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问题上，中共最愿意做的事就是向世人宣布它给过西藏多少投资，在西藏修了多少路，造了多少桥，建了多少商店、学校、银行和邮局，炫耀它为西藏付出的巨大代价，使西藏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另一方，反对中共的藏人却不承认中共是为西藏付出，而是为了从西藏抢走更多的财富。例如达赖喇嘛的说法是：“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夺。他们对西藏所作的极少的投资，宣传得非常强，但是对他们从西藏掠夺去的东西，却一声不吭。” 另一位达兰萨拉的藏人更是语出惊人：“我们用良心说一句公道的话，中国的繁荣强大中的一半可以说是西藏的自然资源和西藏人民的血汗。”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样争论会使偏离问题的实质。仅就物质方面而言，我比较相信中共对西藏的付出大于它从西藏所得，即使按照达赖喇嘛的说法，从大西藏的角度进行计算也是这样。中共并不是殖民主义者，兴趣从不在于为本族人民攫取物质利益。即使在中国人民那样缺吃少穿的年代，它也宁愿让自己的人民勒紧腰带，给那些“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送去大笔金钱和大批物资。它的目的在于政治，而在它的政治棋盘上，西藏正是一个需要付出的地方。问题在于中共对西藏的付出目的是什么？它的投资都花在了什么方面？与多数西藏人民的生活有没有关系？还是仅仅都消耗于维持它在西藏的统治之上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1、“嵌入”现代化
做为西藏早期的两次现代化尝试，张荫棠、联豫推行的新政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的改革，大部分只针对政府机构，影响局限于拉萨，大部分改革尝试半途而废或人去政息，对西藏社会没有太本质的触动。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嵌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嵌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和，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其所以它与以前两次现代化尝试不同，是因为它的势力强大，分布广阔，足以抗衡甚至压倒西藏的传统社会，因此西藏社会从整体上无法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与冲击。从1951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浩浩荡荡的中共大军兵分数路开进西藏，进驻各个城镇、军事重地、交通要道和漫长的边境地区。一整套维持那个军事力量有效运转的庞大体系也随之进入。仅为保证军事供应修筑进藏公路一项工程，就动用了十几万人力，占当时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大批的中共党政官员也随之来到西藏。尽管中国在世界上属于落后国家，但对当时的西藏来讲尚为先进。中共进入西藏的力量，带进了对西藏而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分。中共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西藏主权。但是它深知那主权决非到手就能一劳永逸。两个民族太不一样，历史上的关联毕竟太少，它在西藏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各种条件又十分薄弱，不稳定的因素比比皆是，因此稳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长期任务。为此它必须在西藏当地建立一个长期扎根，担负巩固主权之使命的集团。那个集团开始是以进藏军队和各级党政官员为主，大部分是汉人，也包括维持其运转的各种辅助系统人员。可以根据那个集团的使命，将其称为“稳定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藏人在其中占的比例也逐步变得越来越高。根据《十七条协议》达成的“一国两制”原则，早期的中共“稳定集团”与西藏传统社会各自独立，互不关联，除了上层之间进行协调，基本是各搞各的。不仅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尽量不发生联系。因为西藏生活资源贫乏，不可能满足外来的庞大“稳定集团”的物质需要。中共军队刚进入拉萨时，就因为在当地筹粮造成市场粮价飞涨，带动拉萨全面通货膨胀，几乎酿成政治事件。中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稳定集团”采取全部供养，所有物资都从中国内地调运，“稳定集团”全体成员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需要都由中国内地满足，不和当地经济发生关系 。在当时，那是落实“一国两制”的一种必要措施，而对当时以军事人员为主的体制，全面供养制也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方式。西藏今天的供养型经济，可以说就是从那时种下的种子。西藏初始的现代化事物大都是由“稳定集团”带来的，或是围绕对“稳定集团”的供养而发展的。如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现代化工厂──拉萨汽车修配厂，就是为维修从内地给“稳定集团”运输物资的汽车而建造的。现代化的强行嵌入给西藏带来了公路、机场、银行、广播、通讯网络、现代医院……然而那些现代化事物的基本目标和绝大部分功能都是服务于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以及“稳定集团”的成员与家属们在西藏的生活。如西藏的现代企业之一──昂仁煤矿，每年产出的所有煤，当地老百姓是从来不用的，全都卖给当地驻军。这一点，在巨额耗资的进藏公路工程上表现得最清楚。虽然中共一直称公路对西藏的意义如何重大，但是有没有那些公路，对城市以外的绝大多数藏人都不重要。看一下公路上跑的车，绝大多数都是在为西藏的城市──“稳定集团”的基地──运输物资。当然，军队的调遣和后勤供应是进藏公路另一个主要用途所在。至于普通藏人百姓，公路上跑的汽车很少与他们有关，对他们最有实际作用的，可能只是可以利用公路和汽车比较方便地去拉萨朝拜。再以中共在西藏兴办教育为例，那是它经常炫耀的一大成就。办教育固然在哪都会被当成好事，但对中共来讲，其中却有相当成分的政治目的。尤其在与西藏保持“一国两制”的五十年代，因为受《十七条协议》的制约，它不能明目张胆地“发动群众”，它就是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在藏人中间培养效忠者的。它通过建立世俗学校，把西藏的教育权从寺庙夺到自己手中。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的世俗学校仅有二十余座。到1959年，已经有小学462所，学生16300名；中学2所，学生342名；并建立了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咸阳西藏公学，专门为中共培养藏人干部（1957年建校时即有3600多名藏人入学 ），许多后来在中共政府任职的西藏官员都出自那个学校。中共在西藏兴办教育与巩固其对西藏的主权，其中的相关之处是很清楚的。拉萨事件之后，“一国两制”宣告破产，中共在西藏的“稳定集团”接管了西藏全部权力，变成了西藏的统治集团。行政事务的增加与对西藏旧制度进行革命的需要，使得“稳定集团”的权力、职能和人员都迅速膨胀起来，大量内地汉人被调进西藏，同时也有众多效忠北京的藏人被接纳为“稳定集团”的成员。那是一个政治急剧变革的时期，经济考虑被放在后面，维持“稳定集团”的顺利运转和保障其生活，最简单方便的莫过于继续实行以前的全面供养方式。一方面“稳定集团”的膨胀使之更加无法以西藏的紧缺资源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以中国之大，供养西藏的“稳定集团”不是难事，于是供养就继续实行下来，供养的范围也随着“稳定集团”随后的扩大而不断扩大。
