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办理移送起诉手续
1月9日的律师会见之后，我没有再被办案人员提审，律师也没有再来会见。我又开始一分一秒地计算着结案的日子。
我在2001年6月4日被刑事拘留，检察院反贪局用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长刑拘时间，即过了14天宣布逮捕；从6月19日算起，逮捕最长侦查时间为7个月，也就是最迟1月18日应当做出结案决定。
1月17日晚上开始，我又进入了刑拘届满前同样的焦虑不安的状态，盼望着获释的奇迹发生。
1月18日一整天我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甚至有几次门后走廊上只要响起管教的脚步声，我就忍不住扭头望向房门。因为这天是周五，接下来是双休日，按常理分析，他们不会拖到周一再来结案。不算外围调查的几个月时间，我进来已经7个半月了，该查的问题早该查清楚了，早一天晚一天对办案人员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没必要犯这样的低级违规错误。
下午4点快下班时，我终于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同时听到管教手中拿着的手铐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房门打开，管教叫道：“1814，提审。”
我连忙站起来走了出去。
一到提审区值班室门口，我就看到了市检二分院一位熟悉的面孔，起诉处一科的归科长，我知道已经结案，并移送审查起诉部门了。归科长35岁左右，瘦高个，长相文质彬彬。曾经两次检察院反贪局的人提审我，他到提审我的房间来串门，自我介绍姓归，曾经跟我开玩笑说：“所有案子最后都要‘归’到我这里来起诉。”并说我在他们检察院已经是如雷贯耳的名人了，所以他特意串门来看看我长什么样子。办案人员对我介绍说，他是起诉处一科科长。
看到归科长，我微笑着说：“案件终于归到你手上了。”
归科长没有象以前那样跟我开玩笑，而是一脸严肃地说：“跟我到提审室去再说。”
进提审室坐下后，归科长说：“我们已经认识，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我的同事秦道炯检察官。”
“两位好！”我礼貌地打了一个招呼。
“你的案子已经正式移交了我们起诉部门，今天正式来通知你。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表示遗憾，我是冤枉的。”
“这是一份被告*利义务告知书，你过来看一下。”
我走上前去，秦道炯递过来一份打印的告知书，我扫了一眼，跟反贪局交给我看过的几乎一样。我交还给他说：“我看过了。”
秦道炯又递过来一张纸，说：“这是一份你被移交审查起诉的告知书，你看一下，在上面签字。”
我认真看了一下，告知书说我“因涉嫌贪污犯罪，于2002年1月18日被侦查机关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我边签字边自言自语地说：“涉嫌贪污犯罪？真是见鬼了！”
签完字，我立即自觉退回到椅子上重新坐好。
等我坐好后，归科长说：“你没想到吧，你什么都不承认，我们一样将你移送起诉了。”
我痛苦地说：“反正你们是一家，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最后上了法庭，总得凭证据说话吧。”
“我们当然凭证据说话，并且会让你口服心服。”秦道炯冷冷地说。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没有发生的事如何找得到所谓证据。”我气愤地回应道。
“我们这次来，一是通知你已经被移送起诉，二是再给你一个坦白认罪、改变态度的机会。希望你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归科长严肃地说。
我对自己被移送起诉极度失望和反感，同样冷冷地说：“政策教育就免了，这是对一个无辜者的人格侮辱。有任何与案子相关的问题，你们尽管问吧。”
于是，他们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仔细询问了上交11万元管理费的事，问到我为何事后补写那张6万元的支付凭条时，我重复了跟律师说过的理由。秦道炯嘲讽地说：“在检察院进公司调查之后，你组织手下修改财务凭证，这难道不是为了刻意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
我据理力争：“小金库的本身就不规范，面对检察机关可能的检查，对财务凭证做必要的完善是正常的举动。财务违规、违法不是犯罪，更不表示我贪污了这11万元钱。”
接下来，归科长又问：“违规转让股票的事你是否知情？”
我语气坚定地说：“你们可以记录下来，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案子走到这一步，我已经彻底抛弃了一切幻想，严格遵照你们给我看过的权利义务告知书的规定，只回答与指控我贪污有关的问题。”
