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抵达纽约开始写这篇游记时，特意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给杰瑞。电话那头还没等我说话就传出杰瑞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中文：“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杰瑞告诉我由于他的年纪，登珠峰需要特别协助，但这次他没有筹募到足够的基金来支付必须的开销就只好放弃了，不过他还是借机会去中国从南到北旅行了一场，他告诉了我对各地的印象，在广州他居然遇到了我母亲工作单位的人，他高兴的对我说：“我向他们提起你妈妈的名字，他们居然认识你妈妈。”我向他提及到我现在在写这篇游记时，他不仅慷慨的允许我用他的名字和照片，还特意用电邮专门寄了两张给我。在电话里他说：“明年，我准备去西藏，去徒步绕行岗仁波齐，到时候咱们一起去。”
三
我因病在旧金山湾区大学朋友的住处一直休养了两个多礼拜。朋友们都劝我再呆阵子，或者干脆留下找工作算了。但我心已决，开端的不顺反而激发了我重回旅途的急迫感。
三月二十六，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六点钟左右，我研究生院的同学玉琪和蒂凡妮开车送我到旧金山市南边50多公里处，紧靠太平洋公路边上一个叫圣格里高利奥海滩（St. Gregorio Beach）的州立公园。这是个面向着太平洋的小海湾，不是很大，翻过海边断崖，可以看到沙滩上布满了海潮带来的流木。我计划从这里开始，先搭车到南边五十公里外著名的海滨观光小镇“海边的卡梅尔（Carmel-By-The-Sea）”，从那里开始沿着修筑在峭壁上的太平洋海岸公路一直向南加步行下去。
我们到达时已是傍晚，夕阳正在沉下海平面，公园管理员已经开着巡逻车开始清场。加州海边的这些州立公园一般只开放到日落，天黑后就不再允许游客逗留。我匆匆和送我的朋友拥抱告别，然后背起背包，穿过太平洋公路走到海岸边公园的树林旁，躲过正在公园里四处巡逻的管理员的视线，悄悄翻过铁丝网，潜入海滩边高岗上茂密的柏树林里。繁密的柏树林里遍地布满了厚实松软的针叶，我弯着腰摸索着走到林子深处，选定一颗树冠茂盛柏树下的平地，不敢用手电筒，只能借着黯淡消沉的暮色，匆忙抢在黑夜完全到来之前把帐篷搭好，想到夜里气温很低，也就不脱外面的滑雪服和长裤，直接钻入了帐篷里的睡袋中。北加州这时候夜里温度有时可以降到摄氏十度以下，又是在海边，海风呼啸。不过在茂密的柏树林中却也不觉得风大。地面上铺着厚厚的柏树针叶，我的帐篷和睡袋都是专门为野外活动设计的，轻小而保温防水，躺在里面倒是温暖。
树林外头太平洋公路上偶尔驶过的夜行汽车将强烈的灯光时不时透过树林的缝隙打在帐篷上，在帐篷里映出一片转瞬即逝的亮光，树林外阵阵海潮随强劲的海风拍在岸滩礁石上发出阵阵轰鸣。而躺在柏树林中狭小帐篷里的我，这时却安然盯着或明或灭的帐篷顶，想到自己的旅程现在终于实实在在开始了，胸中升起了一股满足感，漫无边际的想了会儿下面的旅程，就在阵阵潮声中悄然睡去。
早上七点，天才刚蒙蒙亮，我就连忙起来，赶在公园管理员来到之前手忙脚乱地拆掉帐篷，收拾好背包转出树林来到位于海边断崖上公园的野餐区，用随身带的小汽油炉烧了些开水，泡了杯热巧克力饮料，吃了两张涂了牛油的墨西哥薄面饼权当早餐。早上八点的时候，在终于开始温暖起来的太阳光里，我收拾好东西，走到公园入口外的太平洋公路旁，把背包放在脚边，面朝着南行车道，左手拿着一块出发前就准备好的，写着“卡梅尔(Carmel)”的硬纸板，右手向外平伸握拳，竖出大拇指，做出一幅标准搭车的姿势。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搭便车。来美国六年，我多是自己开车，既没有这样搭过车，也没在路上见过什么搭车客。
搭便车旅行曾经在美国风行一时。这个风潮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作家杰克 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名著《在路上（On the Road）》，这本书表达了战后美国年轻一代对传统社会的反叛，以及压抑人性的保守价值观的挑战。那个与“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齐名，形容二战后美国年轻一代的所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一词就出自杰克 克鲁亚克的这本书。书中的两个主人公迪安（Dean）和萨尔(Sal)就是靠搭便车跨越美国，在这块大陆上，四处流浪，过着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放荡不羁的生活。《在路上》这本书在战后的美国年轻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众多美国青年纷纷仿效迪安和萨尔，走出家门，来到公路上伸出拇指。搭便车在五十年代后的二十多年里成为在美国年轻一代中流行的一种时尚，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宣示自身对传统价值观的蔑视，表达对挣脱保守思想束缚的追求。而《在路上》这本书也几乎成了众多搭车客们(Hitchhiker)的圣经。