2、现代化表演
中共在为其统治西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时候，除了在似是而非的历史文字中搬弄概念、寻找证据以外，它最为理直气壮的就是宣称旧西藏如何落后，而它的统治给西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不仅是强词夺理，它真心相信这一点。以至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敢于面对西方传媒把中共“解放”西藏比作林肯解放黑奴。通过展示西藏的现代化，以向世界证实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是目前中共在西藏推动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毛泽东时代也有，但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共将更多的合法性来源放在“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之上，而且那时它也不太在乎世界的看法是什么。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失去了毛时代的合法性来源，推动西藏现代化就成了最主要的替补。何况随着西藏日益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已经无法维持西藏的封闭，因此更促使中共要用现代化的色彩涂抹西藏──它需要证明它的统治使西藏变得更好，否则它就难以在国际舆论面前自圆其说，也无法平息藏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出于这种目的推动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说明这种现代化表演，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京在西藏搞的两次“大庆工程”。中国有重视逢十纪念日的传统。西藏于1965年9月成为中国国家建制下的一个正式行政区划──西藏自治区，标志着西藏从此彻底归属中国。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和1995年的成立三十周年，被当作重要纪念──称为“大庆”。北京为迎接这两个纪念周年进行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突击”，二十年大庆搞了个“四十三项工程”，三十年大庆更增加为“六十二项工程”，名曰“大庆献礼”，实则是对其治藏成就的突击大表演。今天到拉萨的人所惊叹的拉萨面貌变化，大部分都是被那两次“大庆工程”改变的。从下面列出是“大庆工程”部分具体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
拉萨饭店 机场至拉萨的道路机场宾馆 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体育馆 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电教馆 西藏图书馆泽当饭店 那曲群艺馆西藏大学艺术楼 拉萨剧院西藏博物馆 布达拉宫广场拉萨街道改造 林芝宾馆……
不管这些工程多么“现代化”，它们可以使参观者惊讶（不一定是赞赏），但是西藏社会的主体与这种“现代化”之间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也不可能从这种现代化中得到益处。举例说，西藏体育馆是“二十年大庆”的产物，至今已经盖起了十多年，但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举行过几场体育比赛或演出，不要说普通西藏农牧民，就连大部分拉萨市民也从来没有迈进过那座体育馆的大门；花费巨大的西藏图书馆，养着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办理借书证的不到一千人 ，真正看书和借书的更是寥寥无几。那些项目的最大功能，可能就是摆在大街上让人们看。出于这种表演目的，所谓的“大庆工程”把项目和资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在了首府拉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全部9亿元人民币投资，7.6亿给了拉萨），因此拉萨以外的藏人与这些“现代化”的关系就更少了。“大庆工程”中也有一些能源、工业等方面的项目，尤其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因为表演性质太强而遭到人们非议以后，三十年大庆的“六十二项工程”（投资总额达到38亿元）中增加了经济项目的比例，但是其中的表演性质并没有减少，甚至连增加经济项目比例也成了一种刻意表演。这方面的情况，下一节将进一步谈。两次“大庆工程”的钱都是由北京和中国内地其他省份拿的，不仅如此，因为西藏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施工，北京便以指令的方式将工程项目逐一分配给中国内地各省市，由它们包建，从设计到设备到材料到施工全部包下来，最后将建好并且已经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工工程交给西藏──为此创造了一个专门术语：“交钥匙”──让西藏坐享其成。这种事关西藏的工程，北京都以“政治任务”派给各省市，因此完成得好坏便对那些省市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直接影响。“二十年大庆”时，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派他的专机去运送“大庆工程”施工队进藏 ，就是给下面做出的姿态──援助西藏，不惜一切。所以各地无不把西藏工程视为“中央工程”，全力以赴，不敢马虎。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那时是天津的市长，当天津包建的拉萨剧院出现设计问题时，他亲自调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名设计人员，二十多天内赶了二百多张图纸，每出一张图就航运到拉萨一张，供拉萨的天津施工队抢进度 ，生怕天津包的工程落到其他省市的后面。在其他事情上，只要涉及到出钱，各省市总是与北京讨价还价、搪塞和拖延，但是在西藏工程上，各地甚至不惜牺牲本地利益。如湖北援建西藏措美县的当巴水电站，西藏报的预算是2800万元，实际建成后花费的资金高达7400万元。施工当年正赶上湖北发大水，损失了几百个亿，本身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为了筹措那笔给西藏一个县建电站的资金，湖北决定省内每度电加价一厘收费，除了少部分贫困地区免收以外，可以说80%的湖北人都为措美的当巴电站出了钱。7400万元如果用在湖北，可以建起8万千瓦的电站，用在西藏，只能建到1.5万千瓦。且不算这方面的投资效益比，湖北人被告知他们出的钱是用于造福西藏人民，然而当巴电站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解决了措美县城和县城附近八个乡的照明。没有电站以前那里也有电灯，只不过是用柴油机发电，每天天快黑才发电，夜深时则停止发电，对于白天想看电视或者夜里睡得晚的人，会感到不方便。花了湖北的7400万元建了这个水电站，从早到晚都有电了，的确是方便了一些，然而代价怎么算呢？