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与武士
日本的武士强调“文武合一”，他们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明治天皇时期，政府采取渐进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战败，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在做什么，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不过，别说华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有皇族远支凭借身份，办个某某功劳奖，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还颇受部分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在我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上书“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
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许倬云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说：“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强调忠诚，地位介乎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六艺中，射、御和军事有关，书、数代表要学习文化知识，礼、乐则要求严格遵守礼仪。显然，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有诸多接近。
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一些地方领主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10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特权统治阶级。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完全脱离了生产。
不过，武士之间的生活水准是相差极大的，即便同为藩主大名，在长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小人物，他们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钱有势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强维持。江户时代的一个笑话说：“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在《黄昏的清兵卫》中，下级武士清兵卫在吃饭时还要用饭团把汤碗擦一遍。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开革，或是财政困难必须削减人手，低级武士们就只能成为浪人，有的便去为黑社会之类的势力做打手，成为“用心棒”。虽然现代日语中的“浪人”指的是升学受挫准备再战的学生，但在那个时代，浪人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的对外武装侵略，浪人对于对外战争则充满野心。举个例子，郑成功为反清复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虽然拒绝，但下面的浪人们纷纷请战。
据1872年统计，日本共有士族425872人，连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从体制、职能上看，变得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中国差异明显。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说，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称之为“文治主义”。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经过漫长演变，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其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分别是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后两者都是军人。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不足以令国家富强。
中国的士变成文士，与武士的脱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宋代以后，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压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严重内耗。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欣赏艺术，哪怕是附庸风雅。“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还兼做代人抄写的零工。或可以说，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军人政权”了。
文士与武士，眼界和看法自然不同。清末，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经毒”和“烟毒”。所谓“经毒”，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他说：“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
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之为“日本儒士一孔之见”，因为“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