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事物之间形成一种固定结构，事物的发展被那结构所左右，而处在结构中的各方原本都不希望的结果，最终则一定出现，我把这样的结构称为“局”。“局”的奇特之处还在于，即使陷在“局”中的各方——至少是各方的领袖人物——早知会导致什么结果，却仍然得向那个大家都不希望的结果策马狂奔，既无法控制局势，也无法控制自己。从事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应该就是避免“局”的形成。没有“局”，政治是活的，政治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意志引导事物，一旦成为“局”，政治就死了，政治家只能被“局”牵着鼻子亦步亦趋。车臣和波黑是近年出现的两个“局”，足以警世。一旦入“局”，就谁也难以后退了。但是在西藏问题上，“局”正在形成，甚至已经形成。
1、西藏的怪圈
邓小平改变中共对藏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再干涉藏人岁其传统宗教的信仰。这种解禁使西藏宗教获得全面复兴。这时的中共才发现它落进了一个“怪圈”。“怪圈”是这样的：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又是反对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领袖。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本是为了争取藏人对其统治的认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西藏政策的批评。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却使其目标和手段背道而驰。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共统治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则因此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禁绝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况也已没有逆转的手段和相应的替代意识形态；而放任宗教的发展，就无法防止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对藏人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组织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来源，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为缺少沟通渠道，也无法发挥多大影响。他那时与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下台领袖和过时人物没有多少区别。随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复，情况就完全变了样。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西藏宗教成为不受中共控制的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1787座寺庙的系统覆盖面已经达到可以与政权系统（897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相比的程度。西藏寺庙同时具有从民间“敛财”的能力──那可以被视为建立在信徒自愿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寺庙（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庙）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资源。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加上其至高无上的精神影响力和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潜政权”的性质。对广布藏区的寺庙和僧尼，中共虽然一直进行着所谓的“统战”，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但是以为西藏僧侣们因此就会尽弃前嫌，并且在达赖和中共的对抗中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是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很清楚，按照这样的原则，西藏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服从达赖喇嘛，是符合逻辑的行为，指望他们不服从达赖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相情愿。例如班禅喇嘛的传统驻锡寺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他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责为汉人走狗。北京对他也信任有加，给了他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让他全权负责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拨专款600万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在内心深处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花着北京的钱，用了五年时间，对北京始终虚与委蛇，暗中却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印度的达赖喇嘛汇报，听取达赖喇嘛指示，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按照正常寻访的结果，根敦·却吉尼玛本来的确是最佳的灵童人选，就因为达赖喇嘛抢先对他进行了确认，中共大为恼怒，导致了另选灵童的风波，结果既造成了灵童合法性危机，出现了两个班禅并立的局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班禅制约达赖的战略。中共将恰扎·强巴赤列活佛投入监狱，判了八年徒刑，有报道说还对其实行了人身虐待。恰扎活佛并不后悔，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僧侣之所以成为僧侣，就是为了崇拜神并为神而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国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正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达赖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据有关材料统计，从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到1996年底，一共发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骚乱闹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独立”的名义下带头闹起来的。1995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121人，其中116人是僧尼。尽管达赖喇嘛本人进不了西藏，数万服从他意志的僧侣却广布在西藏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中共要对付的仅仅是寺庙和僧侣，虽然对上千座寺庙和数万僧侣进行控制困难多并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决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对的，除了僧侣，还有人人信教的整个藏民族。对此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再举一个小事为例。我在云南藏区旅行时，有一次拦了一辆军队的越野吉普车。在向司机问路时，我看见车后座有一位中共解放军大校，是个藏人。这样高级别的藏族军官不太多见，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军衔，而是他怀里捧的大把柏树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树枝下面。他要干什么？我留下一个悬念。不久悬念就解开了。我的车和那军车前后到达一个山口。那山口正对着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磕长头。