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招聘模式,也许它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它能够真正保证我们所雇用的都是一流的人。
重视人才
在Google,因为我们招聘的大都是编程高手或算法大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并不鼓励他们成为经理,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编程、算法功力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所有的工程师有一个和经理一样好的“双轨道”制度,也就是提供一套合理的晋升机制,让一个技术人才完全可以做到和副总裁、总监一样的级别。在不同的轨道上,Google为员工提供的机会是平等的,员工并不一定非要做管理工作才能促进个人事业的发展。在Google,一个最高级别的工程师可能比副总裁还要资深。这样的“双轨道”政策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才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利于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Google的成功之道(11)
Google非常鼓励人才在公司内部流动和发展,员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或改变工作内容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例如,大约每六个月,工程师就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要换一个新的项目,以便学习新知识或更好地发挥特长。因为Google的大多数项目都比较短,差不多每六个月,手头的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同时Google在项目管理和知识共享方面做得也很出色,一般的项目都不会因为人员变动而受到影响。当然,这一切都是看个人兴趣决定。如果一位员工很热爱爱的项目,他可以长期地留在这个项目。如果一位员工只喜欢做最新、最有创意
的工作,而他确实也很有创意,那么它就可以每六个月(甚至更频繁)开启新的项目。
Google总是选择那些最优秀的经理人来完成管理和招聘工作,同时尽量保持经理队伍在人数上的精简,以便让管理结构更为扁平,无论是经理还是普通员工,都可以在这样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中充分发挥特长。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个经理都能直接领导一个较大的团队(某些经理甚至直接管理一百多人的团队)。因为这些经理人都非常优秀,这种扁平的管理方式实施起来并不很困难。当然,这样做的一个问题是,经理可能不会详细掌握每个员工的工作情况。于是,我们又建立了员工间相互评审的制度,即每个员工在接受考评的同时,也要对他身边同事的工作表现做出评价。相互评审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公开的,评审者和被评审者都能看到。经理可以收集所有自我评估和相互评审的反馈信息,然后给出最终的评审意见。
大多数公司都会根据员工业绩和末位淘汰的原则,定期解雇一些业绩较差的员工。但Google几乎从不主动解雇员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招聘时采用的面试标准已经非常高了,只要能够通过面试,进入Google的员工就一定是出色的人才,没有必要施行末位淘汰制度。
留住人才
在Google,人才流失率不到1%,相比之下,美国硅谷的平均人才流失率约为20%。这时因为Google非常重视发挥人才的特长,为他们提供优越的工作环境,以便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
很多人可能认为,留住人才的关键是待遇。的确,每个人都应该得到适当的待遇,但对一个软件从业人员来说,他更看重的是工作环境如何。与提高员工待遇相比,Google更注重创建一个能够吸引人、留住人的优越环境,这包括:
* 充分的资源支持,让每个人都没有后顾之忧。例如,Google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性能最好的电脑,以及两个24英寸大屏幕的液晶显示器。
* 吸引人的科研工作,让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每个工程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适当的时候变换项目,以便更好地发挥特长。
* 领导者理解并支持员工的研究,让每个人都能在紧随公司的大方向的同时,仍有足够的空间及自由去发展自己的才能,追求自己的梦想。
* 创新实践者的乐园
* 在Google,喜欢创新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最先进的、最有价值的网络服务产品,真正把互联网变成造福世界的平台。
* 在Google,一切都可以自己创造,一切也都需要自己动手(因为工程师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动手,创造奇迹),甚至连Google使用服务器都是自己组装和定制的(与购买现成的服务器,这可以节省大量资金)。
* 自由创新,改变世界
* Google将世界看做自己的实验室,并尽力在最短的开发周期内推出最好的产品,“今天就改变世界”是所有Google工程师的坚定信念。
* Google的创新思维和优越环境可以让员工充分发挥才华和潜力,做出最大的贡献。
* 如果想创业,员工甚至不必离开公司。因为Google内部每年都会有几个项目得到Founder’s Award,奖金大约美元100万美元,和出去创业所能得到的也差不多,而且没有创业的风险,周围还可以有那么多杰出的人一同工作。
Google的成功之道(12)
* 为员工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
* 正如上文所列举的那样,Google靠自己的影响力吸引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师,并借助他们的智慧、经验培训和影响新员工。事实上,这些大师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出最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了。
* Google为员工提供了丰富的培训课程,包括内部课程,科学或人文的讲座,也包括支持员工(包括中国员工)到斯坦福大学读硕士学位等等。
* 新颖的环境和福利
* 优美的办公园区,新颖的办公室装饰,诱人的美食,漂亮的健身房,舒适的按摩服务,各式各样的游戏和娱乐装置,通过媒体的宣传,这些典型的Google文化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了。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工作,员工的工作热情怎能不高涨,工作业绩怎能不出色呢?
