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3

我一个人站在母亲病房门口，听着舅舅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感到寒冷、孤单、惊恐。这时，我看到张大非从大门进来，跑着过来。我刚停的眼泪又倾泻而出，对他说：“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

他走进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祷。

当他走出来时，他对我说：“我已经报名军校，改名叫大飞，十一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

接着。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我手里说：“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然后他疾步走出了医院大门。

后来他在信里告诉我，他几乎是全程跑步，到了码头，赶上报到。一路上他止不住流泪，一年多以来从我的母亲处重温母爱温暖，今日一别，不知能不能再看到她?

他放在我手上的小包是一本和他自己那本一模一样的《圣经》，全新的皮面，页侧烫金。自那一天起，我在所有的车船颠锾中都带在身边，至今六十多年仍然清晰可

读。

在扉页上，他写着

邦媛妹妹:

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

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

乐的园里。阿门:

主内四哥张大飞

一九三七、十一、十八

在那一天之前，没有任何人用“可爱勺前途”对我病易磨难勺生命有过如此的祝福。

5、南京大屠杀

十二月七日，父亲到了汉口，他与抗战最高统帅部最后撤离南京的数十人随蒋委员长先到宜昌，再乘军船到汉口。

这个家终于有了爸爸，他又黑又瘦，在南京的最后几天连饮食都难于供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样的大男人流泪，他环顾满脸惶恐的大大小小孩子，泪流满面，那一条洁白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如今被眼泪湿得透透地。

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母亲，因为能看见父亲活着回到家中，忧心有了安顿，活了下来。

爸爸每天一早就由汉口过江参加己移驻至武昌卫戍司令部的抗战最高统帅部看战报，作抗战大局的调度。抗日战争已五个月，原曾夸二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的日军，面对的是一个苏醒的中国。

日本将轰炸京沪、芜湖、南昌的火力全部调来日夜轰炸武汉，原本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只剩下许多高楼的断垣残壁，夜晚，沿着江岸的火光彻夜不息。敌机的数目多了，我们的空军迎战，打落许多太阳旗日机，人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仍站在残瓦中欢呼，空军成为新中国最大的英雄。

十二月十三日的下午，街上报童喊着卖“号外”的声音。舅舅冲下楼买了一张：南京沦陷，日本军队由申华门开入我们的首都，开始放火抢劫，大屠杀。

第二天报纸头版写着，南京城陷，头两天之内，保卫战伤亡达五万人。妇孺老弱惨遭屠杀者十余万人，日军甚至有比赛屠杀之恶行。

同一版登载一则外电，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美国哲学家杜威，联名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不与日本合作，以免助长日本侵略能力;同时当以全力援助中国，直至日军完全退出中国，放弃侵略暴行为止，声援的有各国民间团体及总工会等。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国际正义的声音总是湮没在强权的炮火下。三个月后，希特勒挥军并吞奥地利。哲人学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原乡欧洲沦入极权恐怖控制之下，对中国的同情能有什么效果?

芜湖失守后，我军为延阻日军溯长江而上的攻势，以轮船十八艘及大批帆船沉入马当江面，成为第二道封锁线，由九江集中实力保卫武汉。日军在南京的邪恶暴行促成了全国长期抗战的决心，西南各省全部通电投入抗日前线，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宣言：支持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主张。

6、从汉口逃到湘乡

政府下令疏散武汉居民与难民，工厂、军政设备、学较，全部南移往贵州、四川去，重庆已正式成为首都，逃难的人必须尽快沿湘桂路往西南走。

父亲多方奔波设法，在湖南湘乡永丰镇找到一座祠堂，磺璧堂。地方人士答应他，祠堂里可以收容一千个学生。

从汉口到湘潭县的湘乡，又是五百多里路吧。学生、老师从汉口出发，有车搭车，无车走路，大约跋涉一个月才到永丰镇。

父亲找了一辆车，载着我母亲，另一位老师的母亲，还有一位太太，我和剩下的两个妹妹，也往湖南去。半路上，赶上学校的队伍，我哥哥在队伍后面走，舅舅叫我哥哥上车，在司机座位旁边挤出个位子。