措美县全县人口只有1.26万 ，即使全部人口都是电站的受益者（实际还有四个乡不通电），平均每人为用常明电的花费是5873元，是1993年措美县人均收入的五倍半。也就是说，那等于全县人五年半不吃不喝地劳动，只为把电灯从原来的定时照明变成常明。当然，建电站的钱不是措美县出，不要白不要。但是湖北省建完电站，交了“钥匙”，举行一个盛大仪式热热闹闹地表演一番，就可以向北京交差了。从此湖北撒手而去，电站的运行和维护就全都是措美县自己的事了。原来用柴油机发电，那不难对付，一二个个人管就够了，而这新建的当巴电站却招了四十多名工作人员，每年仅工资就得几十万元，再加上维护电站运行的几十万费用，都得措美县自己想办法。以措美每年二百多万元的财政收入（其中本地收缴的财政只有二十多万，其他全是北京的补助） ，如何支持得了呢？固然，按照市场的观点，只要有人用电，就可以通过收电费补偿费用，包括赚取利润。然而措美没有市场，用电全部是免费的。过去用柴油机发电时就是由财政负担费用，现在想改过来是很难的。如果一定要收费，大多数人家──尤其是住在县城外面的农牧民──就会拒绝用电。反正祖祖辈辈都是没有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个供神的酥油灯顺便照一下明就够了。何况，得收多少电费才够支付水电站的成本开支呢？假设电站一年开支为五十万元，措美县的全部男女老少就得平均每人为此付出40元，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就得二百元。这还没有考虑电站的折旧，更没有敢想赚取利润。措美县人均年收入是1074元，农业商品率是24.74%（1993年） ，也就是说，老百姓每年可以到手的现金，人均顶多不过二百多元，怎么能指望他们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去交电费呢？所以，这座电站是不可能指望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收费来维护运行的。有什么别的方法解决呢？当地政府官员也有浪漫的设想，有了电不就可以开矿建厂了吗（措美全县照明用电最多仅消耗当巴电站发电能力的三分之一），而有了矿山和工厂，不就可以靠卖电养电站，那不仅可以收回运行费用，还应该能够赚取利润呢。然而，仅仅因为有电是不会自动出来矿山和工厂的，那得有比电站更多的投资。可是到那里去找那更多的投资呢？这样的问题对于措美几乎是迈不过去的槛。财政没有钱，市场投资不会往措美那样的穷乡僻壤走。即使退一步，假定措美能够找到那些投资，难道它能够保证新建的矿山工厂是赚钱而不是赔本的吗？说不定会变成比电站更加沉重的财政包袱呢。现代化表演的后果就是这样。当为表演目的上马的工程竣工时，各级官员出席典礼，电视报纸报道，各方纷纷送上一片喜庆颂扬之词。据说在电视报道中，措美县城灯火辉煌，身着节日服装的藏族老百姓们载歌载舞，场面绚丽。然而表演结束之后，参加表演和观看表演的人离开措美，一去再不回头，措美从此背上一个管不好、用不起、又丢不了的大包袱。对此有经验的西藏官员都清楚，最后的出路无非是两个，一是电站废弃不用，一是由国家财政另拨一笔专款把电站养起来。前者在西藏并不少见，各个历史时期北京花钱在西藏建了不少电站，许多都这样废弃了。有时只要损坏一个零件，整个电站就得报废，因为当地既没有修复的技术力量，也没有钱。此类电站的运行时间从建成那天算起一般不超过两三年。而由国家财政另外拨款养起来的情况，在西藏也是常见的情况。那种情况构成了在西藏投资搞工程的一种奇观──只要为最初的工程投了资，就等于陷进了一个不得不年年都要继续投资的“套”，没完没了。关于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措美水电站只是西藏众多的类似工程之一。近年，除了北京要向国际社会表演它在西藏推行现代化的成就，被北京指定援助西藏的内地各省也开始在西藏进行同样的表演，只不过后者的表演是给北京看的。各省官员以此为“政绩”而邀功领赏，使得其表演愈加浅薄和无用。例如负责援助西藏山南地区的福建，其派往山南朗县的官员搞了近千万元的投资建设了一条“商业街”，样子挺漂亮，做为电视新闻播出去也挺有效果，可是朗县是个整个县城杀一头猪都卖不完的地方，全县每年除了几百公斤的虫草，没有其他任何商品。在没有商品和市场的地方，搞一条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商业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于是轰轰烈烈的开业仪式之后，就只能听任风吹雨淋，自然报废了。不过这对那些希望表演的官员来讲并不重要，只要中南海的决策者能够在电视屏幕中看到一眼，他们期望的回报就可能全在其中了。
3、“稳定集团”是西藏现代化的动力与受益者
前面说到了推动西藏现代化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稳定集团”的嵌入，另一个是现代化表演。看上去，两个因素似乎各自独立，但是深处却有难解难分的联系──一方面，“稳定集团”由北京全盘供养，另一方面北京要通过“稳定集团”实现它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两个因素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相关，“稳定集团”就可以利用北京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获得对自身的利益和更多的供养。此类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过大批滥竽充数的学校，打出的旗号当然是发展西藏教育，内在动力却是“稳定集团”成员可以借机把自己的亲友安插到学校去当教师。当上教师，就可以领取工资。在那个时代，能领国家工资是社会地位（成为“稳定集团”成员）的象征，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为了这个目的，建立的学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于那些亲友们有没有当教师的能力，就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西藏“农转非” ，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农转非”是一个中共户口制度创造的独特概念，指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为了使他们来西藏“农转非”的内地亲友成为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汉人们除了尽可能地扩大已有单位的编制（这是造成西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方设法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他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 ，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当然，心里的动机谁都不会摆在桌面上，打出的名义都是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北京为此出的钱，相当一部分就这样转化为“稳定集团”成员对其亲友的供养。不过，那时革命的清教主义居统治地位，“稳定集团”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比较少。到了邓小平时代，一切趋于利益化， “稳定集团”借推动西藏现代化为名，行供养自己之实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成分。刚谈到的“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楼堂馆所一类的项目，除了可以摆在大街上进行现代化表演以外，建设那些项目的重要动机就是满足地方官们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讲排场的心理。