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4

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4

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湖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

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

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

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

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

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

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

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

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

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

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

……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

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 31 */第二部分世　界（3 ）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

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

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

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

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

“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

张用方言作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

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和腐变。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化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

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

暗。这种虚伪的语言专制，只能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

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

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

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或者是无可话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

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

办法来充塞版面和过于空洞的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这种语言，眼下还残留在官腔里，甚至残留在好些电脑词库里。我眼下使用

的词组库就排除了大多数所谓不洁的词乃至贬义词，另一方面却全力优待褒义的、

进步的、革命的词——“文革”式的洁癖甚至已遗传给今天高科技的字库硬卡。

但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在更多的地方，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

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排泄在商

业流行歌和野鸡小报中，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

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

派生出词汇和话题。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

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配合，无法用来演出

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

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

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斥责道德沦丧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和能力，只适宜男盗女娼醉

生梦死的市井小说，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们是憎恶“文革”的，

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不脱“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每到哗众之时，

对集权者旧时的作派、手势、歌曲、图像，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

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

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

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

七

可以想像，操着这样的语言，当然只可能对诸如西藏一类的话题沉默。关于

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

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让出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

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

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

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

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西方主人

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际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

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

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

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

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

“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

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大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还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

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

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

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

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 32 */第二部分世　界（4 ）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

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

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倪的腐朽。谈主义总

是容易简单化，民族主义起来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

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的绿色，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

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

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

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说明了一种

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

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明晰地

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有职业性的老成和审慎，

他们是名楼名车名服名表的买主，却已经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

小菜更有兴趣。他们勤奋如牛马，目光正在越出国界，一旦进入商品经济更抽象

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就往往比外交官更为谙熟伦敦或芝加哥

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他们悄然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

却通过便携电话正在时时追踪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

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

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

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屏幕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人曾经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的临盆和成长，一心等待

着自己未来的亲密朋友。但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昨天

那些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

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如果他们

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

港办公司，也当然会警惕某些西方人的藏独或港独游说。“抗日”、“抗美”的

话题，正在他们的沙龙里隐约可闻。

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中文热的启动，至少在香港等地的销售行业

是如此。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把操国语的外来人当作可能的大主顾。“会

国语者优先”的招聘广告，也一一出现在报端和大街小巷。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

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也感到了这种热烘烘中文的压力。他终于在一九

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

是最为暴烈的冲突，因此儒教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将是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

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

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

经注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抗议和表白。比方说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线，

声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

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

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了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够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

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

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

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

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事情很明白，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所

在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这是三K 党、希

特勒们干过的事，也是今天在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演

的一幕又一幕。还有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

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专有名词。“本国优

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

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

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和时髦。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

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

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

上帝的裁判席早已空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也不能确认新的理想，充当异

族融合的胶粘剂。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

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我不知道，人类还有多大的精神力量，能有效地控制自己，

使一场正常的竞争，不至于通向仇恨和流血。当民族感更多地被利欲推动，更多

地聚合着利欲的高温高压，我无力深究这里的合理和过分，理智和疯狂，真实和

虚伪。

/* 33 */第二部分世　界（5 ）

九

“民族”这个词沦为谎言，沦为很多人放火、杀人、驱赶异族的兴奋剂，是

日渐清晰的现实一种。其实，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也是它的词义实际上日

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

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

的矿工、哈勒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

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一九九○年的调查中，美国人中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

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这个越来越“杂

种”的美国，居然也可以谈民族主义？

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前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

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

害者将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

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等难

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高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们一批又一

