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捧邓小平的人，把“一国两制”说成是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所做的天才构想，是开天辟地的历史首创。但是“一国两制”的发明权并不属于邓小平。香港与中国的“一国两制”目前刚刚开始，西藏与中国的“一国两制”却是从1951年就已经实行，在维持了八年之后，最后以战争和流血告终。中共推出西藏的“一国两制”和香港的“一国两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主权问题。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否能成功，还需要时间观察，而西藏的“一国两制”，历史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
1、“和平解放”
1950年秋天，中共解放军在藏东昌都一战消灭了藏军主力，显示了对西藏的绝对优势之后，随之又作出和平姿态。他们对藏军俘虏友好款待，将连排军官85人、士兵2562人遣散释放，发给俘虏回家路费银元二万多，马匹510匹 。这种大刚大柔兼而有之的形象对藏人同时产生了慑服和笼络的效果，使其失去继续抵抗的信心和意志。被遣返的俘虏把中共的好名声带到西藏各地，同时中共又避免了管理关押数千战俘的负担。昌都战役后中共停止了军事行动，一方面等待西藏高原不宜作战和行军的冬天过去，一方面看昌都战役的教训是否会说服西藏当局进行谈判，接受中共提出的“祖国统一”之要求。这期间，面对国际社会指责解放军“侵略”西藏，中共在其对外公告中表现出的态度极为轻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明确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其使命是解放西藏人民，捍卫中国的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
这种使国际社会震惊的傲慢口气,清晰地表明新中国渴望洗刷百年卑躬屈膝的耻辱。西藏所指望的国际社会干涉，对以这种口气说话的政权显然不会收到效果。何况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不能给国际干涉提供足够的根据，因而美国和英国在当时都拒绝对西藏提供实质性援助；联合国不愿意讨论关于西藏遭到中国侵略的议案；与西藏唇齿相依的印度也只作口头文章；西藏只剩几千残军守卫昌都通向拉萨的要道，强大的解放军随时可能向拉萨进军，抵抗几乎全无希望。孤立和不堪一击的绝望之感笼罩着旧西藏统治者的心灵。拉萨房价猛跌，甚至以几千大洋就可以买下一栋贵族的私宅。噶厦政府决定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转移到西藏与锡金的边境，以防中国军队再次重演昌都战役的故伎，以迂回包抄的方式切断他们逃往印度的后路。亚东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海拔较低、山清水秀的地方。达赖喇嘛一行住在亚东的东噶寺。那是一个很小的寺庙，几年前我去拜访时，里面只有几个年长僧人领着一群出家的儿童。寺庙院里有一只拴在铁链上的猴子，见人就龇牙咧嘴地翻跟头。达赖住过的房间仍然保留当年原样。里面有两张床，那时达赖晚上睡觉还需要他的老师陪同，可想不会有太多的决策能力。噶厦政府也从拉萨转移到亚东办公。亚东的地理位置适于同时进行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中共开展议和谈判，观看局势发展；另一方面随时可以跨出边境，流亡印度。现在回头看历史，西藏无论如何不能避免被中国占领，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西藏自身，都没有力量阻挡中共军队进藏。虽然如此，西藏被占领的方式却可能不同，而中国以哪一种方式占领西藏，对西藏后来的走向也会有不同影响。中共当时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和平解放”，一是武力攻打。中共高层更希望前者，那意味着“西藏自愿回归祖国大家庭”，既有利于对外的形象，又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能减轻战争负担，所以它极力向“和平解放”的方向引导。现在，事过境迁，有人却开始对当时的和平结局感到后悔。那时身为中共进藏十八军高级指挥官的李觉将军，四十年后就这样重新设想历史：
如果噶厦不死守金沙江，而是采用游击战来截断我供应线，分割、分散我兵力，拉长我战线，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将我各个击破，有可能彻底拖垮入藏部队。如此一来，我们只能……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战术，每前进一步，公路交通跟进一步，后勤保障跟进一步，巩固一步。多路进军相配合，最后迫使它的全部力量集结于拉萨，将它一举歼灭。彻底摧毁这个统治集团之后，我们再返回来对平民、对下层僧俗官员讲民族、宗教政策，建立以藏族翻身农奴和共产党领导骨干相结合的政权。这样，虽然时间长一些，或许一年两年，或许三年五年才能真正解放全西藏受压迫的农奴，但是所成立的政权就相当稳固，也许就不存在1959年的叛乱，就不存在1987年以后的骚乱。
如果没打昌都战役，当年的西藏势态也许会向李觉将军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昌都惨败使噶厦完全失去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同时，急于促成“和平解放”的中共又把话说得非常动听：
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常供职。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之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过去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官吏，如经事实证明，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者，仍可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忠诚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上述各项政策。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借用家俱均经物主同意，如有损毁，决按市价赔偿。雇用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不拉夫，不捉牲畜。
