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谈话提纲》（1）
我让曹志雄反复联系庄卫东，落实我与临江市检二分院领导见面的事，庄卫东答复这段时间领导抽不出时间。我知道他们认为见我的火候还不到，只好耐心等待。
自我决定主动找检察院领导交换意见后，几易其稿，写成了一份与检察院领导见面的《与检察院领导交换意见的谈话提纲》，主要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国企改革错综复杂，因触及太多人的切身利益，被人举报不可避免；二是在不说明我已经掌握举报内容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对就相关被举报的问题做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明；三是指出孙明海与办案人员串通的事实，期待检察院依法、秉公办案。
现将这个《与检察院领导交换意见的谈话提纲》照录如下：
在座各位检察官：
我是原中国华贸东南公司总经理、现东南贸易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程明达。两个多月前，你们对公司展开大规模侦查行动，最近又抓了人、封了账，现大量审计和办案人员仍派驻在我公司。前段时间，我想约你们见个面，但因为各位工作忙没有成功，今天你们能抽空接待，十分感谢。
就在你们采取行动前，举报人孙明海曾对我威胁，意图借助司法力量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搞垮我进而控制东南贸易集团，况且这两年多来我们推行的改革和反*工作力度大，得罪不少人，应该讲我随时都有接受司法机关审查的思想准备。
既然你们的行动主要是针对我来的，为把对公司和有关当事人的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我怀着非常焦急的心情，希望配合你们迅速查清事实。今天我首先就三个方面做个说明、谈点意见，并愿意如实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一、我们在企业改革、管理和经营上，究竟做了什么“出格”的事。
我1997年从国家贸易部调任中国华贸东南公司常务副总经理，1998年3月接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今天我就从你们关心的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谈起。
在我接任总经理职务时，华贸东南公司已是贸易部直属企业中有名的烂摊子，用部里有关领导的话说，资产搞坏了、业务搞断了、人心搞乱了。原总经理李惟康因1996年底突击分房问题，诱发大规模上访和告状，几名主要领导被免职；我接任后，因推行一系列改革和加强内部管理的措施，触犯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两年前曾经也是匿名举报信满天飞，为此上级纪委查过我6次、公安部门上门查过2次。
华贸东南公司为什么正气不张、歪风邪气盛行，根本原因是从资产到职工队伍都烂掉了，只要进行严格规范的整顿、管理，就难免触及许多人而不是所谓少数人的切身利益。我接任时公司账面总资产有20个亿，上交上级公司所有者权益盈余后，账面净资产虽有亿多元，现金只有500多万元，其他都是沉淀资产和应收账款。应收款坏账就有约4个多亿，长期投资和库存商品损失差不多1个亿，投入半拉子工程的损失超过1个亿，公司实际已严重资不抵债。在公司100多名中层干部中，差不多一半的人对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负有直接责任，其中22人因查实每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超过100万元被免职，原总经理李惟康一个人就借给私人朋友6000多万元收不回来。
在公司无法持续经营下去的情况下，公司领导经多次反复研究，提出了资产重组、业务重组、人员分流安置的思路。按照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的精神，经职工大会讨论通过，报经上级批准，于1998年6月组建了东南贸易集团，作为推进各项改革的载体。
近三年来，我们一手抓东南贸易集团发展，一手抓华贸东南公司清理整顿。改革和反*力度之大，分流安置职工之多，重组改制后效益之好，不敢说在全国同行业，至少在国家贸易部直属企业中是少有的。我在同行业中，率先推行了用工市场化改革，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标准，将国有职工身份全部买断，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我们辞退了90多名不合格的临时工和正式工。配合司法机关查处了两起*案件，一名处级和一名局级干部分别被判刑6年、13年。我们还顶着压力，坚决贯彻市纪委指示，较好地解决了1997年底突击分房问题，收回干部多占住房价值1500多万元。东南贸易集团和东南公司改制前后相比，由每年亏损3500万元到年盈利6000多万元（年利税总额超过8000万元），职工平均收入提高了一倍多。
