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说：“我认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
小文说：“你一会儿是个肉欲主义者，一会儿又是个大情圣。”
李敖说：“本世纪的哲学是下世纪的玄学。”
小文走后，他一个人还在津津有味地回味着他和小文有关爱情的对话，信手在日记中写下一首诗《把她放在遥远》：
爱是一种方法，
方法就是暂停。
把她放在遥远，
享受一片空灵。
爱是一种技巧，
技巧就是不浓。
把她放在遥远，
制造一片朦胧。
爱是一种余味，
余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遥远，
绝不魂牵梦萦。
爱是一种无为，
无为就是永恒。
永恒不见落叶，
只见两片浮萍。
李敖在诗下面附言道：“乍看起来，这种乍有乍无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
小屯身在南港，心在台北，然而李敖这段时间的来信越来越少，使她很不放心。
一个星期天，她没有告诉李敖只身来到台北。她看到李敖脸色颇为憔悴，人也瘦了许多，一问才知，国民党又在向他发难了，“千秋评论丛书”第40期遭禁，“万岁评论丛书”17期、18期遭查封。
不但如此，在国民党疯狂查禁政策下，事实上连残余的未禁的书也难以正常上市。警察、特工们对图书商私下说，只要有李敖两字的东西统统不要卖，李敖的书再次遭到暗剿。
李敖见到小屯来看望自己，倒十分欣慰，他对小屯说：“我用我的方式爱你，爱是一种无为，无为就是永恒。”
小屯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只是担心你，因为台湾是不适合你的，它或许太小了，太经不起折腾了，唯其小才会有如此的反弹。”
李敖说：“我前些日子看到美国国家电视台（ABC）采访大陆逃出的暴乱分子柴玲的节目后，我就觉得我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柴玲之所以受到美国传媒的重视与利用，正说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柴玲的一切都因为祖国大陆的强大而大化了，我李敖反国民党，著作等身，英勇盖世，积三十年之努力，竟不如柴玲小姐拿起扩音器对洋记者的一夜之间的哭哭叫叫。台湾太小了，小得死活都没人理，祖国大陆太伟大了，大得掉一根毫毛都被人拾起来当活宝。台湾只有残山剩水，着实可怜，但是小屯你知道，我说过我是不离开台湾的，昨晚在邓维侦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我说：‘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弄得他哑口无言，只有陈文茜旁闻而大笑，我觉得她真不应该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但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剧。”
小屯说：“你总是这样执着，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怎么可能演成一个喜剧呢？不悲上加悲就不错的了。”
李敖说：“我记得郑南榕说你是真懂我，在这一点上他没有看走眼，小屯，你知道，我的悲剧总是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飚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小屯啊，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
小屯说：“那何必一悲到底呢？”
李敖说：“你说得对，又何必一悲到底呢？所以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小屯被李敖的慷慨激昂的话语所感动，她扑倒在李敖的怀里，满眼泪花地说：“多么希望有一天你离开台北，我们到南港过平静的日子，我知道你不会的，可是我真的希望这样。”
李敖说：“这一天会有的，这就叫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到那时我们上山养鸡养鸭，种树种草，还有生孩子——你准备生几个？”
小屯破涕为笑：“八个。”
李敖说：“我想到有八个后备军可以跟我一起作战了心里真是安慰。”
别人下海我们上山
小屯在南港一待就是三年，李敖在台北继续特立独行。直到1992年，这对恋爱了八年的情侣终于结成伉俪。
李敖是个不喜奢华的人，结婚同样不落俗套。
3月8日，是他们大喜的日子。他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然后按约定驱车去南港见岳父岳母，随行者有陈兆基、陈衣榘、陆啸钊、陈彦增四老友兼证婚人。
李敖一身西装，虽年愈知命，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可当他这位在台湾以“心比口好，口比笔好”而著称的文化童顽，见到岳父岳母，却出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局促，因为他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们，他们的年龄都比自己年龄小。
李敖不管三七二十一，嘴里念念有词，煞有介事而彬彬有礼地向他们鞠躬行礼，在四个证婚人七嘴八舌的掩护下，称呼便含含糊糊地混了过去，岳父岳母也没追究，李敖便高兴地把岳父岳母和小屯接回台北家中举行仪式。
直到结婚仪式开始前，李敖和小屯才想起没有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能向户籍机关陈报，于是李敖急匆匆地到街面上买了“结婚证书”。
李敖跑得一身大汗，对小屯说：“你想骗婚。”
小屯说：“你那么奸诈，谁骗得了你。”
“那是我骗你了。”李敖一本正经地说。
小屯眉头一皱：“瞧你，今天你怎么乱说呀！
李敖又是一笑：“要后悔还来得及呀！我可让五秒钟时间给你考虑——”
李敖还想说什么，陈兆基说：“请新郎新娘不要交头接耳，现在婚礼开始——”
李敖和小屯马上进入角色，证婚人陈兆基例行公事地念完一段祝辞后，走到李敖身边耳语道：“戒指准备了没有？”
李敖把手一摊，摇了摇头。然后又转过身来把桌上一只“易拉罐”上的金属环套在小屯的手指上，说：“就用这个代替吧。”
证婚人证婚完毕后，李敖在结婚证中写上四句话：
证人从老，
证书从俗，
正朔从伪，
三从出炉。
岳父看到李敖几个逑劲的大字，连连点头。
岳母则问李敖：“三从出炉”作何解？”
李敖说：“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从型女人，因为她思想忠贞保守，内心善良又不喜奢华，是我喜欢的那种女性。”
岳父岳母对李敖的这句话很满意，高兴地点点头。
结婚后，小屯便来到了台北，她给了李敖一个稳固的后方，使李敖的心备感温暖。
有一天小屯问李敖：“你不是答应和我一起回南港吗？”
李敖说：“我是答应你回南港，可是你真生八个娃？”
小屯打趣地说：“我生了八个娃，你就回南港？”
李敖说：“如果有了八个后备军，我将骨归昆仑之西了。”
1993年春，小屯生下一个男婴，李敖取名叫戡戡。
这一年夏，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为遂经年心愿，特意请李敖到福华大饭店吃饭，请李敖出任东吴大学教授，李敖盛情难却，答应了。
李敖去东吴大学前，先在校本部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如何反对章孝慈》，学生们把李敖演讲的海报从校园贴到校外。等到正式上课的时候，李敖第一堂课先花许多时间骂章孝慈的爷爷，再骂章孝慈的爸爸，然后才进入正题。
李敖的这些举动，马上引起媒体的强烈反应，美国《世界日报》在题为《李敖笑称章孝慈“引狼入室”》的报道中说：“李敖称，蒋介石、蒋经国对我的政策是放虎归山，章孝慈则是引狼入室。李敖表示，虽然与章有所交情，在上课时如果谈到必须批评蒋家的内容，李敖强调：‘一句话都不会饶他。’李敖说，他佩服章孝慈的胆量和度量，他形容章孝慈是‘歹竹出好笋’，而且打比喻说，秦桧的曾孙秦矩也是抗金而死的好臣，听到李敖这番形容，章孝慈只反问：究竟指谁为秦桧呢？然后一笑置之。”
香港《开放》杂志著文说：“章孝慈指出，未来东吴大学将以发扬人文精神为办学宗旨，绝不让政治和商业干扰校园。章孝慈说，也许他这种人文风气好几代才能扎根，但是第一步就是从聘请李敖做起。”
