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7

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7

第二级危机。

从这危机的危机里突围，当然不是太容易。现代都市里的精神病发生率越来

越高，也许只是突围失败的一个草草记录。

作为符号的全球和民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产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西点军校，好莱坞电

影，因特网，摇滚乐，哈佛学位，读者文摘，美元，波音飞机，NBA ，性解放，

民主直选，福特基金会，马丁。路德。金和巴顿……当然还有英语，都是名震全

球的品牌。美式英语的地位，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它的强势主要来自美国

地大物博的资源条件，来自他们开放而富有活力的体制传统，来自那里人才精英

的汇集以及创造性的想像和劳动，也来自他们对一个个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作

为一种综合效应，美国本身很快就成了一个最响亮的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国

梦”。凡是与美国有点瓜葛的东西，比如任何一种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任何

一种不是在美国生产而仅仅只是可以在美国销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个美国人，

甚至不是美国人而仅仅只是去过一趟美国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

似乎只要一沾上USA ，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国确实是个好东西。这个品牌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

到美国，心甘情愿地长时期过着比在原住国还要糟糕一些的生活，当然只是了却

一个心愿：对美国的持有。

平等、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国早已少了很多

野蛮凶悍的痕迹，不再贩运黑奴，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再把舰队派到弱小国家去

要求特权甚至发动政变。本世纪的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发达国家大多有了

文雅风格和自决权的理念，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放弃了明显而直接的殖民统

治，解除了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支

配地位，不意味着在外交谈判的席位对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强国和弱国之间已

经完全平等。

我想起了眼下中、小学生中流行的一个“酷”字。这是典型的美国产品，最

早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COOL，原文为“冷”，引申为“好极了”、

“棒极了”。但这个意义经由日本、香港再进入中国大陆后便有了曲变，因为它

总是与影视里的冷面小生相联系，结果，潇洒、英俊而且深沉的冷面风格和男子

汉阳刚之气就成了它的注解。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酷”的东方之旅似无

任何暴力性质，而且在所到之处几乎都激起了愉悦、敬佩乃至甜蜜蜜的爱慕，同

市场经济一起成为全球一体化可喜可爱进程的一部分。然而，更仔细地考察一下

就可以发现“酷”牌文化对于强国和弱国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酷仔酷汉们常常

穿着牛仔服（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喝威士忌或者白兰地（需要从西方进口），

常常英雄虎胆地玩飞车（汽车是美国或日本的最好），常常提着电话机座皮鞋也

不脱就跳上了床（电话技术和洁地的吸尘器需要从境外引进），常常在出生入死

之时遇到了美丽的碧眼姑娘（要有这样的艳遇就必须带上钱到那里去）……这种

文化一般来说也提供了正义或者勇敢的形象，提供了趣味和知识，但一种生活态

度和生活方式的示范，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消费暗示，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

公司拓开了输出产品和技术的空间，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增加了赢得民

心和政治要价的筹码。社会心理开始出现倾斜。新的依附关系，新的权利支配关

系，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流播中差不多已经悄然就位。

/* 51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3 ）

进一步说，影视里的“酷”星们很少埋头读书，而这是教育落后国家最为急

需的；很少大汗淋淋地打工，而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他们也没有太多

机会遭遇东方式的“走后门”和是非不分的庸众，而这是中国人经常要面对的现

实。他们的文化神话吸引着我们，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接轨，推动了

一个个第三世界国家主动或被动的经济改革；但另一方面，它在年轻一代发烧友

们那里引起的走火入魔，显然遮蔽了这些国家的某些重要现实，遮蔽了社会机体

发育不良的一个个危机前景。当我看到很多无意读书，不会打工的青少年却掀起

了挂BP机和喝洋酒的热潮，掀起了考“本”学车的热潮，就不免觉得流行文化的

符号剥削与符号压迫有点酷，即残酷——因为这几乎是一种符号致残事故，因为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可能拥有自己的车，甚至就业都会不够资格；中

国的土地和能源状况也永远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汽车消费。一本无用的执照本，

以资金和人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即使不诱发盗车一类的犯罪念头，也只能成为

很多人好歹也“酷”过一回的纪念凭证。

没有人会对这种人格残疾负责。在当今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

经济和文化的自由至高无上，如果“酷”一类的文化符号在什么地方产生什么剥

削、压迫乃至摧残效应的话，是没有理由要求某某文化制作者来承担责任的——

你甚至找不出他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当然，你可以反抗这种文化入侵，比方说你有可能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

态度，对外来文化的霸权扩张给予激烈阻击，就像法国人抵制好莱坞，原教旨主

义抵制摇滚。但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化虚构。冷战结束以后，

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降温，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便最有可能成为新

