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后用嘴里吐出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要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一抹，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
至于牧区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来也以为那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但是在牧区呆上几天，连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连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况皮肤洗得越干净越不禁风吹，开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护层。因此我明白，不洗并非是不卫生，而是必要的生存方法。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对藏人不洗碗大惊小怪，其实道理一样，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难，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腻，只有擦才最干净。有时藏人还用干牛粪擦锅，那是因为牛粪有碱性，有助去油。其实西藏的牛粪不一定比内地的洗涤剂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西藏人与牛粪的关系，就更懂得他们不会把牛粪当成秽物。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种——牦牛，在西藏人的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牦牛肉比黄牛、水牛的肉都好吃；牦牛奶极为浓缩，可以打酥油，烧奶茶，做酸奶，在无法从事农耕的高原牧区，牦牛奶是维生素的主要来源；牦牛毛用来编织人住的帐房和各类索具；迁居时牦牛充当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牛皮制作口袋、鞍具、靴子、船……最奇特的就是牛粪，西藏大部分地区既不长树，也运不进煤炭石油，送不进电力，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粪，一年到头烧茶、煮肉、取暖全靠它。虽然理论上草原上有无穷无尽可以烧的草，但是高寒地区的草长不高且比较稀疏，即使人终日忙于打草，得到的燃料也不够烧一小会儿。从加工燃料的角度看，牦牛的嘴是最好用的割草机，不用加油，从早干到晚，割下的草用牙齿粉碎，通过肠胃“生产线”进行处理，使草压缩，结合紧密，更符合燃烧性质，再从“生产线”的出口排出──成为牛粪。有了这种“机器”，人获取燃料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许多倍，人只需把牧场上一摊摊牛粪收集起来，晾晒干燥，储存起来，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可以说，没有牛粪，除了少数能够生长树木的河谷，西藏高原将在整体上没有人生存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把牛粪视为藏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不应算夸张。我把藏人与牦牛（包括羊）构成的自足关系称为“牛生态”。这种“牛生态”决定了牧区──也是西藏最广大地区的生产方式。在无法进行农耕的高海拔地区生存，生产就只能围绕着牛羊——放牧、打毛、挤奶、捡粪。而西藏高原的“天”又为这种生产附加了一种限制，即为了保证牛羊有足够的草吃，必须不断轮换草场——游牧。西藏高原以外的许多牧区（如新疆和内蒙古）现在都实现了定居，那是因为低海拔地区的牧草可以长得较高，同一草场的蓄草量供得上牲畜一年四季需要。西藏高原却因为高寒气候，草的生长期长，蓄草量少，又不可刈割贮存，所以只有游牧方式才可保证畜牧需要。牧民们把草场分为“冬窝子”、“夏窝子”等不同季节的牧场，一年搬迁好几次，一生搬迁上百次。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草原上不断搬迁，就不能住房子，不能睡席梦丝床、买家具，不能通电、通自来水、煤气，不能看电视、用电话，连通一封信都困难。我在青海藏区的玛多县，看到县政府后面的草地上搭了一座“模范帐房”。帐房里有电灯、洗衣机、电视，靠一架风力发电机提供电力。藏族县长普日娃在就住在那里。一是因为那位牧民出身的县长喜欢睡在草地上，二是按着上级指示给牧民做一个示范，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改善自己生活。凡是进城办事的牧民全去县长的帐房参观，啧啧称奇，小心翼翼地抚摩每一样电器。但是普日娃心里明白，他们虽然羡慕，却不会真地去购买使用。