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回京汇报
在我做了一番自查自纠、坚壁清野的工作后，2001年3月初的某一天，我怀着内疚的心情把近来检察院的动作，打电话向中国贸易集团唐总做了汇报和检讨，我特别提到可能有人借题发挥，给他和集团公司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唐总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回来一趟吧”，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乘当晚临江到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到北京。中国贸易集团分管财务和东南片区的副总裁石伟良亲自到首都国际机场来接我，一见面就热情地说：“明达，你辛苦了。”
我记起从小金库支付过集团两笔管理费的事，来不及客气，立即小声问：“我们上交的那11万元管理费的事，你查过没有？”
石总豪爽地说：“这事耀成同志知道，你就别管了。”
石总以“耀成同志”称呼部长，是一种十分正式、亲切的官场称呼。中国官场中，不带姓氏，以名字加同志的称呼，上级用于下级表示亲切、平易近人；用于平辈之间，表示对被称呼者的尊重，同时表明双方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用于下级对直接上级的称呼，则不仅反衬领导平易近人，同时表明自己与领导关系密切；但若交流双方职务相差很大，下级对高层领导以此称呼，则显得托大而不伦不类，必须称呼对方官衔才得体。
石总既然说部长已经知道此事，我就不便再多问。一番客气过后，我俩先后上车。
石总这么一句豪气干云的话，打消了我对补写的6万元支付凭条的最后一丝疑虑，当然也失去了最后一个补救的机会！
石伟良是中国贸易集团分管财务的第一副总裁，此前担任国家贸易部财务司司长，年龄比我大、职务比我高，论私交却不如我跟部长那么亲密。象石总职务这么高的领导，很少亲自到机场接人，尤其我还是他的部下，一方面可见唐总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我在集团地位比较特殊，深得领导的器重。
唐总今年才49岁，在省部级干部中属于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干部，随时准备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一旦部长进一步升迁，石伟良是强有力的集团董事长竞争人选。唐总多次明确让我跟石总多接触，似乎在帮助我进一步密切与集团领导的关系，为今后开展工作和继续进步打下基础。尽管我到东南公司后，给部长增加了很多麻烦，多次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但毕竟我属于他一手提拔的干部，属于官场所说的“自己人”之列。
汽车飞驰在返城的机场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是部长的专职司机老赵，过去我担任部长秘书时，他属于我管理的部下，保密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和石总在车上就聊了起来。
“唐总身体怎样？”
“很好。他让我来接你，安排你今晚住长城大酒店，离集团只10分钟路程，明天上午8点半他在办公室等你。”
“记得这是我第6次为告状的事回京了，给集团、给您和唐总添了很多麻烦，真是对不起。”
“都是为了工作，客气话就不用讲了。小张最近怎样，工作落实了没有？”
“她很好，工作正在找，我没有管她。”其实妻子张晓茜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我不想跟他多扯私人问题。
“小张不容易，嫁了你这个工作狂。”
“年轻时不努力多做点事情，老了会后悔的。”这的确是我的心里话，也反映了当时我的狂妄心态。
我妻子张晓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原来在国家贸易部一家直属企业工作，在我调任华贸东南公司两年多后，她所在的公司破产关闭，一年前带着儿子来临江与我团聚，所以我每次回京就直接住酒店。
第二天上午，我提前到了唐部长的办公室。部长进来后，关心地问我最近身体怎样，胃病好了些没有，脸色温和、亲切。与我担心的相反，没有象前几次因为群众匿名信把我叫回北京那样，见面就一顿声色俱厉的教训。
我给他泡了一杯茶，坐下来汇报说：