经过三年多努力，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职工由当初不理解、不信任，到去年4月上级对我进行考核时，职工无记名投票认为我优秀的占90%、称职的过7%，认为我不称职的不到3%；去年6月全体党员大会选举党委委员时，我的得票率达到100%。这说明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对我们的改革、经营、管理和反*各项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东南贸易集团成立之初，我们就意识到在华贸东南公司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推行力度如此之大的改革和反*工作，一切必须严格依法、依政策和按程序办事，尤其是自身必须严格要求，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好表率，经得起上级纪委和司法机关的严格审查。我们处理了那么多人，在改革上又作了一些大胆探索，前两年上级纪委就匿名信举报的各种问题查过6次，公安机关就群众举报的东南贸易集团的注册和经营问题查过2次，每次都肯定我们做得规范，经得起检查。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26、《谈话提纲》（2）
二、为什么孙明海等人企图利用司法手段，置我和东南贸易集团于死地。
今年2月8日，按照财政部和临江市国资委的批复，东南公司正式下放孙明海任总裁的临江信达投资公司管理。一开始，孙明海在先交公章还是先办完法律手续的交接程序上与我发生矛盾，随后又在东南公司移交的资产是否完整上对我讹诈。在交接程序上，孙提出的先办公章移交再办法律手续的做法，违背企业管理常规和国家有关企业移交的明文规定，理所当然被我拒绝。孙明海为此到处写信告状，后在财政部驻临江市特派员办事处的干预下，才被迫与我按程序做了交接。移交完成后没几天，孙明海提出我方转移了资产，并威胁说临江是他的天下，不给他600万元补偿就告状。
孙明海在接收华贸东南公司之前，对公司经营、资产和财务情况是十分清楚的。1999年初中央、国务院作出中央部门与所属经济实体脱钩的决定，孙明海的信达公司1999年7月开始联系接收华贸东南公司，一年多来他拿走了东南公司大量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对公司资产和经营情况是十分清楚的。
他曾向我抱怨华贸东南公司总资产由3年前的20亿元逐步减少到15亿元左右，怀疑转移了资产，是因为归还了一些欠款，冲抵了关联企业相互之间的应收应付，这些只要专业机构一审计就清清楚楚。至于他怀疑我们将华贸东南公司资产非法转移到东南贸易集团一事，同样有据可查。华贸东南公司原以5家子公司和部分资产，作价7500万元入股东南贸易集团，东南公司本来就欠这5家子公司2600多万元，拿来入股的原办公楼因办理房产权证纠纷不能过户只好退回，又欠了东南贸易集团1000万。东南贸易集团成立后，还垫付了东南公司欠财政部的专项资金4600多万元。为避免东南贸易集团空壳化，最近两年多来，我们通过华贸东南公司的对外清欠和库存商品变现，陆续将欠款收回，但至今华贸东南公司还欠着东南贸易集团近1900万元。
孙明海拿到华贸东南公司后，对我提出了一些十分荒唐的要求，如华贸东南公司在东南贸易集团投资的7500万股权，因为债权人起诉被几家法院冻结，他们要求我必须摆平使法院解冻；又如，孙明海从华贸东南公司购置的一部奥迪汽车，因年检出了问题要求退货，结果由东南贸易集团出资收回，移交后孙明海想要回这部车，却又不想向东南贸易集团付款；再比如他多次的住房公益金账面为负数的问题，原来公司账上有900多万元住房公益金，后来2000多万*公房房改出售后按规定用公益金来冲抵，所以账面住房公益金成为负数。这些我对他做了多次耐心细致的解释，并表示如发现交接中发现我们确有不规范之处，一定公事公办，立即予以纠正。
孙明海接收华贸东南公司后，联合几名下岗辞退职工整我的黑材料。孙明海曾在临江市委机关工作过，认识一些领导。我们和他在交接程序上发生矛盾后，孙明海曾十分狂妄、失礼地说：“中央管不了临江，你只要在临江混，就得听临江的。”这意思是必须听他的。他的一名部下在办理交接手续时，曾经跟公司总会计师姚丽吹嘘说：“我们孙总过去是市委工作的，现在市里领导不少过去是他的同事和部下，特别是他岳父是市委党校副校长，临江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在临江没有他搞不定的。”我们一直认为临江是一个法制环境比较规范的地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对他的无理要求和威胁，我们没有加以理会。