山口扯满经幡，几座焚香塔缭绕青烟。那位大校把他带的柏树枝全部添进焚香塔，随之空气中散发出柏树燃烧的香气。大校没有磕头，但表情虔诚。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应该是藏人中对中共最忠诚者，也是受中共无神论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样要拜他们民族的神，其他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过往汽车没有一辆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全都下车对神山顶礼膜拜。当前，宗教已经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借着宗教回归，达赖喇嘛对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尽管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数老百姓与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但对他们而言，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扰。力求二者统一是理性思维的逻辑，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没那个能力，也没那种需求。宗教赋予达赖喇嘛神的地位，他的与宗教本无关联的政治主张就混同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数藏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或至少是不敢表达异议。宗教是达赖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绝的时期，他只是一条无水之鱼，而西藏宗教一旦复活，他就是根深叶茂的大树。西藏宗教的一切实体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他调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与宗教关联在一起，达赖喇嘛的灵魂因此就能附着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虽然西藏的政权由中共控制，达赖喇嘛却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权和人心，哪一个更有决定作用？中共夺取中国的政权，当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达赖喇嘛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当时的拉萨还在中共军队戒严之下，拉萨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庆祝狂欢。人们欢呼着向空中扬洒糌粑，向地上倒撒青稞酒，吉祥符和传单满天飞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广场交通完全堵塞，因为买糌粑（扬洒用）的人多，糌粑价格从每斤三角暴涨到每斤两元。画有龙、虎、羊等图案的吉祥符纸片铺满了地面，大昭寺门前积存了一厘米厚 。这种场面给中共心里留下什么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中共面对这个怪圈，长时间地找不到应对办法，使局势向着矛盾激化方向发展，直到危机爆发，措手不及。1987年9月27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五点计划”的演说六天之后，作为回应，拉萨发生了1959年以后第一次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独立国旗帜，高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环绕人群拥挤的八廓街游行五圈，警方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而无所行动，直到游行者向西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进发，才出面进行阻止。警方的迟钝和息事宁人鼓舞了僧人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意志。三天后的中国国庆节，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举行游行。这回已有准备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但却非常没有策略地把他们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进行审问，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还对不驯服的僧人进行了殴打。八廓街是拉萨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区，僧人被打的情况和惨叫之声可以被周围的藏人听闻。这极大地刺激了在传统中把僧人视为“宝”的藏人群众，勾起他们对西藏宗教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忆。群众开始自发地对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议口号并扔石头。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围攻局面。而当局对那种情况既无预料也无措施，可想而知，事态如果不是在一开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会扩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发展到纵火，烧汽车，殴打街上的汉人，还有人趁乱捣毁和抢劫街面的商店。“西藏独立”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也立刻传遍拉萨。我访问过一个当年在场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为当官的怕丢乌纱帽，谁也不敢做决定，不下令采取措施，事态就制止不住。他们当时被调到现场，但只能被动地挨打，什么装备也没有，没有盾牌、警棍，更没有国外警察那些防暴设备，连钢盔在开始都没有，后来才从野战军调来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说的“决定”和“采取措施”，说白了就是下令开枪。平时没有准备，遇到这种突发事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只有开枪一个选择。有枪不开，拿在手里还不如烧火棍好使 ，远敌不过藏人手里的石头。何况群众人多，军警人少。这和北京“六·四”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当八廓街公安派出所被围攻的群众点火焚烧时，困在里面的警察通过对讲机向西藏的中共首脑请示，首脑们只回答“要冷静，千万不能开枪”，但是对警察们继续追问怎么办，对讲机里只有杂音而听不到回答,气愤的警察向没有声音的对讲机大喊“你们他妈的是人不是人，还管不管我们死活” 。警察死活是小事，对西藏的中共首脑来讲，没有北京的明确指示，他们绝对不敢擅自下令开枪。开枪不开枪是分水岭，性质截然不同。他们既没有别的手段和办法，又不能下令开枪，就只有干等北京的指示。其实谁都明白，所谓的北京指示，别的照旧没用，等的就是一个开枪的许可。然而允许开枪对北京又何尝是轻易之事？八廓街发生骚乱三个多小时之后，西藏党政首脑终于等到“中央指示”，那不过是公安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通过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传达的，内容有五条：
一、 可以出动消防车救火；二、 一定要保护好群众；三、 对抢枪、烧车、砸车采取坚定果断措施；四、 现场指挥要沉着冷静；五、 不要开枪。