就拿那架风力发电机来讲，尽管是专门为牧区设计的，可以拆卸，便于搬运，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游牧搬迁不能用汽车，草场之间也没有公路，物品只能靠牦牛驮运。首先牦牛看见那些金属杆件和桨叶就害怕，不愿意驮在身上；其次牦牛群行走爱聚堆，经常要互相挤碰，金属件容易碰疼它们和发出响声，使整个牛群受惊。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牛群四处奔逃，直到把驮在背上的东西全甩掉才罢休。弄不好要花几天的工夫才能把跑散的牛找全。脚踏缝纫机当年刚到牧区出售的时候，也曾引起过牧民尤其是妇女的极大兴趣，不少家庭买了。但是大部分在一两次搬家后就摔得不能再用，缝纫机也就从此在牧区销声匿迹。靠牦牛驮运搬迁，最适合的是软性的天然物品。如打成捆的牛毛帐房，牛皮袋装的酥油和青稞，牛毛口袋装的牛粪等。那些物品都是靠“牛生态”自给自足的，市场提供的现代化物品多数不能适合这个基本要求，更谈不上适应高原生活的其他条件，因此只能与西藏高原绝缘。所以，尽管货币已经在西藏的所有角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崇，但是至少在牧区，使用货币的需求仍然只在很低的水平，更多地是作为财富象征。有些牧民家庭把大面值钞票排列着贴在箱子表面或佛龛之下，作为满足自己视觉或给客人观看的装饰，典型地反映了钱在那里与其实际功能的脱节。此外，作为供奉献给寺庙及活佛，大概是货币在西藏基层社会最主要的使用价值之一。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人生活状况的认识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写的书中，你会感受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那种愉快、自如，甚至充满诗意。
聪明人不仅睡觉时脱下靴子，早上挤奶时也不穿靴子，尽管天气是零下三、四十度，他们有时甚至光着脚走一些路。他们干活时，无论挤奶或是往牦牛背上装货，不仅光着脚甚至袒露着肩膀，从来不会冻伤。他们仍然在外面睡觉，我也愿意在外面睡觉。冬天的宿营地较稳定，因此，牧民用各种方法加固营地，一种是用牛粪围成墙防风，这样牛粪很快就吹干成为好烧的燃料，这也是贮存牛粪的好办法，我们常睡在这牛粪墙与帐篷之间，但年纪较大的人冬天睡在帐篷里。除了牛粪之外，我们也常把鞍具堆积起来作为防风设备。那些狗常睡在我们身上，这也使我们得到温暖，羊也这样。我们有些人与羊睡在一块，用靴子作枕头。牦牛虽很暖和，但不能一块睡，它们爱踢人。有时下雪，我们身上都湿了，但仍然愿意睡在外面。有一次，我从青海湖到拉萨（青海湖是离塔尔寺不远的一个大湖），正值隆冬，路上我走了一百一十一天。我带有一个帐篷，但每天晚上，我仍然睡在外面，就是下雪也是如此。我们那支旅行队伍一共有大约一千人，一万或一万二千头牦牛、马、驴。这是冬天长途旅行唯一安全的方法。
然而在汉人的眼里，藏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位当年在西藏踏勘公路线路的汉人竟将他自己无法接受的生活归结给了“封建农奴制”：
我们很佩服给我们赶牛马驮运行李公物的藏胞。他们睡前把牦牛背上的鞍垫拿来铺在草地上，解开腰带，就这样用氆氇长袍裹着身子睡下了，长袍就是铺盖。到第二天早晨，大雪已经把他们覆盖起来。我们担心他们被冻坏，可是他们站起来抖抖雪，又准备上路了。有一次途中休息时，一个驮运行李的藏胞肚子饿了，他拔出腰刀在牛颈上割一道口子，用毡帽接了半帽子热乎乎的牛血，喝了下去。然后，他抓一把稀牛粪把牛颈上的伤口糊住。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十分愕然，同时对在封建农奴制度压迫下的穷苦藏胞寄予无限同情。
2、洗衣机打酥油的现代化
到目前为止，说的主要是西藏牧区，西藏农区相比之下有很大不同，不像牧区那样纯粹。从农区的服装普遍比牧区服装“汉化”（西化）程度高很多就能看出这种区别。西藏农区住房子，睡床，不少村庄通了电，已经开始有电视，也开始使用农机，有些家庭还买了拖拉机或汽车。年轻人打篮球，穿“耐克”鞋，看录像，唱卡拉ＯＫ，趋向现代化的迹象是可以清晰感受的。不错，如果是纯粹的农业文明，道理上应该能够进入现代化。虽然行政部门把西藏的73个县分成35个农业县，14个牧业县和24个半农半牧县 ，人口统计中划归农业人口的人数也高于牧业人口，然而事实上西藏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农业区。即使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牧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方面，海拔高度首先就是一个制约因素。一般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度就是农作物生长的极限（藏南的上限约在4300米，青海藏区的上限约在3700米），而西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其总面积的13.9% ，而这13.9%的面积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基本只限于几条河谷──可以用作耕地 。