李敖出现在东吴大学讲台，的确给东吴开了一代风气，原来噤若寒蝉的格局被打破，然而就在李敖去东吴一年后，章孝慈突在北京患脑溢血，从此陷入昏迷。鉴于此，李敖毅然为章孝慈筹款，拍卖自己的收藏，捐七百万给东吴大学，此义举引起社会震惊。
东吴大学讲台是闭路的，若论开放的讲台，则非电视莫属，1995年春，真相新闻网周荃约李敖在真相新闻网开设“李敖笑傲江湖”，从此李敖走上了开放的讲台。
“李敖笑傲江湖”每周一至周五，每日播出三十分钟，自开播后震惊岛内和海外。它的最大特色是：不以空口骂人，而是以证据骂人。李敖一袭红夹克，口若悬河，板板有理，字字见血，收视率创台湾五十年之最。
小屯既为李敖出色的口才所感动，也不免暗自担忧，常常劝其收敛锋芒。
李敖对小屯说：“骂人威风所至，最后演变成不被李敖骂，就对李敖感激了；若被李敖捧一下，那就感激涕零了。陈文茜向我开玩笑说：‘我们民进党不怕你骂而怕你得了老年痴呆症，你骂人凭证据，我们如该骂，被你凭证据骂了也就算了，不过你已建立起骂人的信用，一旦你老年痴呆了，不凭证据骂我们，甚至造我们的谣，别人听了信以为真，我们就惨了。’你看看，古人说：‘人无远见，必有近患。’陈文茜有近见远忧如此，‘惨’乎哉！不‘惨’乎也！”
“李敖笑傲江湖”播出400期在欢呼声中收场，李敖说：“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战场，但却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亚历山大大帝见到思想家狄阿杰尼斯，自负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而我的自负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五十年在台湾，我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一样。”
1995年冬，小屯又生下一个女婴，李敖为之取名为湛湛。
李敖退出“江湖”，携妻“上山”，这回他似乎要铁心做一回真正的丈夫和父亲了。他在自撰的《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中说：
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太太小屯，女作谌谌，上山以后，旁若无人，不亦快哉！
爱的试炼
胡茵梦
《梅花》和《笕桥英烈传》上演之后，我的知名度已经高涨，走在路上连小学生都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签名。有一天在四维路的家中接到张艾嘉打来的电话，她说Don昨天晚上在艾迪亚出现，一直打听我的电话号码，但没人肯告诉她，朋友们私自做了保护我的决定。Don曾经是她读美国学校时的老师，她说如果我想见他，可以在她母亲的杏林餐厅会面。我一方面感谢艾嘉的热心，一方面怀着悲欢离合的心情答应赴约。
走进杏林餐厅，Don已经在座，他消瘦的脸颊，显得更窄了。我坐定下来，两人相视无语，阔别了一年，感受虽然未变，但人事早已全非。我们听着餐厅里的音乐，眼泪在百感交集中，止不住地流着。Don告诉我自从接到我最后的一封信，他的生活便开始失序，香烟啤酒无法离手，晚上经常失眠。后来他从寮国转到香港，替联合国难民组织的杂志做编辑，这份工作的待遇不差，他想存一笔钱，为我们的将来打基础，他似乎有预感我很快将返回台湾。他在香港的生活仍然不正常，过了没多久，他突然中风，全身瘫痪了一阵子，最近才恢复一些，这次过境台湾，无论如何要见我最后一面。他说到处都看见我的照片，我对他而言，知名度已经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着他，一边落泪，一边苦笑，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再多说任何的话，只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灵魂，让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段刻骨铭心的宿缘，就这样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后我和林云二哥到华盛顿D．C参加里根就职大典，我忍不住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Don。他人正在维琴尼亚父母的家中，一个半小时之后，他来到二哥友人的住处和我见面。他的脸颊显得比以往更窄，头发也稀疏了一些，他说岁月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们坐在女关的长椅上相对无语，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便到达他父母的那幢林间木屋，他说小鹿夜里时常出没。我们在“秘密花园”般的庭院里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恋一样。回到他的房中，我开始强烈地渴望他的身体，他满脸严肃地看着我，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他心中的份量太重，他无法以一夜之情随意处置。他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只字片语。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顿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怅地离开了。后来我替新闻局主持“中华民国”电视大观，前往美国二十几个城市接受媒体访问，母亲陪我同行。到达D．C时，我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Don。我告诉他我对他仍旧难以忘怀，他说他也一样。离开D．C之后，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拨电话给他。抵达旧金山的那天，我和他通电话时他告诉我，早上他翻开报纸的占星专栏，看到太阳在双鱼的人这一天会彻底了结一段旧有的恋情，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一点都不相信占星之说。我回到台湾半年之后又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他说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热情的女记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过度内向的习惯，因此关系发展得蛮好。很奇怪，我听：有心痛的感觉，只祝福他一切顺利，这段因缘才算正式划上句点。
Don和我的关系，有一份神入的品质，不用言传，便能深入于对方的心灵。如果我们能放弃自保，说不定可以两忘。然而多年来我们徘徊于真爱的门外，不愿接受它的鞭笞与试炼，因此我们的人生始终是纪伯伦所说的四季不分，欢笑无法全然，哭泣也不能尽兴。我们唯恐惊扰到意识底端的幽冥、唤醒那些沉睡的鬼魅；宁愿压抑和闪躲，也要维持虚假的平静。当一个人无法彻底面对内心的真相时，上瘾症便逐渐形成，我日后的男友不断，其实是有心病的。
和Don分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我变成许多男人心目中虚拟的“梦里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诉我当年多么为我着迷。然而这个由我、媒体和众人共同塑造出来的假相，却成了我的亲密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第三者。这个完美的假相大容易引发人性中深埋的占有、嫉妒、不安全、恐惧、暴力、衡量和权力斗争；这个假相曾经令餐厅的侍者用扁钻刺伤我身边的男性友人，也曾经令四名陌生男子围杀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亲密关系中“绿帽恐惧”的肇因。
