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近代崛起的一种运动，由于它在相当多的场合对人的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成为日益强化的权威性因素，因此有人相对于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而称民族主义为第四宗教。毛泽东的宗教破产之后，西藏传统宗教重新笼罩西藏农村牧区的大众百姓，而西藏的精英阶层、城市居民和知识青年则更多地是以民族主义为共识。随着商品经济和信息社会在西藏城市发展，传统宗教受到世俗化瓦解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看，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似乎应该有所减弱，然而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正好是被民族主义所填充。达赖喇嘛多年为西藏自由的奋斗，使他成为西藏民族主义的灵魂和代表。那么，如果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现代的新兴宗教，达赖喇嘛就同时是西藏传统宗教和现代民族主义宗教两大教派的最高领袖。因此，毛的宗教烟消云散之后的今天，西藏的传统与现代都握到了达赖喇嘛手中。
1、文化冲突与民族歧视民族主义的形成可能非常复杂，但文化冲突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来文化只有不同，没有高低，不过在实际的民族交往中，真正能够以这种相对主义态度对待文化区别是很少的。尤其是做为征服者的民族面对被征服民族或弱小民族时，更容易表现出文化方面的歧视。高海拔的生活环境，决定了西藏文化与低地的汉文化有巨大差别。一向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汉人不去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理解西藏文化，而是把凡属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一概斥为落后、野蛮和不开化。从与藏人接触之始，汉人就一直持有如此心态。雍正十三年（1735年）被派遣进藏的清廷宗室果亲王（雍正之子）所写的《七笔勾》，可能是保留下来的专门讥讽西藏风俗的最早文字。
一、万里邀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途穹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花无绵绣，惟有狂风，不辨昏和昼。因此把万紫千红一笔勾。二、蛮栅拴牛，人住其间百尺楼。满屋屎尿臭，遍地丧家狗。乱石砌墙头，彩旗前后；金顶标杆，独立当门右。因此把画栋雕梁一笔勾。三、无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白雪堆山厚，廉下寒风透。纱葛不须求，氆氇耐久，一口钟儿，常挂当胸扣。因此把锦绣绫罗一笔勾。四、大脚丫头，发辫蓬松似冕旒。细褶裙儿皱，半截衫无钮。腿裤不遮羞，春风透露，方便门儿，尽管由人走。因此把礼义廉耻一笔勾。五、客到先留，奶子熬茶敬一瓯。蛮冲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与羊肘，连毛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罢休。因此把珍羞美味一笔勾。六、万恶秃头，铙钹喧天不住休。口念糊涂咒，心想鸳鸯偶。两眼黑黝黝，如禽似兽；偏袒露肩，黑漆钢叉手。因此把释教风流一笔勾。七、出入骅骝，胜过君家万户侯。世代承恩厚，顶戴儿孙有，凌阁表勋猷，荣华已够；何必执经，去向文场走。因此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果亲王本人虽是满人，不过已经汉化，所以说他这篇轻浮文字代表汉人对藏文化的歧视应该不算错。至民国，虽民族平等思想已成时髦，主管西藏事务的最高官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1939年赴藏之后所写的考察报告中，还是充满此类言辞描述西藏：“西藏可称世界上极不讲求卫生之地方”、“藏人煮食牛羊肉多半生不熟，尤不卫生”、“藏人衣服常终年不换，衣上满积油垢，富贵者多以衣上之油垢愈多为愈光荣”、“藏人有随地大小便之习惯，拉萨街道每值早晨，便溺遍地，值等于一公共厕所”……早期进藏的西方人对西藏更是充满轻蔑。在他们眼里，连中国人都是没开化的，西藏人就更不用说了。1904年，荣赫鹏的武装使团挺进拉萨时，西方记者首次进入西藏。他们第一次通过现代媒体向西方人展示了西藏。英国《政治家》的记者这样描写他们最先到达的帕里：
今天早上我从屋顶鸟瞰帕里城，它就像一个在城堡下的养兔场。从城垛往下看，只能看到低矮的黑色房子的扁平屋顶。臭气刺鼻的浓烟从屋顶袅袅升起。屋顶上堆满了麦杆。房屋与房屋之间五颜六色的经幡形成网状，把屋顶连成一片。有时，做为大街使用的狭窄小巷也挂满了经幡。无数的肥胖的乌鸦栖息在墙上，还有数不清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出于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间都在地下。黑得像搬运煤炭的西藏人在远些地下住所里与牦牛或骡子缩挤在一起。同样肮脏的藏族妇女到处走动着，她们的脸涂抹得很脏，布满了疙瘩。她们头戴着像箍一样的红色头饰，上面有时装饰着绿松石，有时是红宝石颜色的石头。在城堡里，人们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肮脏的女人爬上台阶。她们背上背着已结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牦牛粪。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笔下展现的也是一样糟糕的场面：
城堡的南墙抵御住最严寒方向刮来的寒风，只有一层，至多有两层用草皮搭起的小棚挤缩在墙下。房子互相支撑着。已经腐烂、位置放错了的大梁不时地从一层层黑色的泥炭土中伸出。从与摇摇欲坠的黑色假型板相连的几扇小窗子可以辨别出楼上楼下。大门敞开，它也只不过就是三块黑黑的厚板子，两个横梁及一个扣锁。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涂上了一层黑烟油……在大街中央，在两堆污物和垃圾之间，流淌着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溪。它每天都解冻。西藏人吃掉的或没有吃掉的动物的角、骨头等都扔在里面。狗或者鸟鸦把它们叼走后，泥灰墙和门内的小溪才清洁可用。这种恶臭令人恐惧。