第二天到一个站上，父亲从后面赶来了，他问我哥哥为什么坐车?舅舅说:“车上有空位，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就让他坐车吧!”父亲说:“我们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很多都是独子，他们家里把独子交给我们，要保留一个种，为什么他们走路，我的独子就该坐车?”就令车子赶上队伍，叫我哥哥下去，跟着队伍走。

这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我们住了无数住店。学生都被安排住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哥哥被赶下车跟队伍走后，我整天闹着也要跟着走：“为什么哥哥可以走，我就不可以走？我为什么要坐车?”他们只好让我跟着队伍走。

我走了不到一天，夜里在稻草上睡到半夜就发高烧，第二天一早被送回我母亲那儿，从此以后我也不敢再提。

农历年前，我们到了湘乡，发现光是一个湖南就有很多不同的方言，而湘乡跟湖南其他县市又不一样。

湘乡是齐白石的故乡，非常具有地方色彩。环璧堂距湘乡又有几十里路。在永丰镇，是明朝一支皇族的祠堂。这祠堂大到居然能有近百间房舍。不但住得下学生，而且能够上课。我们家则跟家眷一起搬进另一处祠堂：扶稼堂。

这是逃出南京后第一次有个家的样子，这时我们才敢告诉妈妈静媛妹妹已死的真相——在汉口时，爸爸谎称已托韩伯母带着随第一批师生疏散到湖南去了。至此，也才告诉她裴连举表哥和张大飞从军的事。她知道后大为悲恸，病又复发，卧床许久才

康复。

7、我家住在松花江上

在磺璧堂安顿后，惊魂甫定，不久农历年到了。除夕夜风雨交加。全校集合包饺子，这是中山创校后的传统，许久没吃过热饭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吃了真正家乡味

的年夜饭。

元宵节饭后。有一些人到祠堂外小河边的空地燃起几堆火，几百个人围坐在火

边。有人说，现在离家一天比一天远了，日本人占领半个中国，如今仍在追杀不已，哪一天才能回到家乡?一时之间，哭声弥漫河畔，一些较小的女生索性放声号掏。在这样的哭声中，国文老师郝冷若带着大家唱那首传唱后世的《松花江上）（张

寒晖词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申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印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此歌写出后，由当时在中山中学教音乐的马白水老师教唱。不久，这首歌从湖南唱到四川，伴着近千个自东北漂流到西南的流亡学生。八年后，同样一群学生又唱着这首歌由西南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这时代悲剧下的流亡三部曲，透过一首歌在河岸哭声中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由抗日到反共，唱遍了万里江山，初来台湾时，仍伴着无数哭声唱了将近十年。

8、周南女中

由于我才小学毕业，还得上学，而中山中学不收我，怕我动不动就发烧生病拖累他们。因此，父母把我一个人送到长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级。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历史的名较，在台湾还有校友会。

我记得班上的导师是黎世芬老师。我到台湾后近二十年，由台中搬回台北，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当时是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我去拜望他，他看到我还记得我。我功课虽好，但老是生病，动不动就晕倒，发高烧，送医院……。由于学生一律住校，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校方有照顾的责任。他用湖南话说：“你这个娃儿，真是麻烦唷！”

在那短短的一学期，我书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认真。日本人打进汉口时，我们学校参加长沙爱国大游行，全市像沸腾一般。我参加学校鼓乐队，老师问：“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敲大鼓。”

因为那时候抗日的感受很强烈，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现出来。但我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瘦得像只猴，根本背不动大鼓，黎老师成全我，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鼓，我在旁边敲。所以游行时，我是打大鼓领队的，这也反映出学校对由北方逃难来的学生的宽容与同情。