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于制止事态，这实在是等于什么都没说的五条。希望能通过北京指示减掉自己压力的西藏党政首脑，压力更为沉重。没有获得开枪许可，他们就没有任何“坚定果断”的措施。事实上在那几天，拉萨中心的八廓街一带基本失控，被有人说成是已经实现了“独立” 。当然，警察还是开了枪，并且打死了人。现在无从证实是有了允许开枪的命令，还是警察自发开的枪。不过不难想象，警察手里有枪，总让他们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即使没命令，他们最终也一定会开枪。也许那正是西藏党政首脑所希望的。上面不下开枪许可，自己就不能松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开火，再多发射一些子弹也就没有本质区别，骚乱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慑可以形成，事态就能平息。如果事后上面有追查责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负。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后一系列抗议活动和骚乱的开端。中共后来也习惯了开枪，并且动辄以开枪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报道，这里就不再赘述。对于为什么偏在西藏社会进入最好状态时发生如此广泛的动乱，下面是中共《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一些拉萨人的言论片段：
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
既然让信教，又让批宗教的领袖，感情说不过。
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突出宣扬信教，这本身就矛盾。恢复寺庙可以适当一点，现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组织了，有大的宗教节日，自治区领导都要参加，公安人员很多，干什么嘛，政权和宗教本身就是分开的嘛。年青人打石头，跟着骚乱分子跑，为什么？有些还是小孩子，还不是家庭和社会的不正常影响。
好几年来八角街不时就有反标，写“西藏独立”之类的内容，可是没有重视，总以为群众在我们一边。上边看来不了解民情，光报喜不报忧。如果真是政府说的形势那么好，那么团结，骚乱根本不会闹起来嘛。光是喊请示中央，请示中央，自治区是干什么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过是怕自己乌纱帽掉了，谁也不明确表态。
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越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采访这些言论的记者还透露了他以“特殊方式”对参加骚乱的一个喇嘛进行的采访（那“特殊方式”大概是装成台湾或香港的游客）：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吗？为什么？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问：你愿意当喇嘛吗？答：当然，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不错吗？答：他们汉人把我们的寺庙都毁了，当然应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
2、达赖喇嘛的苦衷
1987年9月27日和10月1日拉萨的示威及街头暴乱，直接起因是藏人对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演讲的回应。虽然那次演讲内容被冠以“五点和平计划”之称，但演讲内容主要还是对中共西藏政策的谴责。五点建议的大意分别为：
一、 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二、 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三、 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四、 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五、 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演讲虽然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与北京谈判的愿望，也没有公开宣称要求西藏独立，但别的不说，仅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第一条），已经和独立相去不多。演讲没有对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进做出评价，矛头仍集中于对北京的谴责。这无疑使西藏境内的藏人反对派与北京的对抗心理得到加强，从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十七个月内，拉萨发生了18次示威骚乱，最终导致北京于1989年3月8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从心里，达赖喇嘛肯定愿意西藏独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与中国的力量之悬殊，独立是没有希望的。在拉萨出现大规模藏人抗议运动、国际社会纷纷对北京施加压力之时，手里有了更多筹码的达赖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于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对中共的妥协──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放弃西藏独立的正式表态，比起以前的立场，应该说做出了重大让步。在以后的岁月里，达赖喇嘛进一步表示他“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尽管他仍然坚持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现在赞成西藏独立。他还批评中共一直破坏他的名誉，“老是认为我要搞独立” 。虽然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言论与他以前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 ，但至少可以表明达赖喇嘛的转变，是一种愿意妥协的表示。然而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虑。达赖喇嘛的让步是建立在“五点和平计划”基础上的，有这样几条限制性的条件：
一、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二、 西藏将实行与中共统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三、 北京虽然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四、 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只能是“防御性”的 。
对北京来说，只为换取达赖喇嘛口头上承认西藏留在中国，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国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达赖出走以前还不如的状况吗？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达赖喇嘛有什么资格提出那些要求，凭几百个藏人在拉萨街头扔石头，或是西方国家的几个议员表示抗议，就能让拥有几百万军队、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范，让出它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交给被它打出国的西藏流亡者去统治吗？别说几百个藏人扔石头，当年上万荷枪实弹的叛乱者盘踞拉萨，不也就是几十个小时就被打垮了吗？在北京眼里，达赖喇嘛提出的交易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异想天开。对比一下中共开给达赖的条件，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距，形容为天壤之别毫不过份。1981年7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点：
