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作息时间表
我在深睡中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睁开眼睛，见一名看守坐在小桌子前，另一名睡在我旁边的单人床上。
坐在桌前的那名看守，流露出对我十分厌恶的神情，恶狠狠地对我说：“该起床了。”
显然，惊醒我的巨响，来自看守人员敲打桌子的声音。
我知趣地从床上爬了起来，下意识地抬头看看窗外，发现窗户被厚厚的黑色窗帘布遮掩着，看不到一丝光亮。此时我睡意正浓，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我深知人一旦落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不听话必是自取其辱。
“能不能把窗帘打开？现在几点了？”
始终恶狠狠地盯着我的那名看守凶狠地喝斥：“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我噤若寒蝉，不敢作声，心里把他祖宗八代骂了个遍。我始终无法理解这种本来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人，为何一旦手中拥有那么一点点权力，立马就如此变态地猖狂起来。
另一位看守语气稍微和善地对我说：“窗帘不能动，任何时候都不准打开。现在是早晨6点，你先去洗漱。”
“行。”我答应道。
我到卫生间试了有热水，脱了衣服准备洗澡。看守说：“你*服干什么？”
我说：“洗澡。昨晚太困，没有洗澡就睡了。”
看守训斥道：“你以为自己还是领导？！记住你一举一动都要报告，不能擅作主张。”
“对不起。我还不懂规矩，以后注意。”我立即检讨。
“洗吧。”看守看来只是显示自己的权威，没有让我更难堪。
在我洗澡的时候，一名看守先先打开水龙头试了一下水温，然后让我进去洗澡，并对我说：“洗澡时你把门开着。记着，你永远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
我完全明白，尽管此刻我还不能算是犯罪嫌疑人或罪犯，但实际上我已经是任人宰割的囚徒身份。
洗漱完，我问看守：“下面我干什么。”
“你自己看桌上的作息时间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我坐到小桌前，果然看到一沓材料纸上面，放着一份《被“双规”人员作息时间表》。我认真地看了起来。上面写着：
6:00起床；
6:00-7:00洗漱、搞个人卫生；
7:00-7:30获批准后看电视；
7:30-8:00早餐；
8:00-9:30反省、交待问题；
9:30-10:00放风或室内走动锻炼；
10:00-12:00反省、交待问题；
12:00-12:30午餐；
12:30-13:30午睡；
13:30-15:00反省、交待问题；
15:00-15:30放风或室内走动锻炼；
15:30-17:00反省、交待问题；
17:00-17:30晚餐；
17:30-19:00读书看报，搞个人卫生；
19:00-21:00获批准后看电视；
21:00睡觉。
注：遇讯问谈话，作息时间作相应调整。
我默默地想，这份时间表或许多少反映了今后一个时期我的软禁生活。如真能照此执行，不失为一种文明的软禁；如经常象昨晚那样“相应调整”，只怕身体吃不消。事实上，人一旦失去自由，面对国家强权，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
由于“双规”期间得不到律师的任何救济，而且看押管理远不如看守所那么规范，被“双规”的对象若受到变态的办案人员或看守的非人折磨，绝对是叫天天不叫、叫地地不灵。一些公开披露的案件表明，许多被“双规”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极度恐惧中做了一些违心的供述。
我虽然刚刚领教了24小时车轮战的厉害，但整体而言办案人员和看守对我还算文明，心中并无特别的恐惧。
闲着无事，心里想到我被“双规”后，不知上级和东南贸易集团职工中有什么反应，大家是否会相信我真的无辜；不知张杰释放了没有，出来后是否象陈昌基、钱文韬那样，心理上受到巨大创伤；孙明海会不会到东南贸易集团去夺权，曹志雄是否压得住阵脚。
翻来覆去，心里就想着单位的一些人和事。
在如此大难面前，我居然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人和年迈的父母能否经受得住这沉重的打击，他们如何去面对社会的歧视。可见当时我的事业心之重，现在想来又是多么不可思议。
当时这样一种心理状况，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我长期沉迷于工作，忽视最为宝贵的家庭和亲情温暖的偏执，说好听点是事业心强，实际上过着一种不健康的生活。至于我对单位人事的挂念与幻想，则真实地反映了我对社会的复杂化、对人性的自私缺乏起码的了解。
第二卷 双 规 053、自我陈述
上午约9时，市纪委李副处长和一个年轻人来到我房间。李语气和善地问：“昨晚睡得怎样？”
我说：“很好。一觉睡到天亮，还是他们叫醒我的。”
“大多数人开始不习惯开着灯睡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李处长以关切的语气说。
“我还好。昨晚我倒头就睡了，根本没注意到整晚上灯是开着的。”我应道。