他们不仅攻击西藏的卫生状况，而且把西藏人的全部生活方式都看得非常可笑。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这样写：
在这个佛教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巫术和转世活佛的指导。人们在处理世俗事务时，还要用一只眼睛盯着那奇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中的一半时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晃着转经筒，死人则被砍成碎块扔去喂狗喂鹰。
西藏使埃德蒙·坎德勒感到厌倦，他表示即使送给他一千头牦牛也不想再到西藏，他“渴望得到香皂，渴望得到雪白的亚麻布，渴望得到气色赏心悦目的女人，渴望看到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衣着整洁的男人”。不过，以前的西藏由于封闭，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冲突只在很小范围被感受。那时能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中国人除了少数经商者，只有一些执行公务的官员和军人。他们身为上层人士，即使显示出傲慢和歧视，也多被具有较强等级意识的藏人视为正常，不至于引起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西藏被中共占领后，大批汉人进藏工作。不过那些汉人都是中共的干部和职工，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中共一方面信奉马列主义的“民族大家庭”理念，另一方面从有利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也一直在其队伍内部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批评和整肃。毛泽东将其上纲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毛泽东把话说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说明实际情况的严重。即使有官方纪律约束，对藏人的歧视在中共进藏官员中仍然广泛存在。不奇怪，官员首先是社会人，有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意识形态和官方纪律只能定下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大原则，却无法约束其每个人的日常细微心态和表现。日常琐事中能有多少大原则呢？而正是日常那些细节小事，时时刻刻地暴露“大汉族主义”，使中共笼络藏人的成果不断受到腐蚀和破坏。闻名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出身中共干部家庭。他在监狱里就西藏问题写给邓小平的信，以他自己的经历说明中共干部对藏民族的歧视：
我的父母既没接触过藏民也没研究过藏族，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内的文件和公开宣传，而这些宣传留给他们的心理印象就是个“半牲口”的形象。所以当我准备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极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当然，后来他们认识这位藏族姑娘后就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做成藏族的女婿。
其实，魏京生准备与之结婚的那位藏族姑娘，其父也是长居北京的中共干部。如果真是西藏本土的藏族姑娘，魏的父母更不知道要反对到什么程度了。我在西宁宾馆与同住一个房间的藏区汉人官员聊天，发现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在藏区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西藏文化的无知和偏见却令人吃惊。诸如我记下了他这样的原话：“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沟子”是西北土话中的臀部，他的意思是西藏宗教禁止和尚与女人性交，但是不禁止对同性进行鸡奸。他还这样解释“鸡奸”一词的来历：“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禁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式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1989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一些出于文化歧视而导致的决策，甚至可以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六十年代曾发生有些中共干部强制推行藏装“改革”，其道理是藏装的长袖长袍“浪费了材料，穿起来不方便” 。他们不屑稍微花点工夫了解一下藏袍在西藏环境下的特殊功能（后文专有谈及），就想当然地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我还认识一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主管农业的“援藏”干部，私下谈话时，他拿出一张照片感慨西藏农民的“懒惰”。照片是一片农田里布满巴掌大的石块。“他们就懒到这种程度，就不愿意动动手把石块捡出去，年年这么对付！”其实对西藏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夏季西藏农区雨大且猛，雨水容易把泥土冲跑，平时阳光又格外强，田里水分蒸发过快。石块留在田里，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又可保存水份。那是西藏一种特有而聪明的保墒方法，是不能用中国内地的标准衡量的。到了邓小平时代，随着经济交流增加和进藏交通条件改善，中国内地与西藏的接触开始在民间层次展开，与藏人打交道的已经不限于汉人官员。而汉人老百姓不像官员那样至少在表面不显露歧视态度，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往往溢于言表。即便是街头做苦力的汉人，也自以为比藏人高一等，稍有点身份的汉人就更是表现得居高临下。