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2

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2

族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又正在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生育一胎化，已

使旧式宅院的三进两厢之类十分多余。要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

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尤其中国突然冒出十二亿人，很难容忍

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高楼大厦是我

们惟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洋人对四合院之类津津乐道，可将其纳入审美和文

物保护的范围，但不必去过分地凑热闹。

这种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展拓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

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

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

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

以反过来浸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

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

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

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本东京

——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

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

遥远。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

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

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们，相当多数已习惯于

一边吃快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

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

网里，或者在汽车急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

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

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这不能不使人遗憾。遗憾常常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

的影子。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 18 */第一部分即此即彼（1 ）

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

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或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

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语言学中曾有“复词偏义”一说，指两个意义相反的字联成一词，但只用其

中一个字的意义。如常听人说：“万一有个好歹，我可负不起责任。”这里的

“好歹”是指歹，不是指好。“恐有旦夕之祸福。”这里的“祸福”，是指祸，

不是指福。

《红楼梦》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贬。”褒贬二字在这里是

被人责难的意思，有贬无褒。《红楼梦》名气很大，后来的国语辞典便不得不收

下这一词条：褒贬，释为贬抑之义。

在更早以前，人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用法。顾炎武先生指出《史记。刺客列传

》中“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得失，偏重在失。《史记。仓公传》“缓急无可使

者”，缓急，偏重在急。《后汉书。何进传》中“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

成败，偏重在败。等等。顾先生的《日知录》搜列这一类例证，后来被很多学人

都引用过。

梁实秋先生写过专文，指出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不合逻辑，但既然已经

约定俗成，大家沿用已久，我们也只好承认算了，不必太吹毛求疵。梁先生遗憾

之余宽怀大度，不似另外一些文字专家，对这种文字的违章犯规行为恨恼不已，

誓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说梁先生是一个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温和可亲；那么钱钟书先生则像

一个更为通晓法律的文字律师，严正可敬。他指出这类现象不过是“从一省文”

的修辞结果，如《系辞》中“润之以风雨”，其中省了该与“风”搭配的“散”

字；《玉藻》中“不得造车马”，其中省了该与“马”搭配的“畜”字。此种法

式，古已有之，天经地义，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

以“约定俗成”通融，或以“从一省文”辩护，还是站在同一立场，奉行同

一法度，即形式逻辑之法，这都让我有些不满足。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

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

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

限。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既定

的陈规。

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祸者福所倚，福者祸所伏，福祸同门，好事与坏

事总是相因相成，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笔者在乡下时，常得农民一些

奇特之语。某家孩子聪明伶俐，见者可能惊惧：“这以后不会坐牢么？”某家新

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见者可能忧虑：“哎呀呀人只能死了。”笔者曾

对此大惑不解，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只是喜中有忧，担心太聪

明会失其忠厚，导致犯罪；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导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灭。

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真伤感”，

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非一般形式逻

辑所能容纳和表达。

语义源于人生经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从这一点看，

《系辞》称“吉凶与民同患”，有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基础，不算怎么费解。《正

义》言：“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这

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间语言素材的实证。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吉凶与民同

患”的强词，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

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固守某种语言定法，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

慧。

从一省文，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

交通规则。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则是否定生活辩

证法对语言的渗透，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无益于语言的生命。“不要落得人家

褒贬”，也许（仅仅是也许）在《红楼梦》中只用偏义，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

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鲁迅先生说人可以被棒杀，也可以被捧杀，对褒贬

皆警惕以待。一个“杀”字统摄褒贬，没法用“从一”之规强迫鲁迅先生“省”

