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9、绝不向暴力屈服
9点左右，我又被叫出去提审。
一进提审室，我就看到庄卫东带着陶、王两位检察官坐在审讯台后面，昨天在监房内所受的屈辱一下子涌上心头。我克制住自己的愤怒，强忍着屈辱的泪水，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的椅子上。
庄卫东若无其事地问：“昨晚睡得怎样？”
他这句话让我内心无比厌恶，但我想庄卫东可能就是监房内刑讯逼供的幕后主使，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显示我被暴力所屈服，更没有必要做毫无意义的投诉。我沉思了片刻，微笑着说：“这里当然比不上宾馆和家里。不过，这点折磨压不垮我。”
庄卫东一脸不屑地说：“你这样的人我们见得多了，刚刚进来的时候嘴硬得不得了，天天喊冤，要不了十天半月，立马就服服贴贴，保证竹筒倒豆子，恨不得把八辈子祖宗的事，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我说：“那是他们真的做了违法犯罪的事，而我是被冤枉的。”
“哼！再在里面多呆几天，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冤枉了！”
“你们是什么意思？！”
庄卫东一脸无耻的样子，皮笑肉不不笑地说：“你在外边被人前呼后拥，我们就担心你在里面度日如年呀。”
我不屈地回应：“放心，我从小吃过很多苦，我自有很好的心理调节办法。”
“什么办法，说说看。”庄卫东讥笑道。
我假装糊涂，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办法就是，每当遇到极大挫折和屈辱时，我心中默默鼓励自己要挺住，告诉自己目前处境是暂时的，一切痛苦很快就会过去，明天一定会更好。即使明知明天一切照旧，我仍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自己。这个办法虽有点阿Q精神，不过十分管用。”
“原来你就用这个方法跟我们耗着？！”庄冷冷地说。
“不对。我一直是十分配合你们的，可惜你们不相信我所说的事实，而坚持对我有罪的错误认定。”
与庄卫东同来的陶姓检察官挖苦道：“看你还能嚣张几天，我们就怕你挺不住！”
我意有所指地接道：“你们放心，多久、多困难我都能挺住。我曾经跟家人和律师说过，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如果我在里面出了任何问题，肯定是被刑讯逼供的结果。”我相信至少庄卫东能听出我所说的话外音，但我不想跟他们挑明了他们指使在押人员对我刑讯逼供的事，从而暴露出自己的恐惧与胆怯。
庄卫东明显心虚，不耐烦地说：“我们没空跟你闲扯。今天来主要讯问公司成立职工持股会和租赁经营股权的事。你要如实回答。”
我说：“好。以前我在纪委怎么说的，今天还是一样。我对自己和法律负责，不会随便乱说的。”想起我昨天所受的屈辱，我忍不住冷冷地说：“在我回答你们的问题前，我想说一点感想，不知道行么？”
“行呀，有什么话你尽管说。”陶检察官饶有兴趣地说。
“我知道现在年轻些的法官、检察官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家处于敌对关系，你们职责所在，可以充分利用专政机关拥有的各种合法手段，来实现你们的目的。任何正人君子所不耻的旁门左道，希望少用、慎用为好。”
“这个不用你提醒。我们没必要在你身上用什么手段。”庄心虚、尴尬地回答。
“这样我就放心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接下来我耐着性子，有问必答，重复了过去做过的笔录内容。
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又问起我让孙明海报销机票和其他费用1万多元，以及报销住院费发票的事，我坚决予以否认。
这天他们态度十分冷淡，中午仍由他们为我到看守所食堂买来盒饭“改善生活”，饭后继续审讯。
下午4点左右，或许是由于面对提审精神高度集中所致，又或许是昨天的折磨伤害了我的身心健康，我感觉浑身不舒服。在他们问完一件事情之后，我说：“今天我累了、有点不舒服，是否可以早点结束？”
庄嘲讽道：“你程董的要求我们一向是尊重的，你既然累了，今天的提审就结束吧。”
我认真审核了笔录，内容与我所说的基本相同，就没有做任何修改。
签完笔录，我请求说：“能否请你们尽快批准我会见律师？”
庄卫东敷衍道：“我们会安排的。”
我不死心地央求道：“大约还要多久才能批准律师会见？”
陶检察官：“这取决于你的认罪态度。”
“会见律师是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跟我的认罪态度有什么关系？！”
庄卫东：“我们说有关系就是有关系。是你懂法，还是我们更懂法？！”
我无言以对。
第三卷 刑事拘留 080、忍下生不如死的屈辱
我被带回监房后，监房内“坐排头”反省还没有结束。老大指示我坐在前排中间位置。这显然是因前排更容易受到巡视民警的看管，丝毫不能乱说乱动；而坐在后排的人，有前面的人墙挡着，活动相对自由一些。监房里的一切，处处反映着弱肉强食的不同待遇。