“这次情况与前两次公安查案不一样。前两次公安是根据群众举报，直接找我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范围有限、目标明确，而且公安着便衣进公司，没有在外面造成任何影响。这次不同，一是市委马书记有严厉而明确定性的批示，二是孙明海到处托关系在背后使劲整我，三是李惟康亲属和一帮被我处分过的干部跟着起哄、提供“炮弹”。现在临江市检察院根据内参提供的线索，已经在外围展开全面调查，声势造得很大。我担心会影响到集团和您的形象。”
“你跟我说实话，自己是否真的经得起检查？”部长微笑着说。
“绝对没问题。我要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法律规定贪污、受贿的立案起点是5000元，实际上临江内部掌握的立案标准是2万元以上，无论多么严格的审查，他们都找不出财务上哪怕5000元的问题。若我真有任何的贪污、受贿，那是自作自受，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
“我最担心的你自身是否过硬。如果有任何问题，你趁早跟我讲清楚，一起想办法。”部长盯了我一眼，表情既关心又严厉。
“绝对没问题。”我再次表态。
“你跟孙明海谈过没有？”
“谈过，他让我打600万元给他。”
“你立即给他呀。”
“这明显是一种讹诈。现在这个情况，我担心给他600万不但不起好作用，反而会让检察院认为我自身不干净，所以才接受孙明海的胁迫。”
唐部长沉思了一下，说：“你讲得也有道理。只要你自身做得正，没把柄落在人手里，就不用怕。我让你回来，主要是让你回京休息一下，放松放松。你休息两天就回去，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石伟良分管你那块，等会你把情况跟他说说。”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16、办案人员进驻公司
作为他信任的部下，我们又随意谈了一会中国贸易集团人事和经营方面的事。部长高兴地说到最近几起招商引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方面的进展情况；也气愤地谈到改革中由于干部、职工思想观念跟不上，或者是触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几家企业出现了主要领导撂挑子不配合、职工上访等问题。
谈到一些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时，部长深有感触地说：“你在华贸东南公司、东南贸易集团搞的改革，在整个中国贸易集团中是先行一步，当时匿名信很多，集团内部是有看法的。现在改革在其他企业一推开，告状信一点也不少。集团内部主要干部对你当初的处境开始有些理解了。不过你由于跟我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
当部长说到集团对我当初的处境开始有些理解时，我心中猛然泛起一种长期遭受委屈，忽然之间被领导理解的感激、心酸之情。这种感情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只有象我这样曾经因匿名信太多，被上级几次叫回北京做澄清、解释工作，同时受到部长、石总严厉批评，受到集团人事部总经理冷嘲热讽，并经历过6次纪委、两次公安检查的人，才有切身体会。
告辞部长出来，我找石总做了简单汇报。石总没有任何指示，只是问我准备休息几天，要不要集团派个车子给我使用。我说，既然回来一趟，我准备下午去我兼任总经理的中国贸易投资公司，跟大家见个面、处理些日常工作，晚上我就回临江，非常时期我不在临江坐镇，恐怕更加人心不稳。石总讲，这样也好，有什么情况及时沟通，这阵子你主要留在临江，北京投资公司的工作，集团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我搭乘最后一趟航班，匆匆赶回临江。
北京此行的唯一收获，是让部长、石总对事情的严重性有所了解，并使他们相信我经得起司法机关的审查，以免他们为我担忧，同时顺便落实了11万元小金库的资金去向问题。
这次回京汇报，与唐部长聊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有几次我想开口请他出面找有关领导打个招呼，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十分清楚，有了马书记的那个批示，司法机关一旦动手，除非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并有中央有关领导干预，谁都不敢说情，说也没用。当然如果能摆平具体办案单位的领导，不用高层领导出面，往往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事更是理直气壮，可惜临江是一个“大码头”，我们恰恰缺少这方面的过硬私人关系。我想反正自己没事，相信司法机关不会乱来。
