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把，于是就只能用“最……之一”这类缺乏语言常识的句式了。再看两个人相互抛媚眼的文章的结尾，余杰说：“摩罗也在寻找更寒冷的空间，我愿与他同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没有路的路。这是一条心灵救赎的路。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
再看摩罗怎么样夸余杰，你一定想笑，他的文章叫《什么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阳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再看摩罗献媚的最后：“无论如何……余杰的所有文字中，毕竟挣扎着一个觉醒的自我，觉醒的生命……但生命既是余杰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我还倾向于把它看作某个更大更模糊的存在物的生命。”
一个是在没路的路上，赎罪的路上，一个是觉醒的生命；一个愿与另一个同行，并肩走到底，一个的生命是另一个的生命。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王朔：我觉得我这人脸皮已经很厚了，也是个人精儿了，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更精于计算的后生。真他妈的是后生可畏，咱得躲远点儿。
老侠：还有一个自称是北大醉侠的叫孔庆东的，自夸与献媚的水平远不如前两位，他的夸人像报纸上的悼词，却是为钱理群先生祝寿而写的。他说：“您和您的学生都是”五四“精神传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恰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延续着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美德……检阅一下您的学生，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学问有深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们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与人为善又能独立不阿，既能尊师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团结互助同时又君子不党。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礼义廉耻，儒家所弘扬的仁义礼智信，都在他们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闪烁着。……我们在您身边，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比专业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
您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导师！“这样祝寿词在中国传统中一般只用于人死之后的盖棺论定，我不知道钱理群看了这样的祝寿词有何感想，要是有人这么夸你，你会认定他不是为你祝寿，而是咒你快点入土为安。这篇文字可以作为这群有着博士。硕士头衔的市侩学问家的自画像。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之为一匹匹”黑骏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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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篇 从厚黑学里找谋略
老侠：你看过老子吗？
王朔：我也就是翻翻。道非道的，可道不可道的，非常道的……其实我看过。
但现在记不住多少，看完就忘了。以前总听说老庄老庄的，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个姓庄的人，就像叫老刘、老王那样，后来才知道是俩人。他俩有个先后没有？
老侠：庄子是老子后面的。
王朔：我粗着看的，也粗着听人说的。他那个道理是一个挺想得开的道理，教人想开点儿，别活得累。中国人的道理，一个孔子，一个老子，一儒一道，要么教人想开点儿，要么给人立规矩，想不开就去立规矩或让别人给你立规矩，想开了就离人群远点儿，自己个儿，别扎堆儿，凡扎堆儿的就是想不开的，凡不扎堆的就是想得开的。基本上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觉得有好些人也不太知道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他还当过一回孔子的老师。但他们都在文章中提到他，说某某人有“老庄之风”呀。我一直就不知道这“老庄之风”说些什么。有些人好玩这个，什么出世呀。隐逸呀，说某人的作品某人的生活态度中有这个。在我看，凡在文章中掉书袋子做有文化状的东西，都是谄媚一路的。我不真的了解老庄。我觉得那往往是一些人的遮羞布，老庄被好些人弄成了遮羞布，达不到目的就使小性子，捉迷藏，类似于撒娇，无非是让人再看重他，三顾个茅庐什么的，弄个仙风道骨不正眼看人什么的。我对他基本是这么个看法。
老侠：庄子啦。佛教的禅啦，从古到今一直是附庸风雅者的好牌坊，文人们在仕途上一被下绊子，就必定非老庄即禅宗，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土的附庸风雅，虽有反抗发泄的真实一面，但太消极，且骨子里仍不满。鲁迅早对此有精辟的见解。
