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领导批示
001、来自市委中枢的警讯
我从不相信数字能预示吉凶祸福，这是我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一个年仅36岁、行政级别相当厅局级的党员领导干部、掌管30多亿资产的三家中央大型企业一把手，事业正如日中天，从小被灌输的无神论思想深入骨髓，怎会相信那些市井中的迷信之言。
在身陷冤狱1000多个日日夜夜，生死之间走了一个来回之后，不由我时常想起国人忌讳的“4—死”、“8—发”之类的数字预言，经常出现在每个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人们在遇到巨大灾变的时候，一些无神论解释不了的东西，往往能从玄学中找到答案。
2001年2月14日，对我来说确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日子。后来差点“要死”的厄运，就是从这天开始。
这天下午快下班时间，刘舒宁给我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神秘地对我说：“明达兄，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漫不经心地笑着回答：“这几年搞国有企业改革，得罪的人多了。你怎会关心起这事来了？”
他说：“你放下手头所有的事，赶到明珠宾馆来，我在咖啡厅等你。我晚上还有一个活动，半小时后不见，我就走人，到时别怪我。”
刘舒宁是*临江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6年前我在北京担任国家贸易部部长秘书时开始认识，逢年过节俩人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我于1997年1月，从北京调任总部位于临江市的中国华贸东南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后，同在一所城市工作，又意气相投，俩人联系更加密切。
这位在官场混了十几年的处长，精明中透着稳重，我与他相识6年，从未见他如此严肃——尽管他电话中一副轻松的样子，但明显透着一种神秘的沉重语气。别看他行政级别不高，但临江作为中国当年三大中央直辖市之一，而且一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在这样一个对全国政治与经济举足轻重的特大城市中枢要害部门工作，本身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与业务素质，绝对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混到这个职位的。
放了电话，我司机也未叫，立即下楼开车直奔明珠宾馆。
正是下班的交通高峰时间。临江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尽管城市管理水平在中国首屈一指，城市道路每年都在拓宽和延伸，但仍远远赶不上汽车增长的速度。4年前，我刚从北京调到这里时，习惯在北京笔直宽敞的大街上开车左冲右突、见缝插针的我，很长时间才适应这里蜗牛似的开车速度。这一次，我真的有些急了。
快到明珠宾馆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我塞上耳机，刘舒宁略带紧张而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开着一辆尾号为0016的白牌军车停在门口路边，你不用下车，开车跟着我走。”
我说：“好吧。”
刘舒宁如此郑重其事，我越发有点焦急、紧张起来。
电话接完，拐过一个路口，远远看到明珠宾馆大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辆停在路边的白牌奥迪军车。我闪了闪车子的大灯，又把手伸出窗外摇了摇。刘舒宁发动车子，我一路跟去。我心里有些好笑，感觉似乎自己变成了特工。
一路上，我脑子都在飞快的转动。刘舒宁做事素来谨慎，定是听到了一些对我极为不利的消息。对我来说，从决定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那一天起，针对我的匿名举报就没有断过，4年来上级纪委派人查了6次，公安上门查了两次。我一向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歪，查了这么多次我已经有些麻木了，没有感觉到这一次有什么不同，但似乎又隐隐有些不安。
十分钟后，两车一先一后停在临江九万人体育馆空旷的停车场内。我停好车，注意到刘舒宁的车子并未熄火，也没有象往常那样下车热情寒暄，于是向他的车子走去。我与他虽没有上下级关系，但因为我级别比他高，又在中央机关工作，舒宁一向恪守官场规矩，对我礼节周全的。此时他的反常行为，再次让我感受到非比寻常的压力。我拉开他的车门坐了进去。
未等我坐稳，刘舒宁对我说：“程总，我一向知道您麻烦不断，这次可能真的大麻烦来了，好象不是一般职工的匿名告状那样简单了。你先看看这个。”他递给我一个印有“*临江市委办公厅”字样的大牛皮信袋。