“六十二项工程”中有一项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厦”。当今在北京盖楼，其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为此无疑要花掉“六十二项工程”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厦的“现代化”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不难想知，能够享受那个“现代化”的，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他们需要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一个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的豪华领地。不错，中国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这样的大厦，动机与目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还算搞得晚的。问题是其他的省市建大厦是花自己的钱，是从其地方经济的利税中拿出的，花的理直气壮。西藏的钱却是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提供的无偿拨款。而西藏的“稳定集团”用这钱把西藏的“现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无关系，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为谁所用，再清楚不过。当然，建到北京的项目就这一个，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层的项目，深入观察，也一样在被“稳定集团”转化成对其自身的供养。因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项工程”资金和项目给拉萨太多引起西藏其他地方尤其是基层不满，十年后的“六十二项工程”搞了一些平衡，一是提高经济性项目的比例，二是给基层多分了一些项目，其中给各县兴建的电站就达到十几个。但是从措美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电站所发挥的“现代化”功能大部分仅限于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谁呢？是那些居住县城且使用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而目前西藏县城的居民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电站最主要的受益者是他们。其次，每建一个电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职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这在目前仍然以计划体制为主、缺乏市场吸纳劳动力的西藏，是年轻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而那些位置，几乎全部都是被“稳定集团”的子女们所得到。一个项目的上马可以解决几十个子女就业，这对那些子女的父母们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没有子女就业问题的官员，也是一个“寻租”机会，可以借此收取贿赂或交换人情。事实上，西藏上上下下各级的“现代化”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是被“子女”们和“有关系”的人获得，普通老百姓几乎从无沾光的机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现代化”中所暗含的“稳定集团”自我建设、自我利用和自我循环的性质。正像措美当巴电站那样，西藏各县建成的项目，大部分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甚至是不能维持运转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地方官员上项目的热情，项目的钱不是他们自己出，而为项目的花钱却是他们花，那么多钱从自己手里花出去，其中肯定是有许多权力乐趣和实惠满足的，远比守着一个清水衙门处理日常琐事来劲。至于借项目就业的子女和亲友，反正给了他们“铁饭碗”，即使项目最终维持不下去，他们的“铁饭碗”也不会丢。最有西藏特色的是只要上了一个项目，从上面要到了钱，就成了以后接着要钱的依据。你不是要搞现代化表演吗？如果我这的项目维持不下去了，你的表演岂不就是失败，你的脸面会多么难看，在群众中的影响会多坏。何况，你已经投了那么多钱，不接着投就等于前功尽弃。还有，项目一旦维持不下去，招收的职工怎么安排？群众已经习惯点长明灯，退回柴油机定时发电，群众有意见，难保不会影响稳定……一般来讲，这样的策略经常是可以成功的。多年来，西藏的“稳定集团”一直在跟北京进行这样的讨价还价，成功地迫使北京拿出一年比一年多的钱，去养以前拿出的钱。拿钱的反倒成了欠债的，这是北京和西藏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稳定集团”忠实地充当北京在西藏的驯服工具，发挥了中共对其要求的稳定功能，使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程度。到了邓小平时代，已经成熟并且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稳定集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与自我追求的目标，逐步异化为与北京同床异梦、讨价还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内的高层官员及官僚体系，迄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简单地被“供养”（只有仅做无自我意识的工具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需要支配巨额资源的权力，需要在资源支配中可能得到的好处，需要享受更高的职位消费，以及营建属于自己的王国。要想实现这些目的，仅靠向北京讨价还价地多要出一点“供养”是不够的。供养再增加，为数也有限，围绕供养进行讨价还价，也是既费力腰杆也不硬的。而打起“现代化”的旗帜，以项目向北京要资金，则是开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气壮。在这一点上，西藏“稳定集团”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进北京在西藏进行的现代化表演之中。既然北京需要让世界看到西藏的现代化，西藏就有理由为自身的现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条件，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稳定集团”进行操作，那么北京为西藏现代化的所有投入，就会连同其中蕴涵的权力与实惠统统落进西藏“稳定集团”之手，成为供他们在“现代化”旗号之下支配的资源，供他们为所欲为的王国也就在无形之中了。在这里，需要对“稳定集团”再做进一步区分。前面谈到西藏的“稳定集团”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驻藏军队，二是地方系统。这一节所谈的“稳定集团”，主要是指地方系统。