“我是来告诉你，今天我们不找你谈，你自己动手写交待材料。我们要把你昨天谈的情况，整理、分析一下，这一、两天还会找你谈的。你要抓紧把握机会，时间对你是宝贵的。我们不会等你太久。”
“写什么呢？你们关心的问题我都说清楚了，没有什么新东西需要交待。”
“写什么内容，昨天刘主任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都知道你是笔杆子，挺能写的，当初怎么做的就怎么写吧。抓紧写，中午我再来看你。”
“我真是冤枉的，没什么要交待。”我坚持道。
“我不想多说什么了，你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写不写你自己看着办！”李处长扔下这句硬梆梆的话，转身走了。
我呆坐了一会，想想不能跟他们对着干，还是简单写点东西，应付一下再说。
我花了半个多小时，琢磨用一个什么标题合适。我没有违法犯罪，不能叫“交待材料”；他们现在要我交待问题，我不能写“申诉状”、“意见书”；现在是对我“双规”，而不是我主动汇报工作，也不宜用“情况汇报”、“报告”之类。想了半天，最后确定用“自我陈述”比较贴切。
标题想好后，接下来用了不到一小时时间，写完了这份一页纸的《自我陈述》，又抄写了一遍。因为习惯了用电脑写东西，用笔写感觉特别不习惯。
这个短短一页纸的《自我陈述》内容大意，是重申我绝对没有任何违法乱纪和犯罪问题，孙明海对我的举报，完全是出于对东南贸易集团的利益争夺，误导了市委领导和司法机关、纪检部门，希望不要以组织措施或者刑事手段，帮助孙明海达到控制东南贸易集团的个人目的。
11点钟左右，换了二名看守人员，仍然默默地坐在床上，既不看书、看报、看电视，也不正眼看我，就那么傻傻地坐着。我心里感到好笑，尝试着与他们攀谈。
我拿着《被“双规”人员作息时间表》，毕恭毕敬地询问恶狠狠地看着我的一名看守人员：“这上面写着放风半小时，请问在哪里放风？”
“放风自然会带你去的，问那么多干吗？”
“那我能不能走动走动。”
“只要不走出房间，你随便走好了。”
事实上，我后来就从来没有享受到放风的待遇，除了到那间小会议接受讯问谈话，一直呆在这间日夜开着大灯的客房里。
我进一步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我的材料写完了，咱们干坐着也难受，能不能看看电视？”
“你材料真的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看吧。”
说完，他打开电视，快速调到中央一台综合频道。
我看了约半小时中央一台的节目，觉得实在无聊，试探着向看守人员提出要求：“能否换一个频道？”
看守人员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只能看中央一台综合频道和中央5台体育频道，其他的不能看。你到底想看哪个频道？”
我顿觉自讨没趣，无奈地说：“那就不要换了。”
午饭过后，我立即倒头就睡，抓紧把缺少的睡眠补回来。午睡被叫醒后，接着和看守一起看电视。
下午4点钟，李副处长和早上见过的那位年轻人一起推门进来，进门就说：“怎么看电视，材料写好了？”
一名看守人员立马关了电视。
我说：“写好了。”边说边连忙起身，拿了那份《自我陈述》呈上。
李副处长很快地浏览了一遍，说：“你这个态度肯定是过不了关的。这段时间电视就不要看了，抓紧把问题说清楚。”
他这么一说，以后电视是没有看的了。
我说：“你们的怀疑，昨天我都做了详细解释，没有需要补充的了。”
李副处长道：“我们办过那么多案子，接触过很多人，象你这样自以为自己没事的不是没有，但很少有人象你这样态度抵触的。这样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我不是抵触，相反我毫无保留地全力配合，希望尽快把问题搞清楚，还我一个清白。”我连忙申明道。
“你口口声声说配合，让你写出详细交待材料，你写了这么一个东西来敷衍。这叫配合、态度好？”
“我都说清楚了，你让我写什么？”
“我没有兴趣跟你争辩。你自己看着办！”说完，李副处长拂袖而去。
第二卷 双 规 054、三万字书面交待
晚饭刚吃完，刘靖平主任带着李副处长来到我房间。
刘主任说：“你写的材料我看了。你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党的纪检机关，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不要问人家举报人有什么目的，这几年举报你的信件多得用麻袋来装，不能说这些与孙明海有关系吧，关键是你自己要把问题讲清楚。”
“以前的事不是查过么。我不是都讲清楚了吗？”我一脸委屈地说。
