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

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

主要旋律。而托马斯的窗前凝视和萨宾娜的圆顶礼帽等，则成为基本动机在小说

中一再重现和变奏。作者似乎不太着重题外的偶作闲笔，很多情境细节，很多动

词形容词，在出现之后都随着小说的推进而得到小心的转接和照应，也很少一次

性消费。这种不断回旋的“永劫回归”形式，与作品内容中对“永劫回归”的否

决，似乎又形成了对抗；这种逻辑性必然性极强的章法句法，与小说中偶然性随

机性极强的人事经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张力”。

文学之妙似乎常常在于“张力”，在于两柱之间的琴弦，在于两极之间的电

火。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张力，有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张力，有情绪与情绪之间的

张力，有词与词或句与句之间的张力。爱森斯坦的张力意指内容与形式之间，这

大概并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要求形式脱离内容，恰恰相反，形式是紧密切合

内容的——不过这种内容是一种本身充满内在冲突的内容。

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比如昆德拉，他不过是使自己的自相缠绕和自相

矛盾，由内容渗入了形式，由哲学化入了艺术。

而形式化了的内容大概才可称为艺术。

有一次，一位朋友与我谈起小说理念化的问题。他认为“文以载道”并不错，

但小说的理念有几种，一是就事论事的形而下，一是涵盖宽广的形而上；从另一

角度看去也有几种，一种事关时政，一种事关人生。他认为事关人生的哲学与文

学血缘亲近，进入文学一般并不会给读者理念化的感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即是例证。只有在人生的问题之外去博学和深思，才是五

官科里治脚气，造成理论与文学的功能混淆。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对小说中过多的理念因素仍有顽固的怀疑。且不说某些错误褊

狭的理论，即便是最精彩最有超越性的论说，即便是令读者阅读时击节叫绝的论

说，它的直露性总是带来某种局限；在文学领域里，直接的理念或由人物扮演着

的理念，与血肉浑然内蕴丰富的生活具象仍然无法相比。经过岁月的淘洗，也许

终归要失去光泽。我们现在重读列夫。托尔斯泰和维克多。雨果的某些章节，就

难免这样感慨；我们将来重读昆德拉的论说体小说，会不会也有这种遗憾呢？

但小说不是音乐，不是绘画，它使用的文字工具使它最终摆脱不了与理念的

密切关系。于是哲理小说就始终作为小说之一种而保存下来。现代作家中，不管

是肢解艺术还是丰富艺术，萨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等又推出了一批

色彩各异的哲理小说或哲理戏剧。

也许昆德拉本就无意潜入透明的纯艺术之宫，也许他的兴奋点和用力点除了

艺术之外，还有思想和理论。已经是现代了，既然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健全发展，

既然人的理智与情感互为表里，为什么不能把狭义的文学扩展为广义的读物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一种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第三人称叙事中介入

第一人称“我”的肆无忌惮的大篇议论，使它成为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

事的结合；而且还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通俗性与高雅性的

结合，现代主义先锋技巧与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结合。作者似乎想把好处都占全。

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在于语言的色彩、节奏、语序结

构内寓藏着的意味。文学写人心，各民族之间可通；文学得用语言，各民族之间

又不得尽通。我和韩刚在翻译合作中，尽管反复研究，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简洁、

缜密、凝重有力的语言风格，但由于中西文水平都有限，加上表音文字与表意文

字之间的天然鸿沟，在语言方面仍有种种遗珠之憾，错误也断不会少。尤其西文

中丰富灵活的虚词功用，很难找到相应的中文表达方式。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读通

大意即可，无须对文字过分信任。

幸好昆德拉本人心志颇大，一直志于面向世界读者，写作时就考虑到了翻译

和转译的便利。他认为捷文生动活泼，富有联想性，比较能产生美感，但这些特

性也造成了捷文词语较为模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为了不使译者误解，他写

作时就特别注意遣词造句的清晰和准确，为翻译和转译提供良好的基础。他宣称

：“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令本国的人了解，则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

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这使我想起了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好的文学是一种美文，严格地说起来，