批抛上旅途，进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也

越来越近了。电视机使我们每一天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着地球的每

一个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按键钮就挥之即去的东西，不过

是在几十个频道间跳来跳去的东西，无法介入我们的早餐和购物单的东西，一句

话，如果你不因为熟视无睹而把它当成日渐失重、无关紧要、只配与皮鞋广告和

流行歌星混同的东西，你就完全应当采用比“民族”更为宽广的视角。

民族是昨天的长长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装和歌谣，一幅幅

诗意图景正在远去和模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代移民们已经不再有旧时的山

长水远，不再有牵动愁肠的驿路遥遥。电话和飞机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随时可

至，就像附近某个加油站或某个杂货店，无法积累和强化游子的激情。长别离既

已不长，长相忆也就无所可忆。更重要的是，当工业文明覆盖全球，故乡与祖国

便在我们身后悄悄变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在建水泥楼，到处都在跳恰恰

舞，到处都在喝可口可乐，到处都在穿牛仔裤，到处都在推销着日本或美国的汽

车。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观，你思念的故乡，与别人的故乡

差不多没有两样；你忠诚的祖国，与别人的祖国也差不多没有两样。那么这种思

念和忠诚还有多少意义？还如何着落？

近些年来，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这样的感觉，不免有一些怅然。

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

山歌，而是我在海南、在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从同样的

晚霞中淌出。这样的故乡，我的后代以后还能不能把它与其他旅游地给予区别？

寄予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

根系昨天的，惟有语言。是一种有泥土气息的倔头倔脑的火辣辣的方言，突

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

语言是如此的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

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

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摇。这真是神秘。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

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

心的时候，惟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

遗产。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

远不会离乡背井。

欧洲的一体化似乎胜利在望。海关、汇率、军事和政治之类的问题都是不难

解决的，利益纷争也可望找到合适的安排。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难关，看来只有

语言，是各个民族绝不会轻易让出的语言权。在M.昆德拉的小说里，一群同去援

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内讧，就是因为能听懂英文的法国人坚决不愿说英文，不愿

服从英语霸权，情愿费去多得多的时间，坚持用多种语言来进行所有的协商。这

当然不是小说家的一个噱头。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重要的战线也在语言学上展开。少数民族以母语捍

卫文化平权和文化多元的愿望，反抗中心，挑战主流，哪怕面对美国总统和诺贝

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索尔。贝娄等等大人物的联名讨伐，也绝不骨软。个别极端者，

甚至坚决不读莎士比亚，发誓回归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话。宁愿狭隘，也绝不

卑屈。宁愿孤立，也绝不背弃。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英文简称叫PC，与个人电脑的

代号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另外两个更为响亮的音节：

“昆塔”。

血迹未干的昆塔。

我们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个画面，昆塔宁可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

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个永

远的诘问：这样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不能保护尊严？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

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种愚蠢一种

狭隘一种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后来人在吃饱喝

足之后哈哈嘲笑？

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他只是保卫一盒录音带的代价？

/* 34 */第二部分世　界（6 ）

十

有一种表达的困难。

我说完了。我知道这场演讲对于他们来说很乏味，让人失望。他们目光涣散，

东张西望，甚至连连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后一排

的西蒙——谢谢你一张孩子脸上遥远的笑容给我安慰。

他们敷衍地鼓了掌，没有提问的兴趣，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好像总算熬

过了节日里不可忍耐的停电，现在大放光明，可以好好乐一乐了。他们向那个刚

才谈女人内裤的作家微笑，向那个刚才谎称自己一直受迫害的作家请教，请那个

出示绣花鞋并且当众流泪的作家去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他们离开我，离开了一

个失败者，一件滞销产品。他们希望有趣味的谈资，有印象的表演，刺激性强的

独特，观众总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必要对乏味的客人表示过多的关照和礼貌，没

有必要来费气力认真。

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甚至眼中透出讥嘲，对我刚才的违拗给予报复：“你是

湖南人，毛泽东也是湖南人，请问下一个最伟大的湖南人是谁？——不包括你。”

接着有笑声。

“好吧，我听说你是A 大学的毕业生，那么请问A 大学下一个最伟大的人是

谁？包括你可以，不包括你也可以。”

