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4

4、李弥将军的战马

初一、初二两年，我的身体仍然瘦弱，还偶在冗长的晨间升旗训话时晕倒，成为同学的笑柄。天气太热或太冷时，站久了有人就说，“看!齐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争气真的倒了。

初二上学期快结束时，天气突然极冷，我们大多数人的脚跟和手指长了冻疮。那天周会在操场大雾中站久了，我又摇摇欲坠，站在我左边的同学李心娥小声说。“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几下，又在我左额捏了几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稳，且呼吸顺畅了。回到教室。她从书桌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违反父亲教我不可随便吃药的告诫，吃了她的药，而且整日感觉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学期开学两个月后插班进来。那时全国各省逃难的人都涌向重庆，南开中学因应战时需要，随时收合格学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参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为了维持教学水平，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份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学，不管家长是谁都没有用。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行政中心“范孙楼”，红笔多的即是留级，这就是著名、令人战栗的“红榜”。我还记得有一年看榜时，他们挤得把楼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来的那天。导师带她到门口。大声说，“这是新生李心娥。”她实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时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门口那表情，羞涩畏惧，不就是我到南开以前已经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进陌生教室的表情吗?她既排在我邻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边，我就事事带着她熟悉新环境，尤其是课程进度，明天要缴什么作业……等。她几乎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感谢地笑着、听着。直到新年前，某个星期六下午，在几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哭泣。

那天下课，轮到我做值日生，扫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经过邻室，看到她孤单的身影，我恳切地拉着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亲自从在南京宁海路开始招待东北的黄埔学生之后，直到他们去世，将近半世纪都以素朴丰盛的北方饮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坝定居后，哥哥考上中大医学院，却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亲鼓励他带周末无家可归的同学回家吃晚饭，她最受不了别的孩子没有家，吃不饱饭。

李心娥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客人，她和我一样瘦弱，更引起我母亲的关心。我们只知道她是云南人，爸爸是军人，调到重庆驻防，带她来上南开，妈妈没有来。从此，我几乎每周末都请她一起回家。母亲知道她被疟疾折磨所以长不高，对她更加关怀，为她增加营养，和我一样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痛恨，这样的心情，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体验，很难由心中抹灭。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没有安全感，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

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后各校学生及老弱妇孺都尽量往树木多的郊区疏散，减少伤亡。有一天，李心娥对我父母说，她父亲邀我们到他驻防地一处名叫黄桅标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后能上课再回来。我父亲问了她父亲大名及军区，知是云南军的一位师长，李弥将军。

暑假开始，母亲、我及两个妹妹过了长江，过江的时候，船夫嚷着，“挂球了，快点划，赶快拢岸!”由江岸搭上军车，车行约三十里到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外临时军营。李心娥的父亲戎装出来迎接我们，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这么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区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们回沙坪坝才回来。

在黄桅桦军区，我又有另一个颇可自傲的经验。住下后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带我去骑马。幼年时在东北家里，爷爷有马，村镇之间多数男人也骑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梦啊…这天清晨，勤务兵牵来两匹大马，我们两人都比马背还矮。马兵说每天早上都须榴马，把我们这么小个的“女娃儿”放在马背上，马都“不晓得”!

李心娥很明显的是会骑的，她一跃而上。而我，站在马旁——是师长的马，他们优待我，简直手足无措，想逃走。但见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脚放入踏瞪，扶我抬身到马背，再把右脚跨过去找到另一边踏瞪，坐稳在巨大的马鞍上，抓紧了缰绳。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马兵一直用手牵着蛮绳，数日后我居然也敢跑马了（gallop）。三十里外的重庆仍在日机恶毒的“疲劳轰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报。而我。住在军营里得了短暂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树丛土路上跑马，凉爽的风吹透

