻身农奴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那套飘渺的理想，他们被搞糊涂了，既然已经把土地分给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收回去？客观地讲，当时很多做法是地方共产党组织自己所为。中国各地的各级共产党干部都对上级意图层层放大，宁左勿右，力图以此博得上级嘉奖。中国“大跃进”时期西藏正忙于“平叛”，在实现公社化方面远远落后。在西藏还是“一国两制”状态时，其落后不算问题，但“平叛”之后的西藏已经变成了同样是共产党天下，西藏继续落后就成了西藏工委的责任。当时基本全中国的所有农户都被纳入了人民公社，有人比喻，如果把凡是已经实现公社化的地区用都标上共产主义的颜色——红色，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版图上就只剩一个“白区”——西藏。“白”在共产党的术语里代表反动和敌人，这种比喻一定使西藏的中共领导人内心不安。那时全国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西藏就必须“飞奔”才能跟得上。然而西藏总是与形势的发展差半拍（至今也是如此），正当西藏准备开始飞奔的时候，中国其他地方已经因为“大跃进”的灾难陷入困境。激进的公社化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导致全国性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中共不得不在其八届九中全会上宣布改变激进路线，毛泽东也因此退居“二线”，让位给党内“务实派”，开始实行一条比较稳健的路线。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地区几年之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试办的农业合作社全部解散，连“西藏自治区”也拖延到五年以后才成立。这种路线的调整，使得西藏的“黄金时期”得以保存。1962年4月21日到5月29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民族工作会议。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检讨了“平叛扩大化”的错误，要求加紧“甄别纠正”。在似乎开始解冻的气氛下，硕果仅存的几位西藏上层代表开始表达他们积郁已久的不满。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在会上的发言相当尖锐，他当着中共领导人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老爱回避实质问题而搞数字游戏……我也向您学习，用几个数字，讲讲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吓得翻译当时不敢给译 。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也是在那期间抛出的。然而策略上的收敛并非等于意识形态的改变。毛泽东是一个从不甘心承认自己犯有任何错误的人。他在检讨“大跃进”失误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向他的全体部下鞠躬，亦是一个令他耿耿于怀的耻辱。中共“务实派”的稳健路线仅仅实施一年时间，他就开始以新的方式重新确立自己的“伟大舵手”之正确。1962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条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确立为“党的基本路线”）。当毛泽东看到班禅的《七万言书》，便将其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厄运由此降临到班禅喇嘛头上。从晚清到民国，班禅一直与汉人政府保持相对密切的关系，成为西藏上层“亲汉派”的代表。1949年，在毛泽东还没有把西藏问题放进日程表时，十世班禅就致电中共，要求中共进军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班禅堪布会议厅还主动为中共进军西藏出谋划策 。西藏“平叛”之后，中共让班禅取代达赖担任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班禅则公开配合中共，谴责叛乱，支持中共在西藏发动的改革——包括取消寺院特权，鼓励僧人参加生产劳动。如果中共在1962年还有一点“统战”意识的话，它完全可以不理睬班禅的《七万言书》，那种从内部上书提意见对中共并不构成实质威胁，如果施加某些影响（中共长于此道），也足以使班禅因恐惧而闭嘴。然而那时的中共却毫不留情地把他划到了敌人一边，展开对《七万言书》的围攻批判。1964年，班禅被撤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职务，遭到抄家，被群众斗争。从那以后，他被禁止过问西藏事务，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一直没回西藏。“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达九年八个月之久。另一位尖锐批评中共的喜饶嘉措大师则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县，由当地群众批斗，最终受折磨而死。班禅的遭遇显示了中共在西藏依靠对象的变化，从与西藏上层合作为主，到彻底抛弃他们。一旦中共能够牢固地控制西藏，西藏上层人士就失去了价值。班禅上书反而说明，继续豢养他们还可能制造麻烦。按照共产主义的阶级阵线，依靠对象应该是劳苦大众。既然中共给了劳苦大众以“翻身”，就是他们的解放者和大救星，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办，何况他们的文化程度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七万言书》的，依靠他们可靠且没有麻烦。从“民主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之间，西藏虽然没停止过在革命旋涡中翻卷，但总体来讲，那时受冲击的主要是上层社会，下层群众更多地是得到好处。即使刮过一阵办合作社的风，全西藏也只办起了七、八十个社 ，很快又被解散。而牧区实行的是不分财产、不斗牧主、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基本没有搞民主改革，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贫苦牧民的措施。