这之后的山水诗，从谢灵运到王维到苏东坡到朱熹……不过是一种失意后的点缀而已。据说中国排宗的高师不识字，却弄得那么多识字的人跟着瞎起哄。中国文化只有“内儒外法”是真的，统治术是儒法互补，而不是李泽厚的儒道互补。对外讲儒，讲礼仪，让别人“克已复礼”。对内的权力斗争就全是法家阴阳家的那一套，阴而狠。中国知识人何尝真信过什么？美国诗人金斯堡信佛，尤喜掸宗，他来过中国，想找到正宗的禅，不用想，肯定是失望而归。现在的宗教、寺庙、教堂，教士啦、和尚啦都有行政级别。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件事特别能说明中国的信徒是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大法师，叫什么法师来着……？
王朔：是海灯法师，二指禅的那个。
老侠：就是他。有一年春节晚会，居然把他弄到中央电视台当嘉宾，他也就去了。
王朔：二指禅，是吗？
老侠：这大法师，据说几十年末出山，修得六根纯净。其实这中央台太残酷了，可以靠行政命令把人家从深山拉到闹市来，人家在深山里修炼那么多年，心情平静，这一下说不定毁了他一生的修行。春节晚会，多世俗多平庸多煽情多诱人呀。
花花绿绿的，歌呀舞呀，露膀子露大腿的，这不是成心拉法师下水吗？这大法师肯定是迫不得已，挺不情愿的。但他似乎很兴奋，觉得自己受到隆重的礼遇，他当即赋诗一首，给这台恶俗的大拼盘添了点禅香。
王朔：出名的，就是被人知道的。被咱们知道的，被夸成“老庄”的，我看都不太老庄，真正的老庄是咱们不知道的。
我想也许有那种思凡出了山了，后边还跟着一群人夸他如何如何地超凡脱俗，这种人肯定不太“老庄”了。最起码他跟俗世这些附庸风雅的关系弄得不错，人们觉得这和尚人也不错呀，心里也有些周旋的。
老侠：你读过《史记》、《资治通鉴》之类史书吗？
王朔：看过。小时候看的《史记》，但看得不多，也记不住多少东西了。《资治通鉴》我看过三四本，有点望而生畏。
我发觉里面也充满了各种道理，我发现中国的那些写史的人也是诲人不倦的“腕儿”，在史实的故事引申出一些评论，说出些道理来，我就怕这些说道理的书，一讲道理，我就两眼发黑，看不进去了。好像除了道理，中国人不会写别的东西。
老侠：中国的小说也是这样，随时随地海人不倦。看那些古典的名著和不出名的小说，总要在每章每回的开始或结尾弄一段讲道理的东西，往往是用诗讲道理，什么有诗曰什么的……
王朔：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都是挺陈腐挺平庸的道理。《资治通鉴》中有许多权术。最初讲权术是不是也从孔子那儿开始讲的？
老侠：权术来自战国时的纵横术。阴阳学。老子是中国的阴谋设计大师，他为中国政治的阴暗运作提供了根本的游戏规则。那些纵横家，哪个君王认他，他就为之服务，今天去齐国，明天去魏国的。实际上，不仅纵横家，就是孔子也周游列国，去卖他那套东西，谁认他就卖给谁，就跟现在的“跑官”
一样。或者说，现在知识分子的幕僚心态从孔子就开始了，他周游列国无非是去“跑官”，混个一官半职。他说仁义，但当了官也照样心狠手辣，做了几天大司寇，就把少正卯给诛了。
当时也有些君王喜欢“养士”，在家里养一大堆饱学之土，像养一群好马。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的宿命已经定了。纵横家那套游说技巧，都叫后人继承了。做人是有奶便是娘，今天投靠那个，明天又投靠这个，什么信念啦。忠诚啦，全没有。
今天也如此。
王朔：玩权术的人，我觉得在咱中国永远不倒也不老。
老侠：《资治通鉴》集古代权术之大全，它就是古代的《厚黑学》。它的可读性不在于司马光从史实中抽出的那几条迂腐的道理，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黑暗，阴谋与暴力，谁黑谁狠谁无耻谁就肯定能灭掉政敌，大权独揽。真得六亲不认，只要是夺权的障碍，爱谁谁，一律灭掉。这种智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子和法家。老子就是阴谋家，他的道理是由自然本体论到伦理韬晦术再到政治权谋，所谓以柔克刚，以阴克阳，以不变应万变，无私方能有大私等等……无一不透着智慧的狡黠。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东西太多了，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伟业就是经典的例子。从学校到家庭，大人们都爱拿韩信的韬晦之术教导晚辈，教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放弃人的尊严。如果你是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你怎么能够为一时的权直而甘受胯下之辱，用这种方式求将来的飞黄腾达，就等于告诉你想为人上人就要不拿自己当人，人下人就不是人。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擅权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韩信谋略。最后弄成不是宫廷非要阉了谁，而是许多人自我阉割，争着进宫。我们的史书一提到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之争，大都把罪恶推到宦官身上，常说中国文化毁于宦官之手。这不公平。第一，宦官是皇权制度的产物；第二，文官集团在道义上也决不比宦官集团高到哪儿去，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宫廷党争的残酷和血腥，不是因为养了一群小人，而是因为这个制度只能靠阴谋和血腥的政治来支撑。宦官整文官狠，文官得势整起宦官来也决不会有一丝怜悯，甚至比宦官还要狠。这不是某个皇帝或某一集团决定的，而是制度本身决定的。
王朔：那我就觉得中国有的文人也从老祖宗那学来了很多生存的技巧，玩得社会不是个社会，人不是个人。你觉得呢？
老侠：他们确实从阴谋政治学中和人生策略学中，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厚黑学，他们从厚黑学中学到了一套东西，其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看风向说话，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通常把自己的目的弄得很高尚似的。