“坐排头”结束后，我回到最后一排的位子，靠墙坐着闭目养神。气氛仍然紧张、压抑，大家都很少说话。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自然不敢主动与人交谈。只要我抬头眼睛掠过前排，就发现老三、老四俩人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紧盯着我，老大与老二则交头接耳商量着什么，使我始终被笼罩在一种恐怖气氛之中，心里忐忑不安。
过了不久，老大被邵训导叫了出去，约一小时后才送回监房。老大回来后，与老二、老三、老四4个人凑在一起，十分神秘地悄悄商量了半天，直到晚饭开始才结束。
这天晚上的菜是圆白菜炒肉。白菜中夹有几小块腌制过的肥肉，上面还留着长长的猪毛，看了十分恶心。幸亏我从小吃苦，这点生活上的折磨，倒也并不觉得特别难过。
开始洗澡时，老大对我说：“今天你接在老四后面洗澡，洗完澡我们还有事问你。”
我说：“是。”
我洗完澡正穿衣服，就听老四指着我叫道：“喂，湖北佬，过来！”
我边穿衣服边向他们走去。这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已经围坐在一起。这个监房里，除了老大他们四人，被人称为老大、二哥、三哥、四哥，其他人都以其籍贯或出生地作为称呼。我被称为“湖北佬”，开始愣了一下，很快就习以为常了。
我走上前去，在他们指定的位置上坐下，四双充满仇恨和嘲讽的眼睛紧盯着我。
“你他妈的玩我们是不是？”老四冲我恶狠狠地说。
“我不知道你指什么？”我低声说道。
“昨天你写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事实。”老大紧盯着我说。
“真的就是事实。”我申辩道。
“还说是事实，机票的事为什么没说？”老二逼问道。
“什么机票的事？”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你找人报销机票的事，还用我们提醒吗？”
我大吃一惊，如果说低价折股的事是一件大事，办案人员可能与邵训导做过简单沟通的话，报销机票这样的小钱他们也清楚，只有一个可能，即他们与承办单位有了进一步沟通！
“没有这样的事，叫我怎么说。”我低声而坚定地说。
“机票都已经在检察院手里，你还想抵赖？是不是欠揍？！”老三、老四同时捋起衣袖，一副作势动手打人的样子。
“你们到底要我说什么？！”我委屈地抗议道。
老四突然出手，“啪”的一声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顿时眼冒金星。
“你干什么打人！”我高声叫道。
“打你又怎样？！”老三叫道。同时老三、老四跳了起来，凶狠地对我拳脚相加，直到老大叫停。
我首先感受到耳膜刺破的剧痛，天旋地转却听不到任何声音，随后两边脸颊火辣辣的疼痛。一串串鲜血洒在我白色的衬衣上，分外醒目。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打懵了，无助地看着监房中一双双冷漠的眼神，心如死灰。这一刻我领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的屈辱。
“到后面去！把衣服换了！”老大命令道。
“还不快走，还想挨揍是不是？”老二附和道。
我慢慢爬了起来，擦了一把嘴角，满手都是鲜血。
我刚脱下衣服，一名管教过来问：“怎么回事？”
老大连忙答道：“没事，没事，新来的不懂规矩，让他做点事情不愿意，已经解决了。”
老二、老三、老四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道：“没事，没事，已经解决了。”
我没有吭声。管教盯着我看了足有四、五秒钟，严肃地说：“没事就好，不要太过火。”说完就走了。
我能肯定，虽然染有血迹的衬衣脱了下来，但刚才管教一定看到了我嘴角的血迹，而且看得出当时管教犹豫了一会，但最后只警告了一句“不要太过火”，没做任何处理。这使我越发害怕起来。
事实上，一个月后我就知道了，其实每个监房都有实时监控的。管教对过分的暴力行为出面制止，是防止闹出人命来；如果事情不大，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于他们利用在押人员继续进行刑讯逼供。
管教刚走开，老二阴恻恻地说道：“看见没有，这里是看守所。慢慢你要体会到‘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三句话的含义。”
老大接着说：“今天的事，你要说出去，你在临江市第一看守所就别想有好日子过。这里所有监房我们都有熟人。”
仿佛印证老大的话不是夸张似的，隔壁两边的204、208监房同时有人问道：“老杨，你们新来的不听话？”
“新来的不懂规矩，老三、老四教他呢。”老大应道。这使我知道了他姓杨。
“矫矫路子，就懂了。”隔壁两边监房的人幸灾乐祸地叫道。在看守所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明白了“矫路子”就是牢头狱霸受训导指使，对其他在押人员进行刑讯逼供的黑话。
老大冲我说道：“听见没有，看守所每个房间都有我们的人，不听话有你好受的。快把衣服换了，脸擦干净，还得继续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我力求保持镇定。我的判断是，他们绝对不敢在监房里把我打死，所以我绝对不能违心承认做过违法犯罪的事情，以免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他们将我打伤得很厉害，反而有了办案人员指使被羁押人员对我刑讯逼供的证据。我告诫自己千万要挺住。