我记得法国杰出的女演员珍妮梦露曾经说过一句豪气万千的话，她说她一生交往的男友无数，她恨不得能拥有一幢上百个房间的大厦，把她曾经爱过的男人，悉数豢养在里面。我虽然从未扳着手指和脚趾，仔细数过我的情人们，但是我想在中国女人之中，我的两性经验算是相当丰富的。然而真正影响我的成长、促使我产生转化的，严格讲起来只有三位。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就是《快意恩仇录》的李伯爵。
李敖与我
自从和李敖离婚之后，他写的书已经引不起我任何的兴趣，但是为了细述我们之间的陈年往事，还是去买了一本《李敖回忆录》。内容果然不出所料，仍然以一贯正反思辨的黑白讲和精密的数据来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欲力，到今天他都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令我不禁莞尔。诚如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的9月15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两个字对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简直就是中国文人中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种下的因。
当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离我们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时常听光夏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依规矩行礼，甚至还传说他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李伯母。当时我心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模样。此外我时常看见李伯母穿着素净的长旗袍，头上梳着髻，手里卷着小手帕，低头沉思地从长长的沟渠旁走过。母亲曾经低声对我说：“这是李敖的母亲，她一定是去看电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过她妈妈喜欢看爱情文艺片。”后来听父亲说他和李敖的爸爸过去是同事，感觉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萧家见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里颇感意外。大学时读他的文章，主观的意象中，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自由派，没料到本人的气质，完全是个基本教义派的保守模样——白净的皮肤，中等的身材，眼镜底下的眼神显得有些老实，鼻尖略带鹰勾，讲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声带很短的感觉。他的嘴形因为下排的牙齿比较突出，令我联想起附小的同学简明彦。他看到我们母女，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母亲告诉我，他那个躬鞠得怪吓人的，这个年代已经没人行这么大的礼了。他的穿着很保守，两只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一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体看来有点阴柔的气质。当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看，我以为他在检查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有点恋足癖。他的身边站着他当时的女友，刘会云，娇小细纤的她看起来和李敖相当登对。整个晚上我都很自在，这证明李敖和我并不是“一见钟情”，否则我不可能轻松得起来；男女之间的化学反应是颇令人紧张的。后来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书中他为我签下的那一行字（好像是“正红旗下的梦游者”），令我开始生起了遐想。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谈到我在《工商日报》的专栏里为他写的那篇《特立独行的李敖》，以及一些琐事；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产生交谈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他十万册的藏书。他用深色的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的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的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质严肃的家，然而墙上挂的画，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剪下的裸女照；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不搭调。我告诉他裸女照看起来有点“廉价”，破坏了这个家的气质，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开着门自有方圆。当他介绍浴室时，我看见他在浴缸旁装了一个电暖炉，我告诉他这个构想很仔细，冬天里洗澡出来，感觉一定很舒服。进到卧室，抬头一看，天花板上贴了一整面的镜子，又是一项出人意料之外的装潢，有点像《花花公子》的老板海夫纳和某某大文豪都挤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们后来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我记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这一生从未经验过的——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笔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大紧张，他竟然忘了接吻头得歪一点才行，否则鼻子怎么处置？我发现他连做这件事的章法和般人都不同。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为够不到下唇），我被压得差一点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一点吧。后来我去洗手间照镜子，赫然发现上唇和人中之间，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赶快拿出粉饼遮盖，以免回家被母亲发现。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性爱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难忘了。