而在信息日益开放的年代，藏人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意识，对文化歧视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亦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我在青海汉藏交接地区乘长途汽车时，车上的汉族售票员就像赶牲口一样驱赶藏族人坐到汽车后排去，肆无忌惮地说他们太脏，别人没法和他们坐在一起。当我坚持不让坐在我身边的藏人挪到后面时，周围的汉人乘客就移到别处去了。那些藏人都是普通的农牧民，他们没有抗议，但他们心里难道会没有感觉？两个民族的对立不就是在这些小事中让人一览无余？也许长途汽车上的底层藏人也就罢了，不会有什么影响，换了另一些藏人呢？我曾在火车上与咸阳民族学院一批暑假回家的学生坐在一起。我对面那条三座长椅，靠窗的是一个汉族女学生，另两个座位是藏族女生，一个藏族男生没找到座位，便与他的藏族女同胞挤在一起坐下。自然汉族女生的空间因此狭小了一些。他们都是同学，照理本该互相照顾，可是汉族女生立刻表现出反感，甚至推搡挨着她的藏族女生。我在对面阅读她的表情，能感受到导致她暴躁不安的，一是本能地觉得藏族人脏；二是藏族男生和女生的肌肤相亲被她当作藏人男女关系的不检点，她感到跟他们挤在一起受了玷污。其实那几个藏族学生至少跟她一样干净，而且比车厢里几乎所有汉人都漂亮和健康。问题还在于，如果那女生身边是她的汉人同学，也许她就不会在意，或者即使不高兴，也不会流露。那几个藏族学生没有和汉族女生争执，然而他们可不是长途汽车上的农牧民，他们将来都会成为学者、官员、上层人士，他们曾受到的歧视——不管是从多么小的事上受到的——很可能就会成为将由他们代表的民族情绪，就像甘地在南非火车上受到的侮辱成为他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转折点一样。现代社会主流标准的确立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位置，决定了民族优越感的存在和对落后民族自觉不自觉的傲慢态度，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普遍存在，并非汉人对藏人所独有。今日中国精英阶层产生的民族主义，与西方人表现出的优越感和傲慢态度也有直接关系，二者道理是一样的。要改变这方面的冲突，绝非政府政策或意识形态原则可以做到的，冲突也因此必然是长期的。还有一些冲突与歧视没有关系，是纯粹的“文化”冲突。例如有这样一件事：一藏一汉两个司机开车下乡，几个藏族姑娘向他们兜售青稞酒。酒装在羊膀胱里，两头扎死，像装满了水的气球。汉族人根深蒂固地嫌恶与排泄物有关的一切。姑娘们嬉闹着把泛血丝的羊尿泡往车窗里塞，那个汉族司机阻止不住，最后忍无可忍地破口大骂。这时同行的藏族司机不干了，他认为姑娘给你酒喝是敬你，你不知好歹，反倒骂人，明摆着是对藏族的歧视。于是两个司机又打起来。汉族司机的行为之所以能被看作是歧视，在于他属于多数民族。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的行为完全是个人的，也会被加上民族属性。其实这种冲突很难说是歧视，不如说看作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从昌都去云南的路上，我曾在一个叫吉塘的兵站停留。兵站虽然有电视机和发电机，晚上却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不是兵站的人不想照明和看电视，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兵站的军官向我解释，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着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兵站就干脆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用当代市民社会的标准衡量，当然会认为藏民这种行为是不“开化”，不仅兵站的汉人士兵这样看，换上西方人，可能更难接受。但是反过来，藏民却会认为不让大家一起看电视是不可理解的自私小气，是不友好的表示，尤其是还为此耍弄花招，就更为卑鄙。当你真正理解藏人这种想法的时候，有时是会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愧的。我在丁青县遇到开基层干部会，每当会议开饭，食堂门口就围坐上不少妇女儿童，藏族干部吃完饭，必定要随手带一些馒头之类的食品出门分给他们。食堂经理小杨跟我说，他手下的藏族工作人员绝对不贪污，也不偷摸，但是食堂亏空很大，都是被送人了。藏族人生性慷慨，没有彼此分明的界限，所谓“慷他人之慨”在我们的词汇中是贬义，他们做得却让你难以指责，因为他们首先慷自己的慨。不过，这种文化上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有多少人能够弄懂并且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予以理解和欣赏呢？至少对于今天的世界，实在是很困难。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是这样，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只不过位置颠倒了）。由于文化隔阂，民族之间的广泛理解和体谅原本就非常困难，然而不同民族却被日益紧密地推到了一起，不可回避地发生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碰撞，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强的思潮，正是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与文化冲突之间相反相成的结果。