比如王蒙身上这种东西就特别明显。前些年因他的《坚硬的稀粥》，知识界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发文章说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是影射总设计师等等，王蒙奋起以法律为武器保卫自己的名誉。权利。政治前途。这很好，我知道后也挺振奋，终于有一个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笔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伸张社会正义，为其他知识分子以后受到莫须有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攻击时，怎样既自我保护又维持社会公正做了一个示范。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发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当时新上来的文艺界头头玛拉沁夫给王蒙的信，那时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长位置上。玛拉沁夫当时已无事可干，信的内容好像是说他还能干，请求王蒙给他找个位置，一纣口气谦卑加决心书式的信，有人把这信叫作“效忠信”。我觉得与效忠无关，也就是中国人惯用的韬晦而已。王蒙发这个信显然是为了臭玛拉沁夫，但这是私人信件，在没有经过写信者本人的同意或授权下不能公开发表，接信人可以烧掉或保存起来，但不得公开。这是法律常识。但王蒙不管这套，他以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来对付，流氓只能还以流氓，他似乎不明白，以流氓对流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流氓。这样可以发泄个人恩怨，但于社会正义、秩序无补。正如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我们似乎永远逃不出这种恶性循环。王蒙他就可以这样，前一会儿他会名正言顺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正义，后一会儿他又会以正义的化身出现，置起码的法律常识于不顾，用阴招儿、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法对某个有损于他的人进行报复。而且，我以为这不公正是王蒙的做法，也是一大批文人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发表后，许多文人拍手称快，感到这下让玛拉沁夫这个专门整人的老左脸面丧尽，当时受压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俩出了一口恶气。我就觉得他们对王蒙的做法拍手叫好，特过痛的痛快，这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发泄，文坛青红帮之间的火并，与法治建设、反对极左、民主改革等等社会公益全无关系。有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公正全抛开了，他们要的只是个人的、帮派的利益。他们连谈起码的社会正义的资格都没有。如果说王蒙在九十年代初的下台，走背字带有点良知的东西，起码他的命运值得同情，但他这么一弄，我就看不出他的良知在哪儿，我就会把这种小阴谋的纯熟操作和他的背运看成是同一种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聪明绝顶却全无心肝的生存技巧。
王朔：那些信中，好像有一批文坛豪杰，谢昆好像也有一封。
老侠：王蒙是讲谋略的，他要臭玛拉沁夫又不落话把，把他的信混在一大堆信中发出来。说玛拉沁夫是给文化部长写“效忠信”，其他人的信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冰心等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信中没有谄媚之词，剩下的信几乎封封都有。比较恶心的是上海的许子东和北大教授谢冕的信。许子东是以中国当代文学三人谈知名的，他信中谈到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说许多人对这小说的解读都没有评到点上，他许子东要重评，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反正话说得肉麻极了。谢冕就更过分了。
当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挺长的。谢冕是搞诗歌评论起家，是八三年清污时批判的“三个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济是北大教授、博导、中国诗歌理论界的当红权威呀，搞了那么多年诗歌，看过的诗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说：王部长您不但小说写得好，诗也写得那么好之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任何懂点诗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诗也不会觉出好来，你一个教授、博导、理论权威怎么就能恬着脸硬说那是好诗呢？如果那也是好诗，你作为专业的诗歌研究者置中国的诗歌手何地？再从学术荣誉的角度讲，你置北大这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的荣誉于何地？从做人的角度看，你这把岁数了，风风雨雨也经了不少，你又置自己的尊严于何地呢？看了这信，你就知道了他作为诗歌理论权威的审美标准是什么了。不是什么美学标准、知识标准。学术标准，而是人的地位标准。