孙明海这样做，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吗？孙明海与我过去是朋友，现在如此卖力地告我，引起了我的怀疑。据最近我们委托律师调查，他的信达公司是1991年成立的，股东单位北京中农信公司早已撤消，所谓挂靠临江市社科院也是假的，实际上是他的私人企业。信达公司从未进行过国有产权登记，上报财政部的国有产权登记证，是为了蒙骗我方和国家有关部门，在临江市国资委临时办理的。现在看来，孙明海是通过其妻子在临江市国资委任处长的职务便利，通过非法手段骗取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批文，没花一分钱，就接收了东南公司这样一个15亿元总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这就理解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欲置我和东南贸易集团于死地。他这样做，绝不是因为在交接程序上输了一着意图挽回面子，而是尖锐的利益冲突，是一场公与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三、相信检察机关定能秉公办案，不会成为某人谋取不当利益和发泄私愤的工具。
检察机关对我和公司展开大规模调查后，一时谣言四起，已经给我本人和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我们在江苏南京有一笔欠款纠纷案，经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本来4月份可以拿到抵押的房屋产权证，因为你们派人去取证的情况被泄露出去，现在被执行人出现反悔，拖延办理有关手续；万豪花园工程正进入紧张施工阶段，因工程负责人陈昌基被刑拘，一度工程建设被迫停工，至今尚未恢复正常；孙明海和华贸东南公司几名被辞退职工，更是到处散播谣言，向公司有业务关系的银行领导写信，说临江市某领导已有批示，马上要把我抓起来，贷款再不收就收不回来了。同时，办案人员找了公司一批领导和中层干部谈话，为我们这个案子现在你们刑拘了三人，对公司职工及其家属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公司副总裁钱文韬被刑拘，其母亲闻讯当场晕倒，家属曾多次找公司领导哭诉。公司现在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
孙明海和他的手下到处吹嘘，办案人员手中有领导批示，手上有尚方宝剑，奉命行事，即使搞错了也不怕；领导干部没一个是干净的，先把他身边的人抓起来，不信搞不到我犯罪的证据。如果是这种办案方式，则与我们熟悉的司法机关办案重事实、重证据的做法绝然不同，这使我十分担心。我确信有某位市领导对此案做了批示，要求检察机关从严查处，但我同样相信没有哪一位领导敢于明确批示下面违法办案。
记得大约是去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检察长会议，座谈检察机关如何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当时我刚好旁听了这个会。大家一致意见是，国企改革错综复杂，触及各方面利益，对改革者的举报有真有假，在依法办案时，要把对企业领导和企业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采取强制措施尤其需要慎重。我个人认为，任何经济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只有不敢查的问题，没有查不出的问题。检察机关既然已经对我展开侦查，我坚信办案人员一定能够秉公执法，重视证据，尊重事实，不会成为孙明海谋取个人利益和发泄私愤的工具。
我要强调的是，我提出这些担心，丝毫不意味着我要跟办案人员过不去，今天到这里来也不是讨一个说法。相反，作为一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我清楚地了解，一是目前我国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问题，法律对*的保护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二是我知道每年都有不少因办案人员立功心切造成的冤假错案，甚至发生极个别公报私仇、司法*的个案，慑于这一残酷事实，我不会拿鸡蛋碰石头。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不希望这些肺腑之言促使办案人员非要从我身上找个说法，只希望此事尽快了结。