所以那一段被班禅和喜饶嘉措视为暗无天日的日子，才能被另外一些藏人视为“黄金时期”。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则发生了变化。那是一场被称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革命”，人人都被卷了进去，西藏的“黄金时期”也随之戛然而止。对西藏人影响最大的是公社化。公社是中共在中国农村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把农民的财产合并到一起，由公社进行支配，既符合共产党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共政权控制农村和农民的有效方法。对西藏来讲，通过公社把国家控制延伸到农村牧场的每一个农牧民，还具有进一步稳固中国主权的价值。西藏的公社化比中国内地晚了七、八年时间，基本是和“文化大革命”同步进行的。1964年，西藏办起第一批人民公社。1965年底和1966年初，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70年是西藏公社化大发展的一年，新华社6月10日报道西藏34%的乡建立了666个人民公社，到年底公社数量就已达到1070多个，被纳入公社的户数占全西藏总户数的63.6%；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西藏农民“翻身”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年，公社化使他们重新被剥夺，再次失去土地、牲畜和生活的自由，他们重新遭受压迫，而且被压到一个更为庞大和沉重的名叫“公社”的牢笼之下。当年的公社社员告诉我，那时想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通过此一小事即可想象“社员”被控制的程度。那时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1966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一千二百余户，到1975年，只剩下67户 。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 。集体化使农牧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就像他们原来不愿意为领主卖力一样，他们也不愿意为集体卖力。人类的共性是只愿意为自己卖力。中国内地的公社社员和西藏的公社社员在民族性上虽有天壤之别，在这种共性上却毫无二致。尽管理论上集体也包括他们自己，可那并不能真正说服他们。既然不能自己富，那就大家一块穷，共产主义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结果。一位在旧西藏当朗生的西藏人回忆：
民主改革到文化革命那些年，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屋，生活好过了。文化革命当中生活不行，主要是政策问题，那会儿这叫江热，藏话就是要饭的，土改中分的衣服、用具也都拿到康马的牧区换东西了，人家说我们除了糌粑糊糊罐子，都拿到人家那儿换吃的了。秋收打场一完，干活的人就不多了，老人孩子都到各处要饭去了。吃不饱肚子，人也爱生病，小孩在路边呆着就打瞌睡。去找医生，人家医生说要吃饱、吃好，我们只能苦笑，村里人编了顺口溜：不盼望吃喝玩乐，就盼望吃饱肚子。如果这种生活再有10年，就饿死人了。
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五十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一百八十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牧区也实行了公社化。牧民比农民灵活一些，虽然牛羊变成了集体的，游牧的生产性质却使其仍然只能分别放牧。在没有干部监督的时候，饥饿的牧民可以偷吃集体的羊，然后再用被狼吃了等理由推脱。不过，我在采访西藏普兰县的县长时，他说公社倒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就是当时所称的“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等。公社制度最适于强迫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劳动，完成较大的工程。普兰县现有的梯田全部都是公社时期修建的。八十年代中共改革再次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梯田使粮食产量提高了一倍，至今仍然受益，应该归功公社留下的遗产。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在西藏被彻底禁绝，寺庙和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到处是政治迫害。整人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三教”、“四清”、“一打三反”、“清队”、“社改”、“双打”、“基本路线教育”、“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小班禅”……文革之后，中共自己也承认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1980年西藏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会议纪要中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出于对公社化、禁绝宗教和政治迫害的反抗，西藏在1969年再度发生范围广泛的藏人反抗行动──中共仍然称其为“叛乱”。当时西藏有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离拉萨不远的尼木县，几十名解放军士兵被叛乱者杀死。造反者将中共官员吊死在铁索桥上，并宣称：“这是吃糌粑者（指西藏人）与吃大米者（汉族）之间的战争。” 反抗者要求经济自由和宗教自由，但是他们很快被大批开来的解放军镇压。新的“叛乱”反而使中共在1970年更快地推进公社化，以把西藏人都纳入政权的直接管制之下，从而最终消灭发生任何叛乱的隐患。达赖方面往往把1969年的藏人反抗视为五十年代西藏反抗的延续，二者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的性质。