不过这些都已经是久远过去的事情了。在这个人人追求便捷舒适的电子时代，用搭便车这种既不精准又无效率的过时方式旅行的，大概除了某些固执古怪的专业旅行家，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流浪汉了。电视报纸上每天连篇累牍的关于各种可怕罪案和狂人的报道，早就把人们从公路旁吓得缩回家去，既不搭车，也不让陌生人搭自己的车。总之，这不再是个容易搭便车旅行的时代和国度。一位三十年来一直坚持搭便车旅行的维及尼亚记者在他的文章中感叹道：“…这已经是一个不同的国度了。我们早已习惯了那些似乎就潜伏于四周，时刻猎寻找着受害者的无差别杀人犯和变态狂带来的恐惧。我们也总被那些不断在新闻报纸或电影屏幕上看到的恐怖分子，疯狂爆炸犯，虐待狂，以及各种精神变态搞得心惊胆战。我们极其谨慎地对待那些进入我们生活的陌生人，因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恐惧国度。”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路上的车一辆一辆从我身旁飞驰而过，没有人停下，甚至没有一个司机侧眼瞧我一下，似乎当我是路旁的电线杆根本不值得他们注意。路边上站了会儿，向外伸直的右手就开始酸痛起来，第一次搭车毕竟还不习惯，可我这时却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头次搭车，心里没底，怕手一放下便错失机会。等了约半个小时，愿意载我的司机没等来倒是把警察给等来了。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停在我前面的公路旁，下来一个金色头发，身材瘦削的白人警察。他一身黑色的制服，腰间的皮带上杂七杂八挂满了手枪，手铐，电筒，警棍，钥匙串，笔记本夹，对讲机，琳琅满目让我看都看不过来。这个警察不紧不慢走过来，然后明知故问的问我为什么站在这里。我面色坦然地告诉他我是在独自穿越美国，要从旧金山一路到纽约去，我现在需要搭个便车去卡梅尔。那警察听了我的解释点点头说道：“你知不知道在这里搭车是违法的？”我一脸无辜的说：“我不知道，我也是被别的司机放到这里的。”那个警察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然后说：“这样吧，你不要站在有路面的公路上，站到公路外的泥土地上去。”我一听就知道这个警察是要放我一马。美国许多州都禁止在公路上搭便车，但法律条文中关于这项禁令的陈述都大多不是非常具体，只说不能在公洛上搭便车，但如果不是站在有沥青覆盖的路面，而是站在铺装道路之外的土地上，从纯技术角度来说则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我不是站在公路上。不过说是这么说，警察才是法律的执行者，具体执法的尺度是由他们来判断，而不是被法律规制的搭车客，特别是在法律定义模糊的时候，警察有很大的权力来决定该如何执行，怎么做就看他们当时的心情了。我听那警察这么一说，马上移到边上的泥土地上，其实也就半步不到的距离。那警察又点点头，说声：“祝你好运。”就回到警车上，一踩油门从我边上擦身而去。
大概是这个警察的出现给我带来了好运，他刚离开十分钟，一辆暗灰色的福特小轿车就在我身后的公路旁停下，一个红脸膛的大胖白人把头伸出窗口向我喊道：“十英里！我只能载你十英里！”我也大声喊回去：“没问题！谢谢你！”然后把地上的背包一扛，转身就向他的车狂奔而去。
在旅途中第一位停车搭我的过路人是当地的一名渔夫，名字叫鲁奥(Roo)，他深夜出海捕鱼，清晨回港，刚好是到旧金山市区的餐厅送完鱼，正回家休息的路上。在车里他听我昨晚是在海边树林里过的夜，便摇摇头说：“天气预报说了，下午开始又要有大风暴雨，你今晚不能再睡外面了。”说完还特意指着遥远西方海平线上已经开始堆积起来的积雨云层来证实他自己的话。我听了心头一凉；前阵子天气还一直挺好的，怎么我一上路就又开始下雨了？这时鲁奥边开车边接着说：“你不用担心，前面海边上有一家客栈，今晚你可以住那里。房价挺便宜的，一晚上也就二十美元，我现在送你过去，”听他这么一说，我想想也只能如此了。没开多久，我们就来到一处海岸边的灯塔下,这个灯塔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入口处的牌子上写着这个灯塔属于加州政府指定历史纪念建筑物。灯塔下面一字排开四五栋军营似的平房。原来是家Hostel。Hostel有别于一般的旅馆饭店，主要是为预算不多的旅行者提供象集体宿舍一样的廉价住宿，Hostel大都设施简单，说白了就只是给投宿者一张床而已，当然价钱也就极便宜。Hostel在欧美非常普遍，很受学生，背包客这样的年轻旅行者们的欢迎。
在客栈门口告别了渔夫鲁奥，我便走进去登记住宿。这家叫“鸽子岬灯塔（Pigeon Point Lighthouse Hostel）”的客栈地点虽然偏僻，但因为是修建在凸出于大海中的礁岩之上，风景壮丽，所以住客还不少，我到柜台登记时里面的工作人员调整了半天才在一间狭小的五人房里给我腾出一张床来，安顿好行李，出去四下里转了转，还没一会儿天空中就已乌云密布狂风大作，连忙回客栈，刚进屋倾盆大雨就下来了。