以上不当之处请指正。我愿意就你们提出的一切问题，作出如实回答。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27、形似审讯的尴尬会见
这份《谈话提纲》后来我附在给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的情况报告中，一些律师认为这是我之所以被长期无罪关押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坚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这起冤案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从自身角度反思，我的确存在用人不善、小金库取款手续不严谨，特别是事发后为保护方方面面的朋友，我让曹志雄、姚丽、刘心宇修改和毁灭有关证据，以及让姚丽为我借钱入股的事撒谎隐瞒，加深了检察院办案人员对我有罪的心证。
这份材料初稿写成后，我特意把姚丽找来，请她对其中财务数据把关，并批请党委全体成员审改。
我把这个材料交给公司法律顾问刘佩英征求意见，刘认为我口气过大，可能会让办案人员心里反感。建议我做一些大的修改，主要就针对内参举报的内容讲清楚事实，我没有采纳她的意见。
当年写作这个《谈话提纲》时，我尽了最大的克制，力求语气温和、不卑不亢，如实反映了案件发生的背景，以及我对检察机关秉公办案的希望，并无明显不恭之处。如今重新读来，依然可以看出当年我推行改革、反*的魄力和作为，以及我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宁折不阿、咄咄逼人的态度。
4月28日，也就是钱文韬被检察院带走的当天，曹志雄转告我，庄卫东通知他，市检二分院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最近都抽不出时间，他们反贪局郝立民局长答应下周一（4月30日）上午9点在检察院见面。庄卫东特意补充说，郝局长即将升任副检察长，又全面负责反贪局工作，由他出面更能直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我当然不会计较职务对等问题，能与他们直接交换意见，总比相互猜忌的好。
我把约好与检察院反贪局长见面的情况，电话通报了中国贸易集团公司唐董和石总。部长当即表示，让中国贸易集团党办副主任王媛媛飞赴临江，陪同我到检察院交换意见。我知道媛媛是兼职律师，过去我在国家贸易部工作时就认识。
王媛媛29日下午飞抵临江。我把她接到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她上交过11万元管理费的事，请她务必回去跟石总再核实一下，如果账没有做进去，我就用我自己的奖励冲抵，不能出任何差错给上面添麻烦。王媛媛保证一定转达到，并打开行李包，拿出笔记本慎重地记上此事。
我经历三年多冤狱之后，回京见到王媛媛，问起当年我让她带的口信，她说回京当天她就告诉了石总，石总跟她讲已经知道了。我什么话也没说，从此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此事，包括我妻子和我一直敬重的唐部长在内。
但我心中已十分清楚，当年石总不可能不查此事，但他明知集团只收到5万元却不提醒我，只有一个解释，他希望我出事。我一旦被捕，他不仅可以彻底排除我这个因为改革成功，声望如日中天的竞争对手，而且可以打击唐董的地位，促成他早日接班，至少提高他在集团领导班子中的作用。
这就是官场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只要一有机会就借机将竞争者搞掉！当时我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4月30日上午，我由曹志雄、王媛媛和公司法律顾问刘佩英陪同，比约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到达临江市检察院二分院。庄卫东在门口为我们办理了会客手续，客气地把我们引导到反贪局会议室。我把王媛媛和刘佩英两位律师向他做了介绍，我们一行四人在长条会议桌的一边坐下。
当我介绍到王媛媛时，没想到王媛媛立即声明说：“这次我们老总叫我来，嘱咐我只是了解一下情况，我不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
我们刚坐好，庄卫东走了出去。过了一小会，随庄卫东走进来三个人，面无表情，一声不响地走到会议桌的另一边坐下。没有常见的寒暄和握手，气氛庄严肃穆，透着一股冷飕飕的寒气。