了我少年的短发。

那种感觉是连梦中也无法想象的，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稳定，和在学校判若两人。她说在云南家乡，随爸爸移防，必须会骑马。而我，在那样的缘份下竟然骑过李弥将军的战马……她所说的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激流狭壁引起我无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个男孩，长大了也去从军，参加骑兵队，像二十九军的大刀队那种兵，从长城喜峰口到南天门，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样，跃马千里，绝不要蹲在沙丘旁，让那么小的日本倭寇到我头上来轰炸我。我们两个来自中国极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敌人的轰炸下结成好友，那种真正患难柑共的感觉，是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间空袭时，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紧急警报声中，靠月光找栖身的小沙丘，牵着拉着，互相喊着名字，坐下后听远远近近的炸弹，看三十里外城里的火光，两个十五岁女孩分担着不可解的恐惧。解除警报时多半己是凌晨两、三点钟。解除警报是长长徐缓的长鸣，好似在长长地吁气，庆幸我们还活着。数百人因为彻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兴致抬头看刚刚带来死亡威胁的天空。月亮已经落下，星光灿烂，而我那时并不觉得星空美丽。

初三毕业，李心娥随她父亲回云南。战争已逼近西南各省，沿着云南边境新修的滇缅公路需要大量的防卫军力。最后一次她到我家，带了一个锦缎包的玉镯交给我母亲，请我母亲为她收着。说是她母亲的纪念。她已经“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确定是怎样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云南的家庭生活。抗战结束，除了她初回云南写过一封信。我家离开重庆，就断了音讯。十年之后，我家又“逃难”到台湾已数年，在反攻大陆声中，报纸上大幅报导国军留在滇越边境的最后守将李弥将军奉命撤退来台，转战万里终能归队，他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到立法院报告时，父亲约他相见，请他将玉镯还给李心娥，此时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国外。李将军见到玉镯时十分意外，两人谈到当年在抗战中枢的重庆，信心与斗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这般局面，感慨万千，只余叹息。

5、童子军日行一善的梦

我在初中三年最快乐的记忆是童子军训练。战时的少年比较勇敢，因为是真正的天真，爱国更绝不落后。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间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拚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

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我至今仍记得有次到歌乐山麓去练旗语的情形。我认真地传递敌情，觉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为童子军必须日行一善，每次经沙坪坝镇上回家的路上，总希望能帮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时的沙坪坝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师生数万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镇，轮不到童子军去日行一善，颇令我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初三开学不久，有外国贵宾来访，南开是首站，我和另一个同学被派去大门口站岗。那时我刚升为小队长。童军服（即制服）肩上钉了一卷绳子之类的标示，扎上鲜

明的紫白二色南开领巾，手持童军棍，自以为是在做很重要的事。那天，恰好张大飞由重庆丢我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与日机作战，经过南开门口，到家后对我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臂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我听了不以为意，所有的人都说我太瘦，我反而说胖的人俗气。那时的我，对外表美丑毫无自觉。剪个男发，从不照镜子，甚至对男女有别的种种也很不注意。我的堂姐保冈恰好相反，人长得漂亮，在中山中学读高二，据说是校花。暑假回家。整天照镜子，很看不上我的不修边幅，对我说:“你的童年怎么这么长？”

整个初中时期确实似童年的延长，但从小到处转学的我，从此进入稳定的成长期，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那年开学前，妈妈在镇上给我订做了几件浅蓝的和阴丹士林布（洗一辈子也不褪色，到台湾后几乎没看到过）的制服长衫，因为我要上高中了，不能再穿童军服了。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浅蓝短祖的制服，从家门口小坡走上田梗，走那种长满了草的窄田梗需要灵活的平衡，两旁的稻用在大雨后积满了水，在一低头之际，我看到了稻田水里一个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长衫的我啊!我正伸着双手保持平衡，满脸的快乐与专注。头上的天那么高，那么蓝，变化不已的白云飞驰过去。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间，照了那么大的镜子。

烽火烧得炽热，炸弹声伴着我们的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环境成长的孩子比起来。较具忧患意识，懂事得早，心灵却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么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正因如此，剩下的一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老师说:“不好好做人，就会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来就会被炸死那样地戒慎恐惧。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连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6、炸弹下的文艺青年

