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西藏二十年时间在联邦里，二十年之后，可以实行公民投票，是继续留在联邦里，还是脱离联邦。
对此设想，严家其给予高度评价，赞誉阿沛·晋美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了不起。严家其个人对西藏去留的表态是：“汉藏只要能和平分离，我是赞成的，现在都赞成。”1996年5月，一本被称为“中国大陆知名异议人士第一次主张西藏人民自决权”的书在台湾出版。那本书是十一位中国流亡者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论文集。主编曹长青在前言里这样写：
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深地为中国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因此，我们用此书祭奠在中国殖民统治下被杀害的藏人；也将此书献给六百万正在争取自由独立的西藏人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迟到的觉醒，对西藏人民迟到的支持，和迟到的忏悔与赎罪……
曹自己的文章，题目就叫“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三十年代即加入中共的流亡作家王若望表示，“西藏人民有选择的权利” ；曾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会长的于大海表示：“如果西藏的居民大多数希望独立，中国的民主政权应当同意” ；中国民主基金会的理事会主席沈彤主张以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的原则重新审视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学者项小吉希望西藏的“或去或留都应以真实的民意为依归，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 ……尽管有些作者对西藏独立的问题仍然持谨慎态度，但是所有文章都谴责了中共的对藏政策，并表示应该给西藏更多自由。按照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的总结，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
第一是民主的原则，即西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要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别的民族不能包办代替；第二是和平的原则，即反对以武力解决任何统独的争端，决不能用军队去屠杀、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第三是过渡的原则，如果在统独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一时解决不了，可以通过长期的谈判，在五年、十年之后，在平等和睦相处，互信互利的前提下，先实现西藏的高度自治……如果在这样长期过渡后，西藏人民仍然希望独立，认为做好邻居比做亲兄弟更好，西藏人民也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前途，中国的民主政府必须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
1997年3月，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开会期间，西藏流亡人士的示威集会第一次出现汉人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37人），但是代表中国民运三个组织，在上万人的集会人群中影响很大。著名的中国政治犯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等在集会上发了言，受到热烈欢迎。这次活动标志着中国流亡者与西藏流亡者已经跨过初期接触和思想磨合的阶段，开始了共同行动。中国流亡者逐步产生对西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认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西方环境的熏陶下逐步接受西方视角和西方价值观的结果。西方社会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的热情和崇拜，也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 ；另一方面是西藏问题无法被中国的民主运动所回避，未来的民主中国不可能只给汉人民主，而继续以中共的方式镇压少数民族。如民运人士在考虑未来形势和策略时所认识到的：
如果那时民主政府仍没有作出允许自决的承诺之思想准备，政府与藏人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乃至流血事件。这对百事待举的新政府来说，会是道义上的摧毁性打击，弄不好会影响到政权的生存。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有作用，当中国海外民运陷入低谷、资源出现短缺的时候，与西藏独立事业合作可以带来新的资源和新的“统一战线”，以及西方人的欢迎态度。对达赖喇嘛来讲，这无疑令人鼓舞，是在与中共打交道彻底碰壁之后，漆黑前景中展现的一线希望。未来中国如果能够由这些赞成给西藏以选择自由的人上台执政，西藏问题岂不就有了解决的可能？这些人怎么才能在中国上台？前提当然只能是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西藏的未来就这样和中国的民主前景联系在一起了。对西藏而言，中国民主化的另外一个意义还在于，中国只要实行了民主，就不能不受世界“民主”秩序的约束和影响。那时，同情西藏独立的国际心理和舆论就可以产生实质作用，迫使“民主”的中国政府不敢与之杵逆。