去褒贬的任何一方。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不能没有语言的表达；这种语言的表

达，不能没有法理的运用。很明显，当法理与生活两相冲突的时候，削足适履地

让生活迁就法理，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正确阐释和运用“惧人褒贬”的对义，

更益人神智，更能释放出语言的文化潜能。

复词可以对义，单词也可以对义。笔者较为赞同钱钟书先生对单词对义的态

度。他指出汉字中一字多义而同时合用的特征，如“乱”兼训“治”，“废”兼

训“置”等等，誉之为“汉字字义中蕴含的辩证法”，宠爱复加。在这里，钱先

生终于不像一个护法的律师了，更像一个万法皆备于我的思想勇将和革命党徒。

/* 19 */第一部分即此即彼（2 ）

黑格尔鄙薄汉语不宜思辨，夸示德语能冥契妙道，举“奥伏赫变”一词为例，

分训“灭绝”与“保存”两义。后来歌德、席勒等人用这个词，或是用来强调事

物的变易和转换，或是用来强调矛盾的超越和融贯，均深谙德意志辩证之道，用

得妥帖，没有辱没这个词的精髓。钱先生举示这一例子后，嘲笑黑格尔不懂汉语

妄自尊大，称汉语中这类语言奇珍也十分富有，叹中德遥隔，“东西海之名理同

者如南北海之牛马风”，“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如《墨子。经》中就说过

：“已：成，亡。”此为单词对义的范例。成与亡二义相违相仇，同寓于“已”。

若指做衣，“已”便是成；若指治病，“已”便是亡。其实无论成亡，都是一件

事情过程的终结，本可齐观。任务完成之时，也就是任务除却之时。目标达成之

地，也就是目标消逝之地。《红楼梦》中有“好了歌”，宣示好就是了，了就是

好，盛与衰邻，成以亡随，这几乎是对“已”字最人生化的反训和分释。

如果再加诘究，可发现这些对义的单词，多是动词，多是对事物运行过程的

抽象归纳。过程就是过程，故合以一词；目的殊别，故分以对义。以一词纳对义，

也许便是彰过程而隐目的、重过程而轻目的的心智流露，深义在焉。现代汉语中

常用的“干”字，大概是动词中最为抽象化的一个。若用于“干事业”，义为成

就；若用于“干掉那人”，义为消灭，凡此等等。洞明之人都明白，干掉了某人，

可能“成就”了某人的名节；干成了一番事业，可能便“消灭”了对这项事业的

倾慕、迷恋以及追求快感。“成就”与“消灭”互为表里，矛盾常常向相反的方

向转化，呈示出否极泰来的前景。也许，对目的的不可过分拘泥，自然带来了对

过程定性上的模糊——一些对义性的抽象动词，莫不就是因为切合了这种人生体

验而得以生成并且日渐为人们所习惯？莫不是隐含着人类对具体功利的某种超越

态度？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或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

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复词也好，单词也好，无论笔者的理解是否杂有附会，它们的对义现象散发

出来的某种辩证法意味，不能不引人留连驻足。眼下，这些语言现象作为珍贵的

文化遗存，长有所识长有所用者毕竟越来越少了，少于某些文字专家的整饬挞伐

之下，少于芸芸俗众的智力退化和衰竭之中。形式逻辑之法所滤净的世界非此即

彼，越来越精确和清晰，越来越容不得看似矛盾的真理，看似浪子的天才，看似

胡搅的创造。可以想见，如果文字再被电脑翻译机改造一番，这类似乎不合逻辑

的文字将更被斩草除根。在那种情况里，文字的矿石已经变成一批批车间产出的

标准化货品，规规矩矩，乖头乖脑，足敷实用，只是少了许多自然之态和神灵之

光。

当然也没什么。只是可借钱钟书先生一言：“为承学之士惜之。”

最初发表于1992年《湖南师院学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 20 */第一部分夜行者梦语（1 ）

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非神化的胜利，直接

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车道。这是“人本论”严肃学者们大概始料未及的讽刺性结果。

二十世纪的科学，从生物学到宇宙论，进一步显示出人是宇宙中心这一观念，

和神是宇宙中心的观念一样，同样荒唐可笑。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界一时冲动的

结果，没有至尊的特权。一切道德和审美的等级制度都被证明出假定性和暂时性，

是几个书生强加于人的世界模式，随便来几句刻薄或穷究，就可以将其拆解得一

塌糊涂——逻辑对信仰无往不胜。到解构主义的时候，人本的概念干脆已换成了

文本，人无处可寻，人之本原已成虚妄，世界不过是一大堆一大堆文本，充满着

伪装，是可以无限破译的代码和能指，破译到最后，洋葱皮一层层剥完了，也没

有终极和底层的东西，万事皆空，不余欺也。解构主义的刀斧手们，最终消灭了

人的神圣感，一切都被允许，好就是坏，坏就是好。达达画派的口号一次次被重

提：“怎样都行。”