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得发紫”的吻痕。老母一直没说些什么，但是以她那对闪电眉下的透视眼，不可能察觉不到那么离奇的痕迹。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的倾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迷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当然猫通常是被好奇心害死的，但不二论也是这么被发现的。当我们开始进入状况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一百，但现在来了一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虽然令我不自在，他对女人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与投射时，通常是被未来的美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用立可白粉饰掉了。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小宝）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二十一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我和宝哥各唱几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赚进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打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问我：“你的敖怎么样啊？”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一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到台湾，李敖亲自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母亲只要不阻挠，我们的两性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一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着悲观的态度，即使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在墙壁上打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起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他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讯息。他告诉我他的脑子里只记得Denny Boy这一首歌，其他的就不熟悉了。
在感性的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男性的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一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一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性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就很高，这一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一览无余。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便性解放了，第一个涉入的两性关系，无论在身体心灵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是深情的，融入的。但是从父权的角度来看，女人具有丰富的两性经验，的确不是一件好事，人一且有了“比较”，确实不容易认命。两性之爱很难没有条件，它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乐太过于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
只爱一点点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的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仰望天花板上的那一片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和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保留而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个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他们在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示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情感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中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磨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rer）的玩世态度，洒脱的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然而，这个指导原则完全建筑在“二元对立”之上——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不能有人性的挣扎。
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然而从古至今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就是人性中的颠倒和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来李敖以他的文笔、才华、博学和发展到某种程度但离究竟还远的观察力以及强势的推销，成功地在自己的身上铸造了一个神、一个时代的叛逆英雄、一个五百年来的白话文豪和弱势百姓的救世基督。于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认为独特又心怀救赎之梦的读者，便如他所愿地把他当偶像一般开始崇拜。然而偶像是只适合远观的，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因此在同居者的眼中没有伟人，也没有美人。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之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与二元对立。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自在地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婚后都时常向人提起，当做打击我的话题。另外他对别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颇高，如果上大号有异味，也是另一项值得打击的“罪恶”。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但是除了为Don煎过年糕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因此那一天当我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内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之下，我没有进过厨房，没有上过菜市场，没有去过邮局，连支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词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一锅的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得多，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声不响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个人又重修旧好。