* 百步之内必有食物!这是Google内部一条规矩。一位工程师觉得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量了一下他与最近的食物之间的距离,果真发现超过了100英尺,距离是120英尺。于是他幽默地要求后勤部门改进自己的服务,对方的回答十分经典:你的头顶就是餐厅,距离你绝对没有超过100百步!
企业员工是Google的主人,工程师是Google的灵魂。在Google工作的员工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但更为重要的是,员工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发挥特长的机会,以便把自己的技术理想变成千万人使用的热点产品——对那些渴望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技术天才来说,这样的人文环境该有多么强烈的诱惑呀!
结束语
Google公司是高举创新旗帜,走在互联网时代最前沿的创新型企业。Google公司的创新不仅仅是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更是文化和管理的创新。正是因为有了平等互重、创新实干、透明客观、利众、真诚、激情风趣、以人为本等优秀的企业文化,有了全力发现、选拔、重视和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坚定理念,Google才实践出了一条符合网络时代特点的创新之路。
希望Google这种集研发一体、个人自由、平等参与、实时高效、用户优先和使命清晰等特点为一身的创新模式,以及符合互联网时代特点的企业文化和人才理念能够为更多的IT企业所借鉴,希望大家都能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创造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创新的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最适合企业发展需要,也最能满足未来时代要求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美国大学启示录(1)
引言
与我1998年刚回中国时相比,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都已经在基础设施、教学环境、师资力量、办学理念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大学还不能像美国一流大学那样吸引到全世界一流的人才,在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方面与美国一流大学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美国大学以及美国整个教育和科研制度的内在
规律,有必要虚心向美国大学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理念。教育是人才的基础,人才是科技的源泉。只有不断学习并不断改进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我们的人才储备才可以成为科技发展的真正基石,中国的科技实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
为了更好地向学生和老师们介绍美国大学的办学经验,以及美国教育体系与科研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于2004年写出了《美国大学启示录》这篇文章。文章中列举了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的五大理由,同时也谈到了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我认为,美国大学的最大优点在于:教授可以受到最高的尊重,有最好的待遇;国家鼓励并支持大学开展科研工作;有很好的科研转换及教师晋升机制;教师在美国是令人羡慕的行业,等等。文章中论及的内容非常有针对性,同时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文章先后在《科技日报》等媒体发表,为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贡献了一些绵薄之力。因为写了包括本文在内的许多关注大学教育、帮助青年学生的文章,《南方周末·人物周刊》将我评选为2004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给予了我很高的褒奖。当时,组委会给我的评语是:“心系内地大学改革和内地大学生,教他们如何为人处事,教他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今天,美国大学的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向公民提供的一项福利,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优良动力。美国卡内基小组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50%是从它的教育制度获得的。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美国才能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影响深远的杰出学者和强大的知识经济,才能成为科技强国。
然而,美国高教并不完美。美国在过去一百年中有许多措施、政策、制度、思路值得效法,但近20年来也呈现出流弊日滋的景况。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大学对美国发展的重要贡献,探讨美国大学成功的根本要素,以及近二十年来显现出的弊端。《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愿本文对美国大学体制成败得失的分析能对寻求中国教育制度进步的人们提供一种参照。
美国大学成功的五大理由