对地方系统，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汉人和藏人是有区别的，组成官僚体系的各级官员和普通职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够在现代化表演中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体系及其成员。然而，“稳定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职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掌握权力，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稳定集团”中的职工部分，是在供养“稳定集团”和上现代化表演项目过程中逐步产生并且日益扩大的。他们或是为“稳定集团”做辅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进国有企业当工人，那些国有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稳定集团”服务的，或者就是现代化表演的产物，并不属于经济活动，完全靠北京供养，归根结底也是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稳定服务的。所以，我把西藏的“国有单位”（即由北京发工资）干部职工都视为“稳定集团”的的成员。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为160511人（1994年） ，其中干部为60365人 。这六万干部包括了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干部应该被归于普通职工范畴。党政机关官僚体系的官员数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准确数字，可以做为参考的是，1993年西藏县级以上官员总数为4095人 ，另有乡镇干部八千多人 ，加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和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皆由政府任免），总数应该在三、四万人左右，属于官僚体系。在这三、四万人之外，西藏“稳定集团”内的一般职工，数量约在十二三万左右。1993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38.48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就已经达到32万人之多，这说明“稳定集团”构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 ，“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以藏人为主。1994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67.8%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心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稳定集团”中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一方面有责任管束西藏职工，必要时甚至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职工的不满和闹事，做为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筹码，既然北京期望“稳定集团”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西藏，那么西藏的不稳定就成了“稳定集团”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资本，成了可供他们开发的一种资源。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1989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就猛增20%，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10%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基建投资竟一下增加了84% ，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内蒙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位与西藏自治区一样，但几乎从来得不到北京的巨额拨款。内蒙古官员心里当然不平衡。也许他们也暗暗盼望，如果蒙古人也能像藏人一样上街搞一通打砸抢，内蒙古就能像西藏一样捞到大笔好处。既然不稳定的结果能带来好处，“稳定集团”中的权力阶层就不会真心希望西藏彻底稳定。如果真正稳定了，西藏岂不就得落到内蒙古那样。当然，他们也不会希望西藏乱大了，那会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他们需要是一种蓄而不发的“适度不稳”──一种能够控制的张力。他们喜欢玩这种游戏。西藏目前的状态是，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其实西藏真地独立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统治，现在的国有单位绝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职工也都将失去饭碗，更别说享受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上还有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养这么多无所事事的职工呢？这无疑是一个讽刺──中共出于稳定西藏的目的不惜花费巨资，最终却制造出一个产生不稳定的来源。西藏“稳定集团”自身，首先就成为影响西藏稳定的问题和需要被稳定的对象。今天，稳定西藏的“稳定集团”，成了一个令北京头疼不已的问题。
4、昂贵的稳定成本
在“建立边防的代价”一节，已经从边防角度涉及了稳定成本的问题。这一节再看除边防以外其他方面的稳定成本，以及随时代变化，稳定成本所发生的“通货膨胀”。毛泽东时代，西藏的稳定成本虽然高于中国内地，相对来讲却被压到了最低。那时有一整套激励机制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压抑欲望和个人主义追求，提倡“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到邓小平时代，那一套完全失去了作用，人们再不肯亏待自己。过去的人坐卡车进藏，还要打着红旗唱革命歌曲；现在的进藏者不坐飞机是不会动身的；过去干部下乡靠骑马，现在换成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进口车，动辄一辆几十万元。西藏官场车多车好是有名的。每到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官员们开来的车停在一起，就像高档车荟萃的汽车博览会。可以想象，仅此一项就会使中共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提高多少。贡嘎机场距拉萨九十多公里，过去路不好时汽车要跑三个小时，现在缩短为一个多小时。不知为什么，多年来从拉萨飞往中国内地的飞机总是早晨起飞，而拉萨的航空公司只在前一天下午提供去机场的班车，因此旅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提前一天坐民航的班车去机场，在机场旅馆住一夜，要么就是自己有专车第二天一早去机场。