洗去脸上的血迹后，我径直回到自己靠近铁门的位置，靠墙坐下。
老四叫道：“老大还要问你呢，找死是不是？”
我坐着一动不动。
“今天算了。”老大说道。
我一夜无话，心里翻江倒海，把各种最坏的情况想了一遍；大睁着眼睛，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第三卷 刑事拘留 081、投诉监房暴力
第二天上午约九点，我又被叫出去提审。这次只来了两个人，一位是姓陶的检察官，另一位从来没见过，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检察官。
待我坐下后，陶检察官介绍说：“我姓陶，这位是陈检察官。”
陈姓女检察官说：“陶检是我们科长。”
我情绪低落，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我知道，一般说来市直机关只设处室，没有科级单位的，这位陶科长大约只是一名相当于科长级别的主任科员。
“你脸上怎么了？”陶科长似乎发现了我脸上的伤痕。
监房里因为没有镜子之类，在押人员是无法看到自己容貌的。我只知道脸上仍有些疼痛，却不知是否留下瘀痕。
我再也忍耐不住，缓慢而悲愤地说：“陶科长，你们奉命对我侦查审讯，这是你们的职责。虽然我是冤枉的，但只要你们依法办案，我也无话可说。你们有的是合法手段，跟踪、监听、抓人、封账，手段多的是，现在何必指使在押人员对我非法逼供？”
“你什么意思？”陶科长假装不解地问。
“我脸上的伤就是监房内这两天非法刑讯的结果，大腿上的伤更多，因为陈检是位女士，我就不展示出来了。相信你们也拿到了我被他们刑讯逼供写出的《交待材料》，不知是否从中发现所谓犯罪证据。不要说没有，就是真的有，这样的证据能拿到法庭上去吗？！”
“这事我们不清楚，我一定找看守所替你过问一下。我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陶科长没有认可我的说法，但是也没有对我的“嚣张态度”提出指责。
我知道他心里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或许他也是监房内刑讯逼供的幕后主谋之一，但不希望真搞出什么大事来。因为监房内的刑讯逼供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他们完全可以推说是在押人员自作主张。但他答应过问此事，不管是真是假，当时也算是一根救命稻草。我真诚地说：“谢谢陶科长。”
姓陶的这时却一脸坏笑地教训道：“监房内什么人都有，磕磕碰碰是难免的。以前也有你这样的投诉，我们找看守所一交涉，人家都说是被打的人先动手。我们是听你一个人的，还是听监房内10多个人的。”
我一听火了，激动地说：“这就是中国监牢中的黑暗！一些在押人员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这是中国法制的悲哀！”
“你激动什么？！象你这样的态度，对别人我们可能早就不客气了，对你我们不会使那些下三滥手段的。”陈检察官训斥道。
我不依不饶地说：“你们都是研究生、大学生毕业，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这样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这事到此为止，还是把与案子有关的事情说说吧。”陶科长显然不想在这件事上与我继续纠缠。
事情既然已经挑明，我口气强硬地说：“我要求在今天的笔录中，记载我向你们投诉监房内在押人员对我刑讯逼供的内容，否则我从现在开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且只要你们让我签署任何文件、笔录，我都会注明这个事实。”
陶把玩着手中的钢笔，停顿了一会说：“行。我会记录下来的。”后来到了起诉阶段我才知道，并非每一份笔录办案人员都要留下来的，也不是所有的讯问笔录都会提交给起诉与审理环节使用，通常办案人员只提供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
见他答应下来，我和缓地说：“陶科长，你们能不能把要问的问题一下子问完？我可不愿一直关在这里面。”
“你急，我们也急呀。问题是你不说真话，也不能光听你一个人说，许多事我们需要一个个去取证，急不出来的。”
“我说的都是真话，有没有犯罪，我自己最清楚。这样没完没了，等到事情搞清楚，我的前途早已经毁了！”
陶科长对我不予理睬，对陈检察官说：“开始记录吧。”又转向我问：“你对以前的陈述有没有补充和修正？”
我说：“没有。”
“你认为自己有没有触犯过国家法律？”
“没有。”
“我再问你，有没有拿过任何不义之财？”
“没有。”
“那你把自己这几年的收入、支出情况介绍一下。”
“以前不是多次问过吗？”我不耐烦地说。
陶科长冷淡地说：“你再说一遍。”
我于是按照年份顺序，一笔笔地把自己大的收入、支出重复说了一遍。
这天的审讯就问了我的收入、支出情况，中午吃饭前结束了审讯，被送回监房。
在我结束提审回到监房后不久，正好开饭时间，老大被邵训导叫了出去。老大回来后，边吃饭边与老二、老三、老四嘀咕了一番，老三、老四两人时刻仇恨地紧盯着我的目光，首次从我脸上挪开了。