美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拥有世界50%以上的学术论文、诺贝尔奖得主和专利。美国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学府,它们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负笈美国,一俟学业完成,这些学生很多都留在美国,成为美国支撑其科技强国地位的砥柱。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有85%是美国的大学(据上海交大所做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中有17所美国大学)。美国用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吸引世界各地的最有潜质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再用它强大的企业将这些人才中的大多数留在美国本土。在微软、IBM、苹果等美国高科技企业中充满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拔尖人才。这些异域精英们为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美国大学的成功有五大理由:(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4)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5)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
(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
1862年,美国正着手开发西部,一位有远见的参议员Justin Morrill为了提供落后地区的农工人员受教育的机会,推动实施了《赠地法案》,由政府提供免费土地用以创办新的“赠地大学”。这个法案使每个州分别获得三万英亩土地,《法案》还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变卖,用卖地之资作为学校经费。
美国大学启示录(2)
随着美国的社会财富日益雄厚,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也逐步增加。见到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获得成功,Morrill和其他参议员又推动实施了新的法案,追加了研究经费和新学科教学的经费,以促成研究和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
尽管有了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经费,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和大学仍然落后于欧洲。这时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历史没有让美国人等得太久。二战期间,在美国国家防务
研究委员会主任Vannevar Bush的领导下,有六千名科学家机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响深远的对原子弹、雷达、解密算法、导弹和青霉素的研究)。二战结束, Vannevar Bush调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的报告,阐述他设计的一整套国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 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责任支持、资助这个领域。从1940到1990年,美国的研究经费涨了4000倍。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超过380亿美元。
* 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
* 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学(象麻省理工学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学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美国当局从谏如流,Bush报告中的三点从此为美国现代科研政策定下基调。
《科学——无尽的战线》所力倡的开放式科研和苏联的集中式科研理念上截然不同。国防科技方面,苏联有星有弹,并不比美国逊色。但是苏联的集中式科研与社会隔离,武器做得越先进,社会越穷。最后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恐慌,失去科技强国的地位势所难免。而美国的开放式科研,由大学负责创新,由企业负责产业化,每一项发明都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同时也为大学和产业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推动力。
Bush这些明智的政策使得大学在经费上富可敌国(实行“合同制联邦主义”的初期,麻省理工学院就得到一亿美元的经费),大学里面群英荟萃。从此,不但美国大学后来居上超过欧洲,美国的高科技(航天航空、医学、计算机、操作系统、 网络……)也迅速产业化,创造了无比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和毕业生创业成功后,将他们的知识和财富重新输入大学,形成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伟大进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员。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范。他本人不仅是政府官员,也是有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和卓越的科学家。他在1931年研制成功的“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 Analyzer),是电子计算机的鼻祖。他在1945年写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预测了未来计算机、数据库、数位相机、语音识别、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称他为电脑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曾创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国专利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没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作为运筹帷幄的政府官员,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们,教育、科研和经济的进步不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开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备大师智慧的官员。