美文不可翻译。作为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昆德拉与克罗齐的观点都令我诚服。

但是，为了了解兄弟民族的文学，翻译仍然是必要的，哪怕这只是无可奈何

地作一种肤浅的窥探。我希望国内的捷文译家能早日从捷文中直接译出昆德拉的

这部作品，或者，有更好的法文或英文译者来干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这个译本

到时候就可以掷之纸篓了。

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

来说都是一样。

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社会改革建设

事业的责任感，是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与严肃，是基于对文学鉴赏和

文学创作的探索精神，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认识和交道。

最初发表于1987年翻译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文为该书之序，后

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 10 */第一部分灵魂的声音（1 ）

张、史二位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

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

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

会。

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

业性义务之外，小说杂志是越来越少有人去光顾了——虽然小说家们的知名度还

是不小，虽然他们的名字以及家中失窃或新作获奖之类的消息更多地成为小报花

边新闻。小说理论也不太有出息，甚至给自己命名的能力都已基本丧失，于是只

好从政治和经济那里借来“改革小说”之类的名字，从摄影和建筑艺术那里借来

“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字，借了邻居的帽子出动招摇过市，以示自己也如邻家

阔绰或显赫。

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小说家们曾

经虔诚捍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忘恩负义，人阔脸变。

他们无情地抛弃了小说家，居然转过背去朝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热烈鼓掌。但

小说更大的苦恼是怎么写也多是重复，已很难再使我们惊讶。惊讶是小说的内动

力。对人性惊讶的发现，曾推动小说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涨涌的浪峰。如果说“现

实主义”小说曾以昭示人的尊严和道义而使我们惊讶，“现代主义”小说曾以剖

露人的荒谬和孤绝而使我们惊讶，那么，这片叶子两面都被我们仔仔细细审视过

后，我们还能指望发现什么？小说家们能不能说出比前辈经典作家们更聪明的一

些话来？小说的真理是不是已经穷尽？

可以玩一玩技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在汽车、饮料、小说

行业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技术引进的初级阶段往往有点混乱，比方用制作燕尾

服的技术来生产蜡染布，用黑色幽默的小说技术来颂扬农村责任制。但这都没什

么要紧，除开那些永远不懂得形式即内容的艺术盲，除开那些感悟力远不及某位

村妇或某个孩童的文匠，技术引进的过程总是能使多数作者和读者受益。问题在

于技术不是小说，新观念不是小说。小说远比汽车或饮料要复杂得多，小说不是

靠读几本洋书或游几个外国就能技术更新产值增升的。技术一旦廉价地“主义”

起来，一旦失去了人的真情实感这个灵魂，一旦渗漏流失了鲜活的感觉、生动的

具象、智慧的思索，便只能批量生产出各种新款式的行尸走肉。比方说用存在主

义的假大空代替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假大空，用性解放的概念化代替劳动模范的概

念化。前不久我翻阅几本小说杂志，吃惊地发现某些技术能手实在活得无聊，如

果挤干他们作品中聪明的水分，如果伸出指头查地图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

的几句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它们无论怎样怪诞怎样蛮荒怎样随意性怎样散装英语

怎样能指和所指，差不多绝大多数作品的内容（——我很不时髦地使用“内容”