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中共的允诺只是派一个“部长级”的干部迎接达赖，给达赖一个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虚职，连西藏都不让他回，怎么可能跟他去谈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当然，达赖喇嘛是不会接受中共那点可怜条件的。对于一个为西藏解放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族领袖，那简直是个侮辱性的施舍。然而，以达赖喇嘛的政治眼光，又岂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谈判基础呢？──他实在是再也不能退了。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可是他真正能够接触的藏人仅仅是跟随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比起西藏境内的四百多万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说是六百万），那十万藏人数量虽小，却是达赖喇嘛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西藏解放的事业由他们进行，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为西藏自由而斗争，那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对他们，即便是中共绝不可能接受的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视为丧失了基本原则，因而是应该坚决反对的。有多少藏人坚持西藏独立而反对放弃了独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非常肯定地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地表示反对达赖喇嘛。
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明智之举。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就等于是放弃西藏的主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斗争到底，一直到实现西藏的独立为止。这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会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靠斗争抢回所有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不能凭嘴皮子！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转易地放弃我们的动机。面对着中国人也许我们是少了一点，可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只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重新获得西藏的独立，不过斗争的精神必须代代薪传不绝才有这个可能。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建议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我们有强烈表达不同意的义务。
扎西南杰代表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平措旺杰曾是达赖喇嘛驻英国及北欧国家的代表，现任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作为流亡藏人的高级官员，他也公开反对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说都是个严重错误。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赞成这个演说的提议。尤其是和中国联盟并且把国防责任交付给中国这一点。让中国人有权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们并不要完全独立。……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战斗，人民会逐渐丧失这个希望。这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却没有因而给西藏人带来一点利益。我不认为支持独立斗争会给西藏局势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我不相信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落籍。
流亡藏人内部对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对使达赖喇嘛受到极大压力，他最终在1991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为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他在流亡藏人内部遭受的强烈反对大概也不无关系。达赖喇嘛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以理性和妥协的姿态才能使处弱势的西藏在与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后者不仅是信仰和道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例如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对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独立变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范围是“所有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对北京来讲，那哪里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达赖没有出走以前，《十七条协议》给他的治理范围也不过是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的领土竟然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对这种“妥协”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有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后，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10个议席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达赖喇嘛也有一个自己设的“局”。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必须把中共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那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也许合适，但到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地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在双方宣传机器互相攻击的谩骂性气氛中，是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反而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么都不得好，干脆我行我素。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为西藏说话，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与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领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国际社会的“好意”和期望去表演。那虽然会博得喝彩，树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解决实质问题却不一定有益，反而会使他越来越无法改变形象和采取现实策略，与中共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国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奋勇接过西藏解放之旗，而没有因为时间流逝和远离西藏本土失去对故乡的关怀。但是在需要与北京进行更为灵活的谈判时，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却会因此变得很小。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又不像传统藏人那样迷信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达赖喇嘛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伦敦“西藏基金会”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曾公开对西方记者抱怨藏人对达赖喇嘛过份崇拜，认为应该是觉醒的时候了。
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