美国大学启示录(3)
(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
美国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风格上跟欧洲大不相同。教师和学生在直截了当的氛围中交流思想、学习知识。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美国教师一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丰富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美国的大学中,教师鼓励学生追逐兴趣而不是追逐“热门”,开明的校规也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转系。我刚进大学时想从事法律或政治工作。一年多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对法律没有兴趣,学习成绩也只属中等,但我爱上了计算机。我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就引起了老师、同学的重视。终于,大二的一天,我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已经修得的学分,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藉藉无名的计算机系。若不是开明的校规允许我转系,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在美国的大学,教师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我读书时,曾提出与导师的思路截然不同的技术方案。当时我的导师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他的鼓励最终促使我沿着自己的道路获得了成功。这种因材施教、鼓励创新的教育理念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美国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
美国的高等院校大多拥有一流的师资,可谓大师云集。在美国社会,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待遇。优渥的待遇保证了师资质量,优良的师资带来学生对老师的尊崇,学生的尊崇又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结果是待遇又继续提高,从而形成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
在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一个教授职位常常有上千人同时申请。当一名青年教师,击败了上千名竞争对手,进入斯坦福大学做助理教授后,他只得到一纸为期7年的聘书。7年后他有50%的机会得到“终身职”,得以终身留在学校。但是他也有50%的可能得不到“终身职”,必须放弃成为教授的目标,甚至失业。这样苛刻的条件下一个职位仍有上千人申请,我们可以想象教授在美国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工作。
“终身职”制度有两个目的。第一,确保教授合格。获得“终身职”教授职位极为困难。申请者需要做多项独立科研、在高水平的期刊发表文章、成功地指导博士生,再经过严格的师资评审制度,由同行教授进行客观考评,仔细衡量对科研的实际贡献,加上学生的评语等,然后才能证明其“终身职副教授”的资格。如此高的门槛, 保证了教授的质量,也保证了教授的社会地位。第二、保障思想自由。一旦获得“终身职”,学校不能因为思想偏激或攻击学校、政府而解雇教授,等于提供“终身”保障。
此外,美国高等院校在管理上强调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不鼓励大学办企业、不鼓励教授拿过多的横向项目,以免影响教学质量。大学教授本来就有丰厚的薪酬,还可以每周抽出一天做待遇不菲的“顾问”工作,更可以选择时机留职停薪到社会上创业。所以美国教授没有后顾之忧,也能够公私分明,把在校时间全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
(4)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
19世纪以前,欧洲的大学主要训练的是教士和政治家。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心目中世界是稳定的,并且从根本上讲是已知的,如果说还存在未知的部分,那也一定可以从已知的知识出发推导出来,因为秩序是一以贯之并且无所不在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历史的重演,人们从未设想过这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会存在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教育的目的是传授固定的知识。大学最重要的品质是稳定。
自19世纪以降,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医学革命带给了人们希望,核子武器、恐怖主义、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带给了人们恐惧,两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人类对自身智慧和理性的傲慢……随着伦理、道德、信仰、哲学、科学的深刻变化,人类开始意识到,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这种时代趋势给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复僵硬的知识或真理,而是创新。而大学最重要的品质也不再是守旧的稳定,而是迎着风险追求进步。
美国大学启示录(4)
就在古老的世界因创新而变得年轻的转折关口,美国的大学把握机会,在“进步”的旗帜下,在胸有韬略的教育家领导下,超过了欧洲以“稳定”为要的大学(德国的大学是一个例外)。美国本是一个多元文化大熔炉,美国的大学为了进步敢于创新也愿意模仿。很好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在德国柏林大学这种研究型大学大获成功的启发之下,美国的大学迅速将德国模式融入美国本土教育,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很快青出于蓝,超过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就。另一个例子是MIT最近以一亿美元总经费计划将2000门课程(包括课本、演讲稿、笔记、