返回临江后，我每天照常上班。临江市检察院开展外围调查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不断反映。此时，公司一些职工也知道了孙明海告状、检察机关对我展开调查的事，私下开始议论。我决定取消一切外出活动，每天在公司出现，以期安定人心。
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已经记不清楚具体日期，曹志雄一脸庄重地找我，说有两名临江市检察院二分院反贪局的人来找他，还坐在他办公室等待回话。
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半小时前这两人到办公室找他，告之有人举报公司经营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希望公司配合调查。具体提了几点要求，一是以公司名义聘请临江市正大会计事务所（即原司法审计事务所），按检察机关工作要求，对公司财务做审计，费用由公司支付；二是请公司腾空两间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给检察院办案人员和会计事务所审计人员使用；三是如实、完整地提供全部财务账册，供审计人员或办案人员调阅。他推说这要请示董事长决定。两名检察院的人说，检察机关依法办案，任何单位都要配合，这事不要请示你们董事长，你总裁就可以定。曹志雄坚持说，公司有制度，这事他做不了主，只有董事长才能定。两人说，你们董事长现在就在办公室，我们坐在这里等，你去请示吧。
曹志雄一口气讲完，略带紧张地问：“程董，你看要不要我去跟他们说找不到你？”
“这有什么用。我倒希望他们早点结束调查。不过，检察机关办案，怎么由我们出经费，这不是影响公正吗？！”
“估计就10万元左右，不用跟他们计较了吧。”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这次孙明海这样搞，我名誉受伤害，公司经营受影响，还让我们自己掏钱，把我当成了什么人。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强硬地坚持道。
“要不先答应其他事，费用的事再说。”志雄息事宁人地说。
“好吧。他们回避我，我就不见了。这段时间你多费心。”
“你放心。我这就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们。”曹志雄说完，转向走去。
检察院让我们拿审计费来挑我们自己的毛病，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意识到即使在临江这个号称法制环境非常规范的大都市，司法机关办案似乎并不象宣传的那样正规，更担心孙明海从中捣鬼，越发气愤和担忧起来。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17、热情的高干子弟
曹志雄出去半小时不到，重新返回到我办公室，跟我说：“我已经把检察院的人送走了。我们是不是找林飞鹏来商量一下？上次你说等案子交到临江市检察院后，请他帮忙活动活动的。”
我愣了一下，说：“上次你好象是说，你自己认识临江市检察院反贪局一位处长的。”
曹志雄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是认识这个人，还是林飞鹏引荐的，就一起吃过一次饭，我不是很熟。”
“林飞鹏有这个关系，摸摸情况也好。孙明海到处找人，如果有人为我们说句公道话，防范一下，让办案人员秉公办事，我就放心了。”
“我约他晚上一起吃饭。这就给他打电话。”
曹志雄说完，当场打电话联系，告诉林飞鹏，说晚上我请他吃饭。林飞鹏高兴地答应了。
前面我介绍过，这位林先生是高干子弟，能从北京拿到一些进口配额，他自己开了一家私人公司，利用我们公司名义申请配额，利润7：3分成，他得大头、我们得小头，平时跟我很少接触，属于曹志雄的私人关系。
接着我们聊了聊公司最近的经营情况，转眼到了下班时间。曹志雄说：“程董，今天出了这个烦心事，你就不要自己开车了，由张杰给你开车吧。”
“不用，还是我自己开。我从来不让他晚上加班的，他现在正是谈恋爱的年龄，我可不想坏年轻人的好事。”