年轻一代宁可与中国人战斗到底，直到彻底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独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义。“西藏青年大会”的扎西南杰提到非暴力主义的时候，否定的口气十分强烈。
达赖喇嘛的建议非常不好。他说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达赖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谈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这种事情。我们可不，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很真诚。我们不能说：“既然达赖喇嘛不怨恨中国人，我们也不怨恨中国人。”不。相反地，我们非常痛恨中国入。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的。
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赞成使用暴力把中国人赶出西藏。
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您知道达赖喇嘛提出了他的计划。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红脸。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是通情达理的。他在这上面付出了无比的精神心血。他尽可能地和中国人妥协。可是我不认为中国人有这种智慧去了解。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压力就是暴力……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我们应该做些不让达赖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够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过，您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了解。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认可恐怖主义，是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途径去想象几百万藏人如何可以战胜十多亿汉人和他们的三百万军队。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 ；另一方面，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当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听从达赖喇嘛的主张，放弃使用暴力，会比较容易得到西方各国政府对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与他会晤。他由此而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阿富汗的游击队也是一样。当他们到伦敦的时候，他们被邀请上唐宁街十号晚宴。当一直提倡和平、爱与慈悲的达赖喇嘛到伦敦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安排接见他。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对他敬仰有加。问题就出在达赖喇嘛没有攻击性。他不会制造问题。因此，根本不需要为他的事情操心。我们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误解为力量薄弱的表现……如果这些暴力行为可以得到成果，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一招？这个世界就吃这一套。
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就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在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目前那些恐怖活动还远没有达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但是其发展势头不可小视，水平也会逐渐提高。在内部分歧和激烈争执中，达赖喇嘛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但是如何选择西藏的前途，是西藏流亡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达赖喇嘛于1995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目前存在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
一、 西藏独立；二、 “中间道路”；三、 “自治道路”；四、 “正义事业运动”。
其中的“中间道路”即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坚持西藏独立的人认为，如果同北京对话能够取得成效的话，走“中间道路”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争取同中国谈判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中间道路”没有实际意义，既然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那还不如将独立的要求坚持到底。“自治道路”比“中间道路”还退一步，只要求藏人的自治权，暂时可以不谈其他要求。能争取到西藏独立当然很好，但那并没有实际可能性，连“中间道路”也是不会被北京接受的，所以必须基于现实的基础，实现充分自治比起现在由中共统治，就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选择西藏未来道路还太早，不过是口头选择一下而已，并不能真正实现，目前的情况是藏民族的生存都面临危险，因此他们主张首先应该像当年圣雄甘地在印度推行正义事业那样在西藏开展正义运动，发动藏民族在西藏掀起不承认汉人统治的运动，要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正义运动开展得越深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就越大，也就可以促使中国转变思想。只有当正义运动在西藏形成一定规模时，才能真正决定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在公决方法上，达赖喇嘛提出，鉴于西藏境内被中共统治，进行全面投票公决有困难，因此，可以采取在各地区征求代表性意见的办法进行，而对境外藏人，则要有组织地全面征求意见以最终确定结果。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安全机构不断查出从境外带进西藏的“公决表”，说明公决活动一直在推动之中。公决是使达赖喇嘛摆脱两难境地的一条出路，但也同样可能把西藏问题进一步推进难以破解的“局”中。即使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的“中间道路”最终能获得公决的多数同意，他在与北京的谈判中，从此也就再没有了退让的余地。因为按照现代世界的民主规则，公决结果意味着最高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和修正。对于笃信宗教的藏民族，达赖喇嘛在进行公决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充当主宰民意的神，而公决一旦完成，他就将沦为公决结果的人质。既然他奉行民主原则，采取民主的公决形式，又把公决结果拿到全世界面前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他的神性就由此而失，他的身份就只剩下执行民意的政治代表。那种时候，如果他的“中间道路”不被中国接受呢？那几乎是肯定的。除了囿于公决结果，他就只能不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个道德形象了，再也不能去寻找别的打破僵局的办法了。大的历史转折和突破性进展往往是在强权威的主持之下才容易实现（包括西方民主制的实现），达赖喇嘛本来有这个条件，但出于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也有国际舞台对他的角色确定，他主动放弃对自身权威的利用。然而以民主的手段，把西藏的未来交给并不清楚民主为何物的大多数藏人，前途如何应该是带着很多问号的。另外，达赖喇嘛的年龄也是形成“局”的一个因素，生命有限，终点越来越近，而他追求的西藏解放前景渺茫，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一生壮志未酬，谁也不会心甘情愿。63 岁达赖喇嘛已经没有多少静观待变的时间，他的耐心是否也已被流逝的生命消磨得差不多？他的心情从他与一位流亡中国人的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那位中国民运人士表示中国实现民主后，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达赖喇嘛说：