藏人才会有争取自由的空间和安全保障。所以，为了西藏的未来，西藏流亡者就应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把中国的民主事业当成西藏争取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需要从现在就开始与中国民运人士联络感情、沟通意见、建立联合，如果他们未来有可能成为民主中国的领导人，今天的投资就会在那时得到丰厚的回报。1995年6月4日，“六·四”六周年纪念日，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发布声明，把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称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感到鼓舞、感动和产生希望的事件”，坚定地与中国民主派站到了反对北京政权的一边。这本来是不少流亡藏人出于与北京谈判的策略而反对的。这种选择反映了达赖喇嘛的战略转变。在声明里，达赖喇嘛强烈地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力量给予支持，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祝愿：
我强烈地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提供道义和政治的支持……说到底，是那些有奉献精神的，有勇气的民主运动的成员们才会把中国带入一个未来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得到一切帮助、鼓舞和支持。……今天，当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们纪念1989年6月4日的大惨案时，我愿借此机会表达我对那些为这一伟大的国家的自由、人权献出生命的人们的敬意。我还愿为你们的那些勇敢的捍卫这些人类共同的和固有的价值而被监禁的同胞们祈祷，并祝民主运动成功。
1995年9月9日，达赖喇嘛在美国波士顿对四百多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发表演讲，声称不愿与中国为敌。
如果我们选择与中国呆在一起，我们应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生活。如果我们选择分手，我们应该作一个好邻居。无论如何，和中国保持长久的友好关系应该是西藏的一项根本原则。在解决西藏问题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认真考虑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等都要考虑到。在西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的人权等要得到保护。他们未来的走向应该逐步和平、合理、妥善地协商安排。
在藏人内部，达赖喇嘛敦促他的同胞转变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要求他们把中国人民与中共统治者分开，不要再提“汉人滚出西藏的口号”，而是要和中国人民一道争取从中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共同的民主和自由。达赖喇嘛对中国民主派人士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他去美国参加“现代科学与宗教”会议的日程安排上看出，由于在美国的时间只有两天，时间非常紧张，他因此拒绝了美国ABC电视“黄金节目”女主播戴安·索耶所要求的采访，而同时，却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给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记者。记者后来这样记述：
他微笑着，上前一把攥住我们的手，那瞬间的庄严和神情的交流，将整个空间充溢得鸦雀无声。他一直这样紧紧地攥着我们的手，挽着我们来到隔壁一个小书房。我们的手生平第一次被人这样长时间地紧紧攥着，而且攥得那样有力量。在那一瞬间，感到从他那温暖的手中，传递出真诚和信任……
那次达赖喇嘛接见的记者之一就是后来编写《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的曹长青。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流亡者中最坚定的西藏独立支持者。正如达赖喇嘛自己所说，他“始终以极大的关注、希望和期待注视着中国政治的演变” ，他把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将发生苏联那样的变化。如果那时中国民主派上台执政，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结出果实。理论上，这种期望符合逻辑。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后的共产主义专制堡垒，肯定挡不住席卷世界的民主化大潮，终要变化。然而中国民主化之日，是否就会发生苏联解体的情况，成为西藏自由之时呢？中国与苏联有两处很大的不同。第一处不同在于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在苏联总人口中只占50%多一点，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国总人口中占到了93%；第二处不同在于俄罗斯的领土占苏联领土的76%，而汉人主要聚居区只占中国领土的40%左右。从这两处不同可以看出，根据民族划分的国家解体，对于俄罗斯人和汉人，意义是不同的。50%的人口获得76%的领土，与93%的人口只剩40%的领土，二者对解体的态度可能完全不一样。而没有主体民族的赞同或至少是默许，一个国家的和平解体就不太可能。固然，问题不会极端到一个西藏的分离将带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全跟着要求自治，但是至少新疆和内蒙古会提出同样要求。