比起1904年时面对荣赫鹏使团的状况，西藏统治者总算聪明了一些，虽然照例有多次变卦反复，最终还是同意与中共进行谈判。当时阿沛·阿旺晋美作为昌都战役的战俘，已经在共产党控制的昌都住了将近半年，被噶厦任命为与中共当局谈判的首席代表，从昌都直接去北京进行谈判。这个任命似乎有点奇怪，阿沛人在昌都期间，每天受共产党的影响。去北京一路走了近一个月，各处皆予最高规格接待。当时在中共西南局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到北京时，周恩来和朱德到火车站迎接。共产党那时的“统战”很能笼络人心，比起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共产党也确实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一番新气象，使人受到吸引和鼓舞。让阿沛去谈判，在感情上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受中共影响。后来达赖喇嘛称谈判最终达成的《十七条协议》（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在逼迫下签署的：
协议是作为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不让我们的代表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或建议。对他们进行了侮辱、谩骂，并威胁要对他们使用暴力，对西藏人民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也不让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进一步请示。
这看起来不是中共的做事方式，中共也也没有必要那样。谈判从1949年4月29日开始，到5月23日正式签署协议，简单粗暴的最后通牒用不了25天的时间，肯定经过了多次反复和讨价还价。无疑，谈判肯定是由中共方面主导的，这丝毫不奇怪，胜者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对谁都是这样。为了一目了然，这里把《十七条协议》中的每一条用一句话概括如下：
一、西藏属于中国；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三、西藏自治；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五、六、恢复班禅地位；七、维护西藏宗教；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九、发展西藏教育；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共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坚持由于过去受到帝国主义控制，所以西藏才对祖国有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西藏代表最初否认西藏存在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但是中共代表提醒说那是因为西藏人还没有识破他们。最后西藏代表不得不说“如果他们在那里，那你们就把他们赶走。”对条款的具体内容，虽然西藏代表不喜欢中国在西藏驻军和由中国掌管西藏外交的条款，但是他们理智地认识到没有别的选择，对此必须同意。他们曾拒绝在谈判中加进有关班禅的条款，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与这个谈判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中共方面认定西藏解放与班禅回归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一揽子解决。中共方面把班禅作为牵制达赖的一张牌，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予以安排。这与历史上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一脉相承。双方冲突最大的是有关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梅·戈德斯坦在他书里这样描写：
当西藏代表问军政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时，中共代表答复说，这要视在履行《协议》时西藏的需要而定。西藏代表不赞成中共代表所作的解释，他们说这与《协议》中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不会改变现存的制度的内容相矛盾。这种分析激怒了中共代表，他们气愤地回答说：“你们是在说你们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回去好了，没有必要再呆在这里。我们将派人民解放军进藏。”于是西藏代表力图让中共代表平静下来，便建议休会。在这段时间，西藏代表进行了内部交谈并决定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尽管在《协议》的其他各点都曾产生过份歧，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共代表表示，如果西藏代表不同意这一点，将派军队进藏进行武力威慑。在中共代表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就允许他们建立自己永久性行政管理机构。
既然中共去西藏是为了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主权是由政权直接体现的，它就不可能不打算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中共不愿意明确解释的军政委员会，实际上的目的是一旦形势需要，它就随时可以把西藏政府置于一旁，自行接管西藏政权。协议的最后一条也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不需要西藏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批准，这项协议就已经可以开始实行。尽管在谈判开始时阿沛表示他不具有签署一项协议的权力，后来他又矛盾地同意在协议上写上他是“全权代表” 。而且不知什么理由，西藏谈判代表没有要求先把谈判结果通报西藏政府，待获得批准后再对外公布。结果，达赖喇嘛本人以及西藏地方政府是通过北京的广播得知协议内容的，他们立即致电西藏代表表示反对，阿沛等也因为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而被许多藏人视为是对西藏的叛卖。中共充分利用了协议最后一条赋予的合法性，在达赖和噶厦政府对协议表示正式同意以前就开始向西藏进军。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字；7月1日，中共进藏大部队就从四川甘孜向西进发；7月25日，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8月28日，进藏主力部队向西藏挺进；9月9日，先遣支队达到拉萨。在此期间，噶厦政府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一直拖了5个月，直到解放军主力部队也已达到，在拉萨城外安营扎寨，才在1951年10月24日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向北京发出了正式批准协议的电报。电报文字用的是典型的中共式语言，与其说是承认协议，不如将其看作是对兵临城下无可奈何的回应：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公历1951年10月24日藏历铁兔年 8月24日