归科长反问：“你怎么知道股票非法转让问题与贪污无关？”
“我认为两者没有任何关系，因而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如实记录下来就行，我愿意为此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我冷冷地说。
“好！我们今天不为难你。你在笔录上签字吧。”归科长皮笑肉不笑地说。
我走上前去，仔细看过笔录，虽然没有完整记录我说的全部内容，但跟我说的意思一样，后面股票转让的事没有做任何记录，在问完11万元管理费问题后，以一个格式化的问答结束了笔录：“问：你上面所说的是否全部属实？答：是的。”其实这个问题压根就不曾发生。
我签好笔录，向归科长提出：“能否通知我律师来一趟？”
归答道：“我们会通知到的。”
这次提审大约只用了短短一个小时就结束。
第五卷 审查起诉 122、拒绝认罪了结的诱惑
回到监房不久，我刚刚吃完饭，邵训导开门叫我出去。因为他手中没拿手铐，我知道是一种例行谈话。据我观察，看守所对每个在押人员由刑拘转为逮捕，由侦查转为起诉，由起诉转为审理，都会由训导做例行谈话，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尤其重视，主要目的是做思想工作，避免在押人员思想波动发生喊冤、绝食、自杀等意外。
到了训导办公室，邵训导很客气地让我坐下，给我沏了一杯茶。他找出我的档案卡片，边填写谈话记录的日期，边随意问道：“今天移送起诉了？”
我说：“是的。”
“你逮捕的时候我就说过，进来了想出去是很难的。”邵训导微笑着说。
我已经认清他的本来面目，对他的为人十分厌恶，因此不想跟他多扯，小心应付道：“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我已经关到麻木了。不过，我真是冤枉的。”
“进来的人谁不说自己冤枉呀。检察院为什么不冤枉别人，偏偏就冤枉你呢？”邵训导嘲讽地说。
“进来的人自然绝大多数是有问题的，但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也不少呀。”我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但脸上仍伪装出一副微笑的样子来。
“你现在已经被移送起诉了，还认为自己是冤枉的？”
“当然。我不相信可以把一个冤案做死，现在侦查和起诉都是市检二分院一家，他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到了法院恐怕就不能由他们一家说了算，最终要靠证据说话。”我坚定地说。
“你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看守所不管具体的案子，只关心你们的思想、生活。你是明白人，我可以跟你做一个坦诚的交流。”邵训导假装出一副为我着想的诚恳表情。
“您说。您的话我一定好好听着。”我顺势拍了一下他的马屁。
“你以为法院会为你申冤，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国家公检法的关系，也就是侦查、起诉、审理三个环节的关系，固然有不同分工、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但说到底还是为打击犯罪，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我们把办一个案子比作做一道菜，侦查部门是采购原料、进行简单的洗切处理，审查起诉部门是进行配菜、炒菜的工作，审理部门则是在合适的时候把菜端上桌、组织内部人员进行品尝打分。公检法三家目的完全一致，就是把一个案子办好、办成功，象你这样的大案、要案，三个部门若出现不同意见，还要报上级政法委出面协调，各家按政法委的协调意见统一行动。”
“我理解。不过，我相信一切都必须基于事实。如果事实不存在，就象没有买到猪肉，非得做一盘红烧猪肉，不管买菜、炒菜、上菜的人多么高明、卖力，只要他们不故意做假，无论如何是做不出来的。”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但不想在精神上被人击垮。
“职务犯罪，5万元以上的算大案，处以上干部、有高层领导批示的都属于要案，你这个案件既是大案又是要案，而且你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临江市如果搞了半天没事把你放了，那岂不是一场政治上的灾难！你职务做到这么高，难道不明白，单凭这一点，你觉得有可能会冤枉你么？！”
“我明白这个道理。我估计，现在不仅检察院而且市里领导都已经骑虎难下，但只要他们把我放出去，我绝对不会宣扬、炒作这事。毕竟我还是一名党员，要为党的声誉着想，而且被抓进来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社会民众从不相信有抓错的官员。出去了我自认倒霉，向上级申请调离临江市工作，这是我惟一能做的让步。”