的文化题材，新的文化品牌，成为有些人激情、风头、振振有辞和学科地位的新

支点，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珈功一样走上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政治集团需要

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用来凝结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群体，用来打击或肢解自己的利

益对手。事实上，不同大国之间相互“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兴奋，文化分

离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热点。由于CBS 、BBC 一类传媒巨头身后伟

大的西方背景，有关分离的符号爆炸当然更多地被输往波黑、车臣以及其他什么

地方，而不是在纽约——尽管纽约的民族类别更为多样，族际隔膜的程度也未见

得轻微。一种肤色，一种教派，一种语法，一桩常见的刑事案，眼下都成为分离

主义的根据。奇怪的是，分离各方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实际上越来越趋同的经济

体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还有各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化”现象，作

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找出差异，要在纽约人和费城人之间找出冲突，其

实也不困难。在一种可疑的夸张之下，这些差异和冲突有朝一日是否也要变成仇

恨和战争的合理依据？

一句古老的谚语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当作敌人，这个人就真成为你的敌人。

这句话可以换成另外一句：如果传媒符号书写出敌人，我们的周围可能就真的有

了敌人。敌人的意识完全可以构造出敌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类的文化制作，当然很难说是出于诸多传媒的刻意阴谋。由某

一些制片人、广告人、报纸、多媒体、教授、歌厅、服装师以及街谈巷议所组成

的文化工业鱼龙混杂，各怀心思，步调有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它们一

般情况下并没有共谋的恶意，只有各自寻常的私心。它们一会儿把美妙无比的全

球一体化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人类亲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民族国家之间

实际上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会儿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义、文化分离主义

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民族敌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人类在今天实际上正在

出现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它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出新招，猎奇哗

众，在市场上开发时尚并且争夺收视率一类文化份额。时间长了，它们甚至成了

一些平面的技术人、空心人，并无自己的确定立场，陷入各种虚拟现实的符号迷

阵之中而无力自拔。

文化已经自由了。自由的文化创造不再面对铁窗和劳改营，承担着人类良知

的不定期苏醒，而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也在自由地群雄竞起。文化工业不可能完全

摆脱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介入，即便在一种较好的情况下，它充其量也只是一

种立场暧昧的文化，没有立场的文化——如果说还有立场的话，那么立场只有一

个：利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一个文本和符号超常生产和存积的“传媒

资本主义”时代，它常常是一列制动闸已经失灵的火车，是一头谁也管不住的九

头怪兽，从总统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们本身，很多时候都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符号化的巨无霸向前狂奔，不知道它将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 52 */第三部分第二级历史

“酷”在中文中已有了两种含义：以前只是“残酷”、“严酷”的简写，现

在又多了一种相悖的解释，即“好极了”、“棒极了”。

有些人正在欢呼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很“酷”的时代，欢呼市场经济和民主政

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正在征服全球，并因此而断言“历史已经终结”（日裔美

国学者福山语）。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

呈现出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已经逼近诸多有缺憾的选择中较少缺憾

的一种最终选择。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

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如果我们把目光

投向身边，投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现实动静，比方把目光从人的自然性价值

需求，转向人们当下更为活跃的心理/ 文化性价值需求，转向与这种价值需求相

伴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对个人行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响，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千头

万绪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刚刚开始不久。我们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

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测和猜度，但这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证明我们还缺乏描

述它的语言和逻辑，比如我们熟悉运用的计划/ 市场、专制/ 民主、左/ 右诸多

两分理论模式对它已经力所不及。

它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将以符号化财产和符

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它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

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

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理性的控制，如果我们的

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历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我在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它确实很“酷”。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 53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1 ）

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

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个

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

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

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

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份。

那一天下雨，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阴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

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

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

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只能说中文而说不好法语，只

能在那里的华人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萍水相逢的同胞面前夸张，

否则他怎么能为他的十年漂泊作出解释？怎么能为他丢弃学业而在异乡的商场里

打工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很不满意，但不愿意以智商去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

谣言当作批评，但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来为中国争一个体面，以便让自己

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日子变得优越一些、更加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

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评比活动，

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当白人

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的时候，当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

摔出桌外的时候，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的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