一九四0年暑假，我看榜知道已由初中直升高中，功课压力暂时解除了。漫长的夏日。我常常穿过中大校园往嘉陵江边找小岩石角落坐下看书，那地方似是孤悬江上，没有小径，下面就是相当清澄的江水。

我大量地看古典小说，《水浒传》看了两遍，《红楼梦》看到第六遍仍未厌倦，因为书中男男女女都很漂亮可爱，和战争、逃难是两个世界。《西游记》里的人都不好看，《三国演义》，我想大约只有爸爸才看得懂……。

升上高中后，脱下童子军制服，换上了长旗袍;春夏浅蓝，秋冬则是阴丹士林布。心理上似乎也颇受影响。连走路都不一样，自知是个女子，十六岁了。从此，功课不只是功课（数学仍是），而是学问，自觉人间一切课题开始由浅入深处处启发着我。

最感到幸福的是高二那年，吴振芝老师又轮到教我那一班的世界人文地理，那门课融合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源流和变迁。吴老师似乎更侧重历史与现势发展，有时她在黑板上画世界地图，希腊、罗马、迦太基;讲述英国的伊莉萨白一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哥伦布航海路线、南北极的探测、印度和中东、非洲的落后与神秘……，每一堂课都似瀛海传奇深深吸住我们的目光。课本内容原已相当丰富，老师还常常带些当时稀有的大本洋书和图片给我们传阅，她声调低沉但充满了feelings（只是“感情”是不够的），常似在检视偌大地球的沧桑。也许我们那班女生懂得，那二十三、四岁的年轻老师刚刚经历了人间至痛，才有那样深沉的声音吧。在成长岁月中读了这样一门课，使我日后对阅读、旅行都有适当的期待，借着少年时代的知识基础和渴望，可以探索别人文化的深度，而不甘于浮光掠影式地盲目赶路。

也是在这幸福的一年，孟志荪老师教我班国文，我他选了他首次开创的“诗选”，算一算，一星期有七堂他的课!

他那时大约已五十岁，在我们眼中，已经很老了。他长年穿深深浅浅的长衫，既不漂亮。也不潇洒（偶尔换黑或白色中山装）;他的声音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但当他开始讲课。立刻引人全神贯注。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五十年后，重庆南开同学纪念母校的书，写得最多的是国文课，几乎全写孟老师（三十多年前鹿桥在《纤情书》中也有怀念长文），有一位男同学朱永福的题目即是《激情孟夫子》，详记我们国文教材之成功全由于孟老师主编的态度，讲课“生动精采。充满激情，任何人听他的课都会被他吸引，感情随他的指引而回荡起伏。进入唐宋诗文的境界，下课铃响后，才如梦初醒，回到现实。”他又说，可惜孟老师抒发感情、嬉笑怒骂的瞬间激情，女生班都看不到。

虽如此，但那时我已长大成人，又逢国难，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竟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后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英诗课上也背诵了百首以上的英诗，中英两种诗选中棺异又相似的深意与境界，四年之间在我心中激荡，回响。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如罩子豪《金色面具》诗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7、《时与潮》杂志与辩论赛

高中时，我敢于主编学校的女中墙报并且动手用毛笔挥写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体和后来教书写黑板的英文板书使我终身写不出潇洒的字），后来在辩论会上有凭有据地驳倒对方赢得胜利，主要是我有来自《时与潮》杂志社的最新资料，甚至有许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权威的著作。

《时与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沪撤退到汉口后，困坐愁城，几位东北知识青年请我父亲担任社长并筹钱办一本专门介绍国际现况的杂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势，出刊之后相当成功。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庆不久，印刷厂所在的那条街被炸毁，父亲找到一部旧机器。搬到沙坪坝外成立印刷厂、编辑部，从此安定出刊。

战时重庆真可说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员，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到重庆，不仅为了不愿作侵略者的顺民，还要前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长期抗战。