2、精英集团的资源今天，越是藏人与汉人交往密切的地方──如城市和交通干线──藏人对汉人的仇视态度就越强。有时会达到盲目的地步。如果一位在医院生产的西藏妇女失去孩子，她会想当然地归咎于汉人医生为执行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害死了她的孩子，而不愿接受孩子自然死亡的事实。类似的谣言总是广为传播。在拉萨街头，如果一个汉人与一个藏人发生争执，许多无关的藏人就会一拥而上，不管谁有理，都会帮助他们的同胞。1995年冬天，一位中共下级军官因为大雪造成交通中断步行回他的连队，晚上向一个养路道班求宿，遭到藏族养路工的拒绝，后来那军官被发现冻死在公路边的电线杆下。在日益增长的民族对立当中，西藏精英集团起的作用非常大。八十年代以来，诸种因素相互整合的结果，使藏人精英阶层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过去作为对立阶级的双方，现在把以往相互之间的斗争和分裂共同记到汉人帐上。西藏民族情绪最强的，除了宗教界，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共培养的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集团。宗教界仇恨中共统治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那些从小被送到中国内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学”（中国内地有19个省市办有这样的学校）和“民族学院”的藏人，往往反汉情绪最强，而且越在中国内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学，学历越高，越有西藏独立的意识。这些人毕业后大都作为国家干部回西藏，不少人都进入政权，或至少与政权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共自己培养的干部和专业人员“恩将仇报”，已经成为中共的心腹之患。精英阶层具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这是精英阶层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所决定的。他们接触的信息渠道也更为丰富，有更多角度，使他们对压迫和歧视——无论是思想文化上的还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尤其敏感，再加上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往往比较容易凝聚和统一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在毛泽东时代，旧西藏的精英集团──传统上层社会和宗教集团被打倒，从底层“翻身”而被提拔的藏族干部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只知道对中共感恩戴德，亦步亦趋地跟随，充当的角色仅是汉族当权者的帮手，而没有形成新的藏人精英集团。新精英集团主要是在“文革”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新一代藏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不再是过去那种被“解放”的感恩者和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另一方面随毛泽东神明的消逝，他们的自主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得到鼓励和加强，而且在中共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随大批汉人撤离西藏，他们也得到了实权。其后的中共治藏失误、达赖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流和苏联阵营解体，都在不断地给这个集团注入对北京的离心力，使他们日益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不过，必须看到一点，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精英集团而言，也是一种资源和获得实际利益的手段。不认识这一点，有时就难免被表面现象搞糊涂。例如前面讲到西藏产生了一批“拒绝达赖的藏人”，其中最有能量的就是中共培养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个集团和现在所说的藏人精英集团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精英集团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汉情绪，这一点似乎又是和达赖阵营一致的。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不好解释，而从利益的角度，就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利益的关系，他们拒绝达赖，同时也正为了追求在中共体制内进一步获得利益，他们又需要利用民族主义。他们与达赖阵营是同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新一代藏人权贵目前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这是八十年代中共落实“民族自治”政策的结果。到1989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人占了66.6%，省级官员中藏人占72%，地级官员中藏人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人，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人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人 。从原来的配角转变成实权者，藏人官员的心态会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并且善用共产党的权谋与政治技巧，已经成为藏民族的代言人和代表者。面对全球性共产主义的衰亡，他们预感到“变天”的可能，促使他们在中共之外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之所以成为精英集团，是基于对旧西藏的摧毁，因此他们的立足点也不能放到旧西藏的代表──达赖喇嘛那边去。凝聚西藏社会的两面旗帜──宗教和民族，前者是抓不到他们手中的，那是达赖喇嘛的专利。对他们而言，唯一可以把已经在手的既得利益与未来可能的“变天”协调起来的立足点，只剩下民族主义。正是这种特殊处境──与达赖阵营的不可相容，以及他们在传统宗教方面的弱势或不良形象，反而会刺激他们以更加趋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诉求增加自己的代表性。藏人官员中的民族主义日趋发展，加上八十年代末期的“拉萨动乱”，使中共产生了警觉，开始改变八十年代把权力交还藏人的做法，重新增加汉人掌权的份额。1993年，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比1989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67.9% ），到1996年，在西藏69名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又下降了将近8个百分点（降到60%），16名最有实权的中共自治区党委常委，汉藏各50%；地厅级藏族官员从1989年的68.4%下降到1993年的62.6% ，1996年再下降到56%。