他们克制地笑笑，把不甘罢休的目光暂时落入纸咖啡杯。

我必须这样回答，还击这一类无聊的挑衅——不管他是大报记者，还是院长、

出版商、文学大奖评委的夫人。这种来自落后东方的不恭，当然更令人不快。

我再一次失败，这几乎在意料之中。我苦于身上缺少更多的故事和才情，至

少缺少语言的机巧，来挽救败局。我得承认自己的平庸和笨拙。这没有什么。我

宁可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不愿意仿效邻人，把自己刻意做成哗众的谈资和表

演，比方做成一只绣花鞋。我甚至不会来一次仇外的大偏激，宣布自己就是国粹

派，就是看不起他妈的西方，就是仇恨他妈的莎士比亚及其一切压迫第三世界的

白人文学——那样很容易，至少也是一种极致，一种风头，一种未必得到赞同但

至少可以引人注目的惊险节目。经验证明，蓝眼睛的听众有时宁愿遭遇敌手，也

不愿意乏味。

我不能这样说。这不符合事实。我是读过莎士比亚的，是喜欢白人文学的—

—从我在乡下的知青户开始。那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下乡前偷袭了已被封存的学校

图书馆，胡乱偷了一些书，来打发乡下阴暗的雨季。

那个美丽的语言世界让我永远怀念。

从那样的语言走入今天，我终于明白，语言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无论是莎

士比亚还是别的什么，都承载和沉积着人的经验，人的思维和情感，推动了人脑

的发育和进化，完成了人群的联系和组织，使人具有人性。作为先民的遗赠，语

言守护着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可能，也担当着人类文化共同性的可能，使人们得以

在差异中融合，在交汇中殊行。

我们接受了过于复杂和杂碎零乱的世界地图，我们的肉体分泌出彼此相违的

利欲，惟有真理的声音，一种高远澄明嘹亮的精神，可以跨过国境，穿越不同的

肤色、发色、脸形、鼻子，为全人类彼此相同的心灵所倾听——如果心灵和心灵

都还醒着。

即使面对空空如也的座位，我仍然这样说。

十一

地球并不算太大，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一个人走出县，走出省，当然也就可

以走出国，可以爱其他的国家。正像我们不可想像黑人都留在非洲，白人都守住

欧洲。我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常常并不比国内的朋友离我更远——无论是地理的

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那么也就无须大惊小怪。

区别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是否同情人，是否热爱土地——当然包括远方的

土地，首先要包括了脚下的土地。我们从脚下的土地开始了一切。我不得不一次

次回望身后，一次次从陌生中寻找熟悉，让遥远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无限

往事。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

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太多的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

吁吁，如同一张磨损日久的黑白照片。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

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就埋葬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你没法重新选

择童年或少年，一只口哨，一个铁环，一个打兔草的竹篮，或者一盏雨夜里瓜棚

里的孤灯，都先后遗失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

流动着你的母语，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

欢乐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荒唐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这样的人，也是远方黑压压的那些你陌生的人。

最初发表于1995年《花城》，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 35 */第二部分佛魔一念间（1 ）

佛学是精神学。精神的别名还有真如、元阳、灵魂、良知、心等等。精神是

使人的肌骨血肉得以组织而且能够“活”起来的某种东西，也是人最可以区别于

动物植物的某种东西——所谓人是万物之灵长。

精神之谜远未破底。只是到目前为止，它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既是还原论

的也是整体论的，是佛和魔两面一体的东西，大我与小我都交结其中的东西。汉

语中的“东西”真是一个好词。既东又西，对立统一，永远给我们具体辩证的暗

示。

一

佛陀微笑着，体态丰满，神气圆和，平宁而安详。它似乎不需要其他某些教

派那样的激情澎湃，那样的决念高峻，也没有多少充满血与火的履历作为教义背

景。它与其说是一个圣者，倒更像一个智者；与其说在作一种情感的激发，倒更

像在作一种智识的引导；与其说是天国的诗篇，倒更像是一种人间的耐心讨论和

辩答。

世界上宗教很多，说佛教的哲学含量最高，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十字和新

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苍穹，使人们在对神主的敬畏之下建立人格信仰的道德伦理，

佛学的出发点也大体如此。不过，佛学更使某些人沉迷的，是它超越道德伦理，

甚至超越了神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思维荒原，几乎触及和深入了古今哲学所涉

的大多数命题。拂开佛家经藏上的封尘，剥除佛经中各种攀附者杂夹其中的糟粕，

佛的智慧就一一辉耀在我们面前。“三界唯心”（本体论），“诸行无常”（方

法论），“因缘业报”（构造论），“无念息心”（人生论），“自渡渡他”

（社会论），“言语道断”（认知论），“我心即佛（神论）”……且不说这些

佛理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了真理，仅说如此思维工程的浩大和完备，就不能不令人

惊叹，不能不被视为佛学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个特色不可不提，那就是佛学的开放性，是它对异教的宽容态度和吸