外头下大雨，我呆在屋里不能出去，就在客栈里四处转转，看看能找点什么事情来打发时间。走进客栈不是很大的接客室兼图书室，屋子的长沙发上躺了个赤膊的白人小伙子正在看书，他一头金色卷发，翘翘的鼻子，一脸雀斑。我向他打了声招呼，他于是放下书很快活的和我聊起天来。这个小伙子叫本杰明，是个来自瑞士的大学一年生，这次他是休学到南北美洲来旅游。他计划在美国呆上一阵子，然后再去南美。他本来只是路过这个地方，可是他因为酷爱冲浪，而这边的海岸线又是如此美丽，就滞留了下来。他听说我要横穿美国，一双蓝色的眼眸顿时闪烁出光芒，“太棒了！有机会我也要这么做一回。”他得知我要去卡梅尔，就说这雨大概会下到明天，刚好后天他计划去南边的圣塔克鲁兹（Santa Cruz）冲浪，可以用他的车捎我一程。
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出不了门，本杰明也没地方可去就跑来找我打牌，打了一会儿他发现很难赢我就不玩了，干脆牌一丢和我聊起天来。本杰明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很有钱，有空都是去各处的风景名胜度假，不过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到处跑，自由自在，这样更有意思。”我知道他下面的行程是南美，就提醒他那边治安都不是太好，一人去要小心。“我才不担心呢，”他毫不在意的笑道，“我什么地方都能交到朋友，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对付不了的。”他说的这点我倒是相信，从本杰明那副略带狡黠而又开朗单纯的笑容里就能感受到他充满魅力的性格。数周前才来到这家客栈他，很快就和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客栈的管理员干脆免了他的房钱。尽管这家客栈的设施简陋，比不了那些正式的酒店旅馆，不过本杰明倒是一副了不知彼的样子，客满时他就自己抱床被子去睡接客室的沙发，人来人往也毫不在意，丝毫看不出像个富家公子的样子。
中午时，大雨忽然停了，乌云散尽，天蓝如洗，大海也风停浪息，转然间四周如天堂般平静祥和，看到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去把床位退了。天气既然如此之好，那我今晚又可以去野外宿营，没必要在客栈花钱。昨天在客栈四周闲逛时就注意到了附近的一处面朝大海，背靠断崖的沙滩，如果天气不错的话，那会是个很好的宿营地。我背着包顺海岸线往北走了大约两公里到那处海滩去安营搭寨。在沙滩上搭好帐篷，可心里还是没有底，考虑了一下就又多费了点力气，用沙子把帐篷四周细细埋好，再到海滩上拾来一些木板重物等密密的压在上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当时这个灵光一动的决断是多么的正确。
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沙滩上用汽油炉煮了一袋方便面当作晚餐。草草吃完饭，趁着黄昏前的亮光写完当天的日记。天边的夕阳用它金色的光芒，在簇拥于海平线上的云朵间不断勾勒渲染出变幻莫测的绚烂晚霞，独自坐在海滩上，我静静享受着大自然这幅壮丽景象的整个过程，直到最后一丝光亮从天空中悄然隐去，换上满天繁星。
回到帐篷睡到半夜，却被劈劈啪啪打在帐篷上的雨点惊醒。半夜睡在沙滩上，头顶连棵稍微能够挡点风雨的树枝都没有，这时的我已是进退不得，心中只有暗求这雨就此为止，不要再下了。可是事与愿违，先是小雨，然后越下越大，最后成了滂沱大雨，雪上加霜的是，狂风也伴随着暴雨而来。空旷沙滩上，我可怜的小帐篷在暴风骤雨中被吹得摇摆不定，时刻都象会散架似的。我在帐篷中焦虑了许久。万幸的是帐篷的质量还不错，在强风中好像还能支持住，我头天下午搭帐篷时四周都用沙子和木板压得严严实实，所以也没有漏什么雨水进来。等了会儿稍微安心了点，这才又似睡非睡地躺了会儿。到了早上五点钟，天色微明，我就再怎么也睡不着了，想着赶快起来收拾东西回客栈去。可是外风雨依旧，让我根本就没法出帐篷。我只好无奈的躺在帐篷里等待着雨住。这一等就从清晨五点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去了。十点钟终于雨停时，我连忙钻出帐篷，怕雨又要开始下，风风火火地用最短的时间收拾好东西，当我背着我那个塞满帐篷睡袋衣服食物等等各种杂物的沉重大包爬上断崖，来到公路旁时，本杰明也正好开着他租来的车停在我跟前。他看着一脸倦容的我说道：“我是来看你怎么样了，昨晚那么大的风雨，我还挺担心你的。”“我还好，”我疲倦地答道：“至少还活着。”
过了中午，本杰明和我们在客栈认识的另一位朋友杰瑞搭上我到圣塔克鲁兹市，他们把我放到城市南边的一条繁忙干道上就告别而去。我举牌子在路旁等了约三十分钟，一位下班回家的小学老师搭上我开了二十多公里到郊外乡村的一处岔道，我的方向是往南，而他却要往东，我在岔道口下车，站在路旁冲着南行的车流又举起牌子，竖起了拇指。