圣徒和流氓，怎样都行。

惟一不行的，就是反对怎样都行之行。在这一方面，后现代逆子常常表现出

一些怒气冲冲的争辩癖。

真理的末日和节日就这样终于来到了。这一天，阳光明媚，人潮拥挤，大街

上到处流淌着可口可乐的气味和电子音乐，人们不再为上帝而活着，不再为国家

而活着，不再为山川和邻居而活着，不再为古人和子孙而活着，不再为任何意义

任何法则而活着。萨特们的世界已经够破碎了，然而像一面破镜，还能依稀将焦

灼成像。而当今的世界则像超级商场里影像各异色彩纷呈的一大片电视墙，让人

目不暇接，脑无暇思，什么也看不太清，一切都被愉悦地洗成空白。这当然也没

什么，大脑既然是个欺骗我们已久的赘物和祸根，消灭思想便成为时尚，让我们

万众一心跟着感觉走。这样，肠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罗

兰。巴特干脆用“身体”一词来取代“自我”。人就是身体，人不过就是身体。

“身体”一词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彻底决裂，物人与心人的彻底决裂，意味着人对

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你别把我当人。

这一天，叫作“后现代”。

“后现代”正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同步推进着。鱼与植物的基因混合，细菌吃

起了石油，猪肾植入了人体，混有动物基因或植物基因的半人，如男猪人或女橡

人，可望不久面世，正在威胁着天主教义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到那时候，你还

能把我当人？

欧洲是一片人文昌荣、物产丰饶的大陆。它的盛世不仅归因于科学与工业革

命，还得助于民主传统，也离不开几个世纪之内广阔殖民地的输血——源源不断

的黄金、钻石、石油、黑奴。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

的现代精神危机不是产生于贫穷，而是产生于富庶。叔本华、尼采、萨特，差不

多都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们少年成长的背景不是北大荒和

老井，而是巴洛克式的浮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锦衣玉食，是优雅而造作的礼仪，

严密而冷酷的法律，强大而粗暴的机器，精深而繁琐的知识。这些心性敏感的学

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追求精神自由的造反，宣示种种盛世危言。

他们的宣示在中国激起了回声，但是这宣示已经大多被人们用政治/ 农业文

明的生存经验——而不是用金钱/ 工业文明的生存经验——来悄悄地给予译解。

同样是批判，他们不言自明的对象是资本社会之伪善，而他们的中国同志们不言

自明的对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们对金钱的失望，到了中国，通常用来表示

对没有金钱的失望。一些中国学子夹着一两本哲学，积极争当“现代派”，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点富人的忧愁，要发点富人脾气，差不多就

是把富人的减肥药，当成了穷人的救命粮。

个人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中国的萨特发烧友们

玩过哲学和诗歌以后，最容易成为狠宰客户的生意人，成为卡拉OK的常客和豪华

别墅的新住户。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急迫劲头，让他们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诧异。