权力标准。知名度标准。像许子东。谢冕都是学院派，他们的这种对权力的谄媚是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的常态。学术变成了权术，权术的背后是做人的技巧、混世的策略，这样的学院派做的学问，怎么可能是学术，怎么可能取信于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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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 文学史上谁站得住
王朔：你粗一想中国文化灿烂呀、丰富呀、渊远流长呀，细一想都有谁呀，没谁呀。就说现代文学吧。现代文学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学课堂中有定评的作家，也就是鲁迅说得过去。
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东西、二篇东西而已，后来的沈从文还可以。你说那个排序，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人中只有鲁迅，后三个人中曹禺还可以，《雷雨》差点，《北京人》和《原野》还确实是好。《原野》真让我受了一次阶级教育。我原来以为地主和农民是对立的，可能那时候没有咱后来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时地主与农民们都是干爹干妈的关系，这才是旧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点不错的东西，五十年代就是瞎写了。他们的水准也没有超过一个普通的好作家。
一个作家要立个“腕儿”，总该有一二篇东西还行吧，其实写出那么一二篇好东西，也不是特别难。就靠一二篇好东西就那么进入现代文学史了。其实现代文学史也不是个东西，拉了不少闲人废人，却排挤了很多正经的作家，包括像张爱玲这样的人都没搁进去。
老侠：现代文学史可以没有茅盾，不能没有张爱玲。
王朔：现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来。可我对这些史家谁也不信。我觉得他们都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在修史。那个给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么让人信服？经常能听人说他最近写了一本文学史，虽然我没看过，但以往的读史经验。现在的环境和气氛就让你不相信他能那么老老实实地写一回。他个人的成见肯定会搁在里头。
老侠：这么些年来，“史”这个东西，已经是意识形态的脚注，做史都成套路了。在大学时，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无非是什么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征三大块。现在重新修史，无非是换一种舶来的方法，什么方法时髦，就用什么方法，比如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头搞一遍。
王朔：是不是现在他们不好意思再用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方法来写史了？
老侠：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文史哲，做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东西出来，我们没有好的理论家和史学家。中国人的教育最要命的还不是大学，而是中。
小学，特别是文科的课本。语文课本选的那些篇章从小就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生培养成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还有中国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种分类，论说文怎么写、叙述文怎么写之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写东西，这跟过去考试时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这套东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从根上讲是一样的：窒息孩子们的创造力。现在的大学稍好一点儿，讲课的自由度大一点儿，学生选择的机会多一点儿。高考制度已经把中小学生逼上了八股思维的唯一小径上，你不能旁观，更不能后退，除了沿着这条狭窄的路走，四周全是悬崖。全是深渊。
“文革”
的那代孩子，好赖还停过课，儿童的天性还能舒展舒展，知青下乡还能跟锄头跟土块子跟坑头踉牛猪狗……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现在的孩子，从入学开始，学的东西好像与活的生命无关了，全是死的，从外面强加的。
王朔：照你这么说，唯一的出路，逃离死人的出路，就是不上学。
老侠：我在国外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他们关心活的东西，关心生命的跃动。
他也许没读多少书，但他每天无意识的视听感觉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对活的生命的敏感和关心。这是种渗透性的，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靠念书无法培养的。我有一次陪一个老外去看《焦裕禄》，她对中国电影感兴趣。其中有一场戏，她的反应既让我吃惊又特别可爱。一个老头重病在床，他的儿子商量怎么办，结果决定去找焦书记。