来台湾后，我还留着一本当年的小小纪念册，里面有老师和同学们写的一些祝福的话。在现实的剧变乏中，在育儿、烹堂二餐的空隙里，有时我仍会想起屡弱的十三岁和长沙游行时全市鼎沸的爱国心。以及自己在鼓声中的惶惑与愤怒。

我们到湘乡后两个月，哥哥收到张大飞曲入伍训练基地写到学校的信，——他们的年轻教官中有几位是黄埔八期到十二期的东北学生，知道中山中学到达湖南，落脚在湘乡永丰镇。

他信上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身体如何？（他不敢问，“她仍活着吧？”）请我们务必回信，他在信内写了哥哥和我两人的名字，或许是怕哥哥不一定回他的信。

信中，他也说明从军的理由:“我已经十九岁了，毕业时超过二十岁，到时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学。日本人把我们逼成这样，我也没有心情念书或等待一个没把握的末来。我家有三个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愿考进了空军官较，可以真正报效国家，为我父亲复仇。”

他说入伍不久即考入空军官校，训练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饱，“我自离开家。除了在南京你们家之外，很少吃这么好的伙食。”体力好，入伍训练也受得住。他问我有没有看《圣经》?可以先从《新约》看起。哥哥在学校很忙，他命我立刻回信。

我到了长沙上周南女中时，给他回信说清楚家中和妈妈的身体情况，告诉他赠我的《圣经》放在腰袋里，逃警报都带着，只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让他打?

长沙在两次大火前夕，处境日益艰难，父母只好把我先接回湘乡，准备随时再往前逃。

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在永丰镇过的好日子。湖南有丰饶的物产、淳厚的民情和世代厚植的文风，湖南人因执着与自信常被人称为“湖南骡子”。那儿是个鱼米之乡，我今生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那样肥美的萝卜和白菜。在战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日子过得太平安宁，与世隔绝，真像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美好故乡。

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书中许多人也写到，湖南湘乡那近一年的学校生活虽仍在逃难申途，但山明水秀，丰衣足食，竟成为一段美丽的回忆。

9、从湘乡逃到桂林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日军由海路在大鹏湾登陆攻陷广州，全市陷于大火。

十一月在长沙，我军误以为日军将至，竟下令放火烧城，做焦土抵抗。十二月二十一日，蒋委员长发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誓言全国一心，转战西南，绝不投降。

此时，距日本军部在侵华开始时向天皇和人民狂言保证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已一年三个月。而中国的西南。比日本想象中的还要神秘，险峻的疆土将数百万入侵的日军缠住八年，许多人成为异国亡魂，连归乡的路都找不到!

母亲带我们跟着中山中学，在父亲安排下离开被敌人钳形包围的湖南，乘湘贵铁路火车先到桂林，之后再经贵州到四川去。

到桂林后，以为可以稍作喘息，父母把我送到桂林女中读初一，读一天算一天；家人住在旅馆，我住校，大约读了秋季班一个多月。

那段时间，我有两件极难忘记的事。

白天，只要天晴就有日机轰炸，警报响起我们都往郊外奔跑。有几位高中学姐大约是学较安排的，总带着我跑到一处河边，那儿有许多椰树，我们躲在树下，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我看到他们丢下一串串闪光的炸弹，城里的黑烟和火光随之而起。

有时，空战似乎就在我们头上开打，敌我双方互相开机关枪，当看到漆着红太阳的敌机尾巴冒烟往地下坠落时，大家在惊恐中仍会兴奋地鼓掌。有一次，一架敌机落得很近，许多人跑过去看，欢呼不已。在等待解除警报时，我记得有一位学姐总爱细声唱:“我每天都到院纱溪，痴痴地计算，你的归期……”当时我虽已是少女年纪，却觉得在那样的天空下，听这么“颓靡”的歌很不舒服。

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每天晚上九点熄灯到第二天早上的漫漫长夜中，从宿舍走

到厕所，必须经过一条很长的户外走廊;走廊立着庙廊似的柱子，有两、三盏大油灯，在里巴佼中被风吹得影影幢幢。我总等着有人起来才敢跟着走，那种恐怖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有时，熄灯后有人爱讲鬼故事，我只有紧紧蒙着头，那时对黄昏将至的恐惧和在西山疗养院一样。幸好不久家随着中山中学离开桂林往贵州走，我才得以解脱。