《时与潮》在汉口出刊不久即建立声誉，到重庆后增加编辑人手就顺利多了。最早的工作人员多是国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当时已有写作经验的刘圣斌、邓莲溪等先生由东北协会推荐而来（东北与华北沦陷以后，我父亲的工作由组织地下武装抗日转为文化与教育工作），加入阵容。到了沙坪坝，因地利之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贾午（立南）先生为总编辑，编译人员大多数由中大、重庆大学的教授兼任。四、五年后又公开招聘了许多译写好手，其中最年轻的编辑如吴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们来台后在文学教育、经济方面都很有贡献，《时与潮》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后来，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后救济总署派来台湾，我一九四七年来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车带何欣先生与我去台北近郊游访名胜。他们回忆在《时与潮》工作时的挑战、抗日生活的苦乐，以及战后国内外种种变迁，话题源源不绝，数十年后仍常聚谈，趣味无穷。

当年为争取二次大战最新资料。《时与潮》派出刘圣斌先生驻在伦敦，邓莲溪先生驻华盛顿。负责搜集、阅读每日报纸（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有中译版权）和最新杂志、书刊，将重要适用的剪报、论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驻印度特派员沈旭宇交航空班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战时，英美援华军用与生活物资皆由印度转往重庆，张大飞飞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将美援飞机开回中国云南和四川，大约七天可到重庆。编辑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赶工中译，让《时与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与时效性。

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美国参战前后，半月刊经常加印四、五次，机器都热得烫手。《时与潮》选材之精准，译笔流畅，立论之高，在那时很少有刊物能与之竞争的。

《时与潮》办公室离我家不远，大约五十公尺，中间隔着大片水田，从家里可以看到办公室的灯光。每期出刊前，父亲为了熬夜看稿干脆睡在办公室，只要是父亲在那儿，我母亲就会看那灯光，灯光没熄，母亲也不睡觉。对他们这一辈的人来讲，这表示感情吧!我记得那灯光总是到凌晨一、两点才熄。

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我奔出校门，走过镇上唯一的大街，右首一条小径引向那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我总是先到编辑部看看爸爸有没有在里面。他周末两天由重庆城里回家，会先到社里看新到的资料和译稿，开会，定下一期篇目。我由沙坪坝经过时，一定会买一大包花生，到爸爸小小的社长室里，坐在他连夜看稿时睡的单人床上剥花生吃（他桌上有稿子，不许我们碰）。如果他不在，我就剥出一大把最好的花生，放在一个土烧小瓦钵留给他。剥花生大约是他那时代四十岁的人，尤其是政界，绝不会主动做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以后再不可以坐在他床上吃东西了，因为前一晚有一只老鼠到床上咬了他的鼻子一口。

我上高中以后，编辑部叔叔们大约觉得我该有超过吃花生的知识，对于我由浅入深的问题也比较看得起了，常将他们不用或用过的有趣英文稿子借给我看。有风土异闻、文化趋势等。后来，我随杂志社到防空洞去躲警报时，总编辑贾午伯伯最喜欢说，“来来，我来考考你。”他考我的那些章句，指引我读英文文章的重点，早已超出高中英文范围（南开的英文水平已比别校高）。如此日积月累，到大学联考时，英文科英翻中的题目是英军三十八师在缅甸深入丛林与我军会合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小场面，如果敢放肆的话，会当场大笑三声。

驻英特派员刘圣斌先生也教了我很多英国的事情和礼貌，他来台后做了立法委员，但不久就去世了。一位驻美特派员邓莲溪先生，从大陆来台湾时坐太平轮，失事丧生。他太太先来，行李也都运来了。他死后，太太打开行李箱，箱里有很多书，她就叫我去选，因为他是外文系的，我拿了一些他的书。赌物思人，回想他们在那间编辑室里日夜赶稿的情景，不胜烯嘘。