“不行，今天特殊。”说完，不管我反对，就到外间办公室跟张杰说了。
晚饭安排在一家有名的粤菜馆吃饭。林飞鹏带了两个漂亮女孩站在门口，看来先到了一会。
林飞鹏一见我下车，过来握着我的手说：“程董，我多次提出请你吃饭，志雄总是说你太忙，今天总算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说：“今天是我找你有事，我请客。”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怎么也得给我这个机会。”
“行，听你的。”
在一名服务小姐的引导下，我们边说边向预定好的包间走去。随林飞鹏一起来的两位小姐跟在我们后面，刚进包间，林飞鹏就大大咧咧地介绍：“这位是我小老婆，姓刘，刘丽平；这位是她的好朋友，姓文。文小姐等会您自己向程董自我介绍。”
我说：“幸会两位漂亮小姐。”心中却暗暗叫苦，盘算着吃完饭怎么把林飞鹏两位女友支走。
林飞鹏叫了一桌生猛海鲜，最贵的是每人一份红烧大排翅、一只很大的鲍鱼，另外给两位每人要了一份燕窝。因有两位小姐在场，吃饭时正事没谈，谈的尽是风花雪月。两位小姐不时插话，增添了不少气氛。结账时林飞鹏抢着买单，这一顿估计花了5000多元。
待林飞鹏买完单，我正准备开口跟林飞鹏说明今天碰头的用意，林飞鹏主动对两位女友说：“我跟程董谈点事，你们自己打车先回去等我。”
我说：“不好意思。”
两位女孩道：“没关系的。”
两位女孩一转身，林飞鹏嘻皮笑脸对我说：“程董，小文这女孩怎样？”
我随和说道：“很漂亮呀。”
“小文在电影学院学表演专业。我把她电话告诉您，您有空自己联系她吧。”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苦笑着说：“你看我现在有这样的心情么？！”
“多大的事情呀，很快就过去的。”林飞鹏满不在乎地说。
我估计林飞鹏一开始以为只是出来玩玩，否则不会带女孩过来。刚才他上厕所的时候，曹志雄跟了去，定是趁机跟他强调了我们今晚聚会的主要目的。
看着两位女孩上车后，曹志雄道：“我们另外找个地方喝茶。”
我说：“还是回公司吧，既安静又安全，外面人多耳杂，还是小心一点好。”
我们一行开车回到公司。进到办公室后，林飞鹏抢着动手给每人泡了一杯茶。我心想，这样的高干子弟真是难得，天生的经商材料。
大家坐下后，林飞鹏就问：“程董，您搞得这么慎重，到底什么事？”
“孙明海告状的事，志雄没跟你说过？”
“前几天他提了一下，不是说没有问题吗？”林飞鹏大大咧咧地说。
“我自己绝对没问题。但由于孙明海四处活动，检察院来势汹汹。办案人员乱来总是有麻烦，拖下去对公司也有影响。找你来就是商量一下，看怎么能与检察院沟通沟通，希望他们能秉公办事，尽快结案。”我说。
“我知道你认识临江市检察院一些领导，所以就跟程董说了，这事你一定要卖力。”志雄强调说。
“让老爷子出面，找市里领导说说不就行了。”林飞鹏轻松地说。
“这事不能跟你爸说。”我断然道。我心里清楚，这个时候越是高层领导越不起作用，何况临江马书记本身就是通天的人物。“要是你认识临江市检察院里的人，看能不能把我和公司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对方方便时我出面碰个头，只求他们秉公办案。”
“行。这事包在我身上。”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18、天真的愿望
第二天，5名会计事务所人员进驻公司开始查账。我吩咐公司办公室主任周小梅、财务部经理金伟良全力配合，并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曹总和我。
上午，我召开公司总部中层以上干部开会，简单通报了检察机关派人进公司查账的来龙去脉，着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不传谣，不信谣，保持工作稳定，要相信事实，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机关秉公办案；二是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工作，办案人员问什么答什么，不得有任何隐瞒欺骗。
会后，我把党委、董事会、经营班子全体成员留下，吩咐他们按各自的分工职责，组织自查自纠，查出任何经营上不规范的问题，立即报我并予以纠正。我特别提醒大家，不得以领导曾经批准同意为由，隐瞒任何问题。
这天中午，林飞鹏给我来电话，说他正约了市检察院一位朋友吃饭，下午直接到公司找我汇报。我说了一番表示感谢的话。可是直到下班时间，林飞鹏没有再来电话，我考虑定有原因，没有去电催寻。