这就决定了即使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区，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力投入牧业，收入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牧业。这一点可以从西藏自治区的牧业产值从来都超过农业产值（1993年牧业产值超出农业产值23.1% ）上得到间接反映。另外一个证据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肉产量要高于纯牧区的肉产量。1992年，前者占全西藏（自治区）肉产量的67.48% 。因此，前面所讲的“高海拔──游牧生产方式──传统生活方式”那样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逻辑，在西藏农区也依然会起到相当程度的作用。西藏的农业区和西藏以外的农业区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西藏之天所决定的交通闭塞。凡是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趋势，大部分只在交通干线两侧。离开交通，无论是现代化的冲动还是现代化的可能，都立刻大大下降。也许有人会说，交通是可以改善的，这些年，西藏的交通不是改善了许多吗？确实如此。之所以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沿公路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迹象。然而相对于西藏高原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面积，西藏的公路实在太少，它所能带动的“现代化带”因此也只能是很小的部分。花费高昂代价所建设的西藏现有公路，在西藏“天”之威力面前是相当脆弱的。山洪、暴风雪、泥石流、塌方、大雪封山、险峻的地形和糟糕的路况，以及缺少公路服务体系（修理、加油、救援及食宿等），使在西藏的每一次行车出门都几乎相当于面临一次冒险。即使对拥有高性能越野车、给养供应车、无线电台和长枪短枪的政府官员，下一次乡都得当成大事来筹划和准备，其他车只要不是非跑不可，那就一般不跑。在这样一种交通状况下，即使是在公路两侧，也只能出现一些现代化表象，难以想象会全面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远离公路的广大地区。这种状况靠人力难以改变。前面已经说过面对西藏的“天”，人是多么渺小无力。以中国唯一未通汽车的西藏墨脱县为例，即便只是为了面子，中共当局也一直想消灭那个空白，并为此不惜成本。多少年过去了，一直干到1994年，终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墨脱实现了通车，并为庆祝这个共产党的光辉功绩举行了盛大通车典礼。然而只有一辆车开了进去，造价昂贵的公路随之又被泥石流和塌方阻断。1996年我去西藏时，开进墨脱的那辆汽车还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成为当地人的笑谈。西藏的公路，除了青藏公路和拉萨到加德满都之间的“中尼友好公路”路况较好（后者进入喜马拉雅山脉以后也是危险重重）之外，即使是在地图上标志为干线的公路，许多部分也不过是草原上压出的车辙而已，从来无人养护。至于县城以下的乡村牧场，路的条件就更差，主要交通仍然只能靠畜力和人的两脚。西藏的“天”使得修筑公路和保养公路的花费如此巨大，而经济回报又如此之少，以至在比较重实利的邓小平时代，西藏的公路建设几乎陷于停顿。从1980年到1994年15年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291公里 ，平均每年不到20公里。以这样的进度，如何指望靠交通发展带动西藏农村的现代化呢？其实，即使修通再多的道路，能否因此而实现西藏乡村的现代化，依然是个疑问。如果你曾经在西藏那些脱离主干线的分支公路上行过车，你就会发现常常是跑一天见不到几辆车。那些公路的利用率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交通的发展，主要驱动力应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需要。西藏乡村牧区至今保持着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自给自足。“牛羊生态”的牧区自不必说，然而相比之下，西藏的农区甚至更不需要交换。牧区至少需要从农区获得粮食，农区却因为农牧业并举，粮食、肉类、奶制品、纺织原料等一应俱全，几乎什么都不需要从外面获得。中共以前，西藏农牧区之间还有一种传统的交换──每年藏北牧区和藏东南农区进行一次民间的“盐粮交换”，即牧区人把产于藏北的食盐用牛羊驮运到农区交换青稞。但是中共执政后，实行了由政府对农牧区分别供应盐粮，并且实行价格补贴，连那唯一的交换也因此变得没有必要了。