我抽出信袋中的文件，看见一份滨海日报编发的《情况反映》内参，上面赫然印着一篇《华贸东南公司总经理程明达借改革之名卷走国有资产2亿元》文章。随手一翻，这篇文章的篇幅居然占到这期内参的约四分之一版面，作者署名为本报记者张峰。让我心惊肉跳的是，内参首页空白处临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浩然的一段批示：“感谢临江日报记者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重要情况。这是一起国有企业改制不规范的典型案件。转市检察院严肃查处。不管涉及到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马浩然。2月14日。”
我是第一次看到马浩然的亲笔批示，顿时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脑门。马浩然是中央候补委员，统管临江市公、检、法、司、安力量，加之其本人与中央最高领导层长期共事的特殊关系，在临江只要跺跺脚绝对会天摇地动！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02、锁定幕后黑手
强忍着心中的悲愤和恐惧，我快速浏览了一下文中的主要指控。这是一篇精心编造的举报材料，长达2万余字，反映的主要违法犯罪“事实”，包括：借改革和中央企业下放地方之机，非法转移国有资产1亿8千万元；挪用公款1000余万元；贪污70多万元；受贿100多万元；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3000多万元；签订合同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有企业损失960多万元；设立小金库向上级领导行贿30多万元。这些指控有时间、主要事实和相关证明人等，表面看来材料相当扎实，不由人不信。还有一些举报线索，如诈骗银行贷款、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为亲友谋利益等，虽然不够具体，也写得有板有眼。
我知道这篇对我指控的长文，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和移花接木的谎言，集以前对我的各种匿名举报之大成，没有任何新的内容。
我知道记者是假的，内容也是假的。但我知道这次绝对无法避免司法机关的一次严格审查。因为内参是真的，领导批示也是真的，而且是市委主管政法领导严厉而明确做了定性的批示！
以我曾经担任国家贸易部领导秘书的经历，当然知道这份领导批示的非同寻常。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官员，会对一个待查的案件作出这样的批示。直觉告诉我，举报人与马书记一定有过某种形式的沟通。我不认识马书记其人，据说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一定是受到了举报人的误导，认定我是一个有着某种背景、十恶不赦的巨贪，这才写下如此严厉而明确定性的批示。
我的这个直觉，一个多月后就从我与这篇内参文章的始作俑者孙明海的交谈中得到了证实，这是后话。
我匆匆浏览完内参全文，把材料袋递还给他，痛苦又无助地盯着舒宁的眼睛说：“里面全是胡扯！你相信吗？”
舒宁说：“我要相信这些鬼话，就不会来告诉你。这几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问题是，现在如何去面对？”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认识这个张峰的记者吗？他是怎么搞到这些材料的。”
我说：“我可以肯定这是孙明海他们搞的。我没听说过张峰这个人。材料肯定是孙明海那帮人整的，张峰只是他的朋友，借用他的记者身份而已。”
“我已经猜到是老孙捣鬼，才来告诉你一声。东南公司下放手续办了吗？”舒宁问。
我说：“两周前办了国资登记变更，3天前工商变更刚刚办完，当天下午就办了印章等所有交接手续。”
“时间安排得这么凑巧，看来人家早就精心策划好了。我知道前一阵子，你们为先办登记变更还是先交印章闹过别扭，怎么说也不致于把你往大牢里送。你不是把一个10亿资产的公司白白送他了吗，他应该感激你才对呀。你们不是认识二、三年了吗，这么快朋友就成了仇敌。”舒宁说。
我解释道：“我与孙明海还真没有深交。这次因为上级要求东南公司迅速下放，我们领导班子多次商量，实在找不到接收单位，我就想到了孙明海妻子是市国资委副主任这层关系。我选择把东南公司下放给他，压根就没有指望他对我感激。一是因为公司本来就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二来批文经国家有关部门层层审批，能顺利办成下放，孙明海和他妻子起了很大作用。他这次告我，不光是误以为我在东南公司下放前，卷走了一、二个亿，而是盯上了我们新成立的东南贸易集团，想把这个新的集团公司一起抓到手。”
刘舒宁说：“这事麻烦大了。孙明海在临江官场混了几十年，市委和检察院有不少朋友，听说中央也有人，你还是想办法跟他妥协吧。”