我取消晚上本已定下的应酬活动，在办公室随意翻阅着一大堆新华社内参。张杰两次推门进来，问是否替我到公司附近餐馆买份盒饭，我说不用，并让他自己回家去，不用在办公室陪我。到了7点钟，张杰仍坚持不走，我不想麻烦他，便开车回家。
到家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刚刚结束。妻子张晓茜正在辅导儿子做功课，见我回家，不冷不热地说：“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回家了。”
我没有理她，放下手提包，就到厨房找点东西随便吃了。
这几年我与妻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基本上都是为家庭经济上的事吵架。我是大男子主义者，花钱大手大脚，妻子性格很要强，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结果可想而知。
我到临江工作后，双方两地分居差不多两年，一年前重新团聚，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糟，原因是我经常不能在11点钟前回家，一回家倒头就睡。妻子对此极为不满，双方经常吵架，这样过了半年，大约吵累了、死心了，妻子后来干脆对我不闻不问，好象家里没有我这个人。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一个女人的正常心理和生理需求，认为妻子不通情理，对她的态度越发冷淡。这直接导致了我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当然这是后话。
晚上快11点钟的时候，我手机响了，一接通就听林飞鹏兴奋地说：“我一天都在忙着，找到很多人打听，总算找到了人，大家谈得很好。电话里不便多说，明天上午我到你办公室详谈，你就放心好了。”
我说：“太好了。谢谢你。”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到公司上班，焦急地等待林飞鹏带来他打听到的消息。
到上午10点钟时候，林飞鹏满面春风地出现在我办公室。寒暄过后，他说：“昨天我跑了一天，总算找到了检察院负责你这个案子的具体经办人，用他们的行话说就是你案子的‘承办’，是一个关键人物。”
“这人叫什么名字？”我问。
“叫庄卫东，市检二分院反贪局侦查处处长。”
“把你们谈的情况跟我说说。”
“我们谈得很好。我把你的情况跟他介绍了，先把你向他推荐了一番，说你是一个很讲朋友义气，正直、能干的企业家，都是国企改革、华贸东南公司下放惹的祸，要求他看在朋友面子上秉公办理。他满口答应。”
“他具体透露了什么信息？”受林飞鹏的热情自信影响，我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人本来过去我们就认识，这次一听是他办你这个案子，我又找了曾经提拔过他和能制住他的两个关系。昨天我约他出来，这两人都给他打了电话，否则他还不愿出来。有这两人制住他，我想他不敢在我面前耍花枪。”林飞鹏答非所问道。
“你还打听到什么消息？”
“据庄卫东讲，这个案子涉及金额上亿元，有市政法委马书记明确批示，是市院主要领导亲自督办的大案要案，临江市检察院指定二分院办理这个案子。目前他们反贪局手头就你这个案子，所有人员都在围着它转，反贪局局长郝立民更是每天听取他们外围调查的进展报告。”
“你问过他可能多长时间结案没有？”
“问了。他说目前还是外围调查，结案最少要等审计结论出来才有可能。如果查不出问题，很快就结案了。”
“你想办法跟他保持联系，让他们调查时尽量低调一些，不要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这个我跟他也说了。他一口答应的。”
“这次我得好好谢谢你。”我说。
“程董客气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跟志雄是好朋友，生意上一直合作得很好，今后还要你关照呢。”
“你客气了，我们两家是互利合作。有什么消息，请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你一个新的手机号码，这个预付费的全球通号码别人不知道，只与你联系。我的电话可能已经被监听，这段时间你尽量不要找我，有事请志雄转告，我不想连累到你。”我说。
“好吧。”林飞鹏起身告辞而去。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19、北京伸出援手