而个人从金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于是海德格尔赞赏纳

粹，萨特参加共产党，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权，让他们的一些中国同道们觉得

特傻冒。这样看来，西方人也可能把穷人的救命粮，当成富人的减肥药。

当然，穷人的批判并不比富人的批判低档次，不一定要学会了发富人的脾气，

才算正统，才可高价，才不叫伪什么派。在生存这个永恒的命题面前，穷人当然

可以与富人谈心，可以与富人交上朋友，可以当上富人的老师。只是要注意，谈

话的时候，首先要听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也必须知道，自己是很难完全变成对方

的。

请设想一下这种情况，设想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独处幽室，或独处荒原，或

独处无比寂冷的月球。他需要意义和法则吗？他可以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崇高

和下流都没有对象，连语言也是多余，思索历史更是荒唐。他随心所欲无限自由，

一切皆被允许，怎样做——包括自杀——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这种绝对个人的

状态，无疑是反语言反历史反文化反知识反权威反严肃反道德反理性的状态，一

句话，不累人的状态。描述这种状态的成套词语，我们在后现代哲学那里似曾相

识耳熟能详。

/* 21 */第一部分夜行者梦语（2 ）

但只要有第二个人出现，比如鲁宾逊身边出现了星期五，事情就不一样了。

累人的文明几乎就随着第二个人的出现而产生。鲁宾逊必须与星期五说话，这就

需要约定词义和逻辑。鲁宾逊不能随便给星期五一耳光，这就需要约定道德和法

律。鲁宾逊如若要让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导（比如分工和讲点卫生），这就需要

建立权威的组织……于是，即便在这个最小最小的社会里，只要他们还想现实地

生存下去，就不可能做到“怎样都行”了。

暂时设定这种秩序的，不是上帝，是生存的需要，是肉体。在一切上帝都消

灭之后，肉体最终呈现出上帝的面目，如期地没收了自己的狂欢，成了自己的敌

人。当罗兰。巴特用“身体”取代“自我”时，卡勒尔先生已敏感到这一先兆，

他认为这永远产生着一种神话化的可能，自然的神话行将复辟。

可以看出，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处者的哲学，

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动哲学。

物化的消费社会使我们越来越容易成为独处的幻想者，人际关系冷淡而脆弱，

即便在人海中，也不常惦记周围的星期五。电视机，防盗门，离婚率，信息过量，

移民社会，认钱不认人……对于我们来说，个人越来越是更可靠的世界。一个个

商业广告暗示我们不要亏待自己，一个个政治家暗示你的利益正被他优先考虑。

正如我们曾经在忠字舞的海洋中，接受过个人分文不值的信条，现在，我们也及

时接受着个人至高无上的时代风尚，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明星，都被他人爱得

不够。

时旷日久的文化空白化和恶质化，产生了这样一代人：没读多少书，最能记

起来的是政治游行以及语录歌，多少有点不良记录，当然也没有吃过太多苦头，

比如当“右派”或参加战争。他们被神圣的口号戏弄以后谁也不来负责，身后一

无所有。权力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们远离权力，苦难可赚荣耀的时候他们掏不出苦

难，知识受到尊重的时候他们只能怏怏沉默。他们没有任何教条，生存经验自产

自销，看人看事绝不迂阔一眼就见血。他们是文化的弃儿，因此也必然是文化的

逆子。

这一些人是后现代思潮的天然沃土。他们几乎不需要西方学人们来播种，就

野生出遍地的冷嘲热讽和粗痞话。

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虽然没有列于文化谱系，也未经培植，但天然品质正是

它的活力所在。它是思想统制崩溃的必然果实。反过来，它的破坏性，成为一剂

清泻各种伪道学的毒药。

“后现代”将会留下诗人——包括诗人型的画家、作家、歌手、批评家等等。

真正的诗情是藐视法则的，直接从生命中分泌出来。诗人一般都具有疯魔的特性，

一次次让性情的烈焰，冲破理法的岩层喷薄而出。他们觉得自己还疯魔得不够时，

常常让酒和梦来帮忙。而后现代思潮是新一代的仿酒和仿梦制品，是高效制幻剂，

可以把人们引入丰富奇妙的生命景观。它恢复了人们的个人方位，拓展了感觉的

天地，虽然它有时可能失于混沌无序，但潜藏在作品中的革命性、独创精神和想

像力的解放显而易见，连它的旁观者和反对者也总是从中受益。

“后现代”将会留下流氓。对于有心使坏的人来说，“怎样都行”当然是最

合胃口的理论执照。这将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来命名粗暴，以超脱来命名懒

惰，以幽默来命名欺骗，以法无定法来命名无恶不作，或者干脆以小人自居，也

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在社会管制严密的情况下，人人慎行，后现代主义只

能多产于学院，成为一种心智游戏；那么在管制松懈之地，这种主义便更多流行

于市井，成为一种物身的操作。这当然很不一样。前者像梦中杀人，像战争片，

能提供刺激、乐趣、激动人心，而后者则如同向影剧院真扔上一颗炸弹——你受

得了？因此，对后现代主义配置的社会条件不够，就必有流氓的结果。

诗人总是被公众冷淡，流氓将会被社会惩治。最后，当学院型和市井型的叛

逆都受到某种遏制，很多后现代人可能会与环境妥协，回归成社会主流人物，给

官员送礼，与商人碰杯，在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学位，要儿女守规矩。至于主义，

只不过是今后的精神晚礼服之一，偶尔穿上出入某种沙龙，属于业余爱好。他们

既然不承认任何主义，也就无所谓对主义的背叛，没有许诺任何责任。最虚无的

