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3

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3

的原因。这个现象只是证明：身体不太被女性看重，没有出版商想像的那种诱惑

力。女性对男体来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杂志里自我满足的夸张，是一种

对女性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女人与男人很不一样。

有些专家一般性地认为，男性天生地有多恋倾向，而女性天生地有独恋倾向，

很多流行小册子都作如是说。多恋使人想到兽类，似乎男人多兽性，常常适合

“兽性发作”之类的描述。独恋使人想到多是从一而终的鸟类，似乎女人多鸟性，

“小鸟依人”之类的形容就顺理成章。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真实。女性来自人类进

化的统一过程，不是另走捷径直接从天上飞临地面的鸟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

如果让妻子少一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性，多一点走出家门与更多异性交往的机会，

等等，她们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来。

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对男人的挑选还是要审慎

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

害怕投入感情，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

累人，吃不消。而大多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

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女人们标准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

钱、权势之类的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人的要求，看

重内质与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女性多把相貌作为次

等的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人来点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

正常情况下的求爱，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

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动对方的春心。经验每

每证明，男子大多无情亦可欲，较为容易亢奋。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抚

照下，在爱意浓厚情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交合中的性高潮。从这一点来看，男

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色欲主导”型，而女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情恋主导”型。

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为怪。女人重“情”，即便养面首也多是情人或

准情人——在武则天、叶卡德琳娜一类宫廷“淫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情意绵绵

甚至感天动地的情节，不似红灯区里的交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性恋，多半有肉

体关系。而女子的同性恋，多半只有精神的交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

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存款、学历等等为证），并宣言“酷爱哲学和文学”—

—他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

们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女性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女子作为被金钱或权势毒害的一种

特例，这种经济或政治活动可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

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

和庆祝，是情恋的一种物化仪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

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和余韵，是色欲的某种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

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性互相渗透互相塑造

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性的冲突有时发生在两性之

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 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

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淫荡——众多电影、小

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

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性文化则一直

力图把男性塑得道德化/ 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

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性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

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

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性和人为性。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

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些

意思。

/* 25 */第二部分性而上的迷失（4 ）

五

黑格尔认为，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体弱状态，

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

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

是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

——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

社会的文化反省，毋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

这种女性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性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

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灵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性进一步要求自

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性爱自主性爱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

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性

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为迎合男性而费尽心机。假胸假臀是为了给男

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国家首脑，是为了成为男人“可

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

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无敌”，如此等等。女性

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

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

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

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

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

地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男权中心了，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

男性话语君临一切，女性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

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作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性解

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

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份，

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

不从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负心”、“禽兽”之类的指责。男人在寻找

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

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也难免令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

欲”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

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恋解放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性解放的

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

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

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爱好，对于后者，他

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

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

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

是要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D.H.劳

伦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

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追踪，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而

与此同时的众多男人，则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逃离，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

品，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情搞掂

（定）。

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作出快食的抒情诗或者抒情的快食品么？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样，他

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情

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场。有些劲头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实，就

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深恶痛绝的旧式

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

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情感日

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

昏度日。这些孤独的人群，不交际时感到孤独，交际时感到更孤独，性爱对生活

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

道。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狭小公寓里，常常感到房子就是巨大监狱里的一间单

人囚室。

最后，同性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同性恋是值得同情的，同性

恋证明人类是值得同情的。这种现象的增多，只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

而过，冬天已经来临。

/* 26 */第二部分性而上的迷失（5 ）

六

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性的态度？

原因在于神意？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或在于别的什么？也许女人并非天

然精神良种。哺育孩子的天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责任心、利他行为的渴求，

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女性是否也会

断然抛弃爱情这个古老的东西？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使她们自然而

然要用爱情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那么随着更多女强人夺走社会治权，她们的

精神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爱情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人们去干？

多少年来，女性隐在历史的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性而

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请感谢男人），得以优闲游赏于

自己的情感家园。她们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请再感谢男人），

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自己常常没有干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

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干的男人。她们创立的“爱情”这门新

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

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不需要政权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手枪，

她们只须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

性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并且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

到发展并且多一些情义。她们被男人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人自己。她们似

乎一直在操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人的同时又给男人文化去势。诱惑

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

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归来的神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男人们

最为昂贵的定情索礼。

在这里，“女性”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神性”的词义重叠。在性的问题

上，历史似乎让神性更多地向女性汇集，作为对弱者的补偿。因此，女权运动从

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精神对肉体的抗争——一切对物欲化人生的

拒绝，无论出自男女，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女性性别，只能说是历史

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绝不仅仅取决于女性的努力，更

不取决于某些辞不达意或者“秀（show）”色太浓的女权宣言和女权游行。

七

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获得了性的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

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性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