双方都坐好之后，庄卫东指着坐在中间的一位介绍说：“这是我们郝局长。左边那位是老吴，我旁边这位是小王。”
“打扰了。”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想与郝局长交换一下意见，同时就你们关心的任何问题做出如实回答，希望事情能早些了结。我没有跟司法机关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准备了一个提纲。是不是由我先说，还是你们先问？”
“你先说吧。”郝局长谈淡地说。
“那我就照本宣科了。”我又对曹志雄说：“曹总，你把材料给郝局长他们两份。”
曹志雄把打印好的上面那个《谈话提纲》给他们递过去。于是我开始读写好的谈话提纲。因为气氛明显不善，我就没有做任何临场发挥。说是提纲，其实是原原本本地读下来。
我读了一小半，观察到郝局长越来越不耐烦，把给他的谈话提纲翻过来倒过去。于是我稍作停顿，看了郝局长一眼。
郝立民迅速抓住我停顿的机会说：“这个材料我看不用读了。书面材料我们收下，过后再慢慢看。程董您看如何？”
我说：“好。”其实我已经忍受不了这种冷冷的气氛，巴不得抓紧结束。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28、询问公司虚假出资
郝立民一本正经地说：“请你们相信，我们检察机关不会被人当枪使。下面抓紧时间，我们问你几个问题，请其他同志先到接待室休息一会。”
庄卫东带曹志雄等三人离去。这时，小王检察官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刚刚拿起水杯，庄卫东又重新返回会议室。我看见郝立民局长拿出几张写满字的材料纸，显然他们也有商量好的谈话提纲。小王同时拿出一叠记录纸，摊开了准备记录。
一切准备就绪，郝局长说：“程董，这次谈话我们是要做记录的，希望你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
“我保证知无不言，不会有任何不实或隐瞒。”我说。
“好。你先把姓名、年龄、学历等简单说一遍。”
“是不是这算是正式讯问了？”我故作轻松地以玩笑的口吻问。
“不是讯问。现在只是做谈话记录。刚才那些都是法律程序上的规范要求。”
“哦，我，程明达，男，1964年11月9日生，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党员。”我一口气说完。
“你是什么时候到华贸东南公司任职的？”郝局长继续问。
“1997年1月任常务副总经理，1998年3月接任总裁、法定代表人。”
“东南贸易集团是什么时候组建的？”
“1998年6月8日正式注册登记。”
“组建东南贸易集团经过谁批准？”
“我们公司领导班子1998年3、4月多次集体研究，一致认为东南公司资产搞坏了、业务搞断了、人心搞乱了，只有实行资产重组、业务重组、人员分流安置才有出路。公司领导班子决定后，5月初曾召开全体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大会，一致通过了公司重组改制的方案。5月中旬，我又率钱文韬、姚丽专程赴北京，向中国贸易集团领导做汇报。中国贸易集团为此专门召开总裁办公会议，通过了组建东南贸易集团的决定。”
我说得快，小王检察官记得也快。
郝立民继续提问：“请你把东南贸易集团的股东股份构成情况详细地说一下。”
“东南贸易集团注册资金3亿元，其中上级公司中国贸易集团投资亿元，以现金入股；东南公司投资7500万元，以5家子公司和两处房产作价投资；临江南华实业公司以55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作价6500万元入股；另一家股东北京奥美电器总公司以现金1000万元加上2000万元他们公司的产品入股，主要是为了将他们的产品打入我们在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
“北京投资的亿元现金全部到位了吗？”
“全部到位了。不过后来因为华贸东南公司欠国家机电进口专项还贷催得紧，东南贸易集团代为还款4600万元，后来也陆续从变卖华贸东南公司资产和回收债权中，把这4600万元逐步归还了。”
“亿元资金真的是北京中国贸易集团的钱吗？”
“当然是的。”
“东南公司投资的7500万元，具体构成讲一下。”
“东南公司以下属中国华贸临江开发公司、临江东南贸易房地产公司、临江东南贸易物资公司、临江东南贸易实业公司、临江东南贸易汽车销售公司共5家子公司，评估作价6500万元，另以两处房产作价1000万元。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喝了口水，继续说：“华贸东南公司与这5家子公司一直存在资金往来，评估入股时东南公司应付账款有3600万元，后来东南公司以清理回笼的欠款和库存商品偿还，至今没有还清。另外，原来作价1000万元入股的两处办公楼，因为产权证办不下来，后来只好退回去了，也形成欠款。刚才给你们的材料中写了，目前东南公司共欠近1900万元，准确数字是万元。”