没多久一辆绿色的休闲汽车停了下来，是个年轻美丽的混血女士。这倒让我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每一个经验丰富的搭车客介绍搭车经验时都说不要指望女人，特别年轻女人会让陌生人搭车。为我停车的这位女士叫蒂昂妮（Dionne），是从硅谷开去南边的蒙特立市看望她的父母。在车上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会愿意停下来载我。我向她坦白我可从没有指望过象她这样的年轻女士会让我搭车。蒂昂妮听了微微一笑告诉我说，就在她遇到我之前，高速公路上刚刚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小轿车被辆大卡车撞成一堆废铁。“看到那幅惨景，我心里真是后怕。” 蒂昂妮边开车边说：“我今天要是早出门五分钟，或许现在在那堆废铁中的就是我了。一想到这我心中就对生命充满了感激。看到你在路边要搭车，就对自己说干嘛不呢？于是了停下来。”她接着补充道：“再说见你衣服整洁，长相和善，看上去像个好人。”
在路上我告诉了她我的旅程计划和到目前为止的经历，她津津有味地倾听着，并详细告诉我一些她所知道的海岸线边宿营地的情况。等到蒙特立市，蒂昂妮突然说到：“反正这里离卡梅尔也不远了，我直接开车送你过去好了。” 蒂昂妮一直将我送到卡梅尔以南的一处路旁的公共海滩，我下车时她抄给了我她的手机号码，“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可以打给我。”她微笑着对我说到，接着又从后座的一个竹筐中检出两个金色的大橘子塞给我，这都是她从自家花园里的橘子树上采摘，本来是要带给她父母。分手时，她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拥抱，她用柔和甜蜜的声音在我耳边说道：“一路平安，我的朋友。”
我目送着蒂昂妮的车子直到消失在道路的尽头。我背起包，看看四周，约摸是下午四五点钟，天空无云，脚下踩着大片雪白的沙滩， 白沙的尽头是碧蓝海洋的开始，宽广无涯的海面在这个仲春晴朗下午温暖煦风中微澜徐涌。太阳西斜的阳光在万顷波涛中播下无数跳跃不止的金色光点，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美丽动人。
四
卡梅尔是我计划开始徒步向南行进的起点，只是当蒂昂妮把我在这里放下时，已近黄昏，所以我决定晚上就在此地宿营，等到明早再走。可是公路一边海滩上插着禁止宿营的牌子，而另一边的树林里更是因为连日暴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湿漉漉的到处都是积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宿营地，我决定先往前顺着海岸公路往前走一段再说。走了大约两，三公里的样子，我来到一个海边高岗上。公路两旁都是密林，看路边上的指示牌，原来这是个叫“卡梅尔岗（Carmel Hill）”的地方。天色将晚，我决定先到路旁的人家打听下，看能不能让我在他们院子里搭帐篷过个夜。如果能成，那至少比在满地积水的树林里搭帐宿营强，而且不用担心警察来找麻烦。
我顺着公路来到右手第一户人家，这家院子的入口就是一排大树间的一个缺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门，入口的两棵大树树干上挂着几只用木板做的白色和平鸽，还有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面刻着用白油漆描过的“乔伊岬（Point Joe）”，看来这就是这块院落的名字了。入口既没有门，也没有门铃，我探头看不到任何人影，于是就小心翼翼走了进去。
我站在院子中四处张望，院子很深，到处都是高耸的柏树，遍地繁茂的鲜花和青草，其间疏散的点布着几栋房子，透过层层树木和灌木丛，可以隐约看到不远处高岗脚下的太平洋。这个院落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处带着花园的住宅，倒不如说是有几处住宅的花园。靠近入口处是一栋西班牙风格的白色两层洋楼，楼前停着三辆汽车，我看了半天找不到人，于是就大声问道：“对不起，有人在吗？。”话音刚落，一个推着辆园丁用独轮车的魁梧的身影从小楼旁边的花坛后出现了，是个满头花白头发，样子和蔼朴实的白人长者，他戴副宽边眼镜，嘴唇上留着浓密的一字胡，一身浅蓝色的牛仔衬衣和牛仔裤。长者问我有什么事，我连忙说明缘由问他能否允许我今晚在他院子里过个夜，他听完以后让我稍等下，他走到边上树林的另一座平房里，等了会出来对我说：“我和我太太哈妮商量过了，你不用在院子里过夜，我们有间客屋，你就住那好了。”说完就领着我向院子中树林的深处走去。这个长者就是乔伊。
乔伊在前头带着我一边走一边说：“这些天大雨不断，院子里落了一地的枯枝落叶，给我带来了很多工作要做。”院子的尽头是这个面海朝西高岗的边缘，下面是个不深的峡谷高岗之缘，峡谷之颠，葱郁的灌木林间有座外表普通的孤立小木屋，乔伊把小木屋的门拉开对我说：“你就住这吧。”乔伊领我看完房子就又回去接着收拾院子。当我向他表示谢意时，乔伊说：“你不需要谢我，我像你一样年纪的时候也在许多国家旅行过，曾经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我现在只是把他们给我的那些帮助再转送给你而已。”