这个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因为偷情，所以大倡人性解放；因

为乏味，所以怨天尤人满面悲容。这当然是文学颇为重要的当代主题之一。但历

经了极左专制又历经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国民们，在精神的大劫难大熔冶之后，最

高水准的精神收获倘若只是一部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书，这种文坛实在太没

能耐。

技术主义竞赛的归宿是技术虚无主义。用倚疯作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来欺世，

往往是技术主义葬礼上的热闹，是很不怎么难的事。聪明的造句技术员们突然藐

视文体藐视叙述模式藐视包括自己昨天所为的一切技术，但他们除了给纯技术批

评家们包销一点点次等的新谈资外，不会比华丽的陈词滥调更多说一点什么。

今天小说的难点是真情实感的问题，是小说能否重新获得灵魂的问题。

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

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

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

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

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

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

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

尼采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经死亡，但西方的上帝还不及在中国死得这么彻

底。多数西方人在金钱统治下有时还多少恪守一点残留的天经地义，连嬉皮士们

有时也有信守诺言的自尊，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和风度。而中国很多奢谈民主

的人什么时候少数服从过多数？穿小鞋，设圈套，搞蚕食，动不动投封匿名信告

哪个对立面有作风问题。权势和无耻是他们的憎恶所在更是他们的羡慕所在。灵

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

/* 11 */第一部分灵魂的声音（2 ）

这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当然只会生长出空洞无聊的文学。幸好还有技术主义

的整容，虽未治本，但多少遮掩了它的衰亡。

当然，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胡人张承志离开了他

的边地北京，奔赴他的圣都西海固，在贫困而坚强的同胞血亲们那里，在他的精

神导师马志文们那里，他获得了惊讶的发现，勃发了真正的激情。他狂怒而粗野

地反叛入伙，发誓要献身于一场精神圣战，用文字为哲合忍耶征讨历史和实现大

预言。我们是他既需要又不需要的读者，这不要紧。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最终还是

离开了西海固而踏上了现代旅途，异族读者可以尊重但也可以不去热烈拥护他稍

稍穆斯林化的孤傲，甚至可以提请他注意当代更为普遍更为持久和更为现实的屠

杀——至少每天杀人数万乃至数十万的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来补充张承志的

人性观察视域。但对小说来说，这些也不是最要紧的。超越人类自我认识的局限

还有很多事可做，可以由其他的作品来做，其他的人来做。要紧的是张承志获得

了他的激情，他发现的惊讶，已经有了赖以为文为人的高贵灵魂。他的赤子血性

与全人类相通。一个小说家可以是张承志，也可以是曹雪芹或鲁迅，可以偏执一

些也可以放达一些，可以后顾也可以前瞻，但小说家至少不是纸人。

史铁生当然与张承志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

流浪而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

景，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

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

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幸运，虚幻

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万物其实

与我一体。我以为一九九一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

说是丰年。

张、史二位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

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

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

会。这些圣战者单兵作战，独特的精神空间不可能被跟踪被模仿并且形成所谓文

学运动。他们无须靠人多势众来壮胆，无须靠评奖来升值，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

并且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他们常常无法被现实主义

或现代主义来认领，因为他们笔下的种种惊讶发现已道破天机，具有神谕的品质，

与“主义”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世界完全自足。

当新闻从文学中分离出来并且日益发达之后，小说其实就只能干这样的事。

小说不能创汇发财。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

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最初发表于1991年《小说界》，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 12 */第一部分无价之人（1 ）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

子重义。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企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

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

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

子重义。这些潇洒而且卫生过分的语录，多是吃朝廷俸禄或祖宗田产的旧文人茶

余饭后制定出来的。我们这些君子不起来的人姑妄听之。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

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对先生的俊逸孤高确实景仰。先生才具超凡，终弃绝繁华

遁入空门，可算现代文化史上一大豪举，非我等凡胎所能踪随。然书信集中，企

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

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如何空得下

去？这一点心得，想叔同先生也不会见责。

作家们关注赚钱，其实是个迟到的话题。不能赚钱，当儿女当父母的资格都

没有，不具人籍，何言作家。以前有国产的大锅饭可吃，作家可风光得有模有样，

读者围，记者追，更有旅游笔会的大宴小宴，政协人大之类会议上的阔论高谈。

作家们一踏上红地毯就差不多最爱谈改革。很多人不明白，正是他们所渴望所呼

吁所誓死捍卫的改革，即将砸破他们赖以风光的大锅饭，把他们抛入动荡而严峻

的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尝一尝稻粱谋的艰辛，尝一尝斯文扫地的味道。求仁得仁，

好龙龙至，何怨乎哉。

中国要强民富国，至少还缺乏上亿的赚钱能手，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曾经略嫌拥挤的文坛，如果有潜伏多时的实业英才，不妨扬长避短去挑战商场，