它们和西藏的情况差不多，只给西藏特殊地位是说不过去的。而这三个地区的总面积超过五百万平方公里，已经是中国领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么，面对中国人口爆炸、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状态，哪一个中国当权者敢于放弃一半的领土呢？即使那时中国已经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93%的汉人选票对掌权者的作用肯定更大。有人会说，达赖喇嘛已经宣布了他的“中间道路”，并没有要求西藏彻底独立，中国民运人士答应西藏方面的，也只是“邦联式的联邦”，而非独立。未来对新疆和内蒙古，顶多也是实行“邦联式的联邦”，那50%的领土，还属于中国联邦。也许以达赖喇嘛的人格，说话是算数的。问题是，人格是不可以寄托国家前途的。法国记者董尼德在采访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时，专门就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过一段谈话。
一点疑问也没有，丹增曲嘉认为斯特拉斯堡的演说是最能够说服中国人坐下来一起商谈的建议。然后呢？这是不是走向完全独立的跳扳呢？达赖喇嘛的弟弟搔着头一言不语地看着我。很明显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说些什么而不会给西藏的外交带来困扰。经过一段考虑后，他决定了。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可仕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着想，为着后代子孙着想。自治将是个起步。”
连达赖喇嘛的弟弟都把“中间道路”当作临时对付谈判的缓兵之计，最终西藏还是要走向完全的独立，可知其他西藏人更是会这样想。即使达赖喇嘛本人是真诚的，他能否左右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他身后，西藏人将怎样做，他已经是无法控制的了。以严家其与阿沛·晋美达成的共识——联邦实行二十年后，由西藏公民投票决定西藏去留──为例，严家其对结果这样预期：“你（中国）做好了，西藏就留在大家庭里。” 这只不过是想象中的愿望。所谓的民族自决从来都存在一个被谁主导的问题，主导者只能是其民族精英。前面已经讲过，独立可以使民族精英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精英对独立的热衷总是高于普通百姓，而百姓又往往被精英所操纵，那种自决的结果其实不难想见。严家其所说的“做好了”是什么？除非是源源不断的巨额财政供养，别的好和不好都没有共同标准。而那时要供养的就不是西藏一家，否则新疆和内蒙古也会认为你没有做好，闹着要和你分家。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是被屡屡验证的规律。即使中国民主派未来上台，可能也会改变现在对西藏的态度。就像当年中共也曾许诺给少数民族以联邦地位一样。一旦从反对派成为执政者，“道德”就退居次后，国家利益则理所当然上升为第一位。何况还有人给他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
假如中国民主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允许西藏独立，那么中国将爆发一场新的“五四”运动，数亿汉人将上街示威指斥民主政府卖国，军队则将打着“顺应民意”与“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旗号发动政变，立足未稳的民主政府就会顷刻垮台。
而民主派若再食言，结果将使藏人积怨更深，西藏问题从此更难解决。
4、中共再施铁腕
自八十年代后期，拉萨发生街头反抗运动并导致当局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之后，北京的治藏政策开始向强硬方向转变。到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强硬路线和具体部署。但是其毫无顾忌地使用铁腕和高压，是在1995年达赖喇嘛抢先认定班禅转世灵童之后。北京一直把班禅当做对抗达赖的武器。十世班禅的猝死本已是它意想不到的损失。对共产党的文化而言，指认灵童和任命官员同一道理，既然谁任命的官员就听谁的，那么要想让转世班禅将来继续服从自己，就必须保证其出于自己的指认，而不能让他人──尤其不能让达赖──插手。所以从一开始，北京就在转世问题上只字不提达赖喇嘛，尽管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达赖和班禅在彼此的转世上需要介入。达赖喇嘛表示协助寻访灵童的意愿遭到北京的拒绝；达赖喇嘛也曾通过中国驻印度使馆邀请负责寻访灵童的札什伦布主持到印度与他共商大计，同样没有得到北京批准。但是北京没有想到，正是它信任的班禅灵童主持人恰扎活佛将一切情况都暗中通报达赖，使达赖得以完全符合宗教仪轨地在灵童候选人中挑出最佳人选，抢先公布于世。北京感觉自己成为被愚弄的对象，在世界面前蒙受了羞辱。它的愤怒反应是另起炉灶，重新确定三名候选人进行掣签，“选”出它指定的班禅活佛（被藏人称为“汉班禅”），而把达赖喇嘛指认的班禅灵童根敦·却吉尼玛秘密软禁，将恰扎活佛判刑入狱。对此，达赖喇嘛谴责中共：“一个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一个视转世灵童制度为荒谬、迷信的政府却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寻找，寻找的步骤应如何，谁应该批准……这种做法是根本蔑视西藏人民的传统和习俗。” 1996年2月19日（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用他所指认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巨型照片，为他举行了坐床仪式。至此，西藏出现两个班禅并存的局面。从战术上，达赖喇嘛抢先指认班禅灵童是一个胜利，即使中共又搞出一个班禅，至少有一个班禅已经产生于达赖，相当一部分效忠班禅的藏族僧人和百姓也会随“达赖的班禅”分化出来，成为中共的敌人。不过这个胜利的代价是中共的彻底敌对。中共在西藏自治区地位最高的藏人官员热地在内部讲话中对达赖指认班禅灵童之事这样定性：