10、从桂林到怀远

不久，局势更加动荡，从京沪到武汉、湖南的难民全都涌向桂林，所有可供住宿之处全已爆满。

中山中学的师生，男生住在七星岩岩洞内，女生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这期间，父亲先往四川找校舍，得地方政府协助，觅得四川中部自流井旁边的一座静宁寺，可以容纳学生住宿上课。

再踏上逃难之路，路却是越走越艰难了。羁留在桂林的师生组成三队，由桂林动身徒步往广西柳州走，再曲柳州先往贵州宜山县一个接洽好的小镇怀远。看清情势之后再往重庆走。

在桂林，父亲得到当地司令部协助借了三辆军用卡车，装运学校的基本设备，母亲则带着家人搭客运长途车到柳州。

舅舅带我坐在行李车上，在堆到极限的行李箱笼之上。我们必须用绳子绑住身体。以免随时被颠下车去。我记得当时颇感“荣幸”，他们允许我坐行李车，而不是和小婴儿们坐客运车。自从在汉口的生离死别之后，我不得不长成大人。

在柳州住了几天，新驻防的装甲兵团长是黄埔八期东北毕业生，他们把我一家人和最后一批老师家眷（多数已先送至四川）送到怀远镇住下。

母亲每天到镇前公路等待中山中学徒步的队伍 我哥哥也随学校队伍步行。走了七百六十里、二十七天后，先行学生出现了。当我母亲看到董修民（父亲好友董其政的独子）挑着行李，破衣草鞋，走近叫她“齐大婶”时，她不禁放声哭了。

那数百个十多岁的孩子，土黄色的校服已多日未洗，自离开湘乡后没睡过床铺，蓬头垢面地由公路上迤逦走来，在其中，她已无法辨认自己的儿子……。

在那个苦难的时代，受异族欺凌而在战火的延烧中逃命。竟有机缘看到中国山川的壮丽。从津浦路过黄河铁桥，从南京到芜湖，由芜湖溯长江到汉口，由汉口到长沙，到湘潭、湘乡，在永丰镇那世外桃源看到丰美的土地和文化。万份不舍地离开湘乡后，在那颠镀的湘桂路上看到真正的湘江，渡湘江到株洲、衡阳，往南走，过郴州（难怪我在南开中学时读到秦少游《踏莎行）:“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词句后，至今每逢想起，仍是热泪盈眶）。我几乎可以说横跨了湖南的版图，近来读到毛泽东在一九二0年曾主张湖南独立，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也不全是狂妄。从湖南到广西桂林之后，逃难的人潮在崎岖的山路上往贵州走去，处处是天险，连回首的来路都看不见了。

怀远是个美丽的地方，她和湘乡永丰镇一样，在我记忆中璀璨发光。怀远有一条我那时认为世界上最清澈的河（宜江的支流），由镇口流过，那里有一座漂亮亭子，我每天都会去坐一阵子，读仅有的几本书，看小小的平底船渡河。渡船带来的是外面生动的世界，中山中学在怀远住了近三个月，正式恢复上课，一九三九年农历年后还认真地举行期考。

11、九弯十八拐入川

接着，广西局势也紧张了，我家又随着学校沿川黔路入川，投奔抗战的首都重庆。

家眷搭军车，学生则是有车坐车，无车徒步走。从桂林到贵州，再由九弯十八拐的鵰姆坪往四川去，我真正看到了险山峻岭和人用卑微的双足攀越时的艰辛。

孙元良将军，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抗日时正规军军长，兵团司令，南征北讨半生。他在逝世前接受胡志伟的访问中，回忆抗战时的逃难情景，有大场面的描写和

检讨：

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 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 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顷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