一直到3月底，虽然仍有检察院在外围调查的消息不时传来，检察院委派的审计人员也每天到公司来查账，但从林飞鹏由反贪局庄卫东那里打听来的消息，事情似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曹志雄发动他所有的社会关系，热心地四处打听消息。各渠道反馈回来的消息说，检察院至今没有发现我涉嫌犯罪的证据，可能于近期写出结案报告上报市政法委马书记，事情就算完了。
后来一次我跟林飞鹏说，检察院折腾了一、两个月，对我和企业的声誉都造成了不好影响，能不能请他们对这次审查做个结论，以免今天检察院、明天公安局，折腾个没完没了。
林飞鹏讲，这个问题我跟庄卫东聊过，他说通常他们内部会有一个不立案的结论，但不会给当事人看的，司法机关怎么会给你落下把柄呢？他们不立案，事情就过去了，你就算了吧。
听到林飞鹏不时传来的好消息，我紧张的情绪渐渐放松了下来。但我很快明白，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事情的最终发展表明，那些所谓来自检察院内部的可靠消息，只不过是办案人员有意放出的烟雾弹而已。
4月1日，唐部长秘书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王厅长来临江，让我好好接待。我立即明白了唐部长的一番好意。
王厅长是部长在中央党校认识的老朋友，我跟他认识有三年。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打麻将，唐部长不玩这个。有时集团几个唐总信任的企业老总聚会，唐总会叫上王厅长，让我们陪他玩一会，当然都是我们输钱给他的。王厅长是副检察长的候选人，但中央党校出来三年却一直没有提拔。有时我想，这是否跟他喜欢打麻将的不良爱好有关。我到临江工作这几年，接待过王厅长5、6次，大约麻将桌上输给他2万多元，我找来陪玩的朋友可能输得比我更多。所以，即使不算唐部长的关系，王厅长跟我应该也是有些私交的。
那天我自己开车去接王厅长，让我尤其感动的是，陪同王厅长的还有唐部长的专职司机老赵。部长的关心，使我深感赴汤蹈火也是应该，何况现在只是受了这么一点点委屈。
王厅长见面就说：“小程，你的事唐部长跟我说了。我跟认识的一位临江市副检察长通过电话，他似乎知道一些情况，答应一定会依法处理，不会乱来的。”
“谢谢王厅长。”我感激道。
“这次我到临江开会，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小程你忙自己的工作，不用陪我了。”
我说：“好。”
送王厅长去酒店后，我跟老赵回公司。
路上我问老赵：“部长带了什么话给我？”
“一个是让你这段时间不要跟他打电话联络，有什么话让我带给他；二是让你接待好王厅长，请他想办法帮你。”
我说：“明白了。”
“你晚上还去找王厅长么？”
“没用的，你不是已经听到他推托的话了么。”
老赵抱怨说。“当官的都这样，关键时刻总是保护自己。”
我宽慰道：“我们跟他没深交，他跟临江检察院的人可能也没深交，何况临江马书记还是通天的人物，能帮到这样已经尽力了。”
这期间，还有一些自称认识中纪委、安全部领导的商业伙伴，听说了检察院在查我，主动提出帮忙。事后证明，这些人只不过是为了讨好我编造一些故事而已，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过硬的关系。因为我压根不相信这样的关系，更相信自己的清白，就没在这上面花费更多的精力。
事实上，从我看到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马浩然严厉批示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这场悲剧的发生，自救几乎是惟一的出路。
在我出事之后，哪怕是10年之后的今天，谈到这起悲剧，许多朋友总是十分婉惜地说：“您做过领导秘书，职位又那么高，为何当时不到京城搬救兵？”
每次我都得跟他们耐心地解释，临江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一向举足轻重，当年临江官场更是直达天庭，不可一世。临江市委想动谁，不要说省部级官员打招呼没用，更高层次的官员说话也未必有用。何况以我在中央国家机关多年的观察和领悟，中国司法机构实行属地管理，中央机关部级官员对司法案件的影响力，恐怕连县委书记都不如。
唐部长当时比较年轻，在司法机关高层能说上话的朋友并不多，即使能找到更高层人士愿意对我伸出援手，面对当年目中无人的临江官场也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20、风声鹤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