五十年代的西藏反抗，底层参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1969年的反抗，他们已经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造反，是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而那些土地和牛羊又是共产党从他们当年的主人手里夺过来分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的造反，并不等同于他们愿意回到1959年以前的西藏。当时受文化革命的冲击，各级政府与公检法机关瘫痪，也是“叛乱”得以滋生并扩大的原因之一。一些与文化革命有关联的“造反”行为或“派性”冲突，也被定性为“叛乱”，或由于当时处理不当而被激化到“叛乱”的地步。西藏军区阿里军分区1975年编的一份宣传材料上，有一篇表扬改则县中队“平叛”事迹的文章。其中所提到的“叛乱”，有的是提出“要三自一包”（指提倡自由经济和土地承包，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的纲领）；有的是保被罢官的中共干部；还有的是成立“造反组织” 。中共自己后来也承认，对1969年的“叛乱”，定性和处理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西藏1959年的叛乱和1969年的再次叛乱，不仅使中共恼羞成怒，还加强了其处于阴谋包围的猜疑。当时的中国一方面面对西方阵营的“反华包围圈”，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一直在台湾积极准备“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也公开表示支持藏人的起义 。据后来一些被披露的证据表明，西藏的武装反抗的确受到一些国外势力暗中支持。那些支持不一定起了多少实际作用，却足以挑逗北京的对阴谋的夸张想象，为其对西藏实施血腥镇压提供理由，并使其下决心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的全盘改造。在这本书里，我不打算多谈“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社会及人民的广泛迫害和诸多罪行。这方面的内容已经被谈了很多，还将有更多新的情况不断被揭发。我的侧重还是本章的主题，即革命除了是中共对西藏的一种暴政，是原教旨主义的疯狂，也一直是中共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一种手段。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西藏也和整个中国一样，由政权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理性控制失去了完整性，很多方面是被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所左右。然而，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则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从未间断。尤其在文革初期的群众风暴过后，中共重新实行自上而下的控制，这种意图在其所作所为中更是表现得十分清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汉人为主掌握西藏的政权；二是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摧毁。1962年9月下旬，中共召开其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在统战、民族、宗教领域重新向左转（某种程度也是对班禅《七万言书》的反弹），执行温和路线的民族事务领导人李维汉被免职，其“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遭到批判。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论断，成为中共此后长期奉行的基本理论 。不是熟知中共话语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正是这个理论，成功地使中共摆脱了其长期自我宣传的“民族自治”造成的束缚，成为中共扼杀其他少数民族之民族性的杀手锏。按照这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既然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不管哪个民族，都分为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各民族的革命阶级全属于同一个阵营，而不应该被民族的不同所区分。各民族的反革命阶级也都是一丘之貉，一概是敌人。所以，在这种理论的前提下，闹民族性就是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在发生任何矛盾时，只能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推导下去，也就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谁要是要求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既然都是同属一个阶级，以人口最多的汉族干部为主，充当各民族人民的领导，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以中国人掌握西藏的政权，这是确立中国对西藏确立主权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五十年代北京已经把军队派进西藏，使其在西藏的势力和影响力比过去历朝都大得多，但是因为它没有掌握西藏的政权，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也就并不巩固，1959年发生的“叛乱”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在“拉萨事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旧政权，代之以绝对效忠于北京的政权。新政权之所以效忠北京，关键在于它的主要权力是由汉人掌握的。西藏的各级政权都派进了汉人，即使是最基层的乡级政权也不例外。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至。当时的西藏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人担任，在总共13个副主任当中，只有4个是藏人 。