毛泽东在两天之后（1951年10月26日）给达赖复电表示祝贺。同日中共军队即开进拉萨，并举行了耀武扬威的入城式。不久西北方向进藏的中共军队也到达拉萨，并与在其之前到达的中共十八军比赛威风。全体官兵被命令用羊血代替鞋油擦亮棕色马靴。部队长范明乘坐的吉普车是用牦牛驮进西藏的零部件，进城前才装配起来。女兵一律骑马或骆驼。士兵队列行进皆齐步跺脚，高喊行进口号，数里之外都能听到 。同时，中共军队陆续开赴日喀则、江孜、亚东等一系列西藏重镇，自此西藏全面落入中国的军事控制。达赖喇嘛是在1959年流亡印度之后才公开宣称《十七条协议》非法，理由是那是一个在武力威胁下被迫签定的协议，是不平等的。然而合法与非法与否，不能以批准协议时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衡量。藏人后来提出的那些对谈判的指控即使都是真的，在达赖喇嘛正式批准协议时也都已存在。如果当时放弃了对那些指控的追究，后来也就难以把它们重新当作理由。何况人类历史上多少条约都是在强权下签订的。在国际关系史上，作为战争产物的和约，如经典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84年）、《维也纳条约》（1815年）、《凡尔赛和约》（1919年）等，战败一方都可以说那是在武力威胁下签署的，也都可以被它们认为是不平等的。
退而言之，如果武力威胁下面签署的条约非法，那么在同样的标准下，不但《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而且一八五六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以及一九○四年的《英藏条约》也都是非法的。但是西藏一贯独立论者在描述西藏的历史和法律地位时往往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毫不犹豫地指责武力威胁下的《十七条协议》为非法，另一方面却认可同样在武力威胁下的《西藏和尼泊尔条约》和《英藏条约》的合法性，并且堂堂正正地用这两个条约作为西藏有权签署国际条约，从而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的重要证据。如果摈弃双重标准，那么结论应该是也只能是：上述三个条约要么都非法要么都合法。但是这对他们也是个两难选择，因为如果它们都非法，那么西藏在历史上就缺少或减少了其独立的重要证据；如果都合法，那么《十七条协议》毫无疑问地意味著这种独立的终结。
冷静和理性地看，《十七条协议》应该是当时西藏所能争取的最好结果。阿沛·阿旺晋美以现实的态度较好地完成了谈判。收到噶厦表示反对的电报时，阿沛向噶厦表示，如果不同意他谈下来的协议，就请派另外一个代表团来接替他。西藏上层内部当时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与中国妥协，主张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另一种则是愿意与中国合作，接受《十七条协议》，但是谁都没有坚持与中国人继续作战到底。有意思的是，西藏的僧侣大都持后一种态度。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达赖喇嘛于1950年7月回到拉萨，再经过一再拖延，最终正式表态接受了《十七条协议》。今天，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认为当年把西藏就那样拱手让给中国人，是西藏上层人士犯下的罪行。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平措旺杰这样指责当时的拉萨政府：“在中国刚开始入侵西藏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可以阻止中国军事行动的措施……让他们进入西藏就是把西藏送给中国的第一步。” 当记者问到他那时只剩几千藏军，如何抵挡数以十倍计的中共解放军时，他豪迈地回答：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即使藏族人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我相信他们可以作战。我们和你们西洋人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武器，最低限度，绝大部分的藏民都有武器。很简陋的武器，没错，但是还是武器。何况他们对打斗早就习以为常，有时候甚至是趋近于残酷的斗争。一旦他们决定要干，他们就会干到底，那怕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说“我们的国家面临著危险，所有的同胞必须起而战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整个民族都会热烈响应参加动员的。
的确，当时的西藏贵族与僧侣宁愿苟且偷安。只要他们自身特权不受威胁，就相信中国人的进入不会给西藏带来坏处。不管是作战还是流亡，都会使他们失去原本舒适的生活，这是他们不愿面对现实的原因之一。然而，战争毕竟不是街头打斗，光靠勇气也不能保证获得胜利。现在在伦敦生活的平措旺杰尽可以想象当年西藏该如何战斗，指责历史是容易的，谁都能做，但实际上可供当年西藏决策者们进行选择的余地，实在已经很小。无疑，《十七条协议》肯定是中共的胜利。那是西藏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国的主权，使中国统治西藏有了合法性，同时《十七条协议》也给中共提供了逐步改变西藏地方政府和改造西藏社会的着手之处。它的胜利基础确实在于军事实力，不过，在现代主权秩序中，实力强大的一方获胜，只是一种正常的逻辑。反而，比较一下当年清朝政府施加给西藏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的《十七条协议》至少在文字表面显得宽容得多，态度也友好得多。《二十九条章程》除了两条单纯谈军队的装备（第七和二十六条），一条越俎代庖地超越藏政府下令免差徭和税收欠款（第九条），其他全部条款都是施加给西藏的限制性条款，几乎没有任何协商气氛，通篇皆是“不得非议”（第三条）、“即予严惩”（第五条）、“加以惩罚”（第八条）、“都得服从”（第十条）、“不得逾规乱为”（第十一条）、“不准参与政事”（第十二条）、“予以查究”（第十三条）、“必须按照”（第十四条）、“立即革退”（第十六条）……之措辞，只能感觉到清廷居高临下的权威和权力，命令西藏无条件服从。