等乔伊离去，我独自把木屋四下仔细看了个遍，才发现这可不是一栋普通的木屋。木屋的外表虽然简单无华，但里面却完全是另一片天地。整个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地板墙壁都用得是上好木材，涂着透明光滑的清漆。屋子中间是一张宽大的木质双人床，一纹不乱地铺着暗红的床单被套，床头柜子的花瓶里插着一束与床单颜色相同的玫瑰。木屋虽小，炉灶厕所浴室一应俱全，四周墙壁书架上雅致得体地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从欧美的风景油画照片，到非洲的面具雕刻，再到亚洲的斗笠竹编。从房间内的这些摆设可以看得出主人游历广泛，品味不俗。木屋西边是一整面大玻璃窗，没有窗帘也不需要窗帘，因为前边面对的只有翠谷蓝天，和整整一面的大海。从窗口望下去，外面是个布满绿草青藤的峡谷，峡谷的斜坡上布满了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一条山涧在覆满花草树木的峡谷间径自流到高岗脚下。翠绿的斜坡从窗下一直延伸到高岗脚底一处隐秘的小海湾，可以看到白浪一波一波涌上新月般的一弯沙滩。站在窗前，这样一个温馨可爱的小木屋和眼前秀丽壮阔的美景让我屏住了呼吸，这一切并不是我所曾想象得到过的。
天刚黑，乔伊来找我，他站在门外对我说院子里的活还没干完，他今晚没时间来招待我。我连忙道谢，说不用麻烦了，我明天一早就走。他一听就大着嗓门说：“留下！留下！多待两天，我可以带你到附近好好走走。”说完又递给我两个鸡蛋，说是他夫妻俩自己养的鸡生的蛋，让我自己做来吃。
我在“乔伊岬”一共待了三天。每天乔伊都开着车带我在卡梅尔一带游逛。卡梅尔是个在美国享誉盛名的观光地和富人居住区，号称美国西岸最优美的一段海岸线 “十七英里(17 Mile)”就在卡梅尔。沿着“十七英里”的海岸线，在海边礁石和柏树林间星罗棋布密集分布着众多世界级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卡梅尔镇上典型欧式风格的主街“海洋街（Ocean Avenue）”上更是布满了一间间精致昂贵的名牌服装首饰店和画廊，那些画廊里不乏各个大师的名作。街道上什么时候都熙熙攘攘簇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卡梅尔一带的房子都是从百万美元起价，上千万美元的豪宅也是毫不稀奇，许多富人都以能在卡梅尔拥有自己的一套豪宅为傲。
乔伊说话缓慢简洁，当他带着我到卡梅尔镇和他们家在镇外海边拥有的山林参观时，告诉了我许多有关卡梅尔，还有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哈妮的故事。乔伊和哈伲都是卡梅尔生，卡梅尔长，哈妮她们家族到她已是第五代了，哈妮的父亲是位医生，早已过世，她母亲辛欣亚还健在，刚过完九十岁生日，现在就和乔伊夫妇住在一起。
“卡梅尔早年是个没有名气，非常平静的小镇，我小时候镇上没什么观光客，居民也大都是本地的渔民。七十年代开始，这里一下子成了观光名胜地，从各处涌来了大堆旅游者和新住户。” “结果房价地税飞涨，很多以前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人家都搬走了，现在卡梅尔这些房子的主人绝大多数是后来才来的，” 乔伊边开车边指着浓荫道两旁密集的庭院说道，“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住在这里，他们在这买房只不过为了能够向别人说‘我在卡梅尔有处房产。’”“晚上你出来看的话，这里有一半的房子漆黑一片没有住人。”乔伊摇摇头说：“我们正在失去邻里这个概念。”
乔伊带我到卡梅尔镇中心去看了他出生长大的，但早已不属于他们家的房子。然后谈到了他的家族。“我祖父的祖父是个葡萄牙水手，当年他是随船到旧金山时跳船游到岸上的，他当时那么做是违法的，不过这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违法的。”乔伊开着车在卡梅尔镇寂静狭窄的居民区街道上穿行时淡淡地说道。
“我祖父的祖父后来在加州海边靠打鱼为生，我们家族世世代代也一直都在这里当渔民。”
“我高中毕业进了大学，可我发现在大学里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于是就退学加入陆军去了欧洲。军队里待了几年，退伍后我开始到世界各处独自旅行，靠搭便车游遍了整个美洲大陆，还有欧洲和许多其它国家，就象你现在这样。”
“在世界各处旅行时我都是靠打工为生，做过工人，酒吧调酒师，英语学校老师等各种各样的工作。”
“在委内瑞拉旅行时我遇到一个德国女孩子，我跟她去了德国，在她家乡小镇加油站上找了个活做，那是我在国外打工生涯中唯一合法的一次，其它打的全是黑工。”乔点着烟慢慢吸了一口说：“不过我俩最后还是没成。”
“后来我去了伦敦，在一个酒吧做调酒师。”