这次达赖公开与我们摊牌，是在班禅转世工作关键阶段企图孤注一掷，拼死与我们争夺班禅转世工作的领导权和灵童最终认定权，最终达到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寺庙领导权，以此来搞乱西藏，分裂祖国，这是这场斗争的焦点。我们与达赖集团围绕班禅转世问题进行的这场斗争，决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长期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随着反分裂斗争的不断深入，我们与达赖集团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一场白刃战……
热地的最终结论是：
达赖及其追随者由于其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妄图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
这个结论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共将改变以往对达赖“留有余地”的态度，不再考虑与达赖交往或谈判。这应该被视为“灵童”事件导致的中共西藏政策一个转折性变化。对中共来讲，虽然强行另立了一个班禅，但在藏人心目中其宗教合法性十分可疑。不少藏人宁愿对着“达赖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照片进行膜拜，也不愿意去拜能看见真人的“汉班禅”；当局为“汉班禅”的产生在拉萨七大寺庙举行布施──即给所有僧人发钱，一多半僧人拒绝领取，同时那些僧人还拒绝为“汉班禅”坐床举行佛事活动；西藏各寺庙几乎全部拒绝摆放“汉班禅”的画像或照片，当局到处发行的“汉班禅”像没有人买，而根敦·却吉尼玛的照片却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走私进西藏，受到藏人广泛欢迎。原本属班禅喇嘛管辖的后藏地区，历史上一直有“亲汉”倾向，这次也与北京对立。后藏首府日喀则因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导致宵禁，札什伦布寺也因发生了僧人抗议闹事而被当局关闭了好几个月，一些僧人遭到拘捕。反抗中共的恐怖活动开始在西藏出现。尽管达赖喇嘛一直劝告他的追随者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斗争，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爆炸事件。拉萨的进藏公路通车纪念碑最先被炸，炸弹威力不大，只破坏了纪念碑表面，但影响很大。随后被炸的有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的住宅和藏北一个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活佛的住宅，还有商店，甚至炸了中共西藏党委会的大门和昌都县党委的大门。一时西藏风声鹤唳，气氛紧张。据说中共安全机关还阻止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破坏计划，其中包括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年典礼之际，炸掉北京代表团必经之路的隧洞和桥梁，并且在拉萨煽动抗议示威。在国际上，北京也因为干涉班禅转世遭到广泛批评。中国总理李鹏被画成戴着喇嘛鸡冠帽骑着牦牛在西藏高原上寻找灵童的漫画形象。欧洲议会、澳大利亚议院、法国议会两院都通过决议支持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把六岁的根敦·却吉尼玛列为世界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北京以多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藏问题似乎已经成为西方遏制中国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它不相信西方挂在口头上的“人权”之说，因为即使在西藏人权状态更糟的时候，西方也曾与中国有过最好的蜜月期，那时西方并没有把西藏当回事。可是现在，仅1994年一年，西方就有五个国家的议会形成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十国的议会讨论了西藏问题，还有五国议会成立了支持西藏流亡者的组织 。美国把给西藏流亡政府的津贴从每年250万美元提高到750万美元，并且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之际，宣布设置具有官方性质的“西藏协调员”，负责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联系。在中共心目中，达赖的活动能量完全随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而变化。在西方需要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年代，他们对达赖的支持少，达赖就掀不起风浪，当西方以中国为遏止对象以后，达赖就猖狂起来。按一位中共安全官员的话说：“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跟达赖的斗争，实质上是跟美国与西方阵营的斗争。斗争将是长期的，何时结束不取决于我们，甚至也不取决于达赖，而是取决于美国和西方。”北京认为，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中国。它们要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搞垮，肯定不会放过中国这最后一个共产大国。