刘主任严肃地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你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我们现在问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你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对我们已经提出的问题，你的回答也绝非实事求是，有真有假。事情最后怎么处理，你的态度是我们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目前看来，你认识、交待问题的态度是很不好的。我奉劝你认清形势，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我无奈地说：“你要这么讲，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讲的全部是事实，但你们听到的不是这回事，到底是真是假，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你现在还是一名党员，必须如实地把你知道的情况，详尽、准确地向组织上做出交待。不交待清楚，后果你自己十分清楚。你现在还年轻，事业正处于上升时期，事情早些解决对你有利。你想想看，拖上一年半载，谁还会记起你？我们有的是时间，可是你自己拖不起。”刘主任继续进行强大的心理攻势。
刘主任的这番话，的确在我心理上引起了巨大震憾，不由自主地浑身打了一个寒颤。害怕失去事业和领导的信任，正是我的死穴所在。刘主任上面这番话正好击中了我的命门。
我无力地说：“你们到底要我交待什么？”
刘主任显然满意于他的话达到了摧毁我抵抗意志的效果，带着领导对部下特有的真诚说：“我已经说过，你的问题主要是公事，如东南公司资产情况和你们资产重组的具体做法，为什么成立东南贸易集团，为什么成立职工持股会并租赁经营国有股权，把华贸东南公司康达股票转移到东南贸易集团当初是怎么想出来的，等等。这些情况都是你亲身经历的，必须如实写清楚，第一步重点就这些。至于你个人经济上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铁的证据；你现在不承认，什么时候想好了再写。”
我完全搞不清楚他的话是否属于声东击西，只好顺着他的话说：“股票违规交易的事，我真的不清楚。其他方面我保证绝对没问题。”
刘主任说：“你把自己愿意交待清楚的先写出来吧。”
我说：“好。”
我想抗拒只会自讨苦吃，何况早些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正是我的心愿，于是开始认真琢磨起交待材料的腹稿来。
当晚我写了一个提纲，第二天正式开始写交待材料。
隔天下午4点钟左右，李副处长又带着那位年轻人来拿材料。我把修改得密密麻麻、面目全非的初稿给他看了，说：“初稿修改得一塌糊涂，我誊写清楚后给你们。”
李副处长说：“大概多长时间抄好？”
我说：“大约要2、3小时吧。”
李说：“那我明天上午上班后来拿。以后我每天下午4点钟来拿材料，你当天写多少抄多少。”
我说：“行”
此后，我每天埋头书写交待材料。当我累了想看看电视的时候，看守坚决表示不同意，说领导吩咐过了，必须交待完了才能看电视。
因为窗户被黑色的窗帘所遮蔽，又不让看电视，我无法分清白天与黑夜，完全按看守的要求作息。睡觉时间明显有长有短，生物钟完全不起任何作用了。
李副处长仍然每隔一段时间来拿材料，有时一个人来，大多数时间有一位随从跟着。对于我每次能写出5、6页纸的交待，他们似乎还算满意，没有过多地挑剔。有次趁他一个人来拿材料的时候，我就问我秘书张杰是否已经释放，希望他们不要为难他。李有些犹豫，我趁热打铁道：“我都已经进来了，不关他们的事，就不要为难他们了”。
可能被我的真诚感动了，李处说：“你还是操心自己的事吧。人家比你聪明，抢了‘跑道’，哪象你至今执迷不悟。”
我清楚他说的抢“跑道”是他们的专业用语，指同案人互相揭发，谁先开口谁能得到自首立功的从轻处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次要责任推到主事者身上。听他这么说，我明白继杰已经被释放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有点感动地说：“谢谢您。请求你们不要再打扰其他人。既然一切是冲着我来的，我是公司一把手，所有事情我都能说清楚。”
“你最好自己说清楚，争取组织上从轻处理。”李说。
我心里明白，他们希望从我的交待中找出我违法犯罪的证据，哪怕只有1%的东西对我定罪有用，总比什么证据捞不到要好。我每天几千字，写好后做一些修改，然后重抄一遍，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在我出活利索的这段时间，晚上都可以看看电视，也没有安排对我的讯问谈话。
我用了估计6、7天时间，写成了约3万字的交待材料，内容是对我前几次讯问谈话的细化。我留下了全部初稿，后来重获自由后带出，成为写作本书的重要素材。
第二卷 双 规 055、满肚子委屈向谁说
在交待材料的最后，我道出了当初推行企业改革的初衷，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自己做了辩解。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我推行的一切改革，都是严格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进行的。为什么仍会有这么多诘难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对国企改革的必要性、艰苦性、复杂性缺乏认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表明，国有企业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国有贸易行业由盛及衰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国有贸易企业曾经是计划经济的宠儿，那时象华贸东南公司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凭计划内物资的调拨价差坐地收钱。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国家大大缩减了配额管理和指令性调拨计划，从1993年开始国有贸易企业连年亏损，到如今，绝大多数地、县以下国有贸易企业已经关门，部属和省直属企业三分之二以上实际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况，一些企业仅靠吃剩余资产和银行贷款的老本过日子。