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

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中山中学到了四川之后，毕业生会考与升大学比例都在全国前十名（自到汉口后招收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各地中学生数百人）。进入职场的以军政、文化界最多。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大部分学生回到隔绝十年的家，已不愿再踏上流亡之路：国共战争期间，决定留在千疮百孔的家乡，驱除满洲国余毒，重建民族信心和教育，但他们终身未忘在中山中学那一段患难申情逾骨肉的感情。

一九九0年代，中山中学在沈阳复校，主要的力量即是来自当年流亡返乡的校友：包括吉林省长、辽宁省书记、沈阳市长，当年，他们都曾在湘桂、川黔路的漫漫长行中含泪唱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一九八四年，台湾中山校友会出版了一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由当时任警官学较校长的李兴唐、《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华航总经理张麟德及谢

钟琏、陈明仁、斩士光、凌光武、龙士光、石声久、李光办、赵淑敏等较友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写集稿成书：全书近六十篇忆往文章，血泪斑斑，任何人读了都会感动。

其中，郑佩高《艰难岁月五十年》，详述颠沛流离十年事，开篇曰：

“我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之创立也，在苦难申诞生;其停办也。情景尤其令人心碎。数其岁月，自创校以迄今，恰恰五十年，此五十年中。何尝有一日能使吾人喜乐者?且突破艰难，尝尽苦涩，奔走呼号，弃个人之喜乐于不顾，以促使吾校诞生之诸乡贤。就笔者所知，大半已归道山，其所抱之伟大理想，就今日言之，仍未能完全实现。因知其在天之灵必有深恨!学校由北平南迁之前，平津中上学生集中军训不及一个月，日本提出我中央军退至黄河以南，停止一切仇日抗日活动，学生集训应立即停止等等无理要求。第二日清晨升旗之后，总队长关麟征将军（二十九军师长，抗战时殉国）步上升旗台，涕泪纵横宣布集训解散，并曰:“我们的国家至此地步，尚成何国家，此仇此恨不报，能算作男子汉大丈夫否？能称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否?”一时群情激动，俱冬痛哭失声，恨不得立即灭此朝食，虽粉身碎骨而无悔……。解散后。地上热泪滴处，斑斑成行成列皆分明可见也……东北沦陷，师生中被俘被杀者极众，至能逃来台湾者，率亦系百死一生，试一追念前尘，能无天地永在震撼之中之感乎?”文章最后，郑佩高注记：“九一八事变五十二周年纪念之夕完稿，执笔之际。犹彷佛日寇炮火凌空而过，北大营在火海中也!”

除此之外，每逢有人提到中山中学，我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那一条漫长的逃亡路上，我父亲看我们都算平安上路，就急急忙忙赶去下一站接洽驻军，给徒步走来的学生安排粮食与宿地的情形。

一站又一站，他总是与我生病的母亲与幼妹擦身而过。那时我已经“升级”坐在行李车上，随时注意不要被颠簸摔下车去，哥哥在步行的队伍中。我们有时会远远看到父亲在赶往下一站的军车上，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时在他的心中，那近千人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丢。

注

1、胡志伟，《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台北，《传记文学》，第九十一卷第一期，二00七年七月号，

2-郑佩高《艰难岁月五十年》。白北，中山校友杜，《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

“中国不亡，有我！”——南开中学

1、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

我从幼年离开小西山故乡后，经常活在病痛、转学和灾难之中。在南京虽曾有炉边幸福时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欢颜，转眼都如暑花凋谢。我家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入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日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流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广西、贵州学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亲在重庆四德里祖屋恢复东北协会（负责训练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资助，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后解散），但落脚不久，房子即被炸毁。父亲托人在沙坪坝镇外找到两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协会办公用，后来《时与潮》编辑部亦设于此。

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我们奔跑了半个中国的土地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

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黄土坝子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积极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透过游行呼喊自强，号召爱国抗日。校长张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芦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

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随着浪迹各地私垫教学的父亲到义学辗转读书，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从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义。