交织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

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

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

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苛严的君子

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他们

通常都从两个不同的极端，感受到阳萎、阴冷等等病变，陷入肉体退化和自然力

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人

改变自然人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

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的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

示出有些人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

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

代像可口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英文。

/* 27 */第二部分在小说的后台（1 ）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内行的话。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

“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一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不喜欢用

“天性”、“本性”、“自然”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

没有什么神圣的人。他革命性地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

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

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我有一个朋友，肌肤白净举止斯文，在多年前出过一阵政治风头。当时有个

女大学生慕名而来，一见面却大失所望，说他脸上怎么连块疤都没有？于是扭头

而去，爱情的火花骤然熄灭。

认为英雄的脸上必须有一块伤疤，这很可能是英国小说《牛虻》在作祟。由

此看来，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着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小说来设计和操

作自己的。于是，贵族很可能自居聂赫留朵夫；罪犯很可能自居冉。阿让；丑女

们可能争当简。爱；美女们可能争当薛宝钗或林黛玉。文学曾经塑造了很多人。

同样的道理，60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戴旧军装往边疆跑，而90年代的很

多青年，争着穿戴牛仔装往股票市场跑，这并不是前者与后者的自然属性有什么

不同——他们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都吃米饭或馒头。至于热情和兴趣迥别，

只能是文化使然。他们的用语习惯表情格式着装时尚，不难在他们各自看过的文

学或者影视片里，找到最初的出处和范本。

文学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起码它不能把人变成狗，或者变成高高在上的上

帝。但它又确确实实潜藏在人性里，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人和历史的具体面貌。

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无法取消爱情，但能为爱情定型：定型为脸

上的伤疤，定型出因此而来的遗憾或快乐。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内行的话。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

“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一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不喜欢用

“天性”、“本性”、“自然”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

没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肠胃，只有语词和句法以及文化

策略，条理分明来路清楚并且充满着油墨和纸张气息。他甚至说，法国人爱酒，

也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确实好喝，这没有错。但嗜酒更是一种文化时尚，一种

社会团结的隐形规范，一种法国式的集体道德基础和精神图腾仪式，差不多就是

意识形态的强制——这样一说，酒杯里的意识形态恐怕有些难于下口了。

他革命性地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

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诚然，酒杯里可能隐含有意识

形态，但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选择了酒而没有选择稀粥或臭污水？文化的运行，

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牵引？这个问题也得问。

事实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千年来单性繁殖自我复写来的，不

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

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活动。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对母亲、情人以及

女房客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仇视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

萨特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

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

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

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在曹雪芹平静的眼眸里隐藏，不过

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所以说，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文化的人，创造着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在创造着人。这就是文与人相生相

克互渗互动的无限过程。人与文都只能相对而言，把它们截分为两个词，是我们

语言粗糙和低能的表现。

文本论是对人本论的有益补充，但一旦变成唯文本论，便文中无人，成为一

种偏视症，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成为一种封闭修辞学的语词虚肿和句法空转。

这种批评当然有其所长，但漠视了作品的生命源泉，失去了批评的价值支点，其

理论多少有点半身不遂，难以远行。

因此，文学不论如何变，文与人一，还是优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论世，

还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着这一点，时代出版社继《撕碎，撕碎，

撕碎了是拼接》之后，又推出《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把读者们读过了

作品的目光，再度引向作家，作一次印象的核对。

/* 28 */第二部分在小说的后台（2 ）

这一类书，好像把读者引入小说的后台，看作家在小说的幕后在干些什么，

离开舞台并且卸了装之后，是不是依然漂亮或依然丑陋，是不是继续慷慨或继续

孤独，是不是还有点扶危济困的高风，或者还在成天寻乐并且随地吐痰。这一次，

编者没有忘记小说的另一些重要幕后人物——编辑，把他们也纳入视野，后台的

景观就更为完整。

看后台是为了知人论世。论世暂且不说，知人其实很难。后台并不一定都是

真实的保管箱。这里的人们虽然都是便装，都是口语，都是日常态，但真实到了

什么程度却不好说。文章多是当事人或好友来写，看得不一定全面，有时还可能

来点隐恶扬善以悦己或谀人。即便是下决心做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也还有骨血里

的文化在暗中制约。虽然不至于会用《牛虻》来设计和操作爱情，但从小就接受

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训练，现实社会里国籍、地位、职业、政治经济环境等

限制，很可能使人们不自觉地把文化假象当自然本质，把自己的扭曲、变态、异

化当作真实的“自我”。

周作人归附了侵略者政权。是真心？还是假意？是超脱无为的表现？还是怯

懦媚权的表现？是某种文化背叛的政治延伸？还是某种私怨私愤的政治放大？抑

或他只不过是出于对某个人或者某个季节的一时恼怒？抑或这些说法统统对，只

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构成了不同的主从和表里？他扪心自问，可能也不大看得清自

己，何况他人。有些人根据政治表现，把他的前期定为革命文学，把他的后期定

为反动文学，显得简单而且危险。看来，知人论世有时候也可能误入迷途。

俗话说，生活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这个舞台还有更大的后台纵深，几乎是无限，不是轻易就能走到头的。