1973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包括拉萨市）中共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只占35.2% ；1975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只占23% 。在中共政权中任职的藏人，其任免已经不是达赖和噶厦，而是中共，因此新的藏人官员对中共也是言听计从。尤其他们大都是过去的农奴，地位的改变已足以使他们满意，加上受教育程度较低，一般来讲，他们大部分只是汉人官员的附庸。如果中共仅限于以汉人把持西藏政权，那虽然是不合理的强权，但也许还可以视其为确立主权的所需要的手段。然而中共在西藏的作为远不止这些，它不仅要使西藏政权变成中国的附庸，而且要把西藏社会、文化、甚至人民都变成与中国一样。换句话说，不仅“一国两制”要废除，连“一国两文化”也是对中国主权的威胁，同样不能被容忍。难道那些“叛乱”分子不总是打着传统和宗教的旗号吗？他们用以裹胁西藏人民的不也都是那些东西吗？那么好，最彻底的方式，岂不就是将西藏的传统和宗教一股脑地统统消灭掉，让那些东西再也不起作用吗！为什么历史上的征服者往往对被征服民族采取“同化”政策，他们都明白这一点，只有消灭被征服民族的异质性，征服才能永久化。然而，强迫一个千百年独立发展、有博大精深之文化的民族在短时间内变成另一个模样，冲突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同化过程必然伴随强权暴政。从历史上看，这种同化包括蓄发方式、服装模样，庆典仪式，礼节规矩，几乎巨细无遗，以至取消文字、摧毁宗教，甚至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而那一切行为，在“平叛”和“文化革命”期间的西藏都有发生。从《西藏大事辑录》中选出几条西藏文革“大事”，可见中共的做法：
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各部队纷纷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牧区，向群众宣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宣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1966年9月14日）；
西藏各地驻军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街头巷尾，农村牧场，向群众宣传林彪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指示（1966年10月17日）
拉萨各族群众两万多人举行歌唱毛主席语录大会（1967年元旦）；
西藏军区党委抽调了四千余名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农村、牧场、工矿、城镇、学校，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1967年3月30日）；
……这次出版发行的汉藏文对照《毛主席语录》共五十万册（1967年6月25日）；
到目前为止，全区已办学习班一万多期，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参加了学习班（1968年9月3日）
毛主席赠送的礼品──芒果展览馆开幕（1968年11月5日）；
从1966年到1968年的三年中，西藏全区共发行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著作七百三十四万四千册，超过了1953年到1965年发行总数的十六倍。
仅从这很少几条，已经不难看出中共对西藏的“文化清洗”。发行到西藏的毛著作，达到当时全西藏每人平均四册以上；而经过学习班“洗脑”的人竟已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算老人和孩子即超过一半）；藏人从未见过的热带水果，只因为与毛泽东有点关系，就盖起专门的展馆当作圣物供奉；还有两万多人在拉萨齐唱毛语录歌……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切都是耸人听闻的。不过中共对西藏文明最大的摧毁是在“灭教”。西藏素称“佛国”，藏传佛教是西藏传统社会的基础，藏民族的民族文化几乎全部生长其上，并且寄托着绝大多数西藏人的人生根本。五十年代的西藏暴动，由于寺庙往往成为武装藏人的据点，还有许多僧人充当暴动领导者，中共在进行“平叛”的同时，就开始对西藏寺庙进行打击。大量僧人被抓，许多寺庙被炮火夷为平地，个别久攻不下的寺庙甚至遭到飞机轰炸。当时在西藏总共2676座寺庙中，多达1436座参加了“叛乱” ，这样的事实，加上其在藏人中间的号召力和遍布西藏的组织网络，使中共把西藏宗教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主要敌手和最大威胁。毛泽东在“拉萨事件”后提出“喇嘛要回家” ，就是中共有计划地全面摧毁西藏宗教的开始。班禅在《七万言书》中描写了当时是如何让喇嘛回家的：
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抓的很紧，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份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另一方面，问喇嘛们还不还俗，如果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就说“你还没有受到教育，没有破除迷信”而给予粗暴的斗争，甚至被管制或关押者为数也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是铁打的人，就无法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从而使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请求还俗而回到家中……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亲）……