高二上学期，我被指定参加全校性的辩论社。开学不久，九月下旬即得代表高二出赛。

辩论的题目原是男女生的读书趋向之类，海报贴出后，有一天张校长散步看到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天天跑警报，还教孩子们辩论这“没有出息”的问题。”指导老师连忙把主题改为“美国会不会参战？”

这题目贴出去，在文化中心之一的沙坪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么严肃、重大的问题，高中学生怎么敢去公开辩论？原选出的六个人（正、反二方各三个人）也非常惶恐，都想退出。老师说。南开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战，不可以退出，叫大家加紧准备。

这实在是远超过我们能力的大问题，双方都动员了家长。反方：辩论美国不会参战。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战时一家大报的主笔：我站在正方：美国会参战，有专门分析国际局势的《时与潮》作数据库。其实双方都有资料的后援。这已是同学间公开的秘密。我父亲觉得这题目对一群“毛孩子”来说太大了，只笑着对我说，“输了不要哭就好。”编辑部的叔叔们意见甚多，教我由原文资料中归纳为清楚的九项。分给同组三人掌握。整整一个月，我们三人储备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必须保密，老师说，这才能出奇制胜。辩论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至今仍记得上礼堂讲台时的紧张和后半场答辩时的冷静自信。我一生读书记忆力甚好，能将纸上资料适时用上。当时侃侃而辩，苦战之后我们是赢方。我有生以来首次知道自己可以不做哭娃娃，也第一次明白，胜利的代价不全是快乐。

赢了辩论后的周末，我由女中的“受彤楼”经行政中心“范孙楼”出大门回家。对面的高中男生教室窗口照例站满了“看”女生的人，他们看到我走来，大声地用刘半农《本事》的歌词改唱:“记得当时年纪小，你要参战，我不要……”然后喊：“快步走…一、二，一、二……”我几乎半跑步奔出校门。以后每次经过都疾行而

过，因为他们又在喊:“飞毛腿…加油！”

三个月后，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在凌晨一点突袭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西方同盟国家全体对日宣战，全球局势立刻明朗化，中国不再孤独。已独力抗战五年，困顿不堪的重庆立刻成为亚洲最大盟国中心。一切有了希望，我那中学生的“论点”全都正确，年轻的心确曾沾沾自喜了许久。

有一天在饭桌上，爸爸静静地对我说，“你赢了辩论会可真不容易，可见读书已知道重点。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说什么，而是能想什么。”父亲一生常在我颇为自满的时刻说，“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领我进入深一层思索，虽然当时有悻悻然之感，但我一生处逆境时，多能在不服气之后，静静检讨，实得之于父亲的这种开导。

《时与潮》的业绩蒸蒸日上，除了政论半月刊，后来又增加《时与潮副刊》 （月刊，介绍生活、医药、社会等各方面新知）以及《文艺双月刊》，创刊后销路也很好。同时，又获美国驻华大使出面将《读者文摘》 （Reader'SDigeSt）中文版授权给《时与潮》出版，当然也广受欢迎。

另外，编辑部以特约和兼任方式聘请文学界、学术界著名作者中译许多英、美、法文著作，如:以分析现势及历史为主的《法国的悲剧》、《巴黎地下二妇女》、《罗斯福传》、《拉丁美洲内幕》、《世界战中的印度》等数十种专书，风行一时。纯文学作品中，最畅销的是《高于一切》 （this AbOVe All），描写英国一位护士和军人的战争生死恋。故事动人。畅销到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还在翻译时，我已先睹为快。我经常去编辑部凑热闹，当他们休息时，会把原文书借我看，由于只有一本，还是从印度经“驼峰”运来的，万分珍贵，我像秃鹰一样趁他们工作的空隙抢读，有几个晚上我把书带回家，第二天清早赶快去还，因为人家要工作。

除了出版，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初春在沙坪坝大街上最好地点祖屋设立“时与潮书店”，宽敞明亮。除了陈列自己出版的书刊，也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种书刊。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欢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战时，许多学生无钱买书，坦然地去“时与潮书店”一本本翻阅，吸收知识。有些人说，那真是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也有人（如赵淑敏）回忆，说那是她的启蒙学校。