《十七条协议》除最后一条说明生效日期外，有实质内容的十六条条款中，北京对西藏地位作出保证和对北京进行约束的有八条，占一半。且通篇宣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固然，那可以被视为一种玩弄形式的伎俩，北京在协议中是获得实质优势的。但是与北京当时在实力上的优势相比，它在协议中获得的优势还是比较收敛的。拉萨与北京毕竟不是同一水平的对手，刚刚遭到军事上的大败，又受着解放军的三面重围。与制定《二十九条章程》的清朝相比，中共强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直接用军事手段占领西藏，打进拉萨，西藏又有什么能力对抗？所以，从最低的意义来讲，《十七条协议》的签定至少延长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八年统治。
2、两难“统战”
“统战”（统一战线）是中共政治术语中一个专有词汇。早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就为共产党人制定了这样的策略：“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毛泽东把这种实用主义策略发展到极致程度，不但创造出“统战”这样一个政治术语，还在中共内部设立了专门的“统战”机构（称为“统战部”），并将“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合称为保证中共胜利的“三大法宝”。我在写这一节时，由于记不得所谓“三大法宝”的其他两“宝”是什么，打了一连串电话询问我认为有可能知道的人。有意思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跟我一样，记不住另两“宝”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立刻说出“统一战线”来。从这个小插曲，可以看出“统战”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中共在五十年代解决西藏问题，除了一开始打了昌都战役，摧毁了西藏的军事力量和抵抗信心之外，后来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的──即以怀柔政策，争取西藏上层的合作，最终达到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目的。这种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国古代兵法一直被置于“上上”地位。中共与阿沛率领的西藏代表团签定了《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立刻派遣当时的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西藏。张经武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加入中共，1932年在瑞金任中共红军军事教导团团长，红军长征时为毛泽东身边的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属中共元老级人物，亦是毛的心腹。张经武当时进藏的首要任务就是“统战”。在离开北京赴藏之前，据说张经武专门就一个问题向毛泽东做了请示——要不要给达赖磕头？毛泽东的回答是，达赖要他磕他就磕。据说毛还笑着补充说：“不外乎磕个头嘛，这有什么？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 这段小故事是后来中共西藏军区一位作家在他的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书中透露的。不管是否属实，的确可以表现出毛泽东为达到目的能屈能伸的风格。一方面，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礼物，绕道印度奔赴亚东去“统战”达赖，劝说他返回拉萨，接受《十七条协议》；另一方面，向拉萨进军的中共军队以优良的军纪努力解除西藏老百姓的恐惧。以十八军进藏前制定的《进军守则》为例，有关爱民和尊重西藏风俗方面的条例占了绝大部分（在共34条中占19条）。这里摘录下来，可以看出其用心之良苦：
……十、战斗期间不住民房、不借民物；……十二、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圆和藏洋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十三、不论部队机关，一律不准派用“乌拉”；……十六、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十八、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他轻微礼物，并应回敬“哈达”，即其他适当的礼物；十九、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因好奇而嘲笑；……二十一、藏人爱在温泉洗澡，男女不分，我军人员决不要参插其中；二十二、藏人请吃东西，要少吃，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二十三、和藏人接触，不可问哪个是哪个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二十四、要切实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做到与藏民融洽无间，必须克服嫌藏民脏、厌恶情绪；二十五、对土司头人要尊重，既要反对看不惯和厌恶不满情绪，也要防止单纯团结上层，不积极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现象；二十六、对于民兵、僧民武装，要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尽量避免与之作战，争取无效时则坚决歼灭之；二十七、对俘虏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不动其“神诰”和吃肉用的小刀，伤虏要给予安慰治疗，藏兵尸体要动员群众按当地风俗妥为安葬；二十八、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及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二十九、未经同意不住寺庙，不住经堂；三十、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便迫不及待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三十一、如有喇嘛要求参军，概不收留，并应妥为劝说，送回寺院；三十二、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三十三、藏区旧有之行政人员如不反对我军，可继续任职，如已逃亡，则尽量争取回来……