这老外看到这腾地就站起来，大声说：人都快病死了，找焦书记有什么用，应该去找医生。县委书记能治病吗？这电影怎么会这么拍，连常识都没有。还有一场戏，焦的老婆要买点肉，半路让焦给拉了回来，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咱不能吃肉。回家后吃饭，焦的孩子不想吃窝头，哭着闹，焦打了孩子，然后让一家人围着饭桌团团坐。那个老外看了说，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么残忍。你焦书记想为人民想当清教徒想做清官想成为人格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无权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你一起去牺牲。那场家庭戏吃饭戏，最后变成的焦书记正襟危坐，面色沉重地讲道理，国家和人民的大道理。这哪是一家人在吃饭，分明是在开县委常委会。
妻子和孩子不是听丈夫、父亲的儿女情长，而是听县委书记的训话。
王朔：咱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父爱母爱家庭温暖，人越大越感到小时候大人们都忙着革命，我们无父无母的就好大了。
老侠：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大恶劣，没有盐，给你灌一肚子水，然后把你突然扔到物欲横流之中，这种诱惑谁能抵挡住？！
王朔：在红色沙漠中长大的人，逮着个什么比饿狼还要贪婪和凶狠。
老侠：再回过头来说现代文学。文学史上肯定的那些大师级人物，像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丁玲等等，从语言的角度讲远不如肖红、张爱玲、沈从文地道。
特别像女作家中的冰心和丁玲，她们都是模仿西方开始，从行文到情绪，后来这种模仿在四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小说中、在八十年代的刘索拉、徐星们，马原、余华们的小说中一次次重复。
王朔：冰心的小说当时都什么人看，也是年轻人吗？
老侠：冰心最初是以社会的“问题小说”的姿态出现的。
后来她受泰戈尔的影响，转向了《致小读者》。
王朔：现代文学这批人你觉得谁还能站得住？
老侠：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之外，再没有大师了。有些人偶尔会有点东西，但整体上真的没什么东西。
王朔：你觉得中国文学不成气的原因是什么？
老侠：语言问题。“五四”时期是白话文的开创期，那时的人们不管写什么，只要用白话文，都是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他们是幸运的，无所顾忌地创造，每一种试验都有意义，哪怕是像钱玄同等人那种主张汉语拉丁化的试验也有意义。
草创过后，形成了几种语言模式，胡适代表了浅白平静的一路，他的语言风格写文学作品不行，像打油诗，但对普及新观念功不可没。还有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张扬的激烈的语言风格，后来的“太阳社”都是这类语言，比如像郭沫若的文学就是最典型的。这种声嘶力竭死命张扬的语言在以后嫁接到革命口号的语言上，形成了刘白羽、杨朔、魏巍式的大抒情语言，这种夸张的大抒情曾是新时期文学开创期的主旋律。再有就是周作人等人继承明清小品文，古代山水游记、山水诗、宋词婉约派的美文式语言，朱自清的散文，林语堂的随笔，“新月派”的东西，沈从文的小说都是这种路子的，这种语言在本世纪后半叶几近灭绝，又在新时期文学中重新泛滥。还有一路人的语言是翻译文体，像冰心、丁玲，四十年代上海的施存蜇、穆时英以及一大批作家。巴金、茅盾这样的被奉为大师的人，根本就没有语言，从语言的角度讲，他们在文学上贡献寥寥，他们的书的价值只能作为思想史资料社会学研究的素材用。肖红、张爱玲这两位女作家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具有文学语言天赋的人，她们完全是用女人本身的东西写作，用子宫中的语言。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有自己什么样的语言。张爱玲身上还有家族遗传的痕迹，肖红则是无复依傍地写作，完全靠她自己的天才，她的语言也有些美文的滋味。
这些语言风格在后来的文人中都留下了痕迹，特别是那种张扬的语言。美文的语言。翻译文体的语言。唯一不可模仿的是鲁迅的语言，那种又黑又冷又沉又热又锋利又幽默的语言。
鲁迅的独一无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斗士姿态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他的语言中有唐代诗人李贺的阴森、鬼气。李贺死得太早，他的诗既没有文以载道的道德面孔，也没有“诗以抒情”
的婉约请调，与其他的诗人完全不同，也与《聊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贺的诗，让人想到《呼啸山庄》、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感到地狱中的黑色毒汁。
王朔：他这种类型在中国诗人中好像很少。
老侠：对。这种诗人太少了。中国现代文人有些被传统的美文弄得不知所措。
你看过林语堂的东西吗？《吾国吾民》？
王朔：那倒没看过。只看过他两个杂文集，全是随笔。
老侠：你对他的东西怎么感觉？
王朔：原来我觉得鲁迅挺独特的，读完后我发觉他们有些腔调是共同的。林语堂好像比鲁迅更“油”一点，但他有些东西也挺尖刻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是比较一致的。他们都觉得传统文化不叫东西，他没有鲁迅那么激烈，林语堂是绕着弯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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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悲剧的鲁迅