就像苏联的解体首先是源于民族分裂一样，在西方颠覆中国的计划中，作为突破口的首先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目前，西藏流亡者与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联合，西藏流亡集团与海外的新疆及内蒙古独立势力的联合 ，还有达赖喇嘛1997年对访问台湾，与“台独”势力的接近 ，都被北京视为是西方这一阴谋的组成部分。要想避免美国和西方的阴谋得逞，它就必须加强稳定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被北京视为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重中之重，其他民族地区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都不像西藏那样复杂和具有国际化的背景。而西藏之所以难办，关键就在于有个达赖喇嘛。热地在讲话中这样告诫西藏自治区的共产党干部：
我区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就在达赖集团的破坏。揭批达赖不仅是当前这场斗争胜败的关键，也是整个反分裂斗争胜败的关键，我们一定要通过揭批达赖，打消他在区内的影响，夺取他的市场，保证我区的长治久安。
所谓的“揭批”是文化大革命传下来的术语，由“揭发”和“批判”二词合并而成。灵童事件后，西藏各级中共机构派出工作组，下到农村、牧区、企业、寺庙等处，组织并要求藏人对达赖喇嘛进行“揭批”。但他们马上就发现一个尴尬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达赖喇嘛画像，更别说大大小小的寺庙。藏人每天在家念经祈祷，或是到寺庙去磕头朝拜，面对的都是达赖喇嘛的面容，那如何可能让他们真心地对达赖喇嘛进行“揭批”呢？从逻辑上，这种推导没有错。但是中共竟因此就要按照这种逻辑去解决问题。它下达一个命令，要求将西藏境内──不管是寺庙还是家庭──的达赖像全部收缴和销毁。这似乎是一个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发布的命令，却在今日西藏大张旗鼓地开始实施。可想而知，对于视宗教如性命的藏民族，不可能不对这种粗暴亵渎进行反抗。1996年5月6日，当中共官员去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宣布收缴达赖像时，八分钟内受到六次起哄嘘赶，随后四百多名僧人包围了当局驻寺庙的警察机构，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用石头砸毁了警察机构的所有门窗。直到当局出动了武装警察进行镇压才得以平息。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连续多天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僧人离岗，甚至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当局把甘丹寺僧人的抗议定为“反革命事件”，派出一个在军警保护下的庞大工作组进驻甘丹寺，开始进行“清理整顿”。不久，色拉寺和哲蚌寺也进驻工作组，同时开始了一个对西藏所有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的运动。这是中共开放宗教自由以来对西藏宗教进行的第一次全面镇压。以前虽然也提整顿寺庙，大部分只停留于口头，或是走过场，没有多少实效。那时北京的西藏政策还未彻底强硬，免不了瞻前顾后，对内担心藏人不满，对外害怕国际舆论指责，对达赖想留有谈判余地，还有民族政策等意识形态教条的约束，所以总是摇摆不定，欲做又休。灵童事件之后，恼羞成怒的中共决心彻底强硬，藏人是否满意，国际舆论如何指责，以及是否符合意识形态教条，都不再作为主要考虑。这种强硬路线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再试图去化解矛盾，而是对任何有可能构成威胁之事，一出现苗头就立刻用强硬手段将其消灭，避免其成为气候。“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是中共通过“六四事件”总结的教训。他们对此“教训”是这样算计的：如果及时镇压了第一批抗议学生，就不会有后面波及全国的抗议运动，也就不至于把坦克开上长安街才能平息事端。尽管那镇压也会遭到世界舆论谴责，总比后来不得不以军队进城屠杀得到的谴责少得多。同样道理，如果1987年的拉萨骚乱刚出现就下令开枪，事态就不会继续扩大，即使死人也会比后来再开枪少得多。对这一点，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已明确授权西藏当局对骚乱闹事“可以边请示边行动”。所谓的边请示边行动，实际就是北京授予西藏的“尚方宝剑”──可以自行下令开枪。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强硬路线虽然能说出自己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但是其深处却蛰伏着一个极危险的魔鬼──所谓“萌芽”是难以度量的，因此是可以无限的扩展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当局就有权去消灭任意想象中的任何“萌芽”，实际上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反而会给社会的长远发展酝酿与制造更大的不稳定。例如中共把寺庙和百姓供奉达赖喇嘛画像视为不稳定的“萌芽”，就要对之铲除──收缴达赖像；收缴达赖像遇到反抗，就成了“反革命骚乱闹事”，更要坚决镇压；而从西藏寺庙对收缴达赖像的普遍抵触中，又可以推导出寺庙是达赖在西藏的基地，是与达赖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为了保证西藏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强硬就是这样一步步升级，对抗越来越加剧，而藏人的仇恨只能不断加深，即使一时被镇压下去，酝酿的却是将来更猛烈的爆发。