有学者这样分析西藏乡村无法产生商品经济的原因 ：产生商品经济的第一条件是有相当份额的剩余产品，西藏由于地理、气候和资源的限制，决定了剩余产品是比较有限的（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送进了寺庙）；第二条件是大规模社会分工产生广泛的交换需要，而西藏除了农牧分工，其余都属小范围内的自然分工，靠物物简单交换就可以满足；还有一个条件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西藏（自治区）二百多万人口散布于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低的日土县，平均12.5平方公里的面积才有一个人 ，人口稀疏到这种程度，已经足以抵消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的企图，更别说发达、频繁的商品贸易。西藏的官员这样感慨，如果西藏的问题仅仅是没有技术或者没有资金，那都不难解决，都可以从外面引进，而唯有市场是不可引进的，西藏的问题恰恰就在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在今天这个以市场为核心的世界，如何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呢？所以，尽管西藏公路沿线的农区开始显示了现代化迹象，城市附近的农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化程度，却不能说明西藏农区在整体上存在现代化的可能。甚至在藏北纯牧区的公路沿线，也能看到戴鸡冠帽的喇嘛围聚路边打台球的景象，那当然不是现代化。就像有些农牧民现在开始购买洗衣机，但不是为了洗衣服，而是他们发现洗衣机可以用来打酥油，比人工打酥油省力又省时 。这个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西藏农牧区出现的现代化迹象的注解。我并不是说藏人自身没有现代化的愿望。即使是在最偏僻的草原上，那里的牧民谈起用机械代替人剪羊毛、挤牛奶的话题也会表现出强烈的神而往之。如果能够住进有煤气、暖气，可以洗热水澡的房子，虽然他们现在还不能很清楚地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况，但他们肯定也不会宁愿继续以牛粪为燃料也拒绝过那样的生活。在藏族社会学家格勒发现的案例中，已经有个别牧民卖掉全部牲畜，举家搬到藏东城市昌都开始过城市生活的现象。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的代价必须是放弃原来的生活。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角度看，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生活，只有遵循在千年“天人合一”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要想改变这一点，除非藏人整体迁移出所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那是占总面积86.1%的西藏高原主体，集中到几条较低海拔的狭窄河谷中去从事纯农业，或是集中到与海拔高低无关的城市和企业，去从事商业、金融、矿业、能源工业和制造业。那倒是会使西藏社会有了现代化的可能，代价是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高原除了少量“点”和“线”，整体上成为无人区，除了探险队再无人光顾。西藏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那时将不复存在，藏文明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3、远离利润与效率
有人曾这样假设：
假使西藏大高原的河谷平原极广，气候又温和多雨，货物的运输亦不十分困难，则喇嘛的统治决不能持久，喇嘛教亦难狂热地被人拥护而能持久不衰，喇嘛僧侣亦决不会有如此众多，因为求财是人类最普遍的欲望，假使西藏人——广义人——求财的状况并不瘠薄困苦，可以活动的部门亦不少，状况之可以生活，不说可与欧洲比较，只须与平均人类可住之地比较，假使西藏大高原的生活状况有如此优胜，而其居民之从事于各种求财的活动又极合理，则任何宗教的教义不能禁制大量的居民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而多被吸引到以解脱业缘为终身从之的职业。