不过，尽管中共做了很大努力，藏人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难以扭转（可以看出藏人官员比例下降幅度有限，在县级政权更是基本没变），反而激起了藏人官员中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咬住中共已经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抵制汉人在西藏掌权。中共对此也往往无奈。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与精英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打起民族的旗号，如何抵制权力被汉人夺走？民族精英集团坚持的“民族自治”，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权力总是被精英阶层掌握的，民族自治的任何扩大，都是首先给民族精英集团提供新的机会和资源，远远超过其他阶层所能得到的。八十年代初进藏汉族干部大内调，给藏人让出了上万个干部职位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连他们的家属，至少数万人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必须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使民族精英进一步尝到甜头，也鼓舞了他们进一步以民族主义为武器，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新资源。为了得到并且确保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希望（以至鼓励）西藏适当地出现以达赖喇嘛为旗帜的分离主义运动。然而不要被那种表面现象所迷惑，那并不说明他们和达赖喇嘛是一致的，而是他们把达赖对西藏的影响当作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一是想让北京知道，离了他们，仅靠汉人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的；二是可以借此向北京索取优惠政策和“安定团结”拨款。北京的民族政策被总结为“软的欺，硬的怕”，哪里闹事它就抚慰哪里，给哪里好处，结果培养了一种为得到好处而闹事的机制，这一点在西藏最为明显。不过，无论民族自治的空间如何扩大，只要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别的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少数民族的精英往往总是被多数民族的精英所淹没，无法攀到顶层。那既有才能的原因，也肯定有“民族歧视”的作用（多数被归于后者）。所以对相当一部分民族精英来讲，只有民族独立才是“一步登天”。实现民族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这种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主权资源是可以通过分裂而实现“无损耗复制”的。只要实现独立，立刻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平起平坐的一员，而不再是从属某一主权之下的“地方”。一个新国家将提供多少诱人的位置？国家元首、内阁、议员、部长、高级将领、驻外大使……且国家不论大小，至少在礼仪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上，一样得到国际规格的待遇。就连从事科学、艺术的专业精英，在原属大国也许只能排在三流地位，随独立则可成为一国最高水平的代表，直接步入国际场合。当然，这些内心动机从来都不会摆到桌面上，民族精英肯定都把民族独立说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但是那对老百姓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好处，常常值得怀疑。不能说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是由心想个人利益的精英阶层煽动起来的，老百姓仅仅是被煽动的对象和炮灰，但是在那些战火纷飞或社会衰退的地区，打起了形形色色的新国旗，产生了一大堆新的总统和将军，大多数老百姓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3、政权异质化
1959年达赖出走后，中共在西藏建立了绝对“同质”的政权。其“同质”的标志是汉人官员占多数且为主导，处于辅助地位的藏人官员也对北京唯命是从。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在那时达到空前的巩固。邓小平时代，西藏政权进入“异质化”过程，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异质”政权。所谓的“异质”，并非是说西藏建立了另一套权力体系，而是在相同的外表之下，西藏地方政权的本质，已经转变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性质。这方面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在政权组成中，汉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作用上都大幅度下降。西藏干部的构成变化如下表 :
年份 合计 汉族 少数民族 汉族占干部总数百分比1951 2200 2000 200 90.9%1958 8967 6200 2767 69.1%1965 22818 15210 7608 66.7%1978 44986 24963 20023 55.5%1980 59780 32498 27210 54.4%1992 58643 17958 40685 30.6%1993 60365 17923 42442 29.7%注：少数民族干部中藏族干部占98%