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耻。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张校长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年纪正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年纪，我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一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怀一枪（烟枪，抽鸦片用）慢吞吞地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

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 Press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中国》，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

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日胜利，

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缠身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2、忆恩师

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除了原有的学业水平，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平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受张校长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津南村是我所见过最早的眷村。那一排排水泥单栋小房，住着许多令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如：数十年来令我追忆难忘的国文科孟志荪老师，最让学生害怕的冷艳数学老师张亚丽。还有校务主任喻传鉴的两位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在南开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南开向来注重国际性，所以英文教材难度很高，这是传统。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强，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念物理、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数学也教得扎实，我们大概是当时最早教微积分的中学。我那时的功课很不错，只有数学不好，尤其是几何。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是虚线、有些是实线？我的观念里只有实线没有虚线。

化学科的郑老憨则是个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们每次听男生学他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又说他在宿舍里喝点酒给男生讲《三国》，都羡慕得要死。此外，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男子汉”的壮语。

地理科的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提到台湾时叫我们记得“鸡蛋糕” （基隆、淡水、高雄），我们就在背后叫她“鸡蛋糕”。高中时，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我们看世界各地图片，开启我们的眼界。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轮在嘉陵江翻覆，噩耗传来，我们几个女生从她的单身宿舍门下塞进慰问信，上面写着，“老师，我们和您一同哭……”从此以后无人称她外号。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台大文学院楼梯上遇见她去看沈刚伯院长，直到她从成功大学文学院长退休，我们都保持联系，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我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姓伉，是创校元老伉乃如的儿子。他教得很好，在我们女生部十分有名。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家叫他“伉老二”，长得很高，未婚，同学们都觉得他很英俊，我不觉得怎么样。抗战时期大家都穿棉袄、草鞋，他却独树一格，穿着白西装。

那时，他对我们班上一位女生颇有好感，她是南开的校花，就坐在我隔一个位置上。我们经常有小考，伉老师就在我们座位之间走动，往来巡查，有时低头看学生会不会写、有没有问题。每次，当他伏身到那位女同学位置去看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怪相百出，挤眉弄眼、推来推丢。我们那时用毛笔写字，都有砚台。有一位同学非常生气，觉得他太讨厌了，怎么光是看她，就磨了一盘墨在砚台里，放在桌角上，让它突出桌沿一点，伉老师走过时就撞上了，墨汁淋到白西装，大约有半个身子。他用天津话生气地说:“这叫么？这叫么?”意思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女孩子这样整男老师，有时候好可恶。

影响我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

六年十二册是著名的，主编者就是孟老师。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我们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教我高二国文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我已长大成人，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今日静静回首，中国文学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除了课堂讲授，孟老师对我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我能看的书都借给我看，有时候他还会说:“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你来吃吧。”那也是我记忆中好吃的东西。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都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和中山中学许多被学生终身怀念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在战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随张校长的办学号召，同甘共苦的。

二00四年，我们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纪念集里，受最多人追忆的是孟老师和郑老师（男生说当年有百份之四十的毕业生因为郑老憨而去投考化学和相关科系）。另有一篇传国涌同学《呼唤人的教育》，写物理名师魏荣爵的故事:有一位孟老师国文课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学长谢邦敏，毕业考物理科缴了白卷，但在上面写了一首词述志，自思是毕不了业啦。魏老师评阅考卷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学长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校园里流传着不少这样的故事，不难理解为何南开的老师们这么令人怀念了。

南开的体育教育也是全国著名的，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

最初，我以为垒球（当年甚少棒球）比较温和，适合我瘦弱的身体，谁知跑垒却需最大速度，我在饱受嘲笑之后，发现自己事实上是可以跑很快的。经过锻炼，半年后由“靠边站”的后备球员升为班队一垒手，初三那年竟然还成为女中田径校队的短跑、跳高、跳远选手。有位老师称赞我跳高、跳远像没事似的，“飘”一下就过去了。