实业生财也是篇难做的大文章。能养活自己便不错，至少除却了寄生者的卑琐。

说不定到时候还捐出个医院或体育馆什么的，兼济天下，功德彪炳。就算不捐，

一个人吃喝玩乐花光了，也能促进消费繁荣市场，我们读了点经济学对此都想得

通。至于已经面临生活困难的人，更要早打主意早动手，补上谋生这一课，不可

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不要期待救世主，不要以为改革是天上落下来的馅饼。这是

好心的大实话。

当然，赚钱者或准备赚钱者，不必从此便以钱眼看人。很多人当不了实业巨

子，若执著于学问或艺术，将来基本上免不了相对清贫，这也是一种选择，没什

么关系。穷人也是人，无须一见到有钱人的别墅、轿车、“大哥大”之类就自惭

形秽自叹衰老，正如面对穷乡僻壤的瘦弱饥民时，不必自觉优越和自诩年轻。穷

人也可以爱好文学，就像有权爱好喝酒或钓鱼。世界上从来就有人比作家阔绰，

但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文学。世界上也从没有文人赚钱就必先崇拜金钱甚至不容许

旁人斗胆继续淡泊金钱的规则。赚钱就赚钱，改行就改行，作家改行当老师当木

匠当部长当足球中锋都正常得足以理直气壮，但改行并不是晋升提拔。离开文学

或准备离开文学，不意味着从此便无端拥有更多对文学的鄙弃资格和教导权，也

不意味着因此就有了富人俱乐部的优先入场券。

我们的建设还在打基础和起步的阶段，还没达到值得大惊小怪的程度，多一

些灯红酒绿的歌舞厅也乏善可陈。要说折腾钱，我们在老牌欧美发达国家面前还

只是低年级新生。但当年活在欧美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什么衰老感，也没有刮

青自己的脸皮往实业家堆里钻，没去工商界奉领改革文学的指示。巴尔扎克喜欢

钱，宣言要赚完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铜币，但他的作品是资本社会贪婪、奸诈、虚

伪的揭露大全。福克纳身处赚钱高手云集的美国，但也并没有愧疚自己对故园乡

土的痴迷，并没有后悔自己曾失足文学，声称自己一辈子就是写“家乡那邮票大

的一块地方”，平静的目光投注于某位贫贱保姆或某位弱智少年，监测人性的荒

寂和美丽。

/* 13 */第一部分无价之人（2 ）

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远没有赶上亚洲“四小龙”，但金钱与文学并不绝对同步，

并不是直线函数。“四小龙”的文学纪录基本上没法让人喝彩，即便在资本主义

世界里，这也是羞耻而不是光荣，是外激型现代化常见的先天不足症候之一。可

以谈一谈的是多年前的日本人川端康成。川端在创作后期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

着力追求和表现静美，与东山魁夷等艺术家的画风一脉相接。甚至还有怀疑和反

感现代化的诸多言词，颇有落伍时代之嫌。但正是他本身成为了日本精神现代化

的一部分，成为了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要是没有他的《雪国》、《伊豆的舞女

》、《千只鹤》，我们会不会为日本感到遗憾？

有钱是好事，这句话只对不为钱累不为钱役的人才是真理。如果以为哪儿钱

多哪儿才有美，才有时代特色，才有自我价值，才有文学的灵感和素材，那么鲁

迅和沈从文当年就得去上海滩十里洋场办公司，那么现在所有偏远地域的作家就

得统统进大都市住豪华宾馆，否则就别活了。这当然是拜金者的无知。文学从来

不是富豪的支票。相反，在很多时候，文学恰恰需要作家的自甘清贫，自甘寂寞

——如果这是超越功利审视社会人生的必要代价的话，如果这是作家维护心灵自

由和人格独立的必要代价的话。优秀的文学，从来就是一些不曾富贵或不恋富贵

的忘（亡）命之徒们干出来的。轻度贫困是盛产精神的沃土。

商品化的文学正在滚滚而来，甜腻的贺卡式诗歌热潮行将过去，宾馆加美女

加改革者深刻面孔的影视风尚也行将过去，可能老板文学的呼声又将饰以“改革”、

“时代感”之类的油彩而登场。这种呼声貌似洋货，其实并非法国技术丹麦设备

美国口味。这种呼声常常在有了些钱的地方（比方深圳、海口等）不绝于耳，常

常在以前很穷而现在稍微有了些钱的地方（比方说不是纽约也不是巴黎甚至香港）

不绝于耳，当然也很正常，不是坏事。我们并不会因为历史上没有好的老板文学

就说现在也行不通，我们也不会因为过去反对粉饰官场而现在就必定反对粉饰商

场。我们拥护一切创新的人，等待他们或迟或早地下笔，写出新作。

其实，我们最反对的只是光说不干。

金钱也能生成一种专制主义，绝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厚和温柔。这种专制

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制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迷财者

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

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面前纷纷趴下，但愿

今后能稳稳地站住。

站立才是改革的姿态，才是现代人的姿态。站立者才能理解人的价值，包括

对一切物质世界创造者保持真正的敬重。卓越的实业家们，以其勃勃生力和独特

风采，给作家们的创作输入新的变因。他们的荣辱苦乐，必然受到作家的关注。

够格的实业家们也必然与够格的作家们一样，对历史有冷静的远瞩，对人生有清

明的内省。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最灿烂的光辉，能够燃烧起情感和生命的光辉，

不是来自金币而是源自人心。不管身居朱户还是柴门，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我

们的朋友和邻居，是我们的情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垂垂老迈的父母和

嗷嗷待哺的儿女。人无论有多少缺陷，仍是我们这颗星球无价的尊严和慰藉。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陈旧的话题，而且卑之无甚高论。

最初发表于1993年《文学评论》，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 14 */第一部分处贫贱易，处富贵难（1 ）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

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

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

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亦如

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

安乐死的问题正争议热烈，其实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似乎更重视人活着的这