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汉人干部所占的比例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到了九十年代下降了将近一半，在干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三分之一以下。数量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质量和效率的下降。由于在西藏工作时间较长的汉人官员大都调回中国内地，剩下的汉人大都年轻无权 ，与过去汉人干部在政权里发挥的作用没法相比。另外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丧失，汉人官员已失去当年的献身精神，效率大大下降。如果把这个因素也换算进来，汉人在西藏政权中所占的比重就得再打折扣。另外，数量本已大大减少的汉人干部，却越来越集中到西藏几个中心城镇，被形容为典型的“头重脚轻”。仅在拉萨的汉人干部就超过一万人以上，占西藏汉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另有四千左右汉族干部在西藏地一级党政机关（也在中心城镇），只有约二千五百人在县级政权。而西藏所有乡级政权，已经没有一个汉人干部。对比毛泽东时代每个乡至少都有几个汉人干部、每个县城都有数百汉人干部（现在一般只有几十人）的状况，更可以看出汉人在西藏政权中的衰落。虽然目前西藏政权内的汉人官员还有上千 ，远远多于驻藏大臣时代的几十个中国人，但是由于“无人进藏”重新成为问题，在藏汉人人心思走，工作敷衍塞责，不下基层，在藏族老百姓的眼中，他们就好像流水，来来去去，几年一换，藏人官员却像不动的石头 。且不说民族感情，仅从功利角度，藏人也不会选择汉官为靠山。这种结果更加强了西藏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的实权被藏人官员掌握。藏人掌握实权并不是政权“异质”的关键，重要的是掌权的藏人官员忠诚于谁。毛泽东主义的破产使中共已经没有能够“降伏”藏人官员的意识形态，他们虽然吃着北京的俸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回归本民族。藏民族全民信教，藏人官员既在其“全民”之中，自然不可能超脱。据对西藏大学藏族大学生的调查，完全不信宗教的人不到5% 。藏人官员平均受教育水平远低于大学，信教比例只会更高。信教必然拜神，这是宗教的基本逻辑。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神，但是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是敌人，那么藏人官员是以拜神为先呢，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这就是以藏人为主的西藏政权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一位执行拉萨戒严任务的中共高级军官眼里，藏人官员是“两面派”。他说那“两面派”的称呼名副其实。“为什么这么说？”他酒过三循对我讲。“在拉萨时，我经常去他们那些人家里做客。他们的墙上都挂着毛主席、周总理的像，有一次风吹得画像翻起来，我才发现毛主席像的另一面竟然是达赖像，周总理像的另一面是班禅像。原来他们是白天挂这一面，晚上就翻过来挂那一面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做法，后来我知道很多藏族干部都这么做。你说他们这叫不叫两面派？”1989年3月，北京当局做出拉萨戒严的决定后，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直到戒严开始的前一天──3月7日凌晨，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胡锦涛才向向西藏党、政、军、警少数核心首脑传达，准备下午5点传达到地厅级干部，但是下午3点，一个蒙面尼姑就在拉萨中心的八廓街站在货架上，向众人大声疾呼地公布了这个消息。送出消息的只能是参加凌晨会议的核心人员 。此类情况在西藏多次发生，包括警察系统刚刚在核心人员中布置逮捕，要逮的人就已闻风而逃。据说中共安全部门曾在班禅转世灵童掣签仪式的会场安装了监测仪器，掣签结果刚一出来，会场内就有好几部手持电话打向国外，给达赖一方通报消息。其中就有政府官员。1995年，一个达赖喇嘛在海外授封的活佛从印度回他的本寺所在地──青海玉树。玉树当地有一万多藏族百姓前去欢迎，并且组织了由一百辆汽车和一百摩托车组成的欢迎车队。这种规模的活动在人烟稀少的西藏高原已是轰动大事，也是中共最为害怕和警惕的事。但是中共党政部门包括安全、公安机构却一概不知道。事情暴露是因为一个临时下乡的副省长偶然碰上了欢迎场面。后来进行查处，玉树州的安全机关说事先已经上报州政府，但没有上报上级安全机关。而玉树州藏族州长把情况压住，也没有上报。面对查处时，他们会辩解那是工作疏忽，实际那疏忽肯定是有意的，他们从心里就不希望这个活动受到干涉。我在昌都地区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千百名穿着节日盛装骑骏马的藏人欢迎从印度来的活佛。藏族的中共党员和干部也纷纷前往请活佛摩顶。当地藏人对此无人不晓，只有我跟那位汉人县委书记提起的时候，他一无所知。他的藏族下属根本不跟他提这事。基层政权的藏人官员对宗教更是顶礼膜拜。他们大部分是在家乡任职，经验和观念多来自民间，立场和长远打算也都是建立在本土之上。各种血缘的、亲属的、邻里的、友情的关系，成为一张“众意”之网，把他们裹挟进“随大溜”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有文盲，连上级发的文件都得找寺庙喇嘛给念。举行民间宗教活动时，他们往往充当召集人，端茶倒水，刷锅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对他们而言，上级指示远不如活佛意志神圣，法律惩罚也不如神的惩罚可怕，所以他们对宗教势力经常亦步亦趋地追随，导致宗教势力干涉政权功能，影响司法等。西藏的基层政权，现在已经基本“民间化”。
4、发展经济不是药方
中共1995年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除了决定对西藏加强政治控制，对分离活动加强镇压之外，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围绕西藏的经济发展。很明显，北京把稳定西藏的希望开始寄托于西藏经济的发展上──如果藏人生活富裕了，全都热中于追逐财富和享乐，还有什么心思和必要搞独立呢？这和中共“六四”以后对中国的统治思路是一致的。同时，北京还把推进西藏与中国内地经济的一体化，当作把西藏进一步与中国捆绑在一起的绳索。经济越融合为一体，西藏与中国分离就会导致越大的损失，中共希望那也能因此成为对独立意愿的制约。北京这种政策在某些方面的确产生了作用，如与市场经济共生的物欲对宗教形成腐蚀，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识开始淡漠，享乐风气盛行。今天去拉萨会强烈感受到其世俗化的一面，灯红酒绿，到处是卡拉OK、麻将大战，年轻男子沉溺喝酒赌钱，玩物丧志，时髦女郎热中模仿中国内地时尚，为追求物欲沦落风尘……据说达赖喇嘛对这一点相当担忧。