纳能力。在历史上，佛教基本上没有旌旗蔽空尸横遍野的征服异教之战，也基本

上没有对叛教者施以绞索或烈火的酷刑。佛界当然也有过一些教门之争，但大多

只是小打小闹，一般不会演成大的事故。而且这种辱没佛门的狭隘之举，历来为

正信者所不耻。“方便多门”，“万教归一”，佛认为各种教派只不过是“同出

而异名”，是一个太阳在多个水盆里落下的多种光影，本质上是完全可以融合为

一的。佛正是以“大量”之心来洽处各种异己的宗派和思潮。到了禅宗后期，有

些佛徒更有慢教风尚，所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拜佛，不读经，甚至视

屎尿一类秽物为佛性所在。他们铲除一切执见的彻底革命，最后革到了佛祖的头

上，不惜糟践自己教门，所表现出来的几分奇智，几分勇敢和宽怀，较之其他某

些门户的惟我独尊，显然不大一样。

正因为如此，微笑着的佛学从印度客入中国，很容易地与中国文化主潮汇合，

开始了自己新的生命历程。

二

佛家与道家结合得最为直捷和紧密，当然是不难理解的。道家一直在不约而

同地倾心于宇宙模式和生命体悟，与佛学算得上声气相投，品质相类，血缘最为

亲近。一经嫁接就有较高的存活率。

印顺在《中国禅宗史》中追踪了佛禅在中国的足迹。达摩西来，南天竺一乘

教先在北方胎孕，于大唐统一时代才移种于南方。南文化中充盈着道家玄家的气

血，文化人都有谈玄的风气。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属于当时

文化格局中的南方。与儒墨所主导的北文化不同，老庄开启的道家玄学更倾向于

理想、自然、简易、无限的文化精神。南迁的佛学在这种人文水土的滋养下，免

不了悄悄变异出新。牛头宗主张“空为道本”，舍佛学的“觉”字而用玄学的

“道”字，已显示出与玄学有了瓜葛。到后来石头宗，希迁著《参同契》，竟与

道家魏伯阳的《参同契》同名，更是俨然一家不分你我。符码的转换，因应并推

动了思维的变化。在一部分禅僧那里，“参禅”有时索性改为“参玄”。“万物

主”本于老子，“独照”则来自庄子的“见独”，“天地与万物”、“圣人与百

姓”更是道藏中常有的成语。到了这一步，禅法的佛味日渐稀薄，被道家影响和

渗透已是无争的事实。禅之“无念”，差不多只是道之“无为”的别名。

手头又有何士光最近著《如是我闻》一书，则从个体生命状态的体验，对这

种佛道合流作出了新的阐释。他是从气功入手的，一开始更多地与道术相关涉。

在经历四年多艰难的身体力行之后，何士光由身而心，由命而性，体悟到气功的

最高境界是获得天人合一的“大我”，是真诚人生的寻常实践。在他看来，练功

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俗用，不在于祛病延寿更不在于获得什么特异的神通，其出

发点和归宿恰恰是要排除物欲的执念，获得心灵的清静妙明。练功的过程也无须

特别倚重仪规，更重要的是，心浮自然气躁，心平才能气和，气功其实只是一点

意念而已，其他作派，充其量只是一线辅助性程度，其实用不着那么重浊和繁琐。

有经验的炼功师说，炼气不如平心。意就是气，气就是意，佛以意为中心，道以

气为中心。以“静虑”的办法来修习，是佛家的禅法；而以“炼气”的办法来修

习，是道家的丹法。

追寻前人由丹通禅的思路，何士光特别推崇东汉时期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

》。老子是不曾谈气脉的。老子的一些后继者重术而轻道，把道家思想中“术”

的一面予以民间化和世俗化的强化，发展成为一些实用的丹术、医术、占术、风

水术等等，于汉魏年间蔚为风尚，被不少后人痛惜为舍本求末。针对当时的炼丹

热，魏伯阳说：“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并斥之为“欲黠反成痴”的勾当。

他的《周易参同契》有决定意义地引导了炼丹的向内转，力倡炼内丹，改物治为

心治，改求药为求道。唐以后的道家主流也依循这一路线，普遍流行“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炼神化虚”乃至“炼虚合道”的修习步骤，最终与禅宗的“明心见性”