中共对西藏寺庙的“清理整顿”，目的一是铲除寺庙中的达赖势力和地下组织；二是重新建立对寺庙的监督控制。达赖方面有这样的话──“控制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中共的一个地区”。寺庙对对藏人的影响不比政府的影响小，达赖阵营在无法掌握西藏政权时，能控制西藏的寺庙，也就等于建立了“潜政权”。西藏格鲁派的主要活佛转世，都要经过达赖喇嘛认定，因此达赖就成为那些活佛的“上师”，他的意志就是不可违抗的。邓小平时代允许西藏恢复活佛转世制度，并容忍了西藏境内宗教界与达赖喇嘛的沟通，到目前为止，西藏已有三百多名活佛是达赖喇嘛认定的。除此之外，在海外追随达赖喇嘛的活佛高僧这些年也经常返回西藏，到各寺庙讲经和主持宗教活动。中共对西藏寺庙却基本丧失了控制。它任命的寺庙管理机构──“民主管理委员会”在五六十年代是由忠于它的穷苦僧人组成，现在则已经像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维持会，只是敷衍和糊弄 。当局因此对寺庙的情况几乎两眼一摸黑。藏人官员一般不敢跟寺庙为难，汉人官员又不懂藏语 ，深入不下去，因此大多数寺庙成了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这次“清理整顿”采用了“过筛子”的办法──将僧人彼此隔离，逐一谈话，在他们的话中找出口径相互对不上的漏洞，然后穷追不舍，直到层层剥离出真相。那名为谈话，实为审讯。进驻寺庙的工作组有不少安全机关和警察部门的人参与其中，使审讯更有效果。一些寺庙的地下反汉组织因此败露，原来参加过骚乱闹事的漏网者这回也都落网，达赖方面派来的人亦暴露出来。由于这次当局派进寺庙的工作组人数多，级别高 ，有武警和公安配合，所以基本没遭到反抗。经过对僧人的逐一审查，凡自行入寺者，一律遣送回乡，被当局认为不可靠的僧人也一律开除（如96年8月30日一次就宣布开除甘丹寺73名僧人）。今后入寺的僧人，需要经过政府批给名额，群众推荐，还要考察政治表现。对所有在寺的僧人进行造册登记，建立档案，今后的表现都要一一记载备查。如此，中共当局把藏人入寺为僧搞得相当于加入共产党了。当局还禁止寺庙之间进行串联，做出不是本寺僧人不许居留的规定，即使是临时留宿，也必须事先报告有关部门批准和备案。从此，每个寺庙的僧人只许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寺庙里念经。西藏“稳定集团”中的汉人普遍为这种强硬政策叫好。自从八十年代北京在西藏实行“拨乱反正”，藏人势力坐大，多数汉人处于压抑状态，被排挤到边缘。他们把邓小平治藏路线的主要实行者──胡耀邦的名字改称为“胡乱邦”，认为胡颠倒了依靠对象，瓦解了汉人干部队伍，造成西藏民族情绪上升，酝酿了后来的社会动乱。他们对后来的赵紫阳也同样不满，赵和胡如出一辙，把八十年代末拉萨发生骚乱闹事的原因归结为中共在民族政策上长期执行“极左”路线的结果。西藏汉人官员普遍认为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就是因为这个说法。把骚乱的起因归于“左”，就等于承认责任是在中共一方，藏人怎么闹都有理，同时却束缚了镇压骚乱的手脚──既然骚乱被定为由“左”引起，谁还敢再用“左”的手段去平息？于是只能被动应付，眼看着骚乱规模越来越大。现在，邓小平时代已经过去，胡和赵执行的治藏路线被否定，骚乱闹事的原因被定性为“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这样一个说法的改变，从此就使镇压骚乱变得理直气壮，再不用缩手缩脚。这被称为中共治藏路线的又一次“拨乱反正”。“明确了西藏问题的实质是与达赖集团进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西藏工作的重点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拨乱反正理清了思想，明确了阵线，排除了干扰，令人心情舒畅！”（此话是一汉人官员所说原话，用的是典型中共语言，仔细体会，准确且概括。）藏人却感到了极大的压抑。尤其在拉萨，无论是僧人，“稳定集团”的藏人职工和知识分子，包括藏人官员，都有同样感觉。中共如今在西藏实行的等于是恐怖政策，任何人敢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就会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大多数藏人在公开场合都沉默不语，但他们处处流露强烈的对抗情绪。一位刚从西藏回来的人说，在拉萨感到的敌对情绪甚至比1989年戒严期间还强烈。生活在西藏的汉人面对周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藏人敌意，压力也很大，安全感并没有因为当局实施强硬路线而得到增强。当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政治稳定上，社会的其他方面几乎全部放任自流。拉萨目前社会混乱，风气堕落，欺骗、偷盗、赌博、卖淫、吸毒、黑社会等坏事物纷纷从中国内地或印度、尼泊尔涌进；西藏传统中的坏毛病也沉渣泛起──懒惰、酗酒、及时行乐、两性关系混乱……八廓街三天两头发生醉酒斗殴、动刀杀人的案件，但常常是没人报案，也不见警察破案。拉萨人都说现在的世道是除了政治上别犯禁，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也都没人管。有识的西藏人士忧心忡忡，这样下去，西藏民族会不会毁掉？他们甚至怀疑这就是中共的阴谋，一边严厉镇压政治反抗，另一边纵容藏人沉溺于物欲和享乐，从而堕落下去，忘记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在镇压下实现的稳定有如通过吸毒获得的安宁，平时看上去像好人一样，却随时可能发作。更糟的是要想保持稳定，如同吸毒的安宁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毒品一样，镇压力度也必须不断加强。那不仅要付出越来越难承受的成本，对社会肌体的腐蚀也很严重。任何时候，镇压稍一松弛，社会就会发生动乱，如同毒品一断人就会发狂一样。