我父母对我的体育表现实在不能相信。那一天，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去看我比赛，大约是一百公尺赛跑吧，她忧心忡忡，随时准备在我倒地时把我拎回家。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其实，体育课还有一个噩梦，就是踢踏舞。

有位高老师教了我好几年体育，她长得很挺，身材优美。踢踏舞是必修，学生们很规矩她跳，我老是跟不上舞步，她手里拿着小指挥棒，常常敲我脚踝。还说:“你的功课这么好，脚怎么这么笨？”后来她到台湾，我们同学还去看她，我没去，因为被她打太多次了。我真的不会跳，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笨?我就是不会跳踢踏舞，她拿着小棍子是真的敲打，又很诚恳地说我笨，我也觉得很羞愧。一点也不怪她。

3、十八张床的闺房

整个中学时期，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是我们切切盼望回家的时间。——数十年来每到此日此时，我仍会期待有快乐的事发生。

南开中学因为建在郊区，所以规定全体学生住校，我家住在二里路外，也必须住校。那时，车辆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战时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未听闻任何人家里有私家汽车。

女生宿舍每一间有十八张木板床，三排各六张，中间只容一人行走。床下有个小木箱放衣服。早晚自修比照上课一样管理，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可以回家，星期日六点回校。

我住在宿舍六年，好似在庞大的家庭中长大，充满了团体纪律和个人兴趣冲突的记忆，最有趣的时间是清晨和夜晚熄灯以后。

战时，规模较大的机关、学校都以吹号定起居与上下课的时间。因为迁徙时买不起大钟，更梦不到电子钟。每天破晓六点，天还没有大亮，起床号吹得凄厉而且坚持。我们挣扎着从爬着臭虫的木板床上起来，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在操场上排成队的时候，山城的雾常常浓得看不清邻班的脸。早操之前，经常是女中部主任王文田训话。几乎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她说我们:“心里长草，头上冒烟!”不知为什么，多年后重提此训，大家都会哈哈一阵，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年，不但女生怕她，男生也极怕她，胆子小的直到毕业都未敢走进女中部大门。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谜，像她那样冷峻的女子（我们背后称她为狮身人面像），女中第一班毕业、留学德国的可怕人物，怎么会在四十多岁去嫁人（名学者李书华续弦）？多年后。我四十多岁去纽约看她，她开门，我刚说:“您还记得我吗？”她就流下泪来，说:“哎呀，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这班淘气包呢?”那些年，她在雾中一开口，大家立刻忘记昨夜的梦，她的声音像小钢炮，用天津话说我们“野得没有救了”，怎么会用这么温暖的“淘气包”形象记忆我们呢?

更丰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气无力的熄灯号之后。睡眠不一定随黑暗而至，没有大月亮的晚上，确知不会跑警报，就是那十八张木板床上的人谈心的唯一时间。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然憧憬爱情，课内课外的书，字里行间都找得到爱情的暗示（那时很少“明示”），诗词歌赋全是伤春悲秋的情境。但是在那时的中学环境，不允许“谈”爱情，更没有人敢承认有钟情的人，若是敢承认恋爱，大约只有开除了

罢。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我们回家时，行李都不准进屋子，得先放在院子里晒，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虫就丢掉，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也写到南开中学的臭虫，提到他们向校方抗议的情况。

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挥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晚上，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我们挑灯夜战，就会看到那盏没灯罩、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

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臭虫是无可奈何的，学校也解决不了，因为那时没有办法消毒。抗战时没有“DDF”，若有，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东西。直到我们毕业离开，才脱离臭虫的威胁。至于蚊子、苍蝇，更不用提了。即使如此，南开已经算是很讲究的学校了，餐厅里还有纱罩。只是再怎么讲究，也挡不住困难环境里的卫生难题。回想我们的少年时期，没有一个人不是被臭虫咬大的。真是不容易。唉，那和日本飞机一样可恶的臭虫，也几乎是铺天盖地似的缠住了我们。是另一场噩梦，我若开始写牠们，只怕停不了笔。那些年全靠年轻的血肉之躯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