态度，总是特别容易与最实用的态度联营。事实上，在具体的人那里，后现代主

义通常是短暂现象，它对主流社会的对抗，一直被忧心忡忡的正人君子估计过高。

在另一方面，权势者对这些人的压制，也往往被人们估计过高。时代不同了，

众多权势者都深谙实用的好处，青春期或多或少的信念，早已日渐稀薄，对信仰

最虚无的态度其实在他们内心中深深隐藏。只要是争利的需要，他们可与任何人

亲和与勾结，包括接纳各种晚礼服。不同之处在于，主义不是他们的晚礼服，而

是他们某种每日必戴的精神假面。他们是后现代主义在朝中或市中的潜在盟友。

这是“后现代”最脆弱之点，最喜剧化的归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分解和破碎，是现代主义猛烈

燃烧的尾声，它对金灿灿社会主流的批判性，正在被妥协性和认同倾向所悄悄置

换。它挑剔和逃避了任何主义的缺陷，也就有了最大的缺陷——自己成不了什么

主义，不能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情和坚定，一开始就隐伏了世俗化的前景，玩过

了就扔的前景。它充其量只是前主义的躁动和后主义的沮丧，是夜行者短时的梦

影。

如果“后现代”又被我们做坏，那也是没法子的事。

夜天茫茫，梦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我睁开眼睛。我宁愿眼前一片寂黑，也不

愿当梦游者。何况，光明还是有的。上帝说，要有光。

最初发表于1993年《读书》，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 22 */第二部分性而上的迷失（1 ）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

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爱情。问题是昆

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

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要

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D.H.劳伦斯

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

以维持肉体的敷衍。

一

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

性算不上人的专利，是一种遍及生物界的现象，一种使禽兽花草万物生生不

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很可能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比如

是电磁场中同性相排斥异性相吸引的常见景观，没有什么奇怪。谁会对好些哆哆

嗦嗦乱窜的小铁屑赋予罪恶感或神圣感呢？谁会对它们痛心疾首或含泪欢呼呢？

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类同于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新肾上腺素、

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体内燃烧，使他们两颊绯红，呼吸急促，眼

睛发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动，面对自己的性对象晕头晕脑地呆笑。他们这些激

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在上帝微笑的眼里一次次实现着自然的预谋。

问题当然没有如此简单。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始于裤子及文明对

性的禁忌，始于人们对私有财产、家庭、子女优育等经济性需要。性的浪漫化刚

好是它被羞耻化和神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精神酿制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灵

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双眸。直到这个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很晚了，

传统规范才受到最猛烈动摇。美国好莱坞首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X 级的色情电

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们目瞪口呆。一个警察说，当时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

买一份《纽约时报》，就得爬过三排《操×》杂志才能拿到。

避孕术造成了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

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奸与婚姻伴生，淫乱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

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们最高兴或最痛苦的时候脱口而出，泄

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礼教最为苛刻和严格的民族，人们也可以从

音乐、舞蹈、文学、服饰之类中辨出性的诱惑，而一个个名目各异的民间节庆，

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许之下，让浪漫情调暖暖融融弥漫于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数