真实是一个越来越使人困惑的东西。

布莱希特对真实满腹狐疑，提倡“疏异化”，就是喜欢往后台看，把前台后

台之间的界限打破，把文学的看家本领“拟真”大胆放弃。皮兰德娄让他笔下的

人物寻找他们的叙述者，写下了所谓“后设小说”，或者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

也就是将小说的后台示众。这些方法后来侵入散文、电影乃至绘画，已经成为创

作界的潮流之一。创作本身成了创作的主题，艺术天天照着镜子，天天与自己过

不去。艺术家们与其说仍在阐释世界，毋宁说更关注对世界阐释的阐释。这是本

世纪的一个特征。

这个自我清查运动，不断清查出虚假，冲击得真实感的神话防不胜防，溃不

成阵。他们闯入后台的结果，竟是真实无处可寻，忍看大活人一个个地消解，一

层层地消解。最后，极端者只好用反秩序的混乱、无意义的琐屑、非原创的仿戏，

来拒绝理解，来迎头痛击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求。

这种认识自戕，具有对伪识绝不苟且的严肃姿态，但它与传统中的认识自信

一样，把真实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地看待，以为真实必须是高纯度，容不得一点杂

质，像宝矿一样藏在什么地方。其实，那样的矿点并不存在，那样的矿点不存在

并不值得人们绝望和焦灼。真实不是举世难寻的足赤金，而是无处不在的空气，

就像虚假一样。对任何虚假的抗争，本身就是真实的义举，如同暗影总是成为光

源的证明。当布莱希特从战争废墟和资产阶级伪善窒息中汲起了愤怒，当他被真

诚和智慧点燃，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假象挑战，他本身就是在呼吸着真实，就

在真实之中——而不论他对文学的“真实”是多么狐疑。当然，这完全不能保证

他一旦成为可供沽名和牟利的时尚之后，他在众多学舌效颦者那里，不会成为虚

假透骨的演出税、毕业论文、沙龙趣谈、纪念酒会以及政客嘴里的典故。

真实是重重叠叠文化积层里的一种穿透，一种碰撞，一种心血燃烧的瞬间，

这在布莱希特和曹雪芹以及其他作家那里都是如此，在任何文学现象里都是如此。

人远远离开了襁褓时代的童真，被文化深深浸染和不断塑造，自觉或不自觉

地进入了各种文化的角色，但未尝不可以保护一种真实的本色。只是这种本色不

可远求，只存在于对于虚假的敏感和排拒，存在于不断去伪求真的征服。相对本

色就是这样在相对角色里浮现，相对自然就是这样对相对文化输血。我们身上无

法摆脱的意识形态载负，也就有了人味和人气，获得生命的价值。对于作家来说，

这既是作家走出层层无限的后台，展示自己的过程；也是读者越过层层无限的前

台，理解作家的过程。每一次智巧的会意，每一次同情的共振，每一次心灵的怦

然悸动，便是真实迎面走来。

读任何书，读任何人，大概都是这样的。

最初发表于1995年《现代作家评论》，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

法文。

/* 29 */第二部分世　界（1 ）

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

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走出十九

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

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

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

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

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

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

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

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这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

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

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二

多少年后，一九八九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

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

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

用英语致词演讲。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

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

拉住了他的衣袖。

“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

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

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

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

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

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

“先生，请你说中文。”

三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

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

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

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

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

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

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

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

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

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

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绝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

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

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

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

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

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

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有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

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

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 30 */第二部分世　界（2 ）

四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

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

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

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或更早的时候开始，

一场文化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

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

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坛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

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

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恩

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

我们联系实际发展他人的学说甚至有足以自豪的实践，但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

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

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

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许因其种种无法摆

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

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

会于心，但是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完整和精彩。他们是必不可

少的，被尊为区域性的名人，但他们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

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

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

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

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在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

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

和一堆花边文章，作者可以在艺术上怎么平庸就怎么干，惟独在有一点上却是绝

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要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

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便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

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入都市之后，被财富和作派吓得两眼发

直，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常常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

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

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谋算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

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

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

我身旁的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

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

之际，即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

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为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政治追究。让记者高兴

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

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

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

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

往话筒里喂入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更懂得在专业性的诉苦之余，还应适当

调佐一点雅兴，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或苗族图案，比方刚才声称自己在

“文革”中被抄家，一切家产荡然无存，转眼又从怀中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

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奇货可居，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

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喝足啤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摩托赛一样来看绣

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友人们的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

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

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

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

制造者更应该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