老侠：我不能同意你对鲁迅的看法。鲁迅与林语堂包括周作人的最大差别是生命深层的东西。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
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的、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所以他不仅在态度上而且在语言上也不跟中国的传统有任何调情。林语堂就大不一样了。
他的《吾国吾民》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骂得挺狠，贬得很低，但他的语言是美文的，宋词婉约派的，极为缠绵极其风花雪月，极为飘逸轻盈，我就想不通一个人在骂人时能用一种谈恋爱式的或对着山水抒情式的语言。把他的小品文与鲁迅的杂文比较一下，差别太明显。像《我们是怎样做父亲的》。《我之节烈观》、《纪念刘和珍君》等等。后来林语堂移居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人生的艺术》，影响挺大，他说中国文人受老庄、佛家影响的这一路人生，是种艺术化的人生。这才是他骨子里的东西，才是他骂中国传统骂中国人骂得那么温柔敦厚那么绅士的原因。他好像不会尖刻，至多是幽默，而主调是感伤，他讨厌传统，从他定居美国可以看出，但他骨子里是传统文人，作为个体，他没有鲁迅的力量，去突破传统的遗传。
王朔：我对鲁迅没有你那么深的尊敬。他的确在中国文人中比较棒。但我这人从小就听不了高高在上的教训，我所了解的鲁迅，是那个又高又大又全几近成神成圣的鲁迅，他是毛泽东之外唯一不能碰的神，谁招了他谁就倒霉，不但是当时招了他，过去招了他也要新仇旧恨一起算。我印象中的他神圣得像万金油棍子，逮谁抡谁，不分青红皂白。批胡风就拿鲁迅说事，“文革”中批周扬们也用鲁迅做刀枪，“文革”后批“四人帮”鲁迅又成了口诛笔伐的武器。这种偶像化的鲁迅我就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再有是后来看了他后期与文坛上各路人交恶的那些东西，那我就觉得他是个心胸狭隘、记仇记到血液中的人。他的那点好东西全在前期，后期的东西没法看，看了就想这人自以为是中国文坛的尊神，谁也碰不得，一碰他就要咬人。后来明白了点，鲁迅被弄成棍子和垃圾筒是有点儿冤，与他本身基本无关。但是一个人被如此利用，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我就觉得肯定他自己也提供了某些口实。
所以我觉得看来看去，没有什么正经人，中国文化是什么也没有，理论，没有；学术，没有；作品，没有。就是白干一场，一百多年白干一场。就这么个鲁迅，还被弄成凶神恶煞的狰狞。我要是碰上他这样的人，读读几篇东西就算了，千万别凑近乎，凑过去肯定没有好下场，谁沾谁挨。
老侠：不管怎么样，你还承认他有东西。我觉得鲁迅确实是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大家。要想超越他，就不是多读几本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赋的个人的深度才行。鲁迅的后期确实写了许多无聊的甚至被人利用遗害至今的东西，他四面树敌，攻击“新月派”与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把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挂在嘴边，要打“落水狗”。“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还在一些谁拿了帝国主义的英磅，谁拿了苏俄的卢布上耿耿于怀，几近于斤斤计较的小人心理，既小气又阴暗。他早年倡导个人自由，但他实在弄不清什么样的价值观。社会体制才可以保障个人自由。有人常常设想鲁迅如果活到以后会怎么样？以他临终前的清醒和一个也不放过的性格，他的命运不会比胡风好多少，至多是陈寅恪、梁漱溟的命运。
另外，鲁迅身上也有盟主欲，他之所以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是因为那些人不买他的账，他曾与林语堂关系较好，引为同路，但因为对“新月派”的不同立场，最后连朋友也做不成了。他骂那些在文坛上文化界中有头有脑的人物，却对文学青年态度和蔼可亲，像柔石啦、萧红萧军啦等等，他在这些尊他为导师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诲人不倦的感觉，满足了他盟主的虚荣心。还有他与许广平之间的通信，《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口吻。这太可怕，从文坛上当导师当到了家里的床上。你还别吃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好为人师，诲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还是夫妻。父子，只要给他个台阶，他立马就踩上去发表训令。
还有他对当时学院派的攻击，肯定有他心怀嫉恨的因素，胡适他们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鲁迅只混了个讲师。
王朔：我也知道鲁迅晚年与瞿秋白的谈话，他已经看清了周围一伙的真面目。