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切菜板搭着沙窗晾干，李敖走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到没？这片沙官已经松了，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会把它压垮，板子从十二楼掉到地面有重力加速度，如果这时刚好有路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被砸出脑浆来，那我们就要赔大钱了。”他的话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界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兰”之间，不知有多少次。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金兰，李敖的邻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对，便好意地对我说，他们和李敖做了几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点，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标准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旁观者的提醒，我确定李敖是需要帮助的。然而，我不是医生，他又那么强硬，我能帮到什么程度呢？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李敖，我发现他确实有一些反常的身心现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笑弯了腰——他通常要穿两件卫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袄外加一件皮袍，头上还得戴一顶皮帽。台湾的冬天哪有这么冷啊，这身行头到东北还差不多。我问他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说老天爷会暗算他。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受预备军官训练时，大伙儿有一回行军，在坟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时，他突然被一股寒气冻醒，冷得浑身哆嗦，自此以后每到冬天，他都严阵以待地怕被老天爷暗算。我最近读他的回忆录，其中一段写到他就读北京新鲜胡同小学的事：“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从上述这段文字，回想他当年的“寒冷恐惧”，令我不禁怀疑，他根本是灵学和超心理学中所说的“灵媒体质”。也就是说他先天是个极度敏感的仲介体，一般的男人敏感度低，很难感应到无形的能量，只可惜他的科学程度还停留在“五四”时代“赛先生”的阶段，否则他对自己的敏感和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可能以截然不同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加以转化，而不是以强制的二元对立予以封锁、压抑或逃避。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就是灵媒体质，而且透过生物能医学的仪器检验证实了这一点。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惧”之外，还有“绿帽恐惧”，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敖的占有欲是超乎常人的。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的歇斯底里总令我神经紧张，我记得曾经在一个星期之内，全脸密密麻麻地爆满了青春痘。我和他很少有户外活动，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慢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回到金兰，李敖问我出去做什么，我据实以告。他听了很不开心地说，我出去慢跑一定会跟路上的男人“眉来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屉里无意中翻到一本旧的笔记本，字迹狭小而歪斜，内容看起来是一个感情受到重创被女友抛弃的人，所发出的仇视女性的怨言。虽然李敖后来练就了一手“胡适体”的好字，但我猜想那个旧笔记本上的字，应该是他早年写的。不久我找到一个机会询问他的友人，有关他早期情感经验的真相。他的朋友告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自杀，但都被同学发现送到医院洗肠获救。我看他的回忆录，这段往事他倒是如实写出，不过只提到一次的自杀经过。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所受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问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
我愈是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就愈能以冷静的心情面对他的歇斯底里。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刚买来的一件古董上衣，卡喳卡喳便剪成了两半，我为了制止他继续闹下去，很快地抢下那把剪刀，用刀锋对着自己的心脏，他见势马上冷静下来。但是长夜漫漫，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趁他不注意，光着脚溜出了大门，在路上拦计程车时，路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的脚。
还有一次我和他坐在车里，正要开车上复旦桥时，我告诉他我想和他分手，他扬言要撞安全岛和我同归于尽，我不动声色地坐着，他看见我没有反应，便打消了同归于尽的念头。
他的精神展现，使我认清人的许多暴力行为，都是从恐惧、自插和无力感，所发出的“渴爱”的呐喊。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气馁自己的有限、狭隘和无法宽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难保，尽力了，还是自身难保啊！
从结婚到离婚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Stand ty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两百一十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两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大厦。五月六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的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得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与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便从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没想到婚礼结束，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完了午饭，回到金兰后不久，李敖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嘴里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陪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服红了，于是我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