“你真是幼稚得可笑。市检二分院那么多法律专家，办你这样的大案、要案还能出错？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能刑拘你、逮捕你，并将你现在移送起诉？”邵训导训斥道。
我充满自信地说：“现在他们以贪污罪将我移送起诉，我没有贪污一分钱，自信可以拿出无罪的铁证来！虽然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检察院指控我有罪，他们应该出示我有罪的证据，我不需要拿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但我一定会拿出证明自己无罪的铁证来。”
“你有这个自信就好！”邵训导冷笑着在卡片上做了些记录，稍停片刻继续问：“他们指控你贪污多少钱？”
“不知道。”
“律师来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从你以前跟我谈话的情况来看，估计金额不会太大。”
“具体指控的金额我真不清楚。”我淡淡地说。
“如果金额不大，我劝你还是认罪，争取早点出去。法律上的事，你从书本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只会一知半解。我从事这个工作十几年，见到的事情太多了，自信懂得比你多。对职务犯罪的人，司法机关主要目的是拿掉他们手中的权力、剥夺他们借以犯罪的手段，而不是对他们处以重刑。对职务犯罪的人，通常只要有一件事能定罪，本人认罪态度好一些，哪怕有再多的犯罪线索，办案人员也没有兴趣去一一查证的，因为查证本身就要付出巨大的司法成本。象你这种情况，到了起诉阶段，被指控的范围就十分清楚了。职务犯罪的人，如果是5年以下的法定刑期，只要认罪态度好，法院大多数情况下会考虑判一个2、3年的缓刑，甚至案子移送到法院后就会批准取保候审，那就可以出去了。象你这么年轻，学历这么高，人又这么聪明、努力，出去了到体制外不是一样能做人上人。如果认罪态度不好，不认罪、不认错，不仅量刑会很重，将来到了监狱日子更难过！监狱接收的都是判刑确定的犯人，如果不认罪，不仅没有减刑、假释的可能，对抗监狱改造的，甚至可能被关禁闭！”
我听了这些带有威胁性的开导，心里不寒而栗，但我强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平静地说：“对我来说，认罪就意味着出卖自己的良心，而且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东山再起的机会，即使出去了可能比坐牢还难受。我是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认罪的。”
“既然这样，我是爱莫能助了，希望你好自为之。回监房后，你再仔细想想我刚才说过的话。”说完，他递过一张谈话记录让我签字。我看到上面几乎没写任何内容，就签了字。
第五卷 审查起诉 123、换到新监房
下午4点半坐完“排头”，一名管教在监房铁栅栏外的走廊上叫道：“1814，收拾一下行李。”
有人小声说：“湖北，放你了？”
我来不及回答，立即有几位不怀好意的在押人员异口同声地说：“做梦吧！换一个监房而已。”
我没有吭声，立即自己动手收拾行李，心想释放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刚刚办理了移送起诉的手续，不可能立即被释放的。
我只拿了自己的洗漱用具和两床被褥，对于我“开大帐”购买的食品和被“集中保管”的书籍，由于监房老大没有开口，我觉得没必要跟他们计较，就一样没要。事实上，他们拿我的“大帐”卡具体买了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
在我收拾好行李，等待管教开门的时候，监房老大吩咐他的一个亲信说：“给‘湖北’拿两袋奶粉和两盒饼干，还有10个咸鸭蛋。”
尽管我知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花我的钱买的，而且远不止这些，我还是客气地说：“谢谢老大关照。”
10分钟后，邵训导打开房门，我带着自己的行李出去。邵训导说：“给你换一个好一些的监房。”
我连忙说：“谢谢。”
我被带到207监房相隔一间的209监房，进门立即眼睛一亮。这个房间除我之外一共只有5人，而且没有一个凶狠之徒，相比于207监房最低15人、最多时关押26人，新人进门就给一个下马威，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好比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房门在我身后呯的一声关上之后，我立即向监房内5人点头说道：“我姓程，给各位添麻烦了。”
“我们知道了，你是从207过来的。你先把行李整理好吧。‘小浙江’去帮帮他。”一个年约55岁，气度不凡，带着临江口音的人吩咐道。我想这人一定是209监房的“排头”了。