主张殊途而同归。

身功的问题，终究也是个心境的问题；物质的问题，终究也是个精神的问题。

这种身心统一观，强调生理与心理互协，健身与炼心相济，对比西方纯物质性的

解剖学和体育理论，岂不是更为洞明的一种特别卫生法？在东土高人看来，练得

浑身肌肉疙瘩去竞技场上夺金牌，不过是小孩子们贪玩的把戏罢了，何足“道”

哉。

/* 36 */第二部分佛魔一念间（2 ）

三

每一种哲学，都有术和道或说用和体两个方面。

佛家重道，但并不是完全排斥术。佛家虽然几乎不言气脉，但三身四智五眼

六通之类的概念，并不鲜见。“轻安”等等气功现象，也一直是神秘佛门内常有

的事迹。尤其是密宗，重“脉气明点”的修习，其身功、仪轨、法器、咒诀以及

灌顶一类节目，铺陈繁复，次第森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道士们的作风和做法。

双身修法的原理，也与道家的房中术不无暗契。英人李约瑟先生就曾经断言：

“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

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

术易于传授，也较能得到俗众的欢迎。中国似乎是比较讲实际求实惠的民族，

除了极少数认真得有点呆气的人，一般人对于形而上地穷究天理和人心，不怎么

打得起精神，没有多少兴趣。据说中国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据说中

国虽有过四大发明的伟绩，但数理逻辑思维长期处于幼稚状态，都离不开这种易

于满足于实用的特性。种种学问通常的命运是，如果没有被冷落于破败学馆，就

要被功利主义地来一番改造，其术用的一面被社会放大和争相仿冒，成为各种畅

销城乡的实用手册。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

主义或绿色思潮……差不多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着这种命运，一不小心，就只剩

下庄严光环下的一副俗相。在很多人眼里，各种主义，只是谋利或政争的工具；

各位学祖，也是些财神菩萨或送子娘娘，可以当福利总管一类角色客气对待。

时下的气功热，伴随着易经热、佛老热、特异功能热、风水命相热，正在成

为世纪末的精神潜流之一。这种现象与国外的一些寻根、原教旨、反西方化动向

是否有关系，暂时放下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蕴积极深，生力

未竭，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予以开掘和重造，以助推进社会进步，以助疗救

全球性的现代精神困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经开始了的一个现实过程。但

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就眼下的情况来看，气功之类的这热那热，大多数止于术

的层面，还不大具有一种新人文精神的姿态和伟力，能否走上正道，导向觉悟，

前景还不大明朗。耍弄迷信骗取钱财的不法之徒且不去说它。大多数商品经济热

潮中的男女洋吃洋喝后突然对佛道高师们屏息景仰，一般的目的是为了健身，或

是为了求财求福求运求安，甚至是为了修得特异功能的神手圣眼，好操纵麻将桌

上的输赢。总之一句话，是为了习得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神通。这些人对气功的热

情，多少透出一些股票味。

神通利己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或者应该说很好，但神通一般只是科学未发明

之事，一旦生命科学能破其奥秘，神通就成为科技。这与佛道的本体没有太大关

系，将神通利己等同道行只是对文化先贤们的莫大曲解。可以肯定，无论科技发

展到何种地步，要求得人心的清静妙明，将是人类永恒的长征，不可轻言高新技

术以及候补高新技术的“神通”（假的除外），可以净除是非烦恼，把世人一劳

永逸地带入天堂。两千多年的科技发展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这也就是不

能以“术”代“道”、以“术”害“道”的理由。杨度早在《新佛教论答梅光羲

君》文中就说：“求神不必心觉，学佛不必神通”：“专尚神秘，一心求用，妄

念滋多，实足害人，陷入左道”。

这些话，可视为对当下某种时风的针砭。

四

求“术”可能堕入左道，求“道”也未见得就十分保险，不是什么激光防伪

标识。禅法是最重“道”的，主张克制人的物质欲望，净滤人的日常心绪，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