宗教是西藏的核心，人心是宗教的根本，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达赖喇嘛指责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市场化是有计划的阴谋，是用“软刀子”对西藏民族进行文化消灭。不过，将西藏的世俗化全归于中共，在我看是高估了中共的能力。工商社会对宗教的腐蚀，全世界莫不如此。除非西藏永远保持闭关自守，不求发展，否则走到这一步是谁也挡不住的。与其说中共促进了这个过程，莫不如说它阻碍了这个过程，使其在西藏乃至在中国晚发生了若干年。五十年代进军西藏的中国政权如果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接受了西方体制的资本主义政权，西藏的变化肯定早已不是今天的地步。不过，经济发展可以淡化宗教影响，却不能遏止民族主义的蔓延，甚至相反，还可能在某些方面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喇嘛又应该得到一些宽慰，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民族的政治领袖，他几十年如一日为西藏所做的斗争，确立了他的道德形象和国际地位，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西藏民族主义无可争议的旗帜与核心。社会世俗化进程虽然削弱他的宗教领袖的影响，却在同时加强着他的民族主义政治领袖的影响。事实表明，在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青年人中，并没有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远离西藏独立运动，他们反而成为离心力最强，民族主义情绪最严重，最不安定的一个社会集团。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骚乱时的口号之一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把那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经不吃糌粑，口味改成了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另一方面，不管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广阔的西藏牧区和农村，西藏高原的“天”却注定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的腐蚀只局限于城市及周围地区，对那些生活在大山、雪原和牧场的藏人，钱只是某些时候有用，神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人在那里可以离开钱，却离不开神，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恐惧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所以，即使有一天全世界的宗教都遭到瓦解，西藏的宗教也会存留。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将奇特地始终保持在达赖喇嘛的两手，成为他可以左右开弓的双兵器。北京即使最后真能实现西藏经济与中国内地经济的一体化，也一样不能成为消解民族主义的药方。前苏联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可谓不高，苏联解体对各个新国家的经济造成的损失不可谓不大，然而既然推动分裂的民族精英兴趣在于获得个人权力，那是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获得的。至于割裂经济联系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生活艰难，是由老百姓承担。民族精英们可以很崇高地将其解释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必要代价。在对付中国日益激化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方面，北京至今拿不出有效办法，除了暴力镇压，几乎别无选择。这不奇怪，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性的新宗教，连北京也在利用它填补共产主义崩溃后的意识形态空虚。在它自己也在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难道它能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去否定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吗？
Ⅳ 现代化──藏文明的分裂
第十一章 天不变道亦不变今天的西藏给人十分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拉萨那样的城市日新月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出现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城市垃圾那类世界性现代问题，圣城风貌已日益消隐进古代记忆；另一方面，在广阔的农村牧场，人们的生活千年不变，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品，干一样的活，去掉墙上挂的毛泽东像，时光似乎对他们没起作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现象哪里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其他地方，总有一个主流，传统一端被逐步瓦解，最终的趋势是被现代化融合。而西藏却不是这样，现代部分与传统部分各自独立，分道扬镳，二者几乎是互不相关的两个世界，随着现代一端的发展，二者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因为在其他社会的自身内部，具有现代化的条件和动力，因此现代化是必然的趋势，传统与现代的并存是暂时现象，反映的只是社会不同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速度差别，最终社会将整体地走向全面现代化。而西藏却由于“天”的因素，决定了其内部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它的现代化只能是外力加于西藏、并且由外力维持的。这被外力施加给西藏的现代化，与西藏社会的本质并不相容，因此它就不可能完成把西藏传统社会也拉进现代化的任务。西藏社会的二元状态将长久地存在，呈现为文明的一种分裂状态。