“一天深夜，一个混蛋在大街上找我麻烦，我一拳把他揍得满脸开花，不过打完才发现警察就站在我后面，于是我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我一直这样四处游荡，一直到去了澳大利亚。我在澳大利亚待了差不多两年。三十七岁那年，一次出外旅行时，两个当地青年偷了我的汽车。汽车上有我的全部财物以及两千美元现金，护照，还有记载着我这些年在路上认识的所有朋友地址的笔记本。那两个年轻人并没有找到我藏在座椅底下的现金，可是更糟的是他们把我的车开到没油后就放火把车给烧了。我不在乎那些钱和护照，但是失去那本笔记本却让我很痛心，感觉我之前的人生都成了空白。这件事对我也是个转折，让我觉得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我于是就回到卡梅尔，接过父亲的渔船，也做了个渔民。”
乔伊带我到他们家的山林里，那是个叫岩溪谷(Rock Creek Canyon)，紧靠太平洋海岸线的大山，著名的太平洋海岸公路就从这座山的山脚蜿蜒而过。整座山占地很广，山势即高又陡，一条极窄的土路从山脚曲折盘旋着直到山顶，山脚下是条深谷，密密麻麻长满了各种树木植被，其间有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从峡谷尽头，山脉深处蜿蜒而来，直奔数里之外的太平洋而去。乔伊开着辆切诺基吉普车载着我在土路上左右剧烈摇摆着绕着山坡巡行而上。我们翻过山顶来到东面，在道路尽头，密林的空地间有栋不小的木板屋，乔伊告诉我这是哈妮父亲当年搭建的，用来冬天度假。乔伊在四周看了看，确认连日的大雨没有给木板屋带来什么损害后就带我下到山谷去看看夏天的度假营地，顺便确认下营地和峡谷里的山道有没有因连日暴雨而受到暴涨河水的影响。
我们走在密林间的小道上，乔伊接着前面的话题聊着：“我回来后结了婚。可是作为一个渔夫，我早上三点半就要出海捕鱼，回港后还要到各处餐馆商店兜售捕到的鱼，每天等回到家都是晚上八点了。我前妻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最后我们就离了婚。”乔伊弯下腰，用手捧着小道旁边一朵娇嫩的白色小花仔细看了看，然后直起身说：“但是我喜欢做个渔夫，大海这么美，驾船在大海上，可以不用想各种各样烦心的事情。”“后来渔业这行越来越难做，我卖鱼的收入还不够油钱。既然无法再靠捕鱼为生，我只好把船卖掉放弃了渔夫这个行当。”
在一处靠近山崖的转弯处，乔伊弯腰拾起一块从路边山崖上崩落下来，状似花岗岩的石块，放在双手间一拧就立马粉碎成一堆沙砾。他捧着沙砾让我看，“这种石头看着坚硬，其实早就被风雨侵蚀透了，不过却是用来铺院子的好材料，等会儿我要用车上的大桶装几桶回去。”这时我才注意到乔的一双大手布满了累累伤痕，两只大拇指严重变形，左手手掌中间凹下一大快，五个手指也无法伸直。他看到我注意他的双手，便竖起左手大拇指说，“这是我以前做木工，钉钉子时自己用榔头砸得，”再竖起右手大拇指说，“这是年轻时被朋友不小心用车门夹的。”最后又举起整个左手对我说：：“我还在当渔夫时，一次出海捕鱼，我在甲板上左手拿着根雷管在抽烟，烟上的火星溅到雷管上，雷管当场在我手中爆炸，五个手指都全部炸翻过去，仅靠皮连着，后来直升飞机把我送到医院做断指再植，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看到手指头一个不少都还在时，真是非常高兴”这时我才注意到，乔伊的左手虽然完整却使不上劲，根本就握不住东西。
我们走出密林来到一块能看到大海的空旷地。“我离婚后本来没打算再结婚的。我不在乎孤独，也准备好了这辈子一直独身到死。我对自己的人生非常满足，去过很多地方，经历过很多事情，交过很多女朋友。我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悔恨的事情了。”乔伊说完这句想了想又说：“也不全是，有次见到年轻时女朋友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时，突然心里感觉挺难受的。”乔伊说到这看了我一眼“不过你也知道，那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悔恨。”
乔伊慢慢往大海的方向走去“五年前我和朋友去看橄榄球赛，在那里我遇到了哈妮。我们俩是高中同学，高中一毕业就各自分开，四十多年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那次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彼此。哈妮当时也是独身，过了一年，我俩就结婚了。”乔伊转过身来：“人生就是这样子，你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发生。”
在“乔伊岬”的数日里，每天清晨我早早就醒来，窗外的景色让人不愿虚度待在这里的每一寸光阴。在晨曦中走出木屋，顺着山坡上树林间的小路走一会儿就会到一条长长深入海中的半岛状礁石，走到礁石的尽头，隔着一段极其狭窄的海面是块巨大的岛礁叫做“鸟岩(Bird Rock)”，鸟岩上什么时候都密密麻麻站满了各种海鸟。加州的海岸没有台风，所以紧贴海边的断崖上覆盖着各种各样娇嫩美丽的绿草繁花，这样的海岸风景是在别处难得一见的。鸟岩的边上有个很小的海湾叫“中国湾（China Cove）”，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我从插在小路边上的一块木牌上看到是因为一百多年前，来自中国的移民依靠这个小海湾搭屋造船，当作他们出海打鱼的港口的缘故。