一位年纪约20岁左右的小伙子走过来，帮我接过行李。我说：“多谢了！”
这位叫做“小浙江”的小伙子说：“没关系的，你不用客气。”
我刚刚整理好行李，就听到有饭车推过来的声音。老大吩咐说：“小程，你是新来的，你跟‘小浙江’负责门口拿饭进来，吃完了洗饭盒。”
我爽快地应道：“好的。”想了想，又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在207监房是把饭菜先倒到自己的饭盒里面，洗好饭盒再吃饭的。吃完饭再洗饭盒是否来得及？”
老大说：“207那么多人当然来不及，我们这里人少来得及的。”
“明白了。”我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气氛，不仅因为监房人少、每个人的空间大了许多，更重要的是没有了207监房那样一种等级森严的压抑，以及时刻面对暴力和暴力威胁的恐惧。就以拿饭来说，207监房是老大亲信的工作，因为拿进来的每个饭盒里面，菜的份量和饭盒的干净程度有很大差别，拿饭的人会挑最好的给老大和老大的亲信，最差的给后排的人。我现在一进209监房就负责拿饭进来，说明这里没有特别的计较。
大家快速吃完饭，然后是洗澡时间。先前吩咐“小浙江”帮我整理行李的那人对我说：“你在207是不是天天洗澡的？”
我说：“是。”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要求，天太冷，这里不必每天洗澡，但两天必须自己抹一次身。是否洗澡，你自己看着办。”
我客气地说：“老大您和其他人洗后，我最后一个洗好了。”
“这里不是207，没有老大，我姓张，你叫我老张就行。你要洗澡自己洗好了，他们要抹身，自己会弄的。”
我说：“好。那我等会洗一下。”
我等了十几分钟，居然没有一个人洗澡，只有那位叫“小浙江”的年轻人用冷水快速擦了一遍下身。“小浙江”穿好衣服对我说：“你要洗澡抓紧吧。”
我小声客气地问：“我们这里有冲澡的管子没有？”
“什么管子？”他不解地反问。
我解释道：“就是用塑料可乐瓶子或塑料矿泉水瓶子串起来，接在水龙头上冲澡的那种管子。”
“没有。你用自己的脸盆接水洗吧。”
我说：“好。”心想，从此以后我就不必再被冷水浇头，受那种针刺般的痛苦折磨了。
洗澡以后擦地板，老大说了声：“我们擦地板吧。”大家立即行动起来，老大和另外两位年纪较大的负责洗毛巾，我和“小浙江”还有一位年轻的主动负责擦地板，方法跟207监房一模一样。
擦完地板，大家各自看书或者靠墙坐着想自己的心事。我因为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又因在207监房长期受人欺负养成了多看少说的习惯，虽然感受到这里的气氛比较宽松，但在看守所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仍然小心翼翼，不敢乱说乱动，所以老老实实地靠墙坐着闭目养神。
看电视的时候，大家并没有特别等级森严的排位子，而是各自从公用的脸盆中倒了一杯水端着，在铁栅栏前的地板上找个地方随意坐下。不想看电视的人，自己靠墙坐着看书或闭目养神。
可能是因为突然增加了我这个新人的缘故，大家彼此很少交谈，也没有人对我特别关注。
直到睡觉时，没有任何人向我打听案子或个人的情况。这让我多少有些吃惊，并对这帮人的耐心既好奇又佩服，甚至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第五卷 审查起诉 124、融入新集体
第二天晚饭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主动开口，小声询问坐在我旁边的“小浙江”：“兄弟你贵姓？什么事情进来的？”
“我姓宋，叫宋涛，浙江人，弄了人家一副字画进来的。”说完，他自己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他这个表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感觉这是一名年轻的初犯，良知未泯，有较强的羞耻之心。
我小声跟他说：“哦。我叫程明达，路程的程，光明的明，发达的达。我是被人冤枉弄进来的，举报的问题涉及七、八个罪名，现在移送起诉的罪名是贪污。”
这时自称老张的老大对我说：“我听过你的名字，办案人员对你竖大拇指的，说你是个‘模子’——这是临江方言，意思是说你是一条汉子。”显然，虽然我跟“小浙江”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还是被其他人听到了。
“谢谢老大理解！”对这样的评价我十分自豪，而且从老大嘴里说出来特别让人感动。
“千万不要再叫什么老大了，就叫我老张。”这人爽气地说。
“是呀。老大人很好，我们都叫他老张的。不过老大的话我们都服从的。”“小浙江”接道。
“那我以后就叫您老张了。”
老张淡淡地说：“你自己不说，我们是不会问的。既然你想说，索性就把你的事说给我们听听。我们帮你分析一下，自然说不说由你，另外说话小声点，不要让管教知道了，监房里是有监控的。”