人的报纸上爆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人诸多怜悯和惊疑之色的时候（这样

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外国居留证，

但那一个小本并不能使他的生命从头开始，上面还没来得及烙上他最深度的情感。

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在白人同事那

里无端吹嘘中国人的气功和美食以及孙子兵法，甚至会在电视机前为五星红旗下

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

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

中的恶气。

在那样的时候，他是谁？

文化Identity，即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许是一个来源于移民

的问题，是文化交汇和融合所带来的困惑。当新大陆在船头的海平面浮现，当超

音速飞机呼啸着大大略去了空间距离的含义，文化与地域、种族以及肤色的传统

联系，立刻出现了动摇。人们走出乡，走出县，走出省，走出国界，越来越习惯

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远方。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还能纯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还能固守自己纯粹的文化之根。传教士、商人、黑奴、远征军、难民、留学生、

旅游者、跨国公司……他们一直在或深或浅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

变着一片片文化环境。

移民还在剧增，随着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未来无疑更是一个大移民的世纪，

是一个路上人多拥挤和行色匆匆的世纪，是生活不断从登机口和候车室开始的世

纪。文化认同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正在成为旅途上一件越来越沉重的

心理行装。即便没有移民局的官员作身份甄别（一般来说他们总是守护着更为优

势和富强的文化），很多人也会在心中升起一个恍恍惚惚的疑问：我是谁？

欧美主流文化崇尚个人至上，却又一个劲地时兴着类属的认同，即文化上划

线站队的Identity，当然很有意思。这当然不是什么怪念头，不是什么庸人自扰。

作为分类学同样的爱好者，中国人也从来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一类用

作贬义词，而且显示出对混杂状态的普遍性恐惧，显示出对某种本原和单质的习

惯性爱好。你不可能什么都是，也没有权利什么都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民族主义

冲突，更使一些学人在政治降温之后找到了新的营生和新的思想题材，更愿意把

一场有关文化差异的大清查当作新兴知识产业，强迫人们在文化分类目录面前自

报出身，并且非此即彼地选择归属和阵营——而这种热闹的重要背景，是美国学

者S.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是德、英等西方强国纷纷出现排斥和限制外

来移民的热浪，包括在法国这样的人权思想原产地，中左力量也无法阻止国会通

过歧视移民的新法案。困难的问题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

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二十世纪

的人大多已经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文化多元性和多重性的状态。一个人，可能是语

言上的塞尔维亚人，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却是生意

上的以色列人；是衣着上的北爱尔兰人，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人；是家庭伦理上

的中国人，却是爱情法则上的法国人；是饮食上的日本人，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

人；是聊天时的四川人，却是购物时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却是影

视消费上的洛杉矶人；甚至是这间房里的这一个人却是那间房里的另一个人，是

这个小时的这个人却是下一个小时的另一个人……这些一个个的多边形和多面体，

这些数不清的文化混血杂种，怎样划线站队？即便这些杂种与那些杂种之间还有

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文化认证的标签派发和

政审意味是否有些不智？

/* 54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2 ）

L.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

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

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

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

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

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

份。我那位巴黎熟人在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时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

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自然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他也不

必有什么“我是谁”一类现代人的焦虑。一个人身上冒出七八个自相矛盾的“我”

而且不被自己察觉，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并无什么出格和危险之处。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

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的存在。

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域意义上的移民，应该说，隐喻化的“移民”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的一代在身

后咄咄逼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经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就很可能

逐渐移入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性欲能力减退之后，对性的解

放理论很可能易为对情与谊的持守学说。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也，自我在时间航

程中停靠着不同港湾。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

总是想像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我

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张狂，总是想像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

会失去这种张狂的本钱，时间的魔术能轻易地使他们重返平实。一切适龄性的心

理和文化表情，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部。

还有知识的“移民”。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的地理版图上频

繁流浪。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地

累积和叠加着文本，在人们情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乱和歧异的路标，简

直让人有点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常常能看到这种情况：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

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振振有辞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口

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变化，可能是出于生存体验的推动，出于对现实演变

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自我更新，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

像的那么复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其实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一些什

么，仅仅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了一本什么书。如同哼

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取决于街头出售着什么名贵的药片。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

只是“读书现代派”；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他们是一些现买

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闹腾

出另一副病容。

当然还有地位的“移民”，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人非圣人，只要

活着便有利欲绵绵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人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高下

左右，常常成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一个人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