事实上，坐民航班车去机场旅馆过夜的人从来不多，大部分只限于自费旅游者。多年来，每天黎明时分从拉萨开往贡嘎机场的车流已经成了一道固定景观。那车流犹如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白色和红色的车灯衔接在一起，在拉萨河谷黑暗的山脚下蜿蜒飞驰。我也曾置身过那车龙之中。那年一位西藏朋友派他属下的一辆福特车送我。由于那车速度快，一路不停超过其他汽车，使我得以直观地感受车龙的全貌。大多数的车都很好，价格昂贵，每辆车送一个或两个去机场的乘客，像我一样，有专门的司机给开车。但是几乎没有一辆车是私车，也基本不见出租车，全是公车。可想而知，那车龙载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或与“稳定集团”有关系的人。送我的车在那一路超过了很多车。到机场时，天刚亮，停车场上已经停了更多送人的车。过不多久，整条车龙就将调转头，从贡嘎机场再奔驰回拉萨。这是一件每天发生的小事，但是不难想象每天需要为这件小事付出的成本。车、油、驾驶员的人工（由于起早还要休息半天），天天如此，日积月累是多少？一件上飞机的小事都需要如此成本，其他事又该如何？从小见大，我曾见过军官们一次喝掉十几瓶四川名酒“泸州老窖”，每瓶76元，还有成箱瓶装的“青岛啤酒”，对深知西藏交通之难的人，那价钱已经不好算，仅运费一项该算多少？那些钱都是军费，名义上都是被用于西藏的稳定。前线的边防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12.85元，军官们喝一顿酒，够士兵吃多少天？不过从稳定“稳定集团”的角度，把军官喝酒的钱打入稳定成本也应该。那的确是为稳定不能不付的代价。因为问题在于，在已经失去了信仰支持的年代，凭什么让人在西藏坚持下去？比起内地的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喝点酒仅是最起码的要求。驻藏军队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不在部队，除了休假，就是以开会、看病、出差、学习等各种理由逗留内地。那些理由很多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军官们需要去内地享受和放松。那已经形成默契，军官们你来我走，轮流出山，费用自然都是在军费中报销。“稳定集团”的地方官员也是一样。阿里地区1996年一个冬季，以治病名义回内地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平均每人的花费至少在一万元以上，都由公款报销。其中不少人并没有非回内地治的病，只不过是借此理由而已。至于那些借公事出差名义下山的人数就更多了。不难估算，每年仅此一项，稳定成本又会增加多少。毛泽东时代，进藏的汉人干部职工皆是年轻人，距离退休和安置都很遥远。他们在西藏一干几十年，现在普遍进入养老阶段，长期在高原生活落下的病也开始发作，而他们在内地已经没根，全得靠西藏安排他们回内地治病和养老。为此，西藏需要拿出大笔钱在内地买地盖房，建“干部休养所”，安置他们，并担负全部养老金和医疗费，直到送终。随着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对西藏财政而言，已经有不堪重负之感。不过相对而言，上述花费都是小数，北京花费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最大的份额还是用于西藏的现代化表演和对“稳定集团”的整体供养。表面上，这一部分被体现为西藏的经济，但是我认为，抛开西藏自古存在的自然经济不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在西藏所占的成分其实很小。虽然大量钱和物的活动都披着经济的外衣，事实上却不应该将其视为经济，因为那些钱和物的活动之本质，不过是一个正在执行政治使命的集团所进行的消耗──一部分消耗用于其政治使命，如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边防，以及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现代化表演；另一部分消耗则是对那集团自身的供养。那种钱和物的消耗是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投入者（北京）进行投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产出（而是在于稳定西藏），甚至不要求产出。试问，这与以获得最大利润为基本目标的经济活动能是一回事吗？所以，我认为按照一般经济学的原理讨论西藏的“经济”，很可能是完全文不对题。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没有对中共到底给了西藏多少钱和物进行争论的必要了，因为不管它拿了多少钱和物，主要都是它自己花，养它自己的人，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对西藏的经济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西藏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是很有限。所有那些钱物，按真正的用途来作帐，都应该打入中共对西藏的稳定成本。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笔稳定成本（不算军费）总共有多少。在北京对西藏投入的资金中，分为财政补贴、基建（即工程项目）投资和专项投资等几大类。基建投资又分为给西藏地方的投资和用于兴建国家项目的国家直接投资（如修筑国家公路等），专项投资则包括“大庆工程”一类的投资。由于不同类别的投资往往分头计算，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布的数字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不做复核，对本书的内容而言，知道大概就可以。八十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视察西藏时，在自治区干部大会这样说：
同志们，我报告你们一个数目字，二十九年来，国家给了你们多少钱哪？不算国家直接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三千多万块钱。记住这个数字，四十五亿三千多万。你们自己收入工商业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二十九年来，你们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万。你看嘛，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万，我何必要那个五千七百万呢？！
胡耀邦的口气像个大家长，而且一言九鼎，从此后全西藏免除了农牧业税，并且北京还大幅度增加了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到1984年，按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西藏时的讲话，北京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总数已经猛长到七十二亿。也就是说，1980-1984四年中的拨款达到了二十七亿。胡、田二人的讲话纪要中还有下列数字：