翻开美国西部史，尤其是加州的开发史可以看到那同时也就是一部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发展史。早期华人劳工的足迹遍布加州每一个角落，使得加州从南到北，从繁华的海岸都市，到荒凉的内陆山野，到处有不少以“中国”为名的地址地标，象是旧金山北边的中国营地（China Camp），和市区西边，地处豪宅区的中国海滩 （(China Beach)――据旧金山以南不远的旅游胜地蒙特立市也有一处相同名字的美丽海滩，加州和内华达交界处的内华达山脉里的中国峰（China Peak）， 莫哈维沙漠里的中国湖（China Lake）， 死谷中的中国庄园（China Ranch）等等等等，一百多年前，当加州还只是以闭塞落后闻名的美国新边疆时，华人劳工就已经来到这块干旱荒凉的陌生土地上筑路开矿耕种捕鱼，让铁路跨越平原，沙漠和群山，从东边延伸到加州的海岸，把人员和繁荣从东海岸带到了这里。劈山越野，将引水渠从北边遥远的内陆雪山一直修筑到南加，使得本来只是一片干涸荒原的洛杉矶得以成为风景宜人，绿树草坪遍地的世界都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华人劳工，就不会有加州今天的繁华。
“中国湾”不大，整个海滩也就五十米左右，两边长长深入海中的岛礁象一对臂膀将它搂在怀中，将这个小海湾与外面的广阔海面区别开来，自成一片天地。每天早上当我一个人在三月清晰的晨光中走到这里时，总能见到十多只海豹排成一溜躺在沙滩上享受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白沙无染，碧水如蓝，这里实实在在就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
住在“乔伊岬”的小木屋，洗澡和上厕所不再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例行公事，而完全成了一种充满乐趣的享受。小木屋的淋浴室就是屋后空地上用木板围起来的一小块空间，地上似乎随意却又别致的铺着一块边缘不规则的大理石板，周围洒着些五彩斑斓的小鹅卵石和大小不一的各种贝壳。最有趣的是这个淋浴室没有天花板，完全露天。夜里洗澡时，可以一边抹肥皂一边看夜空的繁星。下雨天则更有意思了，没有一般封闭浴室的闷热雾气，呼吸着树林中自然清冽的空气，莲蓬头喷出的带着呼呼热气的水柱夹杂着冰凉的雨珠打在赤裸的皮肤上，全身在阵阵热流中又感觉到点点清凉。头顶无遮无盖，从木板的缝隙间偶尔伸进四周茂密灌木丛的枝叶，树林里鸟鸣不止，不经意间还真能洗出一种天人一体的感觉来。
小木屋的卫生间搭在木屋西北角，西墙也是很大一片窗户，坐在马桶上刚好面对窗户，几簇洁白的马蹄莲就长在窗边，眼前是翠谷柏林，透过树林可以看到山坡下的银沙碧浪，此感难述，此景无价，也就由不得我每次上厕所时不多坐会儿。
四月一号是星期六，也是我决定离开“乔伊岬”继续旅程的日子。我离去前一天的晚上，乔伊和哈妮开了个小小的PARTY, 请来哈妮妹妹夫妇，哈妮的妈妈辛欣亚，以及一位住在附近的法国好友到家来一起为我送行。哈妮的妈妈辛欣亚今年已经九十岁了，也住在乔伊岬，由乔伊和哈妮照顾。虽然辛欣亚已九十高龄，脑袋却依然清醒，而且还是位很有幽默感的老人家，当我们聊天时无意中说起战后欧洲的一些事情时，辛欣亚故意问到：“你们这是在说哪个“战后”啊？你们跟我说话可得注意，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顿时引来大家的大笑。
吃完饭，哈妮给我们大家放了去年十月辛欣亚九十岁生日时的录像，整个生日派对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不止一个会场，从辛欣亚在卡梅尔诞生的房子开始，依照她在卡梅尔成长生活的轨迹，特意布置了不同的会场，辛欣亚就在不同的会场间移动，接受人们的祝福。哈妮告诉我，那天参加辛欣亚生日派对的亲朋好友前后超过了八百人！辛欣亚的生日派对在乔伊岬到达了高潮，我在录像上看到，当最后生日蛋糕端出来时，九十只蜡烛不是插在蛋糕上（当然也插不下）而是在一个巨大的木制转轮插了整整一圈，转盘吊在乔伊他们屋子两层楼高厅房的天花板上，当大家唱完“生日快乐”，该辛欣亚吹蜡烛时，有人转动木轮，而另外一个人塞给辛欣亚一个电风扇，就这样一下子把九十支蜡烛给吹灭了。
在晚餐桌上哈妮挽留我说：“天气预报说后天又要开始下雨了，你干嘛不多呆阵子，找些书坐在屋子里慢慢看，等天气好些再走。”我说：“我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必须得走了。其实我也想在这里多呆些日子，我很幸运能够认识你们，得到你们的帮助，听到你们的故事。我会记住你们的，结束完旅程我一定再回来看你们。”乔伊对我说：“在路上要时刻警惕，不要总依赖运气，好好旅行，要平安无事，哪天你要回来，通知我们，我开车去机场接你。”哈妮说：“到了纽约打电话来，我把我在纽约一些朋友的电话号码告诉你，都是非常好的人，有事情可以找他们帮助。”乔伊又说：“如果你有朋友到加州来，让你的朋友来这里，我们会好好接待你的朋友。”