我苦笑道：“你叫我怎么妥协。他们想搞掉我，进而取而代之，胃口大到我无法接收。临江号称中国法制环境最好的省市，不信少数人可以一手遮天，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吗。”
刘舒宁以少有的严厉口吻对我说：“你我是多年的朋友，我知道你的性格，但强龙难斗地头蛇。现在人家既是强龙又是地头蛇，你怎么斗得过人家。记着企业是国家的，不是你自己的。他提什么条件你都答应，大不了你回北京到一个新单位任职。如果你抓进去一个月，即使没事能出来，不仅原有的一切化为乌有，而且会落得身败名裂。大丈夫能屈能伸，千万不要意气行事。”
我说：“国家机器真是太可怕了。谢谢你给这个忠告。我尽快找孙明海谈一次，摸清楚他的想法再说吧。”
在我拉开车门下车的时候，刘舒宁对我说：“检察院很快就会对你展开调查的。以后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联络了，官身不由己。你自己要小心。”
我说：“谢谢你。你放心，今天见面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与刘舒宁分手后，我驱车回到公司。我心里虽然有些紧张不安，但并没有惊惶失措，相反，每遇大事我头脑格外冷静。这次因为马书记的批示，事态变得十分严重，但毕竟我没有被人举报的那些犯罪事实，自认经得起任何严格的审查，所以心中相当坦然。何况我有前两次被人无端举报接待公安人员的经验，不是第一次应付这样的局面。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03、匿名信满天飞
回忆到临江这几年的工作，我真是百感交集。当初怀着一种强烈的事业责任感，驱使我满腔热血、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企业改组、改制的工作中，试图在最短时间内，使我接手时已经奄奄一息的企业迅速脱胎换骨、起死回生。
1997年1月，我从国家贸易部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职位上，调任部属企业，总部位于临江市的中国华贸东南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一年后的1998年3月，我接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厅局级）。接手时的华贸东南公司已是资不抵债。1998年6月，通过一番紧锣密鼓的重组改制，将华贸东南公司主要业务与优良资产剥离，同时吸引到两家民营企业入股，组建了新的中国东南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东南贸易集团），任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裁，企业很快扭亏为盈，当年就实现利税8600万元。过了一年，上级任命我兼任另一家中央直属企业中国贸易投资公司总裁，于是我主动辞去东南贸易集团总裁职务，推荐副总裁曹志雄接任，但公司重大决策还是由我最后拍板。
1999年初，中央决定各中央直属企业与所在部门脱钩，原国家贸易部全部直属企业统一划拨到副部级的中国贸易集团公司（简称中国贸易集团），而庞大的中国贸易集团直属现在的国务院国资委前身——中央企业工委领导；同时，将部分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中央企业或关停，或下放地方管理。经中国贸易集团领导与我共同研究后，决定将主要业务与优质资产被我全部剥离后的中国华贸东南公司，列入下放地方管理之列。
这个决定，为我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虽然我与中国贸易集团的领导当时预想到职工的反弹，预示着新一轮举报我的匿名信雪片似的飞往中纪委、中央企业工委和中国贸易集团，但万万没有料想到我会很快面对牢狱之灾的巨大悲剧，不仅直接导致我的灭顶之灾，而且间接地对中国贸易集团领导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冲击。
经过一年多层层审批，2001年2月11日，中国华贸东南公司终于完成下放临江市管理的最后交接手续。此前一个月，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我已经辞去了该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由接收单位临江信达投资公司任命该公司总经理孙明海，接替我兼任华贸东南公司总经理。前几天，双方刚刚办完了所有交接手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交接时对方来了一位自称“张律师”的中年人，整个交接过程中恶狠狠地紧盯着我。为化解当时的尴尬，我甚至主动上前跟他打了一个招呼，当时他的反应充满了敌意。现在我怀疑那个交接时一言不发的“张律师”，说不定就是临江日报的内参记者张峰了。