老张这番话，让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我想尽快融入这个朝夕相处的集体，必须让大家对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自然，我绝对不会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基于对任何人的信任而胡言乱语，让管教或办案人员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或者打乱我心中定下的对策。我心中自有分寸，既不需要刻意骗人，也没必要把最关键的东西暴露出来。
如何介绍自己，昨晚我已经有了深思熟虑的思考。
我说：“我姓程，叫程明达，进来以前任中国华贸东南公司总经理，中国东南贸易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老张接道：“大家以后慢慢就熟悉了。”老张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显得很有城府。
接着老张一一介绍了监房内的几位在押人员：一位年纪55岁左右、长相富态的姓朱，跟老张一样是香港居民；另一位50岁左右、身材瘦小的姓陈，临江本地人；一位年纪不到四十岁的姓黄，临江本地人，进来前是临江开发区灵宝镇镇长；再一个就是“小浙江”宋涛。老张只介绍了他们的姓氏和哪里人，他们叫什么名字，犯什么事进来的，老张都没有介绍，我也不便打听。在老张跟我聊天的时候，这些人都放下手中的书本，认真倾听我们的谈话。事实上，监房里无聊至极，在这样的小小空间里，任何话题都是大家打发时间的好办法。
老张介绍完后，我坦然地说：“我刚刚被移送起诉，被指控的罪名是贪污。说实话，我真是冤枉的。因为中国东南贸易公司下放临江市，我被接收方通过临江日报内参举报，经马浩然书记批示抓进来的。举报材料涉及非法转移国有资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虚假注册等问题，到目前为止被提审过四、五十次，现在被移送起诉的罪名仅贪污一项。具体贪污情况和贪污金额我都不清楚，他们问过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想来想去，有可能涉及贪污的只有11万元上交北京上级公司管理费的事。”
“马浩然就他妈的喜欢批示，我跟老张都是他批示抓进来的。”黄镇长愤愤不平地说。
“是呀。他大笔一挥，我们就倒霉了。”我顺着他的话附和道。
“11万元有点麻烦，金额不大但刚好够十年以上的法定刑期。”老张说。
我心想，俗话说久病成医，关在里面的人都成半个律师了。这话自然是说不出口的。我说：“我很奇怪，这11万元应该上交给上级公司了，而且钱的经手人不是我本人，是我两个部下，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变成贪污了。”
“国有企业需要上交管理费么？你的钱是小金库支出的吧？”老张以怀疑的口吻问道。
我解释说：“老大真是内行人。国企本来是不用上交管理费的，只是我们原是中国贸易部直属企业，集团是刚刚组建的，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的那种，集团只是一个管理机构，根本没有收入来源的，正常开支由部财务司拨款解决，员工福利靠下面公司以上交管理费名义孝敬。正因为没有开支名目，所以我才从公司小金库中支出。”
“这就是问题了。一个小金库，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进贡开支，不出问题才怪呢。如果你部下知道上交这个钱不光明正大，拿了11万元只上交5、6万元，其他的进了个人腰包，他们不承认、推到你身上，你麻烦就很大。当然，也许本来你自己拿了这个钱，或者你部下把钱取出来孝敬给你了，你现在不认帐，也是有可能的。”老张分析道。
“我绝对没拿一分钱，所以想不出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律师一来就清楚了。”
“你案子是哪个单位办的？”老张问。
“市检二分院反贪局。”
“他们专门办理大案要案的，市检二分院办案比较厉害，你蛮麻烦的。”黄镇长插言道。
“您是他们办的？”我问。
“我不到级别，我是区检察院办的。”黄回答。
然后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仔细询问了有关细节问题，我小心翼翼地一一做了回答。这样一个晚上下来，大家就混得很熟了。他们不叫我“湖北”，除了“小浙江”外，所有人都以姓氏称呼，我被他们称为“小程。”当年我36岁，自从做了领导之后，很少被人叫做“小程”了。现在突然被人叫做“小程”，觉得既亲切又心酸，很快也就习惯了。
此后，我整天苦苦思索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何被检方以贪污罪指控，可想破脑袋却无法找到答案。
我每天焦急地等待着律师来会见，可迟迟不见律师的身影，心里既焦急又气愤。
第五卷 审查起诉 125、又见新律师