让喇嘛和尼姑配对成亲，也是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毛在各种场合多次说过喇嘛不结婚是西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他的下属就以这种“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他们领袖提出的问题。当时中共的内定政策是，一个县只保留一座寺庙供老百姓从事宗教活动。西藏过去约有僧尼十一万多人。“拉萨事件”后逃亡国外的大约有一万人。剩余的十万人最终只有七千人被允许留在寺庙。而西藏原有的两千六百多座寺庙，批准保留的只有七十多座 。按这个比例，97%的寺庙被毁弃，93%的僧众遭驱赶。中共中央当时还指示西藏工委，允许保留的寺庙要由政府供养，其目的是在于割断寺庙与藏人百姓之间的经济联系 ，从而堵塞寺庙积聚财富的传统渠道，将其生存命脉完全捏在中共手里。虽然后来也曾有过个别放宽政策的时期，但总体来讲，西藏宗教是在高压下日趋萎缩。随着文化革命的风暴刮起，西藏残存的寺庙也遭毁灭，僧尼全部被驱逐，宗教活动前面遭禁止，而且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动向予以打击，西藏宗教受到彻底禁绝。同时，藏人被要求把“伟大领袖”毛泽东奉为新的神明，每天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苦读”毛主席著作；每天向毛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铺天盖地的毛泽东像取代了被销毁的佛像……那时中共在西藏几乎是为所欲为，一时看上去，似乎它真地已经消灭了西藏宗教。然而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宗教渗透在每一个藏人的灵魂和血液中，即使暂时被压制，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压得越狠，爆发也就越烈。西藏问题之所以成为今天如此困扰中共的麻烦，那时留下的怨恨是主要原因之一。班禅喇嘛当时这样描述藏人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禁教后的失落：
我们藏族信仰佛教约有一千三百年，并因宗教文化十分发达，宗教对藏人的观点、看法和认识影响很深。所以对待一切客观事物的好坏，都是以宗教的观点、看法和认识为转移的。同时不论个人或家庭、或村庄、或部落、或地区、或全区若发生了任何甘苦好坏大小之事，都离不开宗教活动的。但是民改后僧俗人民宗教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趋於消灭、中断，而严重至极的情况：要把房顶的经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护身符和“金刚结”；家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也要藏起来；不敢公开念经积善：不敢烧柏香敬菩萨；对圣地和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养，转经和供养“善僧”，布施穷人等积德行善之事都不便于或无法进行，形成病不念经，亡不超渡等。比如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後若不进行超渡，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期人们说：“我们死得太迟了，如果死的早一点，还能得到祈祷超渡，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仅仅从这悲惨之叹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当班禅在藏区巡视时，见到他的男女老幼藏人围着他流泪，一些大胆的人难以自禁地向他哀号：“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这种哀号之声将永远在历史长空中回荡不止。
5、专制迫害不分民族
经过了那么多痛苦的藏人对汉人抱有仇恨，从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种仇恨中，十二亿中国人成了一个抽象的整体，没有区分，一概要对西藏的痛苦负责。“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的。……如果我们杀了中国人，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因为没有一个在西藏的中国人是无辜的。……所有对抗中国人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藏人用“珍宝”尊称最有学问和功德的高僧。日布特活佛就是这样的“珍宝”。当他被问及是遵照菩萨的教诲以慈悲为怀，还是充满着对中国人的仇恨？他的回答是：
我当然恨他们。苟延残喘度过这么一段艰苦的岁月，我怎么可能不怨恨他们呢？慈悲和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他们躲不过我们对他们的恨意的。对他们，这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我心中的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连达赖喇嘛在谈及有关中共对藏人暴行的报道时，都有过这样的表达：他“很想用这样的报道来论断全体中国人”。虽然他及时地意识到“这么做是错误的” ，但是普通藏人之中有他这等悟性的显然是数量有限。对汉民族不加区分一概仇视几乎是流亡藏人一致的感情。这就像不少中国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普遍反感日本人一样。做为被仇恨的对象，中国人应该体会藏人的这种感情。但是从有利于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角度，仅仅停留在感情层次还是不够的。一位支持西藏独立的中国人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位年轻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
在从东方式关系向近代主权体系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以占领的方式控制西藏，中国人视其为符合历史逻辑的主权确立，西藏人视其为侵略，这一点的是非黑白，至少目前还在争论之中，支持西藏观点的法律依据和判决目前并不充分，不像当年日本侵略中国那样一目了然。在这种背景下，要求中国人普遍支持西藏独立，显然期望过高。而因为中国人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认定仇恨所有中国人有理，则是轻率的。在一个奉主权为上帝的当今世界上，要求十多亿中国人都成为无主权意识的自由主义者，并为自由主义的原则而欣然同意四分之一领土分离，至少目前还为时尚早。或者说，当问题已经到了需要责备十二亿人的时候，首先要责备的肯定应该是当前的整个人类社会与世界体系。写上述文章的那位中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这种自省有净化自我的意义，但是对解释现实问题则过于笼统。