“这些欠款属实吗？”
“当然属实。”
“南华公司的投资是怎么回事？”
“南华公司以55亩土地和地上1万2千多平米建筑物投资入股，不过在投资协议中约定他们每年拿110万元固定回报，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管理。这相当于国外的优先股概念，实际上是以固定回报代替土地和地上建筑物的租金。”
“为什么不直接支付租金而采取入股方式？”
“有两个好处：一是若租用南华公司的土地，我们只能建造临时建筑，办不了房屋产权证，投入的资金就不能通过抵押变现出来，这部分资金就沉淀了；二是东南贸易集团的两家股东是中央企业，如没有一家大的地方企业入股，税务关系得放在市四分局，就不能享受到临江地方的财税优惠政策。”
郝局长接着问：“与南华公司的合作是谁引荐的？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南华镇长兼南华公司总经理张祥生的？”
“1998年3、4月间，在公司领导班子决定组建东南贸易集团后，我们就着手招商引资工作，特别是要寻找一块50亩左右的土地，建造公司展厅和经营总部。我们给各区招商办发函，请求介绍合作伙伴和当地优惠政策。随后共有5个区的招商办，给我们介绍了30多家合作单位，我和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分头一一进行了考察。经过几轮谈判，最后集体决定与城西开发区招商办推荐的南华公司合作。我就是那时候认识南华镇镇长、南华公司总经理张祥生的，以前从来没见过。”
“你个人是否得到过他们的任何好处？”
“没有。”我断然否认，同时意识到他的询问内容，由了解公司的股权结构指向虚假出资，转向了我个人的受贿问题。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29、询问受贿和挪用公款
郝立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你不要急着否认，再好好想一想，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应该给过你不止一次金钱财物的。”
我马上明白了他所说的意思，坦然回应道：“这两年，他们每年年终对税收落户当地的企业进行评比，对税收大户的企业领导进行奖励，1998年奖给我3000多元，1999年奖了5000多元，事后我都拿来请公司领导和优秀员工聚餐吃饭了。这个可以问公司几位领导的。”
“还有别的奖励没有？”
“没有。”
“你去年拿的20万元奖励是怎么回事？”
“那是开发区奖的，不是南华镇奖的。而且我只拿了10万元，其余10万元连同我清欠拿到的一笔20万元奖励，30万元凑在一起分给了其他领导和职工。”
“开发区与南华镇不是一回事吗？”郝立民追问。
“他们是两级政府，应该是上下级关系。”我有些生气，仍然耐着性子做了回答。
“开发区政府为什么要奖励你？”
“因为他们有一个招商引资的政策，对利税大户的主要经营者，在公司利税达到5000万元以上时第一年，一次性给予20万元重奖，具体政策你们要问开发区去。”我实在沉不住气，略微加大了说话的音量。
郝立民停顿了几秒钟，翻动着手中写满谈话提纲的纸张。显然他意识到了我心中的不快。我同样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虽然从他脸上绝对看不出他的喜怒之情。
郝立民抬起头来，仍然一副淡淡的表情说：“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下面你谈谈这两年的收入情况，希望不要遗漏。”说完，冷冷地盯了我一眼。
即使象我这样心胸坦荡，没做过任何亏心事的人，面对郝立民这双鹰隼般的眼睛，加上手握生杀大权者那副正气凛然、杀气腾腾的面孔，心里也有些发慌。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我十分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出我的罪证，把我送进大牢，应当尽量少说为妙；另一方面我又希望他们秉公办案，尽快澄清他们的所有疑问，还原事实真相，早日结束目前的被动局面。
这种矛盾心情，使我不敢过分表露出我对这种近似审讯犯人般的不满。站在办案人员立场，我已经是他们掌握如山铁证的罪犯了，他们也在尽量克制无法让人认罪服法内心不满。