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间性致盎然和性味无穷的交往和游戏，对歌，协舞，赠礼，

追打笑闹，乃至幽会野合。这种节庆狂欢不拘礼法，作为礼法的休息日，是文明

禁忌对苯乙胺的短暂性假释。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种种狂欢节是人类性亢奋的文化象征。民俗学家们

直到现在也不难考察到那些狂欢节目中性的遗痕。

始于西方的性解放，不过是把隐秘在狂欢节里的人性密码，译解成了宣言、

游行、比基尼、国家法律、色情杂志、教授的著作、换妻俱乐部等等，使之成为

一种显学，堂而皇之进入了人类的理智层面。

它会使每一天都成为狂欢节么？

二

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

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而禁

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

更加激动人心。设想要是人们以前从未设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

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

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

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

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

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纵欲者为了获得义理

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

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性解放

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惟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干不了别

的什么。

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辞，可能使刚有的

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

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

以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

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不由分

说地要别人对他们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及时响应步调一致

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

“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

这些文学脱星或学术脱星，把上帝给人穿的裤子脱了下来，然后要求人们承

认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宫画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圣经》。他们最痛恶圣徒但

自己不能没有圣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这当然是有点东方特色的一种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

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过去的地方，X 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

只有寥落几个满身虱子和酒气的流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大学生们视为可以获得

人生启迪的教堂和圣殿。性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

没有缓解“文明病”。最早的性解放先锋邓肯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肥胖臃肿，

经常酗酒，胡吵乱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那里一方面有了得乐且乐的

潇洒，另一方面也有艾滋病、性变态、冷漠、吸毒之类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里

宣言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性的困惑和苦恼，

甚至进而达到人生幸福的至境，这种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

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与性相关的困惑

和苦恼，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赖账。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让

他们踢球，我们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股

权。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只足球不算什么

特别了不起的东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着一定能射门得分，一定

成为球星，更不意味着万事如意。

/* 23 */第二部分性而上的迷失（2 ）

三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

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性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这个女子

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我觉得理智

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性和情感的东西。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

她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

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随时根据具体情况各派其用，各得

其所。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

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要大谈婚姻的神圣性；时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

人，对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谈婚姻的荒谬性。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

第三者乱党？如此等等。

理论、观念、概念之类，一到实际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

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

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欲格局

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

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

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绝不妨碍

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

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

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情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精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欲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爱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请吃请

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点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

者，他们东张西望绝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爱难而拒爱易，习惯于珍视

自己的欲望而漠视他人的欲望，满脑子都是美事，因此较为偏好纵欲说。就像一

些初入商界的毛头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

时的说辞和安身之处。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欢读书这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

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丰繁而又混乱，尤其不适宜有些呆气的人来逐字

逐句地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

偷情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正是这一个弗洛伊德强调性欲压抑才能

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脱离原始和物质的状态。

他们也好谈M.巴特、J.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差延”、“解构”、“颠覆”

等字眼来威慑文明规范，力求回复人的自然原态。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巴

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所谓“自然原态”下刀，其理论基点就是揭示“自然原态”

的欺骗性、虚妄性，是一种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免

不了文化的浸染。巴特们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割席分

道，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申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性”，哪儿跟哪

儿？

很有些人，从不曾注意弗洛伊德和巴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

不曾注意孔子和毛泽东的差别，最大的本领只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别，时髦

与不时髦的差别。他们擅长把一切时髦的术语搜罗起来，一古脑儿地用上。就像

一个乡下小镇的姑娘闯进大都市之后，把商店里一切好看的化妆品都抹在自己脸

上。这也是一种Pastiche——拼凑，杂拌，瞎搅和，以五颜六色的脸作为时代的

标准像。

/* 24 */第二部分性而上的迷失（3 ）

四

一直有人尝试办专供妇女看的色情杂志，但屡屡失败，顾客寥落。不能说男

性的身体天生丑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说妇女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冲破礼教——某些

西方女子裸泳裸舞裸行都不怕了还怕一本杂志？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