我给您讲一个寓言，佛祖释加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加牟尼未来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那么您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在为西藏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接替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后，都至少要等待二十年左右，他的转世──也即后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自由事业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即使下一任达赖喇嘛成年后有能力重整旗鼓，时间的浪涛可能已将藏人的战斗意志和世人对西藏的同情冲刷掉了大半。这悲哀的情景可能经常在达赖喇嘛的脑海中浮现。他目前身体不错，加上善于养生，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二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对他这有佛之大胸怀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他之所以要抢在中共前面指认班禅灵童，这样一个动机肯定起了重要作用：按时间计算，在他去世时，现在的班禅灵童将已长大成人，他希望那班禅能够在那时代替他，接掌西藏自由事业的旗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灵童必须由他指认，才有利于形成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而不会像以往历史那样，让汉人把班禅当作对抗达赖的工具。且不说达赖喇嘛走的这步棋是否会在将来产生他预期的作用，至少在他和中共的互动关系中，他这一次“出击”的结果是使中共对他彻底敌视，从此再不留有余地，双方之间的“局”因此成了无法回旋的僵局。中共自恃拥有一切──西藏的领土、人民与政权全在它手中，对达赖采取了彻底不理睬的态度，就是准备用时间来耗干他。中共同样看到这一点，只要达赖喇嘛生命枯竭，西藏独立势力就会瓦解，再也难成气候。达赖喇嘛怎么破这个“局”呢？怎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所作为而不是白白被耗干呢？面对中共的不理睬，似乎只有采取更多的主动出击，中共不谈，那就不停地制造事件，打破沉闷，逼着中共做出反应，并且使西藏始终位于世界瞩目的中心。因此，流亡藏人是不会容忍西藏社会从此变得安定的──尽管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状态，尽管安定会使境内西藏人少受牺牲，也会使中共的压迫缓解，但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发生社会动乱，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从事西藏解放事业的最大资源。为了获得这种资源，他们有很多理由去推动和操纵西藏境内对中共的反抗。可以想象，如果达赖喇嘛一方有所“作为”，北京也一定要还以颜色，拿出更多的“作为”。就像两个斗殴的人，如果都不想认输，又没有外界力量进行制止，开始的你一拳我一脚，最后一定会发展到你死我活才见分晓──这就成了一个死局。
3、达赖的汉人同盟者
仅凭几百万藏人与十数亿汉人进行战争，西藏永远没有取胜的希望。这个冷酷的现实长久地困惑那些为西藏独立而奋斗的人们。尤其今天的中国又在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把西藏从中国统治下解放出去的前途似乎更为渺茫。可能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近年改变了他的路线──西藏不能把中国人当成一个整体的民族来对待，而是需要分化对方，从中寻找自己的同盟。当年毛泽东分化了藏人，结果就把西藏摆布于股掌，邓小平一不小心让藏人重新整合为一体，西藏从此就问题多多。以强大民族对付弱小民族，都有如此区别，以弱小民族对付强大民族，就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分化对方，从对方争取同盟者，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之一概加以仇视和打击。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中国大批反对派人士流亡国外，形成了中国人在海外的“民主阵营”，正是在他们身上，达赖喇嘛看到了争取汉人同盟者的可能。这种转变对双方来说都有一个过程。即使是达赖喇嘛，过去也把中国人视为彼此一样的人。他的讲话中经常用“中国人”这样一个整体性概念。而汉人，即使是中共的反对派，也常常把“领土完整”视为不可讨论的原则。拉萨那些在“六·四”期间组织示威游行的汉人，当西藏大学的藏人学生希望与他们联合行动时，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绝对不许喊西藏独立的口号。一位参加了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学生后来说，“六·四”死难者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流的血换来的是达赖得到诺贝尔奖，而他们如果活着，都会坚决反对西藏独立。对此，藏人丹增罗布指责说：“当我与天安门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的时候，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民主自由……”岁数较大的中国流亡者比青年学生的眼界宽阔一些，他们在“六·四”事件之后仅一个多月，就提出了“中国联邦”的构想，开始考虑以联邦方式解决西藏问题。1989年10月12日，中国流亡者的组织“中国民主联盟”三个主要人物──严家其、万润南和林希翎在巴黎的“民联”总部与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负责人秘密会面，开始了双方第一次接触。同年12月4日，达赖喇嘛在巴黎与严家其会晤，双方将其称之为“历史性”的会晤。其后，流亡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致力于“中国联邦”的制度设计，提出了西藏与中国应该结为“邦联式的联邦”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解释这个绕口概念的含义：“邦联式的联邦实际说了一个意思：历史上西藏同中国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的关系最接近的一个模式，今天用科学语言来讲就是邦联式的联邦。” 也就是说，他的主张就是中国与西藏回到清朝驻藏大臣式的关系。那虽然还是在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内打转，却是由汉人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对藏人来讲肯定应该视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91年9月第一次中藏关系讨论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1992年在华盛顿召开了“中藏关系：未来的展望”讨论会；1992年7月，中国流亡者首次派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会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双方的共识不断增强。著名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多次表示，西藏独立的问题应该由藏人自己决定，无论那决定是什么，中国人都应该给予尊重 。1994年，严家其与西藏流亡者方面的阿沛·晋美有一次会谈。阿沛·晋美是中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父亲因为与中共签署了《十七条协议》并一直担任中共高官 ，被西藏独立战士视为“藏奸”。阿沛·晋美从小在北京长大，1985年到印度探亲，又去美国上学，随之便投靠达赖喇嘛，参加了西藏流亡运动。由于其具有特殊地位，精通汉语并熟知汉人，他现在已经成为代表西藏流亡团体与中国流亡者进行接触的主要角色。在那次会谈中，阿沛·晋美针对严家其的“邦联式的联邦”提出进一步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