那天我们大家一起一直呆到很晚，当最后互道晚安时，我走到门口，回过身对他们说：“I really love you all。”哈妮说：“We love you too。”
五
四月一号星期六，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早上十点左右，哈妮开车将送我到卡梅尔镇外，太平洋公路上一个车流繁忙的路口。我已经被今年加州海边看上去大概永远都下不完的雨给倒尽了胃口，临时决定取消原来顺着海岸线步行到南加的计划，打算尽快搭车离开海边，转向东，到雨水少些，也干燥的多的内陆去。
挥手告别哈妮，路边站了约三十分钟，一辆银灰色的丰田面包车斜停在我面前的公路上。我上前透过面包车助手席的窗口看进去，司机是个拉丁裔的中年妇女，她听我讲了我要去的下一个目的地就说：“我也去那个方向，可以搭你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程。”
我把背包放到后座，上了车坐在助手席上，那位拉丁裔妇女一踩油门，我们就贴着海岸线，沿着太平洋公路向南飞驰而去。
这是加州海岸线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今天是个近来难得的晴天，阳光灿烂。公路左边高耸的山脉朝大海的一面完全被春天嫩绿的青草所覆盖，象一面绵延不绝的绿毯从顶峰一直延伸到公路右边，陆地的尽头，大海开始的地方。
这个拉丁裔妇女叫赫尔嘉(Holga)，她说话挺干脆直接。郝尔嘉在一家福利机构做医疗看护，主要照顾行动不便，需要帮助的老人。她今天是去海岸线南边一处海滩收集雨花石，用这些收集的雨花石做各种首饰是她的爱好。本来她丈夫也会一起去，不过临时决定要去单位加班，所以她就自己一个人去。“我看到你在路边搭车的时候就想，这下好了，路上可以有人说话了。”赫尔嘉对我说。
我大致向赫尔嘉介绍了我的计划和行程，当她听说我是在进行穿越美国的旅行时，就说：“要是哪天你去南美洲旅行的话，可以去洪都拉斯，我从那里来，我父母姐妹现在都还在洪都拉斯，你如果去可以住在我们家。”
在路上我们聊起了各自的经历。郝尔嘉二十二年前只身从洪都拉斯来到美国。
“我先到墨西哥，然后从边境偷渡过来的，”她边开车边平静地述说起那些往事，“那是夜里，我们一队人潜伏在边境线上，旁边就是移民局的检查站。过铁丝网时，蚊子－—我们把警察的巡逻直升飞机叫做“蚊子”—飞到我们头上用探照灯照来照去。我们一起的人冲我直说‘郝尔嘉，赫尔嘉，我们要被抓住了。’我回他们，‘他们抓不到我们，我们才不会让他们抓到我们！’”
“进了美国，我在加州一带到处打工。刚开始的时候很苦，我没有身份，只能打黑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却只能拿到一点点钱。” “后来我嫁给了我前面的丈夫，可他抽烟抽得太凶，最后得癌症死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他，他给我留下了我现在住的房子，也让我在美国有了合法身份。”
郝尔嘉偶尔会在路边的展望台停下，让我有机会拍几张照片。这些展望台都屹立在突出于海边陡峭的山岩上。站在展望台上，感觉就像悬浮于半空，被明亮空灵的一片蔚蓝包裹。低头望去，从太平洋深处涌来的一条条长长涌浪不断与远处脚下黑色嶙峋的礁石猛烈撞击，在震耳的轰鸣声中掀起巨大短暂的白色浪花。拍完照回到车上，我们继续上路。 “十年前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赫尔嘉接着她的故事，“我今年五十六岁，你知道我丈夫多大吗？”我看着他摇摇头，“他大概要比你大一些，今年三十四了。”
“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郝尔嘉讲起了她和她丈夫的故事。“那时他正在找房子，刚好前边丈夫去世后我一直一个人住，家里有好几间空房，我就租给他了一间。”“我丈夫父母也是拉丁美洲移民，不过我丈夫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所以他和我不一样，都是美国人那一套。” “他有事没事就来找我，后来我看出来了就直接对他说，‘你想和我约会吗？那好，但你可得想好了不要后悔。’”我们就是这样到一起的。”
“我丈夫那时候其实已经结了婚，不过后来他和他前妻离了婚。”郝尔嘉的语调依旧平淡，“我们中间曾经分手过一次，没多久我丈夫还是又回来找我，我们最后就结婚了。”过了会儿，她用稍微有些不满的口气说道：“现在的男人不再象以前的男人那样坚强自立，他们习惯依赖，总需要被人照顾和导引。”
公路沿着山脉和海岸线蜿蜒曲折着驶过白色的沙滩，翻过岸边的峭壁，穿过片片树林，不断向前延伸。在行到一处跨越海湾的临海拱桥时郝尔嘉把车停住说：“我就到这里了。”下车前我拿出日记本请她给我签名，一路上我都请在路上遇到和帮助过我的人在我的日记本上签名。她在我的日记本上签完名，写上她自己的住址电话，又把她们家在洪都拉斯的地址写上，告诉我说：：“以后你去洪都拉斯的话，去找我父母和姐姐，他们会帮助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