每周我由南开回家的路上必去“时与潮书店”还书，回校时再去借取新书。只要是能读的书，我很少遗漏。国共合作那几年，有不少俄文中译作品。除了屠格涅失和托尔斯泰令我敬读膜拜之外，记忆深刻的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另一本《露西亚之恋》，只记得书名很吸引我，内容、作者则忘了。当时左倾文坛捧得最厉害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着，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个工人的自述，那种强烈鲜明的政治意识是当时的我读不懂的。二00二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

有“时与潮书店”这样又大又新的书库，我读遍西方名著的中译本。当年敢译书出版的，多数是中文根柢深厚又研究西方文学的文学、教育界人士。在电视出现前的岁月，出版界没有生存的威胁，彼此竞争亦不大，出书是唯一能出头露面的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地位。出版界的编辑者都有相当高的眼界与权威，不屑仅以销路为考虑。但是那时的白话文比较拘谨，不似今日的轻松流畅。

战时因为纸张质量不好、印刷困难，有一些真正令我感动的书，多翻几次就出现磨痕。高中毕业后等联考发榜那段时间，我买了当年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恭谨地抄了一本纪德（Andre gide。1869-1951）《田园交响曲》和何其芳、卡之琳、李广田的诗合集《汉园集》，至今珍存。字迹因墨水不好已渐模糊。简帧办的大雁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出版了仿古典线装本的何其芳《画梦录》，我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的。

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时与潮》带给我的影响极为深远:既奠定我一生追求知识的基础，也打开眼界，学习从宏观角度看事情。这是我最感谢我父亲的地方，虽然我是女儿身，但他对我的教育非常认真。

8、大轰炸

生命充满反讽，今日思之，确实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时。我开始谈文论艺是在晴天和月夜逃警报的时候。初中时期思想单纯，常在疏散四郊时讲一讲课本上的难题相同学间的小喜小悲。虽然害怕，有时觉得不上课（尤其早上的数学课）出去跑跑也很有趣。但是。跑掉的课都会在昏昏欲睡的晚自习时补上。高一那年轰炸得最厉害，伤亡惨重。《时与潮》社在政府号召下，也在山坡下修了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里面置一张小书桌和许多木凳，可以容纳二十人左右。装了电灯，备有水与干粮，让编辑部可以一面躲警报一面赶稿子。父母亲也叫我空袭时立刻由小径穿过稻田回去躲警报，学校亦鼓励高中的带初中三、五人到安全地方躲避。我常带爸爸好友洪兰友伯伯的女儿洪蝉和洪娟回去，解除警报后顺便回家吃一顿饱饭再回学校。防空洞外，死亡的威胁不曾停歇，但在活着的分分秒秒里，听大人们谈论时局、分析时事，对我都是宝贵的启发。那时，轰炸的声音在耳内回响，但防空洞内所读书籍的内容也在心里激荡。回校路上，常是我讲述书中故事的时候，这大概是那个年代舒抚恐惧的唯一方式吧。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回忆六十年前种种暗夜恐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重读抗战历史，即使是最简单、一日数行的《民国大事日志》 （一九八九年，台北，《传记文学》），翻到

一九四0年八月，除国际要闻、前线战报外，记载着：

九日：日机六十三架空袭重庆。

十一日：日机九十架空袭重庆，被我击落五架。

十九日：日机一百九十余架狂炸重庆市区。

二十日：日机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庆，市区大火，民众损失惨重。

二十，一日：日机八十余架空袭重庆。

九月十，一日：日机四十四架袭重庆，被我击落六架。

九月十八日：东北沦陷九周年，李杜报告。东北义勇军上半年作战共三千二百余次，平均每日对日寇出击二十次。

十月七日：昆明激烈空战。

十二周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示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职务，美国将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