一辈子。我们也该讨论一下安乐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不成问题。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安贫者，得安；乐道者，

得乐。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

理荒废，带月荷锄归。（陶渊明）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

以当肉。（苏东坡）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不过，也

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 就

只能宿破庙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说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

了“安贫乐道”论的一种民间版本，一种退化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

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贫过了头就要被老太爷或八国联军欺压。要想活下去，

得另外找办法。

西来的工业文明亮了中国人的眼。安贫乐道作为腐儒之论被讥嘲被抛弃被pass.

贫怕了的中国人开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会学者几乎有“发展癖”，无论左翼右

翼都一齐奉“发展”为圣谕，力图让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

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确实，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

热炕头。还带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新八件”，还有国民

生产总值翻番以及现代化更为灿烂炫目的前景。但是，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

随着物欲得到充分的满足，厌倦作为满足的影子紧紧随后也在悄悄滋长，并繁殖

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称作“文明病”的

莫名焦灼感孤独感正在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

（在美国的同义语：是不是interesting ？能不能够make fun？）他们最常回答

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

到。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意思的事。看电视没意思，电视

停了更没意思。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找个情人没意思，厮守着

老婆或丈夫更没意思。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

由得发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绷着脸皮，目光黯淡，对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

爱呵恋呵，表示漠然的向往；对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呵苦呵，表示漠然的共鸣。

他们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却愈少。幸福与幸福感不是一回事。

如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国青年，可以因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而有两年的

幸福感，现在则可能只有两个月甚至两天。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

有效期大为缩短。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催促着消费品更新换代

的速率。刚刚带来一点欢喜的自行车，在广告面前转眼间相形见绌。自行车算什

么？自行车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轿车……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

无限的攀比对象强入民宅，轮番侵扰。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

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这场疲倦不堪的追逐赛中日渐稀释。

现代新人族都读过书识过字，当然也希望在精神领地收入快感。现在简单啦，

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为有价商品。凡。高的画在拍卖，

和尚道场可以花钱订做，思乡怀旧在旅游公司里推销，日本还出现了高价租用

“外婆”或“儿子”以满足亲情之需的新兴行业。金钱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

神领域，力图把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来计算的

什么东西，一种也可以“用过了就扔”的什么东西，给消费者充分的心灵满足。

/* 15 */第一部分处贫贱易，处富贵难（2 ）

是不是真能够满足？

推销商能提供人们很多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定出钢产量、

人均生产值、学校数目和病床数目等等物质硬件的指标。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

与量，一个人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创造性劳动所得快感的质与量，一个人

洽处和感悟大自然的质和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

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找到有关的计量办法、质检

办法，以便把它们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然后批量生产。正如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辆