在一个长期被计划经济宠坏的国有企业中，实行真正的改革是如此之难！一些领导和职工为此忧心如焚，但绝大部分国有贸易企业在吃垮以前，工资照发、奖金照拿，很少有人敢于在改革问题上动真格。从部里到地方各省市，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行业扭亏会议，每次都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每次都提出了许多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好措施，每次都强调狠抓落实。但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年年亏损照旧，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国有贸易企业关门走人。究根本原因，在于绝大部分企业领导不堪承受改革的内外压力，这些好的措施很少有人敢于真正去实施。
企业领导为什么在改革问题上畏首畏尾，不敢于动真格？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很多同志思想中还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为错失改革良机，导致企业关门破产承担责任，还有一些人因为会做表面文章受到表扬奖励；相反，却有一些敢于改革的先行者，往往因“工作方法欠妥”、“国有资产流失”的责难，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甚至落得个改革未成身先死的下场。
今天的国有贸易企业及其剩下不多的国有资产，就象一块太阳底下的雪糕，正在不断融化和萎缩。一群人围着它指指点点，如果有人提出这块原价1块钱的雪糕现在3毛钱卖了，马上有人提出不行，这会造成资产流失。过一会已经快融化完了，有人提出5分钱卖了算了，还是有人反对，因为如此贱卖流失更严重了。即使有人提出将它放到冰箱里保存起来，有人也会提出反对，因为担心可能在转移到冰箱的过程中搬丢了，或者中途有人偷吃了。于是，这块太阳底下的雪糕，最后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融化了。这样大家都心理平衡、心满意足了。
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要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逐步实行股权多元化。”“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中央领导多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造经验，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健康发展。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关键在于各级组织和企业主管领导能否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真正排除干扰，解放思想，真抓实干。
对国有企业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任何怀疑和责难，都是与中央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当然，在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一方面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要严格依法办事，精心设计改革方案，积极稳妥地组织实施；在工作方法上，时刻注意对上多汇报，班子多沟通，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阻力和失误。在这方面，我个人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
我写这篇《交待材料》的时候，仍然抱着尽快澄清事实，求得早日结束审查的希望。考虑到孙明海在临江市官场特别是与市检二分院办案人员的特殊关系，为减少对抗情绪，我逐词逐句反复推敲，不再提孙明海对我的诬陷及其争夺东南贸易集团的真实动机，结尾部分甚至从自己工作方法上做了一些检讨，可谓煞费苦心。