在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今日世上已无处可寻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 这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l900-1954）所著《失去的地平线》 （LOst horizon）地名，举世闻名至今。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报导指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这段历史上不容漏载的国仇，我至今仍感愤怒悲伤。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日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几乎每日一百多架公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毁，其目的在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至十二一日，一周之间，日以继夜，无六小时之间隔。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但在这种凌虐下，抗战意志却更为坚强。此日，八十六架又来狂袭，在蒋委员长驻扎的曾家岩三度投弹皆末命中。同月三十日，袭黄山军事会议会场，死伤卫士数人，国民政府大礼堂被炸毁。

整个八月，在与南京、汉口并称为三大火炉的重庆，仲夏烈日如焚，围绕着重庆市民的又是炸弹与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炼狱，饱尝煎熬。

有一日，日机炸沙坪坝，要摧毁文化中心精神堡垒;我家屋顶被震落一半，邻家农夫被炸死，他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我与洪蝉、洪娟勇敢地回到末塌的饭厅，看到木制的饭盆中白饭尚温，竟然吃了一碗她们才回学校。当天晚上，下起傍陀大雨，我们全家半坐半躺，挤在尚有一半屋顶的屋内。那阵子妈妈又在生病，必须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铺了一块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油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9、千人大合唱

一九四一年的寒假在大轰炸中度过。开学后，南开合唱团每天抽一小时勤练由李抱忱老师指挥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礼堂唱，后又加一场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搭棚架（后为精神堡垒广场），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我们唱着：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那一夜，歌声震撼云霄，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李老师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股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当晚曲“千人大合唱”会场出来，有几辆军用大卡车送我们回沙坪坝。在一个转弯，卡车后面门板被挤松脱落了，我们全都掉落地上，因为跌成一堆，似乎没人受伤，只听到一阵喊叫，大家赶快爬起来去追车子。掉下时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位男生姓胡，是南开著名的钢琴天才，曾开过校内演奏会。我居然赶紧去拉他起来，急切地问:“你的手伤了没有？”这些年中，我偶尔会想起他，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不

知他后来有没有成为钢琴家?

那晚，我们在残破的公路上一面追卡车一面笑，沿路流过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时美如仙境，战火死亡阴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喘息。那短暂的欢乐令人永生难忘。

南开校风除了读书风气盛。才艺、社团活动也很多，校内常有各种音乐会、合唱团。个人音乐会中，最著名的是女中音曾宪恩，她唱的（花非花》、《我住长江头）等直扣内心，有人称她为“天使之音”，令我们如醉如痴。五十多年后我参加一九四三级同学会，知道她一直在杭州音专教声乐。另一位难忘的是男高音朱世楷，他因为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而风靡全校，许多人迷他迷得快发疯了，每次他

唱《都纳故乡》就成为更多女生的梦中情人。四十年后我在南开旅台校友会遇到他，仍有些歌迷情结，白头宫女话当年，说我们女生曾多么为他着迷。他回到美国寄了一张手抄的（都纳故乡》歌词给我，大叹前尘如梦。他深受高血压之苦，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

南开的另一特色是话剧社，张校长创校后不久即成立，原意是演爱国剧激发爱国心，艺术文化是救国的方式之一。最早，张校长曾自编自导，一九二0年代周恩来在校读书时曾参加布景工作并饰演女角（男女不同台）。我在校时话剧社倒也不只演出爱国剧，有一年毕业公演演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主角鲁巧珍高我一班，平日穿着制服，清丽飘逸，在戏里却举手投足尽是成熟风韵，令大家惊叹。

南开的话剧社公演、音乐会和各种球赛常是沙坪坝盛事，很得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支持。坝上有一些共同的“明星”。走在那条唯一的街上很吸引注意。有一年，南开篮球队相同样常出国手的东北中山中学篮球队有一场轰动的比赛。中山险胜。我幸好已毕业，否则不知该为哪一队加油效忠才对。