这和我们的结论差不多──西藏的“天”决定了西藏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制约了生活方式，而后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一个日本投资者考察西藏后，得出的结论是藏民族是一个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民族。拉萨1990年投产了一座啤酒厂，据说每次出酒时，全厂从藏族厂长到车间的藏族工人必定全部醉倒，只剩一个从兰州啤酒厂聘来汉人技术员上窜下跳地对付所有设备和阀门。那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我经历过的事有点类似，那年我去黄河源头，给我的两个向导买了一桶5斤装的白酒，本是为他们一路准备的，我希望他们每天晚上喝点酒解乏去寒。结果第一天宿营，酒就被他们喝个精光，让我一个人在草原上逛了两天等他们醒酒。虽然那时我也上火，可是仔细想一想，生活为什么不可以散漫一些，随心所欲，不让具体的事务和日程表破坏生命的感觉？在藏人眼里，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也许正是从早忙到晚的日本民族或者我这样的人。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拉萨某单位买了一辆日本造的豪华越野吉普车。主管的藏族处长爱上了那辆车，便死活不再当处长，而要任命自己当司机。汉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但是那处长的选择岂不正是反映了藏人热爱自由和驰骋的天性。作为马背民族的后代，在马背和草原上长大，他血管里流的血本是和办公室的狭小与拘谨不相容的，他选择了类似马又比马更强大有力的汽车，虽然汉文化的官本位观念难以理解，对他而言，那种返朴归真却远远比当一个永远失去了草原梦想的处长更幸福。在很多方面，西藏人与现代社会的观念规则格格不入。查尔斯·贝尔记录了一个西藏人与他的谈话。那个西藏人在当时被英国统治的大吉岭抬“滑竿”。在大吉岭街上，坐“滑竿”的是富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
“我不理解你们的税收法”他对我说，“我听说酒店都要向政府纳税，而且喝酒越多，交税就越多。一天，我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坐在路边唱歌。我肯定喝醉了，不过唱歌并不犯罪，我并不比别人唱的差。但是，你们的一位廓尔喀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喝醉了’。不错，我是喝醉了，但醉酒并不犯法。‘你必须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下星期六你将被带去见名誉法官，罚款五盾卢比。但是，你如果现在给我一盾卢比，我马上就放你走。’我为啥要给他一盾卢比？我不过就是唱唱歌罢了。于是第二个星期六我确实被带去见了名誉法官，确实被罚了五盾卢比。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犯罪，我是在为你们政府增加收入。此外，我还花了两个安娜（二便士）才喝醉，这笔钱在拉萨可供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
不仅是抬滑竿的普通藏人如此，即使是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现代社会的观念也常常不以为然。在西藏，历来有各种版本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是木刻版，年代已久，很多己不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向后代广为传播佛教，主持重新出版拉萨版的大藏经，这是他的一件重要功绩。当时在色拉寺学经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曾建议改变西藏传统的木刻印制方法，改为活字印刷，因为那样可以提高效率，印出的书也方便携带和阅读。
谁知达赖喇嘛一听就发了怒。他说：“要把佛像传至未世，必须倾注全部精力，用方便的办法不可能留下神圣的宗教。如果在古代用了十倍的努力，那么，今天就必须用百倍的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佛教不是什么方便主义，方便主义就是邪道”。
而贝尔讲的另一件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威尔夫人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英国妇女……威尔夫人曾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交谈。为了使他了解女性的成就，她告诉他阿米·约翰逊是以多快的速度驾机从英国飞到澳大利亚、从而保持了男女飞行员的飞行速度的，达赖沉思片刻，然后带着几分惊异的神情说道：“她干吗要这样匆匆忙忙呢？”
在根本没有时间观念的西藏，理解此类“纪录”的价值是有困难的。有一个故事说拉萨大昭寺所设的大钟，历来按时敲钟报点，有一次午后一点，大钟敲的却是十二响。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此找来司钟者进行询问，司钟者回答是，因为十二点时忘了敲钟，所以在一点时补上 。1774年进入西藏的波格尔（Bogle），作为第一个到达拉萨的英国人，在他离开拉萨之前，他为西藏做了如下颇为感伤的祈祷：
告别了，你们这些高尚、纯朴的人民！祝愿你能永享其它诸国人民不能享受的快乐。当敌人无止境地追逐贪婪与野心之时，愿你们凭借高山屏障，永久生息在和平满足之处，除自然条件外不知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