这就是当时双方无比尴尬的局面。我同样语气不冷不热、不紧不慢地说：“就从我到临江任职说起吧。1997年1月任华贸东南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月收入约4500元，年终奖励6000元。1998年3月任华贸东南贸易公司总经理，月收入5000元。另外，每月从中国贸易集团领取外派人员补助1200元至今，中间拿过一些清欠等专项奖励估计有3、4万元。1998年7月工资关系转入东南贸易集团，月收入9800元，无年终奖励。1999年月收入仍是9800元，10月份拿到开发区政府奖励10万元。2000年1月1日起至今，董事会对我实行年薪制考核，每月底薪5000元，2001年3月底完成公司经营效益审计后，提取了2000年度经营者年薪约24万元，因全部入股职工持股会，准确数字我不清楚，24万元上下不超过5000元。此外，2000年底上级公司中国贸易集团补发我1998－1999年两个年度的专项奖励17万元。”
“是否还有别的收入？”
“没有。”
郝局长可能有些累了，也可能是他们事先设计好的讯问程序，一直没有说话的老吴检察官接过谈话权，说：“你们职工持股会成立的临江信联投资有限公司，去年有没有分红？”
“有的。我刚才说漏了。今年2月底3月初，信联公司给我分红万元，我实际拿了万元，其余用于冲抵因期股对公司的融资。”
“是不是还有一些收入你说漏了？”庄卫东插问。
“我的全部收入就这些。”我肯定地说。
“持股会向公司融资形成的所谓期权，有什么法律依据。”老吴检察官突然问了一个很专业的政策问题。
我坦然回答：“没有这方面的法律依据，但有政策和地方法规的依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设立职工持股会的问题，国务院相关部门和临江市体改委有几个这方面的文件，职工实际出资形成的股权与向企业融资形成的期权，融资金额、股权与期权的比例、归还融资的方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是严格按规定操作的。有关文件资料，前期公司财务部门已经提交给你们。”
“那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跟您同来的人还在接待室等你。最近你是不是要出差？”郝立民起身道。
“最近我哪里都不去，全力配合你们尽快搞清问题，稳定公司局面。”
“如果去外地出差，跟我们说一声。”
“没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站起来，起身往外走。我清楚地知道郝局长这句话的背后潜台词——我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正像此前我已经发现自己的手机被监听，这是我即将失去人身自由的重要信号。
这时，郝立民正好走到我身边，很随意地问：“你公司是不是有康达股票？”
“是有一些，主要是法人股。”我说。
“听说你们藏了3000多万元康达股票的利润。”郝局长象是开玩笑地说。
“绝对没有的事。如果藏了这么一大笔钱，算公司发一笔横财了。”我再次肯定道。
“这事我只是随便说说。”郝局长脸上现出一种怪怪的笑容，然后走出了会议室。
庄卫东把我带到接待室，见到曹志雄和两位女律师都在那里等我，我轻松地说：“走吧，谈完了。”
庄卫东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出检察院大门。
看着庄卫东走远，王媛媛迫不及待地问：“他们问些什么？”
我说：“没什么。不过很奇怪，临出门时，郝局长提到康达股票的事，说我们在康达股票中藏了3000多万元。你们说孙明海这人告状，连一点边都不沾。”
“到底有没有这事？”王媛媛追问了一句。
“绝对没有。”我说。
“我得问问刘心宇。”曹志雄认真地说。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要真有这事，我们倒是发一大笔横财呢。”我以玩笑的口吻说。
我们出了检察院大门，司机已经把车开到门口。本来事先说好从检察院出来，大家一起回公司就会见情况做一个碰头的。没想到，公司法律顾问刘佩英律师走上前来，对我说：“程董，我刚刚收到一个短信，有事得马上离开一下，我就不跟您回公司了。我单独跟您说句话。”
我们走到旁边，刘律师小声对我说：“我刚才站在会议室窗户前，看到你们公司证券部经理刘心宇半小时前刚刚离开检察院。”
我说：“举报材料中提到股票交易违规的事，找他也正常。我专门问过刘心宇，以我的知识，证券交易其实是非常规范、管理十分严格的，绝对不容易做任何手脚。”
“那就好。”刘律师说。
我自信地认为刘心宇不可能隐瞒我一件这么大的事，而且姚丽也从未跟我提到藏有这么一大笔横财。在我印象中，东南公司康达股票早就抛售完了，后来又把法人股抵债给了东南贸易集团。显然这是孙明海提供的错误信息，正像举报我的其他问题一样。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给我的自信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可惜这一切我那时完全被蒙在鼓里。
第一卷 坠入深渊前的挣扎 030、撞破亲信串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