10、永别母校

高中三年除了学业另一项耕耘与收获是友情。人长大了，志愿渐渐成为友情的要项，从初一升到高三都在同甘共苦的人只剩三十多位，其他人大半在高二时上了理组，我和十来个人分到文组。

一般说来，文组的人是理科不行但文科也未必更好。我的国英文分数高，一直被选作墙报主编，又得过几次征文比赛名次，在不分组的宿舍里，熄灯后讲书里的故事或电影颇受欢迎，保住了几位理组的旧友。

我大约一、两个月进城看一次电影，如《茶花女》、《月宫宝盒》、《出水芙蓉》、《晨之翼》、《天长地久》……等。有一次谈论《茶花女》中演嘉宝（Greta Garbo）情人的劳勃泰勒，我说他只是个小白脸而已。引起他的众多影迷愤怒，问我:“那你认为谁最漂亮?”我说亨利方达，日后她们称他为“你的小黑脸”。想不到来台湾后看到他在《金池塘》中演老人，颇为伤心。因为他的缘故，我也一直很欣赏他那有头脑的女儿珍芳达。

有一次讲《天长地久》的故事，竟惹得她们一片啼嘘。五十多年后，我去北京与她们重聚，尚有人提起当时情景。半世纪中多少世间悲欢涯过了，她们竟然还记得中学时的那种爱情向往。当年黑暗宿舍中的少女，怎样走进政治风暴又如何从文革脱身，我都不敢详问。

在那段真正是联床夜话的岁月里。我和余瑜之常常上下旬接续地背诵孟老师诗、词课上的句子，有时我会加上何其芳《花环》诗中名句:“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铃铃，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有时也吟诵卡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等等。自从知道何其芳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卞之琳是北大外文系毕业，他们的诗句就更令我着迷了。

今日想来，令我们这几个十七、八岁中学生惊喜得如天外伦音的诗句，如写少女眼泪的“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很可能是受了丁尼荪（AlfredTennyson,1809-1892）的名诗（眼泪，无曲的眼泪）（"Tears,Idle Tears，）中首句为“眼泪，无由的眼泪，我不知道它们意谓着什么。” （。。Tears，IdleTears"lknoWnotWhattheymean"）的启发。中国诗词里当然也有如此意境，但新诗文字的表现清新脱俗，在那艰困闭塞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如同天籁。

上了高三，除了加紧准备联考，同学间也渐渐弥漫着毕业的离情。对于南开，我有说不尽又数不清的怀念，尤其是对同学和老师，因为住校，大家都有感情，想到要离开学校，我不知哭了多少天。

快毕业时，老师指定我写一首级歌。我写着:“默林朝曦，西池暮灵……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都是那时一个高中女生倾心读了两年古典诗词后，所能作出的幼稚多情的歌。我们的音乐老师为它配上曲谱。优雅动听，在女中部立刻传唱，颇受喜爱，她们把我当成一个小英雄似的。谁知男中部的老师人多，他们选了一位男生写的“数载弦歌辍诵声，纷飞劳燕漫飘零……破浪乘风勉自今。”

后来在毕业典礼上唱级歌时，很多女生不愿意唱，我的几位死党竟然也哭起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当时的心情半是惜别半是气恼。我自己半世执教，当然明白那时代的级歌必须沉稳。因为由南开毕业是件很庄重的事啊:想不到在毕业五十年的《四三通讯》刊物里，仍有一位王世泽学长记得这事，写了一篇《关于级歌）的追忆。

夏初毕业后，大多数人都留在学校作联考前最后准备，学校并没有任何补习，毛师都已放暑假了。我们住在宿舍里，各种规矩照旧，起床号、熄灯已不再令人痛苦。战争打到第六年，只剩下贵州、四川、西康、青海、新疆和云南仍未落入敌手，每天的战报都是在失陷、克敌的拉锯状态胶着。我们除了考上大学外，别无盼望，渺小的中学女生梦中都没有“乘风破浪”的场景，晚上熄灯后躺在木板床上说不完离情依依。只是没有鼓舞前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