可惜我的良苦用心，不被办案人员所接受。在我看来，我讲清了全部事实，但在办案人员看来，举报我的问题似乎都有相关的证据，并非全部都是空穴来风，尤其是我在支取6万元所谓“管理费”问题上，公然组织串供，毁灭和编造证据，没有问题才怪——他们绝对无法想到我是受到错误记忆的误导，随后又落入了中国贸易集团石总布下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在我上交《交待材料》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对李副处长说：“我按你们的要求，就有关问题全部做了书面交待。希望你们早作结论。”
第二卷 双 规 056、声明书
李副处长翻了翻手中我写的材料，说：“你以为我们那么好唬弄？你的所谓‘交待’全是为自己开脱，甚至是替自己歌功颂德。从明天开始，你重点交待有关康达股票转让和个人经济上的问题。”
我有些生气地说：“我反复讲过，我不知道康达股票流通股当法人股低价折股的事，也没有任何个人经济上的违法、犯罪问题。你要我怎么交待？！”
“康达股票的事，你知道多少交待多少；那么多人参与的事，你不说别人也会说。至于个人经济问题，我们证据确凿，你愿意承认是一种态度，坚持不承认表明另外一种态度。依靠现有证据，我们也能做结论。你自己不珍惜机会，到时别后悔。”李副处长说。
“你说的这两方面问题，我没有一个字要补充的。”我态度强硬地说。
“你这个态度是要吃亏的。我奉劝你认清形势，主动交待。”李副处长说完转身离去。
当晚我提出看电视，仍然被看守人员拒绝。
第二天上午约11点钟，李副处长单独来我房间，见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明知故问道：“材料写了多少？”
我说：“我已说过，没有任何要补充的。”
李副处长道：“你身为东南公司和东南贸易集团法人代表，几千万元股票转让的事你能不知道？没有你的指使谁敢做？！”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李转而问：“你个人经济问题呢，想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没有任何个人经济问题。”
李进一步追问：“你有没有贪污、挪用、受贿等方面的问题。”
“绝对没有！”我断然道。
“行。你写下来。”李说。
我不再争辩，拿起笔一挥而就：
声明书
我再次郑重声明，我对康达股票违规操作的事一无所知，绝对不是我的指使；我没有任何经济违法犯罪问题，如有隐瞒请予严惩！
声明人：程明达
2001年5月21日
写完，我撕下这张纸递给李副处长。李拿了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
第二天上午，我被带到上次调查谈话的会议室。这次有市纪委二室刘靖平主任、李副处长，市检二分院反贪局庄卫东处长和另一名我没有见过的检察官。
这次谈话，都是此前在检察院和“双规”第一天谈过的内容，特别详细讯问了上交中国贸易集团管理费情况、股票违规转让经过、找孙明海报销发票三个方面问题。有时在同一个问题上，刘主任和庄卫东从不同角度，用声东击西、旁敲侧击的方法反复讯问。我再次如实做了回答。谈话从上午10点一直进行到晚上将近凌晨1点左右才结束，中间吃过三次饭。
我看得出他们对我的回答不满意，庄卫东尤其显得对我的表现极为不满。
刘主任最后问：“对以前的交待，你是否有需要补充和修改的？”
我毫不犹豫地说：“没有。”
刘主任又问：“你是否有其他违法犯罪问题需要向组织交待？”
我同样不假思索地说：“没有。”
李副处长将《调查笔录》给我。我仔细看过，就短短两页纸，上次讲过的重复内容都没有记录，主要记了我一些表态性语言。象以前一样，我在笔录最后空白处签道：“以上笔录我看过属实。程明达/2001年5月23日。”
因为前几天不让看电视，窗户又被厚厚的黑色窗帘所遮蔽，我完全分不清白天黑夜，也不知道准确的日期，这时才知道我已经被“双规”差不多10天了。
这次谈话后，我被冷冻了起来，没有人再理我。过了两天，我再次提出晚上看电视要求时，看守犹豫了一会同意了。
刚刚过了几天清静的日子，纪委李副处长过来沉着脸说，电视不要看了，还是把抓紧写交待材料吧。我态度诚恳地回应道，实在没什么好写的了，请组织上抓紧调查核实吧。此后，李处偶尔来看看，有时带着其他人一起来，例行公事地问完我有没有上交的材料，我说没有，他也不多逗留转身就走。
虽然没有了电视看，但伙食还算过得去，坐累了我就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看守人员也不干涉。我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似乎过着疗养的日子。
我后来在看守所中遇到一些被“双规”过的人，从偶尔交谈中得知，他们中一些人的待遇比我悲惨了许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异地关押到临江市的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尚荣先生，“双规”时被看守人员勒令站在房间中央连续72小时，直至双脚红肿站立不起才送医。在写作此文时，因无法与江先生本人取得联系，为保护其个人隐私并保守国家机密，详细情况就不便公开透露了。
第二卷 双 规 057、第一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