正像后来当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十八军指挥员阴法唐所说：“虽然那时和西藏老百姓语言不通，但是你给他的水缸里打满了水，把他的院子扫干净，他总会明白你是在给他做好事吧！”进藏中共军队的模范军纪给沿路西藏百姓留下了“仁义之师”的印象，并通过他们广为传播。中共军队到达拉萨后，为了避免扰民，严令只有持警备司令部通行证者才得进城，并且禁止参观布达拉宫和三大寺 。当时中共对西藏的经营主要立足与西藏上层合作，除了西藏政权依然归属噶厦政府，中共在西藏设立的各种机构，也大量吸收西藏上层人士。昌都是中共通过军事胜利占领的地方，但是在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九个副主任中的七个由藏人担当，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35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12个宗“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14人，藏人官员154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 。当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统战部长陈竞波还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含主要土司头人）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人未安排，计划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
中共刚进藏的几年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北京与拉萨的“蜜月”。当美国抵制西藏的羊毛出口时，西藏四百多家羊毛商积压了两年多的羊毛，全部被北京在西藏成立的国营贸易公司以三倍于当时市价收买，总值四百多亿元（旧币） 。汉人干部以其公正、自律、平易待人受到普通藏人的欢迎。中共解放军靠开荒解决自己的粮食副食，平抑通货膨胀，减轻西藏负担。当时的“蜜月”，可以从达赖喇嘛1954年在北京为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中得到反映：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像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一样，
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他像太阳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远及天涯。
1954年、中共邀请达赖与班禅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特地指示“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 。张经武当时对外保持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对内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书记，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的路上，张经武和他带领的一批中共干部，行走不离达赖左右，休息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赵慎应对当时张经武护送达赖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一天，大队人马来到接近泥石流地段名叫拉玉的地方。张经武在筑路部队和当地群众中调查天气和泥石流情况，战士和群众说，近日内爆发泥石流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山石松动，山坡上拳头大、斗大的石头飞滑下来的危险随时都会有的。战士们说，对泥石流也绝不敢大意，就在前几天，泥石流突然爆发，筑路部队一个排的战士无一幸免地全部被泥石流吞没了。这几天，战士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赶修公路，公路勉强修好，但仍不能通车。……次日，达赖一行出发，到达泊龙泥石流塌方地段，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泥石流区的山坡上，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手持红旗，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筑成一道人墙，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区时，年已半百的老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年轻的达赖喇嘛左边靠山一侧，保护着、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张经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搀扶达赖，他们紧张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过了乱石隘路。李天柱后来回忆说，很幸运，那天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我们确实是决心以自己的头颅、身躯、生命来保护达赖的。
达赖喇嘛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所写的自传中，也记述了这一段行程：