小轿车，但并不能配套服务——同时供给你朋友的笑脸或考试的成功，让你驱车

奔赴。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台电话，但没法保证话筒里都流淌出亲善、智慧有趣、

令人欣喜的语言，而不是气恼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唠叨。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

能含糊其辞，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

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好

事。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归因于外部困难的阻迫，维持对自

己的信任。而富贵的厌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法向别人赖账，必须自己承担

全部责任，不能不内心恐慌。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

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

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难怪

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

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

持轻度贫困。”

他们都对富贵瞪大了警惕的眼睛。

人类虽然不必太富贵，但总是要富贵的，富贵不是罪过。东坡、尼采二位的

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不能最后解决灵与肉、心与物这个人类永恒的

难题。只是现代不少人富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实是一桩遗憾。应

该说，事情还刚刚开始，物质还会增聚的。东西方都在较着劲干，没有人能阻止

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的列车。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将更

加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暴露出某种贫乏和尴尬。上帝正在与人类开一个严酷

的玩笑，也是给出一种考验。

苏东坡一生坎坷，但总是能安能乐。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屈，尼采还

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有兴趣的大孩

子，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人辐射出快乐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于艺术探索、政

治改革以及兴修水利的实干家——可见他的安贫不意味着反对“富”民。我每次

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

最初发表于1991年《天涯》。

/* 16 */第一部分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圣战与游戏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

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

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的状况，佛经中也有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

和睿智，与时下很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有什么关系。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

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

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坛经》产生于唐，也是一个经济繁

荣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像那时也是物人强盛而心人委颓，也弥漫着非钱财可以疗

救的孤独、浮躁、仇憎、贪婪等“文明病”。《坛经》是直面这种精神暗夜的一

颗明敏、脆弱、哀伤之心。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缺陷，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辨里安居。

六祖及其以后的禅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

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

默。这也是一切思辨的命运。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

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绝不苟同惊慌和背叛，

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

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

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所幸还有艺术和美来接引和支撑人们。

\ 最初发表于1994年香港版散文集《圣战与游戏》。

/* 17 */第一部分阳台上的遗憾

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

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

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

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

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

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前后左右，

以人为转移，是一种主观方位；东西南北，以物为坐标，是一种客观方位。这样

说起来，似乎南人较为崇尚主观意志，而北人较为尊从客观实际。

指路方式的不同，当然还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比方说，南方多阴雨，四野茫

茫，如果人们没有随身揣着指南针，就很难像在北方常见的晴空之下，瞥一眼日

头，轻易辨出东西南北。

又比方说，南方的街道多是弯曲偏斜，不像北方的街道那样总是四向方正，

多以皇宫或神庙为中心，次第森严秩序井然组成棋盘式格局。在那个棋盘里，东

西南北已被纵横街道刻入人心，很难有南方的模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

建筑上也就多有蛮风的留影。尤其到海口一看，尽管这里地势平坦并无重庆式的

山峦起伏，但前人留下的老街几乎很少有直的、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

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总是令初来的北方人吃惊。可以想像，种种偏门和曲

道，歪门和斜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

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

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点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

它们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仆，一栋一檐的定向，都严格

遵循天理和祖制，不越雷池。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会。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的

宅院，尤其是一些富宅，其实与北方的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有一些耳

房或偏间，可供主人安置侍卫和女佣；很讲究家族封闭与合和的，有东西两厢，

甚至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置儿孙及其宝眷，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节日大

团圆。在那正厅大堂里正襟入坐，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便油然

而生。倘若在庭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生

出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一直在这样的南国宅院里咳血和

低吟。

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

成了比血缘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