中共对西藏社会实施的高压，逐渐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越镇压越反抗，越反抗就越加镇压……一旦完全陷进那种循环，使西藏继续保留在中国就只能靠镇压，而再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那将成为未来中国民主化的严重挑战。中共治藏的结果，导致除了镇压手段再没有别的方法保留西藏。这反过来成为中共继续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势力将放弃镇压手段，西藏就必然与中国分离。于是，相当多的汉人可能就会为了国家概念中他们热爱的country（领土）和nation（民族）不受到损害，而不得不容忍他们所不喜欢的state（政府）保留在台上。最终的问题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历史上那么多耀武扬威的大帝国，如今都在哪里？以锤与镰刀的红星照红过半个地球的苏联共产党，如今又怎么样？同样，中共也不会“万寿无疆”，即使它有能力永远把外部敌人消灭干净，毁灭也终将来自它自身内部──专制必被专制所毁，这已是历史的铁律。那时的西藏，将会怎样？
跋
写完这本书，西藏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不但没有得到答案，似乎反倒愈发迷茫。的确，甚至西藏问题最终是否有解,也是我在写书整个过程中一直萦绕不散的困惑。如果不带有自己事先已定的结论，去倾听置身于西藏问题的各方面，它们都有自己的道理，站到哪一方面的立场上去，也会理解它们的道理，并在相当程度上给予同意，或至少认为是不得不如此。然而当你试图同时理解各个方面而需要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的时候，你就会被它们之间的大相径庭搞得不知所措。你对各方面的道理都能理解和同意，甚至认为让任何一方面的主张单独实行，都能行得通。达赖、北京、西方，它们的方式都可以让西藏问题得到解决，或者哪怕是谁都不管西藏了，西藏自己也能走下去。然而你却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立场来包容互相对立的各个方面，它们不可调和，它们却同时都对西藏下手，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就是把西藏引入无路可走。而问题是，西藏问题不可能由某一个势力单独解决，它们必然要共存，要相互作用和斗争，并且愈演愈烈。面对这种局面，你只能产生强烈的无奈感，感受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痛苦。作为一个旁观者，这种被分裂仅仅存在于个人的认识领域，可以搁置，可以忘却。然而对于西藏和西藏人民，被分裂的则是他们的历史、文化、民族、信仰、现实生活和未来希望，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切，而且是必须天天面对绝无可能有任何回避的。当我看到那些虔诚的藏人以五尺身躯一步一叩地量过荒原雪山去朝拜他们的神灵时，有时会感到十分惆怅。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两个班禅活佛，他们很可能还将有两个达赖──如果现世达赖喇嘛去世时西藏仍由中共统治，北京和达兰萨拉必定抢着寻访和认定自己的达赖灵童，把他们同时推到藏人面前。想一想，西藏最重要的两位转世之神──被藏人视为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都出来两个，且相互对立和否定，那将使视宗教为生命的淳朴藏人处于怎样的精神分裂？每天他们面对世代崇拜的神灵，都得经受如此根本性的选择困惑和担心选择错误的恐惧，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不仁义的对信仰的亵渎和摧残吗？活佛变为两个，只是西藏社会从总体上发生分裂的一个象征。实际上，我这本书从头至尾描述的都是西藏的分裂──主权争夺、革命、阶级斗争、宗教之战、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城市与农村的割裂、宗教领袖与本土人民的分离，还有那些难以破解的“局”……西藏就像一个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体，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巅，从不同方向飞来的鹰鹫，纷纷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从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抢夺主权，或是争取民意，或是表现意识形态，或是讨好国际社会，还有那些贪心不足的商人、盗猎野生动物的枪手、寻求刺激的旅游者、厌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涌进西藏各取所需。综观历史，西藏从未被外力摆布到如此程度，如此无奈、身不由己。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像──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西藏问题是当今全球关注的世界性问题，表面上看，西藏问题的症结似乎是西藏与中国的或分或合，实际上它几乎包含了当今人类的所有矛盾和冲突──主权之争；民族主义；文明冲突和宗教对立；东西方差异；传统丧失与价值体系解体；现代化和保持传统；发展经济和自然保护；人口压力；地区冲突；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霸权政治等，无一不以各种形态体现在西藏问题中。西藏问题之所以解不开，归根结底是在于人类自身的问题解不开。以奠定这世界结构的主权原则为例，如果说占领西藏是因为中共政权侵略成性的话，为什么为中国扩张了更大疆域（即更有侵略性）的满清王朝却没有占领西藏？有无侵略性只是一个方面，清朝中国没有主权概念，如果后来仍然没有主权概念，面对无人进藏的中共政权同样没有必要去想方设法地派人进藏，驻军西藏，并且花费巨额资金去供养西藏。