习题、答案等)无偿地在网上公开。这不但代表了MIT拥抱网络技术和远程教育的进取心,更显示了它不惧风险,并对蝉联世界工科领导者地位的无比信心。
在处理进步和稳定的关系问题上,美国大学提供了值得效法的范例。且听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的夫子自道:“进步和稳定都重要,但是我深信进步比稳定更重要,因为惟有进步才能带来真正的、长远的稳定。因此,当两者有冲突时,我们应该放弃稳定而追求进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美国奉“在进步中求稳定”的理念为圭臬,终于后来居上地超过欧洲老牌大学,令全世界为之瞩目。这个理念,正是美国大学至关重要的成功秘诀。
(5)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
美国的大学可分五类:
* 私立大学——这类大学是在有理想的成功人士捐赠的基础上建成,归私人所有,由董事会管理。这类大学不以盈利为目的,股东不得获取利润分成,所有收益用于学校发展及提高科研教学水平。
* 公立大学 ——如各州立大学,完全由政府出资,满足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需要,体现了教育资源利用的公平性、正义性和便利性。
* 教会大学——出于宗教目的,由教会拥有,补充社会基本教育条件并服务宗教目的。
* 公立社区大学——提供低学费的两年制学位教育,瞄准那些无法进一流大学的学生。也有的学生为了省钱,先读两年社区大学再转学到公立或私立大学。
* 私立职业大学——以盈利为基本目的,相当于企业或者公司,这类大学一般收费较高、办学水平较低,类似中国现有的许多民办大学。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最优秀的大学中大约有85%都属于上面第一类,即私立大学。这一点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排名2也可以看出:
总体排名(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本科商学院工程 1 哈佛哈佛麻省理工学院 2 普林斯顿斯坦福斯坦福 3 耶鲁宾州大学伯克莱 4 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依利诺斯 5 加州理工西北大学乔治理工 6 杜克哥伦比亚密歇根 7 斯坦福杜克加州理工 8 宾州大学伯克莱普杜 9 Dartmouth 芝加哥德州 10 华盛顿大学 Dartmouth 卡内基梅隆
高科技学科领域领先的学校 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 1 斯坦福卡内基梅隆麻省理工学院 2 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 3 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斯坦福 (注:图中斜体为公立学校,其它为私立学校。)
这些私立大学都是常说的“研究型大学”,它们不但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做一流的研究。尽管公立大学拥有政府的资助,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之间的差距还是越拉越远。私立大学不仅仅是成功的学府,还成为产业的核心:硅谷的崛起归功于斯坦福大学,波士顿周围高科技产业的兴旺则依靠麻省理工学院。
为什么美国能打破过去公立大学一方独霸的局面呢?是什么让私立大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呢?美国的研究型私立大学的成功具备下列四个重要条件:
* 有理想的慈善家:上面表格中的每一所私立大学都是用爱国的慈善家(如Carnegie, Mellon, Stanford, Rockefeller,Harvard)的捐赠创立的。其中Rockefeller除了捐赠多所大学,还提供了研究资金,在政府尚未看到微生物学的潜力时,他一掷千金,支持加州理工学院等学校创设这个重要的学科,令美国抢得学科发展的先机。
美国大学启示录(5)
* 雄厚的私人捐赠基金(endowment):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一流的私立大学培养了大批成功的杰出校友,这些校友又对学校慷慨解囊,帮助学校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基金(endowment)。以哈佛大学为例,它的基金高达一百多亿美元,而且每年都有盈利。用这笔钱,学校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出最高薪挖来最好的教授、无偿地把课程放在网上、建立科学园区……
* 雄才大略的校长和富有特色的大学:这两者相得益彰,密不可分。雄才大略的校长用自主的办学方针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带领学校达到卓越。每个学校都有它的个性,它们不是枯燥的生产线造出来的陈陈相因的货品,也无法用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的线性思维论定坐次。很经典的例子是Daniel Gilman,他作为Johns Hopkins的首任校长,以研究型大学为理想,在短期内创造了奇迹。除此之外,还有雄才大略的校长和计算机系主任把Carnegie Mellon铸造成一个以IT革命为宗旨的学校;加州理工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Noyes, Milikan, Hale把这所原来表现平平的Throop Institute改造成小巧精悍的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邻近哈佛,所以决意发展工科,最终修成正果;西北大学的骄傲则是它世界第一的商学院;伯克莱树立了蜚声世界的自由开放学风……每一所有特色的学校都吸引有特色的人,他们在适合的学校环境里尽情发挥,形成人尽其材,各施所长的局面。
* 灵活高效的运作: 私立大学在成本控制、运作效率、吸引学生及响应社会需求方面,都比公立大学灵活和有效得多。私立大学不受美国政府政策的限制,也不用每年苦等年度经费,因为私立学校的资金来自基金会,得以像私人公司一样灵活地运作。它们能够以更大幅度的高薪来挖研究大师,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它们可以创设新的学科,这种灵活运作的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独到之处,因此私立大学可以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且,更自由的环境也更能吸引人才。一所大学的成败取决于 能否吸引杰出人才,而杰出的人才向往灵活和自由的环境。