饭后，他们不再继续对我进行监房内的审问，事情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下午“坐排头”前，老大把我叫到他面前，若无其事地说：“我们这两天让你把情况说说，大家一起帮你分析分析，如果你真是冤枉的，我们帮你向训导反映，说不定可以放你出去，这其实是为你好。”
我心里恨得要命，嘴上却说：“我知道，谢谢。”
老大更进一步解释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判决书，我已经判了15年，没有上诉，下个月就到监狱去了；老二、老四也都判了无期，他们没有上诉，只是同案的人上诉，他们才留在这里走不了。所以不存在我们搞你立功的事。”
我识相地没有接下他递过来的判决书，而是快速扫了一眼，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光毅，因合同诈骗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我面无表情地说：“我明白了。这事我不会说出去的。”
老大阴森森地说：“你明白就好。如果跟‘承办’乱说，别怪我们不客气。”
显然，中饭前老大杨光毅被邵训导叫出去，是看守所按检察院陶科长的要求，下令他们停止对我刑讯逼供。
一个月后，我从跟我坐得最近的“老广”闲聊中，了解到老二、老三、老四也是诈骗犯，老二搞保险诈骗，老三跟老大一样是合同诈骗，老四搞集资诈骗。由于监房这几位诈骗犯的残忍、贪婪与狡诈，诈骗犯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最为恶劣的印象。在我看来，诈骗犯比任何其他罪犯更可恶。在我重新获得作为企业高管的人事管理权后，我对属下最不能容忍的错误就是欺骗与不诚实行为，一经发现严惩不怠。
在看守所呆了快一年后，我才知道当初207监房非同一般。按临江市第一看守所惯例，所有一审宣判的在押人员都转入五楼上诉监房，而不会继续留在原来监房，与其他未一审判决的在押人员混关在一起。这是因为一审宣判后的人，即使上诉也会在3个月内很快结案，转入监狱后就能会见家属，与其他在押人员关在一起，就有为他人与外界串供的可能。
07监房长期保留着3名已被判刑15年以上的重刑犯，而且基本上都是头脑聪明、知识层次较高的诈骗犯，显然是故意利用他们来进行非法的刑讯逼供。我后来换过多间监房，从许多在押人员口中了解到，其他监房内很少有人遭受同我一样的折磨，并且在看守所呆了一年以上的人都知道207监房是专门“矫路子”的。这样的安排应该已经超越了邵训导个人的权限，甚至不是看守所这一级的组织所能决定的。
显然，我受到了“特殊的关照”。而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关照”来自于某个办案人员与训导私下打的招呼，否则不可能职位不高的陶科长一句话就解除了对我的折磨。
第三卷 刑事拘留 082、背诵看守所监规
晚上所有人洗完澡、擦完地板，将近7点钟时，“劳动”打开了铁栅栏外过道上的电视机，大家都透过铁栅栏观看中央一台新闻联播。老大他们几位坐在前排，后面有三、四人站着看。其他排在后面的人似乎没有看电视资格，都乖乖地靠墙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的手上拿了一本书看着，有的与邻近的人轻声说话。
我闲着无聊至极，小心翼翼地试着与旁边老广(因其是广东人而取的绰号)聊了两句，老四立即喝道：“湖北，你聊什么！欠揍是不是？！”我噤若寒蝉，只好靠墙坐着闭目养神。
突然我被人踢了一脚，睁眼见老四凶狠地站在我面前。老四扔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对我说：“这是《看守所监规》、《在押人员权利和义务》和《在押人员行为规范》，限你在3天内一字不差地全部背下来。”
我拿在手里，快速翻了一下，一共10页左右，估计有5、6千字。我说：“我每天要提审，三天恐怕有困难。”
“别废话，最多一周时间，背不下来别怪我不客气！”老四丢下这句恶狠狠的话，接着去看电视。
我拿起这份小册子看了起来。
《临江市第一看守所监规》一共10条，内容主要包括：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政策法规，严格遵守作息制度，深挖犯罪思想根源，彻底交待罪行，积极检举揭发，爱护监所设施，保持内务整洁，患病服从治疗，严禁高声喧哗、煽动哄闹，严禁欺压他人、占用他人物品，严禁串通案情、策划抗审，严禁携带、制作危及人身安全的违禁物品，严禁任何企图逃跑、行凶、自杀、破坏行为等。
《在押人员权利和义务》共12条，其中权利与义务各6条，6条义务全部由《监规》精简而成，6条权利包括：人格不受侵犯的权利，享有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的权利，享受一定的教育权利，立功赎罪和受奖的权利，检举、揭发的权利，控告、申诉的权利。
《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共分7章、42条，包括总则、作息规范、学习规范、劳动规范、文明礼貌规范等，每一项都把在押人员的一言一行规定得十分细致，看上去还相当合理。
一直到8点半钟睡觉，我大约默读了10多遍，记住了大部分内容，但根本无法熟练地背诵下来。