我不是第一次被人举报。事实上，在我到临江公司工作的这几年中，匿名告状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前两年更是雪片般飞向各有关部门。
改制前的华贸东南公司，有1000多名职工，大部分来自转业军人和党政机关的领导亲属，公司领导由国家贸易部直接管理和任命。计划经济时代，公司掌握东南6省钢材、汽车等国家垄断物资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每年坐进上亿元“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巨额利润。价格双轨制逐步取消，国家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后，又通过中央企业的权力后台，进入房地产开发、出租汽车、证券投资等暴利垄断行业。因此，长期以来，华贸东南公司职工不仅有着中央单位的金字招牌，社会地位高，而且收入高、福利好，自然个个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在吃了近10年老本之后，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商业竞争环境日益加剧，华贸东南公司这种只会玩玩政治权力游戏，对市场经营一窍不通的官商，开始快速走向没落。特别是眼看着周围的国有企业一个个走向关门破产的命运，手中握有巨大权力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开始疯狂地内外勾结，吃里扒外。公司原总经理李惟康，未经上级领导授权，未经公司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一个月内与三个据说是其刚刚认识不久的商人签订了三份合作经营协议，分别各投入现金2500万元、1000万元和3000万元，结果这三起“合作经营”半年不到，合营公司没有任何经营记录全部关门破产，对方人都消失得无踪无影。部分正直职工因此不断向上级匿名举报，总经理几乎一年一换甚至半年一换，由此形成华贸东南公司职工告状的传统，后来发展到鱼目混珠，好人告坏人少，坏人告好人多。北京部里的许多干部，只要人事司征求到华贸东南公司任职的意见，个个摇头拒绝。
正是领导上左右为难的时候，我看准了这个富有挑战性的机会，主动请缨到华贸东南公司任职。
我深知，在一个被计划经济宠坏的企业中，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是如此之难，每走一步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怀着一股不信邪的倔强心理，手持上级领导的尚方宝剑到任的。1998年3月，我由常务副总升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后，大刀阔斧地厉行全面改革与整顿，其中一些措施直接触及到大批中高级管理人员的核心利益：
一是对造成企业直接损失100万元以上的22名中高层干部，一律按组织程序免职，或重新安排工作，或直接下岗回家，其中涉及科级干部10人，处级干部11人，副局级干部1人。现在想来，这些人混到当时的职位，背后不知道牵涉到多少更高职务的领导，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二是将长期请事假、泡病假，平时在外兼职，月底到公司领一份工资的40多名职工，经人事部门反复劝告后，一律按长期旷工予以辞退。这些人普遍都是前些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已经自己开了公司的业务骨干，丢了公司的金字招牌和一份额外的工资收入后自然对我恨之入骨。
三是协助上级纪委，收回原领导班子多占的面积1500多平方米、价值1000多万元的住房。按今天临江市的市场价格，这些市中心最好地段的房子，价值远远超过5000万元了！让这些人把已经到手的巨大利益吐回来，无疑使我成为这些人的仇敌。
四是协助检察机关，查处了公司原总经理李惟康和一名中层干部滥用职权与贪污受贿的案件，使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法律制裁。李惟康的一帮小兄弟明里拿我没办法，暗地里必定千方百计搜寻我“违法犯罪”的资料，择机报一箭之仇。
我严厉而又大刀阔斧的整顿，虽然迅速扭转了公司人心涣散的局面，但同时损害了太多人的切身利益，直接造就了一批强硬的反对派。至于推行改革中的观念冲突，比如改变国有职工身份，干部全部改为合同制职工等，同样引发部分观念保守的干部职工的义愤。
上述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一年多来针对我的匿名信雪片似地飞往中纪委、中央企业工委、国家贸易部和中国贸易集团，以及临江市纪委和公检法机关。为此，我坦然地接受过多次组织上的调查。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04、世上没有后悔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