美国大学面临的五大弊端(1)
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教育,美国是很好的典范。但是,当我们羡慕美国的成功时,也要看清今天美国大学的弊端。
今天的美国大学有下列五大弊端:(1)“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3)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4)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5)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1)“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
“终身职”制度用较高的门槛来遴选教授是很正确的做法,但是“终身职”也对美国教育产生副作用:得到“终身职”之后,一些教授便高枕无忧,不再努力工作。有些教授高踞其位,其实已半退休,要么就在外创业。这是因为,教授在得到“终身职”后就不再有约束,制度上无法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地担当起对学校和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在企业,无论职位多高,做得不好,依然会被降薪、降级、甚至解雇。相形之下,大学也应参照企业管理的方式,才能确立令人信服的公平竞争。
(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
伯克莱大学教授David Kirp的“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一书批评了美国的大学由于近年政府经费削减而产生的学费暴涨。为了生存,很多学校采用行销手段推销自己。行销本身不是坏事,在学费、经费问题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适当地融入行销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学采取夸大、不实的行销手段,不惜通过投机甚至作假来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学品牌。
此外,很多大学忽视基础学科,因为基础学科拿不到经费。很多大学在雇用校长、副校长时忽略学术和管理能力,而主要看他们的行销能力。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重大隐患。
正当主流大学遭遇经费问题时,一批盈利型大学乘虚而入。这些学校(如Devry University, Phoenix University,Jon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等)以中专水平僭称“大学”名号,竟然门庭若市,很快积累了数十万学生。分析这些学校发迹的门路,不难看出端倪:他们拿不到国际认证,就拿州立或市立认证,照样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它们得不到媒体的好评,就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它们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就降低入学门槛;它们为了提高利润,就以最低的代价,最少量的课,最少的专业教师,通过网络教学……这些盈利型大学利用主流大学的危机大发了一笔横财。Devry大学的控股公司已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市值为15亿美元,总裁每年收入180万美元。然而,看到大学文凭贬值,教育沦为商人掠夺纳税人尤其是贫苦学生的摇钱树,人们不禁要质问: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价几何?
(3)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
为 了提高各个院系争取经费的积极性,很多美国大学降低学校“提成”,缩减校方的权力,而把权力下放给院系。这造成了冷门院系经费捉襟见肘,热门院系却财源滚滚的局面。例如,伯克莱大学为了大笔研究经费,开始做不开放的研究。南加州大学推行“资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学院自负财务盈亏,导致课程变质,院际公共设施的经营品质下降。Virginia的商学院不满校方“提成”太多,干脆自立山头,设法脱离母校。流风所及,大学的各个院系几成盈利性公司。
此外,院系独立还导致校长大权旁落。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像过去哈佛的Eliot校长、Johns Hopkins的Gilman校长,芝加哥大学的Harper校长那样的集社会理想与胆识气魄于一身的教育家。
(4)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
另一本题为“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书,作者是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随着大学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者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又只好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
美国大学面临的五大弊端(2)
很多美国名校的学生都认为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尤其是本科生。
(5)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上述四点弊端,倘若出现在50年前或100年前的美国,很可能会被某个慈善家或教育家通
过开创或改造一所大学而得到改进。但在今天,这样的变革契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 “一流私立大学”的市场已被垄断。
这种垄断除了靠私立大学的品牌、师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镇山之宝,那就是它们的基金(endowment)。 哈佛、斯坦福等大学都有超过百亿美元的基金。仅仅这个基金的利息就已经超过很多学校多年的经费。只用利息,学校就可以雇最好的教师、补足不够的经费或者进行扩张。实际上,它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动这笔“老本”,这些私立大学凭他们的品牌和实力就能拿到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基金只会年复一年像雪球般越滚越 大。