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中诸多“内保外造”（或者“内造

外保”）的怪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供职于电厂的人可能盼望电力涨价，而供职

于铁路行业的人便可能对电费居高愤愤不已，这也为生活中的寻常。什么藤上结

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种逻辑方式在

阶级之外也差不多适用于行业、民族、性别等等其他社会群体，然而作为对社会

现象多种或然关系之一，其合理的内核大概不会随着“阶级论”神话的破灭而一

笔勾销。当法国人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的时候，在很多人看

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很多前人对知识中立性、客观性、普适

性的怀疑，复活了思想界对人们各种利益动机的敏锐嗅觉。我们当然无需因为有

了福柯们就回到“唯利益”的物质主义一元独断，但我们如果完全嗅不出各种高

雅学术和圣洁宣言的人间烟火味，则更是流于天真。很多现代人主张勿忘我，忠

实于自我，然而我是怎样被孕育和制作出来的？我仅仅是意守丹田时体内自生自

灭的一片澄明么？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比

方在朝的极权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无法热衷的东西（比方在野的流氓玩世），

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比方进城农民的土气或者归国侨民的洋气），

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我的本相，看作我自由而独立的抉

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变局对我作出的一次临时性抛掷？

事实上，我们像是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而我们常常在

这样一个临时抛掷的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我们的本原和终极。

/* 55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3 ）

很久以来，我总是困惑于无法了解他人，也无法了解自己。热情而浪漫的八

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太应该

参演的最后一幕历史壮剧居然不是明星速成班，居然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

聪明地掉头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教条，人们真是大为

轻松和自由，包括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自由地曝光，人性在一个无神无圣的

时代加速器里自由地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头扎白布带含泪歌颂“民主”的青年，

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得一纸红头文件，以便自己制作的

“党员教育”专题录像带可以发行到基层支部从而赚来大钱。他知道口号和利润

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而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并且要坚守

“精神”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得一夜失眠，而这次误会不过

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水电工吆喝了一下，居然不知道他是堂而皇之的大诗人

并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精神”需要侍候而“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

生呢？南方某些地方的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过，“启蒙”过，“存在主

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凌辱弱小

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

彻底更直露而且速度要快上多少倍，这一切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

每一次社会变革的潮汐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

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沙滩的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他更愿意关注人的性情，

在他看来，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

者。这种政见易改而本性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人文观察者不愿意轻易许诺

和轻易欢呼的原因。当然，必定是出于这同一个原因，一切急功近利的社会变革

者，便更愿意用“阶级”、“民族”等等群类概念来描述人，更愿意谈一谈好制

度和好主义的问题，而不愿意谈好人的问题，力图把人的“性情”一类东西当作

无谓小节给随意打发掉。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

是中国的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的教授，他们给历史人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

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

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

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

的问题，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M.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人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

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他们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的面前，希

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他因反抗入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

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

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

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知名的自由人士

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

中签名吗？”没料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前苏联入侵，当局开始清查和迫

害这些自由人士，同样是用了这张画，满街都张贴着逼向人们的目光和食指，连

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

这位主人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公认的耻辱。但这位主人公宁愿放弃所谓

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意在这样的指头下签名——何况这

种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他看不出以指相逼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

逼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头无法进入历史，却无法被我忘记。我同样无法忘记的疑惑是

：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人和虚荣的商人有太大的

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情的前卫和矫情的复古有

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

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人而生，由人而行，因此有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侵

蚀而致败坏。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也不会不经常在同志和盟友那里感受到

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对营垒里发现意外的温暖，包

括在某一个表情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和相互认同的可能。

在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中年的我不再有划线和站队的兴趣，甚至有点

不大合群。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

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

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赞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

神”如果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

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就会成为我们的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肤浅而危险的历史伪造。

我的想法太没有“历史感”或“政治觉悟”，但是在我更有出息之前，请原

谅我对于一切人的容纳，还有对于一切人糟糕的苛刻。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家们的术语，典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指越是穷