解放以来，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七十二个亿。财政补贴占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高：五十年代为30.6%，六十年代为45.5%，七十年代为80.5%，八十年代为97.1%。1983年，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均357元，全自治区生产总值七亿零三百万元，人均364元；补贴与产值几乎相等。去年，从内地调入西藏的生产、生活资料商品总额三亿七千八百万元，占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84.3%。这说明西藏的经济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供给式的经济，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物资调入实际上成了西藏的经济命脉。
这些讲话都不是对外宣传性的讲话，而且带有某种检讨成分，因此可以相信数字的真实性。这些数字尚不包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和专项投资。另外，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特色和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中国其他省份，包括军队，都经常以搞运动或响应号召的方式向西藏提供无偿支援，那究竟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很难计算了。1995年8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的一次会议上，西藏的中共第一书记陈奎元宣布，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间（1965-1995），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数共计为300亿元人民币 。另有一个数字是从中共进入西藏的1951年算起，到1995年的44年之中，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值共计350亿元人民币。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这44年平均下来，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从北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得到的收入也超过中国内地大多数老百姓一年辛苦干到头的收入，因此有人说出“汉人的血汗养活了藏人”那样的话。但是这样计算显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没有直接得到那些钱 。如果说那是对西藏经济的投资，因此间接地使藏人百姓得到了好处，那么就必须解释那三百五十亿人民币是怎么花的，为西藏创造出了多少价值。事实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所创造的工农业产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亿多一点。而在北京给西藏的三百五十亿当中，分给西藏农牧业的顶多是个零头，因此农牧业产值与那三百五十亿元关系不大，如果不算农牧业产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业产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亿元（1965年到1993年28年的工业产值之和为50.33亿 ）。这样一种三百多亿投资对六十亿产值的关系，怎么能被视为是对经济的投资呢？哪里有经济的意义呢？只能被视为消耗。所以我说，北京投入西藏的钱物，大部分都应该打进它为稳定西藏所支付的成本。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在北京。如果离开北京的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 。随着稳定西藏的成本日益高昂（1993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 ），北京也越来越感到不堪承担。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北京近年开始采取一种名为“援藏”的办法，即指定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富裕发达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对口”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对口支援的内容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总之就是把原来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个无底洞，分出一部分让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权力进行的政治性摊派，跟风行全中国的各种摊派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北京管着各级地方官的升迁罢免，它让谁出血谁敢不听，甚至还得表现积极。如山东省在自己担负的“大庆工程”（中央工程）之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则地区63个项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区五千万元资金；上海投钱物总值四百多万元在日喀则建传染病医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区近二千万元；陕西为阿里狮泉河镇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资三百万元……仅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工程，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亿元人民币。在这种被称为“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向西藏派遣汉人党政干部。那是鉴于两个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汉人进藏的机制失效，必须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二是派遣汉人进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地方。“干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中国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内地临时调遣一些汉人官员或技术人员，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只是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回原单位。那时这种体制还是辅助性的，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一直保持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无人进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汉人队伍不断老化、瓦解和流失，“援藏干部”逐步开始成为北京更加倚重的对象。