老侠：鲁迅后期的悲剧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剧，有他个性中的因素，但我觉得这种个人的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得失控，是我们这个文化没有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尺度。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没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绝对彼岸尺度，如果有，鲁迅如果是个基督徒，在他写完《野草》之后，在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社会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过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们纠缠万。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以及前期杂文，已经把中国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后是《野草》中的绝望，那种前面只有荒凉的坟的绝望，他在这个文化中已经无路可走，处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中，但与屈原不同，屈原还相信明主，鲁迅则什么都不信，这种状态就是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他的前面也只有三条路：自杀、走向与一切人为敌的唯我独尊的狂妄。面向一个更高的价值进行自找灵魂的拷问与对话。在中国这种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鲁迅不选择自杀，就只能选择唯我独尊的姿态与世俗作战了。
鲁迅当时进“左联”，既有道义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时有机会做一回盟主的原因，他与“四条汉子”的论战，表层是“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争，实际上是“左联”盟主地位之争。他发现人家请他去“左联”，不是让他说了算，而是把他当工具用，他的那种“荷戟独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在中国，以鲁迅这样的深度与天才，他眼中又能有谁呢？正是他这种狂妄导致了他晚年的浅薄，也导致他以后再一次作为工具、棍子四处开花。如果鲁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野草》之后的他就不会再与庸人作战，也不会把自己降低为庸人，而是会写出类似圣澳古斯丁的《忏悔录》或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种超越胜的东西。鲁迅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悲剧的缩影。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在借迅是挣扎，其他人不是）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永远是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不可能有智慧大悲们大道义大坚韧。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
王朔：那我就觉得唯有悲观绝望一途才能成全出一个像样的中国人了。再谈到语言，我倒觉得现在翻译体确实变成一事实了。我看过一些文章说翻译体真可恶。
它其实是中国人自产的一种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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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篇 文学语言的泛政治化死亡
老侠：“五四”时代的任何文体，除了老古董的古汉语，都带有原创性。这些年中国如果有一点出息，大都要归于翻译界的功劳。虽然在语言上没有形成成熟的东西，但是起码在输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上功不可没。翻译似乎是仅存的果实。
王朔：我记得王小波的文章里也曾提到翻译对文学的贡献。我不知道是不是讽刺，我忘了。
老侠：我想不会是。
王朔：我印象里他不是讽刺，是正面评价。那要我看大部分现在的翻译体都是一种讽刺，特别这种文体在南方作家那儿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说老实话，这种文体我觉得有的写的好的还可以读。因为有的书面语言，像胡适那种白话，我觉得也不大白的，已经不像话了。要是作家碰上复杂的东西，我看再写长点，翻译体就是句子长，写长点也许更纯厚，就看你写的那东西是什么了。但它坏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好多那种夹的弯弯字儿。这是翻译体特有的。
我看到好多更年轻的小孩儿写的东西吧，其实感觉都特别好。可是，好像在他们那儿现在也是一种时尚，提一些洋人，提一些外国作家呀什么的。他们好像很乐意承认这些洋人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创作灵感，他们的写作经验，他们的所有东西都是从洋人那儿来的。没有翻译体的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就没有他们身上的整个调子。这个我确实没办法判断。不过，这个……这个翻译体它显然催生了很多中国作家，假如要没有外国作家的这些翻译作品，他们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写作了。
就是通过这些翻译的东西，他们学习了一些方法，当然有人后来慢慢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
老侠：当代文学较早的翻译体作品就是王蒙意识流呀，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准嬉皮文学啦，高行健的戏剧呀，更早的就是《今天》文学。刘索拉与徐星的那种模仿，是从情绪到文字的全面模仿。王蒙呢？只是模仿翻译体的意识流语言，作品的内在观念完全是传统的。高行健的模仿近于抄袭，他的《车站》在结构上照搬《等待戈多》，只是他加了个中国式的光明的尾巴。贝格特的等待是绝望，彻底的绝望，永远等不来戈多，而人们只能无奈地等下去，等得无聊，等到老，等到死。