我心想，这些纸上的东西如能落实到现实中，切实加以贯彻执行，何至于有我现在身处的黑牢存在，又哪容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样的牢头狱霸如此猖狂。几十年来中国官方一直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在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习惯性说谎，是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
无论古今中外，诚实本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德，但在现今中国却成了乡巴佬、老实人、政治上不成熟的贬义词。由此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江河日下，官员喜欢投机钻营、欺上瞒下，商人习惯投机取巧、不讲信用，一般民众则津津乐道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聪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导致当前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信用破产，人民生活在相互犯忌对立的环境之中。
我在看守所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切身感受，更相信社会道德之败坏，根源不在国民的劣根性而在于制度的缺陷，以及长期以来官方公开宣传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种狼性教育的结果。
如今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官方对真相的垄断越来越受到严重的挑战，而官方编造的谎言一次次被无情戳穿，更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猜忌与对立。如此自欺欺人，到头来终究会害人害己！
接下来几天，庄卫东每天都带人来提审，除了反复讯问上交上级公司管理费11万元、康达股票违规过户的事，还提到南京一笔投资失误的详细情况，以及开发区政府对我20万元奖励和近年来全部奖金的分配去向。
不管他们声东击西、旁敲侧击，还是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我都按先前的说法原原本本重复了一遍。我相信，任何审讯技巧都只能最大限度地挖掘事实，而不可能改变事实真相。除非被审问者没有认真审阅笔录，糊里糊涂地落入了办案人员设下的陷阱。
每次提审时我都提出，要求尽快安排律师来会见。每次庄卫东都以正在办理有关手续为由来搪塞，对此我毫无办法。
大约10天后，我终于忍无可忍，与庄卫东吵了起来。我说：“刑诉法不是规定犯罪嫌疑人从被刑拘第一天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吗，你们一再阻挠律师会见，岂不是有法不依？”
庄卫东不温不火地说：“法律规定我比你清楚，刑诉法规定“可以”不是“必须”呀，我们不同意行不行；律师会见需要办理必要手续，刑诉法没有规定必须多少天完成这一手续过程，过10天、半月批准行不行？！”
我无言以对。我过去在国家贸易部工作时，就参与起草过几部经济方面的法律草案，当然知道中国法律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对执法者的权力规定得十分广泛却几乎没有约束，即使有些约束也可以通过具体法律解释来变通，更不会有对执法者违法的具体惩处办法。这既与中国政治体制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角色定位有关，也与中国法律草案基本上是由其执行者提出法律草案有关。何况法律通过后，执法部门还可以做出有利于其管理和执行的具体实施细则，充当运动员和裁判的双重角色。
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明显违法办案，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下，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又能怎样？我亦深知，中国从来就没有同情犯罪嫌疑人的社会氛围，也没有任何受理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外部监督机制。
每次回到监房，我仍然要面对老三、老四仇视的目光。他们不时讽刺道：“天天提审，湖北佬有得苦了。”“这家伙事情大得不得了。”“象这样密集的提审，将来不一定保得住脑袋。”
我也不得不忍受他们对我洗马桶、洗饭盒、擦地板时的挑剔，并按他们的要求小心翼翼地做好每件事。
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装聋作哑，沉默以对。
我一直默默地鼓励和安慰自己，这样的日子很快会过去，明天一定会更好。
第三卷 刑事拘留 083、送出无罪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