1994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援藏干部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这种“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建设边疆”、“民族团结”一类意识形态口号仍然挂在嘴上，宣传、动员、表彰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谁都明白已经没人真信这些。实际起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权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行政手段现在对动员援藏者个人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北京压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务层层压给下级 ，中央分派的“援藏干部”名额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在中共术语中意味着最高任务），必须完成。那种压力之所以还有效，在于对各级官员来讲，完成任务是政绩，完不成则会影响升迁。领受了任务的各级官员急于交差，另一方面却是无人进藏的现实，过去的意识形态、组织动员和行政手段现在对个人都已失效，于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来的老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动员干部进藏在形式上尚未脱离“搞运动”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决定因素，已经转变为利益上的交换。“重赏”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援藏者”皆升官一级已是共同标准。这一条就对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这条路，也许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级，相比之下，去西藏忍个三年两载，岂不就成了仕途捷径 。分房子是另一种诱人的重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单位分配（近年虽出现了一些私人房地产，工薪阶层基本无力购买），根据年龄资历等众多条件排队，年轻人要等待的时间往往遥遥无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来也是一件合适的事。还有解决配偶的工作、户口、“农转非”或者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都被用来“悬赏”。有些单位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给援藏者家里安装一部公费电话，其使其可以经常与家属通话，电话费由单位报销。我对一位正在西藏工作的陕西援藏干部所做的了解，他进藏得到具体交换条件有：⒈ 从没有实权的卫生站站长（正科级）提为副区长（副处级），不仅是级别提拔，连具体的实权职务都事先落实，使其援藏一结束就能立刻走马上任，而且因为有实职，在藏工作期间，单位的各项待遇和福利都有，单位和同事对其家庭也能关心照顾；⒉ 其原在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予办理“农转非”；⒊ 妻子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允许在丈夫援藏期间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⒋ 其工资在副处级工资之上再上调二级；⒌ 在工资之外每月给援藏补助费500元；⒍ 每年给缺氧补助1500元；⒎ 家里装公费电话。陕西是对口援藏各省市中最穷的一个，其他省市的待遇一般高于陕西。那位援藏干部不无羡慕地告诉我，南方省的某些单位简化了“悬赏”内容，例如一次性给每个援藏者三十万元人民币。那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对北京来讲，这种摊派方式减轻了它在财政上的负担，但是花费总额没有因此减少，只不过是被分散了。如果对那些分散花费的总量进行计算，只会比集中花费更多。以目前的援藏方式派进西藏一个汉人官员，成本要高于过去数倍甚至数十倍。除了用于“悬赏”方面的支付，进藏后各省援藏官员之间还有横向攀比 ，互动式地拉动待遇上涨。那些官员在藏期间依然在原单位挂着实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单位会对其及其家属给予多方照顾，也会给以后进藏的干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础。目前这种对口援藏的汉人官员总数还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他们皆被分到党政系统掌握实权，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的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面对无人进藏难题的北京，今后很可能越来越以这种方式保证汉人对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数将不断增加，为此支付的成本总额也肯定越来越高。
第十三章 西藏的肿瘤今天，西藏社会正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发生强烈的分化。不管那现代化的来源是什么，其对西藏的“嵌入”造成了西藏社会日益严重的二元化状态。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一元使西藏城市社会（包括临近城市或交通干线的农区）与当代世界的主流文明日趋融汇，而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西藏高原广阔地区，传统的另一元却保持古老本色。大部分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曾有过二元状态，但是西藏社会的二元状态与众不同，它不像其他二元社会那样由现代的一元充当领导，传统一元将逐步被现代一元改变并融合。在西藏，现代一元与传统一元是实际上的两个社会，各不相干。随着现代一元的发展，二者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远。从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上，西藏的现代一元相对于传统一元具有明显的优势，不过既然现代化是由西藏自身以外的力量创造并“嵌入”西藏的，那现代一元就只能是西藏高原上的“孤岛”，传统一元才始终是西藏社会的主体。西藏高原不可改变的海拔高度，决定了藏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文明核心不可改变，那么不仅从中国输入西藏的现代化不能改变西藏传统社会，从美国、欧洲、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输入的现代化也一样不可能改变西藏传统社会。哪怕是海外流亡藏人有一天带着他们学到的现代化返回西藏，也会发现同样不能改变西藏的传统社会。西藏高原的高在这颗星球上独一无二，因此藏文明将长期地成为人类全球化文明的例外。因为西藏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来的，并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养的，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显眼的程度，我也只将其视为生长在西藏肌体上的肿瘤──它给西藏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