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浙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现场，我见到了表情严肃的王选女士。对于她的事迹，我早有耳闻，常年投身于对日民间索赔的支持工作，值得敬佩。然而，我看过国内舆论的很多评价，有点像李白“白发三千尺”的修辞手法，说句不敬的话，窃以为过于夸大了。王选女士是能够“让日本沉没”的人吗？日本就这么轻易地沉没了？她和那些诉讼真的令日本“十分头痛”了吗？或者，一连串的驳回诉讼请求是最明确的答案。
我理解受害者及家属想要个说法或得到赔偿的心情，这是他们不容剥夺的个人权利，也是对人道尊严的捍卫。但在现实境况下，若以诉讼的方式来说，结果基本是注定是失望的，过程也未必会如他们所想“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恶行径是广为人知的。战后审判中因此而被处死的B/C级战犯约920人，荷兰（236人）、英国（223人）、澳大利亚（153人）都多于受害最巨的中国（149人）。事实上，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迟到的诉讼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无意中加强了今天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几无胜算的诉讼这种做法，恰恰强化了中国、中国人的弱者形象。与相识的一些日本人提到这一话题，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受害者“本当に可哀相です（真可怜啊）”，但这仅仅意味着表面上的、甚至是礼节性的同情。
和客观上“示弱”的索赔诉讼相比，另一类诉讼更有必要，却鲜有实例可寻。
特别是这两三年里，日本的媒体存在一股热衷中国负面报道的“ブーム”。此一浪潮的根源是日本对变动中的中国越发强烈的戒惧与茫然，但表现为民众对华恶感比重的增高和媒体推波助澜的混杂互动。在主流大报的中国报道中，右翼色彩的《产经新闻》说出“中国媒体都归解放军总参谋部掌管”不足为奇，自由主义色彩浓重的《朝日新闻》也杜撰“去长野欢迎奥运火炬的中国人每人得到了大使馆发的两千日元”。一家发行量较大的周刊则说，姚明的父母“是中共强制撮合结婚”，为了进行“人种试验”，姚明是“试验产下的怪物”。北京60年国庆演练当晚日本共同社记者“被打”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作了发生原因的细节说明，但以《朝日新闻》为例，其报道仅说中方“表示遗憾”，原因“中国警方没有解释”。所以，日本媒体涉及中国报道的水准往往极其低下，缺乏良知的擅改、隐瞒与偏见和钳制新闻自由其实是一丘之貉。
对付这种几乎是信口开河的“报道”，法律诉讼倒不失有效的手段。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政要，多次起诉《经济学人》、《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外国媒体涉嫌诽谤，并且每每以胜诉令对方道歉赔偿告终。
姚明的那个例子，如果起诉恶意诽谤应当极有胜算，而多少会警醒一下越来越口无遮拦的日本媒体。这样的官司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