然而，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将主权体系不可置疑地教给了东方，人类的膨胀使领土和空间变成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主权因此已经变成必要的现实，成为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基础。今天，对全人类而言，主权至上都已是不言而喻的公理，它靠铁丝网和地雷的分割来维持，它造就战争和死亡，也是使用强权和进行杀戮的堂皇理由，几乎没有人对它提出质疑。在这种概念体系和语境之中，谁能对西藏人说，放弃你们没有希望的战斗吧！不要把主权的得失看的那么重要。既然现在已是藏人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为什么还要斗争，还要去争什么主权（或换一个说法──高度自治权）？至少我这个汉人没有权利这样说。“不自由，毋宁死”！在当今这个由主权体系和民族主义构架的人类文明之中，在这个国家之间为一寸领土开战、民族之间为一点不和翻脸的世界上，劝说一个民族放弃注定无望胜利且代价过大的战斗，不去为自由和正义流血牺牲（更别说舍弃哪怕所谓“最好状态”的小日子），那似乎从来都是奸人的行为，是邪恶势力的卑鄙帮凶。没有人愿意卑鄙，于是全世界都给西藏的自由战士打气，就像鼓励三岁儿童对闯进家园的彪形大汉发动勇敢攻击，为那儿童喝彩，等儿童被彪形大汉一脚踢飞时再义愤填膺地进行谴责，然后悼念和歌颂英勇牺牲的儿童。我有时不禁冥想，假设西藏能够独立，那些在田间耕作和在牧场放牧的西藏普通百姓能得到什么？想来想去，想不出太多，他们不会去当部长、议员，他们的名字也不会被载入史册，他们将继续耕种他们的土地，放牧劫后余生的牛羊，只是肯定一些人会失去肢体，拄上拐杖，一些家庭会失去父亲和儿子，没有了欢笑。可以想见，未来无论是西藏趁中国内乱发动独立战争，把西藏境内的汉人和中国军队驱逐出去；还是中国内乱导致中国饥民涌进西藏争夺生存资源；或者中国待内乱结束又一次对西藏进行征服；包括西藏联合印度，促使印度为保护西藏与中国兵戎相见……在所能设想的西藏与中国战斗下去的各种前景中，战场都是必定落在西藏，从而无论战争怎样进行，结局如何，遭受损失的都将主要是西藏的财富，饱受灾难的也将主要是西藏的人民。那种前景令人想起就足以不寒而栗──为数几百万的藏人将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漫漫无期的较量，承受一场接一场在西藏本土进行的战争和巨大消耗，以及不知何时出头的心理恐惧。当然，那苦难不是由住在印度、欧洲或美国的藏人经受，他们将代表受难的西藏得到世界更多的瞩目和援助，而代价由西藏境内的人民承受。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对西藏境内的藏人说不要战斗，这话不该由我说，也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说。我能做的，只是从一个汉人的角度，把对西藏的热爱变成改造中国的动力，使中国能够变得更为民主、宽容、平等，从而可以从中国这一方去主动化解民族冲突，把中藏人民迎接未来的代价降到最低。顶多如此。
数年前一个夏天，我在珠峰登山大本营遇见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布朗，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布朗早我几天到，他告诉我，再往上走，鞋子非常重要，应该既轻便，又保暖，涉水不透，却又透气不潮，还必须足够坚硬，以防尖利的石块或冰刃伤脚。说着他向旁边的大石块猛踢一脚，没事儿。他的鞋符合所有的条件，价值500美元。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看我的鞋，显然是有的放矢。我那鞋是只值十几元人民币的普通旅游鞋，且不说别的条件皆不具备，因为那次在西藏走路太多，前后都有了漏洞。布朗向上边营地出发的时候，雇了三头牦牛驮他的装备和给养，有青菜、柴油炉，甚至有装在防碎装具中的成打鸡蛋。我比他晚一天上去，我的全部装备和给养只有一个背包。我没钱雇牦牛，也不需要。我雇了一个名叫扎西的当地藏人，他一人足可以背动我的全部装备和给养。扎西自己也有他的给养——那是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糌粑和一个小碗。扎西把那布袋掖在我的背包外面，一点地方也不占。登山时，扎西背着所有物品边唱歌边在前面快步如飞，一会就把我甩得老远。每走一段他便坐在石头上等我，等得不耐烦了，就昂首向天唱一段高亢悠长的藏歌，然后再猛爬一阵，又把我甩得不见了影。那天夜里山上营地下大雪。我蜷缩在单人帐篷里，每隔一会就要打掉落在帐篷顶上的积雪，免得帐篷被压塌。扎西给我背上来的食品中有罐头、牛肉干、巧克力和压缩饼干，还有一瓶竹叶青酒，比扎西的糌粑可丰盛得多。但是我觉得难以下咽。喜马拉雅冰川的寒气从帐篷底部向上爬行，我把所有能垫的——包括塑料袋和毛巾——都垫在身下，仍然不可抵挡。先上来的布朗离我不远，他有两个帐篷，而且都是双层，他还有特制的海绵睡垫，有火炉。但是隔着风雪也能听见从他那边传来的咳嗽，那声音让人感觉他的肺部已经受了伤害。而远处那座西藏人的帐篷却传出阵阵喧哗和欢笑，不断人进人出，闪动着欢快的火光。那是为登山队送给养的牦牛工，扎西也在其中。风雪对他们没有影响，或者那就是他们生活的正常部分。酥油茶和糌粑足以使他们满足，他们谈天说地，其乐无穷。那时我刚写完《黄祸》，满脑子都是对人类末日的想象。那天夜里我不仅在扎西和我的对比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西藏高原永远属于藏人，无论主权、国境、法律归属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还在冥冥中看到未来，如果有一天，主权、国境、现行的生产体系和法律秩序都随人类社会的末日不复存在，布朗会死，我会死，我们代表的缺乏抗受苦难能力、甚至已不知离开人造环境该如何生存的文明全都注定要死，而扎西却不会死，他是自然之子。只要人类还剩下最后一个种族和文明，那就一定是藏人和他们“天人合一”的古老文明。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