1、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汉文明的重要的哲学思想，藏文明也许没有把它明确地上升为理论，但是在生活实践中，藏文明却是将这一哲学贯彻得最为充分、彻底和持久的文明，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其文明扎根的基础。在天和人的关系中，藏文明绝对把天摆在第一位，把天当成凌驾在上的主宰，绝对地崇拜和服从。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人太过渺小，自然（天）的力量太过巨大，二者不成比例到没有任何相提并论的可能，所以藏文明天人合一的“合”，天是不动的，全在于人着力去适应和顺从天，把自己“合”进天中。人的全部智慧和机谋用于顺应自然还怕不够，又怎能产生与天抗争——更别说征服——的雄心呢？这是藏人的基本生活态度。中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曾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被毛泽东批判成“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的“形而上学”之谬论 。毛泽东若是能对西藏有一些了解，下这个结论之前也许就会再想想。不管董仲舒说的“天”和“道”有多少深意，我先从最简单的层次使用──西藏的高海拔及其相应的地理气候特点属于“天”的概念，而“道”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活方式。先以“衣食住行”中最外在的“衣”为例。为什么在全世界的服装都按西方样式和审美标准变得日益难以区分的时候，藏民族的传统服装仍然在其农牧区──尤其是牧区──保持主流地位呢？那不是在节日庆典为摄像机而穿，而是真正的日常服装。藏服最基本的是藏袍，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穿。在藏东南较温暖的河谷地区，夏天是布袍，冬天换氆氇袍或皮袍，而在藏北广大牧区，一年四季只一件皮袍就够了。藏袍那种被人们通过电视或照片所熟知的样子，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或仅仅出于尊重传统，它的每一个特点都有与西藏的“天”相适应的专门功能，是工具性的。比如藏袍的袖子，外人只看到在藏人跳舞时被很好看地甩来甩去，其实际的作用在于既能保暖，同时又不影响手的灵敏。手套固然也能保暖，但以西藏高原的低温，必须厚到相当程度，以至不摘手套就无法抠动枪机、点烟、开酒壶盖，更别说捏糌粑等等。而手缩在袖筒里，做所有这些事都不耽误，又不会冻手。尤其是长时间骑马，手在袖筒里拉缰绳，既暖和，又能灵敏地控制坐骑。如果需要策马狂奔，则可以把一只胳膊褪出袖子挥动马鞭。当需要两只胳膊都活动自如时，可以把两只袖子都褪下来，塞到腰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干活。穿藏袍的讲究之处在于扎腰带。不同情况有不同扎法。出门时往往扎得藏袍上半身宽松，便于穿脱袖子，又可以充当一个宽敞口袋，里面装吃糌粑与喝茶用的碗，以及杂七杂八的各种用品 。这种扎法同时把藏袍下半身提高，便于骑马走路。西藏高原的气候被称为“一天四季”，夜间遍野冰霜，中午又可能烈日炎炎。穿低地服装，从早到晚要来回脱换，藏袍却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法适应各种天气。热的时候上半身脱掉，藏袍只被腰带固定在腰间，同时保护着胃和肾。牧区没有椅子，也几乎不用床，人不论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制的藏袍最隔凉，又不怕潮湿。藏袍的宽度足够一半铺一半盖，展开的长度正好能从头盖到脚，所以藏袍是牧区最适合的被褥。虽然有些牧民家也开始有棉被，但多数人至今仍然还是长年用藏袍，白天穿，晚上盖。过去的藏区交通阻塞，少有贸易，棉织品不易得到，下层藏民百姓一般不穿内衣。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曾在其治下的藏区强力推行让藏人穿裤子。他大概是从风化角度考虑，只要他认为羞耻，就当作人家“愚蛮未化”。其实从功能上考虑，藏袍穿脱麻烦，沉且厚，下摆难以提起，里面如果有裤子，大小便必然十分烦琐。直到今天也有不少藏人不穿裤子，解手时不论男女就地一蹲即可进行。藏袍将一切遮得严严实实，既挡风，又遮羞。在西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实在是更文明的一种方式。否则在一览无余的草原上，找一个不让人看见脱裤子的地方谈何容易。另外在冰天雪地时，蹲在藏袍里显然更适于保存体温。我不厌其烦地就藏袍说了这么多，目的就在以它为例说明功能产生于“天”，而不仅仅是产生于文化。仅仅产生于文化的传统，一般都抵御不住现代文明的冲击，只要封闭的环境打破，文化和传统都将随之变化；然而“天”──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既然不可改变，因此产生于“天”的传统就必然会长期保留，因为它是在那“天”之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可以想象，在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下，有什么服装能比藏袍更适应人的生存及其特定的生产方式——骑马、游牧、难以定居、无法洗衣——呢？如果没有的话，藏袍就是不可替代的。在西藏，要经常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如西藏牧区男人普遍留长发，其实用功能是在太阳照耀的雪原上行路时，把长发披在脸上能遮挡阳光。高原雪地的紫外线是最厉害的，全部反射到人的脸上。即使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温，人脸也会被灼伤脱皮。我到过的一个边防连队为解决这个问题，曾想尽办法，最后派人从中国内地买了一批孙悟空、猪八戒一类的面具，让巡逻的士兵戴在脸上。那可不如藏民的长发来得自然、舒服和透气。长发还有防雪盲的功能。尤其在没有墨镜的过去，透过长发的缝隙在雪原上看路，既不挡视线，又滤掉了大部分强光。汉人常讥笑藏人一辈子不洗澡。那倒不假。即使生活相对比较讲究的寺庙僧人，洗漱也极其简单。曾在色拉寺习经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这样描写僧人洗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