一路上死了三个人，都是共军，只死了三个人，这实在是侥幸。他们沿着路边站成一列，保护我们免受雪崩之灾，自己却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骡子坠崖摔伤了。一天傍晚，张经武将军来到我的帐篷，向我报告明天的路况会更坏，我们得下骡步行；他会亲自挽着手，全程护送我走完这一段路。当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张将军不但会管我的两位总理，他还可以威吓大自然。第二天，张将军一整天伴随着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跟他在一起实在很累。我也担心如果张将军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分不清谁是谁。在整个行程中，每一次我们都是往插着红旗的人民解放车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会前来提供我们茶水。有一次我渴极了，不等找到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就接过茶水喝下去。口渴稍减之后我才发现杯子真脏，杯缘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来。
显然，达赖喇嘛对张经武的印象不好。张经武曾逼迫他撤换了噶厦政府的两位首席噶伦，也就是他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位总理。他把张经武形容为“一位专横、傲慢的人”。无疑，张经武如此细心地保护达赖，肯定也不是出于他个人对达赖喇嘛的热爱，而是达赖的安全对西藏形势太重要了。以张经武的地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一点。达赖出任何一点问题，他是无法向毛泽东交代的。当时连邓小平都要亲自去检查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并且有些夸张地恫吓西藏工委的联络部长徐淡庐：“达赖、班禅住的这两个地方，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由你负责。”中共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对西藏的“统战”至少在开始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达赖和班禅在北京逗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年轻的达赖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正是佛教精神。他甚至一度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开始非常热中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物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
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诚。
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从“统战”出发，为了不招致藏人的反感，当时中共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1952年这样告诉西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同时，他在共产党内部这样解释：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好罢，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事实上一拖就是八年，当初差点导致谈判崩裂的有关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拖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而且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但是西藏人并没有因此放心，因为有数万人的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进了西藏。这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清朝虽有过大军进藏，战事一完即撤出，平时留在西藏的常驻军队只有千把人。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藏人是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藏。而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藏的周边和腹心。那引起的恐惧是中共怎么运用“统战”手法也无法消除的。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互不信任也是不可避免，时时发生的。包括这样的小事：
……两件事使达赖对毛产生恐惧。一次是藏人在京庆祝新年，毛泽东受邀出席。在庆祝仪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抛掷糕点敬献佛祖时，他也抓了两撮，将一撮朝上方扔了，然後狡黠地一笑，将另一撮扔在了地上。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时间，向达赖建议该如何管理西藏。谈得兴起时，将头贴在达赖的耳旁低声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为和尚尼姑要单身；第二，它忽视物质建设。”年轻的达赖惊恐地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
毛泽东也同样不信任达赖。1956年，关于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话：
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其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那一次，达赖的确产生了留在印度不归的念头，共产主义和他的佛国不可能共处，稍有一点清醒的头脑都不难做出这种判断。但是在犹豫了四个月之后，他最终还是返回了西藏。原因之一是中共许诺六年之内不搞触及西藏传统制度的改革（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 ），另外也是因为印度总理尼赫鲁不想惹麻烦，不愿意给年轻的达赖提供流亡条件。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陷入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狂热。相比之下，实行“一国两制”的西藏反差极大。那时被派进西藏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军人、干部或国家职工，即所谓“革命队伍”的成员。他们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对西藏社会处处看不惯。他们把西藏归纳为“三多”──穷人多、压迫多、神灵鬼怪多。