二流学校根本不可能与这些垄断市场的一流学府竞争,也不再会有慈善家敢于拿钱来和他们竞争(谁愿意投资几百亿,并且惨淡经营几十年后也只能达到“准一流”的档次?何况名校出身的慈善家对自己的母校都很忠诚)。因此,Johns Hopkins、芝加哥、斯坦福挑战哈佛的历史将不会重演。由理想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共襄盛举缔造历史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一流大学的作风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很难出现任何改革。
寄语中国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大学的利弊得失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就中国的发展目标而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这个目标有多困难,这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面对这个任重道远的目标,有人夸下海口,声称2020年应可达到;也有人冷言相讥,斥为比超英赶美还不现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但是绝对可以达到的伟大而实用的
目标。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深信任何伟大而实用的目标都不该靠闭门造车,而应在实际问题的考验之下,在吸取他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寻求发展。
目前,中国的大学在师资、体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离世界一流学府有相当大的距离。若想步入一流,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看来,我认为中国必须本着“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革新大学管理系统,改变教学方式,并重研究和教学,推进产学研结合,避免过分产业化,打击由教育获暴利的行为,鼓励有特色的大学良性竞争,并且鼓励创办一流私立大学。如果这些措施果真能够见纳,想来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大学生活琐忆(1)
引言
这篇短文是应《大学生》杂志编辑王肇辉的请求而写的。
最初,我只想写一些有关自己、有关大学生活的趣事,以便在9月份学生开学时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但文章写成后,我发现其中不但谈到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大学往事,也谈到了一
些可供当代大学生们思考和借鉴的经验甚至是教训。例如,沉迷于游戏对于学业是如何危险,为什么发现并追逐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大学中的社交活动以及由此建立的友谊为什么如此重要,大学期间为什么容易与朋友建立终身友谊,如何在打工中学习,等等等等。这些经验不但使我自己在走出大学校园后仍能长期从中受益,我想,即便对今天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它们也是非常宝贵的。
破灭的哈佛、法律、数学梦
上大学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哈佛人。我有这样一个梦想,一是因为那个笼罩着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1979年的四月,一封拒信打破我的这个梦想。至于原因,我估计是因为我的SAT英语成绩太差了,只有550分(如果当时有新东方,可能就不是这个结局了)。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身条件有不足,不能保证一定能上哪所大学,所以我一共申请了12所学校,这样,我觉得才能把主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想当时,我的老师们可能都快恨死我了,因为申请大学的材料中需要老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而对我,他们要一下子写那么多份(当时没有电脑,每封推荐信都需要老师亲手写成)。
最后,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法律系和数学系也很有名。哥大给学生很大的发展空间,允许学生学习的课程范围很广。我在大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difference最大,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
再来说说我的哥大法律梦。当时,我主要学的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政治科学”的课后,我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来上课,十分苦恼。其中一门课实在太枯燥,我基本上每堂课都在睡觉,惟一的选择只是在教室里睡还是在宿舍里睡。睡到学期过半后,我的平均成绩勉强够得一个C,我赶在限期的前一天把这门课退掉,才避免了因为平均分不到3.0导致助学金被取消的灾难。
我向家人提起学习法律的苦闷时,他们都鼓励我转系。姐姐说:“你不是高中时就把大二的数学读完了,还得了全州数学冠军吗,怎么不转数学系?”但是,这又让我碰到了我的第二个苦恼。进入大学后,学校就安排我加入了一个 “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而当我遇到了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时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并不怎么样。这么一来,我就越来越落后,到今天我对这门课还是“半懂不懂”(这又是一个“沉默不是金”的证明)。当我上完这门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既不是一个数学天才,也不会为了它的“美”而痴迷,因为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理解数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