人越少挣钱的机会，而越是富人就越有生财的空间，两方面都呈极化的发展。

/* 56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4 ）

其实，这种极化或者说极端化现象并不限于人的物质生活层面。比方一个说

话风趣的人，总是更多得到鼓励以及大家出让给他的说话机会，于是得其独厚，

越操练越风趣。一个性格孤僻的人，总是更多受到旁人的疏远和冷落，于是就更

有理由孤僻，更有可能把自己深藏在恐惧或怨恨的后面。而一个左派人士，总会

有很多同道者为伍，当然能够从他们那里更多得到左派观点所需要的现实根据和

理论资源，而让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日渐遥远和稀缺，长此以往，不左得登峰造极

倒是一件较为反常的事情。

作为一个逆过程，匀质化现象在现实中可能也不少见。比方一个高明的思路

产生了，便少不了他人的模仿和学习，直到最后大家终于千部一腔。一个人若表

现出特别的才华，也可能引来周围人的红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毁，最后是出

头的椽子先烂，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还有暴力带来暴力的报复，阴

谋带来阴谋的抵抗，其起因虽可另说，但以毒攻毒和以毒易毒的结果之一，是冲

突者的手段和风格倒越来越与自己的敌人同构，实际上是越来越像一回事。

极端化也好，匀质化也好，常常悄悄改变着我们而不为我们所察。而这两种

过程常常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成为人们在人群组织内部的复杂互动轨迹，是人

心变幻的左腿和右腿，苏醒和沉睡，汲纳和排泄，正反馈和负反馈。只要人类这

个组织系统还没有崩溃，它们就会在有限范围内交织出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人

间悲喜剧。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穷尽这中间的一切奥秘，我们所有粗略的描述

都只是管中一斑。但我们至少从这两个相逆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他人和社会

对人的制约，发现人文领域里的“整体效应”和“大数规则”。十八世纪的科学

家D.霍夫斯塔特通过对一群蚁群兴衰的研究，用他那令人目眩的“蚂蚁赋格曲”，

揭示出一只单独的蚂蚁，与生活在蚁群中的同一只蚂蚁，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属

性和功能有极大的差别。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整体也使各个局部深刻地异变。

同样的道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与一个同他者发生关系处于人群大数中的人，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这些人形蚂蚁生活在家庭、朋友、公司、社区、种族、

阶级、国家以及世界各种“大数”里，在整体中与他人相分而极端化，与他人相

同而匀质化，碌碌乎而不知所终。我们即便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里天马行空，也

没法成为一枚绝缘于棋盘的棋子，逃脱社会对我们的塑造。

讨论这一点，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在中国复兴，作为对“文革”

噩梦的报复，集群一律和权威专制所取消的个人欲望和个人精神差异，重新受到

了人们的重视。这种鲜血换来的解放至今使我们受益。个人首先回到了诗歌里，

然后回到了辞职书上，回到了旅行袋中，回到了知识分裂和如火如荼的私营企业。

当然，个人有时候也会成为过于时髦的宣言。一个作家在会上说：“艺术家的眼

里从来没有社会，我只写我自己。”另一个评论家说：“除了我的真实，难道还

有别的什么真实？”

我猜测这些人们争相分离的解散口令只是一种情绪，只是情绪之下的辞不达

意，不必认真对待——这种连自由派大师哈耶克也力图避开的“原子”个人主义

并不让我失望，我所失望的只是这些人如果不借助一些花哨的文学修辞，常常在

三句话以后就没法往下细说——而我一次次等待着可能的下回分解。我也珍爱着

我的个人，包括我的个人欲望，然而我知道，笼统而含混的宣言并不解决问题，

对个人欲望的盲目无知，与权威专制的盲目无知仍没有拉开多少距离。这种态度，

起码无法区分原始人乱伦而文明人敬亲的欲望，无法区分唐代人乐肥而宋代人乐

瘦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吸毒而有些人品茗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田园渔樵

而有些人功名将相的欲望。所有这些区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还是文化训练

和社会塑造的结果？作家要写真实，写个人，写欲望，这都很对，但还有一个也

许很傻的问题：写哪一种欲望？哪一种欲望才算得上毫无社会污染的绝对天然？

在另一方面，个人的千差万别，可以证明权威专制的不合法，却不能证明人

的社会性是一种虚构，不能证明这些差别只是“与生俱来”的个人基因遗产。因

为这些差别恰好是整体组合的产物，是这个整体还较有活力的证明，是任何物质

在非组织状态下一片松散、匀质、彼此雷同之时不可能有的特征。正如没有组织

化的一盘散沙才会整齐划一，而生物多样性正好是它们被组织在某个统一系统里

的结果，不是这个统一系统解体的结果。事实上，对个人差别的尊重和保护，也

不是一个人在沙漠无人区或月球上的自我折腾，不是无事生非的神经质发作，恰

恰相反，它是明白无误地受动于社会并且反过来参与社会的行为，甚至不过是出

演着一个无形社会自我调节时所设定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整体性是关系的真

实，这种真实不仅仅可以表现为旗帜和队列及其某些集体目标，更重要的，它只

有通过造就个体差异才得以体现；个别性是实体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仅可以表

现为有些人的遗世独立，或者悲泪独饮，或者玄机独悟（包括触摸一具具各别的

皮囊而对社会这个概念百般迷惑），更重要的，它的全部内涵只有随着人们从中

破译出种种社会密码，才可能一步步相对显现出来。在那个时候，“我”是这一

个而不是那一个的多重建制化过程，才是可以被真正谈论的现实，而不是自恋者

的偶像和神话。

/* 57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5 ）

葡萄牙人F.佩索阿差不多也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是里斯本的一个小职员，

终身孤绝和木讷，甚至不愿意外出旅游，用他的话来说，“不动的旅游”，即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