在他们眼里，西藏在经济上是封建农奴制，在政治上是神权至上的政教合一制，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穷人翻身做主人，也是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的理想。但是，中国内地早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对此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即使在中共高层，也有对这种“混淆阶级阵线”的“统战”表示不耐烦的。西藏军区作家吉柚权采访当年西藏工委联络部长徐淡庐后，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达赖一行回到四川成都，正值朱德、聂荣臻、郭沫若等川籍中央领导在成都。另外，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亚非会议回国，也要到成都停留，四川省的接待任务很重，省市委领导都非常繁忙，再加上要接待达赖这一行一百多人，任务就更加繁重。……李井泉由于接待几位四川籍中央领导的任务重，不愿见达赖，只由四川省省委书记、省长负责接送和设宴招待达赖。徐淡庐知道这个情况后对负责接待的人一再讲明，达赖在其他省市参观，各省、市都是第一书记出面接待，希望转告省委，请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了大局如无特殊情况还是出面接待达赖为妥。但四川省委负责接待的负责人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不能更改，不论徐淡庐怎么解释都不答应。徐淡庐一看对方的态度，知道再说也是徒劳，但考虑达赖知道第一书记李井泉不愿见他而引起矛盾导致不团结，便与该负责人约定，如果达赖问起李井泉时，就说李井泉病了。省委负责接待的人同意统一口径回答达赖。……第二天正好是列宁诞辰纪念日，中央要求各省市要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并要求省市第一书记必须在纪念会上讲话。李井泉理所当然地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讲了活。李井泉的讲话第二天由四川日报刊登后，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病，而是在骗他，心里顿时有一种李井泉看不起人的气愤。敏锐的徐淡庐从达赖得知李井泉未病时脸上的表情知道事情砸锅了……于是借四川省委统战部请他吃饭的机会，向统战部几位领导讲了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生病的反应，建议他们转告四川省委，为了团结达赖，能不能变通一下，请省委第一书记出面给达赖送行，作一次弥补，并解释为达赖设宴接风的当天的确病了，列宁纪念日的讲话是带病参加的。徐淡庐的这一建议经省委统战部转达给李井泉时，李井泉勃然大怒，下令当天晚上在招待所摆开战场，召开对徐淡庐的批斗会，指责徐淡庐为什么对达赖喇嘛这样一个封建、宗教集于一身的活佛如此捧抬、奉承，陪他们进馆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不是有什么用心？是不是借这个机会靠近达赖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时达赖已经在北京参加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中共的官职序列上，已属“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名义上的地位高于一个省委书记。然而在中共的省委书记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代表封建和宗教势力的头子而已。后来这事是由周恩来命令李井泉向达赖道歉得到解决。正好路过成都的周恩来专门把李井泉召到住地，批评他在中共高层尽一切努力“统战”达赖的时候，不识时务地挑起矛盾和制造冲突。中共上层从治国角度，处理西藏问题时把主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然而只有少数最高领导人心里明白这一点。中共从整体上已经变成一个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所以其下级党员干部时刻都有自觉发动革命的倾向。中共的西藏工委在1956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形势之下，也不安于仅停留在“统战”阶段，急于在西藏开始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并做了相应的舆论宣传和“试点”，还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 。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时产生流亡不归的念头，正是因为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面对西藏出现的惶恐和动荡，中共高层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于1956年9月4日电示西藏工委，指示停止进行改革准备工作，电报说：
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看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应该说这是对西藏民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西藏民族至今对汉族、对中央也就是说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的，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仍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在改革问题上，作了适当的让步和等待，就能够大大的增加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有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后的各项工作。这样慢一些、稳一些，就会好一些，从实际效果上看反而会快一些。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或者认为过去让步了，等待了，现在不应该再让步，再等待，因而勉强地去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生叛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