中共压迫给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带来的痛苦已是世人皆知，那压迫既有属于争夺主权的国家行为，也有出发于意识形态的专制暴政。而那二者都不能归于民族压迫的范畴。一方面，一个国家的人民（即使是主体民族的人民）不能为其非民选的专制政府负责，更不能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负责；另一方面，汉民族的广大人民也没有从中共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中得到任何好处。民族压迫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作为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中共事实上经常给予少数民族一些优于汉人的特殊待遇。中国多年实行的对少数民族在升学、提干、生育等各方面的优惠，至今仍能吸引那些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少数民族血缘的人，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报成少数民族而非汉族。汉族的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丝毫不高于少数民族，而在受迫害方面，却一点不因为其有主体民族的身份而有所减少。中共的迫害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民族。在这方面，它绝对一视同仁。所以，只能说是中共政权、而不能说是汉族人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包括西藏民族实行了迫害。历史上，征服者往往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同化政策，而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同化”却非“汉化”，而是“共产主义化”。那种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在中国，是被称为“超民族”的。虽然中共绝大部分成员和高层领导人都是汉族，但是在毛泽东时代，汉族的传统文化比少数民族文化摧毁得更彻底。举例说，那时少数民族的服饰还可以在节日或电影画面上频繁亮相，受到赞美，汉人却只能身着清一色的“解放帽”和“中山服”。谁要敢穿传统汉人的长袍马褂等服装，马上就会惹来祸害。达赖喇嘛在谴责中共压抑西藏文化时，举例说“中共准唱的都是中国调子，歌颂政治的歌曲” 。这谴责的后一半是对的，但是凡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时全体中国人被允许传唱的有数几支歌曲中，藏族曲调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正是在那个年代，认识到了藏族歌曲的美妙。宗教方面也是一样，汉人和藏人一样，都不允许信仰宗教，虽说汉文化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但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家族关系和祖先崇拜，则是被当作首先打击、彻底清除的对象。因此，中共对于汉族，同样以“共产主义化”进行了文化上的种族清洗。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革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命。所谓的“破四旧”，矛头所指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汉族文物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焚书坑儒”蔓延全国，寺庙、祠堂尽成废墟，千年的风俗习惯被一扫而空。在毛泽东执政的年代，汉人遭迫害而死的数目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几千万。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压迫，不应该由汉族人民承担罪责，也不应该定性为民族压迫，而应将其看作是专制政权对全体人民（包括西藏等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压迫。藏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受的苦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灾难的一部分。在反抗专制暴政的立场上，藏人和汉人是一致的。如果把问题变成种族问题，实际上是混淆了根本矛盾。不要说那绝大多数从未去过西藏的汉人不应为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负责，就是那些在西藏工作过的汉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我认识许多在西藏工作了多年的汉人，他们放弃中国内地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自愿到西藏工作，真心地认为自己是去帮助西藏人民。一般来讲，长期坚持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在人品方面相对比较高尚，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成分也相对多一些（后面我将谈到，正是因为理想主义的衰落，今天愿意去西藏工作的汉人越来越少）。我在阿里霍尔区与之交谈的那位藏族妇女说：“这么多年接触多少干部，说真话是汉族干部好。”这是她的原话，我是从当时的笔记上一字不动地抄在这里的。阿里在西藏的最西边，而我在西藏高原最东部的四川藏区，也听到另外一位挖虫草的藏人说过类似的话。汉族干部进藏，可以追逐的个人利益很少，在当地也没有什么裙带关系，因此相对比较公平和尽职。多数基层藏人对此都有同感。所以在西藏，离开拉萨那样的城市，越深入农村和牧区，针对汉人的仇视也就越少。当然，进藏汉人干部是中共政权的组成者，他们不可能不执行中共政策。从这一点，他们对西藏人民所受的迫害脱不了干系。他们那时是以什么心情执行他们的使命呢？一位在藏北草原工作了15年的汉人这样回忆他在文化革命期间初上草原时的情景。那时他和同伴奉命去一个叫强马的公社办师训班（教师培训班），住在公社书记老才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