高行健的等待最后是不再等了，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摆脱那些继续傻等的人，孤独地走了，去寻找希望，而不是毫无作为地等下去。你看，这类当时的先锋实验剧，从西方的荒诞剧汲取灵感，居然最后还是那种文学观念，光明的尾巴。
王朔：不光是我中毒呀，连艺术先锋们都可以引以为同道和知己。
老侠：王蒙的意识流是瞎扯淡，汉语的时态就写不了意识流小说。这么简单的语言时态，怎么能模拟出人的意识的流动。语言是思维方式。西方人的复杂的时间观念使他们的语言的时态极为丰富。咱中国人似乎从没有时间概念，王朝的循环与时间的静止相一致，也与语言中时态的贫乏粗糙相一致。中国每个帝王一登基就要改元，就要割断时间重头开始，就是这么一代代循环下来，时间像一个封闭的圆周，每个帝王都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圆内。李阳特运儿，还用“东方意识流”命名王蒙，似乎这种东西是咱东方作家的创造，是西方作家的语言实践与咱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实际上，王蒙的意识流完全失败，就他自己的作品而言，那批意识流作品肯定是最糟的。
王朔：你没看现在的年轻人的东西，全是翻译文体的痕迹。我觉得什么文体都不重要，翻译体也是咱的国粹，是咱自己创造的。我就觉得作家自己在语言上的创造胜最重要了，有了创造性，也能弄出好的翻译文体。用汉语写作，主要就看作家的汉语感觉了，即使是翻译，语言的出彩与否，与原文无关。
老侠：比较有点几个人东西的是马原、余华等八十年代后期的翻译体作品。就说余华吧，他刚出来时我还读过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像他的《现象一种》、《河边的错误》，都写的是死，他的语言有其他人作品中很少有的那种克制与平静，无动于衷地描写死亡，有节制地面对残忍，虽然也有点儿做作，但读起来还有点滋味。
我想他的这种语言感觉是从卡夫卡的那种冷静来的，还是从博尔赫斯的那种难学术化的语言平静中来的，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卡夫卡是我读过的神经最坚韧的作家，他对残酷的东西的那种无动于衷，冷彻骨头。博尔赫斯夫生就是书堆中的作家，也只有他当了图书馆馆长从大量的文献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他的内心及他在书中的漫游，本身就是一种迷宫似的生存方式。特别在他瞎了以后。马原在当时的名声远超过余华，但他的东西我实在读不下去，《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是在玩一种文字陷阱，他写着写着，就中断故事，讲他自己讲这个故事的方法，故意制造假相，弄得读者无所是从。他确实是在玩一种无聊的写作游戏。余华后来的作品我基本没读过，不知道怎么样？
王朔：就说余华吧。我觉得他原来的那个小说就非常讲究语言感觉，当然也有一点翻译体。但是我觉得他到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回到那种比较纯朴的文字的感觉。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特喜欢他前面的那种文字，但是好像他后面那些文字是痕迹更少一点。但是我也感到，就是我原来想到这是一种完全的潮流，大家都这么干了。
很多我见到的东西，包括我比较喜欢的那部分，很难见到拿口语写作的，现在一说起口语写作，好像就是北京腔了。实际上也不光是北京话可以拿口语写作，东北话也可以。
老侠：现在影视中最流行的喜剧性口语主要是北京腔和东北腔。北京腔有相声这一传统，这是最普及的传统。东北腔有赵本山等人火爆一时的小品，现在也很普及。还有就是粤语了，内地人大都听不懂，但它在广东很受欢迎。北方口语的独霸局面也与官方确定的普通话标准有很大关系。
王朔：我那个时候看到一个东北作家，叫阿成，不是北京的阿城，是东北的阿成。他虽然也有一种雕琢，但他的文字里，有东北口语的韵味。四川话里其实也有好多能入文字的口语，我记得给乔瑜他们说《爱你没商量》的时候，他们的话都是好多四川的那种乱七八糟的话，其实都能写，是城市流行语。譬如说，把一个人说 “洗白了”是四川话，它变成文字中的普通话也能理解是什么意思。虽然有这么多口语资源，但我觉得依靠中国人的口语来补充文学语言的这种人，反正起码是比通过翻译体来丰富中国人的写作的人少得多。现在又有了一些新人，你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丁天的，另外还有一个上海叫绵绵的，这两个小孩都是中学还没念完就退学了，写小说，完全玩感觉。有人说他们是用身体写小说，莫言说的他们这一路就是拿身体写小说。他们也是玩极至体验的。就是见什么事就写什么事儿。有什么体验就写什么体验，甚至他们中有人就吸毒，那棉棉据说就有吸毒经验。她的文字据说是非常的不一样，有几个句子是能飞起来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有点疯狂，反正真把自己豁出去，用身体做实验寻找一种语感，我倒真有点佩服这种人，真把自个儿豁出去了。
老侠：二三十年代的欧洲、二战后的美国，那些“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就是拿身体的极至体验去写作，去反对主流文化，金斯堡最好的长诗《祈祷》就是他听到母亲死讯后，狂吸毒品，然后坐在打字机前从早晨六点一直到第二天深夜，一气呵成。搞摇滚的拍电影的画画的……各种艺术创作都有这种拿身体玩感觉的人。
王朔：我看了日本有一个叫村上龙写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那家伙肯定吸毒。他的有一些感受假如不吸毒真写不出，想不到那会儿人会出现那感受。我想现在的这些小孩非常讲究玩感觉，也许他们的路数倒不是那么崇拜这个翻译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